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铜雀台整形吹嘘:关于徽州社会现代转型问题的一点想法/郭因

关于徽州社会现代转型

问题的一点想法

郭因

做这个题目，先要弄清两个东西，一是当前的徽州社会是个什么型的社会，二是什么样的型是现代的型。然后才能探讨这型该怎样来转。

当前的徽州社会是什么型的社会呢？作为中国大陆的一个组成部分，徽州社会与整个中国大陆其他各地的社会有其鲜明的同一性：从经济基础的生产力看，有农业社会的小农经济及工业社会的近代工业与近代农业，也有后工业社会即信息社会的知识经济与现代产业。从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看，有私人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外资所有制、各种各样的混合型所有制。从上层建筑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只不过如今共产党员中已有一些称作企业家的显性资本家和身为党政官员却暗办企业或在一些企业中拥有不少股份，甚至凭权力分得干股的隐性资本家。专政的对象则是被认为可能危害与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和共产党领导下的现实政权的人，而无论他是什么阶级属性。从意识形态看，指导思想主要是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尽管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在徽州，更是在大力弘扬程朱理学、江戴朴学深刻影响下的徽州传统文化），也有不断渗入的外国文化，但只要与现实政治相抵触或不相契合，则都难成气候。倒是有不少产自封建文化糟粕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糟粕的神鬼迷信活动，奢糜、腐败之风在渐渐蔓延，黄、赌、毒在日渐泛滥，甚至有公权力黑社会化现象。这样的社会，不易给它定型。我们现在是把它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给它一个简称，似可叫做“中特社初型”。

如果“中特社初型”就是现代型，那就不需要什么转型了。既然说要转型，那显然是认为目前这个型并非现代型。那么，现代型该是副什么模样呢？我想，从生产力说，不该还有小农经济，特别是不该还有大量的小农经济，也不该有大量的高耗能、高耗材、高污染的近代工业与农业。从生产关系说，不该有不能使社会受益。反而会使全社会受损受害的所有制。从上层建筑说，不该在民主与法治的程度上、在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效能上有差于西方工业社会的政权机构与政治制度。从意识形态方面说，不能在思想言论结社等自由及科技、教育、学术、文艺等的多样而繁荣方面差于西方工业社会。

就中国的特殊国情而言，我由衷认为：我们国家当代领导集体，远继先秦以来重“和”的传统文化精神，中继孙中山“和平奋斗救中国”的观点，近继邓小平的“和平发展”理论，从讲和平崛起，和平外交到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这一套思路，和不断做出的决策，不断采取的举措，应该认为都是在朝着现代型社会前进，而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要求在2020年实现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就是中国大陆所要转去的现代型中国大陆社会所该实现的目标与任务。中国大陆如此，作为中国大陆组成部分的徽州当然也该如此。

对于中国大陆的现状，《决定》肯定“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同时，指出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应该“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决定》没说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话，但我想，联系全文来看，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关于矛盾和问题及其化解与解决，《决定》是紧密联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原则及各项工作的部署来讲述的，讲述得相当详尽，至于现实生活中矛盾与问题的更具体的资料，上网的人，一点击便尽收眼底，纸质媒体上也能看到很多，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会常有切身感受。

我认为，眼前的矛盾与问题，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国企，区域与区域，系统与系统，群体与群体等等相互之间利益分配不合理，以及一些机构性质与行为不吻合，权力与义务不相当。而化解矛盾与解决问题，诚如《决定》所说，“关键在党”，关键在执政党是否真正“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政机关是否真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机构而非统治人民的衙门，党政官员是否真正是人民的公仆而非人民的老板。党政机关又是否在不断“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领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本领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是否能真正“深入开展党风廉正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真正做到党内没有贪污腐败分子，而非前腐后继，绵延不绝。作为“关键”的党和党领导下的政权，如果并非是一个只为自己打天下，只为自己坐天下，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并力求利益最大化的垄断性的集团，它自然就会理直气壮、毫不顾忌地去合理协调好每一个方面的利益，并和皆大欢喜的全国人民一道，以科学发展观看待一切问题，解决一切问题，这样，在2020年以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部任务就不难完成，全部目标就不难实现，社会转为现代型也就不成问题。全国如此，徽州也如此。那时，被全球知名的反腐败机构“透明国际”所曾评定的芬兰、冰岛、新西兰三个最廉正的国家就不会还成为大陆人民十分羡慕的对象；那时，大陆人民也就不会再向往一些富强的先进国家的人民的生活质量、幸福指数与文明程度，而是以我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自豪。如果在建成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后进而对建设和谐世界作出重大贡献，那更将如法国总统希拉克所预言的那样，中国将占据未来世界第一的位置。

一位名叫苏烈的老党员，在1998年曾经说道：“今日的腐败是古今中外所未有的，我参加革命就为了消灭这些东西，但今天我无能为力，眼看一天天腐败下去，我生不如死，真想在战争中死掉。”（《岭南文化时报》1998，7、20）

如果由于党政官员贪污腐败整治不了，以致中央下达的任务难以完成，目标难以实现，人们可能就不禁要想起李慎之生前所说的“中国要开放报禁、党禁是必然的，是不可能阻挡的”。（《风雨苍黄50年-1999年国庆之夜独语》）；就不禁要想起苏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的三个垄断导致苏联解体的说法；就不禁要想起杜光所说的改革就是“要突破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垄断，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对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垄断。”“中华民族不能永远地沉沦在专制体制之中”。（《改革就是突破垄断》见《改革内参》2006、4、13）

但我相信，不会有使人严重失望那么一天的，因为中共党内许多同志和不少高层领导同志已深刻认识到目前最主要的不和谐是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与经济改革的早已先行的不和谐，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太适应的那种不和谐，而党中央正在大力推进政治改革以克服这一至关重要的不和谐。

近两年，徽州出了两本相当有意义的书，一本是《徽州文化与和谐社会构建》，一本是《古徽州之清官廉吏》。第一本，所有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人都可看看，第二本，所有党政官员应特别看看。首先是徽州人和在徽州工作的人要看看。这两本书都有利于人们从徽州传统文化中吸取点营养来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两本书可以说是徽州传统文化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伟大事业的一点特别有意思的贡献。

我想，现代中国人，特别是现代徽州人，应该立志不使自己比我们的祖先逊色，而要比我们的祖先出色，决不应该使世人对我们有九斤老太的感慨。

                         （2006年重阳节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