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锅篦子:香港媒介权力精英

 香港媒介权力精英

2007-01-04 18:19:41 来自: 新社

时间：2006-5-10 10:49:52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黄辉


发稿：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黄辉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04级新闻学硕士研究生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
邮编：100081

内容提要：理解媒介批评，特别是理解香港媒介批评，必须理解媒介中的人——记者，其他新闻从业者和媒介所有者。香港媒介精英是香港媒介权力的掌握者和具体实施者。理解香港媒介批评，必须理解分析香港记者文化，媒介老板文化和媒介行业文化。本文解析了香港媒介“权力精英”，提出了“香港媒介精英是香港媒介批评的重要对象”的观点。

关键词：香港精英，权力精英，媒介批评


媒介是人的媒介，媒介也是理解人的取向之一。媒介批评的终极目的和出发点都是为人而作。“媒介批评还坚持了另一个重要原则——把人，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视为一个多重互动的，结构化的大系统。这样的视角使媒介批评的起点是媒介，落点则是人，也因此契合吉登斯对于人的能动力量的重视。媒介批评实质上成为一种以结构化的认知和诠释为手段，面向媒介的价值判断。这也正是媒介批评的根本取向所在。”1

理解媒介批评，特别是理解香港媒介批评，必须理解媒介中的人——记者，其他新闻从业者和媒介所有者。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说：“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2

对于这些人中的“持有权力者”（本文借称“香港媒介精英”），应是香港媒介批评的重要对象。但在香港商业化的语境中对他们的批评并不多。

一，何谓“精英”与“权力精英”

雷蒙.威廉斯说：“精英（elite）是个古老的词汇，自从18世纪中叶，就被赋予一种特别的社会意涵，并且从20世纪初期起，被赋予一种相关却又有所不同的社会意涵。” 精英原初是用来描述被选举出来的人，与elect等词语有关。自1945年，elitism（精英主义） elitist（精英主义者）的负面意涵变得普通起来。3

1956年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发表了《权力精英》认为“美国的大部分权力由一个精英群体所掌握，这一群体包括最大的公司的领导，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以及重要的军队官员。大部分权力精英都是相同的社会背景，都在相同的大学念书，都是同一俱乐部的成员，并且因此而具有了基本相同的世界观。”4米尔斯并不认为“权力精英”必定是邪恶的，但他认为权力精英所做的确实只是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的行为有可能有益于也可能无无益于普通公众。

学者王岳川指出：“研究大众传媒必须回到文化生产方式的所有权或控制权上来，才能切实地进入对文化意识权力话语的分析批判。”5分析香港媒介，我们往往会看到，香港记者属于采写人员，而编辑属于行政管理层，最有影响力的才是报纸的发行人，他们才是媒体政策的制定人。“所有制问题的中心，就是谁直接掌握着媒介，从而也就直接控制媒介产品的生产和传播。”

而反观香港，香港媒介精英是媒介权力的掌握者和具体实施者。理解香港媒介批评，必须理解分析“香港记者文化，媒介老板文化和媒介行业文化”。6

二，香港大亨，权贵与精英

汤普森（E.P.Tompson）说，解释历史不能只顾经济因素，而必需兼顾文化传统之社会因素。不少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学者指出，“社会领袖是国家与社会间的中介者，他们是社会大众的教育者，向老百姓灌输国家认可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他们也是社会大众的代言人，常须向政府转达民意。传统中国的士绅阶层可说是这类精英分子的典型。”7

在香港，家族，士绅，大亨等一直都是香港的一个历史的社会传统。据考证，大亨(tycoon)和权贵(mogul)这些术语都起源于亚洲8。从香港殖民地开始，英国殖民者就开始实行灵活的殖民统治，以华制华，培养亲英的乡绅势力是英国一直行为有效的统治手段，也得到了治下香港民众的认同。在早期香港史上，香港东华医院的建立，标志着香港本土士绅精英阶层的成熟。香港士绅并与殖民者合作，对香港的社会稳定和管制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香港士绅阶层和大亨家族得到了英国殖民者的扶持，并形成自己对香港政治经济文化独特影响力。

