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成妖有声小说吴弛:岭南感旧之六:梅边吹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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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感旧之六:梅边吹笛2011-03-12 10:39   南方都市报

听说现在城市里的中学生,学习忙得不可开交。测验,考试,测验,一个接着一个地过“独木桥”:假日则要学钢琴、学古筝之类。而在抗战胜利后,中学生如果对音乐有兴趣,多半只是买根竹笛学吹,既便宜,又可以无师自通。我的书包,也常带上一支打着几个小孔的笛子。有空时,便在校园里呜呜地乱吹一气。

在抗战期间,广州的中学纷纷解散,日寇投降后,才又纷纷复校。但原来的校舍,或残破,或被占,要复课,委实碰到不少困难。例如我就读的南海中学,原址被日军宪兵队霸占,操场一侧被挖为防空洞,教学大楼破烂不堪。学校要复课,就只能借用米市路学宫街的“南海学宫”,暂时开办。

我住在西关,每天一早,便提着藤制的书篮,步行经过长寿路,进入惠福路,才转至米市路。那时没有公共汽车,自行车则属奢侈品,一般人都买不起。同学们上学,只靠两条腿一路小跑,即使是数九寒天,也走得汗流浃背。现在,社会进步了,当我看到上学的中学生,骑着自行车横冲直撞,风驰电掣,有些还由父母开着小汽车接送,心里便别有一番滋味。

在“南海学宫”,中间的大殿,被当做礼堂,墙上贴着孙中山的画像。下面贴有“总理遗嘱”,每周的周会,教务主任都要领着全校师生,一起背诵:“余致力国民革命,深知欲达到此目的……”我们也像念经般咿咿呀呀,根本不明白其中意思。解放后我上了大学,读了鲁迅的杂文,里边提到国民政府的官吏“一面背遗嘱一面想拳经”,才明白背诵“遗嘱”到底能有多少教育的作用。到了“文革”时期,人们兴起了背“语录”,才又知道我们这个民族,素来有背经的传统。

那时,学校把大殿的廊庑以木板隔开,算是课室。上课时,老师们讲课的声浪,难免互相干扰,教学条件之恶劣可想而知。后来,校董们捐资,修复了学校原址的教学楼,我们才回到了在西华路的校区上课,环境虽有所改善,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时,广州市内多所中学复校的情况,大都如此。

解放前,广州市有好几所中学名校,像广雅、培英、培正、知用、南海、真光、岭南大学附中等等。它们各有办学特色,自成传统。例如真光中学只招女生,南海中学只收男生;有些学校擅长理科教学,有些则长于文科。有些学校还重视体育,学生学习成绩优秀而又强健活泼,人们便有“真光猪,岭南牛,培正马骝头”(此处猪、牛、马骝无褒贬之意,指真光学生身体较强壮,岭南学生性格硬,培正学生调皮)的雅谑。

那时候,学生没有校服,不过,别在衬衣上的有不同的校徽,特别是各校童子军制服上围着脖子的领巾,颜色图案,各不相同。例如培英中学的领巾是绿白两色;南海中学的为深蓝色,后边缀有“101”三个白色字样等等。不同的领巾颜色,有不同的涵义,校方都会向同学们解释清椘,期盼增强学校的凝聚力,保持学校自身的传统。

大概到了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我们的教育当局,把中学的校名一概取消,像编街道门牌那样重编校名,例如培正中学被编为第七中,南海中学被编为十一中等等。这样做,不知有什么好处?看来是学习前苏联计划经济派生的产物。如此一来,校名是齐整划一了,名校的特色、个性也就取消了。近几年,有些中学又把校名改了回来,我认为这不失为明智之举。

我所在的中学,规模不大,却设有教师和学生宿舍,管理很严格。那时舍监是“事务主任”罗老师,他不苟言笑,一脸严肃,虽然从来不叱责学生,但学生见了他,不知为什么就像老鼠见了猫一般,大气也不敢透。晚上,在宿舍或课室里自习的同学,若是打打闹闹,他一出现,立刻鸦雀无声,大家乖乖埋头看书。同学们都怕他,又都尊敬他,知道在他冷若冰霜的外表里面,包藏着一颗热切希望学生成长的心。

在中学里,也有不少受到同学喜欢和尊敬的老师,像给我影响最大的孔昭皋老师,他既有广博的语文知识,又掌握了如何提高青少年学习兴趣的教学方法。正是他,引领我走上文学研究的道路。

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孔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姚鼐的《登泰山记》。孔老师语言生动,讲课时绘形绘色,每一节课,都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最有趣的是,他常让我们在课堂举行默写比赛,一个班的同学分为若干小组。比赛时,每组轮流派出一人,一起站到黑板面前。孔老师说出一句常用的而又是容易出错的词语,让参赛者一起默写。例如他说:“葱蒜”,这“蒜”字,初一的学生往往记不起来,会急得抓耳挠腮。写对的,全组就有了一分;写错了,或者笔顺不对,便没有分。同学人人上阵,哪一组累加起来分数最高,便是冠军。这种在游戏和比赛中学习的办法,让我们学得轻松,记得牢固,也形成了在竞争中团结互助的气氛。

我小时候很淘气,对每门学科都没特别的兴趣,上课时东张西望,心不在焉。不过,有一次孔老师在上课时评点我们的作文,并且找出几篇他认为写得较好的习作,在堂上朗诵分析。其中,竟有我写的一篇,这一下子改变了我学习的态度。

