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二十岁演员表电影:上海再造“华尔街”

上海再造“华尔街”

                       2011-06-29

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均打算在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设立第二总部。

尽管国务院宣布至2020年才将上海基本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但上海“金融中心梦”的序幕早已拉开。

以中国银行为代表，多家国有或商业银行目前正在加紧实施第二总部落地上海的计划。显然，相比有些滞后的行政举措，先行一步的中国金融机构正在积极作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曾是远东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而在当代，在中国参与的国际金融竞争格局中，上海将承担何种功能，中国金融中心架构又将如何发展？

本报记者 郑岚予 李意安 发自北京、上海

陆家嘴金融中心的几栋大楼要是有感情，估计早已几声唏嘘几声叹了。上海提出要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口号已不止一次，最后落得个“2020年基本建成”。

近日，国内有媒体称，中国银行有望在沪首开第二总部。而工行、农行和建行等，均已申请在上海建立区别于信贷业务之外的、面向金融市场业务的第二总部。紧随其后，6月23日，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公开用“见微知著”一词，以形容这一计划所反映的趋势。

屠光绍说，随着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长期推进，上海的金融体系正日趋完善，这将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大型商业银行在沪建立第二总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其对上海金融体系和金融环境的信心。

有分析师猜测，中行将开启金融机构总部由北京扩展至上海的先河。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承慧说：“中行当然可以借鉴央行双总部的模式，但随着业务的展开，作为商业机构，可能经营决策重点会向上海倾斜。”

与之相反，某国有股份制银行总行高层则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在现行体制下，金融机构不可能彻底放弃北京，把监管和决策权移至上海。“要知道中国只有一个北京，北京只有一个中南海。”这位银行界人士说。

“第二总部”蓝图

“大型银行的准备方案里都有一个共同内容，就是非信贷的、面向金融市场的业务由第二总部来管理，另外第二总部要放在上海。”屠光绍说。

关于商业银行设立第二总部的时间表，屠光绍则表示，准备好的金融机构会率先开始运营，这既取决于金融机构的准备情况，也取决于监管部门的态度。

时代周报记者为此走访了上海市银监局和上海市金融办。上海银监局的答复是：“这个事情的回应是银监会的权限，而现在银监会还没有批复。”上海市金融办相关负责人也表态：“从屠光绍陆家嘴讲完话后至今，第二总行的工作还没有落实下来，没有进行进一步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银监局局长廖岷此前透露，针对多家银行计划在上海设立第二总部的情况，按中国银监会的要求，上海银监局近期已上报了一份关于商业银行第二总部的研究报告。

尽管相关政府部门行政举措滞后，但据中行一位内部人士透露，中行拟在上海设立的第二总部目前已完成人员招募与部门组建。中行第二总部也已确定将下设信息中心、交易中心、单证中心和金融机构等多个部门。

据悉，中行第二总部负责人由中行上海分行行长董唯俭出任，中行苏州分行行长潘岳汉则接任董唯俭任中行上海分行行长一职。现年55岁的董唯俭历任中行上海信托咨询公司法定代表人，中行上海分行副行长、行长等职。而前述内部人士称，将来总行有可能会委派一个总行副行长级别的领导，专门负责第二总部的管理运行，以示对第二总部的重视。

中行第二总部的办公地点，设在位于陆家嘴核心地段中银大厦的48-49楼。此前中行上海分行设于48楼的人力资源部等部门已迁至该楼的其他楼层。按照计划，中行第二总部应与上海分行平级运行，但管理部分涉及全行的业务。

关于决策权的问题，前述中行内部人士表示，北京总部仍然是全行决策中心，但有关上海市场的部分权力，第二总部的权限大于分行。不过，该人士不认为中行在上海建立第二总部会成为中国银行界的趋势，在他看来，每家银行的架构及管理模式不尽相同，中行的行为只能说明其对上海市场份额格外重视，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行本来就是在上海起家，但近几年中行在上海的市场并不十分突出”。

但事实上，除中行外，多家银行正在加快筹建上海第二总部的步伐。民生银行第二总部已呼之欲出，其总行的规划是将保理业务、信用卡、中小企业、票据、市场金融（同业）、租赁等部门归并入第二总部，此外还包括其他一些总行在沪的事业部。就级别而言，民生银行第二总部将高于其上海分行；从地域上讲，它也绝非上海或华东的区域性总部，而是覆盖全国各分支行及事业部的综合性业务管理机构。

建行日前亦明确表示，将旗下新的保险公司建信人寿注册地落户上海，未来总行的一些部门还将入驻其位于陆家嘴核心地区的浦江双辉。

农行也将贴近金融市场的八个业务机构总部设在上海，包括农行数据中心、农行私人银行部、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农行票据营业部、农行信用卡中心、农行审计局上海分局（主管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宁波五地）、农行客户服务中心（上海），以及农银汇理基金公司。

光大银行自然不会落后，其设于上海的金融市场中心，已于上月挂牌。据了解，该中心是总行的一级部门，管辖同业拆借等多个同业机构业务。光大银行总行的航运行业金融中心也已在上海宣布成立。

更有甚者，某大型险企品牌部相关负责人私下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未来3-5年里，几家大型保险公司可能也会在上海设置“第二总部”，主要是为了“迎合国家决心建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政策”，对上海市场份额的重视也是根本原因之一。

上海必胜？

值得关注的是，商业银行的非信贷业务在上海已有相当深厚的基础，工、农、中、建等大型商业银行面向金融市场的机构，其中大部分设在上海。而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这一说法，在中国已不止一次被提及。

