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重庆沙坪坝五星酒店:《报任安书》讲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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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报任安书》后面的部分，先请看原文：
司马迁在前面一段提到：“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司马迁明白这些道理，因为他的家族渊源是很深厚的。他的父亲司马谈曾担任太史令，文化修养很高，结合他所著《论六家要旨》，就可见司马氏一家的博学精深在西汉初年没有可比拟的。先秦末期对整个国家学术思想的总结，第一是《庄子·天下篇》，第二是《荀子·非十二子》，这些文章对先秦的文化，各家各派的学术思想进行了一番总结。到了汉初，在原有《庄子》和《荀子》的基础上，再加总结，并结合“文景之治”的成功政治经验，来总结各家各派的思想和社会实践，那么就是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了。
司马迁的学问的确是秉成家学，加之他进入宫廷前曾游历关中、河南、山东甚至远到四川，周游全国，广闻博知，都是与他出入行旅有关。他的确是有着旷世之才，《易经·大畜》卦中有云：“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那么作为一位史官，汉代的史官与明清时期的史官不同，整天坐“冷板凳”，在宫廷里做些档案记录，不是这样的。他们是遍采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记叙遗老的传文。他们的自由度，创造性和可信性比后代史官要强得多。司马迁在进入宫廷之前，的确有一番雄心壮志。这里是谈司马迁自己进入宫廷前的一个总结。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什么是本末？因果就是本末。“未易明也”，我经常说过去的事情都是必然的，未来的事情都是偶然的。因为过去的事情已经如铁钉一般订在了墙上，要找什么可能、或者都完全没有什么意义。既然已经过去，是没有后悔药吃的，也没有偶然性可以发生的，过去的事情的确是必然，但未来的确是偶然。明天将会怎样，谁也不知道，我们都不是神仙，也不是菩萨，有谁知道明天会怎样，更不会知道明年会怎样，再过几年又会是怎样，所以未来的事情都是偶然性在起作用。但当偶然性成为了过去，它又成为了必然性。面对未来，我们可选择性很多，而面对过去，恰恰是我们选择的结果。过去就已经是结果，未来才是现在的因所发展的趋势。司马迁在这里说：“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也就是谈未来。
自己又说：“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卫之中。”我们这里有没有“少负不羁之才”的人？一个人应该有这样的志向。“少负不羁之才”，他不受约束，所以才志向远大，愿意突破自我，突破环境自我的一种约束，施展自己的宏图，有一番抱负。“长无乡曲之誉”，“乡曲”应该是现在街道办事处之类的，在基层地方没有什么声誉。没有得到称誉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学问不够，德行不够，票子不够，权利不够，这些是带来名誉的几大要素。名誉从哪里来？不外乎从才干、德行、经济和权利中来，如果没有这些作为支撑，要想有名誉，要有很高的声望，那是不可能的。也许少小时有声誉，中老年未必是件好事情。有很多大器晚成的，在小的时候未必有什么特殊的表现。
司马迁在这里有一种负气和谦虚，他很自负，但是也很谦虚。“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卫之中。”汉武帝因为司马迁是太史公的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去世以后，就任命他为太史令，司马迁担任太史令估计他是三十岁左右，那时的太史令是皇上的贴身跟班，所以才“出入周卫之中”，从而出入于宫禁之中。
