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媒高调纪念华国锋有深意 《人民日报》2月19日发表《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的长篇文章，高调“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
尽管远离政治三十年，但华国锋遽然谢世，依然引起人们的唏嘘。唏嘘的原因并非是这名80多岁的老人曾为中共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而是无论在高层，还是在民间，他都有着很好的口碑。原副总理、老资格的领导人谷牧在一篇回忆文章说：“华国锋是个好人。”这句话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
这位曾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中国前最高领导人，对于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来说，对他的记忆，也仅仅是当年流行的宣传画上那个慈祥的“英明领袖”；而对于70年代以后的人来说，除了从教科书上“四人帮”和“两个凡是”两个关键词附近还能见到他的名字以外，他的行迹几乎荡然无存。
离开权力核心30年来，华国锋一直是个“沉默老人”，未发表过任何一本回忆录甚至只言片语的文章或谈话，即使是在出席中共党代会场合被海外媒体追问时，也只是讲几句不着边际的话。
他刻意与历史绝缘。
2011年02月19日人民日报发文纪念华国锋诞辰90周年
今年2月16日，是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华国锋同志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始终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奉献了毕生精力。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昨天发表长篇文章纪念中共前最高领导人华国锋诞辰90周年。文章详细介绍了华国锋一生为中共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只字未提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有关华国锋所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等错误的内容。
由于昨天是曾经大力破除“两个凡是”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14周年忌日，而华国锋诞辰是2月16日，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机引发一些左派人士的联想。左派网站发表文章说，《人民日报》发文纪念华国锋有深意。华国锋已经不在公众视线多年，突然发文章纪念，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这是中共近三十多年来的一次标志性进步。
这篇署名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文章说，华国锋一生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英勇奋斗。他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将永载史册。他的崇高品格风范，将永远受到人民群众赞誉。
文章介绍，华国锋在湖南主政时重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支持中国著名科学家袁隆平研究推广杂交水稻。华国锋主持兴修了洞庭湖排涝、韶山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请袁隆平在湖南省农业科学实验经验交流大会上发言，并将杂交水稻作为全省重点研究项目。华国锋的关心支持对促进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实现中国国水稻生产重大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章强调，华国锋1976年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中共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中共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文章还指出，华国锋在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后，先后主持了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在他主持下，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为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批重大错案平反。
文章也间接否认了华国锋坚持毛泽东阶级斗争路线的说法，强调华国锋提出要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多次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他推动下，中国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他还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1987年，邓小平与华国锋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期间在休息室交谈。
作为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自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其间还担任过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一度被歌颂为“英明领袖”。他的肖像也和毛泽东一起张贴在千家万户的墙上。但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后提出了“两个凡是”，试图阻挡党内外清算文革的潮流，从而成为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推行改革开放的障碍。
1980年9月，赵紫阳接替华国锋出任总理；1981年6月，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主席，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降为党的副主席。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61岁的华国锋成为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从此赋闲养老。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在北京病逝。按照官方说法，中共迄今为止的四代最高领导人分别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华国锋被普遍认为是一名过渡性领导人。
《人民日报》肯定华国锋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和支持杂交水稻，真实反映了毛泽东时代兴修水利工程、发展科技的历史，是对历史的“拨乱反正”。
《人民日报》2月19日5版发表《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的长篇文章，高调“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但隔日便是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忌日，官方媒体却悄无声息。有学者认为，面对当前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国会否在政治上全面回归毛泽东路线，并以毛泽东思想及意识形态来指导全党全国人民？有待进一步观察。
2008年奥运会开得如火如荼之际，华国锋病逝。当时新华社很吝啬地发了一条简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华国锋曾经是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的英明领袖，同时身兼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在与邓小平等元老的角力中，憨厚的华国锋很快就退出了中国的政治大舞台。之后漫长的岁月，他虽然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身份，但他完全退出了公众的视野，他的出行也受到很多的限制。
使华国锋陷入被动的是“两个凡是”，华国锋当年为了稳定形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默认了“两个凡是”的政治主张。 “两个凡是”是指凡是毛泽东说的都是对的，凡是毛泽东的指示我们必须坚决执行。
