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善待城市“流动人口”

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汤安中

    ——兼与苏杨研究员的“以业控人”论的商榷

    城市管理中的“以业控人”在方向上是错的，理论上是站不住的。为什么要把未来的“北京人”赶出“北京”？难道“北京欢迎您”，只欢迎有钱人？城市化是历史的必然发展趋势，现今的流动人口，其实是未来不久的城市居民，城市管理者应善待他们。

■学术争鸣■汤安中

    我深以为，人民是社会的主体，国家之根本。国家不仅要依据人民的需要去调整自己的政策，还要不断创新社会管理以更好服务于人民。人民安居乐业，国家自然兴旺发达。

    在５月１９日的“中国经济时报圆桌论坛”上，几位专家谈了许多关于流动人口“怎么管”的有益见解，引起我的共鸣。但对苏杨研究员的“以业控人”论点，实有不同看法，一并提出共同商榷。

    我认为，首先要花点笔墨去辨识一下这个事实明白但我们其实并不真正清楚的“流动人口”。１９９７年我的《读不懂农民  读不懂中国》一书即以专章详论了这个“流动”群体，严厉驳斥了“盲流论”，指出了“农民闯市场是改革开放的一大胜事，她从最底层以无穷力量突破重重制度束缚与严厉的理论谴责，将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农民进城绝非盲目，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是城市管理者的观念与管理水平没跟上”“农民闯市场好得很，不是糟得很！”农民们从根本上一再撼动了数千年来的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的农耕社会固有结构及其秩序，使改革开放后刚形成的二元经济社会很快地再次从经济社会内部发生裂变。二元经济社会的“乡村元”在“农民工”的猛烈冲击下不断分化萎缩。从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０年的１０年中，有超过１．５亿农村人口从“乡村元”分裂出来“流”进了“城市元”成为城市人口，还有２．６亿人口“流动”于城乡间，他们的基本倾向是“要做城里人”，这是一股绝对挡不住的历史进步时代潮。他们中有近９０００万是８０后、９０后的年轻一代，绝大多数人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有活力，好动，有进取心，有一定的理想，从人口生态学上讲，这些年轻人加入城市，将大大减缓城市人口过早老龄化，是城市之大福！莫把福当成祸！

    再就目下而论，这个庞大的“好动”的群体，并不完全是因为农村太苦才出来，这只是一部分原因，而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城市的热切需要，是城市“召唤”他们进城市的。城市建高楼大厦需要他们，修宽敞的马路、铺设管道需要他们，建城际公路、铁路需要他们，建体育馆、娱乐场所、广场、公园需要他们，城市周边的一片片辉煌科技园、工业园、开发区还有港口、机场、工厂、商店、酒家需要他们，街头巷尾的小摊小贩以及菜市场需要他们，甚至城市里每天“排”出数以千吨的废旧品也需要他们来收购、运出，家政服务更需要他们，等等。一旦这２．６亿的“流动人口”停滞在乡村不进城了，城市岂不瘫痪了？可见，不是“流动人口”离开了城市不能活，而是中国的现代城市离开了“流动人口”不能“活”！

    其实，“往上追溯三代，我们都是乡下人”，只是由于各种不同原因，促使我们的祖辈“背井离乡”“流”进了城市，不过当时不叫“流动人口”而已。几经城市生活的磨合后才定居于某个城市成为“城里人”。那个年代，这个过程十分缓慢。福建的土楼群，虽然今天大多不住人了，但她留下了深深的人类走过的脚印。从现代社会观察，城市化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她有自己的特定轨迹，只是改革开放加快了这个步伐。农民是通过供求规律与比较利益而自愿选择进城的。其实，城市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乡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自愿转移的城市史。换言之，今天的城市居民早年也是“流动人口”，而今天的“流动人口”则是未来的“城里人”。从某个角度讲，我们大家又都是“城里人”，只不过有时间早晚区别而已。所以，我们无论从对城市的贡献或从历史发展趋势讲，都必须善待现今被称为“流动人口”的这些未来的城市人。他们像春天新栽的树苗，需要倍加呵护！“煮豆燃豆箕”更不可取。