“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我们每个人经常都处于“戴盆望天”、一叶障目的状态而不自知，怎样使自己能够把自己障眼的东西扔掉，使自己能够看到主观与客观的本来面目，在佛教里提出破“所知障”，懂得愈多，障碍愈大，孔夫子提倡的要“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有四条修养的标准，要排除自己的主观性，自已为是，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嗜好，自己的武断等种种都要排除。所以“戴盆可以望天”，司马迁明白他自己认识上的弊病，为了达到更上一层楼的境界，“故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因为他是出入宫廷，那是绝对保密的事情，以前交往过的朋友全部断绝。
好比在我国五六十年代进入了军工企业，特别担任很重要的职务，如原子弹、导弹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等，只要是国家的一个调令出来，国家的组织部门宣布以后，可能还没来得急写信告知家里的人就要奔赴戈壁滩。以前的朋友兄弟，老婆父母都没有来得急说一声，家里人还认为你失踪了，但是为了祖国，为了党，为了伟大的国家的国防事业，那么就必须舍弃一切。
进入了宫禁与皇上在一起，那么就得要“绝宾客之知”，你不可能整天与朋友在一起打麻将，喝夜啤酒瞎混，为什么呢？在宫禁之中，伴君如伴虎，因为宫廷的秘密不能随便向外人宣泄的，可能在汉代甚至到秦代以前，如《韩非子》、《商子》书里面也可以看得到。为了达到君主的绝对权威和神秘性，他是严禁他身边的人透露皇上的任何信息。那么在皇上身边的人，那就必然需要做到这一点，而且这个传统保持到现在，包括现在中南海的政府机关里工作的人员，有谁敢把里头的话拿出来说呢？那种纪律是非常严密的。当你进入宫庭，一方面要“绝宾客之知”，也就是要断绝宾客的交往，“亡室家之业”，要把自己的家庭、个人的事业、个人的第二爱好，全部放下，把一切奉献给伟大的君王，这时候自己一切的一切都要去掉。
“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你全部的时间，全部的精力，都是在自己的职务上，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求得到皇上的认可。这里用词也是很准确的，谁不愿意“亲媚于主上”，每天看到皇上多给了你几张笑脸，可能你整天睡觉也睡不着。想当年的时候，红卫兵或劳动模范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握了手，他就会逢人便说，这是和毛主席握过的手。现在在机关单位里，一般的公务员面对自己的上司，当然都想与上面的关系搞好，在企业里面，一般的职工，谁不愿意与老板的关系搞好呢？关系搞好了，第一从经济上说，工资会多关照一些，职务上也可能会得到关照。如果整天老板给你粘过纳错的，那么这样的日子就很可怜了。一进宫门，或者初到某个企业单位的年轻人普遍都是这样的精神状态。所以“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都想尽自己的才干，都想尽量的表现自己，在自己的领导面前，尽量的表现自己，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得比别人还好，以求得到领导的认可。
“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但是事情往往是“大谬不然”。想当年，我国的领导人谁不想把工作做好，难免还是要犯错误，何况是在一个企业单位里呢？你能把一个社会的规律，历史的走向把握得实实在在吗？就应了前面的一句话，“且事本末，未易明也”，“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下面就开始谈这个“大谬不然”的整个过程，“未易明也”，刚刚进入宫廷与进入宫廷若干年以后，整个朝廷，包括个人所带来一系列的变化感觉就不一样。再看下面这段：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趋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土。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人，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的重点也就在这段事情的阐述上。从历史的发展、社会的演变，个人在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有的时候是身不由己，事与愿违。这里主要是谈到了李陵与他怎样牵涉到案子之中。