“两个凡是”最早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一提出，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就提出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意见。1977年4月10日，他致信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文选》第2卷，39页。)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实事求是“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38—39页。)
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77年底，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的1000多名高中级干部为研究“文革”以来的党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现实中和理论中的难题。胡耀邦听取汇报后，让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他提出两条原则：“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1977年10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给《光明日报》寄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稿件。报社理论部对文章作了多次修改，准备在理论版哲学专栏发表。1978年4月上旬，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到清样，说：“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放在哲学版，可惜了。”他提议作者进一步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并约请正在写同一主题文章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共同研讨修改。文章经过反复修改，由孙长江定稿，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西光与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商定，为扩大文章影响，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见报。吴江就此请示胡耀邦，得到胡耀邦的批准。胡耀邦亲自审定了全文，于5月10日刊登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此文。
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我们要完成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要研究现实的确切的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逐步前进。
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新华社立即向全国转发。第二天，全国的主要报纸纷纷转载。尽管文章所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批判的锋芒直指“两个凡是”的始作蛹者华国锋。
《人民日报》在赞扬华国锋的长文中，只字未提“两个凡是”，这从某种程度上，似乎是默认了华国锋当年提出的“两个凡是”，对于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具有深远的意义。
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华国锋是个陌生的名字，他在中国历史中扮演过什么角色？至少快三十年没有官方媒体提及。
2003年12月26日上午，82岁的原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夫人到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然而在毛泽东去世后的中国，没有人能象华国锋那样独揽党政军大权。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他手上拿着毛泽东亲笔手书的“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毛泽东在神志尚清的时候发动了批邓运动，并且严厉指斥邓的错误是“性质变了”，宣布将邓“赶出去”。
华国锋的威望在逮捕“四人帮”之后达到了顶点。1976年10月21日，京城150万人上街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以及庆祝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这在当日叫做“双庆”。第二天，又有180万人参加游行。第三天，250万人。
第四天，也即24日，人数稍微少了些，100万人。但这100万人却是在同一时间云集在同一个地点---天安门广场。“双庆”大会在这里举行。天安门城楼上下，也可以说是整个北京城，全都一片欢腾。欢呼、口号、锣鼓，伴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回荡在京城上空。
华国锋在下午3点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是华国锋第一次以党中央主席的身份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一个领袖在这样的时刻往往会向城楼下的芸芸众生挥手致意，或者是高瞻远瞩，含笑鼓掌，就像毛泽东常做的那样。然而对于华国锋来说，眼前的风光来得太突然了，他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此盛大的场面全是为了他一个人而来，令他猝不及防。
他不知道该如何表现“英明领袖”的风范，只是颔首抱拳，对着广场上的人群连连作揖。这叫在场的新华社记者杜修贤格外着急。“我真心真意想为他留下一张传世之作”，杜修贤在20年之后回忆当时的情景还能历历在目，他说华国锋那个动作“虽然符合中国民风也有传统之美，但毕竟不能登大雅之堂”。他等待着英明领袖摆出伟人风范，但却好像永远等不来。长期积累的摄影意识，又不能允许他把领袖照成一个打躬作揖的乡绅模样。他只好跑到华的面前，俯身轻声道：“华主席，您挥挥手。”华听懂了他的意思，立即将手高高扬起，脸上微笑着。杜修贤抓住了这个瞬间。
这张照片在日后成为英明领袖的精典形象流传全国。诗人贺敬之充满激情地写道：“看天安门上，华主席在向我们招手，听《国际歌》声，在全球响彻……”
然而对普通百姓来说，政治家的蛊惑比诗人的语言总会发生更大的影响。也是在这一天，吴德向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宣布：毛主席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毛主席生前的决策是何等英明。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就从这一天起，“你办事，我放心”这六个字便排满在大大小小的报纸上面，一律以黑体印刷，以示这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一幅最新的宣传画铺天盖地遍及城乡。画上画着英明领袖华主席，还有毛泽东的题字 “你办事，我放心”。
当时的喉舌制造了华主席这个英明领袖，1976年10月8日，也即粉碎“四人帮”的第三天，报纸第一次出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0日，“两报一刊”社论出现“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又过了几天，就变成“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了。到了这个月的下旬，来自四面八方的致敬电一律在抬头写着“华主席、党中央”的时候，华国锋就已经像毛泽东在世一样，位居党中央之前了。这个月快要结束的时候，舆论就更加如火如荼。《解放军报》社论说：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在爱不爱我们的领袖。”“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也是这个社论，说华国锋“不愧为把毛主席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掌舵人。不愧为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
根据作家叶永烈的考证，这就是“英明领袖”之说的“最权威的起源”。自此以后，“英明领袖”这几个字就为华国锋专用，并且传遍了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于是人们开始把这位“英明领袖”和那位“伟大领袖”相提并论。“遵义会议确立了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张平化说，“今天，我们又有了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华国锋主席。”另一位政治局委员陈永贵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再次有自己的英明领袖而感到无限自豪。”当时所有的官民都在肉麻地歌颂华国锋，就连“四人帮”在上海信任的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也向北京发来贺电，连声说： “华主席，真英明，除四害，为人民。”但是华国锋在收到上海的贺电之后第三天，就把海军司令员苏振华派到上海去接管政权。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从此再也不见踪影。
