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小面教学哪里正宗:新自由主义祸害发展中国家的农业

新自由主义祸害发展中国家的农业

一、 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农业领域的推行过程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政策包括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私有化以及减少国家干预和国家开支等内容，这些政策在世界农业领域的推行主要是由美国农业跨国公司推动的。

 1935年通过的美国《农业调整方案》阻止农业进口，以使美国国内农产品价格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对农业的这种支持导致美国农民生产过剩，美国于是通过向国外提供廉价食品援助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剩余农产品。一些大农业公司如嘉吉公司（Cargill）和大陆公司（Continental）从家庭农场收购谷物，然后通过受国家补贴的食品援助项目出口，取得了巨大收益，开始繁荣成长起来。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霸权地位受到巨大挑战，于是美国对国内外政策作出了巨大调整。1973年美国颁布的《农业法案》（Farm Bill），取消了很多对农业的干预和限制，并鼓励农产品出口。于是，美国大公司主导的农产品出口大增。20世纪50年代，第三世界占全球小麦进口的10%，到1980年，这一比重增长到57%，其中进口的主要是美国大农业公司的产品。
　　
根据《农业法案》，私人银行代替国家成为农业贷款的主要提供者，而私人银行更愿意为大农业公司而不是小农户提供贷款。20世纪80年代的农业危机进一步打击了小农场，而有利于大农业公司。于是，美国大农业公司实力大增。美国农场在20世纪30年代有700万家，到90年代中期只有180万家，其中在80年代的农业危机中，小农场数下降了17%。到1994年，美国50%的农产品来自2%的农场，而73% 的农场只生产了9%的农产品。该年美国80%的牛肉由三大公司提供。该年美国小麦出口占全球小麦出口的36%，玉米、大麦、燕麦、高粱占64%，大豆占40%，棉花占33%。这些出口主要是由美国大农业公司提供的。
　　
随着美国大农业公司实力的剧增，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关贸总协定（GATT）的谈判中，一改以前将农产品问题排除在谈判议程之外的做法，提出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列入谈判议程。1994年，GATT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初步达成了农业领域自由化的协定。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立进一步推进了全球经济包括农业领域的自由化进程。其中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将知识产权的保护扩展到极端的程度，极大地有利于大农业公司垄断农业技术。而多边投资协定（MAI）对世界经济自由化的规定更为极端，它主张外国资本可以在任何国家的任何经济部门（农业部门当然包括其中）投资，外国资本得到的权益甚至比本国公司还要多。
　　
世界农业领域的自由化的真正推动者是大型农业跨国公司。“全球企业和农业出口大国是自由化的关键支持者。事实上，美国在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原初建议书就是由嘉吉公司的前副总裁起草的。嘉吉公司和大陆公司一起约占美国谷物出口的50%……农业跨国公司利用WTO阻止各国政府的农业计划、阻碍农产品供给保障、降低各国农产品价格。通过减少各国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支持，大公司将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最大化，并从全求‘自由’市场中获取最廉价的投入。”①
　　
二、 西方大型农业跨国公司在世界农业中的垄断地位
　　
20世纪美国不断将工业上的技术优势大规模地应用于农业，开始形成一种新的发达农业，即资本、技术和能源密集型农业。这种农业需要持续的大量的外部投入，使传统的家庭农场式的、劳动密集型的和依靠耕作经验的农业在市场中基本失去竞争优势，纷纷破产。西方大型农业跨国公司在世界农业中于是建立了垄断地位，这种垄断地位有如下建立方式。
　　
1 控制农—工综合体产业链条的顶端
　　
西方大农业公司为了形成垄断地位，它们起初往往长期大量地增加某种农产品的产出和供给，使该农产品的价格长期低迷。发展中国家的小农场和农户由于不能长期承受损失，就往往被迫停产或转产，这样西方大公司初步垄断了该国该农产品的销售。
　　
在当地自主的农业破产之后，这些大公司除了兼并一些小农场，还往往采取这样的做法：和很多小农场签订供货合同，使小农场在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以什么价格出售等方面都受大公司控制。这是对大公司很有利的一种控制方式。以智利为例，该国50%的水果生产和出口被五个外国跨国公司控制，跨国公司控制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和小农场签定供货合同。总之，在农—工综合体产业链条中，“耕作只是一个重要步骤而已，而提供农业投入和将农产品转化为消费品等环节在农业经济中开始取得支配地位。在农业食品体系中，耕作价值现在只占食品价值的10%，而投入占25%，其余65%归农产品的运输、加工、营销。在20世纪初，耕作价值占农产品价值的40%，因为那时很多投入如种子、肥料和饲料等都可以依靠农场内部而获得”②。从如上价值分割可见，这种控制方式使大公司获利极大。
　　
2 控制农业生物技术优势
　　
