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苏湛剧透:毛泽东为组长 延安学习运动中“高级学习组”

　　1941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召集120余名党的高级干部举行学习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为切实有效地进一步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1941年9月26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组（也叫中央研究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延安及外地各重要地点，均设立高级学习组，军队至师、军区或纵队为止，地方至区党委或省委为止”。同时规定，“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高级领导干部的学习是延安学习运动的重点。本期《党的文献》刊登的关于延安学习运动期间高级学习组（也叫高级研究组）的相关文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革命战争年代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学习、善于学习的生动实践。　　（一）成立高级学习组，是中央重视领导干部学习的具体体现。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动员全党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中国历史，学习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和发展趋势，拉开了全党范围的学习运动的序幕。同年12月25日，延安《新中华报》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发表《一刻也不要放松了学习》的社论，指出：“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是中国历史转变的关键。要在这个空前的历史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生存，我们必须努力学习。”正是基于增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使党能够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的战略考虑，党中央领导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学习运动。领导干部的学习，从运动伊始就成为强调的重中之重。毛泽东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因此，“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为了加强对学习运动的组织领导，中共中央于1939年2月17日专门成立了干部教育部，以张闻天、李维汉为正、副部长。　　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阐释了为什么要发起学习运动，领导干部必须重视学习的三点原由：一是领导革命的需要。共产党要领导革命，“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要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二是改善工作的需要。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有一种“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学习，“无论党、政、军、民、学的干部，都要增加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三是我们要建设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大党，必须“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因此，“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178、179页。)　　在学习运动中，毛泽东带头精读了《资本论》、《反杜林论》、《谈谈辩证法问题》等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主持编辑了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后来又编印了《六大以前》），提供给全党干部学习。当时，参加学习的高级领导干部120余人，多数中央领导同志都积极参加到各类学习研究会、学习小组中，陈云和张闻天领导的学习小组，都曾被评为模范学习小组。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读书、学习、讲演、著述，极大地推动了全党各种学习活动的开展，营造了空前浓厚的学习氛围。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组和高级学习组，以突出学习重点，并进一步引领和带动全党学习。　　（二）毛泽东高度重视并亲自草拟、审定关于高级学习组的相关文电。        如果说，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学习是延安学习运动能够顺利开展的主观因素，那么，建立健全科学的学习机制和组织领导机制，则是学习运动得以有力推进并卓有成效的客观保障。从高级学习组的成立与运行即可略窥一斑。毛泽东、王稼祥亲自担任统领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的中央学习组正、副组长，高级学习组的领导规格之高由此可见。从高级学习组的一系列相关文献可以看出，所有文稿的落款不外三种：中央书记处、毛泽东与王稼祥、毛泽东；其中，大部分文电都由毛泽东亲自草拟或修改审定。如，《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六大以来文件选读以下各篇》等都留下了毛泽东的修改笔迹；《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研究方针和阅读材料》、《关于各地应即组织高级学习组的指示》、《关于各地高级学习组应根据组织条例实施的通知》等则由毛泽东亲笔写就；毛泽东还审阅各地高级学习组的人员名单，指导各地高级学习组的学习计划等。从高级学习组的成立到组织条例的制定，从学习材料、研究内容的选择到学习步骤的安排，从指导督促各地成立高级学习组到审批组员名单、学习计划等，不论是宏观的决策指导，还是具体的组织实施，作为中央学习组组长，毛泽东事必躬亲，悉心指导。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对成立这一组织的极端重视，无疑成为高级学习组真正发挥其组织学习功能的有力保障和重要因素。　　（三）高级学习组的“高级”二字名副其实。　　从《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和《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两篇文稿可以看出，当时组织成立高级学习组是非常正式、规范和严格的。首先，从领导职务、岗位性质到参加人数加以明确限定。高级学习组成员，“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全国以三百人为限”。其次，从文化理论水平方面限定选择组员的条件。《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明确指出：为保证高级学习组“确能成为高级的，而不成为普通的学习机关起见，必须规定选择组员的具体条件”。根据学习内容的侧重，高级学习组分为政治组和理论组。其中，政治组组员须从四个方面考虑入选资格：一是领导职务须是“党的区党委以上，军队中旅级以上”，二是党龄，三是文化水平“须确能阅读并理解党的历史文件，文化及理解力低者不应列入”，四是组织纪律性较强；“四条缺一即不应编入政治组”。理论组组员则须比政治组“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与理论修养，确能阅读并理解《哲学选辑》等书者方为合格”，否则“只能列席旁听，不编为理论组的正式组员”。这些硬性的考核指标和条件规定，既体现了高级组选择组员的严格要求，同时也彰显了高级学习组之所以冠名“高级”的组织特性与目标定位。　　根据中央关于成立高级学习组的基本精神，1941年10月6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决定周恩来为西南学习组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10月15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决定建立高级学习组，刘少奇任组长，饶漱石任副组长。11月29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的决定》，决定在中央学习组之下设立军事高级学习组，朱德任组长，叶剑英为副组长。从延安到各地对组建高级学习组的高度重视与严谨认真，也为高级学习组的具体运行夯实了组织基础和保障机制。　（四）高级学习组研究内容与学习材料的选择，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
       