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李广一家人的确是运气不好，在司马迁的笔下，从李广到李陵都是古之名将，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将军。对李广来说运气欠佳，在他年轻力壮的时候，匈奴见了他就跑。可惜在汉文帝、汉景帝的时候，推行的是黄老“无为之治”，不让文武百官立功而有所作为，所以作为李广一代名将，他的壮年时期就荒废了三十年的时间，到汉武帝改弦移章，准备大规模的讨伐匈奴，那时李陵已经六十多岁，已经是一位老将军了。汉武帝中后期所用的将军，卫青、霍去病、李广利都是他的亲戚，卫青是卫皇后的哥哥，李广利是宠妃李夫人的哥哥。当然卫青也是一代名将，在汉武帝时期，北伐匈奴的主要战功都是他所建立的，霍去病是卫青的侄子。如果我们现在到陕西，到汉武陵的茂陵去看看，唯一所存下来遗迹，在地面上可以看到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墓，还有几匹石马，全都是汉代的文物。
李陵与李广的运气都不好，有一次外出，向导带路却迷了路，耽误了军机，结果被皇上知道后就让他们下狱。在汉朝有法律规定可以用钱来赎罪，可以用官抵罪，但还有一批人愿意为李广说话，因为他的名声很好，人也厚道，在平日里他不结党营私，又不交纳宾客，大家对他也不错。在汉武帝中期，还没有过于横行霸道，专横无礼的时候，还有一些士大夫敢于站出来说话，还有一批元老敢于为李广说话，在前两次进监狱后不久就出来了，前方的战况紧张又把他派到战场上，但都没有担当重要的职位。
李广一直都想当前锋，汉武帝想到他是国家军队的形象代表，怕他吃亏，每次出兵是给他一个不要紧的职务，要保全他的名声，与卫青商量好，李将军已年老，是国家武装力量的优秀代表，要照顾他，关心他。而卫青也按照皇上的指令，给他安排了一个侧面作战的职务，不去正面攻打匈奴的主力军。为此事情，李广还与卫青过不去，他总觉得卫青给他穿小鞋，故意不让他立功，也闹了一些误会。但后来的这次因向导带路带错了，失去了作战的时机，让匈奴的大单于得以逃跑，这次又下狱，皇上也不愿意治他的死罪，李广自己也十分清楚，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在入狱之前他愤而自杀，引剑自刎。
李广的两个儿子都是被封了侯，在汉武帝时期，除了他偏爱的几位舅子没有功劳封过侯以外，其它外姓人等，没有功劳的名将像李广这样也没有封侯。因为李广之死，李广有个儿子叫李蔡，为此事情，对卫青不高兴，他们在狭路相逢的时候，抽了卫青两鞭子，霍去病就要为他的舅舅报仇。于是，在一次与汉武帝到上林苑打猎的时候，故意用一支箭从背后把李蔡射死，汉武帝也知道是霍去病干的，那个时候霍去病不得了，用一到两万的骑兵直捣王廷，把十几万匈奴的骑兵杀得人仰马翻的，取得了最大的战果。汉武帝既忌惮卫青大将军的权势过高，另一方面皇后是他的亲妹妹，他又是掌握着全国武装力量的总司令，所以把霍去病这支力量作为亲兵，去抑制卫青，以至于做到调平军事力量。卫青不能太过于伟大，如果这样就有麻烦，霍去病又持宠，他也有胆子敢一箭把李蔡射死，汉武帝也就恍恍惚惚地不去计较这件事情，李家人藏着一肚子的火气，觉得皇上不公。
李陵从小是在警卫军中以皇上的特身护卫出生。从这篇文章中我们看到司马迁对李陵的介绍，“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门下”，在汉、唐、宋时，中央政府分为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个部门，同为最高政务机构，是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和决策机构，一般中书省管决策，是具体起草文件的机构；门下省管审议，讨论、咨询的机构；尚书省管执行。司马迁和李陵虽然是居于门下，李陵那时应该属于大内侍卫，御林军一角色，但是“素非能相善也”，他俩并没有私交。“趋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一个人是文，一个人是武，一个人上白班，一个人是值夜班，司马迁在《史记》里对李广一家人，满怀同情，通过描写李广乃至李陵一家人的遭遇、功绩、德行，从侧面揭露了汉武帝的好大喜功、专横独断。一是有雄才大略、英武果决的一面，另外方面也是不近人情，蛮横不讲道理的一面。
