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奥运网红排榜:新洲熊家兄弟冒死借给刘邓大军千斤稻谷，祖辈三代珍藏借粮证64年

         新洲熊家兄弟冒死借给刘邓大军千斤稻谷，祖辈三代珍藏借粮证64年（见昨日A05版）……昨日，刘邓大军老战士、华中科大离休职工宋绍英含泪致电本报：我们能活着走出大别山，多亏了老百姓的支援。
    85岁的宋绍英与记者通话时，刚说两句话便忍不住哽咽了。老人说，解放战争时期，他是二野二纵四旅10团的战士，看到本报报道后，恍惚又回到了当年战火纷飞的岁月。
    当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深入国民党统治地区心脏地带，处于既无粮草，又无后援的孤立状态，部队战斗激烈，生存境况险恶。“国民党在当地实行坚壁清野，谁给解放军供粮就杀谁，妄图将我们饿死、困死在大别山。”在这种困境下，部队吃饭、吃盐和穿衣都成了大问题，此时，一些老百姓偷偷地借粮给解放军，完全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实属不易。“我们能活着走出大别山，多亏了那些老百姓的支援，这是我们欠老百姓的一份情，该还给他们！”
    宋绍英哽咽着说，他决定以一个老战士的身份，捐给熊家2000元，算作对当年老百姓恩情的一点微薄回报。
   新洲凤凰镇熊家三代人接力保管刘邓大军64年前的借粮证（详见前日A05版），昨日，京山的杨选民来电称，借粮证上的经手人与他父亲杨春兴的姓名和经历非常吻合，当年借粮人很可能就是他的父亲。
    杨选民今年70岁。他说，父亲杨春兴原籍陕西，生前正是刘邓大军的战士，在独立旅中任军需科科长，1947年随部队挺进大别山，1948年参加京山县宋河战役，之后，独立旅更名为江汉独立旅，杨春兴任江汉独立旅军需科科长，解放后任沔阳军分区军需科科长，不久退伍任荆州市粮食局局长，随后响应号召到京山县务农，1964年去世。
    杨选民说，父亲退伍证上的名字“兴”字被错写成“新”，出生年月也被弄错，但父亲在生活中一直用“杨春兴”这个名字，连遗像和墓碑上的名字都是“杨春兴”。杨选民认为，新洲熊家保存的借粮证，可能就是他父亲开出去的。看到留有父亲笔迹的文物，杨选民很激动。
    但遗憾的是，记者多方寻找当年刘邓大军独立旅的相关资料，未果。省委党史研究室相关负责人熊廷华称，解放战争期间，部队改编得非常频繁，如今想找出刘邓大军独立旅的现部，非常困难。
    又讯：刘邓大军老战士、华中科大离休职工宋绍瑛，昨日将2000元现金和一封感谢信交到记者手上，托记者转交熊家。记者将尽快将钱和信件送往新洲。
                 毛家冲村严家田，位于新洲区凤凰镇。村民熊耀明家中，一直珍藏着一张巴掌大小的泛黄借条。
    这不是一张普通的借条，而是立于1947年11月的“借粮证”，借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旅，隶属于解放战争中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借出方熊毓南、熊华先是堂兄弟关系。当年，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凑了1000斤稻谷借给解放军。
    64年来，熊家两户祖辈三代人，一直视这张借粮证为传家宝，精心收藏。昨日，记者获悉此事后，赶到严家田湾，看到了这张借粮证，并听两家的后人讲述了这段故事。

    两家人凑够千斤谷子

    位于武汉东北角的凤凰镇，距武汉中心城区78公里，在红安县、麻城市和武汉新洲区三地交界之处，属于大别山余脉。1951年前，尚属黄冈县，因境内有山名为石古，故原名石古乡。民国时期，毛家冲村严家田属于石古乡元保七甲。
    战争的硝烟早已远去，6月的严家田湾，在青山掩映中格外宁静。然而，6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血染的土地，是解放战争期间国共双方反复交战的战场。距离严家田湾一公里的石古山，曾留下李先念、张体学等著名将领的足迹。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这里，便在刘邓大军活动的范围内。
    熊耀明家的瓦房，在严家田村头。58岁的熊耀明，是当年借粮人熊毓南的孙子，百步之外，住着另一个借粮人熊华先的儿媳、64岁的程桂蓉。
    熊耀明捧出一张用硬纸层层包裹的借粮证给记者看时，显得格外小心。这张巴掌大小的纸张上，大部分字迹仍然清晰可辨：
    敝军军行千里，给养不足，故不得不就食于当地民众，我民主政府成立之日，即行结算。此证可抵人民应负担之公粮，如有超出者，则由民主政府偿还之。

    今借到
    黄冈县石古乡元保七甲熊毓南、熊华先先生谷壹千斤
    此证
                                经手人杨春兴

                        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旅供应部印
                                 十一月廿一日

