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沙坪坝7加1酒店:《报任安书》讲记（二）

《报任安书》讲记（二）

 

 在古代，哪怕是犯了错误的人或如李陵当了叛徒，投降于匈奴的人，他都可以为自己写一封辩护书。而当年，彭德怀对毛主席只有写检查，邓小平写给毛主席的仍然只有检查，哪还允许写辩护书，那是不可能的。而在汉代，这些辩护书是作为政府档案，原原本本地保存下来的，并没有把它给烧掉。如果汉朝也如当年明清时代的“文字狱”，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书吗？下面再接着看第二段：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郊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纲维，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这段是非常惨痛的，首先司马迁对一个人在几个方面进行了界定。作为一名优秀的人要从五个方面表现出来：“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谈到修身与智的关系，爱施与仁的关系，“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修身、爱施、取予”这些大家都能理解，我在这里要强调一点“耻辱”。

    现在很多人都不知耻，这是最麻烦的事情，我特别推荐的《通书》里有云：“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必有耻则可教，闻过则可贤。”一个人有没有作为，有没有向上的能耐，关键在于他有没有羞耻心。所以作为“修身”是很容易的，一般的人看见一个修行好的人，有一种向往之心，打扫自己的心灵，都是比较容易的事情。“爱施者，仁之端也”，只要是自己有了，心情好了，做些好人好事，去帮助别人也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取予者，义之表也”，经常帮助别人，当取则取，当予则予，是义之表。关键是耻辱，一个人的毅力、志气，一个人的长远心，意志力往往在耻辱上，如果我们没有这么一种羞耻之心，没有一种耻辱之心，要想有大的作为，那不行。

    想当年我跟随我的老师本光法师时，我认为那时候的日子真的是太舒服，如果跟着他们这样的人，自己在三、五个月的时间内没有焕然一新的话，就耻于见人，非得要有种日新月异的感觉才行，不能落后于人。我并不是说在功名富贵上不落后于人，因为那时也没有什么功名富贵可谈，大家都处于绝对的贫困之中，每个人都很贫困，关键是自己的知识、才能、德行能不能增长，如果没有进步，自己就感觉是一种耻辱。另外在为人处世上等各个方面，自己也是很勇决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所读的中学是成都市十二中。有一年我和同学一起到峨眉山去玩，有几个同学看见一辆南京牌的部队救护车，就把那辆车开走了。后来，解放军紧追其后，进行了全面的围追堵截。开车的那位同学（现在是一名法警）根本没有把解放军放在眼里，开着车满山跑，东绕西绕，走到一座桥，那座桥又没有桥板，只有两个架子，就在这时，汽车熄火了。不一会儿，大群农民围了上来，紧跟着解放军赶来了。车上的人动弹不得，解放军问这事是谁干的，所有人都吓得浑身发抖，我却壮胆说，车是我开的！说实话，我到现在都不会开车。当时自己想的是要有见义勇为、勇于承担的精神，傻乎乎的。但别人看我的确不像是开车的，我也跟别人学，用一块硬币想把汽车发动，开始始终都发动不了，但不知碰到哪里，突然一下，汽车发动起来了，轰的一声，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大跳，好在汽车的离合器没有拉上，还是一个空挡，如果不是空挡就会出人命。想到此，自己那时还是有一种勇气，这种勇气从哪里来，还是从自己所看的那些书，总觉得男人应该有男子的气概，尽管自己显得很傻，但还得要有这样的气度。

    “耻辱者，勇之决也；”一个人是否真正有一种勇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人，包括很多男人，有些似乎与太监差不多，女兮兮的多。现在是阴盛阳衰，有些妇女同志雄赳赳的，很有大丈夫气，而男同志们像女的太多太多了，看上去很不舒服。有的又太勇决，没有说上几句话，不称他的意，几刀就给别人捅过去，这些只能称得上是猪狗之勇，也没有多大的用。所以“耻辱者，勇之决也”，作为当代的人，特别是明清 “文字狱”以后，再加上后来“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几十年，“耻辱者，勇之决也”，这点在社会上，在知识分子中间很难看到。我记得去年与有几位朋友聊天，谈到“少儿读经”的事情，我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谈及的内容都比较尖刻。有位朋友说我的脾气不好，我说，这是我这几十年形成的，如果一点脾气都没有，一个人就显得很惨，个个像太监一样。当时有一位上海的朋友赞成我的看法，她说，做人如果个个都没有一点骨气，没有一点勇气，都不敢说真话，整天过着唯唯诺诺的日子不好。