司马迁尽管很尊敬李陵一家，也想给他套近乎，但是考虑在宫廷之中，不能去交朋结友，如果关系太密切，麻烦就多。在共产党内，从毛泽东开始，党内的纪律就有这一条，在党内不准结党营私，大家都很忌讳。在上世纪四十、五十年代、甚至六十、七十年代，政治局的人除了开会在一起，谁也不会随便到别人家窜门。部队里的将军们，又有谁去窜门呢？除了有公事的时候，开会在一起讨论事情之外，大家都自觉地遵守这条准则。而在封建社会，在皇帝身边的人更是这样。所以司马迁与李陵就“趋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这样的确是不敢的。
“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土”，司马迁对李广这家族人一直很留心，也是他在《史记》重点记载人物中花了心思的。在平日里对李陵这人的言行、举止、交友接物都有所观察，第一，“事亲孝”，他对家里的人，对自己的父母孝顺；第二，“与士信”，对待自己的朋友，从来是讲究信用、信誉的；第三，“临财廉”，面对分银子的时候，他不贪财；第四，“取予义”，取是指在国家发俸禄的时候，发奖赏时，予是自己面对那些比较困难的人的一种奉献，一种给予，都是处于义。所以是“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在是是非非之中，荣辱得失之中，都以礼让为先，遇上好事情都要向大家分享，而“恭俭下人”，对自己手下的人，很客气，不摆官价子，而且很俭朴，不奢侈，能够礼贤下士。平日里在生活之中“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从小就有报效国家，为国捐躯的信念，联想我们现在的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感觉？
如今整个社会繁荣一些，大家在精神上，在物质生活上多多少少还有点腐朽。我们的所思所想都是自己的一个小家庭，一个小圈子，有多少人能够时时刻刻想到要“徇国家之急”？这里有几个方面，如果是明君在上，国家很优秀，上层人也很优秀，大家都愿意奋斗，如果上层的人都很腐朽，再要求下面的人为国家报效是很艰难的事情。这也是说上下怎样料理好？怎样得人心？不管怎么说，中国历朝历代，总是有一批志士仁人，不论上面的是明君或只昏君，只要是国家有难都会义不容辞的敢于献身，这是中华民族的一批脊梁骨，尽管不多但能永载史册。
我们从这几句话来看，我们的价值观念、世界观或者我们心性的修养，能不能够达到这么几条？“事亲孝”，我们自己能不能够“事亲孝”？“与士信”，我们与朋友打交道是不是能够做到信？“临财廉”，遇上有好事情找到你，是不是能够做到遇财而不贪呢？我们再想想自己心理的状态，是廉还是贪？或者是在廉与贪之间痛苦煎熬，举棋不定呢？“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几条作为自己日常的修为，确定在我们的人格之中。如果这些都能够做到的话，非常了不起。
我们平日里读四书五经，孔孟老庄都显得有些空，但是读到《史记》，特别是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显得很实。通过读《史记》，读古代的圣贤书籍，有了实际的感觉，反过来再看孔孟老庄的东西，就觉得很充实，所言不虚。我们看《经》、《史》它们之间是互补的。中国历史上只看《经》，不看《史》的人，就很容易成为空谈微言大义；只读《史》不读《经》的人，就会是非不明，在大的原则问题上把持不住，所以必须是《经》、《史》兼顾。读《经》是明德，读《史》会有经世致用的才干，为什么呢？因为《史》把历史的智慧和经验说得很多，说得很透，所以我的这副对联就是：“诗书逸趣，芝兰德润真君子；经史宏图，事业谋通大丈夫。”《经》与《史》要兼顾，只读《经》不读《史》不行，只读《史》不读《经》不行，《经》和《史》都要读，才能够拥有完整的感觉。
另外，能不能达到“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网上的愤青，经常是在网上“愤不顾身”。如果实际生活之中，国家一旦有事，能不能够奋不顾身，那就另当别论。说者容易，做者难，这也可以作为我们平日里观察人、考察人的一个指标。我们与人交往整天都与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打交道，也可以用这几条来作为权衡人的一个准则。这个人到底是君子还是非君子，他能不能干大事，我们要从这几个方面去看，去考察。对事亲不孝的人，他能对朋友好吗？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认，还想为朋友两肋叉刀，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与士信”，如果一个人没有了信，不讲求信誉，不谈信用，那么又怎么能够与他打交道呢？ “临财廉”，如果临财不廉，临财贪，那么就容易陷入利益的是非、麻烦之中，“取予义”，
