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二手宠物用品:QQ阅读每日精选 2011-6-24

阻遏公共资源“私有化”阅读原文

　　文|本刊记者|石  勇

　　在中国，很多现象的“过去时”，往往还是“现在进行时”和“将来时”。

　　2011年5月，故宫博物院的建福宫、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等昔日“皇家禁地”变富豪“私人会所”的壮观景象，突然被舆论聚焦。

　　群议汹汹中，管理部门打破沉默。6月1日，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开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遗址类博物馆内经营活动调查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局对文博单位的事业性收入、经营性收入、是否存在会所等情况进行大调查。

　　按官僚体系运作的惯例，后续发展不难预料，“内部人监督”本身就是问题的原因之一，这样的监督欠缺足够的理由以说服公众。

　　而问题的实质，也超越于公众所关注、评论的这两个个案。它们只是对稀缺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或侵占，使之成为权力—资本阶层专享物的这种普遍现象的极端或特殊形式。而这一暗流，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就已经像影子一样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市场化进程，损害着每个普通中国人的权益——甚至影响未来中国的命运。

　　整个社会要做的，是让它不变成宿命。

　　另类的“公地悲剧”

　　中国自踏出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开始，就有一个指向：摆脱计划经济、虚幻的全民所有制所无法避免的“公地悲剧”。

　　而向市场经济的长征，除了要消除理论上社会资源的“全民所有”导致“无效率”这一根本弊病，还要解决它实际上只是“官有”，受权力控制、支配这一实质问题。

　　遗憾的是，30多年来，前一个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它在卖国企的热潮中造成了著名学者秦晖曾经描述和抨击过的“掌勺者私分大锅饭”乱象后，今天又制造了垄断国企的霸主地位。而后一个问题则从未实质性触动，在权力的牟利冲动下，它成为今天稀缺公共资源“私有化”的制度根源。

　　按照加拿大当代政治哲学家威尔·金里卡的说法，解决“公地悲剧”必须遵循契约原则，不能强抢。

　　推演出来的游戏规则就是：首先，假设有两个人在理论上对某种东西，比如一块土地都有产权，那么，对于这一因“公有”而无效率的土地要卖给谁，即进行私有化，他们必须进行协商，而且变卖后，不能恶化原来理论上拥有这一土地产权的人的生活前景，即不能以他的权益受损为代价。

　　其次，同时也是一个“严厉前提”，那就是对哪些是可以私有化的社会资源，哪些不是可以私有化的社会资源，必须有一个规范的界定。不可以私有化的社会资源，就是“公共资源”，是公民委托政府负责看管，构成一个社会的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对这一公共资源，产权属于全民不可动摇，即使它可以进行商业化经营，在逻辑上也不能排斥全民对它的享用。也就是说，商业化只是它更好地服务于全民的手段，不能成为有权或出得起钱的人的专享物。

　　毫无疑问，国企，尤其是经营困难，或靠行政权力而不是市场竞争能力获取利润的国企，是最典型的可以私有化的社会资源。而像城市绿地、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遗产等，则是最典型的不能“私有化”的公共资源。

　　但是，现在，后者在一步步地沦陷。

　　这几年比较著名的就有：杭州30多家“富豪私人会所”盘踞西湖一线湖景；南京宋美龄宫建“私人会所”；江西庐山、云南大理、海南三亚这些风景名胜区，被圈占成为富人的后花园。

　　毋宁说，故宫建福宫、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变富豪“私人会所”，只是在对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过程中的两个极端案例。

　　只是，它们最富于象征味。

　　公共资源“私有化”的风险和收益

　　昔日 “皇家禁地”变成富豪“私人会所”， 是中国社会危机深刻的一个隐喻。

　　这里的一个秘密是：在社会日益撕裂的今天，权力和资本阶层中的一些人，具有一种“上等人的身份焦虑”，他们特别需要占有某些能够把公众排斥在外的稀缺资源，获得一种内部的身份认同，并和其它阶层区别开来。

　　很容易想到，当有钱或有权就可以把大理洱海这类优质公共资源变成自己的后花园时，那种特权和“上等人”的感觉，是如何地让人“欲仙欲死”。而能够“专享”故宫建福宫、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这样具有“皇家”象征的场所，更是迎合了权力和资本沾上“贵气”、“皇家气派”的不竭渴望。这一夸张表达，似乎是治疗他们身份焦虑的万应灵丹。