    我认为真正在社会上做事，要为天地立心，司马迁所说的这五条都应该具备。修身不难，爱施不难，取予不难，立名，谁又不想立名呢？只要是有机会，不让他去，他自己也会钻进去，这也是不难的，关键就是耻辱。因为现在很多人不懂得什么是羞耻，什么是勇？勇之决也。勇的源泉就是耻辱，一个懂得耻辱的人，他才有勇。

    想文革批林批孔时我被弄进监狱，不过二十来岁，遇到省公安厅的干部，他们审讯很有一套。对我说：你赶快把那几个老封建交代了，他们肯定是教唆犯，你检举立功，过几天就把你给放了，你那么年轻，别自毁前程啊！幸好在本光法师那里学习了一些，不能跟着别人的意思去。再加上，如果要把自己的老师和朋友出卖了，那绝对是不能活的，哪怕是被放出去了，你又如何在社会上立足生存呢，当叛徒是多么丑陋，自己有这样一种耻辱心，就算他把我杀了，我也不说那几个字，何况我们只是对文革不满，发发牢骚而已。于是只说那些老先生的确不错，就教我们学习《古文观止》、诗词歌赋，从这方面来教育我们。他们根本就没说过什么对党、对政府、对文化大革命有这样或那样的想法。尽管后来我坐了几年的监狱，但是良心无愧，自己走出来的时候，还是很骄傲的。如果那时候乱咬一气，出卖师友，自己会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的。

    所以作为一个人要“耻辱者，勇之决也；”，作为一个大丈夫，没有这一点就不能称之为大丈夫，要有这样的精神才行。还有“立名者，行之极也”，有谁不想在社会上扬名立万呢？但是用孔夫子的话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爱名还是应该取之有道。对那些无聊的吹捧，现在所谓的这样炒作那样包装，我是不以为然的，对此也得罪了我身边的一些人。我对他们互相之间的吹捧感到痛心疾首，但他们却认为我太迂腐。他们认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既然掌握了这样那样的权利和机会，就该充分地应用，就得把名挣够，利挣够，我觉得这是一种羞耻，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去挣取名利。所以“立名者，行之极也”，行之极，它是通过道德、功业而立名，并不是象现在一样通过商业的炒作、包装等等以这样的方式去立名，如果以这样的方式，那就与君子之德大相径庭，为君子所不取。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认为还是一种羞辱，我自己是坚决不走这步的。在书院刚开办时，有很多朋友建议要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办书院，我觉得不可行。书院要凭自己实际的能力，有多大的能力就做多大的事情，而我自己也是能力很有限的人，如果超越了自己能力半径和范围肯定不行。所以还是顺其自然。

    作为一名君子要在这五方面把握好。“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这仅仅是“列于君子之林”，并不是去升官发财。我们要通过这五个方面的修养，使自己“列于君子之林，然后可以托世”，才能够为社会作相应的贡献。

    下面又说：“故祸莫憯于欲利，”现在有很多人破“双规”的人，他们惨不惨呢？这都是欲利所伤，自己的嗜欲太多，利益之心过重，难免会给自己带来祸害，甚至带来灾难。利益之心就是自己的破绽，在社会之中，机关单位里，当上一官半职的，别人也看上了你的位置，想把你挤下去，如果你有了这样或那样的利欲，别人悄悄地掌握了你的破绽，把你报告给上级部门，你就会立刻下课。在机关里要留心这点，如果是做生意的，自己挣的钱，自己怎样去消费，怎样去腐朽，似乎没有多大的麻烦，但作为公务员来讲，这样的麻烦就大了。现在又在“保先”时期，就更加地严重。

    “悲莫痛于伤心，”现在要想伤心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现在的人都麻木了。以前的人“仁义礼智信”各方面的德育都做得很好，对所谓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看得是很神圣的。以前在五六十年代，被单位开除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整个社会都会看不起你，而现在被“炒鱿鱼”，好象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到底还有什么伤心事？在《红楼梦》里写：“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而现在我们也看不到什么伤心的事情，在网上那些“愤青”的文章也不觉得有多伤心，有些时候看到几篇有力度，有深度，有厚度的痛诉几百年的民族史的文章，倒还有些伤心，但真正能打动人的也很少了。树怕剥皮，人怕伤心，我们想想自己的人事关系之中，什么事伤心，所谓的伤心都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关系受到了破损，而给自己带来了伤心。