        关于高级学习组成立后的学习内容和研究对象，在其成立伊始，就作了明确规定：“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二是“发展革命理论”。为了确保各地高级学习组包括中央学习组各同志在学习时有据可依，毛泽东亲笔拟定关于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的学习材料与目录，其中理论方面的研究材料主要包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新哲学大纲》（艾思奇和郑易里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和雷仲坚译）、《经济学大纲》（河上肇著）以及国际共运史的一些文件材料；实践方面的学习材料主要是反映六大以来党的重大决议、决定、政策、策略、方针、指示、宣言和任务等的一系列文件。两大块内容，一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材料少而精；一块是党的历史与现实文件，内容多而实。学习理论，是为了掌握思想方法，探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即“求真”；研究党史，是为了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奋斗历程，懂得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实，也即“务实”。学习内容的求真务实，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学习成效的求真务实。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来分析党的历史与现实，才能把握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把握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使命。因此，这种学习内容的选择与搭配本身，其实也印证了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所提出的“有的放矢、理论与实际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态度与学风，即“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根‘矢’”来“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五）高级学习组注重因人而异，强调有计划、有步骤，确保贯彻落实。         有了明确的学习目标和指定的学习内容，如何达到目标，有无适当的方式方法至关重要。作为中央学习组组长，毛泽东很注意从学习方法方面指导高级学习组和中央学习组各同志的学习。首先，注重因材施教，不搞“一刀切”。如关于六大以来的文件选读篇目，共开列了70篇，后由彭真、刘型等增列了13篇，共83篇。但并不表示要求每个高级组成员都要研读83篇，毛泽东在70篇目录中的39篇前划上了“○”，注明“加○者为最低限度”，说明中央充分考虑到每个人理解能力和文化程度的差别，在学习内容的多寡方面可因人而异，有所区别。其次，注重循序渐进，不求“一口吃个胖子”。如，1941年11月4日中央学习组在关于各地高级学习组“本年内的学习任务及学习方法”的通知中明确规定：“现定在本年内先将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列宁《左派幼稚病》二书与六大以来八十三个文件通读一遍。”“通读一遍”，应当说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也是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尽管如此，为保证其真正贯彻落实，中央学习组专门强调指出“通读期间不求详细讨论”，只要求组员“确实读过指定材料”。仅靠“通读一遍”自然不可能达到学习目的，所以“这种通读，目的在于获得初步概念，以便在明春可进到深入研究阶段”。从“本年内”到“明春”，从先“获得初步概念”再“进到深入研究”，高级学习组学习步骤的阶段性和学习计划的周密性，体现出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理念，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形式主义，也有助于达到预期的学习效果。　　综上，高级学习组是一个有序、严整而完备的系统组织，这种学习机制的建立对整个学习运动的深入开展、对学习目标的最终实现与达成发挥着重要的机制保障作用。通过学习，“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许多干部进一步地掌握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这一个思想方法上的收获给后来的革命运动带来了说不尽的好处”(《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9—540页。)。延安时期曾参加中央学习组学习讨论的薄一波回忆说：“通过这次系统的、生动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我们提高了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自觉性。”“学习体会最深的，还是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几十年来它一直成为指导我们工作的极其重要的原则。”(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379页。)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任党支部书记的袁宝华说：“那段理论启蒙学习，为今后一生的革命实践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是极为可贵的，可以说是造就了一代人。”(霍志宏、钱竹梅：《延安时期的干部学习运动》，《中华魂》2004年第5期。)1941年底到1942年初，中央决定将党的高级干部逐步集中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改组了党校。延安学习运动从1942年开始纳入到整风运动中，在整风运动中进一步改革完善并掀起新的高潮。中央学习组和高级学习组成员也成为整风学习运动的中坚骨干，为整风学习的圆满完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999年9月17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的胡锦涛在祝贺《学习时报》创刊讲话中说：延安学习运动创造了“党的历史上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极其宝贵的成功经验”，其中“极重要的一条就是：全党同志首先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同志，是否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对党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关系极大”。(《人民日报》1999年9月18日。)　　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结合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通过集中学习教育，提高党的领导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以领导干部学习为主导的延安学习运动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与基本做法，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很好的坚持和发扬。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展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学习活动，就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的一次创造性探索和成功实践”胡锦涛：《再接再厉，为圆满完成“三讲”集中教育任务而努力》(（2000年1月5日），《求是》2000年第3期。)。江泽民指出：“党内要真正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高中级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至关重要”(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页。)，全党的学风决定和影响着全社会的学风，“全社会的学习风气大大加强了，中华民族就大有希望”(《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9页。)。2002年12月26日，胡锦涛在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就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明白，现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丰富多彩，不学习、不坚持学习、不刻苦学习，势必会落伍，势必难以胜任我们所肩负的重大职责，要做合格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大力加强学习。”(《人民日报》2002年12月27日。)为此，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决定，除自学以外，还要进行集体学习，并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从2002年12月至今，中央政治局坚持集体学习近70次，再次为全党、全社会树立了重视学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楷模，也为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创造了新的经验。　　〔作者王香平，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编审，北京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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