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花荡中的老头子的脸:三亚随想

三亚随想

三亚随想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春

世界观的改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毛泽东

三亚地处中国南疆边陲，是我国唯一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这里在冬天，简直就是人间天堂，正所谓“美丽三亚，浪漫天涯”。伴着和煦的海风，我读着一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感觉甚好，收获颇丰。

（一）

按照党中央要加强文化建设，多出文化精品的要求，我最近与北京的一些文化出版单位合作，创造一些既代表主旋律，又满足人民大众需求的东西。要出文化精品，首先要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人民大众作为文化服务主体。对我而言，一定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其次，要解决服务对象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始终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文化服务的对象。最后，要解决创作导向问题，贯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创作出更多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精神文化产品。

我国与某些国家不一样,没有自己的国教。这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可以根据执政党的理解和需要设计一些核心价值观，坏处是要解决“信什么和怎么信”这样一个太专业的问题颇有难度。这就需要一些术业有专攻的红色牧师来干这个事情。红色牧师就要打好红色牌，唱响主旋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我必须拿出为之献礼的文化精品。结合我的专业，我还是应该在“布道”问题上下功夫。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历来强调，人们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主要就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革命，这场革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既反映在经济领域，也反映在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从主流上看，当代社会人们摆脱了那些陈旧过时的思想禁锢，产生了一些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观念，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但同时也要看到，许多人思想空虚，心情烦躁，没有了信仰，没有了追求，不良的社会思潮和社会风气正在侵蚀着我们这个国家，是到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三观”问题从来都是大事,对于当权者而言有其如此。政治领袖如果不做道德领袖，他就难以有公信力。没有道德的政治是肮脏的政治，没有政治的道德是软弱的道德。这是因为，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世界观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且还包括坚定的信念和积极的行动。世界观也是个性倾向性的最高层次，它是人的行为的最高调节器，制约着人的整个心理面貌，直接影响人的个性品质。人生观是对人生的目的、意义和道路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其内容包括幸福观、苦乐观、生死观、荣辱观、恋爱观等。人生观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个人发展同社会进步的关系，即私与公的关系问题。价值观是指人对客观事物的需求所表现出来的评价，它包括对人的生存和生活意义即人生观的看法，它是属于个性倾向性的范畴。价值观的含义很广，包括从人生的基本价值取向到个人对具体事物的态度。可以讲，世界观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一个人的世界观是否正确，将直接影响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正确性。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表现形式，领导干部要学哲学、用哲学就意在于此。

（二）

这本书收入了毛泽东文稿57篇。毛主席从来重视“三观”问题。本书的第一篇文章是写于1929年12月《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最后一篇文章是写于1965年的《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写于建国以前的文章是大头，约占4／5。从文章的内容看，毛主席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其教育的对象非常庞杂，既有文化水平不高的战士，也有文化水平颇高的知识分子；既有革命事业的追随者，也有革命事业的领导者；既有跟随共产党一道工作的人，也有暂时在国统区跟随国民党的人。主席不喜欢三种人：闹独立性的人，自以为是的人，自吹自擂的人。在那么纷繁复杂的环境里，那么艰苦卓绝条件下，那么日理万机工作中，老人家还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个问题上费心思、动笔墨的确令人深思。

文献选毛主席解放后写的文章不多，但被选文献的分量绝对不可小视。因为，毛主席在解放后基本就是两条战线作战，一是以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为主线，一是以中国人的思想改造为主线。主席告诫我们：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主席关注的重点是两类人，一是文化人，一是官员。主席说，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主席还说，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这本书收入了邓小平文稿48篇。小平也非常重视“三观”问题，所不同的是，毛主席的文章是前多后少，小平同志的文章是前少后多，这是由两个人前后地位决定的。小平同志文风朴实、不讲空话、言简意赅。一个人对他人的推崇和欣赏反映出一定的价值取向，我最喜欢两篇谈他老战友和老朋友刘伯承的文章，一是《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这是文集的第一篇文章），写于1942年；一是《悼伯承》，写于1986年。在这两篇文章中，小平同志借对刘伯承的描述和评价，对什么是正确的“三观”，以及此问题对人生发展的重要性说清楚了。在第一篇文章中，他谈到刘伯承对于自己的使命上如何兢兢业业，如何处处体现着共产党员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本色，如何关心下属的进步，如何勤读不厌并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在刘伯承去世时，小平的悼文情真意切，催人泪下。其中他对刘伯承坚定党性的评价，最发人深思。小平说，伯承同志党性坚强，突出表现在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和局部的利益，总是主动挑起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兢兢业业、排除万难地圆满完成。小平还引用了刘伯承自己话：“他曾说过：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的。他接着还说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我去世的时候，能在我墓上立一块碑，上书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那就是我莫大的安慰。”

