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家兄弟与他们卷入的“军牌生意”

“农民逃天价过路费案”中，被判无期徒刑的时家老二在媒体关注下引来了同情，案件很快被发回重审。达成军牌交易的老三浮出了水面，他的细心让人印象深刻：保存着军牌交易的合同，留下了从银行给利益人存钱的单据，录下了双方多次通话的内容，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在媒体关注前，他始终不敢拿出“证据”，去掀开背后的利益链，老三担心，自己这条“鱼”死了，背后的网也未必会破……

老二：乡村生活的失败者

2008年，老三时军锋在平顶山折腾着弄起了“时风沙场”时，拉来二哥帮忙，老二时建锋以为自己终于看到了发财的机会。当时已40岁的时建锋，实际上是个现实生活里无可逃遁的失败者。老二没怎么出过远门，在村里最大的标志是老单身汉，他这个年纪的男人当中，仅此一例。不结婚不是为了像城里人那样搞什么独身主义，因贫穷娶不起媳妇，对时建锋来说还真不夸张。

时建锋的家在河南禹州市无梁镇，距离新郑机场50公里，本刊记者要打车去，司机开价却惊人的高，“那是全河南省最癞的两条路之一，被大货车给轧烂了”。豫103省道上大货车鱼贯而行，不少路面被轧得像干旱后开裂的土地，高低不平，车像开到了棉花堆里，左右摇晃，艰难前行。50公里的路，走了1个半小时。祈王村就紧挨着103省道，处在地级市新郑市和禹州市之间。虽然有一条平行的郑尧高速在旁边，但是货车基本是交不起高速费的，都绕着省道走。祈王村里剩下的瓦房不多，有条件的人家早就盖起了两层水泥楼房，时家的老瓦房变得显眼。

两个弟弟因为“农民偷逃天价过路费”案子接连进了看守所，老大时银锋成了出面斡旋的人。兄弟三人长相相似，每人之间相隔4岁，都继承了屋子里父亲遗像上高高的鼻梁和线条有些坚硬的脸。老大将本刊记者领进了母亲家，70岁的母亲与老二、老三生活在一个院子里，屋子里的地面没有涂过水泥，墙面斑驳，冰箱是屋子里最显眼的家电。

在已经被媒体关注后，时家将本刊记者看做“来帮助我们的人”，老大坐在矮凳上，询问记者还关心什么问题。不过要细问到老二和老三的情况，老大最常说“这个我不知道”、“我还真不清楚”。2009年12月老二被带进河南平顶山的鲁山看守所时，老大时银锋正在山西晋城高速公路上打工，对于极为老实的弟弟突然被捕，老大说：“确实也感到奇怪。但是你说我赶回家能有用吗，我们也就是个农民，走到哪里说话都算不了数的，是不是？”2010年春节一家人团聚时，老大也曾问起老三，老二的事情怎样了？他问了问，并不想要个明确的答案：“你说我问多了合适吗，老三或许会想，就你关心兄弟，我就不关心了？再说我也帮不上忙。”话说得似乎没有错，却也让人感觉不到热络。或许是经济上一直不富裕的缘故，老大明显对自己小家以外的事情兴趣不大，“哪有那个多余的力气？”

老大的家就在百米之外，20多岁成家时，他继承了家里的老瓦房，提出分家。家里其余的几口人搬进了如今老二居住的小房子里，男男女女挤在一起，晚上只能拉起帘子睡下。老三是个比较活跃的人，年轻时学了驾照，外出到温州、上海给人开大车。隔壁邻居看着这家人可怜，自己要新盖楼房时，就把前些年盖的瓦房以一两千元的低价卖给了老三，成为他和母亲现在的居所。

兄弟三人中，老二积攒的财富最少。老大说：“他是那种整天忙忙叨叨，到头来却总是两手空空的人。”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老二为生存所经历的生活，哥哥只能说出一二，“你去问村里他的朋友，比我清楚多了，反正他是个没有手艺的人”。老大带着本刊记者去找老二的朋友时文举，时文举却马上避开了。老大于是说：“你看见了吧，我过去了反而不好，人家有啥话也不方便说。”