这节课,开始时我也并不特别留意,谁知听着听着,忽然听到孔老师说:“下面,我要向同学们介绍一篇写得很好的习作,题日叫做《游泳》。”我一听,心头咯噔一下,这莫非是我所写的那篇文章!因为在前几天,我曾到荔枝湾游泳,写的习作,正以此为题。只见孔老师微笑着读了文章的开头几句,一听,正是我所写的作文。这时候,我又惊又喜。再听下去,孔老师又说:“这篇文章有几句:‘扑的一声,一个下水了’,写得特别有意思。”然后,他叫我站起来,问我:“你知道这句有什么好处吗?”我回答不出,一脸茫然,孔老师笑了:“你先写声音,然后再写动作,这叫‘先声夺人’。如果按实际情况,先写跳下,才写声音,便是一般化了。”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在无意中竟写出了比较生动的句子。这时候,同学们都用艳羡的眼光望着我,我则满面通红地坐下,而心中实在也颇为得意。那天晚上,自习课后,走到宿舍前边的小花园里,园边有腊梅一树,开着白色的花。我坐在树下,拿出笛子,一个劲地忘情地吹。月色如银,也照进了我愉悦的心坎。

从此,我对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几十年过去了,那天孔老师上课的情景,历历在目。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给中大中文系七七届(即1977级)的同学讲析唐诗。当讲到王维“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两句时,蓦然想起,王维首先写角弓的声响,然后才说到出猎,这不就是孔老师提到“先声夺人”的写作技巧么?这节课,我讲得特别兴奋,当然,同学们是不知道我想起了孔老师的教导,不知道我在讲析中掺和着对老师感激、感念之情的。

根据青少年心理、生理的特点,因材施教,比让学生加班加点,一天到晚做作业以应付考试,要有效得多。这一点,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大多懂得。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好些人又都“忘”了。

抗战胜利的凯歌才唱了不久,随着国民政府愈来愈腐败,人民的反抗也愈趋激烈。在广州,中山大学师生高举“反内战,反饥饿”的大旗,示威游行,全市震动。在中学,教学秩序一般还算稳定,但一些看不见的斗争也有所开展,像在我所就读的中学里,忽然调来了一位童子军教练,估计是国民党教育当局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控制。

我们不知道这教练的来头,但对他教学不负责任,信口雌黄和像个痞子的作风,十分厌恶。有一次上课,他只教我们唱了一首“露营歌”便算了事。而歌词,分明是他胡编乱造,说什么“咸鱼肉,蒸猪肉,揾(找)饭焗。咸鱼猪肉咸鱼猪肉,仲有(还有)大豆炒牛肉。煲窿(焦糊)饭,无奈何,饭焦(锅巴)都挖晒(精光)……口水都流埋(下来)”之类。大家觉得很无聊,却敢怒而不敢言。

过了几天,他通知我们年级,穿起全套童子军制服操练。按规定,每人都要穿起黑色的长筒袜子。那天,刚好我洗了长袜子,晾着未干,便穿双短袜子出操。列队时,被他见到了,他大发雷霆,我还来不及解释,他便喝令我立刻出列。一手把我拉到童子军团部,用墨汁把我的小腿涂黑。我受到法西斯式人身侮辱。开始时又惊又怕,等到回过神来,便气得发晕,不禁乱跺着腿,大叫大跳。这时候,孔老师走了过来,悄悄给我递过眼色,暗示我不要再闹,还递给我一条毛巾,让我到洗手间把腿洗净,然后从学校的后门离开。回到家里,把事情一说,大人们都感激孔老师,估计他知道这教练的复杂背景,是孔老师在保护我,免得我再吃眼前亏。

到1949年的夏天,国民党部分溃败的军队,忽然进驻南海中学。这些残兵败将,拖家带口,把学校弄得一塌糊涂,脏乱不堪,还要学校腾出课室,好让他们居住。学校当然不同意,但对方毫不讲理,准备硬来。我们的教务主任郭尔慤老师迫不得已,立刻敲响铜钟,让全校学生到操场集合。

郭老师身材魁梧,对学生则和霭可亲。他上数学课时,条理清晰,富有启发性,被誉为当时全市中学数学科的“四大天王”之一,很受学生的爱戴。不过,这一次,他站在讲台上讲话,却是声色俱厉。只见他怒目圆睁,满脸通红,向全体学生宣布:“他们的连长,让我们在操场上上课!”学生一听,齐声反对。这形势,竟让对方震慑,不得不收回了无理的要求。而郭老师为维护学生权益,不畏强横,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态,给我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何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我们在老师的言行中感受到了。

郭老师的宿舍就在小花园旁边。那天晚上,夜已深,我忽然瞥见好几位高年级的同学在花园或站或坐,月色中人影散乱,有人还拿着童子军的长棍往来巡查。我好生奇怪,走过去问,“你们怎么还不睡觉?”

有人低声说:“别问。”其中一位师兄认出是我,对我说:“你不是会吹笛子吗?快拿出来吹呀!”我更奇怪了,便说:“这岂不是会影响郭老师休息?”师兄回答:“不会。”我看到他一脸正经郑重其事的神态,不敢再问,一时兴起,也就掏出了笛子,在腊梅树下,一曲接一曲地吹奏。师兄们默默无言,我对这局面则莫名其妙,似懂非懂。

又过了两天,国民党的败军忽然撤走。同学们拍手称快,我恍然明白,那天晚上,原来师兄们是在暗暗保护郭老师。他们故意在园里弄出点声响,是要让人知道学生就在郭老师宿舍附近,让企图报复的坏人不敢轻易下手。回头来看,当时学生们的想法未免有点天真,但他的行动,实际上是在护校,是出于对老师深沉的爱。

南宋词人姜夔,曾有句云:“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我也真有过几番在月下梅边吹笛的经历。如今,岁月如梭,白发苍苍,而视茫茫,而牙凿动摇,再不吹动笛子了,但当年在中学读书的情景,竞像雨丝风片,在我的脑海里时时飘拂。   (题签:吴瑾)

◎黄天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现居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