当小平同志有更大的话语权时，“三观”问题成为了他对一个国家社会思潮和社会风气走向的期盼和规定。1977年小平出来抓科学和教育，第一个命题就是要树立好的风气，他认为任何风气都要从小抓起，从教育抓起。他提出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这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目标。作为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他认为军队非讲纪律不可，纪律松弛是不行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整个十年中，小平对这个问题可以说到了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程度，一方面他要让中国这条大船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一方面他还要让这条船不偏离航道。既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又要解放思想、指点迷津，实在难为了小平同志。当90代初期，国家大局稳定，自己年事已高时，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现在标准的提法叫“南方谈话”，我看还是叫“南巡讲话”好），这个讲话的核心是两条，一是要注意培养人，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二是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不可逆转，小平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在这个思想基础上，他告诫同志们：“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这本书收入了江泽民文稿49篇。全部文章都是江泽民当上我们党第三代领导核心之后的内容，而这本文集编纂的时间为1997年2月，其目的就是为了落实江泽民关于经常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要求。江泽民成为“核心”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所以他面临的问题也打上了特定的时代烙印。首先，他是在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缺乏一贯性，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问题”的基础上谈这个问题的，要在深刻教训中找原因。其次，他必须把新一代领导集体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说清楚。从13届四中全会到本书的编纂期，江泽民始终在这两个问题上下功夫。一般而言，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以前，江泽民诠释小平同志观点的痕迹要重一些，之后就逐步有了自己的话语体系，这个文集如果要编纂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江泽民“自己独立的东西”就会更多一些。

作为研究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的工作者，我对江泽民在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党的德才兼备干部问题上的论述更关注一些。他在上台伊始，就提出要提高全党同志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敏锐力。他认为，党在理论上的提高，是党的领导的正确性、科学性的根本保证。一个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善于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共产党员，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更不可能成为党的合格的领导干部。对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他提出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江泽民意识到,社会变动必然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如何引导人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他特别指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中，既造就了一大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人，也可能毁掉一些意志薄弱者。他对领导干部的教诲达到了苦口婆心、循循善诱的地步，他告诉同志们要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要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决不能把商品交换的原则引入党内政治生活。一句话：“我们并不主张当苦行僧，但也决不可以把个人的待遇和享受看得高于一切、先于一切，那样还有什么共产党人的气味？”

（三）

掩卷沉思，感慨万千。“三观”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有必要将此问题搞清楚。但毋庸讳言,正如党中央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中指出的那样: 有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对这个问题，党中央已经有了明确的解决思路，有了在新形势下抓好此问题的政治路线图，毋庸我赘言。我只提出两点供大家思考：

——要进一步解决好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的问题。我们提出要加强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提倡什么、发扬什么、反对什么、限制什么当然不能含糊。我们必须承认，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可以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提供正确的方法，错误的世界观则会给人们的实践活动带来方法上的失误。但是，在基调不能偏低，旗帜不能含糊的前提下，是不是还应该把话说得更实一点，把目标定的更具体一些。一味唱高调的结果是，要么下面的人做不到，要么讲的人本身就做不到。至于教育形式可以做的事情就更多了，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了那些高格调的精神产品，就可以提高人们的境界，陶冶人们的情操。那种一味板着面孔，照本宣科的党八股式的宣传和宣讲的方式可以休矣。

——要进一步处理好道德约束和法制建设的关系。从总体上看，加强“三观”教育是从个体行为的道德约束入手的，其正确性和有效性是不可否认的，这是前提，否则就没有底线了。内因决定外因，道德是形成人们内心固守的永恒标准，其影响力是长久的。良好的道德感会激发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会对不道德行为做主动的斗争，对规范人们行为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我们也不能无限度地夸大道德的力量，因为对于这样一种非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它的盲区就在于“非强制性”。因此，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别把法制手段放弃，这种具有警示和威慑作用的手段往往最直接、最明显、最高效、最有力。腐败如火，不抑则燎原；腐败如洪，不抑则滔天。对那些无视党纪、政纪和法律，胡作非为的人，绝对不能姑息，必须严惩不贷。

三亚是个好地方，这个地方能够让人把事情想得更明白些，想得更透彻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