对社会的公益事业你才能够投入，当然“分别有让，恭俭下人”，这些都是应该具备的美德。一般人的修行，修养是怎么样的？如果见利益就争，见人却傲气冲天，对任何人都瞧不起，不能做到“恭俭下人”，不能礼贤下士，那也是不行的。
有了前面的积累，你才能“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这不是一件事情、两件事情所表现出来的，司马迁通过若干年的观察，对李陵包括对李陵的父亲、祖父，几代人的观察，的确是家风纯正、道德敦朴，所以司马迁认为是“国士之风”。在中国古代，如果有人称赞某某是国士，那么这个人一辈子不愁没有饭吃。诸葛亮被水镜先生赞叹了一声，称他是卧龙先生，刘皇叔才三顾茅庐，有了这样的声誉能被称为国士。在《三国志》里，对关羽、张飞的传很简单，没有多少字，但有一个总评语，开头就是：“羽飞皆国士也”，他们的地位从此提升。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先是韩、赵、魏、智四卿掌握了晋国的政权。而四卿之中，又以智伯势力最大，骄横的智伯寻找借口，逼迫韩、赵、魏三家献地，以此来消弱他们的势力。韩、魏慑于智氏的淫威，不敢不从。而赵襄子拒不服从。智伯大怒，联合韩、魏两家共同出兵讨伐赵襄子，并约定灭赵后，三分其地，赵襄子不敌只好退守晋阳。战斗进行了一年多，毫无进展，丧心病狂的智伯最后决定引汾、晋二河，水灌晋阳，这时，智伯很骄傲地说：“今天可以用水来灭赵，明天可以用水来灭韩，后天可以用水去灭魏。”他这一说，就把韩国和魏国吓住了。眼看都城就要破了，赵襄子急中生智，连夜派张孟谈深入韩、魏营中劝说利害，韩、魏素来痛恨智伯张狂，遂与张孟谈歃血为盟，相约决堤放水，反攻智伯。赵襄子使用反间计，赵韩魏三国连手，反过来灭智。一天晚上，就发生军事政变，当智伯正在做胜利美梦的时候，洪水突然冲到了自己营中，韩、赵、魏大军也如潮水般杀来，智伯措手不及，被赵襄子所杀。之后，三家瓜分了智伯的领地，韩、赵、魏并雄于世。
之后，赵襄子每天早晨奉公守法，清晨三点钟起床，四点钟上朝，实际上相当于是摄政王的角色，而豫让几次都要来刺杀他，但他防范的非常严密，每次豫让要杀赵襄子时，都没有得逞。豫让是春秋晋国人，公元前453年，当时晋国有六大家族争夺政权，豫让曾经在范氏、中行氏手下工作，并没有受到重视；后来投靠智伯，智伯非常看重他。
有一次，机会来了，豫让事先埋伏在一座桥下，准备在赵襄子过桥的时候刺杀他。赵襄子的马却突然惊跳起来，使得豫让的计划又再次失败。捉了豫让后，赵襄子责备他说：“你以前曾经在范氏和中行氏手下工作，智伯消灭了他们，你不但不为他们报仇，反而投靠了智伯；那么，现在你也可以投靠我呀，为什么一定要为智伯报仇呢？”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於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意思是说：“我在范氏、中行氏手下的时候，他们根本都不重视我，把我当成一般人；而智伯却非常看重我，把我当成最优秀的人才，是我的知己，我非替他报仇不可！”
古人的气节是很强烈的，但后人对豫让是否是国士抱着不同的态度。宋代以来对国士的看法，不是战国或秦汉那样称武勇，尊为纯粹的侠义，它是从国家的大局上看，它是从仁、义、礼、智、信上看，从三纲上君臣、父子、夫妇的三重关系看，你是不是国士，就要从这个方面去判断能否把握住这些，至于个人与朋友之间的意气，不能乱了大局。朋友之间关系好，可以去找皇帝拼命，那是不行的。国士，在先秦、两汉、隋唐和两宋，以及宋之后对国士的概念定位都不一样，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像王安石写的文章，笑孟尝君会养士，那不是叫养士，而是养了一些鸡鸣狗盗之徒，这叫混混。真正养士，那么就要有先王之道，尧舜禹汤之道，来规范齐王，使齐王成为天下霸主，这才叫士，养些鸡鸣狗盗之徒，那不叫养士。
“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其短，仆诚私心痛之。”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正如《菜跟潭》有云：“十语九中，未必称奇，一语不中则，愆尤骈集；十谋九成未必归功,一谋不成则訾议丛兴。”中国历史的事情至古到今都是这样，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时期，很是不得了。一旦做错了，整天被别人拈过纳错的。战乱期间，他的儿女和幕僚们，看见老先生年岁已高，没有人照顾他的起居，就买了一房小妾去伺候老先生的生活，结果在北京城引起喧然大波，数以百计的奏章要弹劾曾国藩。