20世纪80年代，西方大农业公司在农业生物技术上大量投资，却很少获得成熟可行的技术成果，到90年代，为了收回投入，这些公司加速将很多不成熟的可能损害人类和自然环境的生物技术，如转基因技术和荷尔蒙生长刺激技术等引入市场。WTO等国际组织都极力地为这些大公司的技术提供过度的不合理的保护。这些公司甚至为植物种子的基因材料申请专利保护，而植物种子是世界人民世代耕作的遗产，因此这种申请是不合法的。这些大公司利用WTO等国际组织的不合理的技术保护，也可以建立一种垄断地位。
　　
西方农业垄断公司凭借以上方式建立起垄断地位，攫取了巨额的利润。大农业食品公司“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使它们实质上可以控制从农民那里收购原财料的成本，而同时抬高卖给大众的食品的价格而获取巨大利润。食品工业在美国成为仅次于制药业的第二大暴利行业 ”③。
　　
西方大农业公司在世界农业中的垄断地位恰好是通过挥舞新自由主义的自由竞争的旗帜取得的。这倒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标榜自由竞争的目的是为垄断公司建立更大的垄断。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农业领域的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三、 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危机
　　
新自由主义使西方农业垄断公司可以自由地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扩大势力，造成这些国家巨大的农业危机，这表现在如下方面。
　　
1农业破产和农民贫困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发展中国家农业的主体即劳动密集型的小农业直接面对资本、技术和能源密集型的国外大农业，根本没有市场竞争优势，不得不走向破产。这些小农场要么被收购，要么转向种植特定出口作物。
　　
但是后一种转型也是不成功的。由于实行新自由主义，国家对农业不再提供实质性支持，小农业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如水利、道路系统等日益破败。小农业也不再能从国家那里获得扶助性贷款，而由于小农业风险极大，它们也不太可能从私人银行获得贷款，它们往往只好转向高利贷。“二战”后很长时期，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农产品销售上给予支持，保证农产品销售渠道的畅通和定价合理，使农民免受变幻无常的市场波动之苦。但是农民现在得不到这种支持，不得不直接面对极不稳定的过度竞争的国际市场。种植经济作物需要大量的投入，如上所述小农户往往只能通过借高利贷来支付这种投入，但是国际市场又充满巨大波动和过度竞争，这些使小农户收入极不稳定甚至下降，导致农民负债、贫困化。
　　
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往往使发展中国家面向中产阶级的市场被西方优质的农产品占领，而这些国家力图扩大出口的那些农产品在国际上又处于过度竞争的局面，即使增产也不增收，几乎无利可图。以乌干达为例，该国主要出口作物咖啡的产量从1993年的280万包增加到2000年的320万包，但是由于国际咖啡价格剧烈下降，咖啡出口收入却从1994年的4,325亿美元下降至2000年的1,648亿美元。④
　　
2 农民起义和社会动荡
　　
农民破产和随后现代大农场的引入，导致农村传统的经济循环被彻底破坏。研究者谈到：“过去，当家庭经济是农村社区的主导体制时，有4到5倍的乘数效应。一个农业部门所创的钱在社区中循环，从一个家庭经济体转到另一个家庭经济体，要转手4到5次才离开该社区，这增加了该社区的经济活力。但是现在，在农村的农业大公司将利润迅速地从农村拿走，转到大城市的总部或股票持有者手中，只有非常廉价的劳动力报酬留在农村。”⑤
　　
因此家庭农业破产的结果，不仅是农业部门而且是农村所有经济部门都受到巨大损害，整个农村于是破产。这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社会动荡。
　　
以拉美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地区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极其频繁。在巴西，无地运动通过直接占领土地的方式已经为15万户100多万流浪贫民夺得了土地，并争取到在21个州将土地改革列入政治议程。在哥伦比亚，以农民为基础的游击队已发展到15000多战斗人员，将影响扩展到全国约一半的农村，其中心政治要求包括土地改革、保护人权和建立农会等。在巴拉圭，棉花价格暴跌使成千上万的农民破产，农民为夺取土地和军队不断展开激战，并成功地阻止了军人专政。在墨西哥，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大批农民破产，1994年恰帕斯州的农民发动起义，并发展为一场持续的农民运动，以反对自由贸易作为中心的政治议程，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回应。在厄瓜多尔，农民和印地安人领导的运动指责政府的自由贸易政策，使马华德总统辞职。⑥
　　
在亚洲的菲律宾、尼泊尔等国也能看到新自由主义破产所导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
　　
3 粮食安全的危机
　　
粮食安全是指一国所有的人在所有时间都能得到充足而有营养的食物。
　　　　
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状况恶化。以墨西哥为例，“调查表明，墨西哥的食品供给赤字、谷物进口和营养不良都在增加。由于进口自由化和政府减少对小农场的支持，该国人均基本谷物产量在1980年到2000年间下降了10%，粮食依赖程度从20世纪80年代的18%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的43%”⑦。在津巴布韦，“在20世纪90年代，贸易自由化使粮食生产未能跟上人口的增长，粮食安全状况恶化，30%的5岁以下儿童长期营养不良”⑧。
　　
粮食安全危机的产生有如下两个原因。