　　任何一个阶层的内部认同，以及他们在身份上要和其它阶层区别开来，都具有合理性。只是，权力和资本阶层，在主导对公共资源的“私有化”，或在花钱购买对公共资源的“专享权”时无视公众的权益，实在让人吃惊。

　　就“私人会所”而言，在西方社会，甚至我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都普遍存在，像钓鱼俱乐部、摄影协会一样司空见惯。这是小圈子，扩大来说是一个阶层的交往和认同方式，他们的门可以不对不属于他们一伙的人打开。但无论这些“私人会所”是何种形式，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不得占用公共资源，尤其是非常稀缺的公共资源。巴黎的卢浮宫可以进行商业化运作，但它的门要是只对富人开放，是无法想象的。

　　“上等人的身份焦虑”，以及权力“资本化”的冲动，支撑着稀缺公共资源在中国的“私有化”进程。

　　毫无疑问，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进行重构，让一些人得到、让一些人失去的改革和市场化进程，同时也在重构中国社会的阶层及阶层关系。在“阶层固化”成为热点的今天，“社会分层”已大致完成，富人、穷人的区别已很明显，掌握权力或受权力庇护，以及不被权力庇护的格局也清晰不过，但阶层关系则显得较为紧张。

　　造成这种局面，可能不仅仅是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让大家一起“共同富裕”的制度设计没有及时跟上，同时还在于，在“富”的过程中，公平正义常常遭到践踏，权力的身影更是无所不在。一个没有公平正义来为“富”辩护的社会，留下的后遗症，就是握有或不握有权力的富人没有安全感，渴望权力庇护，对占有社会稀缺资源变得“蚀骨”。

　　这给委托管理公共资源的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提供了市场。南京宋美龄宫、故宫建福宫、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走的都是这种路数。

　　而另一方面，权力在改革和市场化大潮中，基于政绩或其它利益，也会从一般而言的权力寻租，通过与资本合谋，或自己单干，把手伸向稀缺公共资源。比之权力寻租、掠夺民众的敏感性，对稀缺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风险小得多，由此成为权力和资本在攫取利益的过程中的一个进路。

　　在现有制度下，作为“所有者”的全民一直处于“缺位”状态，缺乏对管理公共资源的权力部门的监督和制约，权力对公共资源的“私有化”不存在多少障碍，在内部进行程序上的操作，使之显得有“合法性”即可。

　　比如公立学校“公有民办”，尽管涉嫌利用公共资源进行交易，并构成对出不起钱的平民子弟的排斥，但多年来始终无法纠正。而像对风景名胜区的“私有化”，即使被查处，相较其巨大收益，成本也低得多。

　　毕竟，权力需要应付的只是舆论，而不是由制度所保证的作为“所有者”的公众的问责——正如它在处置自己所管理的公共资源时，并不需要假定公共资源属于公众一样。

　　监督受托管理公共资源者

　　非常有可能，一个受托管理公共资源的单位，会因资金缺乏而导致公共资源的贬值，或无法更好地为公众提供服务。基于这一理由，它通过商业化来增强吸金能力，可以获得辩护。

　　但这时候，需要做的，是对它的经营活动、收入与支出情况等进行严格的监管。这些单位的经营状况，必须定期向社会公布，并允许第三方机构查账。

　　这一规范性要求适用于当今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的经营活动。前提是，这种经营活动不构成对公众的掠夺和排斥，即不违背公益属性。

　　而故宫建福宫、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变富豪“私人会所”、风景名胜区变富人私家领地等却不是这个问题。它实质上是委托管理这些公共资源的权力机构，在缺乏公众监督和制约情况下对公共资源的监守自盗。它们已经涉嫌侵占公共利益，违背公众委托其管理公共资源的契约伦理，甚至触犯法律。

　　这类一经“商业化经营”，或被某些人占据，即构成了对公众的排斥的稀缺公共资源，没有任何“私有化”的合法性空间。从法律上而言，这是对作为产权所有者的公众的赤裸裸的侵权。

　　基于此，一旦这类行为出现，必须在制度上和法律上作出惩罚，而不仅仅是被曝光后，在“内部人监督”的游戏规则下“纠正”了之。作为权力机关和代表公众的人大，实在有责任第一时间进行问责。