事情的确是这样，你做了一万件好事情，有一件事情处理不当，或自己稍有失误，麻烦立刻就来了。总会有一些拈过纳错的人，游手好闲、百事不做，百事不干，他们只做一件事情，就盯着那些做事情的人，看哪天犯错误，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劣根性，有很多悲剧也是出在这些事情上，如袁崇焕、岳飞等人也都是遇上这样的人，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
下面就给李陵表功：“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等等。中国人在现在特别怀念汉唐盛世，因汉唐的武功是宋明两代以来没有的，元代和清代是少数民族入主，汉人不觉得自己脸上有多大的光彩。但汉唐两代武功的确很盛。我们看到司马迁在写李陵这段，还有写到卫青、霍去病的那几则，包括写《匈奴列传》，也可以看到汉武帝时代的国势之强大，兵锋之盛，气势之雄。如现在的美国，谁与他过不去，不管你在地球的哪个角落，都要把你剿灭掉，毫不客气。
在那时的将军，带兵之将，有着自己的带兵风格。一是礼贤下士，同甘共苦，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李陵与霍去病不一样，李广与霍去病也不一样。霍去病是骠骑将军，是大汉帝国的皇家骑兵部队，匈奴也全部是骑兵，他没有步兵，老弱父幼全部都是骑马，从李广到李陵，包括大将军卫青，他们的主力都还是以步兵为主，只有霍去病，他带领的是一支骑兵部队，多的时候有五万骑，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总之，遇上匈奴人，逢马吃马，逢羊吃羊，不像是步兵，还需要运粮草之类的麻烦事情。
“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他带了五千的步兵，“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王庭，在现在的蒙古中部，匈奴的王庭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个地方，他们的大单于居住在哪里，那个地方就称为王庭，总之，在草场比较好、饮水方便、森林比较好的地方，决不会跑到戈壁滩或者沙漠地方去建立王庭。大多在蒙古的中部偏西的位置建立匈奴的王庭。那个时候，从长安出兵，到那里的确要转战七千里啊！
“仰亿万之师，”这是一个夸张的词，匈奴全部的人马加起来也不过二三十万，而且分布在漫长的边境，东到辽东，西到西域、中亚等地，分布得很广，整个西伯利亚南部，包括现在的内蒙古、外蒙古的一大片，跨度也很广，人口也不多，也就两三百万，但能够集中作战的部队也只有二三十万，汉高祖时期用二十万大军，而匈奴用了三十万的骑兵围困，那是匈奴最大的战略集结。在汉武帝时期，匈奴与汉军作战时，最多用了十几万的骑兵。“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等等，这些就不一一解释了。
当然最后的结局是不妙，他犯了兵家之大忌。他虽有五千步兵，后无援兵，身无粮草，当然不可能持久，匈奴人一批又一批的来围攻，李陵开初得胜的时候，就派使者到皇宫去禀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给皇上报喜，觉得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脸上都有光彩。“后数日，陵败书闻，”过了几天，李陵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汉武帝“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当一个国家遇上麻烦事情的时候，的确上上下下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像美国遇上9·11事件时，全国上下都傻了眼，连续一个月都不知道怎么办。
