金克斯神龙烈焰还有吗:有关资料 9

一、扩展阅读

古人用韵无过十字

《三百篇》之诗，句多则必转韵（古人但谓之音，不谓之韵，今姑从俗名之耳）。魏、晋以上，亦然。宋、齐以下，韵学渐兴，人文趋巧，于是有强用一韵到底者，终不及古人之变化自然也。

古人用韵，无过十字者，独《宫》（〔《（bì）宫》〕《诗经·鲁颂》中的一首长诗，共8章，在第四章连用12个谐音字。）之四章乃用十二字。使就此一韵，引而伸之，非不可以成章，而于义必有不达；故末四句转一韵。是知以韵从我者，古人之诗也；以我从韵者，今人之诗也。自杜拾遗（〔杜拾遗〕杜甫。）、韩吏部（〔韩吏部〕韩愈。），未免此病也。

诗主性情，不贵奇巧。唐以下人有强用一韵中字几尽者，有用险韵者，有次人韵者，皆是立意以此见巧，便非诗之正格。

且如孔子作《易》《彖》（〔《彖（tuàn）》〕《周易》中论断六十四卦卦名、意义的文字。）《象》（〔《象》〕《周易》中解释卦象的文字，也指卦象本身。）传，其用韵有多有少，未尝一律。亦有无韵者。可知古人作文之法，一韵无字，则及他韵；他韵不协，则竟单行。圣人无必无固（〔圣人无必无固〕《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思是不臆断，不绝对，不固执，不自以为是。），于文见之矣。

（《日知录》卷二十一）

诗体代降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合格〕这里指符合做诗的原则。。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

（《日知录》卷二十一）

二、参考译文

文须有益于天下

文章不能在天地之间断绝，是因为它可以阐明道理、记述政事、体察百姓困苦、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啊。像这样，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就多一篇的好处啊。如果涉及那些怪异、斗狠、悖乱、鬼神之事，写无从查考的话，抄袭别人的观点，作奉承谄媚的文字，像这样，对自己有害，对别人无益，多一篇，就多一篇的祸害啊。

著书之难

子书除《孟子》《荀子》以外，像《老子》《庄子》《管子》《商君书》《申子》《韩非子》，都自成一家之言。至于《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体系了，所以选取诸子的言论，汇集成书，这是子书的一大变化啊。今人的作品，（观点）一一都出于自己之手，必然不是很多，大抵是像《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汇编而成）的。若一定是古人未触及的，后代不可缺少的，然后才著述，也许才能流传下来吧？宋朝人的著作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用一生精力完成的，才成为后世不可或缺的书。然而这些书中小的差错和遗漏，还是不能避免。像后人的书，越多错漏就越多，（著述）越快就越不能流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把写书看得太容易，而急于追求声名的缘故啊。

文人之多

唐、宋以后，文人何其多啊！固然有不懂经学，不通古今，而自以为是文人的啊。韩愈《符读书城南》有诗句说：“文章谁说不贵重，解说经义是根本。雨水横流无根源，早晨满地夕已尽。为人不通古与今，如同马牛披衣襟。行事立身陷不义，何能希望多名誉。”而宋朝的刘挚训诫子孙，常说：“读书人应当以器量见识为先，一旦有了‘文人’的称号，这个人就没有值得称赏的地方了。”如此来看以“文人”身分在世上出名，哪里值得称道呢！这就是扬雄所说的“拾取我的文辞而不研究我的义理”啊。黄庭坚说：“几十年来，先生君子只是用文章提拔奖掖后学，所以华而不实。”本朝嘉靖年间以来，也有这样的风气。而陆深记载的刘健告诫庶吉士们的话，李梦阳对此大为不平。

《宋史》说，欧阳修与学人晤谈，不曾涉及文章，只是谈吏政，认为文章只能滋润身心，政事可以惠及百姓。

浙东学术

研究天与人、性与命的学问，不可用抽象的言辞来讲啊。所以司马迁本着董仲舒的天人性命之说，写出了有益于治国安邦的著作（《史记》）。儒者想尊崇人的天赋禀性，却又抽象地谈论义理来作为（治学的）功绩，这就是宋明理学被才德高尚的人所讥讽的原因啊。孔子说：“我要把我的思想托付于空洞的理论，倒不如在叙述具体历史事件中体现出来深切彰显啊。”这就是《春秋》为什么可以有助于治国的缘故啊。圣明像孔子，言语代天行教化，尚且不以空洞的话取胜，何况别人呢？所以善于说天与人、性与命，没有不切合于社会现实的。夏商周三代的学术，只知道有史学而不知道有经学，是因为它切合社会现实啊；后人看重经术，（也）因为它就是三代的历史啊；近代儒者谈论经学，好像在社会生活之外，另有所谓的义理啊。浙东学术，谈论性与命的必考究于历史，这是它卓然自立的原因啊。

朱熹和陆九渊持议不同，为门户之见大加攻伐，（他们的争论）是多年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所在，也是多年以来（阻碍）学术的荆棘林啊。推究他们争论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只是空话沸腾而不切合世事罢了。明了史学本于《春秋》，明了《春秋》是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就应该知道性与命的学问不能空说，而谈论学问的人一定要有实事可做，不但是没有门户之见可持，而且没有渠道持门户之见啊。浙东学术，虽然源流是一样的，但因为他们的境遇不同，所以在现实中的表现（也不同），王阳明发挥它而立了功绩，刘宗周发挥它而成就了气节，黄宗羲发挥它而隐居不仕，万氏兄弟发挥它而治经著史。虽然同出于一个源头，而表现出来的形态却有很大差别，这是因为他们各自有事可做的缘故啊。那些不做应该做的事，而只是空论天赋禀性，空谈学问，（他们的学说）就像黄茅白苇，面目非常相像，不得不创立不同的门户，来表示自家的见解而已，所以只有浅陋的儒者才争门户之见啊。

可能有人说：功绩气节，真的可以和著述相提并论吗？回答说：史学之所以可以资治，（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空洞的著述啊。例如六经，同出自孔子之手，儒家先辈认为成就没有大过《春秋》的，正是因为它切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啊。后来的人说到著述的，舍弃今世而迷恋古代，舍弃社会现实而谈论性命天人，则是我不得而知的了。治学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足以言史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