可以说，香港精英并没有“原初是用来描述被选举出来的人”的意思，而更多的是士绅，大亨(tycoon)，权贵(mogul)之意味，具有一种东方家长威权的意思。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华商社会经济实力成长壮大。“殖民政府试图以华商精英作中介对华人社会加以控制。”9而“香港华人社会也发行中文报纸…大众新闻媒体帮助华人政治社会意识,巩固华人社会。”10

在如晚清中国的绅士阶级一样，香港的绅商运用儒家教义来行使下层民众的“文化霸权”，主要是形成社会共识，民众认同。绅商是香港华人社会的精英。儒家思想强调精英家长制的社会控制，社会和谐，
总而言之，香港的绅商运用各种社会，经济，文化资源来支配控制香港华人社会：

1，出资提供社会服务；
2，推行保守儒家教义；
3，与港英政府合作，强化威权与合法化；
4， 维护社会治安。

可以说，今天本文所言的“精英”包含了历史上的“大亨”“权贵”“士绅”等“统治阶级”之意涵。香港媒介“精英”在本文中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

香港的经济在七零年代起飞，香港社会现代化迅速，而政治不民主却高效廉洁，但文化上却一直中西交汇，色彩斑斓。长期特殊的殖民地属性，以至于香港今天，没有精英文化，却一直有文化精英。中国近现代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在香港留下足迹，如鲁迅，茅盾，王韬等等。香港的文化固然有多元性，商品性，和大众性的特点，但精英引导的大众文化，无不可寻其踪，精英控制或者引导，鼓动风潮，制造时势，从来就是知识分子在香港活动的原因之一。

学者李欧梵批评说，香港的大众媒体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一种“公共性”的理念11。“香港的情况恐怕尚不止此，因为香港本无文化菁英（或曰精英elite）的传统，在英国殖民时代，只有统治和被统治阶层，而现在的‘精英’，除了政府官员之外，恐怕也只剩下富豪了罢。”

香港的公共文化，其实就是一种大众文化。香港的大众文化又相当程度上是消费文化。一种商业精英主宰下的消费文化，这在九五年后黎智英的出现被表现的淋漓尽致。

香港前特首董建华在港大九十周年的餐会上公开提倡精英主义，其意思似乎指向高等教育训练出来的‘职业精英’，是以知识的先进为本位，但似乎也没有提到“文化精英”的问题。“然而，媒体的制作和批判，我认为都是文化精英的责任，没有这种精英，如何能建构香港社会的公共文化？”

而在香港的官僚系统中，文化是和娱乐联在一起的，不像中国有文化部。所以，简而言之，多年来英国殖民主义在香港的遗产是训练出大批精干有效率的公务员，却没有孕育出“公共文化”和“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所以，香港的“公共文化”，除了市场消费文化之外，就只剩下政府制定的“文化政策”，推行下的“成果”，却缺少了一种发自社会而又以“公民社会”的公益为理想的公共文化。这种社会上的公共文化，理应由公共媒体建立，但目前的香港媒体却把“公共”视为“通俗”——一切以大众消费为前题，因此引发出不少相关的问题。12

而在香港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特别是香港媒介作为商业机构是它的第一属性，强大的商业动因促使了传媒一个“行业精英”的出现和成熟。比如郑经瀚等一大批专栏作家，知名记者和高层职业传媒经理人阶层。

在政经话语左右夹击下的香港媒介，抹杀了公共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精英的出现。虽然，香港不缺乏文化精英，但却一直培育不出精英文化，最多就是商业精英文化，富豪文化等代表着强烈消费主义倾向的消费符号。

本文可以简单地把香港精英分成：

1，知识精英；他们大多活动在大学和研究机构；
2，工商界精英：香港商业大家族；新贵富豪等
3，政界精英：香港的官僚系统的政界精英
4，专业精英：其他各个专业活动领域，包括了新闻媒介精英。