华国锋在“英明领袖”的位置上，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在紧接着的一系列政治角力中，华国锋很快就成了孤家寡人，那些追随他歌颂他的人，要么一个个被剥夺了权力，要么一个个弃他而去。此后，中国政坛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和强人，在没有权威和强人的时代，中国政治开明、社会和谐、言论自由，经济繁荣，那是一段令全世界瞩目的美好岁月。
“没有文革的结束，就没有改革的开启”。在中国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一个曾被多年淡忘的名字----华国锋让人无法忘记。
在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一年那段风云变幻、决定此后中国命运的岁月里，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的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居功甚伟，以克制、宽容的民主态度默许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同时主持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因此，在评价他的历史功绩时，最获赞同的便是称他“实现了毛时代向邓时代的平稳过渡”。
然而，就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这位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撒手人寰，不禁引起人们的诸多遐思：在过去的近三十年间，当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位于北京西皇城根一所院落内的华府，又经历了如何的沧桑变迁？
二十七载 远离政治舞台
从一九八一年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一职起，华国锋度过了二十七年远离政治舞台的生活。虽然其间也曾四次高票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却从未发表过任何讲话或接受媒体的专访。除了华府周围的邻居能够在他出门散步时偶遇外，他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机会仅为每逢毛泽东的诞辰和忌日于毛主席纪念堂祭拜之时。
在华国锋的日常生活中，更为关注的似乎是书法和他亲手种满小院的葡萄。不过，这位老人并未与时代脱节。每天上午，他都会花大量时间阅读报纸，除了党报，也有都市类报纸，而且每晚还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虽已离开权力中心，但华府的客人却不少，有华国锋的山西同乡，有来自湖南的老部下，有同时代朋友的后代，也有党和国家的现任领导人。据华国锋的子女介绍，毛泽东、胡耀邦、刘少奇等后人，都与华家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在三0五医院为华国锋举行吊唁时，前来祭奠的就有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等，毛泽东之孙毛新宇也在华国锋于八宝山火化当日赴灵堂悼别。
而国家领导人的到访华府则以慰问居多，有时也会通报一些人事安排。这时，华国锋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干得好！”并且还能说出一些具体事例。
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华国锋的话题却从不涉及国内政治，即便有人在他面前提起，他也摆手示意不听。
子女平凡 谨遵其训
华国锋原名苏铸，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时改名华国锋，取意于“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因此，他的子女都不姓华，而姓苏。四个子女，既无出国的，也无经商的，都是本分的普通人。
华国锋的长子苏华，原于空军某部任职，现已退休，至今仍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同事对他的评价是：“很朴素，没有架子，与同事关系很好。”小儿子苏斌是北京卫戍区干部，也已退休。小女儿苏莉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干部，在华国锋生前担任他的生活秘书。四子女中稍为显赫的或许是大女儿苏玲，现任中国民航总局交通管理局党委常委、工会主席的她，今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据子女们说，华国锋一般都不会严厉批评他们，只会要求他们好好努力。在时时鞭策之余，“他还要求我们做个节俭的人”，这是外孙女王苏佳牢记的一句话。
“华国锋是个好人”
尽管远离政治三十年，但华国锋遽然谢世，依然引起人们的唏嘘。唏嘘的原因并非是这名80多岁的老人曾为中共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而是无论在高层，还是在民间，他都有着很好的口碑。原副总理、老资格的领导人谷牧在一篇回忆文章说：“华国锋是个好人。”这句话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
“好人”的含义有多种，但从政治意义上讲，最为人们所公认的一点，就是作风民主。“文革”结束以后，党内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这是事情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讲，华国锋的克制、宽容态度亦即民主作风也不可忽视。
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出台后，舆论以“两个凡是”为主宰。但是，胡耀邦和《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经过酝酿，联合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与之唱对台戏。即使有人声言此文是“砍旗”时，华国锋也并未因此阻止。他甚至对人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即使戴上“英明领袖”的光环站在政坛最顶峰时，华国锋仍认为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
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回忆这段往事时披露了一个细节：在开启中国改革的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定下的调子就是让大家讲话，他说：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后来，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离开权力核心后，他三十年一直是个“沉默老人”。他的民主作风，他的忠厚，博得了人们的称誉。
有论者云：华国锋是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一个政治音符。他离开中国政治舞台的三十年，中国上空回荡的是强劲的改革旋律；伴随着他的谢世，毛时代的政治旋律在休止符中消声。
晚年生活深居简出
华国锋的言行十分严谨，虽然他仍然享受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待遇，可以到全国一些地方走访，但他很少离开北京，从不议论时政。
华国锋身边的人和友人，现在习惯称他为“华老”，他对这个称呼感到很自然。有时也有人称呼他“华主席”，据说他对这个称呼感到很不自在。
一位十六大代表这样描述华国锋目前的生活现状：深居简出，勤练书法。他最近看到华国锋的一幅字，"鲲鹏展翅"四个颜体大字写得浑然大气、骨力毕现。
深居简出的华国锋，每年有两天必定外出，就是在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日和9月9日毛泽东忌日，带着家眷和随从去毛主席纪念堂。每次瞻仰毛泽东遗容，华国锋都亲自喊行礼令：“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2005年1月28日，华国锋在其住所谈笑风生。
