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我是纪晓芙:外交官忆述香港秘闻：回归当天遭遇外交考验

人物小传

　　马振岗，男，1940年11月生，籍贯山东省临朐县，本人生长在青岛市。中国共产党党员。196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1965—1967年在英国伦敦伊林技术学院、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进修。长期在外交部工作，曾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1995—1997年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1997—2002年任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特命全权大使。现任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会长、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会长、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和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

香港回归前的布莱尔与彭定康

　　我1997年3月16日到伦敦出任驻英国大使，此时距香港回归不到5个月。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回归问题本已达成协议，但后来英国态度生变，特别在彭定康担任最后一任港督之后，公然推出一个违反中英达成的三个协议与谅解的政改方案，造成中英双方围绕香港政制发展的一场漫长而激烈的交锋。在谈判无果而英方一意孤行的情况下，我方毅然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香港特区筹委会决定成立临时立法会。香港回归之前，临立会以及驻军安排问题是双方争论的两个焦点。我和驻英使馆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我国政府做英方的工作，确保香港回归的顺利进行。这无疑是项光荣而艰巨的职责。

　　我到英国不久，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在野18年的工党赢得大选，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契机。我拜会新任外交大臣库克先生时，他对我表示，工党政府虽不认同中方在临立会问题上的做法，但临立会已是现实存在，新政府不准备挑战中国的立场。关于驻军安排问题，他也表示将予以“积极考虑”。后来英方在这个问题又出现反复，不过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这一问题最终也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工党政府也较配合，保证了香港回归的政权交接仪式顺利进展。

　　谈到香港回归，不能不提及两个人，一位是时任首相的布莱尔，另一位则是末任港督彭定康。

　　工党执政后，担任首相的布莱尔提出了两条对华新政策：一曰“英中关系要有新的开端”，二曰“香港应是两国关系的桥梁，而不是障碍”。这些方针为英方在香港回归上提供了政策指导和良好氛围。1997年6月10日，我应媒体大亨默多克的邀请参加他的一个家庭酒会，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布莱尔。布莱尔在同我交谈中表示，在香港问题上，工党政府将会和中国政府合作，并明确说他本人将参加香港回归的政权交接仪式。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新信息。按照我之前的了解，两国政府是派外长做代表，而首相出席，显然是提高了规格。布莱尔到场，英方自然不会再生破折，而会同中方合作保证香港政权交接的顺利。我立即将这一信息报告了国内。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我以前的工作同英方没有什么接触，他们对我还不太了解，可能担心我对香港的事不够敏感。当天晚上，首相办公室就给使馆打电话，说我们首相今晚给马大使传递了重要信息，不知马大使有没有注意到。第二天还不放心，英国外交部一早又打电话给使馆，说昨天首相见马大使时传递了重要信息，不知是否已向中国国内报告。有由此可见他们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香港回归后，中英关系进入了发展快车道。布莱尔当政10年，坚持对华友好与合作政策，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在告别英国政坛后，继续为推动中英关系不懈地努力。无论对布莱尔其他方面怎么评价，他对华友好态度是应该肯定的。

　　而对彭定康则另当别论。他是保守党一位杰出人才，曾担任该党主席。在1992年英国大选中，他为保守党连任立下汗马功劳，自己却丢掉了议会的席位，无法在政府中任职。首相梅杰为示“酬答”，任命他做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在香港过渡期最后阶段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出任此职，如能同中方友好合作，实现香港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本可荣誉加身，名留青史。但他却错误判断形势，过高估计英国的能量，在事关中国主权和民族大业这样一个原则问题上，采取了与中方对抗与较量的行动。结果只能是以失败告终，他自己也碰得头破血流，名声扫地。英国工党赢得选举之后，彭定康依然顽固不化，回国企图说服工党政府坚持保守党对香港的政策。外交大臣库克回答得很坦率，直接说工党没有义务完全按照保守党的对华政策和对港政策行动。

　　在香港回归仪式上，英国国旗降下的几十秒中彭定康一直低着头。他显然心情很不愉快，感到悲哀。在世界潮流滚滚向前的时代，他依然摆出当年大英帝国的架势，违反中英双方业已达成的协议，单方面顽固地推行政改方案，就像小说《唐·吉诃德》中那位不知时务的骑士一样，试图扭转历史的车轮，当然要跌得很重，眼睁睁看着中国的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解决香港问题的一局好棋，被他一手搅乱，彭定康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公道而论，此事也不能全怪他。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变化，使英国当局错判棋局，在对华政策上明显倒退，妄图在香港回归问题上趁机“翻案”，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香港回归后，彭定康在法国蛰伏一年，写了一本题为《东方与西方》的书，继续为自己的作为辩解。还是形势教育人，他后来到欧盟当官后，对华态度开始变化，在推动中欧关系中有一些积极举动。有人问我咋回事，我说“可能是脑袋跟着屁股走吧”，所处地位不同了，思维也随着产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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