    “行莫丑于辱先，”现在对祖宗观念也没有了。在以前如果得罪了先人，有辱宗族，在家族会上开除你的族籍，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比在自己脸上刻字还可怕，因为整个家族都不认你，革除家门，那的确是很丑的一件事情，而现在的人已经不谈这些了。

    “诟莫大于宫刑”，现在也不觉得，因为申请变性的人也不少。有的男人不想当男人，女人不想当女人，都要受“宫刑”，未必觉得是件很丑陋的事情。所以社会风气的变化，到底是进步还是落后？到底是光明还是阴暗？是说不清楚的，我自己也没有裁判能力，社会的公理，公论到底应该怎样断这些案子好象也看不见。

    “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在中国古代，脸上被刻字、被砍手砍脚，乃至宫刑等都是由来已久的，从夏商以来，就有这样残酷的刑法。像太监这样的职务，自从有了王，有了宫廷就存在，作为一个君子是羞于与太监为伍的。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与朝臣之间的斗争是很残酷的，东汉末年宦官与外戚的矛盾引起了东汉王朝的覆灭，唐朝也是宦官专政，有好几个皇帝都死于宦官之手，终于引起了大唐帝国不可逆转的衰退，在宋朝好一点，明朝又是宦官，东厂、西厂宦官都为士人所不齿。

    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中总结明朝的经验，他认为明朝宦官之祸的危害性超过了汉唐，魏忠贤时代的宦官是非常可怕的。但我们反过来看看，宦官专政还是有一定好处的。万历年间，正是因为宦官专政，皇上罢工，中央政府机关首长缺席太多，朱元璋强暴的政治干预也降低了，社会的生机与活力，在民众得到了一种滋养。明末时期，如商业、贸易、文化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自由的发展，像《水浒传》、《金瓶梅》、《三言》这类的书籍也能在社会上公开出版销售。那个时期社会相对开化，为什么呢？这与宦官专政有关，还有海外的贸易也特别得发达。
   

 作为一个正派的人对宦官却有另外一种感觉，就如我们现在的男士们看见男“同性恋”有什么样感觉一样。这里司马迁又举了几个例子：“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春秋时期，卫国是一个不错的国家，孔子本来想到卫国，因为那里是一个比较少战争的国家。卫国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秦始皇灭六国，所有的国家都灭了，只有卫国坚持到了最后，到秦二世元年才把卫国给取消。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孔夫子到卫国去，看见卫国熙熙攘攘的人很热闹，孔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夫子曰：‘富之’，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曰：“教之”，还是要加强教育才行。这几句话只有在卫国说过，在齐国没有说过，在郑国、周、宋都没有说过，只有对卫国他还有赞叹语，这个赞叹语与卫灵公有关系，整个卫国的政治、经济在东周列国中显得有一定的生机，要不然孔夫子不会说“庶矣哉”这三个字。“富之”，“教之”可以说应作永恒的国策，非常深刻。但是孔子看见太监雍渠与卫灵公在一起，并一起坐在马车上，孔子也就离开了。

    “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商鞅到秦国去，想见秦孝公是很不容易的，都是通过太监景监的后门才见到了秦孝公，所以赵良为此感到寒心。包括司马相如都因狗监而得进见汉武帝，当时司马相如想见汉武帝，是一个养狗的太监，把他推荐给了汉武帝。“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同子：宦官赵谈，因谈字与司马迁父亲司马谈的谈相同，为避讳所以用同子。再说宦官赵谈做文帝的陪乘，袁丝为此变了脸色。自古以来人们就看不起宦官一类的人。真正的士大夫，他们对太监有与生俱来的厌恶，宦官一旦与权利结合，就会引起士大夫们的焦虑和不安。宦官的职务在《周礼》写得很清楚。

    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里有云：宦者四星，在帝座。这本书也不仅仅是他写的，是从先秦传下来的一些说法，三垣二十八宿也不是司马迁发明的，在《尚书·尧典》里就已经有这样的痕迹。这是几千年以来，古人们通过观察天象，对天文经验的积累，并把这种天象附会于政治。在春秋时期，在商代的甲骨文里也有这些。但在《礼记》里，在《天官书》里就把宦官与星象联系在一起，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都有天象的依据，所以皇帝也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容纳那么多的后妃，并在《周礼》里就作为一种规则固定下来，后人当然就不得违背，所以皇上广建后宫，也是“法天则地”的需要。尽管如此，这些有德、有为的人仍然很厌恶宦官。所以孔夫子见到宦官与卫灵公在一起，他也就走了，卫公亲近阉人那么就不可能接触贤士；商鞅因景监见，赵良也觉得既然与宦官在一起，缘起就不正，他因此而寒心，商鞅也死得很惨，五马分尸，这些都是士人耻之不为之事。