（1）对外粮食依赖增加。新自由主义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为外国富人的需要而生产，本国穷人所需的粮食的种植面积因之大为减少。这种减少使一国粮食的供给不得不依赖被西方农业垄断公司控制的变幻不定的世界市场，而这些垄断公司总是利用其垄断地位牟取暴利。以1996年的国际粮食市场为例，每增加100万吨的需求，粮价就被垄断公司抬高5%。像中国这样粮食需求以亿吨计的国家，如果对国际市场依赖过高，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2）农民贫困买不起粮食。由于农民破产、土地被兼并，农民在粮食上不再能自给自足而必须购买粮食，但是由于收入低，同时在子女教育和家庭医疗上的负担较以前大为加重，农民能够用来购买粮食的钱就极其有限。这些不利因素再加上国际粮价被垄断资本抬高，使近些年发展中国家的营养不良状况恶化。
　　
4 资源和环境危机
　　
资源危机主要是由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无政府主义和过度竞争造成的。以乌干达为例，“贸易自由化使乌干达渔业产量增加，但是随后很快下降。为了利用国际市场难得的机会和快速获利，渔民对湖泊过度捕捞，导致渔业资源枯竭”⑨。
　　
而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西方农业模式在全球的扩展是造成农业生态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农业造成的环境危机有两波。第一波危机与农场专业化（包括单作物种植）和杀虫剂、化肥等的投入有关，其后果是土壤侵蚀和土地养分流失、土地盐碱化、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以及野生植物、动物基因资源丢失、自然的自我平衡能力的破坏，等等。第二波危机与以基因技术为主的生物技术有关，这些技术损害了生物基因的多样性，可能造成不可预见的生态灾难。
　　
四、 超越新自由主义