时文举是老二时建锋的“发小”，两人年纪相当，他却尊称时建锋一句“大哥”。时文举夫妻俩在村门口开了一家五金商店，面积有六七十平方米，比老二简陋的小瓦房气派得多。20来岁时，时文举也和老二一起，做一些卖苦力的活。无梁镇十几里外的山上产青石，没有本钱的农民做不起石头生意，能做的就是去山上炸石头，一天挣一二十元。有一次，两人用火药炸开悬崖边的石头后，一块四五吨的大石头突然砸下来，两人吓坏了，赶紧扔掉被整个压扁了的手推车。时文举说，自从那次之后，时建锋就不敢再上山炸石头了。后来他去了河南省灵宝县当装卸工人，一个袋子200斤重，他也出得了力气扛，每年能挣下1万块钱。村里人说，被老大看做迂腐的老二，最照顾家里，钱基本给了父母和兄弟。老二没攒下钱，却十分义气，村里凡是有人要帮忙，只要人家开了口，他绝对尽力。

但是在上门说亲的人看来，老二仍旧是个穷光棍。母亲赵俊说，也曾有姑娘家愿意出去盖房，但是倔强的老二不愿意，说“我没有的，我也不花”。老二在相亲多次后，立下誓言，盖不起房就不结婚。年纪渐长，出不了苦力后，他开始卖小鸡。祈王村一带祖辈传下孵化小鸡的生意，前些年村里人多数都把养小鸡当产业，不用外出打工。老大也曾经孵化小鸡，一年能挣下一两万元，他的两间宽敞的水泥厂房挨着老二的小瓦房。比起村里做生意的人，老二卖小鸡是最低端的方法，不是搞批发，而是骑着自行车到稍远的地方去贩卖。父亲的小砖窑亏了钱，后来父亲生病去世，这些事情累加到一起，老二的新房始终没有盖起来。生活从来没有给过他额外的机会。这个老实巴交的固执农民，没有抱怨过生活，也毫无能力去享受生活。在生存线上挣扎，他除了对人付出情谊，一无所有。

2006年，当在外闯荡的老三回到家里做运输生意，2008年他弄了个小沙场让老二帮忙看守沙场和押车时，对于没有特别手艺、连车也不会开的老二来说，算是个不错的机会。

老三的能量与胆量

今年39岁的老三时军锋是个不一样的人物，用母亲的话说，“三兄弟，一人一个性格”，老三显得最外向圆润。老三出外闯荡早，性格活络，极少回村里，在村里人看来，“他在外边有能量，也用不着看得起我们这些人”。在外地给人当了若干年长途车司机后，2006年老三回到禹州，自己买车跑起了运输。

时军锋一开始确实老老实实做生意，他贷款30多万元买了两辆“前四后八”的货车，挂着民用牌照。一趟跑下来赚个几百块钱，利润比较少。后来老三的车出了两次翻车事故，修车花费的钱使他不仅没发财，还赔进了本。自2008年实行超载罚款之后，货车基本都走低速的国道或省道。做运输生意的人面临着一个悖论：不超载，光靠运输两地之间的利润差，肯定是要亏本的；如果超载，遇到罚款，也可能赔本。

虽然运输生意难做，但老三是个场面上比较讲究的人，买了小轿车。2006年第二个女儿出生后，老婆因为身体原因没法再生孩子，老三不高兴自己没儿子，这时又认识了一个在平顶山做运煤生意的离异女人，据说经济条件不错。老三办了离婚，与后来的女人好了。

李金良何时出现在老三生活里，其他人并不知道，老三也不愿提起。李金良穿着“一杠三星”的武警服装，老三通过他还认识了自称武警某支队副参谋长的张新田，有了办军牌的路子。所以当老三2008年运沙的时候，他跑动了“上面的关系”，搞到了军牌，还特意在山东泰安某厂家那里，订下两辆喷成部队军绿色的“斯太尔”大货车。同样做运输生意的蒋力（化名）一再告诉本刊记者，自己跑车之后，才知道这门生意有多难，“如果我有门道弄得军牌，那当然愿意”。

按照时文举的说法，老三时军锋的信誉不好，贷不到钱。时家穷，银行也不肯贷款给他们。时建锋的信誉好一些，于是贫穷的他这次起到了作用。他向高利贷借了一两万块钱，付了那两辆车的首期。后来向堂弟时留申和另外一个人借户口本买车，以及雇用司机，也都是老二时建锋出的面。从2008年5月4日至2009年1月1日，这两辆挂着“WJ19-30055”、“WJ19-30056”的大货车，2362次超载运输沙石通行郑石高速公路，直到被河南省武警总队派出军检部门在郑尧高速下汤段带走，作为车主的老二时建锋年底被拘押。

