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位极具影响力的中共同路人

从末路人到同路人

他们本不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是国民党制造了太多的末路人

文 | 刘耿

一个午后，余则成打开收音机，传出了来自延安的声音：“要走就走大路，大路上风景好。”“作者：晚秋”。---共产党又多了一个同路人。

电视剧《潜伏》中喝洋墨水的学生妹晚秋，之前的“代表作”是：“忧伤被泪湿坏了翅膀，甲骨文说我太古老，一滴血落在粉嫩的腿上，油纸伞说浪漫已经死掉。”

“同路人”作为专有名词，本就是文学的范畴：是由托洛茨基于1923年首先提出来的，指的是苏联文学中，资产阶级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之间的一个作家阶层，在政治上同情并拥护苏维埃政权，但世界观还不是无产阶级的。

朋友，可以不是同志。

除了笔杆子，枪把子、锄把子、锤把子，甚至印把子，都扛在肩上加入进来，随着步履的颠簸上下晃动，构成了行进中的中国的一道多样的天际线。

路，是从没有路走出来的，路也是被走宽的，越来越多的人并肩同行，小路成了大路，支流成了主流。我们想要探究的是他们何以从彼路渡到了此路。

“路”是中国150年来最大的政治隐喻。鸦片战争以降，闻人、文人忧于庙堂、虑于朝野的主题就是找一条路。洋务派、维新派、立宪派、改革派、革命派，一条一条地试过来。辛亥革命之后，又有实业救国、主义救国、民主共和救国多条道路，也揭开了中国政党政治的序幕。

既然是在摸索，且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就难免反复地变道，你走了我的路，我走了你的路。最容易串的两条道是国民党、共产党。在当时中国的多个党派中，国共两党是共识最多的。

在大陆并存的短短28年中，两党合作的历史长达14年。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占多数的不是鲁迅等文学家，是廖仲恺、李宗仁等国民党人。这部分人成了共产党的同路人，恰恰不是因为国共的相同点，而是两党的不同点。

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掺杂了国民党内不少的反对声。这种僵硬而矜持的姿态，决定了自1921年至1949年的28年间，国民党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共产党的生命力有多强大。三年解放战争，只是到了最后一年，国民党才惶惶然地发现，身边包括“朋友”全是敌人。

他们本不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是国民党制造了太多的末路人。据蒋经国叙述，他父亲真正思考和研究失败的原因，是在引退于奉化之后。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

在争夺全国政权的过程中，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是同一个历史进程。

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中间派人士只有“站队”的选择，但这条路不是自己的初衷，于是便成了同路人。与其说是共产党统战统来的同路人，不如说是国民党推送来了同路人。

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历史告诉我们，腐败是最大的敌人，它会为敌人制造同路人。

十大极具影响力中共同路人简介

廖仲恺（1877－1925）：推动国共第一次携手

对国共首次合作，廖仲恺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廖仲恺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坚定地认为“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他认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国民党复兴的关键。他信守两党的共同纲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和共产党人取得一致。

1923年1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刚发表，邓泽如等人上书孙中山反对联共，发出了进攻的信号。到代表大会召开，左右派之间明里暗里的斗争充满了会议的整个过程。1924年1月28日，大会审查《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一些代表在右派冯自由等的怂动之下，动议讨论限制国民党员加入他党案，实际上是反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针对右派离间国共两党的用心，廖仲恺在大会上作了旗帜鲜明的发言，极力主张同共产党人合作。他指出：“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

张学良（1901-2001）：私人巨款接济红军

1935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书记，专门从事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经过谈判和联系，周恩来很快就被张学良当成“最好的朋友”。

在同周恩来谈判的时候，据统计，从1936年4月到12月的8个月里，张学良接济红军的款项共达76万元。这些接济，对处境困难的红军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被蒋介石囚禁的困境中，仍然要求部下继续维护同共产党的友谊。他说：“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交了一个朋友(指共产党)，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

鲁迅（1881-1936）：共产党的知己

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确立了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地位。在《新青年》杂志同仁中，有两位后来的共产党领袖：“南陈北李”。陈独秀赞赏鲁迅的才能，说对鲁迅“五体投地地佩服”；鲁迅则认为李大钊儒雅、质朴、诚实、谦和，对李大钊因信仰惨遭军阀政府杀害深表愤怒，在为《守常文集》写的序言中，盛赞李大钊的革命精神，称其文集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1931年，鲁迅结识瞿秋白。他们一起商量写文，编书，瞿秋白甚至模仿鲁迅的文风写杂文，署上鲁迅的笔名发表，后来鲁迅编杂文集，特意把这些文章收入，作为他们情谊的纪念。鲁迅书古人联句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在鲁迅结识的共产党人中，还有红军将领陈赓。在与鲁迅的交谈中，陈赓随手画了一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势图。这张图鲁迅一直保存，他甚至准备写一部作品来反映红军战斗情况。