　　不必怀疑，公共资源“私有化”既是缺乏公平正义的结果，又会进一步加剧社会撕裂，培育社会怨恨，成为潜在的社会冲突的因素之一。

　　就根子而言，公共资源“私有化”的诸多现象，涉及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如何监督受托管理公共资源的机构的管理和经营的问题，同时还涉及这样的问题：如何避免权力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利益，来控制和分配公共资源？毕竟，这是一个让人痛苦的逻辑链条：如果无法监督和制约理论上来自于人民的权力，就没有办法阻止它对公共资源的“私有化”，正如没有办法阻止它寻租一样。

　　受委托管理理论上属于公众的东西，居然可以像管理自己的东西一样随意处置，无论如何都是荒谬的。而当困扰一个社会的主要问题，最终都无奈地指向权力监督时，表明解决问题的办法，已唯有此一途——而且，在考虑作出何种选择时，我们正在通往危险的路途中。

比夺得奥斯卡更让人兴奋阅读原文

　　—就乡村环保议题对谈杨紫烨、刘立灿

　　文|卢思骋  自然之友执行理事长

　　“刚收到消息，仇岗当地政府准备投入2亿元，治理工厂遗留下来的污染。请转告各环保朋友。”3月中，杨紫烨给我回复电邮。当时我在北京，正在主持《绿色领导力》培训最后一期工作坊，2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环保工作者济济一堂，学习交流，前晚才一起观看紫烨导演的《仇岗卫士》，并就水污染、民间NGO角色和行动讨论至夜深。

　　紫烨2007年凭《颍州的孩子》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新作《仇岗卫士》以安徽仇岗村为例，探讨农村水污染的成因和出路，再次获提名参选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可惜铩羽而归。她却在电邮中兴奋地说，政府决心治理，“这是让我们感到自豪的一天，比夺得奥斯卡更让人兴奋！”

　　关心农村水资源污染的人，还有30出头的刘立灿。他曾任职绿色和平水污染项目主任。过去两年，他自费跑了全国20多家“癌症村”，深入调查，研究各自的成因和类型，现正修订书稿，即将出版。

　　在初夏的京城，卢思骋、杨紫烨、刘立灿就农村的水污染、癌症村、环保实践和NGO角色，进行了一场对谈。

　　仇岗卫士张功利

　　卢思骋：紫烨，你在2007年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为首个华人导演得此殊荣。在事业顶峰以后，你并未退下火线，反而拍制了《仇岗卫士》。是什么驱动力，继续推动您去关注环境污染这些弱势议题？

　　杨紫烨: 我自己的制作公司，一直有制作公共卫生的栏目，而我对环保也有很大的兴趣。2007年，刚好有一个支持我们的华侨，他通过经纪人找到我，告诉我他想拍有关环保的题材。机缘巧合之下，我们认识了安徽民间环保组织绿满江淮，了解到仇岗村的污染情况，以及村民的实情。

　　起初进村拍摄，我们还不知道故事会如何演化。后来老农民张功利慢慢出现，勇于代表村民出头争取权益。他关注了媒体很长时间，感觉可以利用媒体的力量，维护村民利益。还有NGO这个东西，也很有趣。最初，村民一点都不知道NGO的概念，你跟他说是民间非政府组织，他也不理解。后来张功利去了北京，参加全国的环保团体的交流活动。他还以为NGO是一个很大的、名叫“NGO”的什么组织，后来他慢慢明白，NGO是自发的、源自民间的社会组织，这个过程给了他很多帮助，给他很多关于环保的信息。

　　卢思骋：《仇岗卫士》中有一个镜头，拍到张功利桌子上面放着许多环保NGO的资料，其中一份水污染和环境法手册，就是当年立灿参与编写的。片中，张功利逐渐成为主角，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在农村又具有普遍性吗？

　　杨紫烨：张功利有文化水平，有空的时候就看环境保护和环境法的资料，所以也写很多有关的文章。

　　刘立灿：那时，他写的文章发过给我，我帮他发表到公益时报，其中一篇叫《如何做环保维权》。

　　杨紫烨：他很有意思，想做的事就经常找你。他很有决心的，跟其他人不同。

　　刘立灿：他能从一般的村民中站出来，非常难得，一般村民不像他那么有想法、那么执著去做这些事情。

　　杨紫烨：我感觉仇岗的成功，张功利是个关键。他还告诉我，化工厂本来想给一点钱解决这个问题，他坚持不要，说要钱就所有人都要有，他要他们的健康，村民的共同利益，为后代着想，这个很重要。我认为在这几点上，他都能够坚守，做得很好。