    在“圆桌论坛”中，苏杨研究员极赞成北京市的“以业控人”的做法，认为是“为调控区域的人口规模提供了全新思路”。我以为颇值商榷。他说“北京将对小百货、小食杂店等１７类业态提升审批，将涉及３０万户商业主体，１００万名流动人口。”以达到“以业控人”，“这些手段，尽管在人权合理性上仍有一定问题，但通过控制总的产业规模及产业结构来控制区域人口规模的思路是合理的。”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识，绝不是一种“全新思路”。

    误识在于调整的是什么“产业”？是工业或服务业？如果是工业，它为了扩大销路，要面对全国、全世界，所以产地不必一定是本地消费市场，首钢迁出北京，企业愿意，市民高兴，伊利、蒙牛虽远在内蒙，他们也可以远销北京、上海、广州。产销地没有必要在同一城市。但如果是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服务业，则必须接近消费群体，否则，消费者因“时间成本”太高或不方便就不会去消费，服务业没有了生意就会关门停业，居民不满。居民居住的分散性决定了服务业的分散性。或曰，可以让沃尔玛、家乐福、肯德基、华联等这些大型而卫生的服务业开设几万家遍布北京，不就可以大大减少“流动人口”了吗？这显然不可能，必然的亏本他们不会去试。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千万别忘了这个基本事实。居民居住的分散性与供给的方便性，客观上要求服务的网点多而分散。我们应该知道既然１００多万“流动人口”在政府没给补贴的情况下能在北京某些地方停留下来，证明那里居民需要，那里“有钱可赚”，供方与求方相互需要，不妨借用黑格尔的那句话“存在就是合理”，合乎供求之理。那么，政府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将居民需要的服务业赶出北京呢？为什么要把未来年里的“北京人”赶出“北京”？难道“北京欢迎您”，只欢迎有钱人？“以业控人”恰恰“控”的是弱势群体里的未来的“北京人”！

    我认为“以业控人”在方向上是错的，理论上是站不住的！之所以不欢迎这些“流动人口”——未来的城里人，还有一个理由，认为他们是脏、乱、差的源头，治安的死角。所以，死角扫除了，治安自然就好了。记得２００４年，济南市出台了详尽措施要建“平安济南”。城管部门的执法者却误读了“平安济南”，想以简单的粗暴办法来确保“济南平安”。于是，城管、警察倾巢出动，到处赶撵小摊小贩，没收他们的炉具、秤杆以及各种各样小商品甚至半熟的烤食等等。常常见到城管后面追、小贩前头跑的场面。有的小摊主因为吃饭的老本被没收了，生活无着落而倒地嚎哭。“流动人口”似乎控住了，其实非也。为此，我将所见现象写信向现任山东省省长、当时的市委书记姜大明同志作了反映，并说，城市中存在小摊小贩是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治理的根本路径是两条，一曰堵，堵住不合道德、不合市场经济的违规行为，二曰导，导是根本之治，这里的导，核心是网开一面的就业。大家都能就业了，大家就安居乐业了，社会自然就“平安”了。因此，建议市政府要主动规划出一些街道允许摆摊，多建一些进场费便宜的简易小卖场，并允许在非交通用道开放夜市，总之，将“堵”、“控”变为“服务”。姜大明同志看了这封建议信后，批给了几位主管领导，大约一星期后，情况大变。“流动人口”又都安心地高高兴兴地各摆的摊，市民们各买自己要买的小百货、小杂食。现今济南服务做得更好了。我还为此写了一篇“六尺地摊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赞之。

    近日《大众日报》发表卢伟的文章写道：

    天气渐热，又到了西瓜热销的时节。在济南市区转一转，卖瓜的摊点不少，但都井然有序，见不到那种城管追着瓜农跑、瓜农跟城管打游击的尴尬场景。西瓜上市之前，城管都要绘制出一年的“西瓜地图”，在全市设置数百个西瓜销售点，引导瓜农到指定销售点卖瓜。瓜农要赚钱，市容要整洁，市民生活要便利，三者之间看似无解的矛盾，被一张西瓜地图化解于无形。理应善待未来的济南市民，善者，善者！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