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海参的价格:十位极具影响力的中共同路人

2011年07月04日08:32新华社
[导读]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是同一个历史进程。中间派人士只有“站队”的选择，但这条路不是自己的初衷，于是便成了同路人。与其说是共产党统战统来的同路人，不如说是国民党推送来了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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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第399期封面
从末路人到同路人
他们本不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是国民党制造了太多的末路人
文 | 刘耿
一个午后，余则成打开收音机，传出了来自延安的声音：“要走就走大路，大路上风景好。”“作者：晚秋”。---共产党又多了一个同路人。
电视剧《潜伏》中喝洋墨水的学生妹晚秋，之前的“代表作”是：“忧伤被泪湿坏了翅膀，甲骨文说我太古老，一滴血落在粉嫩的腿上，油纸伞说浪漫已经死掉。”
“同路人”作为专有名词，本就是文学的范畴：是由托洛茨基于1923年首先提出来的，指的是苏联文学中，资产阶级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之间的一个作家阶层，在政治上同情并拥护苏维埃政权，但世界观还不是无产阶级的。
朋友，可以不是同志。
除了笔杆子，枪把子、锄把子、锤把子，甚至印把子，都扛在肩上加入进来，随着步履的颠簸上下晃动，构成了行进中的中国的一道多样的天际线。
路，是从没有路走出来的，路也是被走宽的，越来越多的人并肩同行，小路成了大路，支流成了主流。我们想要探究的是他们何以从彼路渡到了此路。
“路”是中国150年来最大的政治隐喻。鸦片战争以降，闻人、文人忧于庙堂、虑于朝野的主题就是找一条路。洋务派、维新派、立宪派、改革派、革命派，一条一条地试过来。辛亥革命之后，又有实业救国、主义救国、民主共和救国多条道路，也揭开了中国政党政治的序幕。
既然是在摸索，且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就难免反复地变道，你走了我的路，我走了你的路。最容易串的两条道是国民党、共产党。在当时中国的多个党派中，国共两党是共识最多的。
在大陆并存的短短28年中，两党合作的历史长达14年。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占多数的不是鲁迅等文学家，是廖仲恺、李宗仁等国民党人。这部分人成了共产党的同路人，恰恰不是因为国共的相同点，而是两党的不同点。
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掺杂了国民党内不少的反对声。这种僵硬而矜持的姿态，决定了自1921年至1949年的28年间，国民党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共产党的生命力有多强大。三年解放战争，只是到了最后一年，国民党才惶惶然地发现，身边包括“朋友”全是敌人。
他们本不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是国民党制造了太多的末路人。据蒋经国叙述，他父亲真正思考和研究失败的原因，是在引退于奉化之后。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
在争夺全国政权的过程中，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是同一个历史进程。
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中间派人士只有“站队”的选择，但这条路不是自己的初衷，于是便成了同路人。与其说是共产党统战统来的同路人，不如说是国民党推送来了同路人。
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历史告诉我们，腐败是最大的敌人，它会为敌人制造同路人。
十大极具影响力中共同路人简介
廖仲恺（1877－1925）：推动国共第一次携手
对国共首次合作，廖仲恺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廖仲恺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坚定地认为“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他认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国民党复兴的关键。他信守两党的共同纲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和共产党人取得一致。
1923年1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刚发表，邓泽如等人上书孙中山反对联共，发出了进攻的信号。到代表大会召开，左右派之间明里暗里的斗争充满了会议的整个过程。1924年1月28日，大会审查《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一些代表在右派冯自由等的怂动之下，动议讨论限制国民党员加入他党案，实际上是反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针对右派离间国共两党的用心，廖仲恺在大会上作了旗帜鲜明的发言，极力主张同共产党人合作。他指出：“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
张学良（1901-2001）：私人巨款接济红军
1935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书记，专门从事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经过谈判和联系，周恩来很快就被张学良当成“最好的朋友”。
在同周恩来谈判的时候，据统计，从1936年4月到12月的8个月里，张学良接济红军的款项共达76万元。这些接济，对处境困难的红军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被蒋介石囚禁的困境中，仍然要求部下继续维护同共产党的友谊。他说：“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交了一个朋友(指共产党)，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