2009年初两辆车刚刚被扣的时候，老三没有太当回事，因为此前这两辆车也被拦下来检查过，军车需持的“三证一单”(士兵证、行车证、驾驶证和部队的派车单)他都有，非常齐全，检查过后车就被放行了。老三琢磨着自己手上有非常清晰的合同，部队的李金良和张新田两人能够保证他的利益，所以一直催促这两人帮忙。半年过后，老三还拿到了一份加盖部队公章的放行通知单，要求河南省治超办给予放行。

然而直到今年1月，被羁押1年多的老二得到了无期徒刑的判决——他被法院认定为用假军牌诈骗了368万元。兄弟俩完全没有料到这样的结局。老三说他当时正在吃饭，听到这个消息，捧着碗就哭了。

戏剧性来得毫无准备。“我有苦难言，生不如死。”在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看守所，一向木讷寡言的时建锋，含混地蹦出了几句前后不连贯的话：“都是内外勾结”，“我在保护我的一名直系亲属”。他已经成为“农民因偷逃368万元过路费被判无期案”的主角，坐在铁栏杆里侧，对面坐着的几位记者一再追问，时建锋却眼神闪躲，很少回答。

老二不敢确定，事情有没有可能出现戏剧性的变化，眼前的这些媒体是不是他的一次机会。2011年1月13日，几家媒体在平顶山法院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去看守所采访，法院希望以时建锋为反面例子教育大众。案子一经报道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网友有一种直观的计算方法：如果说时建锋8个月偷逃了368万元过路费，而自己盈利才20来万元，那么如果他不偷逃过路费，岂不是8个月就要亏掉340多万元，他该怎么活？

这天上午采访的记者感觉到时建锋有很大的隐情，却没法探明。到了下午，另一拨记者来采访时，时建锋几次询问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你们能把我说的播出去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终于开了口，大意是说自己在替弟弟时军锋顶罪，过路费背后涉及自家和武警部队、高速公路的交易。记者们揭开了意想不到的新闻，牢狱中的时建锋看似有了转机。第二天，平顶山市中院马上宣布，对该案启动再审程序。

既然老二坦言是在为老三顶罪，那么老三就在众人面前被推上了台前。媒体又联系上老三，欲言又止的他提到“后边牵涉的人太多了”。老三的谨慎给人印象深刻，他原本提出去异地自首，在媒体给他推荐了一位郑州的律师后，老三特意上网查了查律师的信息。确保自己能够安全去自首后，1月15日夜里在律师和记者的陪同下，到镇上的派出所投了案。

打工回家准备过年的老大时银锋，此时被动地卷入了事件。老三自首前，将与武警部队签订的军牌合同、存钱给武警人员的银行存单、双方通话的录音资料等等，都留给了老大，嘱咐他交给律师。面对本刊记者，老大感慨了一句，老三这人“胆小、心细”。如果按照外面的报道，老三敢于冒用军牌，怎么会给人留下“胆小”的印象？老大顿了顿说：“这得看怎么说，有人撑腰他就胆子大，没人撑腰就胆子小。”媒体的曝光，反而让老三感觉有了撑腰的人，他之前不敢公开说的隐情，此时才被打开。

老三的隐情：真军牌，假军牌？

老二2009年底被拘捕后，老三开始的个人“营救”之路，恰好从另一个侧面，将“军牌生意”所牵涉的人物，一一拎了出来。

在老三自首前向记者们出示的合同里，里边明确写着：“甲方义务中规定，如果乙方悬挂支队牌照被武警部队、收费站、高速公路、平顶山军分区查扣时，甲方必须保证做到派车派人及时排除。”这里的甲方是武警许昌支队，乙方是时家兄弟。也就是说，如果时家经营的这两辆车被扣，乙方李金良、张新田两人要保证派车派人及时把车拿回来。接下来的条款写着：“若张、李联系不上，乙方可以直接与支队长联系……罚款由甲方负责，扣车按每天8000元补偿乙方。”按照条款，扣车的罚款应该由部队缴纳。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时军锋必须缴纳足够的费用，包括三条。一是“协调关系费”：乙方在车辆正式投入运输前3个月内预付协调关系费24万元；二是甲方工资：乙方每个月3日前支付8万元给甲方，合同期一年，共96万元；第三条为，平顶山下汤收费站正副站长月工资5000元。