黄炎培(1878—1965)：可靠盟友

辛亥革命时期，毛泽东听过黄炎培的讲演。一句“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学到人家强国的本领，为民族效力”，使青年毛泽东深受鼓舞。

抗战时，蒋介石逮捕“救国会七君子”。黄炎培闻讯后，带着铺盖卷去见蒋介石，要求陪“七君子”一起坐牢，改为“八君子”，此番壮举传为美谈。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炎培与周恩来关系最为密切，常邀请周恩来到他办的“中华职业学校”讲演。黄炎培称赞周恩来：“乃天下难得奇才也。”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参政会上愤怒揭露国民党“打内战、除异己”行为，并在“新华日报”写下“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八个大字。国民党干扰“新华日报”售卖，黄炎培亲自去报社搬了几千份报纸到学校，让学生放学后挨家挨户散发，表示了对共产党真心支持。

1945年黄炎培等组织成立了民建，民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可靠盟友，为新中国成立立下不朽功劳。

霍英东（1923-2006）：为中共做香港护驾人

作为香港最著名的爱国人士和实业家之一，霍英东坚决拥护“一国两制”伟大构想，衷心拥护中央对港方针政策，为确保香港平稳过渡、顺利回归和长期繁荣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美援朝期间，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港英当局武力“缉私”的情况下，他在香港组织了颇具规模的船队，为祖国运送了大量急需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伊始，他就着手筹划到内地投资。

从1985年起，他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积极履行职责、建言献策，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成功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香港回归后，他运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积极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全力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照基本法施政，受到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并与中央几代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何贤（1908—1983)：无论如何都要同共产党交往

1999年5月15日，何厚铧当选为澳门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铧的父亲---何贤，一个在澳门曾家喻户晓的名字也再次进入媒体的视野。澳门人民不会忘记，近半个世纪以来，有“澳门王”之誉的何贤，为澳门的稳定和繁荣所作的贡献。

1943年春节前夕，日军借口驻岛的陆、海军特务机关内讧，封锁了澳门岛。顿时岛内物价飞涨，贫苦居民衣食无着。何贤协同澳门商会找到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机关长，几番斗智斗勇，终于使澳门解除了封锁。

何贤有位至交名叫柯麟，后者受中共委派，于1935年前后移居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从事地下工作，两人结识后成为莫逆之交。何贤晚年回忆说，“我们常在一起喝茶、聊天。他没向我讲过半句宣传共产党的话，我是从他做人的态度上看出他的进步的！”

柯麟于1951年回到广州，任广州医学院院长，后到北京工作。何贤说：“要搞好澳门人的生活，要令澳门生意繁荣，无论如何都要同共产党交往”。于是由柯麟介绍，何贤到大陆参观访问，并和共产党建立起了长久的关系，并于1954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史沫特莱（1892-1950）：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

1929年，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作为驻华记者来到中国。1936年，在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莱到达西安，等待被邀请前往延安。在这期间，驻守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5天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史沫特莱在与周恩来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之后，开始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概述当天西安事态的发展，并报道与这场事变有关的内容。西安的广播，使史沫特莱成了一个国际人物，并永久地被贴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的标签，被美国报纸称为“赤色危险人物”。

她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专著，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成为不朽之作。

斯诺（1905-1972）：他是一个象征

埃德加.斯诺1926年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1928年7月来到中国上海，到位于上海的美国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主持筹编的《新中国》特刊工作。

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正式邀请斯诺到他的窑洞里谈话。经过撰写、翻译，斯诺发表了后人看到的惟一的由毛泽东自述的《毛泽东自传》。

当年10月，斯诺在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上分期发表了《毛泽东访问记》。斯诺的文章被汇成一书，起名《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1937年10月，他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三次长期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为中美关系的和解作出了贡献。他和他的著作以巨大的国际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真诚友人的象征。

斯特朗（1885—1970）：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生中6次访问中国，都是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

1925年，斯特朗首次访华，她“从中国和中国人民那里发现了极度感人的主题”，“愿把全部时间和经历集中到这个主题上来”。

斯特朗有一个“纸老虎女士”的绰号，因为就是在与她的谈话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

库恩（1955—）：告诉美国人和西方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中国广为熟知的身份是作家，而他其实更是一位国际投资银行家。