司马迁就认为，“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这是在为李陵评功说好。“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司马迁自己私下猜测，李陵投降是不得以而为之，估计是受了重伤，而被匈奴人俘虏的。匈奴人也不错，好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很佩服这些英雄豪杰，虽然自己牺牲了那么多的将士，被李陵杀了大概有一万人左右，但是匈奴的大单于对李陵仍然很尊敬，立刻请医生为他治病，把他抢救过来，不仅把他救了过来，而且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起初，李陵想着为汉守节，但听说汉武帝已经把他的全家都杀光了，老母亲死了，自己的妻子儿女也被杀尽，这时候才愤而归降于匈奴。但李陵从来没有给匈奴提出一条建议，没有带一兵去进犯汉境，从这点也看他对得起汉朝。他是叛徒吗？但他又没有做过有一件对不起祖国的事情，他是投降吗？因汉武帝把李陵全家给杀完的。所以司马迁对这件事情愤愤不平，反复为李陵辩解，而遭来入狱之灾。原因并不是因为司马迁为李陵辩解，其中有一个误会。
卫青和霍去病去世以后，汉武帝重用了一位将军，叫贰师将军李广利，李广利的妹妹李夫人是汉武帝最宠爱的妃子，李夫人去世以后，汉武帝经常睡不着觉，整天都想李夫人，地方给皇上选了很多美人，他都看不上，后来请了几位方士在夜里做法事，皇帝听说李夫人要来，便在夜里等。等了很久，的确来了一位与李夫人长得相像的，远远看又看不大清楚，恍兮惚兮的，汉武帝跑上前去，想抱一抱，结果扑了一场空，汉武帝因此还做了一首诗：“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可在《外戚世家序》中看到，一方面他宠爱李夫人，另外对李广利很看重，司马迁在辩解时还没有提到贰师将军，因为汉武帝为了讨好李夫人，就把貮师将军的职务交给李广利，让他去立功。但李广利带领的是骑兵部队，李陵是步兵部队，骑兵是打游击战的，变化无穷，忽东忽西；李陵的部队是正面交接，堂堂之正。汉武帝认为司马迁在讥讽李广利，这才把他丢进监狱里。本来这也并不是一件大事情，司马迁对皇上也没有多大的抱怨。而他抱怨的是下面这几段话：
“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自己从来也没有贪污过，也没有在权利部门，平日也没有人上供，要用几百量银子去赎罪是不可能的。另外，“交游莫救视，”
司马迁平日还是有些朋友，毕竟他在皇上的左右，身居太史令，很多人也想通他的官职，包括这位任少卿也想通过司马迁的官职，来接近皇上，在皇上面前说几句好话，好升官。但是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说话的。“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在皇上身边给皇上打交道的也不只司马迁一个人，中书门下省的哥们，没有一个肯出来为他说句话。“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一个血肉之驱的人，而不是木块或石头，进入了监狱里，逼供是古以有之的，不仅如此，整天皮鞭不断，还用火烤、烙铁、竹签子，真称得上是酷刑。
细想一下，司马迁怎能与周亚夫相比呢？周亚夫是万户侯，大将军，当年，周亚夫年轻时，汉朝最有名的一位相士叫许负，请到家里看相。看了他的相以后，说你的相有喜也有忧，一相好，可以封列侯，为大将军，贵不可言，但是腾蛇入口，又当饿死。周亚夫笑着对看相的人说，这是在开玩笑，封列侯我没有资格，因为我上面还有几位哥哥，父亲虽是高皇帝封的几个大侯之一，但也轮不到我。另外，现在国家是“无为而治”，又不喜欢带兵打仗，我怎么会当大将军，文公武臣多得很，也不会轮到我。话说回来，既然你说我会当大将军，那为何又没有饭吃，会饿死呢？许负说，这是天机，不可泄漏。司马迁在写《绛候周勃世家》时写了这段，其中。还有一段评语，一方面赞叹许负了不起，汉高祖当皇帝也是他相出来的，在《史记》里有关这位相士还多次出现过。但也批评了周亚夫，第一，他不懂君臣之礼，经常在皇上面前发脾气；第二，性格急噪；最大的弱点不会说话，着急的时候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在皇上面前如此，在同僚面前如此，到了监狱里也不会说话。当面对狱吏时，他们是从来不讲道理的，所以周亚夫自己绝食吐血而亡。
汉朝这些事情看起来很惨痛，从司马迁的这个事情上，也是很惨痛的，我们想想自己有困难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帮助你，有哪些人会帮助你，所以我经常提出一个问题：谁会伴你一生？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能不能伴你一生，自己的朋友，能不能伴你一生？为什么？应该结交什么样的朋友，自己应该做到什么份上，自己有没有资格交好朋友，有没有资格交肝胆相照的朋友，首先就要看自己有没有德行，有没有才干，如果自己都不行，那你的朋友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古人云：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如果你是国士，你身边就有国士朋友，如果你是侠士，你身边就有侠士的朋友，你是是非之人，身边就有一群爱讲是非的朋友。
