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专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日期：2011-06-27 作者：任思蕴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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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过几天，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90年在历史长河中虽是一瞬，却使近代苦难的中国发生了企盼已久的巨变。在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我们约请了著名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先生，请他结合自己多年来的研究心得，就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的基本经验、历史启示、曲折道路及其面临的全新挑战等话题，谈谈他的独特见解。
    
    本报记者  任思蕴
    
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取真经
    
    文汇报：建党90周年，为我们提供了深刻总结90年历史经验的难得机遇。您长期埋首于党史研究。在您看来，90年党的历史有哪些基本经验可以总结？
    
    石仲泉：对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可以从多个角度总结。这里着重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点来谈这个问题。因为就认识理念而言，中国共产党90年给中国带来的历史巨变，可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果。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始，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历程，无论胜利与挫折，成功与失利，归根结底，在于是否科学坚持和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理念。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伟大成就，那么它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党的90年历史表明：最重要的是弄清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中国”是什么，“中国化”是什么，怎样“化”中国，要“化”成什么样子。
    
    文汇报：您怎样概括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加以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史经验，具体说来，有以下五点：一、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二、真正地了解中国现实实际，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三、继承优秀历史文化，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形成中国特色；四、坚持世界眼光，与时俱进，不断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五、总结群众实践经验，让理论掌握群众改造中国。
    
    文汇报：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取经的。取得真经非易事。在党的历史上，就如何科学看待马克思主义而言，也曾经历了多次曲折反复。
    
    石仲泉：是这样的。党的90年历史，始终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之认识密切联系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下面三个问题：
    
    一是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马克思主义是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它的精髓在相当长时间没有规范表述。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提升，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二是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还是采取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对待马克思主义，一直存在两种态度。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指出：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假马克思主义，夸夸其谈，从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另一种是真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顾及时间、地点与条件。在七大，又说：我们历史上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纵观党的90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居于指导思想的时期占大多数。这是党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
    
    三是如何不断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非神学。反对对马克思主义采取非科学态度，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当数毛泽东提出最早。就全党来说，延安整风运动，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提出“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要破除迷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认为：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的本本上找不出来，要靠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强调解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永葆蓬勃生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多次提出：全党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
    
认清中国国情是认清一切问题的根据
    
    文汇报：中国共产党的90年历程大致可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30年”，分别对应“民族解放”、“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三个关键词。是否可以将认清一个真实的中国看作贯穿三个“30年”的一条主线?
    
    石仲泉：弄清“中国”是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贯穿始终的探索。首先，对中国的现实要有真正了解。将党90年历程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三个“30年”，在前两个“30年”发生的严重曲折，就在于那个时期制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不符合国情实际。
    
    中国国情异常复杂，涵盖了自然和社会、现实和历史、中国和世界等诸多要素；涉及各种矛盾关系，包括社会面貌、经济结构、阶级关系、政治斗争、文化教育等方面，以及自然状况、人口构成、民族传统、宗教信仰、历史发展、对外关系等内容。认识这样复杂的国情，从而在总体上把握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的发展规律，制定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显然是幼年中国共产党不能胜任的。
    
    党对于中国国情全面、深刻的认识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正如毛泽东所说，通过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党“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和“中国革命的规律”，懂得“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文汇报：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看待中国共产党在认清中国国情过程中出现过的偏差与曲折？
    
    石仲泉：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革命战争年代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建设时期还要对中国国情进行再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与挫折，有一个是否正确把握中国国情和所处的历史方位问题。新中国的头8年和60年代前期的纠“左”是对国情认识比较清醒的时候，国家的发展比较顺利。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两次全局性的严重失误，除了有一个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不完全清楚外，再就是与不能正确认识党和国家的实际状况密切相关，对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社会的承受程度和党内矛盾的深度作了不符合国情和党情的错误判断。
    
    文汇报：后3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哪些正确判断相关呢？
    
    石仲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不仅十分强调重新认识中国国情，而且对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作了理论提升，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在相当长时期还处于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定党的路线和政策。
    
    对中国国情的认识，需要不断关注现实情况的具体变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变化了的客观实际的方针政策。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个“30年”，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能保持快速持续平稳发展，既是由于宏观上坚持对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认识，也与在中观和微观上不断关注现实情况的具体变化来调整政策有密切关系。
    
    文汇报：中国共产党接受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加以结合的过程。能否请您谈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特色？
    
    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就表现在民族化上。一方面要研究民族的现实斗争内容；另一方面要继承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民族的特殊形式，形成民族的特色风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将这两个方面研究和结合好。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仅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相结合的典范，而且在相结合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提出了正确对待民族历史文化的基本原则。这主要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改造，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双百方针”。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在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文化，创造民族形式，形成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方面树立了榜样，开创一代新的文体。我们至今常用的许多话语都源于他的科学著作，许多观念和认知方式也源于作为文化形态的毛泽东思想。
    
    与此同时，坚持世界眼光，是马克思主义的特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中国化具有世界眼光的体现。党的历史经验昭示，坚持世界眼光，辨析人类文明成果，最核心的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论取得成就还是发生挫折，大多与此密切相关。
    
    文汇报：如何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成为建设和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为重大的挑战之一。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能否认为中国已经超越了姓“社”姓“资”的争论了呢？
    