2005年，库恩著作《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成为中国国内畅销书。2009年，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新书《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问世。

由于熟练地解读着中国共产党的大政方针，在西方和在中国，库恩都常被称为“当代斯诺”，但他本人并不认可这个称谓。他一再强调，他只是想告诉美国人和西方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为何不缺同路人

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伊萨克斯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垚 | 北京报道

1927年，蒋介石与汪精卫的两次反革命政变宣告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国民革命也遭到失败。此前在国共合作中迅速壮大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成立以来的最大危机。

大革命的失败，一度让共产党对与其他势力结盟充满怀疑。“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在党内蔓延，博古等执掌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他们采取了团结“下层”，拒绝、排斥“上层”的片面统战政策，而把游离在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势力视为“统治阶级的奸细”和“最危险的敌人”。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曾主动找到共产党提出合作反蒋，却遭拒绝。

即使在党内，非工人出身的一些人也受到排挤。因为共产国际指责中共“领导的积极分子都不是工人出身”，党内一批信仰坚定、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干部被调离岗位。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6人，其中21人是工人。在江西，农民党员在1928年7月的占比超过90%。

土地革命期间，失去大批知识分子同路人的中共孤军作战，在国民党的围剿下，红军在军事上一再失利，中共几乎面临灭顶之灾。

这段前后落差巨大的历史，是观察中国共产党90年发展历程的一个着眼点：低谷，多发生在寂寞伶仃之时；壮大，也是同舟共济者众多之时。

挚友最初是对手

中国共产党并非一出生便一呼百应、天下归心。

1925年，留美归来不久的闻一多以反对共产党而闻名。这位日后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当时还是共产党一个主要的舆论对手---国家主义者。

在北大的几次国家主义派召开的反苏反共大会上，闻一多毫不讳言：“现在北京的共产党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

对闻一多影响至深的罗隆基，曾因不断批评国民党而招致闻先生的不满。闻先生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

近代史学者雷颐认为，闻一多先生的思想转变，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

闻一多先生的转变在共产党的同路人中颇有代表性：正是由于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吏治废弛，将大批有识之士推向了其对立面，使这些人有了成为共产党同路人的可能。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晚年回忆说：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1944年，《新民报》记者赵超构采写的《延安一月》开始连载。这个一度引起轰动的报道称：全延安“只有四个警察”。这给闻一多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国共之别，早在共产党建立之初便已显现。共产党以其与国民党全然不同的口号，显示出巨大的政治魅力。

历史学者罗志田认为，“五四”之后，“社会主义”的招牌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北大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在其著作《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中说，当孙中山声称其“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时，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迎合五四青年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而在蒋介石喊出不得人心的“攘外必先安内”之前，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个响亮的口号便深入民心。

王奇生认为，正是这些因素，使得第一次国共合作产生了出乎国民党意料的效果。从国民党的立场来看，因为共产党处于绝对劣势，国共合作是“容共”，然而后来合作却发展成为“容国”。中共四大以前，中共党员仅950人；四大之后，共产党人数迅速增长，到1927年五大时增至57967人。

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人还控制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许多地方党部的组建。据当时中共上海区委的报告，上海国民党党部处于中共的“包办”之下，以至于“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P.（指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员尚且如此，众多两党外人士之人心向背，更可想而知。

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

抗日救国，是凝聚共产党与其同路人的关键词。赞成中共抗日主张的人群，形成了声援中共之势。

与闻一多一样，邹韬奋起初也对共产党不以为然。同样是对国民党的失望，以及对共产党的逐渐了解，使其逐渐成为共产主义的志同道合者。

“12.9”运动爆发后，邹韬奋创办的《大众生活》杂志愤怒谴责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的暴力行径。《大众生活》发行量达到破纪录的20万份，其立场使国民党政府记恨不已。1936年7月，邹韬奋、沈钧儒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赞同和支持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被毛泽东誉为“新中国的圣人”的鲁迅，与多位共产党领导人关系密切。他曾从陈赓处询问苏区的生活，并准备写一部作品来反映红军战斗情况。

在国民党将领之中，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影响巨大。但不为公众熟知的是，张学良本人还曾拿出巨额私款，赠送红军做冬季衣食补给费用。

在所有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走过风雨道路的友人之中，最具世界知名度的无疑是美国人埃德加.斯诺。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协助下，斯诺来到延安。他花了4个月时间了解鲜为人知的红色苏区，撰写了大量介绍苏区及中共领导人的报道，在共产党往往被妖魔化的西方世界中引起巨大反响。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在上海出版时，改名《西行漫记》）出版，旋即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销售达10万册以上。