1 农业的资本主义化解决不了世界日益严重的农业危机
　　
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农业领域的推行，本质上是将农业这个特殊的当前世界就业人口最多（约30亿）的部门商品化，即资本主义化，因此，有评论说，“资本主义经济推动的农业（实际上是自然本身）的商品化——为利润而组织农业——是农业自由化的本质”⑩。
　　
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已经导致发展中国家严重的农业危机，但是很多人还主张农业应更彻底地资本主义化，并认为这将解决当前的农业危机。但是，事实上，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
　　
假如实行这条道路，那么全球现在约30亿农民将被2000万现代农民代替。这意味着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无数的人失去土地并被驱赶出农村。即使世界经济按7 ％的增长率持续增长50年，也只能吸纳这些被排斥的人口的1／3。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重复欧美的农业资本主义化道路。首先，欧美农业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化经历的时间很长，可以逐渐转移农业剩余人口，而且从前的农业技术对劳动力的排斥远没有现代农业技术那么严重。当前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时间去吸纳、消化现代农业技术将排斥出来的如此大量的农业人口。其次，欧洲在历史上可以向美洲转移其农业中排斥出来的人口，现在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这样的可供移民的地区。再次，欧美当前的农业模式如前所述，恰好是以支配、控制、损害发展中国家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不根本颠倒世界既定秩序，根本无法建成欧美式农业。依附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认为，资本主义根本解决不了农业问题，他说：“我们经常忽视的是，当资本主义在它的中心解决了农业问题时，它是通过在外围制造更大的农业问题实现的，资本主义只能通过灭绝一半人类才能解决外围的严重农业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只有毛主义理解这一挑战的严重性。因此，那些指责毛主义有农民性失误的人事实上缺乏理解帝国主义的分析能力，他们将帝国主义归结为一种关于一般资本的论述。”
　　
2 世界农业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
　　
马克思曾预见，资本主义将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失业和贫困。这一预见仍适用于新自由主义统治下的当今世界，不过，这种失业和贫困采取了越来越骇人听闻的城市贫民窟这种表现形式。联合国的统计数据表明，截止2001年，地球上有47.7%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其中31.6％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里。贫民窟的居民主要是农业的资本主义化造就的，贫民窟“源自全球农村，这些农村社会在大型农—工综合体的不平等竞争下被摧毁了。由于农村地区失去了其‘储藏人口的能力’，于是城市贫民窟取而代之，成为剩余劳动力的沉淀之地，并且代替农村‘退化’的是城市的‘退化’。……10亿人的劳动能力被排除在世界体系之外，在新自由主义统治下，哪种方案能使他们重新成为有生产力的工人或消费者呢”？
　　
这些被农业的资本主义化所排斥的大量人口将成为世界政治危机的根源。当前在贫民窟活跃的是五旬节教派（号称有5.3亿信徒，诞生于城市贫民窟中）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它们已成为贫民窟的“政府”。它们组织夜校、提供医疗和法律援助，宣扬和实践团结友爱。没有人知道贫民窟中将诞生什么样的政治运动，但是历史也许会给我们一些线索。19世纪后期的帝国主义曾强制亚非的自给自足的农民融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结果是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成千上万的人从传统家园中被连根拔离，全球出现庞大的无家可归的无生计的流民，于是20世纪成为农民起义和以农民为基础的民族解放战争的世纪。凭借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正在全球大力推行的农业的资本主义化，难道不是又在为21世纪的政治危机制造火药桶吗？

注释

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 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208.81.132.159/FaxProduct.aspx?n=No%202004-30

2004年10月18日

温铁军 刘健芝

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开展斗争20年来﹐尽管已经有30万个贫困家庭在他们的带领下得到了土地﹐但目前仍然还有25万个家庭生活在分布于全国的上千个抗议营地中﹐依靠有限的慈善救助﹐艰难地斗争着……

无论什么政党上台，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土改﹗这是“拉美化”问题的症结。

打工者出身的劳工党领袖卢拉当选巴西总统之后﹐曾经戏剧性地头戴无地农民运动的红色帽子让媒体照相﹐当时他说过一句名言﹕身为巴西总统﹐我最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推进农业制度改革……。这话几乎就像我国领导人说“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那样﹐必然在广大农民心中点燃希望。

一﹑对无地农民运动的两次考察

当我身处于巴西贫民窟和无地农民帐篷营地之中的时候，心中产生的却是对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遗憾……

两年多前（2002年1月）我们第一次去巴西﹐刚刚接触无地农民运动（MST）的时候曾经很吃惊﹐因为听说无地农民运动所确定的是否属于无地农民的标准﹐竟然是每个家庭土地面积低于两公顷﹗而他们要求政府给予农民的最少土地﹐在南部人口相对稠密地区是每户15公顷﹑在北部人口密度相对小的地方要求的最大面积竟然是100公顷。这么大面积的土地﹐对中国而言一般可以容纳一个800口人的中等村。

当年﹐我们一同去考察的大陆中国人﹐对这种土地要求几乎是难以理解的。何况﹐一般人想当然的问题是﹕如果农民可以无偿占有地主不耕作的土地而由政府向地主支付补偿﹐那么﹐农民难道不是可以把地卖掉再成为无地农民吗……﹖

那次考察，给了我们这些在国内已经习惯于崇尚空谈﹑不善实践的知识分子很好的教育。我们访问了无地农民为表达抗议而在国家公路边的政府土地上搭建的两个帐篷营地，和一个重新得到土地的农民建立的合作社区。我们了解到﹐那些在条件十分艰苦的营地中驻扎的穷人们通常要在帐篷里住三年以上﹐才有可能得到政府分配的土地；营地生活的艰苦和窘迫﹐使得任何打算投机的人都无法忍受。何况政府给的一般都不是好地，每个家庭实际上也只得到大约2~3公顷（北方地广人稀可能给3~5公顷）﹔得到了小块土地的农民都只能生活在指定的定居点﹐向外出售土地几乎不可能……。