    “夫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慷慨之士乎？”一般作为中等资质的人，如果涉及到宦官，他都有些垂头丧气，何况那些真正的大丈夫，有慷慨骨气的人，他更加是敬而远之。当然现在社会里没有宦官，以前见皇上要过宦官这一关，的确有这样的事情。现在要想重现古代的礼贤下士，打破官场的陈规是很艰难的。民国年间，一位大学的校长要想见省长，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一个电话，一张名片递上去，只要是汇报到省长那里去，他就会放下手中一切事务，立刻接见。一个中学校长要见县长，也是马上能见到的，哪里还需要排班站队，没有这些事，以前见皇帝都没有现在这样难。

   在唐代，马周因一篇文章，唐太宗很快就接见了他。当时，马周在给一位将军当食客。皇上有一天说，黄河经常出现问题，你们有什么主意，写点报告上来，提一些建议出来。那位将军写不出什么东西，马周恰恰就在他身边说，我帮你写，写完以后就交给了唐太宗。皇上每天要阅几十份奏折，看了几封，突然看到了马周写的这篇，就问这是谁写的，有人禀报皇上说是那位将军写的，皇上心里很清楚，他是不可能写出什么文章的，问他是谁帮他写的，这位将军就说我身边有一位食客叫马周，是他帮我写的。皇上立刻接见了他，连升十级，立刻给他封了一个官。又如当年梁漱溟考北大考不上，后来见了蔡元培，蔡元培就对他说：你不用去当学生，应该去当教授，你不用去读书，去教书才对。立刻聘书发给了他，一个月以后请他担任教授教书去了，现在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现在官场上的制度，干部任免制度，就决定了现在的吏治很艰难。

 

中国五千年历史，麻烦最重就是官僚体制重重叠叠。在党委里有副书记，省长之后有副省长，检查机构有检查院、反贪局、纪委等等部门，这些层层机构，维护着一个庞大的体制。这样，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起来就显得十分艰难，要使我们的国家体制更加健康、有效地运转起来，可能还得要几十年的改革。这涉及到我们民族的素质问题，以及价值观、道德观与权利之间的关系等等。

    下面司马迁又说：“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他说，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但怎么会让受过刑罚余生之人推荐天下的英雄俊杰呢？虽然我的职务是太史令，但实际上与太监没有两样，你让我去推荐人，真正的英雄豪杰惟恐避之不远，避之不急。让我推荐人，会给他们带来羞辱、耻辱，谁与我挂上钩，谁的名誉就会受损。任安找人也没有找对，找到司马迁，司马迁又从来不买帐。

    “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太史，子承父业。在古时候，有很多职务都是家传，祖传。因为当时有“籍”的制度，如果父辈是当兵的，那么子子孙孙就要入兵籍，如果你父亲是歌舞团的，那么这几代人，子子孙孙，男女女都要入乐籍，一辈子都要从事国家歌舞团的职务，如果是贩盐的，子子孙孙都要卖盐，是做铁的，子子孙孙都要去做铁，在国家的档案里就把你给管理起来了，不能乱籍。司马迁的先辈是太史令，他的父亲是太史，他也就直接继承父亲的职务。司马迁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所以他的后人也就没法继承这样的职务了。“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司马迁靠父亲遗留的事业，得以在京城供职，已有二十多年了。

    “所以自惟：”，所以他思考了几个方面：“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第一，对上，不能纳忠效信，没有奇策良才的美誉，以取得圣明君主的信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其次，又不能为君主拾遗补阙，招贤、推荐贤能的人和隐居山林的人；“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在外面，不能参加军队，没有攻城野战，斩将夺旗的功勋；“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郊游光宠”，对下，不能一天天积累功劳，取得高官厚禄，为亲族朋友增光得宠。

    古时候，大的方面就从这四个方面去获得功名富贵，当然现在不只是这四个方面，三百六十行一样可以取得功名富贵。一个人如果不在朝廷、政府部门之中，同样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生意也好，当自由人也好，在庙里当一个居士也好，出家当和尚也好，只要是过得愉快。但作为一名真正关心国家，关心文化的人，他的感觉就不一样。因为他的精神世界不一样，他的朋友圈子不一样，他的好恶不一样，像这样一类人，就比较接近于司马迁所说的这四类。