在书中，斯诺对共产党给予闪光的评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

斯诺的作品为共产党赢得了巨大的舆论支持，他直接改变了众多西方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进而为共产党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同情。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伊萨克斯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

在国内，斯诺报道的影响立竿见影。他不仅为共产党带来了人心的倾斜，还带来直接有生力量的支持。党史学者高华撰文写道：“1937~1938年，成千上万受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强烈吸引的知识青年，怀着对中共的崇仰和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从天南海北奔向延安。他们的到来正好和急欲‘招兵买马’、壮大自身力量的中共的现实目标相契合，因此受到中共领导的热烈欢迎，而与外界隔绝多年的老红军也热忱欢迎给他们带来各种信息的知识青年。延安一时到处充满着青年的欢声笑语，似乎成了一座青年乌托邦城邦。”

同路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帮助之大，从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

邹韬奋在病重之时，提出了加入中共的愿望。此前，他曾多次提出入党请求，但始终未获通过。邹韬奋之子邹家华说：“父亲在1937-1938年间，已经向周恩来提出入党的要求。周恩来当时考虑，从党员的条件上来讲，那没有问题，但是从当时历史的情况来看，还是在党外做工作更加有利。因为如果你是党员，别人会以为你当然是代表党来讲话；但作为一个党外人士，从客观的立场讲话，就更具有说服力。”

“窑洞对”

从高华的解释不难看出，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的同路人，并非仅仅是由于国民党的不堪和抗日救国的口号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多数人对于未来的憧憬。

1945年7月，黄炎培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到访延安，在延安，他和毛泽东的“窑洞对”成就了一段历史佳话。

此时，日本败局已定，如何应对抗战后的新局面，成为国共面临的新问题。自从清王朝结束以来，中国历经数十年战乱，终于看到了重建新国家的希望。在此背景下，黄炎培提出了“国家兴衰周期率”的问题。

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段对话，日后时常被人提起，这被认为是共产党人能够建立政权的关键。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在总结国民党失掉大陆的原因时说：“整个来讲，不论是对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农民），或者是对国内国外的观察家，共产党都能给他们这样一种印象：它是全心全意致力于人民事业的，它是真正希望促进中国的民主事业，希望中国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获得一个真正独立而强有力的地位。”

正是建设民主的新中国这一目标，成为大量同路人与中国共产党能够走到一起的核心因素。

1949年3月，大局已定。黄炎培取道香港辗转到达北京。4年后，他再次和毛泽东会面。这时，毛泽东已是新政权的缔造者。

在毛泽东下榻的香山双清别墅中，黄炎培成为毛泽东会见的第一位“客人”。这次，毛泽东向黄炎培谈及了未来的建国方略。黄炎培所领导的民建及黄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毛泽东也都有述及。

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做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说：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新政权诞生在即，毛泽东即将履约。

同路人的理想年代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出席新政协的662位代表中，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30%，合计超过了共产党所占44%的比例。

经过此次会议选举产生的6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有3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56名中央政府委员中有27人。随后的政府组阁，党外人士占去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的2位，15名政务委员中的9人，在政务院下属部门32个正职中的13人。

在“窑洞对话”之后4年，黄炎培眼见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实践了当初的诺言。在周恩来两次亲自到其家里动员的情况下，黄炎培打破了不做官的老规矩，成为政务院的副总理之一。

建国初期，是党的同路人的理想年代。创业的激情，民主的氛围，使其才干得到发挥。此时，在众多领域，党外人士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从新政权的党外部长名单便可见端倪：轻工业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长梁希、水利部长傅作义、教育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长史良、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

然而，从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局面急转直下。“文化大革命”十年，新中国经历了最灰暗的一段时期。作为共产党事业的支持者，过去长期为共产党呐喊的知识界，与国家一样，受到了灾难性的伤害。

改革重新凝聚同路人

改革开放，成为新时代的主题。在新的征程上，曾经与共产党相濡以沫的同路人，再次展现出巨大的活力。

1979年10月4日，建国30周年庆典后的3天，改革开放迎来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这家负责招商和引进外资的公司，是中国改革开放迈出具体实践的重要一步。

中信的成立，与党在工商界的众多同路人的努力密不可分。中信的44名董事中，有多位原工商业者和爱国人士，包括港澳同胞。在改革开放急需开拓者的时候，党的同路人，助力巨大。

