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重庆电力安装:维稳，功夫在诗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3:19:09
维稳成本
回顾2010年，围绕具有中国特色的“维稳”问题的焦点事件让人格外夺目。在迎来2011新一年的时候，一则“退休副省级官员带村民上访”的新闻引起社会关注。根据公开的报道内容看，这个事例可以用来解析2010年的一些显著特点。这些特点有可能在2011年会进一步显现。
首先，上访，尤其是进京上访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更多的是一个共输的结果。
维稳成本
回顾2010年，围绕具有中国特色的“维稳”问题的焦点事件让人格外夺目。在迎来2011新一年的时候，一则“退休副省级官员带村民上访”的新闻引起社会关注。根据公开的报道内容看，这个事例可以用来解析2010年的一些显著特点。这些特点有可能在2011年会进一步显现。
首先，上访，尤其是进京上访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更多的是一个共输的结果。不法公司通过遣返进京上访人员牟利；有的“钉子户”炮打拆迁队，有的则“进京自首”，因为不信任当地警方；某地省政府门前，政府工作人员“误打”厅长夫人，背后隐藏着“如果不是误打”的惨烈事实。如此等等。
而在最新的这个事件中，带村民上访的副省级官员也被人威胁“小心灭口”。也就是说，民众的上访预期和政府预防群访、重访与越级访之间，民众的上访和某些利益集团之间已经形成尖锐的矛盾。这个死结不解开，人们对“维稳”没有多大的信心。
其次，一些农村基层矛盾在某些方面有严重化的趋势，集中体现在拆迁和征地上，特别是在落后地区或者发达地区的落后区域。除了发展经济的GDP冲动外，主要是因为土地财政在向基层渗透，地方任意扩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目的是拿农村和农民的土地打主意，多拿建设用地指标，因此“被上楼”现象层出不穷。其中自然也就有大量安置不到位的矛盾出现。
而且，因为日益积累的财政风险和日益增加的支出需要，地方对于农村土地的渴望会日益强烈，农村基层围绕土地拆迁矛盾也就会更加严重。如果没有包括财税体制改革在内的改革措施，这方面的矛盾会在相当时间内处于高发态势。
如果将“退休副省级官员带村民上访”的两个主要特点延伸来看，2010年关于维稳成本高昂的讨论就可以看得更清楚。比如说，警力支出的增加就不能笼统算做维稳成本。
维稳成本高昂，很多体现在已经开始变异的旧的利益博弈方式带来的成本。这种怪圈实际上是这样的图景：拆迁和征地涉及民众的安身立命之本，而地方的土地财政则是相当饥渴，利益冲突当然就非常尖锐。地方政府既是利益冲突的当事人，又是维稳的被问责对象和执行力量，信访大多数最终还是要放到地方上解决，结果不言而喻。
联系到2010年出现的劳资矛盾、环境侵害带来的群体性事件，那么就可以看出：维稳视野里面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已经比较多地集中在民众的核心权利上面，包括财产权、健康权和体面劳动等。对于不同权利，维稳成本和维稳怪圈问题表现会不一样。比如说，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环境污染问题就会大面积出现，环保运动就会兴起。虽然会有环境侵害带来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但环保运动作为社会集体行动的一种也会制度化，环保民间组织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就是明证。这个时候，相对于维稳成本，环境治理的成本才是大问题。
而2010年劳资矛盾的核心原因是新兴产业工人主体的代际更替，80后90后农民工的主导地位的出现。据研究，他们并不像一些国企工人那样要求“主人翁”的权利，也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能够逆来顺受。真正恶性事件的发生，或者是因为企业的组织文化出了问题，或者是类似恶意欠薪这样的事情发生。现在所看到的劳资矛盾带来的停工事件，只要有了完善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也不会存在维稳成本和维稳怪圈问题。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比如用工荒也自然逼迫改善劳工待遇。
当然，如果这些需要建立的制度迟迟不能建立和有效运转，那么也很容易堕入维稳怪圈。
涉及土地、房屋等财产问题时，则更需要强势力量的直接的“让权让利”。比如土地方面，集体和农民二元的农村土地权利模式给权力和资本提供了便利。农民迟早要在土地升值中获得更大份额。但要真正实现，难度比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环保运动等更大。因为这与分配有直接关系。2010年一些大城市拆迁补偿成本的高昂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人们不应该忘记多年前就开始的城市大拆大建经历了怎样的风风雨雨。
分好蛋糕
分配政治事关全民族的命运。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分配政治对于一个民族的道德、伦理和创造力的重要性。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巨额财富。但人们的生存压力空前巨大，为了生存人们在逐渐抛弃规则意识和道德意识。一边是经济总量越来越大，一边是个体为了生存在不断破坏健康社会的基础，这已经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巨大悖论。
退休后仍非常关注分配问题的邓小平在1993年曾说：“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