华国锋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华国锋同志1921年2月16日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一个制革工人家庭，原名苏铸，因革命工作需要，改名为华国锋。在学生时代，他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发愤苦读，成绩优异。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目睹日本侵略者占领家乡的暴行，立志抗日救国。1938年6月，他参加了山西牺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2月，他受组织委派回家乡交城县开展工作，先后任交城县牺盟会秘书，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兼分区农民部部长，中共交城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群众组织，领导群众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组织抗日武装，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为发展壮大当地抗日武装力量和开展党的工作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国锋同志历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晋绥八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阳曲县委书记，带领当地军民同阎锡山反动政权进行了顽强斗争，先后参加了汾孝战役、开栅保卫战、黄崖战斗、古交战斗等。他在指挥战斗中，采取武装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式消灭、瓦解敌军，取得显著成绩，被中共晋绥分局作为经验推广。他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精神，领导了交城、阳曲等地的土地改革，纠正了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差。他深入农村，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清匪反霸斗争，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9年初，华国锋同志任晋中南下支队一地委宣传部部长，随军南下。同年2月至1956年3月，历任中共湖南省湘阴县委书记，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专员、地委书记。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总结基层经验，运用典型示范和逐步推广的方法，积极领导开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同时抓好粮食收购、销售和管理工作，使当地农业较大幅度增产增收。1956年3月，调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湖南省委文教部部长。1957年8月，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其间，他在贯彻“双百”方针、促进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扩大统一战线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58年7月，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主管农村工作。1959年9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任省政协副主席。他参与领导了全省农村工作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强调贵在鼓劲和科学精神，做出了显著成绩。
“文化大革命”初期，华国锋同志受到冲击并被批斗。1967年7月以后，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组长。1969年4月，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11月，当选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并任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同志在湖南工作20余年，对湖南各族人民怀有深厚感情，致力于新湖南建设，为改变湖南面貌、造福三湘人民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他以身作则，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作细致认真，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艰辛创业，被毛泽东同志评价为“讲老实话，是老实人”。他重视经济建设，关心群众生活，主持兴修了洞庭湖排涝、韶山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致力于发展煤炭、钢铁等基础工业，积极支持发展地方工业，支持发展杂交水稻，对湖南的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为维护全省的稳定和维持生产秩序做了大量工作。
1971年1月，华国锋同志调国务院工作，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之后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九一三事件中，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参与处理林彪集团问题的工作。同年10月，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1973年7月，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同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周恩来同志主抓农业工作，使全国粮食生产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他还在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输油输气管道建设，保证市场供应和物价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7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年2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确定为常务副总理之一。在主管政法和科学等方面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精神，在分管的部门解放了大批干部。他注重科学技术工作的发展和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并领导和支持高端国防项目的研制攻关工作。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逝世。2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强烈地震，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研究实施了一系列抗震救灾措施。8月4日，他亲临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慰问灾区群众，转达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怀，鼓励灾区人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逝世后，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同年10月，他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1980年9月，华国锋同志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至1982年9月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华国锋同志是中共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届、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党的第十六次、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
华国锋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关心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注意调查研究，遵守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他拥护党中央的领导，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
华国锋同志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他勤于学习，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深入细致，善于总结经验。他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他作风民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集思广益，注意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爱护干部。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俭朴，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华国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品格和风范，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华国锋同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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