荣毅仁当选为中信公司的首任董事长，这位曾被陈毅誉为“红色资本家”的党外人士，6年后正式加入了共产党。而在1979年，他仍是以同路人的身份，在推动着改革的前进。

另一位成为改革开放开拓者同路人的是霍英东。这位身在香港的爱国商人，在1978年初次听到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讲话后，便迅速出手。1979年，他投资兴建了中山温泉宾馆，成为最早到内地投资的香港企业家之一。1983年，他与广东省合作兴建广州白天鹅宾馆，成为大陆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和管理的大型现代化酒店，受到邓小平的好评。在霍英东的示范效应下，大批港资进入广州酒店业。

随着改革深入，开拓者的作用逐渐弱化。体制和法律法规的变革，成为推动深层变革无法绕过的坎儿。

1988年，改革开放进入第十个年头。这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修正案一共设计两条内容，其中一条的修改，使得私营经济首次进入国家的根本大法。在这次意义深远的变化中，党的同路人再次为改革助威。

1988年3月，民主党派人士汤元炳、陈铭珊、冯梯云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联合发言，赞成在宪法中增加私营经济的内容，并从政策措施及法律法规等方面提出11条具体建议。此后，民建、工商联先后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关于私营企业若干税收政策的规定》的修改讨论。

200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正式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党外人士参与决策，逐渐走上制度化的轨道。

这一制度化变革的背后，是中共对于党外同路人的愈发重视。

改革开放，使执政党重新凝聚了大批的同路人，并激发了他们的活力。随着改革深入，社会利益主体逐渐多元，社会需求逐渐多元，执政党也面临新的挑战，即如何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要化解这一挑战，无疑离不开众多同路人对于改革的支持。

在这方面，邓小平曾有过明确指示。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他特别强调：“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

（本刊记者钱亚平、林歆对此文亦有贡献）

张少琴：同路人与共产党共创伟业

这顿火锅宴，邓小平称5位老人为“老同志”，让他们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信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 北京报道

“我理解的同路人就是指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无党派代表人士，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张少琴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民建66年的历史是一部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创伟业的历史”。

同路，从买公债开始

《瞭望东方周刊》：民建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同路”，是从何时开始？

张少琴：民建在成立宣言中曾经提出“不右倾、不左袒”的观点，希望中间阶层及中间党派结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但从成立时起，民建就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备受迫害和镇压。

1948年，民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明确作出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抉择。在解放战争中，民建积极配合大城市的解放，通过各种渠道、方式宣传解释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安定人心，争取进步力量。

《瞭望东方周刊》：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面临克服财经困难、稳定物价、安定民生的重大任务。在这个时期，民建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张少琴：章乃器向周恩来建议，应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4次会议通过了发行公债的决定。民建总会发出《关于公债宣传的几点意见》，北京分会接受了170万份推销公债任务。

当时，由于工商业者受过国民党政府的坑害，对公债发行心存怀疑。各地分会有针对性地组织报告会、座谈会，印发了宣传手册，并利用报刊、广播进行宣传，取得了很大成绩。以上海为例，荣毅仁代表申新纺织厂系统认购了60万份。在民建成员的带动下，上海工商界掀起了认购热潮，共认购2670多万份，占上海市公债总数的89%。

1950年2月，国民党飞机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许多重要工厂被炸，造成企业停产减产。刘靖基马上将在香港的价值100余万美元的瑞士新纱锭运到上海，在浦东投资办厂。

类似例子还有很多。抗美援朝的时候，民建发动爱国工商界踊跃捐献飞机623架、现金29亿元（旧币）。

300年老店走出的副市长

《瞭望东方周刊》：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工商界的同路人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张少琴：提到公私合营的带头人，必须提到乐松生，他是同仁堂药店的总经理，时任北京市民建副主委、工商联主委。

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了我国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民建的会员以大小企业主为主，所以在公私合营的任务布置以后，民建的责任首当其中。为此，民建总会确定新的工作方针：培养、提高工商界会员成为工商界骨干分子，发挥模范带头和桥梁作用，为实现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贡献力量。

同仁堂是具有30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乐松生率先申请公私合营的提议，首先遇到来自家族成员的阻力，他们深恐失去生产资料占有权、企业管理权和企业利润分配权，对是否主动申请合营，谁先申请，有的抵触，有的观望。

乐松生以同仁堂在解放以后的发展变化和股东们红利增加等事实，说明党的政策有利于同仁堂发展，最后终于得到了乐家股东们的理解和赞同。到1956年1月4日，在乐松生带动下，全市327家国药店申请全行业公私合营。而在国药业的带领下，许多行业的资本家纷纷提出了申请。1月8日，包括国药业在内的20个行业、800多家商店同时被批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这一年，乐松生当选为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并出任北京市副市长。