　　 村民困境：生计与生存

　　卢思骋：昨天我们几个环保NGO的朋友，在一起讨论如何更有效地解决水污染问题，尤其是环境与健康之关系。大家都谈到生存跟生计的问题：一般人会想当然地认为，老百姓在喝那些不安全的水，甚至有些人得癌症去世，他肯定会很关注环境问题。事实不一定，很多时候老百姓更多关注的是生计的问题：污染会否使我的庄稼失收，会不会导致我的果树一粒不收。你们在一线接触中，受环境污染影响的老百姓，在生存和生计之间，最关心的是什么？如何能提高大家的环境意识?

　　杨紫烨: 其实村民很简单，对他们来说，就是保护自己的村庄，保护家园。村庄作为一个家园，能够让他们生活下去，关键是干净的土地和空气。可是，有些人总是不管村民死活，唯利是图，甚至引致剧烈的冲突。要是有人卖了他们村的地，违法建厂污染，村民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凡夫蚁民，怎么样去改变权力部门的政策？所以透明度、信息畅达是很重要的。而且，村民没有太多的知识，年轻人都出去了，问题更加复杂。

　　刘立灿：透明度确是问题。以我去过的江苏和浙江的两个村为例，当初工厂进来的时候，村民其实也担心工厂会否带来污染，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对环境有认识了，当地政府就安抚村民，说这只是五金厂，只有噪音，结果却是一个镀金厂，电镀的，排放物是非常毒的。另外一个地方说是生产牙膏肥皂之类的小化工厂，结果是一个重化工厂。可见，就算村民有一点知识储备，但是假若收到的信息是完全错误的，也于事无补。村民会说，政府检测过了，达标的，政府说没有危害，而且他们合法，我们怎么办？大家也就只能无奈地接受了这个说法。

　　就生计与生活而言，对村民来说，有污水进来，首先是对庄稼有影响。当他发现果树的产量不高了，首先关注的是经济的问题。工厂会出具检测报告，证明自己是合法的，达到国家标准的。政府会说那你得病，为什么有些人不得病，村民会说，那是啊，说的也对，那就赔庄稼算了。有关方面可能会说，工厂已经交了排污费，村民只是说希望排污费分点给我，他们首先关注的是经济。

　　然后有的村民，类似张功利这些的，比较有见识，见过世面，他会考虑到，除了庄稼这块，还要求你修复，修复很重要，很少村民能提出这一点。再进一步，也可提出要检查身体，先普查，如果有问题就要赔偿。村民其实应该被告知，他们的疾病是否由污染而引发，这不是他们要证明的，这个是反证的关系，是要工厂证明的。

　　 仇岗案例的反思空间

　　 卢思骋：1月时，片子还未入围奥斯卡，我们十几个环保圈子里的朋友私聚，放映了《仇岗卫士》，并请紫烨参与讨论，那天晚上大家讨论热烈，马上和自己的工作联系起来，跟影片对话。《仇》片很完整地把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地区所承受的环境压力、当中所牵扯到的各种利益群体，巨细无遗地呈现：当中有环境污染的受害者，致癌离世的人，不愿沉默的人，也看到村民之间的关系，替工厂出面的说客，当地政府、NGO和大学生志愿者。张功利到北京的时候，也看到了全国各地的环保人士，以至媒体人士。场景本身是目前农村环境污染的小缩影，所以大家很容易跟他发生对话。

　　在这个典型性的基础上面，让大家反思深究的是，仇岗村却又是非典型的，最后张功利带着村民积极地合法合理地维权，才能够得到一个很正面的结果。这个是绝无仅有的成功案例。在业内，平常工作里面接触更多的是没有争取成功的，或是没有开始争取的，或是争取遇到很多困难的，所以大家会觉得，在这个成功案例中，我们到底可以学到什么，如何才能够让那些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有更多机会可以得到补偿，可以去阻止污染继续发生。

