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经开区管委会网站:重新审视媒介生态理论

　　当今社会，诚如文森特·莫斯可所言，“传播与社会相互构建而成”。正处于急剧变化时代的中国社会更是如此，迅猛发展的大众媒介日益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这一现实迫切召唤着对媒介与社会互动问题的关注与研究，以透过纷繁现象从宏观上整体把握传播，促进两者的良性互动与发展。借用生态学相互关联观点与整体性研究方法的媒介生态理论，正以其独特的动态与宏观整体思维被提上研究日程。

　　然而，我国的媒介生态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而且由于该理论是生态学理论与方法和媒介研究的结合，因此其结合状况往往因研究宗旨的差异而各有偏重，从而出现界定模糊等问题。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媒介生态理论从传播理论渊源、研究进展等方面追根溯源，进行深层探讨与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对“媒介生态”予以新的范畴界定，以期能起到一定的梳理与廓清作用。

　　媒介生态的传播理论渊源

　　媒介生态理论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传播理论，传播学科史上的各种传播模式论就蕴藏着其理论萌芽。尽管这些模式论的侧重点各有异同，但都或多或少谈及媒介与社会互动的问题，这正是媒介生态理论关注的重点。因而，本研究以此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传播理论渊源。

　　赖利夫妇于1959年提出的他们称之为工作模式的模式，把传播系统置于社会系统的框架之下，认为大众传播是各种社会系统之一;传播系统的传播活动与过程，既受其内部机制制约，还受其外部环境影响。其中，“传播系统包含于社会系统之中”的观点是媒介生态理论的基础。

　　梅尔文·德弗勒与桑德拉·鲍尔-洛基奇于1976年提出的大众传播媒介系统依赖模式，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结构，媒介系统是一个信息系统，受众、媒介和社会体系三个组成部分通过媒介系统掌握的三种信息资源—— 收集或制作信息的资源、信息处理资源与信息传布能力形成依赖关系。该模式主要关注社会结构条件和历史环境，关注微观与宏观系统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从而具有宏观视野。

　　1970年田中义久提出“大众传播过程图式”，认为传播过程即符号/信息交往过程，建立在能量与物质交往基础上，与社会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保持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这实质上是一种生态的观点，从与宏观社会结构的普遍联系上把握社会传播过程，把社会传播过程看作是人类社会总过程的一部分。

　　研究进展

　　学者崔保国在其论文《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中对当前国内外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与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回顾。目前国内现有关于媒介生态的研究，也基本是以该研究成果为基础。此外，国内目前关于媒介生态的研究著作包括译介作品甚少，在资料收集方面存在相当的难度。因此，本文关于国外媒介生态学起源与发展的文献综述主要参考该研究结论，其它研究内容则是笔者对所收集资料与文献的分析与阐述。

　　（一）国外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起源与进展

　　全球范围内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主要起源于北美，并分为加拿大的多伦多学派和美国的纽约学派。美国学者认为“媒介生态”的第一部著述是美国学者尼斯卓姆（Nystrom）的《面对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范式集锦》。纽约学派的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最早正式提出“媒介生态”概念并将其建设成一门大学课程。媒介生态学最初主要研究科学技术对传播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乔亚舒·梅洛维茨（Meyrowitz）开始关注大众媒介内容及其反应，重视媒介与环境的关系。认为媒介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受众选择媒介受社会环境制约的同时，媒介对社会具有强大影响力。此外，他将受众纳入情境概念，认为传播行为受受众制约，必须根据受众类型选择合适的传播方式与信息。因此，其媒介理论 “把媒介研究纳入社会环境分析之中，从而开辟了一种社会学视角”（1）。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媒介生态学主要研究各种媒介符号和信息本质以及传送特性，考察传播符号和传播学的物理结构如何影响文化。兰斯·斯瑞特（Lance Strate）和凯萨·曼孔卢姆（Casey Man Kong Lum）是其代表人物，曾于2002在《新泽西传播学杂志》上主编了关于媒介生态学学术渊源的专辑。大卫·阿什德的《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则是关于媒介生态学的最新近著作，立足于信息技术和传播对社会活动的渗透与控制，关注信息技术和传播对受众的影响。

　　（二）国内及台湾地区关于媒介生态研究的进展与现状

　　崔保国认为，我国媒介生态研究在学术渊源上与国外没有直接联系。邵培仁教授发表的研究论文《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与《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开了国内媒介生态研究的先河;其后，童兵教授在《入世一年的中国传媒市场格局》等文中明确提及“媒介生态”。之后，张国良教授关于上海市民媒介接触情况的调查研究等是对媒介生态的实证研究，表明媒介实务研究者开始涉足媒介生态研究。自此，媒介生态的研究日益趋多且多与社会现实加以结合。