为私营经济苏醒吃火锅

《瞭望东方周刊》：改革开放之初，在“文革”中被彻底抑制的私营经济慢慢苏醒，这里面少不了工商界同路人的参与。

张少琴：27年前，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请荣毅仁等工商界“五老”吃了一顿火锅。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邓小平就在考虑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尤其是要团结“靠边站”了很长时间的原工商业者。当时，恰好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人士聚集北京开会。邓小平提出要见一见工商界的老朋友。他提了一个名单：荣毅仁、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和周叔弢。

这顿火锅宴，邓小平称5位老人为“老同志”，让他们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信任。

座谈中“五老”提出应该摘掉资本家帽子，调动工商界为四化服务积极性的建议。同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为原工商业者“脱帽加冕”。

《瞭望东方周刊》：吃了小平的火锅宴后，五位“老同志”给共产党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议？

张少琴：胡厥文把着眼点放在把工商界的人才、经验用起来这件事上。20天后，他写出了《关于怎样调动工商界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意见》。

胡子昂在当年6月举行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联合82位工商界的委员，提出了关于广开就业门路、安置待业青年的提案。此后短短3年内，民建、工商联在自身组织尚在恢复的情况下，自办、合办、协办了3300多家集体企业，安置待业青年9万多名。

火锅宴后一个月，荣毅仁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建议。6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几乎在同时，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也办起了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

“五老”中，周叔弢是年龄最大的一位，由于年事已高，他本不打算再担任企业的职务了，但天津工商界为贯彻小平同志指示精神，筹备成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时，他还是欣然出任董事长。

在改革开放最初也是最艰难的一段时间里，工商界的同路人为私营经济的复苏发挥了很大作用。

有商人的眼光，也有赤子之心

《瞭望东方周刊》：您作为一名有所作为的党外人士，能谈谈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感悟吗？

张少琴：1977年，“文革”结束第一年，我正好从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工程机械系毕业，有幸留校在材料力学教研室当教师。上世纪80年代初，我被公派到英国作访问学者，1985年学成回国，回母校任材料力学实验室主任。1987年，我再次远渡重洋，公派到美国深造攻读博士学位。

回国后，历任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常务副院长、院长。作为一名党外代表人士，我先后被推选为万柏林区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之后被推选为省政协常委。我深知自己的每次进步，都体现了党对党外知识分子的关心、重视和培养。

在2003年我当选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后又当选山西省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山西省委主委、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这期间，中组部、中央统战部和各级党委高度关心着每一位党外代表人士的成长，先后安排我到中央党校、国防大学参加系统的理论学习和研讨。2008年我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常委会副秘书长，进入了庄严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我个人的经历，在民主党派里并不少见。

根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我们中国民主建国会共有会员近13万，其中各级人大代表3163名，各级政协委员15704名，担任厅局级领导职务的124名，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的27名，全国政协副主席一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名。

《瞭望东方周刊》：在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中，您认为有哪些人可以称为共产党的同路人？

张少琴：说到同路人这个概念，民建的创始人之一---章乃器是不得不提的。他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证信事业的开创者。

1945年12月16日，他在重庆与黄炎培、胡厥文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解放后，毛泽东、周恩来见到章乃器时当面称赞他，说他在国民党的法庭上“像季米特洛夫那样坚强”。

章乃器在1952年出任首任国家粮食部长，参与制定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首创粮票制度，为基本解决6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民族工业方面，为党和国家做出突出贡献，可以称为共产党“同路人”的还有一位香港知名实业家---霍英东。他不仅是卓有成就的实业家，也是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瞭望东方周刊》：您认为，这些实业家对共产党的自我建设和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的特殊作用是什么？

张少琴：他们是有理想、有信仰、有知识、坚持爱国主义、追求社会进步的人。他们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不管是在革命年代的浴血奋斗、和平年代的经济建设，还是祖国和平统一的事业之中，他们都以极大的爱国热情，用不同的方式给中国共产党以支持与帮助，他们都是共产党最真诚的诤友、最可信赖的同路人。

库恩：“当我在西方被批评，我感到高兴”

我想让全世界的读者了解和同情中国和中共在动荡的20世纪中经历的挑战、负担、困难、视野、抗争以及胜利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张海林 | 北京报道

2005年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的著作《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成为中国大陆出版的首部在世最高领导人的传记，这本书让库恩真正为中国人所知。他的人生也因此与中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两年后，他的又一部作品《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再次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

尽管库恩一再强调自己是想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但他仍被戴上了一顶“亲共”的帽子。库恩的中方合作伙伴朱亚当（Adam Zhu）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美国，库恩起码填补了一个空白，成为一个有广泛影响的中国观察者。”