　　杨紫烨: 我陪着村民走过这几年。刚进村时，环保局做了很多工作，2007年也碰上公众参与的新条例实施，所以整个环境很好，激发了村民作出许多努力。自始至终，村民都很聪明，知道工厂污染是违法的，常常去跟环保局理论。我认为，如果没有村民努力去做，没有NGO给他们很多支持和信息的话，他们根本做不了。当时各种利益相搏，让我看到环境维权是非常复杂的。

　　刘立灿：仇岗案例，在整体上确实不算主流，最后毕竟算是解决了一部分问题，搬掉了。如果单靠村民自己去做的话，可能很难，必须要有外来的媒体介入，或是其他方面的帮助，才比较容易成功。所以当中有很复杂的因素，我没办法确定说有几个因素存在，有时候虽然有多个因素同时存在，有能人在，有媒体介入，有NGO介入，到最后还是失败。所以，很难说这些条件都是充分条件，存在之后就能完成。只能说，媒体肯定有作用，外来提供的法律帮助也有作用，但作用多大我不知道，没法评判各个村庄会怎么样。

　　卢思骋：《仇岗卫士》的时代性很强。片子是这样开幕的，最初有几个远镜头交待仇岗，然后近镜头就跟着几个志愿者入到村子里。志愿者进去，带来一些信息、法律知识和政府政策，然后村民开始被镜头拍下，听到他们的话。影片中段，基本上再没有NGO出现了。在仇岗，NGO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杨紫烨:我去仇岗时，最初有两个绿满江淮志愿者，非常年青，他们推动学校的环境教育，小学生就觉得，我们的水怎么那么糟糕，水都黑了，这些小孩的声音，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可是，绿满江淮的资金不够，所以他们培养的人最后都走了，没有做下去，可能是生活上的压力，也可能觉得这工作太辛苦了。当时，我感觉是一个很大的损失。NGO应培养下一代，如何能够吸引和留住人才，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当时NGO给了很多环境信息和法律知识给村民，作为一个小NGO来讲，我觉得他们这3年里做的工作很不错。

　　刘立灿：我到访的村庄，NGO介入非常少。类似张功利这样的农民，他们维护自身的权益，但很难奢望他们去关注另外一个省，另外一个村，他只有在本地才可能关注本地，他没有这个资源。但外来的帮助，譬如告诉他们，污染和得癌有没有关系不需要你自己证明，你只需要说我们这个村子有这个疾病，异常的高发，并且进行记录。另外，村民之间的经验交流，互相教育更有效，更真实。这些，都是NGO可以促成的。

　　卢思骋：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提速，媒体近年报道过不少所谓“癌症村”，环保部近日亦指出从去年至今已有16起血铅事件，引起政府对重金属污染的重视，提出重金属的专项治理。不过，环境污染物在生态环境里面的积聚，不是马上就造成破坏，而是慢慢发生影响的。从“十二五”规划应该能够比较明显地看到，政府对于环境问题，非常重视。但是过去粗放型的发展带来的一些污染问题，恐怕未来会陆陆续续浮现。现时媒体揭露的癌症村和血铅事件，恐怕还只是冰山一角，未来也许会面对更多。紫烨你说过社会纪录片的责任，不单是去记录。在这样的背景底下，你期望这个片子发挥什么作用？你希望3年、5年这个片子可以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效果？

　　杨紫烨：当初我只是想记录一件事。看到村民张功利的维权努力，以及仇岗比较成功的例子，我就想完整地记录下来。从一个比较乐观的角度去看，希望可以启发更多人投身改善环境的行动。如果太悲观的话，好像没有结果，我想很多人都不想去做这种事。这些癌症村，我们没法一一解决，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培训，如果有更多像张功利这样的草根人物出来，不管男的女的，年轻的老的，那就可以解决一点问题，一点一滴地。我就是这样希望，希望3年之后，有更多人受影片鼓舞启发，关注环保。像你刚才说的，环保NGO工作者中有很多反应，热烈讨论，作为纪录片导演，作为一个媒体人，这是我最想起到的作用。我当然希望有改变，但不是那么简单，因为环保这个事太复杂了，环境保护是利益的博弈，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整个社会的问题，也跟个体的行为有关。