　　笔者经过文献搜集与整理发现，国内目前关于媒介生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最近两年（2003-2005），且在所搜集文献中，其研究主题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以媒介生态为研究视角或作为研究框架，探讨其他媒介问题。如《从媒介生态角度谈广告自律》等;二是从不同角度研究媒介生态本身，有个案与宏观研究。如《从媒体寻租行为看媒介生态的破坏》、《中国近代报纸生态环境演变轨迹》等;三是直接将生态学理论应用于媒介问题的研究，比“媒介生态”的研究更为微观、深入。如《论媒介的生态共生与信息互补》等。这三类研究主题又集中于三种研究视角:一是大众传媒自身在生存环境变化中的适应性变迁;二是大众传媒与社会生存环境的互动关系，偏重于媒介对社会的作用与影响;三是媒介生态与环境自身。

　　台湾对媒介生态的研究早于大陆。1987年臧国仁提出社会相对论，探讨传播生态环境中政治、经济等对传播媒介的影响。1992年苏钥机从生态共栖与杂交角度探讨大众传播媒介互相存在与影响的现象。1994年洪平峰出版的《电视生态学》则是应用媒介生态学的成果性著作，以生态科学的角度作为分析架构的理论基础，经由文献分析与实证调查，探讨台湾电视生态变迁。此外，台湾中正大学电讯传播研究所与交通大学传播科技研究所，于 1994年7月29－30日合办了“1994传播生态学术研讨会”，发表了有关传播生态理论、传播生态与公共领域等十四篇论文。

　　范畴界定

　　当前关于媒介生态的研究之所以出现对“媒介生态”的不同应用与理解，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界定尚未明确。因此，范畴界定成为媒介生态研究的必要前提，也是本研究的落脚点。

　　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首次提出“生态学”，认为生态学是“关于有机体与周围外部世界关系的一般学科”。（2）换言之，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所谓环境则是构成主体生存条件的各种外界物质实体或社会因素的总和。（3）

　　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媒介及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就媒介而言，环境有两种:一是媒介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现实环境，另一种是媒介通过其传播活动介入现实环境作用后所形成的已发生改变的环境。阿什德分别称之为“物理的实在环境”和“充满符号互动的意义环境”，本文则分别称之为“媒介生存环境生态”和“媒介意义环境生态”。正由于媒介有两种环境，从而导致对媒介生态的研究也出现了两种迥然的理解与研究路径，从以下国内外的各种界定便可略见一斑。

　　德弗勒认为，大众媒介是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受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外在环境的影响。而受众、发行经销商、投资人等向外扩展则是外在的社会文化条件，规范整个传播的社会系统及其各个子系统而成为互动的传播生态。（4）阿什德认为，“传播生态指的是信息技术、各种论坛、媒体以及信息渠道的结构、组织和可得性。”（5）即传播形态超出它作为大众媒介的范围，深深地介入现实环境，和宗教、文化、政治、法律等产生符号互动而形成一个意义环境。

　　目前国内较为普遍的界定是，认为媒介生态指的是某一特定时代中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媒介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关联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包含如政治文化氛围、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

　　不难看出，现有研究往往是将媒介生态限定在媒介与其生存环境生态和意义环境生态两者之一的互动。实际上，媒介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一个开放性系统，在与外界的互动中保持动态的平衡。这两种环境生态，通过与媒介系统的互动而具有时间发生上的先后意义，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媒介生态:媒介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外界现实环境——媒介生存环境生态的变迁必然会引起媒介系统自身的调整与适应，从而使得媒介的传播活动对社会现实的介入与影响发生变化，并最终以“充满符号互动的意义环境”——媒介意义环境生态展现出来，而意义环境若得以扩展又会形成新的媒介生存环境。媒介生存环境生态与媒介系统及其作用之后所形成的媒介意义环境生态，三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在动态与平衡中一起构成整体意义上的媒介生态——此时，媒介与社会环环相扣的动态过程才得以真正显现出来。

　　注释:

　　（1）宋林飞（1994）:《社会传播学》，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21页

　　（2）、（3）海热提、王文兴（2004）:《生态环境评价、规划与管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第12、20页

　　（4）梅尔文·德弗勒、桑德拉·鲍尔-洛基奇（1990）:《大众传播学诸论》，新华出版社，第61-63页

　　（5）大卫·阿什德著，邵志择译（2003）:《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第2页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