时值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库恩以中共新时代同路人身份接受本刊专访。

我致力于帮助中国在世界上发出声音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如何与中国结下的缘分？

库恩：1989年初，作为一位投行家以及科学家（我在博士期间攻读的方向是脑科学），我受中国科委主任宋健博士的邀请来到中国，就改革提供建议。

1990年的夏天，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持一次关于大型组织创新的会议，当时我邀请了一位中国科学家来参加。在会议的间歇，那位聪敏的中国人呼吁我回到中国，这个建议改变了我的人生。

在接下来的十年左右，我每年都会来中国好几次，就关于科学，经济改革和并购方面提出建议。在1990年代后期，感慨于西方社会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变革的缺乏了解，我开始从事传媒工作并开始发表文章。我和我的长期商业合作伙伴朱亚当，联合中国中央电视台，一起制作了专题片《In Search of China》，该片通过美国电视网PBS在美国全国播放。

撰写江泽民传记，出于我的一个想法：我想让全世界的读者了解和同情中国和中共在动荡的20世纪中经历的挑战、负担、困难、视野、抗争以及胜利。在那之后，我开始关注胡锦涛主席的科学发展观；关注中共新一代领导人的个性和思考，以及与中国改革和发展相关的经济和政治理论。我为能见证中国的崛起感到十分荣幸。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中国有什么事业发展规划？正在做哪些事？

库恩：在国际媒体，我在为CNBC及欧洲新闻做一个中国系列的电视节目，和我的合作伙伴朱亚当一起继续我的承诺，为世界讲一个真实的中国故事。

还有许多各种传媒和企业的项目，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我致力于帮助中国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也帮助中国倾听世界的声音，理解外国受众的思维方式。

当我在西方被批评，我感到高兴

《瞭望东方周刊》：当听到关于中国和共产党的负面信息时，你是怎么做的？

库恩：当我听到，一些无知的和偏颇的关于中国和共产党的言论，尤其是在西方媒体里面，我自然就想用中国的高度成就来反驳他们，但是我提醒自己，只提中国的积极面是不对的，所以我想要说出完整的真实。我不是在寻找平衡，我要表达的最起码是我认为的真实。

当我在西方被批评，我感到高兴（通常是，但不是一直是），它给了我机会打破成见，和传递信息，否则这些信息没有办法到达听众，我相信自己所说过的关于中国的一切。超过22年，我从来没有获得来自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报酬。

我的勇气来自事实和真实，比如说当有些西方人期待中国发生类似于阿拉伯世界一样的变革，我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这不会发生。虽然中国和很多阿拉伯国家一样，是一个党来领导。但我告诉西方的读者，这里有三个重要区别：首先，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空前的经济增长；其次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政治改革，比如说官员严格的年龄和任期限制，即使是对国家领导人也不例外，同时政府特别通过互联网来吸纳民意；再次，在阿拉伯世界有超过50%的青年人失业，而中国通过各种方式保证了80%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另外，中国的领导人对危机保持了警惕，他们不会心存侥幸。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向西方解释今天的中国？

库恩：我用真实的例子来解释中国，我更强调中国的领导人是愿意改变的，社会的稳定也是可持续的。人类社会非常复杂，取舍是需要的。不可能在同一时间使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利益同时达到最大化。关键是调和这些相冲突的利益，而这种调和本身是需要很好的领导艺术。

我愿意向国外读者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怎样看待社会矛盾。中国想要继续快速增长，继续提高民众的个人和社会自由，政治稳定是必须的。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而政治稳定就需要保持目前的共产党执政。

我告诉西方读者，中国人民拥有的个人和社会自由比他们在五千年历史的任何时候都要多。不管西方有些人怎么想，我告诉他们说，中国大多数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但同时，我强调中国共产党有更高的义务为公众带来利益。中国共产党必须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精神层次。50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依靠他的左派政治纯洁性和自我宣称的社会优越性来统治，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公开宣称党的统治合法性取决于党的行为。一位中共领导人告诉我，只有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为自己服务，才能够继续执政。

共产党执政符合中国国情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看待中国不搞两党制或多党制？

库恩：所有的政权系统都有利弊。一党来领导，有它的优越性，这些优越性包括：快速施行关键政策，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经济激励计划，快速让中国脱离衰退；同时，这一制度还有助于保证政策的长期性，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就是一个例证。

一党领导也有它的成本，因为它会让整个社会过于依赖精英领袖，也容易侵犯到公民权利。但是，中国的共产党执政制度，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而这一期间，“左”派的那些运动式的，致使人们贫困、萎靡的意识形态，被按下了停止键。