鲁迅（1881-1936）：共产党的知己
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确立了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地位。在《新青年》杂志同仁中，有两位后来的共产党领袖：“南陈北李”。陈独秀赞赏鲁迅的才能，说对鲁迅“五体投地地佩服”；鲁迅则认为李大钊儒雅、质朴、诚实、谦和，对李大钊因信仰惨遭军阀政府杀害深表愤怒，在为《守常文集》写的序言中，盛赞李大钊的革命精神，称其文集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1931年，鲁迅结识瞿秋白。他们一起商量写文，编书，瞿秋白甚至模仿鲁迅的文风写杂文，署上鲁迅的笔名发表，后来鲁迅编杂文集，特意把这些文章收入，作为他们情谊的纪念。鲁迅书古人联句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在鲁迅结识的共产党人中，还有红军将领陈赓。在与鲁迅的交谈中，陈赓随手画了一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势图。这张图鲁迅一直保存，他甚至准备写一部作品来反映红军战斗情况。
黄炎培(1878—1965)：可靠盟友
辛亥革命时期，毛泽东听过黄炎培的讲演。一句“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学到人家强国的本领，为民族效力”，使青年毛泽东深受鼓舞。
抗战时，蒋介石逮捕“救国会七君子”。黄炎培闻讯后，带着铺盖卷去见蒋介石，要求陪“七君子”一起坐牢，改为“八君子”，此番壮举传为美谈。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炎培与周恩来关系最为密切，常邀请周恩来到他办的“中华职业学校”讲演。黄炎培称赞周恩来：“乃天下难得奇才也。”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参政会上愤怒揭露国民党“打内战、除异己”行为，并在“新华日报”写下“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八个大字。国民党干扰“新华日报”售卖，黄炎培亲自去报社搬了几千份报纸到学校，让学生放学后挨家挨户散发，表示了对共产党真心支持。
1945年黄炎培等组织成立了民建，民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可靠盟友，为新中国成立立下不朽功劳。
霍英东（1923-2006）：为中共做香港护驾人
作为香港最著名的爱国人士和实业家之一，霍英东坚决拥护“一国两制”伟大构想，衷心拥护中央对港方针政策，为确保香港平稳过渡、顺利回归和长期繁荣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美援朝期间，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港英当局武力“缉私”的情况下，他在香港组织了颇具规模的船队，为祖国运送了大量急需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伊始，他就着手筹划到内地投资。
从1985年起，他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积极履行职责、建言献策，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成功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香港回归后，他运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积极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全力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照基本法施政，受到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并与中央几代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何贤（1908—1983)：无论如何都要同共产党交往
1999年5月15日，何厚铧当选为澳门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铧的父亲---何贤，一个在澳门曾家喻户晓的名字也再次进入媒体的视野。澳门人民不会忘记，近半个世纪以来，有“澳门王”之誉的何贤，为澳门的稳定和繁荣所作的贡献。
1943年春节前夕，日军借口驻岛的陆、海军特务机关内讧，封锁了澳门岛。顿时岛内物价飞涨，贫苦居民衣食无着。何贤协同澳门商会找到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机关长，几番斗智斗勇，终于使澳门解除了封锁。
何贤有位至交名叫柯麟，后者受中共委派，于1935年前后移居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从事地下工作，两人结识后成为莫逆之交。何贤晚年回忆说，“我们常在一起喝茶、聊天。他没向我讲过半句宣传共产党的话，我是从他做人的态度上看出他的进步的！”
柯麟于1951年回到广州，任广州医学院院长，后到北京工作。何贤说：“要搞好澳门人的生活，要令澳门生意繁荣，无论如何都要同共产党交往”。于是由柯麟介绍，何贤到大陆参观访问，并和共产党建立起了长久的关系，并于1954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史沫特莱（1892-1950）：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
1929年，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作为驻华记者来到中国。1936年，在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莱到达西安，等待被邀请前往延安。在这期间，驻守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