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鹿媒介，史说如镜：读《中国媒介批评史》

    媒介在今天已成为政治家、学者和普通民众须臾不可分离的伙伴，媒介素养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大声疾呼设为中小学生的必修课，因为人们对媒介的认识十分肤浅。那种简单、僵化的娱乐场所和喊话工具的理念，始终统治一些人的头脑，远没有把握媒介对社会与人的发展的潜能。读完《中国媒介批评史》，我的媒介视野似乎走出高崖深谷，突然置身于辽阔的原野，看到了太阳、天空、风暴、浓云和青山绿水的全貌，双目似乎明亮了。

    我国大多数人没有受过媒介教育，也难以找到一本深度阐释媒介原理和媒介史的著作，对媒介的奇特角色一知半解。但《中国媒介批评史》却展示了1300年来、特别是最近150年来中国报刊遵从政治、发动惊心动魄的思想攻势，或独显精神风采的高尚报格，让人读后思绪难平。媒介批评史本来是对媒介（包括记者和编辑）传播与媒介制度解读的历史，揭示媒介批评的发展规律，但《中国媒介批评史》却在宏大叙事中揭示出中国政治思想的巨变，各种势力逐鹿媒介、抢夺舆论阵地的格斗，幕幕历史悲剧或喜剧引人沉思。

    这是一部史著，而且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媒介批评史的开山之作，实属拓荒之举。全书以70余万字的巨制再现了最初以新闻工作为己任的各种人物如何登上历史舞台，媒介搏杀与为人民呼唤的种种招数为什么引来社会赞誉或批评，构建了中国媒介批评史的恢弘图景。历史从来都是绝对客观的历史，历史虽不可复原，绝对客观令史家的笔墨也踌躇不定，但史书如果没有对事件的客观描述，那就没有任何认识意义和史学价值了。《中国媒介批评史》对唐代邸报直到当代大众传媒的各种评价做了客观陈述与分析，再现了各时期的媒介观及其批评的历程，媒介思潮的种种流变连同生动的细节描述，让读者陷入深沉的回味。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媒介问题，媒介批评者的目标也大相径庭，治史不仅为寻求当下对特定历史问题的理解，而主要是为真实再现各时期媒介批评者的身世、奋斗和追求，为人们理解媒介举起一面镜子。这样，《中国媒介批评史》自然有两种视野，即不仅瞄准宏观层面，分析媒介的性质和传播制度，而且总结微观层面——对传播内容（包括新闻报道或书籍）与传播者的评价，诠释媒介思想的先锋作用或变态。这两种视域往往相互交叉、融合在一起，成为该书的主要内容与线索。

    真理生根于历史之中，历史揭示真理，总会有一种媒介成为真理的传播者，媒介批评实际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中国媒介批评史》揭示中华精神的进程，而媒介的本质永远同人民的呼声血脉相连，媒介批评的理性或非理性在该书中都有意外的发现。邸报在唐代出现后，有人对这种官报有过简单的描述或评论，后来朝廷需要对报道内容加以控制，对邸报的规约渐渐扩展到制度领域。到近代和当代媒介时期，许多社会活动家、政治家、思想家和著名报人，对媒体的方针、传播内容提出过重要的指导方针和批评意见，媒介批评成为历史脉络的意识旋律。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权力人物总是俯视报刊，打压或收买舆论，禁止刊载不合其政治要求的内容；从褒贬媒体到迫害或枪杀视为仇敌的报人，上演了一出出中国媒介批评的惨剧。全书还贯穿另一条线索，即各类人物对大众媒介应当如何办，传播什么内容，媒体与记者的传播是好还是坏，政治权力如何看待和管理媒介进行了大量陈述与评价。书中虽有意识形态的归顺与反叛，彰显人性之善的笔墨也多有闪光之处，但特别重视张扬报刊行为的公正与正义。