左右香港的政治制度是以行政为主导的政治制度体系，而两岸精英在大部分政治问题上利益显然是一致或极为接近的。首四项共同利益是：

一，保证香港平稳过渡；
二，保证两地政治稳定；
三，保证香港经济繁荣；
四，保证特区政府有效运作；

不可否认，这四项基本原则也是两岸民众的基本利益。然而在“民主，平权和均富”等问题上，两岸精英也与民众利益却想去甚远。大陆精英早就公开宣布不希望香港成为“反共基地”和民主运动发源地，而香港的精英也只希望香港成为一个经济城市而不是政治城市。13

三，香港媒介精英的表现

“精英是某个社会构成中属于支配阶层的少数人，他们凭借某些假定，被认为仅仅属于他们的优异禀赋而实施或者宣称对社会与文化的领导权。”14 “精英”往往又与“大众”并行提出的。在《关键概念》一书中，对“精英”提到：“不过，在这两个术语在媒体研究中都有影响，其间精英的概念既用来描述经营大众传播的媒介专业人士，又用来将大众媒介同‘精英’文化相剥离，而这种文化本身又被用作评价（通常带有轻蔑）媒介产品的一种尺度，这就显得自相矛盾。”15

在亚洲，媒介精英更多地具有“大亨”和“权贵”的意味16。本文用“精英”这个词汇来统称这些香港媒介背后的掌权阶层。

今天的媒体大亨，是指那些以个人拥有和运作媒体公司，个人承担企业奉贤，以个性化风格运作媒介商业的人。在这里，媒体大亨是精英中的精英。媒体大亨这个术语指那些构造起个人媒体帝国（media empire）的人。他们的媒体帝国包括个人全资拥有的媒体企业，但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包括被收购和兼并现成的媒体公司。 而那些靠继承“媒体大亨”获得的媒体实业的后辈，则被称为“媒体王子”。

随着全球媒体政策的松动，世界媒体市场中出现了少数人控制着大部分大众媒体的局面。等媒体大亨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建构起庞大的媒体帝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们被认为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媒体产业。

威廉.肖克罗斯评说：“默多克的影响力超过了美国总统，因为美国总统主要在美国发号施令，而墨多克“媒体帝国”的疆域覆盖了地球的每个角落。

而对于香港，香港的工商阶层是较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香港中产阶级是香港社会主要阶层。而香港本土意识也在七八十年代兴起，香港媒体长期在港英政府的“法外施恩”的背景下，得到了相当程度上的新闻自由，也形成了自己的复杂多彩的媒介文化。

香港媒介精英特征：

1, 家族式的，政治经济合作的;
2，媒介精英日益集中化，范围在缩小，媒介精英多元化变成了单一的，富豪主宰
3，香港资本开放的社会，国际传媒大亨窥探中国内地市场，往往把香港作为桥头堡，比如外来的默多克（香港人称之梅铎）控股凤凰卫视；

谁是香港媒介精英？

媒体
成立年份
所有者
说明

《东方日报》及其“东方报业集团”
1969年
马氏家族
创办人马惜珍，经营多份香港主流报纸，《东方日报》，《太阳报》等

《苹果日报》，壹传媒
1995年
黎智英
原“佐丹奴”集团老板

《成报》
1935年
东魅网
广角镜，中国青年网站；华风书局

《新报》
1959年
由罗氏家族成立，主要由罗宾的儿子罗伟控制大权；
罗氏家族是香港四大家族之一

星系报业，《星岛日报》等
1938年
胡文虎，胡仙
原为医药生产商

《工商日报》
1925年
何东，何芝佐
何东是何氏家族家长

香港无线电视台
1967年
邵逸夫


Tom.com

香港亚视
1957年
李嘉诚
李嘉诚香港首富，涉足电信，房地产等多个行业

《明报》《明报周刊》
1959
查良镛
著名小说家金庸

《南华早报》
1903年
默多克（梅铎）
1986年收购；

《信报》
1973年
林山木夫妇
香港首家财经专业报纸，

电讯盈科
2000年
李泽楷
香港首富李嘉诚之子

凤凰卫视
1997年
刘长乐，


新报；英皇（娱乐）集团
1999年
杨受成
旗下《东周刊》引发了著名的“《东周刊》事件”；“英皇”现是香港主要娱乐公司；甚至在朝鲜还开有赌场17



注：“所有者”包含现在或者曾经的所有者

四，精英个案：何氏家族与“传媒新贵”黎智英

何氏家族在香港家族史中可谓第一世家。也是香港百年来内最有影响力的家族。

何东是香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风云一时的人所共知的首富，慈善家，也在中国政坛上有所影响。他一生受过欧洲八国勋章。