中国共产党，远比以前开明。这是一个时刻在学习，在进步的政党。我相信，这个政党超越了世界上其他政党。中国共产党鼓励它的党员将自己的知识用到任何领域，包括自然科学、经济学，以及文化。正是在这种开明的风气下，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当代执政党的一个模范。

无论如何，我相信中国保持共产党执政制度是值得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意思是，共产党执政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库恩：如果实行多党制，在中国教育和收入水平鸿沟巨大的条件下，大量的社会资源会被政治博弈浪费，剧烈的社会冲突会爆发。一个不成熟的民主会为了短期的政治自由牺牲长期的经济发展，因此不会为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利益。

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他们的民主概念是一个简单的、一维的标准，如果一个国家提供一人一票选举，那么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如果没有，就不是。

但从现实生活中每一个方面看，虽然中国没有政治多元化，但中国共产党带来了越来越大的经济多元化、社会多元化、文化多元化。这些变化让一部分将中国看做专制社会的西方人不可理解。

当我在国际传媒界努力强调，共产党执政在中国是最合适的，尤其它是一个开明的“学习型政党”，我因此受到了批评。尽管如此，我仍然强烈坚持我的意见。

但我也强调，中国共产党要保持其执政地位，它具有更高的义务提高个人的生活和福利，其中包括增加民主，施政的透明度，公众对政府的监督，法治和人权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承诺，“党内民主”。

经济发展只是中共第二大的成就

《瞭望东方周刊》：你眼中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怎样的？

库恩：我有幸认识的中国高级领导人认为，他们的首要责任是代表人民的最大利益来执政，鉴于当代社会的错综复杂，他们经常要在相反的政策间做出评估。

我认为中共领导人需要更多的企业精神，更多的非政府组织，更多的技术和革新，以及不断增加的透明度。改革使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前沿，但中国领导人懂得，他们正走在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上，必须小心。虽然他们不想被美国或其他人指导该怎么做，但他们还是想学习西方最好的经验，当然他们也认识到中西的差异。

我本人从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李源潮身上学到了很多。他遵循了胡锦涛总书记的党内民主理念，提供了一个推动党内民主的路线图。我通过两篇在《商业周刊》上的长篇报道，第一次深度地把李源潮的这些思路传达给了外国读者。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待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

库恩：我很荣幸与多位中共领导人在这些年来一直保持着沟通。所以，我能够感知到随着国际局势和中国状况的变化，他们的视野以及想法的发展。

尽管中国经济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在我的媒体评论中，我指出经济发展只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大的成就，其最重要的成就是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给与社会和个人越来越多的自由度。

我很赞赏中国共产党近期在提高各行业质量和标准方面做出的承诺，例如，食品的和医药的安全，科研诚信和诚实体育竞技。中国共产党必须引导中国在社会生活各方面走向国际标准，而不是不计代价地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和利益，中国的未来决定于此。

今天的中国可能是一个经典案例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当下面临哪些挑战？中国共产党应如何应对？

库恩：中国面临的挑战，严峻而广泛，包括经济和政治问题。

对中共领导人来说，重大挑战是要提高社会不发达群体的生活水准，同时不降低或不明显降低生产力，这关键是科学和技术的革新。事实上，我注意上中共高级领导人绝大部分是技术型官员，这保证了中国经济能够持续性地成功，这种关联的重要性甚至被低估了。

从政治上说，我相信中国会继续实行共产党执政制度，当然前提是共产党认真地把民众福利放在首位---可以想见的是，我这样说会遭到西方社会的批评，但是我还是要说，因为中国共产党有强大的集权，就有了更大的义务去推动民主和实现社会繁荣。

中国共产党可以为中国的成就自豪，也应该有自信鼓励新的社会组织在社会上出现。举例说，工会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需要更多样化的服务于弱者的慈善机构等等。

从政治上来说，腐败是主要的挑战之一，腐败妨碍中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共领导人提出的解决之道是深化改革，而不是开倒车。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中国接下来的发展，你有何期待？

库恩：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当中非常了不起的国家成就，这场由邓小平发起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新，着眼于实干胜于理论，改变了中共的路线和性格。

虽然“改革开放”常被当做一个词组提起，我还是认为“开放”是中国成功的真正关键，因为它给了中国人民一个对于真实世界的没有被歪曲的视界，从而使他们终于能够学习最好的国际经验和方法，同时保持中国的特色和文化。这样的开放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

中国共产党正在创造历史。在历史长河中，今天的中国可能是一个经典案例。这个案例讲述的是一个国家在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体制下，怎样去建设一个繁荣、民主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