    一般而言，史家是根据历史资料“说史”的，史料及史料处理成为该书的关键。该书著者在《自序》中认为，“作为一部史著，重要的是写出确切的史实，著者的结论只是对史实的概括和揭示。只要史实准确、要点突出，有些读者自己也可得出结论，所以这本《中国媒介批评史》重视对史实的撰编和介绍。”史料永远是不完整的，让史料发言，史说这面镜子就更为清晰。史家对史料的认识及对史料处理的典型选择，反映了史学本身的演进法则，该书依据这个法则堆积起中国媒介批评史的大厦。传统史学总是以政治事件、人物活动为重点，实证成为人们观察历史的最佳途径，无疑该书著者正是这种史学观的实践者。

    就我国当代的大量史著看，许多著者忽视史实的介绍，著者本人的归纳和分析占据文本的绝大部分，阅后根本看不到历史画面和历史人物的语言，这就很难再现历史。该书为避免这种倾向，尽量对史实和历史人物说过的话做更多的引述，对历史人物如何批评媒介，他们的批评思想有何价值，也做简要的评析，所有这一切既追求一个“真”字，又达到“取景”全面。后现代史学理论不认为历史著作能反映过去的真实，历史的“真实”是历史著作不能体现的，这种史学理论的病根导致对历史的曲解，畅言什么“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用当代人的眼光看待历史是无可厚非的，但任何历史都是实际的存在，不依史家的立场改变面目，历史的真实不是史家的“解读”，而是史家占有丰富史料和客观精神的回顾与点化 。《中国媒介批评史》分析《大公报》对南京政府的“小骂大帮忙”，不赞成给该报三巨头扣上“反动立场”的帽子，而是指出这是民营报纸夹缝生存的策略，这种评析摆脱了以往政治模式的纠缠，是符合实际的。蒋介石虽然欲消灭中国共产党而后快，但他对中共宣传能力的巨大和成功颇为赞赏，该书对这类历史真实都不吝笔墨，献给读者最逼真、也最有可读性的真谛。

    史学实践最能体现真理，因为历史已经尘封，后人只要有点悟性，都能看出门道。真理与历史表现之间的关系不可回避，一旦人们察觉史家的主要叙事包含虚构成分，他的整个史著就一钱不值了。这种历史观指导《中国媒介批评史》的著者努力不做意识形态的俘虏，把历史编纂提到“史料第一，独立分析第二”的高度，艰苦地完成自己的命题。在媒介批评家还没有形成像在文学和文化理论家那样广泛的人文意识时，该书作者绝不像有些学问家那样轻言媒介批评贯穿人文精神和人文知识。该书以大量事实证明，历代的媒介批评都是政治的发微，社会道德的武装，人文浸润的面积并不大。尊重历史，首先要尊重事实，这就接近或找到了真理。

    在文化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新闻行业确实是一条战线，读者几乎在每一章都会发现报刊斗争的锋芒。媒介批评同文学批评大不一样，难以回避权力对媒介的争夺或讨伐，媒介批评史无疑充满往昔的梦魇。而这些都是建立在真实史料的自然结论。该书著者申明，由于改革开放前思想僵化和“左”的思想影响，有一些研究历史的人往往“以阶级划线、以主义为鉴”，“革命者完美无瑕，不革命者一切皆黑”。该书则始终以历史事实为据，对人对事只做历史分析，绝不妄下结论。有过重大历史功绩的人在主持或指导媒介工作中可能违背历史潮流，犯过错误；有些反动人物早年也可能偶有善德，对传媒人尚有几分良知……本书都把它们写出来。这不仅为了忠于历史，而且也是为了引起读者有益的思考。例如孙中山在黑暗年代竟然说“中国人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过”；万人敬仰的蔡元培断然抛弃大义，主持国民党的“清党”秘密会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曾暗中帮助共产党员作家丁玲和田汉逃出虎口……这些事例为我国文化界多数人士闻所未闻，书中大量此类史实回归了历史真相。

    这本《中国媒介批评史》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西方媒介批评史》的续篇，两书对中外媒介批评的发展给以全面总结，构成媒介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的重要力作。该书不仅对新闻出版界开阔视野、了解媒介历程有重大意义，即使对政治家、思想家和一切公众人物使用媒介也有重大的指导价值。在书中，媒介坎坷患难的镜子，教会传媒人如何执掌木铎，政府如何与媒介相处，每个大众从中获得教益也将是无穷无尽的。

    （《中国媒介批评史》，刘建明等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7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