何东的儿子何世礼曾任国民党军官，葫芦岛司令。虽然何世礼继承了父亲大量遗产，但他仍然勤守祖业，长期主管香港主流报纸之一的《工商日报》。后来，又被自己的儿子何鸿毅接管。

何东的另一个儿子何佐芝，是香港商业电台的创始人。18

何鸿毅的同辈族人有个鼎鼎大名的“澳门赌王”，那就是何鸿燊。何鸿燊还有个女儿叫何超仪，是香港娱乐圈的艺人。

何氏家族发源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香港社会，因而更多的有点“传媒大亨”的意味。

何氏家族对手中的传媒资源是极为珍视的。何世礼主管《工商日报》时，最关心社论和头条新闻，每天都会返回报社批阅社论，遇到问题，便跟主笔讨论，有时凌晨一两点种，也会打电话回报社询问当日的头条新闻是什么”甚至在报馆附近租屋，方便工作。19

《工商日报》也一直是香港社会的主流报纸之一。何世礼之子何鸿毅也投身新闻业。他先在美国学习新闻专业，曾任匹兹堡新闻报记者，香港虎报记者。“他凭借家族成员网络广泛，个人交流广阔，屡屡发掘大新闻，不可否认，他是一位出色的新闻从业人员”20

后来，何鸿毅持掌了《工商日报》，后在他手里停刊。“事实上，何鸿毅亦坦言承认停刊决定与香港政局的转变有关。他认为香港人价值观念出现歧异，所以索性停刊”。21

与《工商日报》同领风骚的报纸，还有以《星岛日报》为代表的星系报纸，它被另一个报业豪门——胡氏家族控制。其代表人物是胡文虎，胡仙。

几乎就在何氏家族掌控达半个世纪的《工商日报》停刊十年的后，一份新的传媒诞生了。那就是当时香港传媒界不为人知的“肥佬黎”之称黎智英。

如果说，何氏家族是香港老家族的代表，那有的黎智英，就是传媒新贵了，他也更多的具有“精英”的意味。
黎智英被称为“狗崽教父”、“香港黄色新闻大王”，也被一些人认为是“新闻自由的捍卫者”、“独立操守的异教徒”的报业奇才。黎智英是个极富个人特色的传媒大亨，他的出现，不但改变了香港整个传媒业的生态，影响更深的是，他身上表现了通过传媒人物与政治人物之间“默契”来阐释了香港媒体精英是如何左右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走向。

简单回顾下黎智英的个人历史。

黎智英早年是从广东来香港的穷小子。后来，加入成衣制作行业，成为一个小学徒。其后，凭借着勤奋和智慧，青年黎智英得到了老板的赏识和职业晋升，他也结识一位影响他一生的富豪公子——张鉴泉，并得到了支持帮助。后他在美国学习经商，并与犹太人富豪圈有过神秘接触，这在他后来的常有提及。在犹太人富豪圈里，他一方面学习到了经商智慧并积累经验；另一方面他也了解到一些民主政治思想。据说他就看过哈耶克的名著《到奴役之路》。后来，这都成了他办《苹果日报》时经常在报纸上品头论足的话题。他也一度成为积极的民权斗士。

黎智英以成衣业财富发家致富，创办的佐丹奴时装店为他带来第一笔。其后，进军传媒业，创办了《壹周刊》。95年创办了《苹果日报》，一举打入当时几乎饱和的报业市场，并取得了成功。当时位居香港报纸销量第一位的是《东方日报》，《苹果日报》也与之结下恩怨。