    “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郊游光宠”，现在的家庭都是小家，三人之家，五人之家，也谈不上什么“尊官厚禄”。现在就算当上省长、市长，家里要沾多少光也算不上了。
   
    又如后面所说：“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我们知道魏其侯，窦太后的侄子，在汉景帝、汉武帝早期时候，权倾一世，他辅佐汉武帝抵抗匈奴，平衡朝政，功劳不小，但最后还是把自己脑袋玩掉了，汉武帝可是六亲不认的。

    在汉武帝当权的时候，有一批文帝、景帝时期的元老，什么舅舅、表叔，既有太皇太后的家族势力，又有皇太后的家族势力，还有历代功臣的家族势力，团团将他包围住，使得他很难有所作为。于是乎汉武帝才招贤纳士，有了新人，才好让老臣们“下课”，用毛主席的话来说，“挖墙角”、“掺沙子”、“搬石头”，把原有的权利结构打碎，他要建立自己能够掌控自如的新的一套权利结构。在新旧权利矛盾斗争之中，有的人下课，有的人起来，当然，在新老交替的过程之中，有的是老的受伤，有的是新的受伤，但总的趋势是吐故纳新，在这样的过程之中，有的新人死得冤枉，有的元老也死得冤枉，斗争的风向不准，皇帝有时都不能做主，有的时候自己宠爱的人，他认为很看重的人，也不得不牺牲几个。所以说到“取尊官厚禄，为宗族郊游光宠”，在现在看来的确一条都达不到。

    “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这里司马迁把自己贬得很低。现在的人往往言不由衷，说话不能兑现，说话要低调一些，先把自己的能耐降低，别人就不会对你寄予希望，如果你能够办，给别人办成了，别人会喜出望外。自己不能办成的事情，不能自己全部揽过来。司马迁这里就说，以上四件事情我没有做成一件，只是苟且迎合，取得皇帝的容纳，不会再有什么成就，由此可以看见司马迁拒绝人的高明之处。

    “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纲维，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司马迁说，当年他当太史令时，也曾置身于士大夫，但仅仅能够参与一些外廷末议，在外廷参加一些小意见还可以，但都是过去的事情，而且还谈不上“引纲维，尽思虑，”何况现在已经受了宫刑，成了太监一类的人，只有在皇宫里扫地，做卫生间的清洁这样的事情，要想让我“仰首伸眉，论列是非，”那不是轻蔑朝廷、羞辱当今的士人吗？他说这样的话也很在理，既然自己已经受到了宫刑，若“推贤进士”首先是对你不尊重，再者也是对朝廷不尊重。宦官是不允许议论朝政的，如果有议论者，杀无赦。历代都有这样的禁示，但末代皇帝往往都不遵守这一套，他认为公公一辈子把他养大，他长大成人后要报答他。所以末代皇帝长于深宫，出于妇人之手，要想能够料理这样大的国家，要给这样的大国掌舵，的确不行。

   “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唉！唉！象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说的呢！还有什么说的呢！

    我曾和几个朋友闲聊，说到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皇帝大都当得很窝囊，如果那时大家有远见，何不让孔夫子的嫡系子孙来当皇帝，然后有能耐的人，竞争当宰相，把君主立宪制度搞起来，那该多好！秦始皇以后，刘邦也不用去当皇帝，当个宰相，把孔夫子的子孙奉为皇帝多好。不过那时，孔夫子还没有那么大的威望，孔夫子的威望是在宋明理学时期才捧出来的。在汉代的时候，儒学还未必能超过黄老之学，没有太上老君的名气大，只有一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大谈春秋王道，但他在汉武帝手下又算什么呢？最后还是被关进监狱，差点死了。到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时大家都在玩佛教，玩玄学，没有几个去料理孔夫子；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大盛，整天都向印度学习，如现在我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一样，谁又对孔夫子有多大的兴趣；只有到了宋朝，从周敦颐开始，才真正算得上为天地立心，继先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的确，宋明理学的功劳很大，在宋朝真正将民族性建立起来。因为唐朝，李氏家族也不是纯粹的汉族，是鲜卑族，隋朝也是鲜卑族，宋齐梁陈几代也很窝囊，严格说来也不能算上正统，他们也是信仰佛教，没有把孔夫子恭维得有多高，所以涉及到中华民族的道统与法统，把这个东西生发出来的，还是要从宋明理学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