　　卢思骋：您这些年跟踪、拍摄农村污染事件，对您个人带来了怎样的内心改变？

　　杨紫烨：我感觉中国太复杂了，看起来事情似乎很简单，但原来都很复杂。不过，我还是抱有希望的，我不愿太悲观。如果很多人一起做的话，一定可以改变，但问题是想不想去做，有没有更多人去做，因为要牺牲自己的很多时间和精神，回报是什么？对我来讲，这个片子拿了提名，对我个人来讲是回报，但最大的回报是村民有改变，他们的生活有改变，但很多人不一定像我这样幸运，但我希望很多人都不要放弃参与环保的努力。

从“喊吧”看 Color 的中国模仿者阅读原文

在三个月以前，伴随着“Color”出现的关键词是“弹性社交”“4100 万”、“改变世界”，然后这款产品吸引了无数互联网创业者的眼球。主流媒体一片赞誉，把它描述成为一个力大无穷的婴儿。

三个月过去了，关于 Color 的讨论（或争论）一直在持续，对它的理解也各有不同。刚好前几天一款名为“喊吧”的 iPhone 应用程序上架了，它声称自己是中国版的 Color ，我颇有兴趣地安装并试用了一下。

炒作手法

• Color 在上线初期就标榜自己的全明星阵容：原 Lala 的创始人，原 BillShrink 的创始人，原 Linkedin 的首席科学家等等。再加上红杉资本的强力入资和高度评价，几乎可以写成 PR 界的优秀案例。
• “喊吧”在上线初期则在 App Store 中表明了自己是“创新工厂”的作品。等等，这不是李开复的“创新工场”，而是借用同音字而已，其目的当然是炒作。在 Google 搜索之后我得到了一个地址（请点击），但是并没有关于“创新工厂”的更多信息。这种推广手段在上线初期可能会有效——类似于 Color 这种 LBS 社交应用，如果没有迅速积累出第一批用户，则整个项目必然失败。

注册流程

（左边是 Color 的初始界面，右边是“喊吧”的初始界面）

• Color 可以说没有“注册”和“登陆”这个流程，即便是把 Color 删除之后再重装，也不用为用户名为烦恼。它充分利用了 GPS ，摄像头等传感器记录用户数据，非常“弹性”。
• “喊吧”并没有模仿到这个优点，而是每次都要起一个名字，设置一个头像。我在后台关闭程序并重新打开时，又跳回了设置头像的界面。

群组概念

（左边是 Color 主界面，右边是“喊吧”主界面）

• Color 的“弹性”还表现于它的群组概念，用户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可以加入不同的群组。这算得上时它的精髓之一，而且用户不需要用手工点击关注按钮，完全在后台进行匹配。
• “喊吧”在群组的处理上，其实更类似于 4SQ 的方式：它能使用 GPS 定位并列出附近的地点，然后手动关注某个地点。用户可以看到该地点上其他用户的留言。“喊吧”不止可以发布照片，而是增加了录音，文字，涂鸦等功能。
• Color 的五个主按钮是“拍照”，“附近”，“动态”，“回忆”，“收件箱”。
• “喊吧”的三个主按钮是“喊话”，“首页”，“消息”。

消息分享

• Color 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无所不在的弹性社交网，当然会利用 Facebook 和 Twitter 来传播。此外，Color 还可以用短信和邮件来分享照片。
• “喊吧”在这一点上跟 Color 有所不同，把自己做成了一个微博客户端。用户在某个地点发布的消息，可以转发到其他地点，也可以转发到搜狐微博。

试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感觉“喊吧”自称为中国版 Color 并不完全恰当。它的本质更靠近于“传统”的LBS 服务（请参考街旁和冒泡），虽然融入了一些类似于 Color 的设计元素，但终究没有实现一个自己的“弹性社交网”。

不过，“喊吧”跟 Color 有一点类似的是：新用户会显得无所适从。

我在深圳的几条商业街打开 Color 和“喊吧”时，都没有发现周围的好友，随便拍了几张照片后，显得很无聊，不由得自问：“不论是原版还是中国版，Color 之路到底该怎么走？”

PS，强烈推荐这篇很酷的信息图：到底应该使用怎样的图片分享应用？，它对 Color 无所适从的描述让我喷出来了。

张恒 for 爱范儿 · Beats of Bits | 原文链接 · No comment · 关注我们的微博 · 订阅我们 · Facebook · #ifanrlive 最新消息