温家宝总理也曾经有过非常精彩的“蛋糕论”： 一个社会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它是不公平的，这个社会也是不稳定的……如果说把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看作是政府的责任，那么，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分好，那就是政府的良知。
邓小平说那段话过去近20年了，2010年仍旧是“声称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的一年。不过，对于如何分蛋糕还应该更全面地理解。在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实际上是有两个层次的分蛋糕的问题，和其它国家很不一样。一个是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一个是政府内部，就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税关系，地方政府依靠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养政府、搞城建和撬动投资等。
两个层次分蛋糕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导致的结果就是，由于税收的持续高速增长、土地财政、官员腐败、非税收入等表现，政府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在分配改革讨论中遭受到了非常广泛的批评。
事实也提供了不少佐证。和矿难背后往往有腐败一样，土地拆迁里面也经常扯出巨贪。不久前一审被判处死刑的“土地奶奶”就是个例子。尽管已经民怨沸腾，尽管那些巨贪们已经给政府抹了太多黑，但2010年来自地方的维护土地财政和拆迁的辩护声音是非常强烈的，可以说到了毫无顾忌的地步。这也意味着2011年在征地拆迁上的矛盾和冲突仍旧会显现。
一些地方政府把利益问题进行赤裸裸的表达当然是有原因的，像是“逼上梁山”。正如经济学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在接受媒体时所说：“地方政府不能被逼着去卖地，去靠卖地的收入搞经济发展，地方政府正当的、合理的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应该是从正当的、正常的，包括与中央政府分享的税收税源中来，这是问题的关键。”因此，第二个层次分蛋糕的问题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地步。这个结不解开，维稳再投入多高成本，也是走不出维稳怪圈的。事实上，“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已经明确提出：“逐步健全地方税体系，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税政管理权限。” 土地的例子说明，越是地方政府的独立利益突出的领域，越容易制造持续增长的维稳成本。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税关系是走出了正确的一步。这就像一个赛跑。
回顾2010年，围绕具有中国特色的“维稳”问题的焦点事件让人格外夺目。在迎来2011新一年的时候，一则“退休副省级官员带村民上访”的新闻引起社会关注。根据公开的报道内容看，这个事例可以用来解析2010年的一些显著特点。这些特点有可能在2011年会进一步显现。
首先，上访，尤其是进京上访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更多的是一个共输的结果。
维稳，功夫在诗外
作者：本刊记者 赵 义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1-01-01 浏览：2945 显示全文 维稳成本回顾2010年，围绕具有中国特色的“维稳”问题的焦点事件让人格外夺目。在迎来2011新一年的时候，一则“退休副省级官员带村民上访”的新闻引起社会关注。根据公开的报道内容看，这个事例可以用来解析2010年的一些显著特点。这些特点有可能在2011年会进一步显现。
首先，上访，尤其是进京上访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更多的是一个共输的结果。不法公司通过遣返进京上访人员牟利；有的“钉子户”炮打拆迁队，有的则“进京自首”，因为不信任当地警方；某地省政府门前，政府工作人员“误打”厅长夫人，背后隐藏着“如果不是误打”的惨烈事实。如此等等。
而在最新的这个事件中，带村民上访的副省级官员也被人威胁“小心灭口”。也就是说，民众的上访预期和政府预防群访、重访与越级访之间，民众的上访和某些利益集团之间已经形成尖锐的矛盾。这个死结不解开，人们对“维稳”没有多大的信心。
其次，一些农村基层矛盾在某些方面有严重化的趋势，集中体现在拆迁和征地上，特别是在落后地区或者发达地区的落后区域。除了发展经济的GDP冲动外，主要是因为土地财政在向基层渗透，地方任意扩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目的是拿农村和农民的土地打主意，多拿建设用地指标，因此“被上楼”现象层出不穷。其中自然也就有大量安置不到位的矛盾出现。
而且，因为日益积累的财政风险和日益增加的支出需要，地方对于农村土地的渴望会日益强烈，农村基层围绕土地拆迁矛盾也就会更加严重。如果没有包括财税体制改革在内的改革措施，这方面的矛盾会在相当时间内处于高发态势。
如果将“退休副省级官员带村民上访”的两个主要特点延伸来看，2010年关于维稳成本高昂的讨论就可以看得更清楚。比如说，警力支出的增加就不能笼统算做维稳成本。
维稳成本高昂，很多体现在已经开始变异的旧的利益博弈方式带来的成本。这种怪圈实际上是这样的图景：拆迁和征地涉及民众的安身立命之本，而地方的土地财政则是相当饥渴，利益冲突当然就非常尖锐。地方政府既是利益冲突的当事人，又是维稳的被问责对象和执行力量，信访大多数最终还是要放到地方上解决，结果不言而喻。