这可从一个《苹果日报》历史小细节看出。《苹果日报》上市之前，黎智英亲自担纲电视广告宣传片主角。在那个广告片中，他站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突然，四周射来了上百支箭；然后，画面中出现被射得满身是箭的黎智英，拿着一个苹果，悠然地说：“遭万箭穿身，仍气定神闲地啖一颗苹果”。

有意思的是，早年创办媒体的黎智英甚至还嫌手下记者无料，亲自出马冒充记者，与记者一起采访，监督手下记者发问方式。22

相继创办《壹周刊》和《苹果日报》后，黎智英与各界名流接触多了起来，比如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五常。张五常曾在早期《苹果日报》撰文诠释“苹果文化”23内地著名画家黄永玉等人都与黎智英有书画来往。“肥佬黎”一时成为传媒业的风云人物。

黎智英的出现，在香港传媒史几乎有划时代的意义。《壹周刊》的创办，打破了当时文化保守的传媒界的生态，独家娱乐新闻和狗仔队就是从他手中诞生。狗仔队的出现引起了香港艺人的极大不满，并1995年曾“杯葛”24传媒。集会抗议。黎智英的真正的目标是香港日报市场，运量已久的《苹果日报》于1995年6月杀入当时几乎饱和的报业市场，掀起了香港传媒业减假大战，一时人称，报业的“割喉战”“死亡游戏”。

《苹果日报》的出现，以“减价战”打破了长期的香港不合市场竞争的统一价格“卡塔尔”体系；以今日美国USA TODAY的彩色图片，大标题和头版不等广告办报方式——“苹果化”改变了沉闷的香港报坛文化；《苹果日报》还建立了新颖的“苹果文化”，改变了香港记者行业生态。

更为重要的是《苹果日报》的办报理念，是“完全市场导向新闻学”，象卖“麦当劳”一样的贩卖报纸，这种只顾商业利益，不顾传媒操守的办报理念，进一步恶化了香港传媒生态。后来黎智英旗下的报纸频频出错，挑战传媒操守的底线，假新闻，煽情报道，恶意抄作等等，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一致反感。

另一面，《苹果日报》还是一份极具个人化特色的报纸，几乎成为黎智英“一人报纸”，而且《苹果日报》高调与政治结合，以反共意识形态出现，毫不隐讳批评内地政治的立场，黎智英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批评内地领导人的公开信，并亲身参与香港89年运动。25

五，香港媒介精英是香港媒介批评的重要对象

大众传媒与权力中心关系密切，考察媒介精英是破解香港传媒文化的利器。这往往涉及一场意识形态战争。大众媒介便是一个主战场，需要受众和批评者们准确的解读其中三昧。

上文所述，黎智英和何氏家族是香港传媒精英的个案，但决不是唯一。香港今日首富李嘉诚和他的儿子李泽楷在香港传媒也势头甚猛。李嘉诚发家于香港房地产市场，后涉足香港传媒业。而另一个传媒巨头邵逸夫则长期控制了香港主流电视台：无线电视。

