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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

中国文化即是中华民族的文化。

中华民族是由许多的民族（或称为种族）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各族的文化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了丰富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

从历史来看，不能不承认，汉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居于主导的地位。汉族文化曾经对各兄弟民族的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但也吸取过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成就。汉族和各兄弟民族，彼此之间有一个长期的文化融合的过程。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文化是一个独立发展的体系，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在这发展过程中，虽经常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因而成为世界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类型，影响及于国外，对于世界文化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中国文化在几千年中，巍然独立，存在于世界东方，除了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物质生产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基础，可以叫做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受帝国主义的欺凌，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腐败无能，由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人们特别注意考察中国旧有的思想意识中的消极衰朽的方面，注意考察旧有思想意识中的陈腐萎靡的病态。这当然是必要的。对于这些缺点、病态，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坚决地加以改革。但是，如果中国文化仅仅是一些缺点、病态的堆积，那么，中华民族就只有衰亡之一途了。过去，一些帝国主义正是以此对中国进行恶毒的攻击。我们在严正地予以反驳的同时，应当注意考察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积极的健康的要素，深切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指导作用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力量。

中国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又获得了新生，进入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新阶段。中国文化能够历久不衰，虽衰而复盛的情况，证明了中国文化中一定有不少积极的具有生命力的精粹内容。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指导中国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这里试举出四点：（1）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我认为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略说如下。

（一）刚健有为

《周易大传》提出“刚健”的学说，《彖传》说：“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又云：“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又云：“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这些都是赞扬“刚健”的品德。《说卦》云：“乾，健也；坤，顺也。”健是阳气的本性，顺是阴气的本性。在二者之中，阳健居于主导的地位。《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永无已时，故称为健。健含有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刚强不屈之义。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周易大传》强调“刚健”，主张“自强不息”，这是有深刻意义的精粹思想。

从汉代到清代，两千年之中，《周易大传》被认为是孔子的著作，它是以孔子手著的名义产生影响的。所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在历史上曾对很多知识分子起过激励的作用。事实上，《周易大传》并非孔子所著，“刚健”之说应是战国时代儒家中讲《易》的学者提出来的。“刚健”虽不是孔子提出的，但孔子确实比较重视“刚”。《论语》记载：“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公冶长》）郑玄注云：“刚谓强志不屈挠。”《论语》又载孔子云：“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可见孔子肯定“刚”是有价值的品德。《周易大传》的刚健之说实渊源于孔子。

孟子鄙视“以顺为正”，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生活准则。《孟子》记载：“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大丈夫应有独立的人格，遵守一定的准则，不屈服于外在的压力。孟子这种见解与《周易大传》的刚健思想有一致之处。孔子重“刚”，老子则贵“柔”，两说相反，都有深远的影响。老子提出“无为”说，孔子也尝赞美无为的政治，但孔子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有为，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己。”（《阳货》）孔子自称“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述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同上）他坚决主张有所作为，表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

宋代周敦颐受道家影响，提出“主静”之说，在宋、明时代，影响很大。到明、清之际，王夫之重新肯定了《周易大传》的刚健学说。王夫之说：“圣人尽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周易外传·无妄》）又说：“惟君子积刚以固其德，而不懈于动。”（《周易内传·大壮》）王夫之有力地宣扬了“健”与“动”的学说。

《周易大传》关于“刚健”和“自强不息”的思想，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推动中国文化向前发展的积极作用。而道家和部分宋儒的“柔静”学说，则是“刚健”思想的一种补充，两者相互对峙，相互引发，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面貌。

(二)和与中

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有所谓“和同”之辨。“同”是简单的同一，“和”是众多不同事物之间的谐和。《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史伯的言论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史伯区别“和”与“同”，“以他平他谓之和”，意谓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叫做和，这样就能产生新事物，所以说“和实生物”；“以同裨同”，即把相同的事物加起来，那是不能产生新事物的。《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子论和同的区别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这所谓和，也是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君、臣之间，臣能提出不同的意见，君能容纳不同的意见，然后可称为和。史伯、晏子关于和同的思想，一是要求多样，二是要求平衡。这是一种促进文化发展的思想。

孔子也区别了和与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看来孔子是同意晏子关于和同区别的言论的。孔子对于和、同之辨未多讲，而提出了“中庸”的观念。后来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篇》，对中庸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于是中庸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由于后来的思想家对中庸有不同的理解，因而中庸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也不是单纯的。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论语·雍也》)对于中庸的含义未加说明。《中庸篇》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又云：“舜其大知也与，……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里以“时中”“用中”来解说中庸，时中即随时处中，依条件的不同随时选取适当的标准，用中即不陷于某一极端，随情况的不同而采取确当的方法。

从汉至宋，经学家对于中庸有不同解释。郑玄诠释《中庸篇》的题义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礼记正义》引《郑目录》)这是认为中庸指中的运用。程颐诠释中庸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朱熹《中庸章句》引)这是把中庸看成固定的原则。郑玄的解释是比较符合原意的。

中庸思想的主要含义是：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实现一定的目的来说，有一个一定的标准，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实现这个目的，否则就不可能实现这个目的。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叫做不及，超过了这个标准叫做过。如果超过了这个标准，就不可能实现原来的目的，而会转变到原来目的的反面。所谓“中庸之为德”就是经常遵守一定的标准，既不过，亦不是不及，这是中庸的品德。有些事情，确有一个适当的标准，例如饮食卫生一类的事情，确有一个适度的问题，这个度在过与不及之间。但是社会的变革，在一定条件下，需要打破原来的标准，这样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如果固守原来的标准，就会陷于停滞不前了。中庸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保证了民族文化发展的稳定性，反对过度的破坏活动，使文化发展不致中断；第二，对于根本性的变革又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