联系到2010年出现的劳资矛盾、环境侵害带来的群体性事件，那么就可以看出：维稳视野里面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已经比较多地集中在民众的核心权利上面，包括财产权、健康权和体面劳动等。对于不同权利，维稳成本和维稳怪圈问题表现会不一样。比如说，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环境污染问题就会大面积出现，环保运动就会兴起。虽然会有环境侵害带来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但环保运动作为社会集体行动的一种也会制度化，环保民间组织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就是明证。这个时候，相对于维稳成本，环境治理的成本才是大问题。
而2010年劳资矛盾的核心原因是新兴产业工人主体的代际更替，80后90后农民工的主导地位的出现。据研究，他们并不像一些国企工人那样要求“主人翁”的权利，也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能够逆来顺受。真正恶性事件的发生，或者是因为企业的组织文化出了问题，或者是类似恶意欠薪这样的事情发生。现在所看到的劳资矛盾带来的停工事件，只要有了完善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也不会存在维稳成本和维稳怪圈问题。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比如用工荒也自然逼迫改善劳工待遇。
当然，如果这些需要建立的制度迟迟不能建立和有效运转，那么也很容易堕入维稳怪圈。
涉及土地、房屋等财产问题时，则更需要强势力量的直接的“让权让利”。比如土地方面，集体和农民二元的农村土地权利模式给权力和资本提供了便利。农民迟早要在土地升值中获得更大份额。但要真正实现，难度比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环保运动等更大。因为这与分配有直接关系。2010年一些大城市拆迁补偿成本的高昂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人们不应该忘记多年前就开始的城市大拆大建经历了怎样的风风雨雨。
分好蛋糕
分配政治事关全民族的命运。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分配政治对于一个民族的道德、伦理和创造力的重要性。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巨额财富。但人们的生存压力空前巨大，为了生存人们在逐渐抛弃规则意识和道德意识。一边是经济总量越来越大，一边是个体为了生存在不断破坏健康社会的基础，这已经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巨大悖论。
退休后仍非常关注分配问题的邓小平在1993年曾说：“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
温家宝总理也曾经有过非常精彩的“蛋糕论”： 一个社会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它是不公平的，这个社会也是不稳定的……如果说把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看作是政府的责任，那么，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分好，那就是政府的良知。
邓小平说那段话过去近20年了，2010年仍旧是“声称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的一年。不过，对于如何分蛋糕还应该更全面地理解。在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实际上是有两个层次的分蛋糕的问题，和其它国家很不一样。一个是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一个是政府内部，就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税关系，地方政府依靠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养政府、搞城建和撬动投资等。
两个层次分蛋糕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导致的结果就是，由于税收的持续高速增长、土地财政、官员腐败、非税收入等表现，政府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在分配改革讨论中遭受到了非常广泛的批评。
事实也提供了不少佐证。和矿难背后往往有腐败一样，土地拆迁里面也经常扯出巨贪。不久前一审被判处死刑的“土地奶奶”就是个例子。尽管已经民怨沸腾，尽管那些巨贪们已经给政府抹了太多黑，但2010年来自地方的维护土地财政和拆迁的辩护声音是非常强烈的，可以说到了毫无顾忌的地步。这也意味着2011年在征地拆迁上的矛盾和冲突仍旧会显现。
一些地方政府把利益问题进行赤裸裸的表达当然是有原因的，像是“逼上梁山”。正如经济学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在接受媒体时所说：“地方政府不能被逼着去卖地，去靠卖地的收入搞经济发展，地方政府正当的、合理的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应该是从正当的、正常的，包括与中央政府分享的税收税源中来，这是问题的关键。”因此，第二个层次分蛋糕的问题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地步。这个结不解开，维稳再投入多高成本，也是走不出维稳怪圈的。事实上，“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已经明确提出：“逐步健全地方税体系，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税政管理权限。” 土地的例子说明，越是地方政府的独立利益突出的领域，越容易制造持续增长的维稳成本。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税关系是走出了正确的一步。这就像一个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