    而据《新洲县志》记载，1947年10月8日，刘邓大军第一、二两支纵队各一部，曾在此与国民党军队激战，其时间与借粮证上的时间大致吻合。“我们两家祖辈都是贫苦人家，在1947年，一家肯定拿不出1000斤谷，两家凑够这个数都非常不容易。”熊耀明说。

    冒险送粮只因是“红军”

    64岁的程桂蓉，年轻时听公婆周氏不止一次地讲过借粮这件事：
    那时，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战斗打得非常艰苦，既无粮草，又无援兵，每一次战斗之后，便会有大量的伤员。“婆婆说，估摸着这些人是没粮食吃，饿着肚子怎么打仗呢，老百姓不能见死不救啊，要让他们吃饱肚子啊。”事实上，淳朴的村民们那时并不了解这场战争，到老百姓家中筹粮的解放军战士们只能这样宣传：“我们不是坏人，是共产党，是红军部队。将来我们打赢了，一定把粮食还给你们。”一听说是“红军”，老百姓们这才愿意把粮食借给他们。
    事实上，解放军在当地筹粮分为两种形式。前些年，同村的一些村民听说了熊耀明保存的那张借粮证后，也从家中拿出一些解放军在同时期开出的筹粮收条。不过，后经专家考证，这些收条中的粮食，是解放军向当地地主、富农强制征收的，无须偿还；而对贫困农民，则完全采取自愿原则，所筹粮食性质为“借”，且不作数量要求。
    熊毓南、熊华先两家凑够的1000斤谷，在当年价值几何？毛家冲村“土改”期间任村党支部书记、现年90岁的曹启志老人介绍：当年粮食奇缺，每石（约100斤）稻谷8块现大洋还买不到，熊家把粮食献出去后，有自家饿死人的危险；另外，当时，解放军在此地是流动作战，尚未建立稳固的地方政权，熊家给解放军送粮，随时可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攻倒算，面临杀头的风险。“这1000斤谷，在当年意思（意义）很深。”程桂蓉说，“那是老百姓献给共产党的一片心啊。”

    三代人接力保管借粮证

    这张借粮证，起先是由熊华先负责保管。熊华先回家后，把那张借条用牛皮纸包好，放在墙壁夹缝中。这一藏，便是四年。
    1951年，40岁的熊华先突然罹患重病，去世前，他握着前去看望他的熊毓南的手往墙壁上指。熊毓南明白他的意思，噙着眼泪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会保存好的，你放心吧……”
    后来，因生产队搞小湾并大湾，严家田的部分村民要迁入附近的陈家墩，熊华先的老宅属于拆迁对象。熊毓南找到熊华先的儿子熊长久，嘱咐他：“久伢，你家拆房子时要留意下，墙里有你爸保存了多年的宝贝，你一定不能把它弄丢了。”
    遵照叔叔的嘱托，熊长久回家后仔细搜寻，果然在墙壁缝中找出了这张借粮证，为了怕今后丢失，他将借粮证送到了叔叔家，从此，借粮证便由熊毓南家保管。此时，熊毓南的孙子熊耀明已17岁，爷孙俩在一起生活，但熊毓南并未告诉后人这件事。
    直到1992年，熊毓南弥留之际，他才将孙子熊耀明叫到床头，从枕头里抽出一个红绸布包，一层层打开，给孙子看了这张借粮证，原原本本讲了这张纸背后的故事。
    事实上，1953年和1957年，当地政府至少两次发动苏区群众清理相关借据，偿还战争期间人民军队向老百姓暂借的物资，而熊毓南却从未开口，即便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最困苦时期，也没有拿出这张借粮证向政府讨还粮食。“爹爹说，你要把它当传家宝一样保存好，不是到了万不得已过不下日子的时候，千万不要麻烦政府。”熊耀明回忆。

    不愿拿借条“麻烦政府”

    而在过去的20年，熊耀明和熊长久家相继遭遇重大变故。1998年，50岁的熊长久突患脑溢血去世，留下程桂蓉拖着4个未成年的孩子。孤儿寡母，生活得非常艰难，孩子们因无钱念书，初中毕业后便都南下打工；熊耀明则患上严重肝炎，妻子也因意外摔伤落下脑震荡后遗症。
    凤凰镇民政干部左水田介绍，1999年，武汉市政府才得知这张借条。时任武汉市副市长的胡国璋还亲自接见了熊耀明，并将借条交由该市档案馆专家鉴定，确认了借条的真实性，对熊家表达了政府的衷心感谢。
    如今，得益于党的惠农政策，熊耀明和程桂蓉家的日子有了好转。不过，与村子里其他人家比起来，他们两家的经济条件仍然相对拮据，包括程桂蓉和熊耀明的老伴，以及两家的成年子女们，都在外打工赚生活。“现在国家政策好，不用交税费，还有农业补贴。至于这1000斤欠粮，祖辈都没向政府要，我们做后人的，也开不了这个口，我还是把它当传家宝保存着。”熊耀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