平台化让视频网站迎来黄金发展时机阅读原文

   毫无疑问，虽然“开放”是互联网上目前最热门的关键词，但不是所有的平台都叫做开放平台，开放平台只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产物，而传统意义上的“平台”则是指集合着更全面的内容以及更优质的服务，二者还是有本质的差异的。这里讲述的平台是后者，已经成型的百度搜索平台、淘宝电商平台我们有目共睹，而正在形成的乐视视频平台将帮助视频网站突围，实现跨越式发展。

平台化助视频网站突围

   纵观互联网发展历史，我们发现惊人的相似。百度在成立之初依靠为门户网站提供搜索技术为生，入不敷出，之后推出竞价排名的商业模式，并推出百度知道、百度贴吧、百度音乐搜搜等一系列衍生产品与服务，成功打造了一个百度搜索平台，而百度也终于登陆纳斯达克，赚得盆满钵满，其创始人李彦宏甚至获得了2010年中国首富的称号。

   淘宝，这个多年不盈利的网站，花销其实非常巨大。马云为了与易趣网竞争，为淘宝投入了大量的电视广告和互联网广告，此举不仅让一大批中小站长赚到了第一桶金，而且成功阻击了易趣；淘宝一直在探索好的商业模式，但商业模式未成，淘宝电子商务平台先成，从开店、装饰到购物与电子支付，淘宝网提供了网购的一条龙服务，培育了中国互联网网民的网上购物习惯，因此而使得淘宝成为阿里巴巴旗下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

   而深受盗版之害与版权限制的视频网站一直发展得比较曲折，盈利情况堪忧，而平台化正帮助视频网站解除身上的枷锁。国内A股首家上市视频网站乐视网在经历了6年多的影视剧版权积累之后，已拥有超过50000多集电视剧、4000多部电影，并且构建了从PC端、手机端、电视端“三屏合一”的影视剧服务模式，并且通过付费点播、广告和视频分销模式，在业内率先实现盈利。乐视网或成继百度搜索、淘宝网购之后的第三大互联网平台，有望构建一个网络视频行业最全的正版影视剧平台。

   乐视网董事长贾跃亭认为：“在实现跨网络、手机和电视机等多个终端、多屏合一的网络视频服务后，影视剧版权价值将会体验的更加淋漓尽致。”也就是说，打造了正版影视剧平台的乐视网，不仅可以避免传统视频网站所受的盗版之害与版权限制，而且能够充分挖掘版权价值，可以创新更多商业模式，获取更多收入。

平台之争决定互联网未来

   从百度、淘宝和乐视打造的搜索、电商与视频三大互联网平台来看，互联网下一个十年的竞争很可能不再是网站与网站之间的竞争，而有可能演变成平台与平台之间的竞争。用户选择选择怎样的网站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只要有优质的内容，用户可以选择任何一个网站；但是平台依旧重要，因为平台提供的不仅仅是优质的内容，还有与优质内容匹配的一系列服务措施，能最大的保护用户的利益。

   就拿乐视网的正版影视剧平台来说，首先，网友可以通过乐视网，直接获取最精准、高清的正版影视剧视频信息，包括片源、明星采访花絮、专题等，而不用再通过搜索引擎，这就最大限制的剔除干扰和垃圾信息；其次，乐视网拥有中国最大的影视剧版权库，还将2011年70%以上和2012年50%以上的电视剧独家网络版权收入囊中，覆盖国内电视台绝大多数热播剧版权，用户通过乐视网观看的将都是正版影视剧，避免了盗版之害；最后，乐视TV云视频能够提供超高清视频内容，乐视网董事长贾跃亭强调，“随着三网融合政策的推进，乐视TV云视频超清播放机将彻底取代蓝光DVD，让家庭影院直接进入超清影视时代。”

   正是“精准、正版、高清”三大特点，不仅能够让用户浏览视频时获得更好的视觉享受，而且也促了乐视网的平台化发展，使其成为国内最大最全的正版影视剧平台，以及网民欣赏影视剧的第一入口。今后，当网友选择看一部影视剧时，选择的将不再是某一个视频网站，而是选择内容最全、最易寻找、以及正版高清的影视剧平台。

   总之，平台化使得视频网站迎来黄金发展时机，这不仅是视频网站的发展方向，也是互联网的发展方向，谁能平台化或者成为平台的一部分，谁就能制胜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