今年（2004年）春天﹐我听说他们长期坚持的斗争又取得了很大进展﹐MST组织了四千多贫民占领了过去政府无偿赠送给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却长期没有开发的荒芜土地﹐此举迫使劳工党政府做出让步﹐在财政十分困窘的情况下﹐同意出资买下了部分大地主多年不开垦的土地﹐无偿分配给参与抗议的农民群众。

于是，2004年7月（两年多以后）我们再次利用出席国际会议的机会去了巴西﹐这次有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到MST组织贫民搭建的帐篷营地﹑定居点和贫民窟小区考察﹐还与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比较深入地多次交谈。经过这前后两次调研﹐总算对这个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农民（包括城市贫民）运动﹐大致有了粗浅的认识。

二﹑无地农民运动的发生背景

拉美搞的本来就是“有西方特色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奴隶制”﹔这对于仍然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新体制”的中国来说﹐当然有借鉴价值……

2002年1月第一次去巴西时﹐就有机会访问了无地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在与他们的交流中了解到﹕巴西与大多数拉美发展中国家类似﹐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土改。

从历史上看﹐16~19世纪长达300多年的西方殖民主义扩张与资本主义发展并行的过程中﹐欧洲人掠夺南北美﹑占领原住民的土地﹐本来搞的就是“有西方特色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奴隶制”条件下的大种植园经济﹐殖民地的法律只认可殖民者掠夺到的土地权利﹐从来不承认原住民和黑奴的土地权利。

后来﹐巴西虽然曾经于1950年通过了土改法﹐但据说26个州中只有一个州执行。尽管这是个并没有被认真执行过的法律﹐但由于土改法毕竟威胁到秉持殖民地传统的大地主的权益﹐加上后来巴西政府60年代初期把铁矿收归国有的政策损害了美国公司的利益﹐因此很快就于1964年在外部势力策动下发生内外结合军事政变﹐形成60~80年代长达20多年的军事独裁统治。

也和大多数后发工业化国家的情况类似﹐20年军事独裁统治期间恰恰是巴西资本主义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期。

期间﹐大地主买通政府进一步占领土地﹐在“有西方特色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奴隶制”的路径依赖的作用下﹐把原来在那些土地上长期生存﹑但却没有钱办理政府规定的法律手续的小农场主和农民驱赶走﹐不走的甚至被屠杀。一方面造成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另一方面﹐少数大地主占有大量土地﹐有的甚至占有数千公顷土地﹐但他们之中有的人既不开发﹐也不许别人耕作。再加上后来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加快推进工业化﹐不仅给予外企十年税收减免的优惠﹐而且也向外商抵偿甚至无偿转让了大量土地﹐由于巴西地大物博﹐独裁者对认可其政治统治的外资特别“乐善好施”﹐使得这些国有土地被转让的面积太大﹐外资没有开发﹐也大面积撂荒。

就这样﹐在巴西的官僚﹑买办﹑地主这“三座大山”压迫下﹐贫困农民中无地者不断增多﹐北部人地关系最宽松的地方由于大农场增加得更多﹐小农经济破产更严重﹐农村人口反而更大规模流出到城市周边的贫民窟里。

值得正在加快城市化的中国人注意的是﹕这种贫困人口的“空间平移”虽然确实加快了城市化﹐使巴西城市化率达到82％﹐在拉美国家属于最高水平﹐但农村乃至全国的两极分化也因此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加剧﹐政治动乱频仍。

三﹑无地农民运动的政治思想

很多看过电影佐罗的人﹐都该记得片中有个帮助穷人的教士……

由于军事独裁统治期间一切政治组织的活动都被禁止﹐只有在“解放神学”影响下的天主教教会还是唯一可以在草根社会搞活动的有形组织﹐那些在农村和底层社会的教堂工作的天主教士深切感受到百姓之苦难﹐大多数主动地为贫困群众提供帮助﹐因此﹐无地农民运动最初兴起的时候﹐是由教会的神职人员协助组织起来的。其间﹐很多教士﹑修女若明若暗地拒绝服从欧洲罗马教廷的宗旨﹐有些人甚至为保卫和推进这个无地农民的运动而牺牲了生命。于是﹐“解放神学”这种产生于拉美基层的﹑不主张来世幸福而更强调现世解困的“异端”宗教理论﹐也在无地农民运动的实践中得到传播。