人的一辈子，难免一时有些困难之事，能不能够得到援手？有的人经常抱怨自己遇上麻烦，没有人帮助，那平日里你帮助过别人吗？你既然没有帮助别人，那么想别人回报你或者别人来帮助你，可能吗？不可能的。但也有一辈子做好事情，到时候就没有人来帮助你。在现在这样的太平环境之中，又有没有人敢仗仪直言，见义勇为呢？这与一个国家民族的道德教育很有关系，如果提高全民族的素质，特别是现在所谈到的社会精英，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有权、有钱或有点知识就叫社会精英吗？作为一个人他的仁、义、礼、智、信有没有？我经常说一个人要有庙堂气，要有山林气，要有英雄气。很多人庙堂气没有，山林气也没有，更不要说英雄气。在黑道上的人是有些英雄气，三句话说得不对，酒瓶子就给别人砸过去，刀子就给被人捅过去，这些叫匪气，猪狗之勇，不足以谈英雄。真正的英雄是什么？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的时候说，要有包容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气，变化无穷，随云随雨等等，这才是英雄。
“谁可告诉者！”我们看到司马迁这几句话写的是非常沉痛，当他遇上麻烦事时，朋友中没有一人帮他说话的，他还傻乎乎的为李陵说话。“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这是你少卿亲眼所见，我做的事难道不是这样吗？“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这样的事情一般人是不能说清的，这里也应了前面一句，“且事本末，未易明也，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自己的本来愿望，和以后的结局，而应证了前面铺张。从这里来看，一是李陵家族的操守、作为与汉朝当时的形势，我们当仔细品尝品尝其中的滋味。另外司马迁虽然是一位文弱的书生，任太史令职位，但对一个还未曾是自己有过交道的朋友，他却敢于伸出援手，这种精神的确是不简单。他也没有料到，为李陵说了几句好话，却会受到宫刑。在进监狱之前，以往的朋友居然没有一个来帮他说话的。
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有一个故事很有趣。在长平之战的时候，赵国因中了秦国的离间计，罢免了廉颇大将军的职务，以前战国都有养士的风尚，廉颇是以勇猛善战而闻名于诸侯，他手下有几百名食客，当罢免他的职位以后，他下面的人如鸟兽散，全部都跑光了，另攀富贵去了。长平之战失败，赵军的四十万大军全军覆没，赵王不得以又重新起用廉颇来守卫邯郸，秦国也已经是疲惫不堪，加之魏国来援，于是撤了兵，赵国又得一时的安宁。而廉颇的食客又蜂拥而回。当然廉颇非常的愤怒，对他们说：“去年我下台的时候，你们不辞而别，而我现在官职恢复原位，你们又回来了，是不是太无耻呢？”食客们不觉得他们是耻辱，反而嘲笑廉老将军无知，说：“在社会上就应该是这样的，你是不是老糊涂！你有权的时候，我们应该协助你，你没有权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离开你。”这件事情在《史记》里确有记载，世间的人的确有这样的麻烦事。
司马迁在皇上身边当秘书，当太史令，当然巴结他的人不少，包括这位任将军也要来巴结他，请司马迁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好话，其他的也就不再言。但当司马迁自己落难的时候，有谁来帮助他呢？没有人来，连鬼都没有一个。他无权无势，进了监狱，何况谁又敢去得罪贰师将军呢？可能在皇上面前好说话，贰师将军面前就不好说话。还有一个巨大的威胁，贰师将军还有一个妹妹是皇上最宠爱的李夫人，就算有人愿意为司马迁说话的也不敢说了。社会是复杂的，我们看《报任安书》的时候，要把社会的背景，当时的社会时尚、宫廷内幕等等，都要有一种总体的感受，那么我们读这些典籍的时候就会显得很生动、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