    石仲泉：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为重要的是处理好了以下三个关系：
    
    一是继承和借鉴。我们的老祖宗在论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时，就指出了两者的继承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第一个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还要“广大发展”的人。遗憾的是，他后来的认识发生了逆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矫正错误认识。邓小平说：资本主义已有几百年历史，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的科学和技术，积累的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要继承和借鉴的认识有了巨大进步。
    
    二是共存和补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存和补充关系，尽管党的第一代领导有过阐述，但未作为政策实施。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他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长期共存，“一国两制”构想变成为现实。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他的论断是正确的。
    
    三是辨析和吸纳。对资本主义的东西要加以辨析、剥离、吸纳、结合和利用，尽管党的第一代领导也有过这样的思想，但将它讲得最为明确，并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广泛运用的，还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共产党人。邓小平将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让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之道。
    
全新挑战要求加快制度建设
    
    文汇报：为什么说坚持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一大发明？
    
    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理论，要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这个任务不是少数政治家、革命家和理论家们能胜任的，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这就要将理论交给群众，让群众掌握理论，使之成为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强大力量。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群众史观，既让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又让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使其创造历史的活动更具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使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获得巨大成功。
    
    文汇报：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哪些成果值得今天党的各级干部继承和记取？
    
    石仲泉：坚持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人有一系列相应的理论创造，其中包括：强调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鲜明提出有无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同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并形成群众路线理论，为让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使之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奠立了深厚理论根基。三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四是重视理论教育，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普及化。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不断地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使之掌握群众，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坚持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一大发明。
    
    文汇报：历史发展到今天，世情、国情、党情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走过90年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又面临怎样的考验和挑战？
    
    石仲泉：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国内都面临着全新的考验和挑战，但我以为，最大的考验和挑战在共产党自身。90年来，党走过的道路成就辉煌。一个积贫积弱的苦难中国迅猛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人均GDP还在世界后列，但这仍然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奇迹。这是基本的方面。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当下存在的不少问题。在我看来，最突出的问题是四大失衡：一是权力失衡，即一些官员腐败；二是分配失衡，即贫富差距过大；三是社会心理失衡，一些人或群体没有道德底线，各种缺德乃至伤天害理的事都干，人身安全和食品安全得不到完全保障；四是生态失衡，即一些地区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和生活环境的严重污染。在这四大失衡中，最根本、最危险的是权力失衡。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其他问题只会愈演愈烈。邓小平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腐败问题对党构成了最致命的威胁。没有任何外部的力量能打倒中国共产党，能摧毁中国共产党的就是自身的腐败。因此，加强党的建设，最根本的就是要继续坚决给力预防和惩治腐败，以雷霆霹雳手段最大限度地消除腐败。
    
    文汇报：在您看来，应当怎样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呢？
    
    石仲泉：我以为，还是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要加强思想教育的自律力度，更要加强制度建设、民主给力的他律力度。十七大以来，胡锦涛同志在许多讲话中非常强调，坚持治标和治本、惩治和预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惩治于已然，防患于未然。一方面，不断强调对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和廉洁从政教育，增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另一方面，也非常强调以改革精神推进他律的制度建设，把改革的推动力、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惩治的威慑力结合起来，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胡锦涛同志的这些话非常到位。从执行的实际情况看，有关部门虽作了很大努力，取得了不小成绩，但是，不得不承认，在有些单位和部门，思想教育的自律效果不显著；制度建设缺乏应有的执行力，制度漏洞相当多，有些规定或不那么符合实际，或缺乏可操作性，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呈易发多发之势，与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
    
    文汇报：那么，怎样才能解决制度建设的滞后问题？
    
    石仲泉：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环节是民主给力。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上述问题说明60多年前在延安“窑洞对”提出的“周期率（律）”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毛泽东指引的“民主新路”探索还很艰巨。这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民主给力是一个基本推动器。民主怎么给力呢？至少可在这四个方面给力：一是解放思想给力。我们的政治制度从理论上说是很好的民主制度，但是，某些运作的体制和机制究竟是民主、“官为民主”，还是“官主”？这里既不是说的理论，也不是说的全部，而是讲具体的“体制和机制”，且为“某些”。一定要解放思想，直面现实。只有思想解放了，才有民主给力的动力。二是改革创新给力。不适应时代发展步伐的体制机制要改革，怎么改？就要创新。不创新就无法改旧。思想解放给力，脑子活络了，破旧革新就会有力、有办法。三是执行督查给力。现在有些制度、条例规定得很好，但落实、执行缺力，因而不少还只是纸上的，有的也走样变形了。比如不断发生的强行拆迁和违章大建高尔夫球场问题。这就是缺乏刚性的执行力和铁面的督查力。四是公示知情给力。这些年有不小进步，但还要给力。现在网络发达了，能公示的都公示，除涉及国家机密外，凡能在阳光下运作的都曝晒在光天化日之下，给老百姓以充分知情权。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毛泽东讲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然，民主给力可能还涉及其他。但无论有多少个方面，要先抓主要的，最好能像抓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那样，制定一个民主给力的“路线图”和“时间表”。邓小平在30年前说过：“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从这些年的发展看，前者相对易实现，后者的难度大得多。因此，要民主给力，争取在建党百年时再有中变化，到建国百年时更有大变化，完全实现这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