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成妖:岭南感旧之十三：婚礼进行曲

岭南感旧之十三：婚礼进行曲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7月01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黄天骥

　　这些年,常有机会参加亲戚朋友的婚礼。在宴会厅里,新郎新娘时而站在厅前迎客,时而周旋于亲友之间,忙乱得一塌糊涂。我想,新人爱情之路,无论是“长征”,还是“闪婚”,都算是修成正果。他们得到幸福,憧憬未来,也自然是累并快乐着。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婚礼,当《婚礼进行曲》响起,耳边的曲调,也使我想起了广州婚礼仪式经历的曲曲折折的变化。“婚礼进行曲”,这曲字,我指的是曲折的“曲”。

　　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我常看到邻里和亲戚为婚礼奔忙。当然,对于媒婆怎样鼓其如簧之舌,怎样在男女双方家长之间来往穿梭,怎样“问八字”,选佳期,我们小孩子一概不懂。据闻,直到清末,“被结婚者”从未见过面,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命运,新郎要到“拜堂”时揭开新娘的红头巾,才知道她是“闭月羞花”,还是“琴渠落办”(谐“沉鱼落雁”。琴渠,粤语指蛤蟆；办,指泥浆)。不过,到民初,广州民气渐开,除了遵守《周礼》规定“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之类的老黄历以外,往往又多了“相睇”的环节。

　　所谓“相睇”,是男女双方家长各带着子女和一些亲友,到约定的茶楼,找个相邻的桌子坐下,装着各不相识的样子。其间,两位当事的男女,可以乘机隔着楚河汉界,瞄瞄对方的身材容貌。“相睇”过后,如果觉得可以接受,才进一步考虑时辰“八字”等问题。当然,“相睇”者只是过过目,至于对方的脾气人品,也都蒙在鼓里,但总算比只能在“拜堂”时,米已成炊,才能揭开盖子,开放了一大步。

　　小孩子对婚礼最感兴趣的,自然是迎亲“娶新媍”的时刻。

　　那一年,我的堂叔要娶亲了。到了吉时,迎亲的队伍上路,一路上吹吹打打,四条大汉抬着花轿,向女家进发。花轿后面,跟着一伙参与迎亲的“案兄弟”,亦即新郎的男性死党。到了目的地,女方略一款待,“案兄弟”便到新娘的闺阁,请新娘上轿。这时候,新娘的一批“姐妹”亦即她的女性死党,便堵着房门,死活不让新娘出来。“案兄弟”们赶紧上去陪笑脸,说好话,送红包,讨价还价,死乞白赖。女卫兵们才好歹打开了房门,让新娘由大妗姐(专职指导、饲候新娘的中年妇女)背着,从房里走了出来。新娘的头和脸,用一方红巾盖着,似乎在低声地哭泣。据说,她这是表示舍不得离开父母的意思。至于她的哭是真是假,谁也不清楚。这会儿,“案兄弟”点放爆竹,在乒乒乓乓的喧闹中,新娘也钻上花轿,我们又一路吹吹打打,打道回府。

　　花轿到了堂叔家门口,停了下来。堂叔上前踢开轿门,轿后的轿夫高举杠杆,轿子便向前倾斜,大妗姐赶紧上前背起新娘下轿。有人又在旁替新娘打伞,据说这不是给她遮阳,而是给她挡邪。那时,大门口放了个燃烧着的火盘,新娘由大妗姐搀扶着,跨了过去,才进入厅堂。

　　拜堂时,新娘已先到新房自行揭去红巾,戴上凤冠了。然后,她便出来和新郎一起,给端坐厅中的新任家翁家姑叩头。拜了父母,大妗姐又依照辈份,逐一请观礼的姨妈姑爹,坐在椅子上,喊着:“姑爷新娘扫椅啦,请大姑奶(或舅老爷、六叔公之类)安坐!”新娘颤颤巍巍,上前递茶行礼。

　　

　　在旧式婚礼中,“迎亲”一项至为重要,花轿的大小,“案兄弟”多少,队伍的长短,都和男方的颜面有关。因此,即使家境不甚富裕者,也尽量多邀些猪朋狗友,以充阔气,而壮声威。

　　以我看,“迎亲”的环节,实际上是古代抢婚风俗的遗存和变异。据《周易·屯卦》,有“屯如邅如,乘马斑如。匪寇婚媾”的爻辞,说的是有一队人马,在新娘的住处逡巡徘徊。为避免发生误会,爻辞特意指出:这支人不是来抢劫女人的,而是来下聘求婚的。这又反过来说明,在野蛮时代,人们盛行过抢婚的风俗。男子若是看中了别的部落的一个女子,便组织了几个死党,管她愿意不愿意,一把抢了过来。被抢者自然哭哭啼啼,也许这便演变为后来的“哭嫁”。而随着对偶婚的发生,婚姻制度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抢婚的习俗,向购买婚过渡。《周易》所记,正是处于过渡时期的情况,它标明“匪寇”,说明不是来抢人。至于过去那群帮着抢人的男性,则演化为帮着迎亲的“案兄弟”。从“案兄弟”跟随花轿一路招摇过市的表现中,也不难发现《周易》所谓“屯如邅如,乘马斑如”的痕迹。后来,我又看到元代杂剧《桃花女》和明代嘉靖本传奇《白兔记》,其中写到在婚礼中有新娘跨火、遮伞、拜堂等细节,和解放前流行的旧式婚仪,如出一辙。可见,岭南文化,千百年来与中原传统一脉相承。