追溯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中国现代金融业发源地的上海，已是远东地区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但在当代，上海“金融大梦”的序幕，在1991年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时才正式拉开。此后，前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又提出，时机成熟时要在上海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尽快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甚至被写入了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报告。

2009年3月25日，国务院正式宣布了对上海的战略性规划—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

“国际金融中心大斗法，陆家嘴要斗的是华尔街，不是香港中环。”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撰文力挺。

张五常同时提出五点理由，称上海必胜：其一，上海比香港早日出一小时。纽约的太阳比芝加哥早出一小时，后者的股市搞不起。其二，长三角的工业发展胜于珠三角，国际名牌云集于前者。其三，金融人才也是上海胜。其四，高级的金融人才，今天当然是香港胜，但这些专才大可移师上海。其五，港元没有自己的面目，要建立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自己的货币独当一面非常重要。

针对上述说法，上海金融圈一位资深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中国目前实质性的金融中心还是北京。金融中心不是看证券公司店面有多少、银行营业网点有多少、存贷款有多少，而是看金融中心的辐射范围有多大。国际金融中心是辐射整个地球，而上海的辐射范围半径可能只到南昌。“中国大部分金融决策都来自于北京，北京发出一个声音就会影响到全中国，上海则扮演了一个决策执行者的角色。”

东方证券银行业研究员金麟的看法多少有点不同。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上海虽然不是商业银行集聚的中心，这一点比不得北京，但“银行机构在转型，从融资中介转为服务中介，而服务中介很重要的一方面职能就是服务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

“随着银行转型力度加大，上海这一金融市场中心将越来越重要。”金麟说，如中行般建立上海总部是“大趋势”，但如果“上海总部”只是象征性的，事实上的决策权仍然在总行，就谈不上真正意义的“总部”。

其实，央行早在2005年8月就在上海设立了“第二总部”，但据央行内部人士透露，央行的上海总部有些名不副实，权力仍然牢牢掌控在北京总部，上海总部的位置很尴尬，跟上海分行差不多。

智酷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宁鹏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虽然按照央行上海总部目前的机构设置，决策部门仍在北京，但一些金融市场相关的操作部门如公开市场操作部、金融市场管理部、金融稳定部、外汇管理部设立在上海。上海已开始借鉴伦敦金融城的一些成功经验。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首先需要吸引证券、保险、银行等重大功能性金融机构。

不过，金麟对现有体制下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不太乐观。在他看来，金融中心最主要的就是创新能力。海外金融中心的发展，基本上都依赖于“除了法律明确说不能做的，其他都能做”的法律环境，而中国的法律环境是“只有法律明确说可以做的才能做”。在当前的大国博弈和大的政治经济背景下，这种鼓励金融创新的法律环境很难具备。此外，税收政策也难有调整的余地，香港的个人所得税负率就比上海低很多。

建构金融“铁三角”

“上海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有几个标志，除市场体系进一步健全和开放以外，就是要聚集一批有影响力或在国际有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屠光绍日前详细阐述了第二总部对于上海以及银行自身的意义。

屠光绍称，如果商业银行还有其他大型金融机构把非信贷业务之外的、面向金融市场的管理总部放在上海，必将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新的活力。

近年来，当大家把目光聚焦在上海和北京时，天津这个滨海城市却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悄然在金融界崛起，并和北京联合而成一个不可忽视的金融共同体。

央行研究局研究员邹平座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应当建立“铁三角”的国际金融中心模式—把北京建成国际金融文化、管理、货币和合作中心，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市场中心，把香港建成国际金融开放和创新中心。这有利于提升中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也有利于世界金融空间布局的平衡。

邹平座称，中国的国际金融地位“还得看北京”。这是因为，与国际上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的合作以及金融机构自身的决策和管理，目前都在北京。若说放弃北京而只认可上海一个金融中心，基本不可能。

在邹看来，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是对中国国际金融竞争格局的进一步反思，中国亟须在北京建立国际金融的管理、文化、货币与合作中心。这一中心的建立，将使中国在国际金融与货币竞争中不断提高主导权，推进货币多元化，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形成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铁三角”架构。

总体上来看，北京、上海、香港三个中心相辅相成，各有明确的目标定位，可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不但不会削弱各自的竞争力，还会强化各自的功能。邹平座分析，就北京而言，建立北京国际金融文化、管理、货币与合作中心，以天津、大连为副中心与金融服务外包中心，对外形成全球在远东地区的国际金融核心区、独立的国际金融竞争体系和国际货币区，配合中国已经进行的国际货币互换，可提高中国和亚洲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权；对内形成与上海、香港相独立的国际金融监管、文化、货币和合作中心，提高金融管理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在监管与市场之间设置必要的防火墙。

而在区域金融上，北京通过与天津、与大连两个副中心的配合，形成辐射中国华北的金融服务区，可增强原来较弱的华北金融体系，为东北振兴和渤海湾经济区提供高水平的金融服务。

而针对上海，邹平座认为，作为连接北京和香港的中心地带，应发挥上海在国际金融中的市场核心作用，把杭州、连云港作为副中心和国际金融服务外包中心，有利于带动华东地区和亚欧大陆桥地区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

“香港、上海、北京不断深化的国际金融中心体系，实际上形成了中国参与国际金融竞争的主战场。”邹平座说。而当被问及“中国金融市场现在还未完全开放，谈何国际金融中心时”，邹平座很坚定地说：“总会开放的，这是大势所趋。”

值得关注的是，商业银行建立第二总部亦对监管制度的安排提出新的要求。屠光绍日前表示，非常希望有关监管部门能对商业银行转型的需求给予积极回应。“据我所知，监管部门作出了比较积极的回应，当然还需有一个具体的批准过程。但我们希望这个过程在不远的将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