在世界范围内，“媒介所有权的集中，在西方国家由来已久。自“二战”以来，媒介的集中和垄断就一直持久不衰的研究传播产业的主导性课题。”26

而在香港，媒介的融合之势，也是潮流浩荡。虽然香港不至于“一城一报”，但是也出现李金铨所批评的香港媒介“反民主的倾向”。

“第一个反民主的倾向是所有权的改变和集团化。整个新闻的光谱大量减缩了：亲台报纸觉得前途茫茫，纷纷自动关门大吉；亲中资本家购买了批判性政论杂志，不旋踵间把它们关掉。主流报纸在1980年代末期开始上市，用以分散政治不明朗所带来的财政风险；其中好几家贸然投资房地产而大蚀其本，另一些试图跟大陆媒介建立商业伙伴而铩羽而归，还有一些通过上市聚集厚资，在拥挤的市场大量购买媒介。此外，国际资本家（如默多克 [Rupert Murdoch]）和海外华裔资本家（《南华早报》的郭鹤年和《明报》的张晓卿）纷纷购入香港主要媒介，他们在大陆的投资可观，还千方百计开拓那边的市场。他们属下的媒介能否恪守言论自主？局面如此动荡，资金外流还来不及，黎智英却挟重金入市，于1995年创办《苹果日报》，裹挟着性和暴力这两大“法宝”，接连爆发好几轮割喉的价格战。恶性竞争致使好几家财力薄弱的家庭式报纸杂志倒闭，成千的媒介工作者失业。《苹果日报》和《东方日报》占领七成的报纸市场，报导风格和市场策略引得媒介争相仿效。许多主流媒介的市场地位下降，甚至被并购，买方通常与北京当局有密切的私人、商业或政治关系。凤凰卫视开播时，默多克信誓旦旦要用先进的传播科技击败极权政体，结果跟大陆资本愈粘愈紧；别说默多克多年来一直开拓与北京高层领导人的亲密关系，牺牲新闻原则在所不惜，大陆资本不但进驻凤凰卫视，更拥有亚洲电视。另一家无线电视台也小心翼翼，不敢激怒北京。” 27

另一个媒介大亨向其他行业进军，或者是其他行业富豪进军香港传媒业。“可是近些年来，不仅集中加剧，而且出现了不少新的特点，用默多克和戈尔丁的话说，是‘转向’的趋势，由原来的本行业集中走向跨行业的聚合，由此再也不是几个企业在一个行业里称雄，而是大气业同时在不同的行业只能占据领导位置。” 28

如世界媒体巨头索尼，宝丽金和美国广播公司就分别隶属于索尼，飞利浦和通用电气这几家大型产业集团。这个过程就是个互动的过程：产业资本要寻求更大的利润空间，传播业在极度的市场竞争中则需要巨大资金的支持。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大众传播业越来越与（产业）企业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牢固的，相互难以剥离的媒介——产业的复合体。

正是根据这样的状况，本，巴格迪坎用了一个十分形象又颇为粗俗的比喻，“大公司乱伦”。29

黎智英就是一个较好的例子。黎智英成功欲成衣业，香港畅销名牌服装“佐丹奴”就是他旗下的品牌。《苹果日报》创办后，《苹果日报》不光涉及报业，还加入了香港物流行业。

“按照‘企业权力的制度延伸’的逻辑，‘大公司乱伦’的关系图，实质上就等于权力结构图。因为此种合纵连横之势，对于一个大企业而言，不是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拥有一整套传播设备，从而有效地扩展观念意识生产和发生能够的潜在控制力。”

媒介精英与政界精英的“合谋”联合，结成利益共同体，更是媒介批评关注的对象。

比如，在1997年香港本来只是一单小小的版权诉讼案件：原告《东方日报》因不服法官裁决，连日来出动狗仔队及文海攻势，对司法制度、对彭定康、对前港英政府以及英国保 守党进行铺天盖地的指责。最后为了“唱衰”30前英国首相马卓安及保守党，更以一招玉石俱焚，不惜抖出自己在九四年向保守党捐款二千万港元，作为替东方创办人马惜珍办‘私务’条件的秘事，因而引起英国各大小报章的追查。“从上周五始，《东方日报》每日均以专题形式，大幅报导以往与 政府之间的轇轕。文中除触及如何给前布政司霍德刁难，还提到已结业的英文报纸《东快讯》在开幕初期如何跟政府多番角力。但最意外的,是《东方日报》竟自揭曾给保守党千万捐款的秘闻。报道除指集团创办人马惜珍及家族在九四年间共捐了一百五十四万八千英镑（约港币二千万元）给保守党，还登了一张保守党发出的收据作佐证。报道指出，捐款的条件是要保守党协助马家解决一桩私事。至于是什么私事要二千万元，还要当时执政的保守党才能解决，文中却只字不提。内文只说保守党收到捐款后三个月，东方报业集团主席马澄坤 （马惜珍之子）就获邀与首相马卓安共进晚餐，这次“双马”会面的照片及邀请信还一并登在报上。”31

