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成都 美女:【时评杂谈】市、县党政“一把手”成腐败重灾区

　　地市干部管理成为政治局议题十分少见，尤其是会议聚焦正职干部，也就是常说的“一把手”，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地市“一把手”缘何突然成为了中央关注的焦点？

　　此间观察人士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中央政治局此举其实并不突然。只要稍加留意，便可发现，中央拟加强对地市“一把手”的监管有着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在中央层面也早见端倪。

　　市级腐败导致县级腐败

　　县委书记腐败案件多发，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一些地市党政“一把手”选人用人存在失察、失误、失职等问题

　　正月初八，在向市民拜年后不到一周，广东省茂名市市委书记罗荫国在自己家中被广东省检察院带走。

　　没有像通常接受调查的官员那样首先经过纪委“双规”程序，罗荫国因涉嫌职务犯罪直接被检察院调查，一并接受调查的还有他的妻子和秘书。

　　至3月底，据媒体报道，全面崩溃的罗荫国已交代出100多名处级以上官员同伙。

　　“罗荫国案”凸显“一把手”腐败对官场生态的破坏力。而罗荫国并不是唯一个案。

　　据广东省纪委介绍，2003年至2009年，广东共查处151名地厅级“一把手”，占被查处地厅级干部的79.9%。

　　近些年，地市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贪腐犯案层出不穷，对当地发展造成恶劣影响，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和公信力。

　　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曾对广东省查处的54起“一把手”权力腐败案件进行分析研究，共发现18个腐败环节，其中“一把手”权力腐败主要集中在用人和办事领域。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今年“两会”上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共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723人，其中厅局级188人。

　　不仅仅是数字。“一把手”前腐后继，“拔出萝卜带出泥”的问题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地市“一把手”对区县党政“一把手”、市直各部门“一把手”以及地市党政副职的人选，有着举足轻重的话语权。而“一把手”在人事任免权上的“一言九鼎”，给买官卖官者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

　　被称为“卖官书记”的马德受贿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的买官卖官案。马德原是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2005年因受贿落马后，牵出当地的涉案官员达265名，仅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50多人。

　　马德在任时，其下辖的10个县（区）干部为买官、保官都给他送钱，他受贿款项达到600多万元。

　　“市级腐败导致县级腐败，上梁不正下梁歪。”学者胡星斗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日渐凸显的地市“一把手”贪腐现象，使得地市“一把手”成为反腐工作的重点

　　关于“一把手”的贪腐问题，中央其实早就注意到了。对于社会公众对此问题的关注，中央层面也作出过正面回应。

　　在今年“两会”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第三次在线与网友交流回答网友提问时就坦陈：“之所以出现‘一把手’滥用职权、渎职侵权这类问题，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政府和主要领导人权力过大、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约束。”

　　温总理当时明确表示，今年政府反腐倡廉将把查处主要领导侵权渎职、贪污腐败作为第一位的任务。

　　“当前，我觉得最大的危险是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温总理在今年“两会”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

　　这不是温总理首次提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在去年国务院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温总理就曾指出，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而孳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

　　观察人士指出，日渐凸显的地市“一把手”贪腐现象，使得地市“一把手”成为反腐工作的重点。“（反腐）打击是必要的，也是目前的重要手段，但预防才是治本之道。”

　　对地市级领导干部管理的重视，从干部管理战略的角度上，也与中央充分意识到“地市一级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紧密相关。上述观察人士指出，“启下”，是对地市治下的县域而言，而“承上”，则是相对于大量从地市级干部中产生的省部级干部而言。

　　事实证明，对地市级“一把手”品质的担心并不纯粹是出于对该地市本身的担忧，而是出于更深远的考虑。

　　马德落马后供出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后者随即被中纪委“双规”。与马德案有所牵连的还有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等高官。

　　辽宁省原人大副主任宋勇的腐败，也是从他主政朝阳市时开始的。时任朝阳市市委书记的宋勇，在朝阳北大街的改造工程中，有数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没有按程序使用，以缓缴的形式给当地房地产商提供便利，并从中收受巨额贿赂。但当时没有案发，并带病提拔。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官链”过长，应当压缩行政层级

　　如何加强对地市党政“一把手”的管理？3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从“一把手”的选任、提拔、考核等各方面作出了原则要求。

　　其实，面对这个命题，中央和地方早就开始了探索。观察人士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中央对“一把手”的限权，最早可以追溯到2002年。

　　这一年，中组部就在吉林、浙江、湖北、四川4个省，试水“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市）委书记用人行为”。目前，这一试点已扩至17个省（自治区）。

　　该观察人士表示：“最近两年对县级干部的轮训，可以看作是中央对‘一把手’加强监管的真正开端。现在，是到了给地市级干部轮训的时候。”

　　有人预测，这番轮训很可能在年内就会展开。

　　公共行政专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目前很多省的县级“一把手”已经实现了全委会票选，这是用人机制的一大进步，但很多地方的地市级“一把手”全委会票决还没有实现，多数仍是由省委组织部长或者省委书记提名，开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他认为，在“一把手”干部的选任上，要增加体制外的话语权，这也是强化干部管理的重要措施：“必然发挥民众的力量，外部的力量更大。”

　　在具体的制度构建上，他建议县、市两级的“一把手”（书记）不应当兼任同级人大常委会主任，因为人大是独立的，在制度设计上本来应该对地方上的“一把手”发挥监督作用，但现在普遍由同一人兼任，自己监督自己并不可行，这也是目前县、市级“一把手”腐败的重要原因。

　　公共行政专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和胡星斗则不约而同地认为，推行“省管县”是真正实现强化干部管理的关键性根本途径。

　　竹立家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认为，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官链”过长，应当压缩行政层级。

　　省管县改革的呼声实际上由来已久，这源于市管县在现实中暴露出来的一些弊端，例如财政上的漏斗效应（即市一级政府对下辖县区财政的收缴和截流）、束缚了县域经济的发展、造成城乡利益分配失衡、增加了行政成本等，此外市管县还遭受缺乏明确法律依据的指责。

　　“目前全面推行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技术上也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因涉及面广、利益纠葛较大，阻力很大，地市一级并不愿意放权。”竹立家告诉记者。

　　“省管县，并不是说不存在市一级政权，而是将市、县作为同等重要的两个基础单位，两者是平级的基础行政层次，这是改善行政系统的重要部分，也是统筹行政管理的关键环节。”胡星斗解释说。

　　他猜测，这次加强地市级干部管理进入中央政治局议题，表明市很有可能成为未来行政改革的一个重点，中国的行政改革将向更广阔的范围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