其实不仅巴西﹐在整个拉美﹐只要有贫困群众的有组织反抗﹐就必然有秉持解放神学的天主教会不可或缺的支持。因此﹐解放神学恰恰是在反抗斗争中逐渐成为大多数拉美左翼政党的思想来源之一。巴西劳工党的指导思想中就包括解放神学。也因此﹐今天被称为“老欧洲”的早期工业化国家如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的社会公众和知识分子﹐才在思想上与拉美革命形成一种内在联系。

到70年代﹐巴西工业化初步完成﹐随工业化产生的中产阶级也必然要求从独裁转向民主政治﹔而当时正是冷战尤酣的时期﹐民主﹑自由﹑公民社会等西方意识形态恰如一柄双刃剑﹐既是摧毁斯大林集权主义政治体制的冷战利器﹐也是拉美后院独裁体制下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兴起时﹑左翼组织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党共同使用的思想武器。

此时﹐无地农民运动与左翼政党结合的多种形式的斗争﹐也逐渐兴起。终于迫使政府修改了法律﹐允许无地农民开发地主占而不用的土地﹔并由政府向地主支付这些土地的地价补偿。这时﹐也是教士们出面﹐帮助贫困农民请律师﹐为农民搞的政治活动提供各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帮助。

例如﹐第一次巴西调研时我们随机访问了一个从法国来的﹑专门在农民和地主斗争最残酷的北部帮助无地农民的神甫﹐这个很像地方革命领导者的神职人员介绍的﹐大都是农村基层第一线斗争的情况。我们约见无地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也是在天主教堂的招待所座谈。后来﹐我2004年7月第二次去巴西考察﹐到圣保罗附近的无地农民抗议营地去访问﹐帐篷里的圣像﹑营地广场中央两个木棍绑成的简陋十字架﹑认真读圣经故事图解本的农民﹐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然﹐不可能仅仅是解放神学在指导无地农民运动。

MST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已经转向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主义理性的左翼运动﹐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作为志愿者加入这个运动﹐他们在全国各地组织的帐篷营地里﹐全面推行组织化的﹑普及式的政治教育﹐安排长期驻扎在抗议营地的群众上政治课并分组讨论﹔还通过开展“批评自我批评”﹑以小组活动来约束从四面八方来的贫民群众。营地学习的内容既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和切?格瓦拉思想﹐托洛斯基理论﹔也包括反资本主义全球化﹐反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侵略﹔此外﹐还学习葛兰西﹑乔姆斯基等当代左翼思想家的理论……。

四﹑贫民窟印象

近年来﹐由于巴西经济长期不景气﹐失业率过高（圣保罗这个大工业城市的失业率高达26％）﹐参加无地农民运动的城市贫民大量增加。无地农民运动已经发展到那些大城市周边的贫民窟。我们第二次去圣保罗﹐就访问了附近两个贫民窟﹐那里已经被MST派的基层干部建设得比较有秩序了。

贫民窟里接待我们的小区干部是一个曾经工作过16年又失业了六年﹑现在靠打零工养家的汉子﹐他和其它从事小区活动的积极分子刚刚像“活雷锋”那样﹐帮助一个三代同堂的都是独身女人组成的家庭修补了塌下来的屋顶。那位已经做了外祖母的中年黑人妇女自然感激不尽﹐陪了我们一行爬上贫民窟的后山顶。那里竟然是穷苦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开辟的小公园和足球场﹗虽然球场是在斜坡上建的﹐公园也没有成活多少树木花草﹔但这一切﹐毕竟是我考察过的那么多其它国家的贫民窟所从未见到的现象。

随后﹐我们在这里访问了一个已经加入巴西共产党的“街童”和他那个能够把滑板蹬翻360度的同伴﹐还到另外一个贫民窟参加了小区委员会的会议﹐参加会的人很激情﹐因为他们最近刚刚通过有组织的抗争迫使政府同意翻修贫民窟的道路。

在那里活跃着的两个青年义务“社工”﹐一个是靠父亲工伤死亡的抚恤金度日﹐另外一个是母亲做家佣每月240个雷亚尔养活的四个孩子之一。她们讲述着自己和同伴们从街童到社工的艰难曲折的转变经历﹔身边﹐那个研究生辍学来贫民窟组织群众的小伙子不断地插话﹐弄得给我做翻译的那位在美国留学﹑从英国回来的画家“志愿者”都来不及翻译……。

……就这样﹐在和他们同处在贫民窟之中的时候﹐心中不可避免地生出一种对中国知识分子把持的思想界和学术界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