小结：

金庸说过：“报纸是股东的私有财产，不是公众的公器”32而“公共领域式的媒介运作理想和私人所有权越来越集中的媒介现实。媒介业主利用财产权有能力来限制信息的公开流动和辩论，而在他们看来，这两者恰是民主政体的生命所在。”33香港媒介精英在香港社会发挥巨大深远的作用。如米尔斯一样，本文对香港“媒介精英”不作价值判断，而是将之凸显出来，提醒媒介批评者们，注意这个媒介行为背后的群体。所以，讨论媒介精英也必须避免‘阴谋论’的论调——一种看待权力关系的建构与运作的观点34。

媒介精英的诞生，发展和强盛，是香港新闻史的重要一面。香港独特的“媒介权力精英”也是香港媒介批评重要关注的对象。批评香港媒介，必须批评媒介和媒介表现背后的权势人物，这些掌持着“媒介权力”的“权力精英”是否也掌持着香港的大众文化。这是香港媒介批评的重要对象，也是独特的研究价值所在。

这样也让我们反观内地的传媒业，针对社会精英阶层的精英杂志已经出现，而且传媒内容也“精英化”起来。更为隐蔽的是，媒介精英文化控制大众传媒文化的现象也初露端倪。比如“超女”现象。随着传媒市场的逐步开放，工商界与传媒业，甚至娱乐业的结合也愈加紧密，是否会出现内地自己的媒介精英，媒介权贵与媒介大亨，值得得到更深更广的关注。

注释：
1胡百精：《突破与创新：中国媒介批评若干核心问题的再思考》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
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3雷蒙.威廉斯《关键词》三联书店，2005年P143
4戴维.波普若：《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P500
5王岳川：《中国镜像》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年1月，P347
6 1995年朱立及李少南（Chu & Lee, 1995）为新加坡出版的《亚洲传播学报》（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编了一个香港政治过渡专辑。他们二人提出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媒介老板文化、媒介从业员文化及阅听人文化为媒体制度的决定性因素。
7唐力行主编：《国家，地方，民众互动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04年6月第一版P423
8 Tunstall,jeremy,and palmer,michael,1991,《media moguls》,London and news york:rountledge
9蔡荣芳著：《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 :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0P36
10蔡荣芳著：《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 :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0P40
11李欧梵：《香港传媒缺乏“公共性”》
12同上
13何舟《中港传媒九七后的融合与冲突：精英利益和精英政策》出自《中国传媒新论》
14美：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2004年1月，P94
15美：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2004年1月，P94
16曾国华：《媒体的扩张》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4年1月,p215
17见2003年《南方周末》
18何文翔著：《香港家族史》香港 : 郑经翰, 1989 P3
19何文翔著：《香港家族史》香港 : 郑经翰, 1989 P31

20同上P40
21同上P41
22吕家明著：《黎智英传说》台北 : 远景出版事业公司, 1997
23陈世光著《香港大众传播产业概论》香港 : 天地图书公司, 2001 P141
24杯 葛 即是英文boycott，的粤语英译，“抵制“之意
25吕家明著：《黎智英传说》台北 : 远景出版事业公司, 1997
26 Murdoch and Golding :CAPITALISM,COMMUNICATION AND CLASS RELATIN from 27李金铨《政治经济学的悖论：中港台传媒与民主变革的交光互影》
28 Murdoch and Golding :CAPITALISM,COMMUNICATION AND CLASS RELATIN from 29本，巴格迪坎：《媒介的垄断》林珊等译，新华出版社
30 “唱衰”是贬义，意思是让你的名声受损，“唱”在这里是“宣传”的意思，“衰”就是“不好”
31 1997年《苹果日报》网络版
32张圭阳：《金庸与报业》香港 : 明报出版社, 2000P384
33戈尔丁和默多克《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杨击译 载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P593
34 （美）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2004年1月，P56

参考文献：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三联书店，2005年
蔡荣芳著：《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 :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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