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供电电流:九位极具影响力的中共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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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仲恺(1877-1925):推动国共第一次携手

  对国共首次合作,廖仲恺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廖仲恺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坚定地认为“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他认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国民党复兴的关键。他信守两党的共同纲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和共产党人取得一致。

  1923年1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刚发表,邓泽如等人上书孙中山反对联共,发出了进攻的信号。到代表大会召开,左右派之间明里暗里的斗争充满了会议的整个过程。1924年1月28日,大会审查《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一些代表在右派冯自由等的怂动之下,动议讨论限制国民党员加入他党案,实际上是反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针对右派离间国共两党的用心,廖仲恺在大会上作了旗帜鲜明的发言,极力主张同共产党人合作。他指出:“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

  张学良(1901-2001):私人巨款接济红军

  1935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书记,专门从事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经过谈判和联系,周恩来很快就被张学良当成“最好的朋友”。

  在同周恩来谈判的时候,据统计,从1936年4月到12月的8个月里,张学良接济红军的款项共达76万元。这些接济,对处境困难的红军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被蒋介石囚禁的困境中,仍然要求部下继续维护同共产党的友谊。他说:“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交了一个朋友(指共产党),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 鲁迅(1881-1936):共产党的知己

  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确立了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地位。在《新青年》杂志同仁中,有两位后来的共产党领袖:“南陈北李”。陈独秀赞赏鲁迅的才能,说对鲁迅“五体投地地佩服”;鲁迅则认为李大钊儒雅、质朴、诚实、谦和,对李大钊因信仰惨遭军阀政府杀害深表愤怒,在为《守常文集》写的序言中,盛赞李大钊的革命精神,称其文集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1931年,鲁迅结识瞿秋白。他们一起商量写文,编书,瞿秋白甚至模仿鲁迅的文风写杂文,署上鲁迅的笔名发表,后来鲁迅编杂文集,特意把这些文章收入,作为他们情谊的纪念。鲁迅书古人联句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在鲁迅结识的共产党人中,还有红军将领陈赓。在与鲁迅的交谈中,陈赓随手画了一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势图。这张图鲁迅一直保存,他甚至准备写一部作品来反映红军战斗情况。

  黄炎培(1878—1965):可靠盟友

  辛亥革命时期,毛泽东听过黄炎培的讲演。一句“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学到人家强国的本领,为民族效力”,使青年毛泽东深受鼓舞。

  抗战时,蒋介石逮捕“救国会七君子”。黄炎培闻讯后,带着铺盖卷去见蒋介石,要求陪“七君子”一起坐牢,改为“八君子”,此番壮举传为美谈。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炎培与周恩来关系最为密切,常邀请周恩来到他办的“中华职业学校”讲演。黄炎培称赞周恩来:“乃天下难得奇才也。”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参政会上愤怒揭露国民党“打内战、除异己”行为,并在“新华日报”写下“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八个大字。国民党干扰“新华日报”售卖,黄炎培亲自去报社搬了几千份报纸到学校,让学生放学后挨家挨户散发,表示了对共产党真心支持。

  1945年黄炎培等组织成立了民建,民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可靠盟友,为新中国成立立下不朽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