　　不过,我在四五岁时,也参加过一场新式婚礼。那次是表姨出嫁。新郎租了几辆的士,兴兴头头地带了伴郎和一班“案兄弟”,亲自前来迎亲,并且和披着白色婚纱的表姨,一起上了汽车,径直往长堤“东亚酒店”的礼堂驶去。这一次,我被任命为“花仔”,任务是拖起新娘婚纱的尾巴。在我身边,则有一位小女孩提着小花篮陪伴,她被称为“花女”。当《婚礼进行曲》乐声响起,我们进入礼堂,亲友便拼命鼓掌。不久,只见表姨没穿婚纱了,她换上了黑衣红裳的旧式褂裙,给双方父母叩头,又逐桌给客人敬茶敬酒,礼堂上虽然还奏着西方的圆舞曲,大人们玩的却是打躬作揖封“利是”的旧例。显然,早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有些广州人接受了西方婚礼方式,又把它和传统婚仪结合起来,不中不西,新旧交融。

　　

　　广州解放后,结婚仪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再没有人送“老婆饼”以示订婚。不过,实质性的订婚行为,仍是有的。在大学,如果男生和女生好上了,就要正式向团支部作口头或书面汇报,这叫“确定关系”。关系一旦确定,是不能随意反悔的。我有一位女同学,中学时已有男友,到了大学,认识了另一位男同学,关系密切,人们便啧有烦言。在舆论的压力下,她终于放弃了新的选择。人言可畏,这比“老婆饼”有更大的作用。

　　至于“迎亲”,更已销声匿迹。因为早就没有花轿可以租赁；至于坐小汽车,则是特权的象征,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即。这一来,所谓“案兄弟”、“送嫁”之类劳什子,也全取消。即使有人不知从哪里弄出部花轿坐坐,也会让路人侧目,被视为“落后分子”。当时谁也不愿担戴“落后”的名声。

　　等到决定结婚了,新娘新郎先到派出所登记。记得我在1960年结婚时,只花了五毛钱买了两张结婚证书。证书活像一张奖状,它编了号码,写上男女双方的姓名、年龄、籍贯,又写着“自愿结婚,经审查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特颁此证”。一旦领了这证,男女双方便成为“爱人”,亦即夫妻。

　　“迎亲”没有了,但总要搞个婚仪,把喜事知会诸亲友。婚仪简单得很,多半是在单位里开个小会,新人穿上稍为光鲜的衣服,襟上插着大红花,活像是一对劳模。所不同者,是墙上贴了个囍字,桌上放些糖果。大家团团坐下,领导致辞,说的无非是公文式的套话,间或穿插些“抓革命,促生产”语带双关的话题,幽新人一默,增加点喜庆气氛。好事者则要求新人讲讲恋爱经过,通常是新娘羞羞答答,新郎便说些感谢的客气话,招呼大家吃些糖果,婚礼便告完成。所以,“请吃糖”成了当时结婚的代名词。

　　在“文革”时期,婚礼的模式也大抵如此,只不过增加了向毛主席像鞠躬和背《毛主席语录》的环节。有一次,我参加一场婚礼,临时被任命为背《语录》的领读者。我没有思想准备,在叫板式地喊了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之后,便不知读什么为好,忙乱间,灵机一动,赶紧高声地喊:“只生一个好!”大家哗然,有人笑弯了腰,有人说《语录》中没有收录这一句。但是,大家也知道这确是“最高指示”,领导也不至于说我“大不敬”,好歹算过了关。可以说,“政治化”和“革命化”,是从“反右”到“文革”时期广州婚礼的基本框架。

　　

　　谁知道,1969年年底,我们到粤北“五七干校”劳动,却碰上了一场奇特的婚礼。

　　那时候,“文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有一天,晌午时分,我们正准备歇工,忽然看到山路上出现了一彪人马,他们敲锣打鼓,举着毛主席像,喊着革命口号,一路红旗招展,迤逶而来。队伍中,有人推着自行车,车上坐着一位姑娘。我们这些“五七战士”有点奇怪,一打听,原来是村民要举行结婚典礼。当时,“战士”们颇为感慨,觉得贫下中农思想革命化,也真的带动了婚礼的革命化,于是驻足观看,准备接受“再教育”。

　　就在这支队伍到达办喜事的家门时,忽然,有个穿着新衣的大汉,想必就是新郎,杀气腾腾地冲了出来,他的身后,还跟着好些男女,一面狂烧爆仗,一面大声叫哴。那大汉冲到送嫁的自行车旁边,把姑娘背将过来,回身走向家门口。这时,早有人端上火盘,放在地上,让姑娘跨了过去。大汉看见姑娘进了堂屋,显得颇为得意,他回过头来,笑着对我们这批“五七战士”招了招手。这一下,把我们吓坏了,原来,他的脸,不知是用墨汁还是灶灰,涂成一团乌黑。当咧嘴一笑,露出白白的牙齿,显得有点儿恐怖。接着,村民亲友,哗啦啦地涌进大门。

　　“五七战士”面面相觑,弄不清伊于胡底。我心里倒也明白,那新郎,扮的正是黑虎赵玄坛!而这一套场面,早在元明时期《桃花女斗周公》的故事中,就出现过,想不到几百年后,竟在粤北山区得以复活；更想不到村民把这古老的传统,和“革命化”的表象搅在一起。用“文革”的语言说,它分明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仔细一想,这山村里的婚仪,“革命”其外,“复辟”其里,与“文革”的实质完全一致。或者说,这荒诞婚仪,在某种程度上是荒诞时代的缩影。

　　

　　从我懂事时开始,到如今,岭南的结婚仪式,经历了几许曲折的变化。每一次变化,都有着时代的烙印,都和社会、政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恩格斯曾说:在过去,“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回顾岭南的婚礼进行“曲”,或许可以更深刻更全面地领悟这句名言的涵义。　　　　(题签:吴谨)

　　◎黄天骥,中山大学教授,现居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