李金良、张新田两人以武警部队修建营房需要运沙为由，弄到了给时军锋的两个牌照，运沙有效期为半年。按照时军锋的说法，他每次是给张新田的老婆张宇打款，然后由李、张两人打点高速公路平顶山下汤收费站正副站长王欢、李占峰两人。2009年1月两车被扣后，老三对李金良、张新田能把车捞出来的能力深信不疑。然而这次的举报人不是别人，正是被老三称作每个月交5000元打点费的李占峰——高速公路下汤收费站的副站长。

这也成为案件暴露后，李占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严词否认曾接受好处费的说辞。“如果我拿了钱，为何还要去举报时军锋呢?”而时军锋告诉媒体给他找来的律师常伯阳，因为李占峰自己也弄了一个部队的牌照在跑车，曾与时军锋发生纠纷，所以要整他。

于是在媒体关注案件前，老三突然感觉自己信任的“关系”，起不到作用了。他开始有意识地用手机录下与李金良、张新田的通话，又去买了一支录音笔。李、张两人是老三的直接关系人，在老三眼里代表的是部队关系；王欢、李占峰两个站长，是高速公路公司上的利益人。只有老三自己，在有着公权撑腰的交易人面前，感到越来越惶恐，除了电话中互相要挟，他悉心留下证据，预备着“鱼死网破”的那天。

在老三开始跑军牌之后，平顶山又冒出了一个名叫唐传杰的人，据说是煤矿上退休的干部，希望加入老三的生意。老唐说能帮助老三“捞人”，自己的小舅子有办法。老三认定这位小舅子能量很大，因为“见过几次，他穿着警服，开着警车”。小舅子开口要钱，老唐便说自己拿钱出来，让小舅子去跑关系，就算自己借钱给了老三，算做生意上的合伙钱。老唐这样子“借”了老三将近100万元，老三写了一堆借条，却仍没见到老二能够出来的希望。直到媒体参与后，老唐不得不主动现身，承认小舅子并不是公安局的人，借着朋友的警车和警服，让老三相信了他。

2010年四五月份，老三重新去找前妻段娟（化名）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段娟慢慢才知道老三的困境，在他自首后，也成为最积极奔波的人。段娟比一般农妇显得含蓄而客气，警惕心强，在详细问过本刊记者是哪家媒体之后，才犹豫着决定见面。见面后也要先看记者证，确定自己的讲诉是安全的。“他那时打电话就朝着对方吼，一整条街都能听见，基本都是在谈钱的事情。”老三告诉段娟，老唐那边曾说，再拿10万元就能“捞人”，老三实在拿不出钱了，认为李金良、张新田两人应该帮忙给钱，因为他之前“孝敬”了那么多钱，对方却没能按照合同尽义务。这场几方纠纷变得越来越激烈，老三与李、张两人也闹翻了，老三说对方给他放话，“你要是进了看守所，肯定搞死你。”虽然老三当初抛妻弃女并不仁义，但是在走投无路时回到段娟身边，让这个女人在绝望中有一种特别的满足，尤其是老三自首时将手机留给了段娟。“我打开一看，里边还有我夏天拍的一张照片，我的那个心啊！”提起这个细节，她仍旧涨红了脸，泪流满面，身体微微发抖。这个细微的理由也成为她决定等老三出狱，并且每月给他送上生活费、还上债务的无怨无悔的动力。

二哥被判无期徒刑，让老三变得急躁而绝望。段娟说他犹豫着要不要去自首，但是一来已经花了将近100万元去走关系，心有不甘；再者听说“黑监狱”太多，怕进去被人整死。没想到荒唐法官判的这个荒唐案，无意中给老三“帮了一个忙”，虽然不是计划中的，他却找到了最为放心的方式，走进了公安局。说起法官娄彦伟，也在几天内经历了过山车式的人生，在媒体曝光后被迅速免职。他的同事透露，娄彦伟是法院前领导的儿子，是从狱警一步步变为助理审判员的，在此案中并不具备审判长的资格。

律师常伯阳在这时接触到了老三，他说：“他也算一个农村中的能人吧，能够顺应潮流，想发财。在一些人的理解中，这个社会就得靠关系赚钱。老三说话比较实在，并不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但是过于迷信权力。”而在老二被判无期之前，老三一直没有找律师，他始终认为自己可以通过中间人来“捞人”。

老三不愿相信司法机关，从当时的办案过程来看，也并非没有道理：检察机关在调查案件时，武警部队出示证明，表示没有李金良这个人，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都没有再追查；高速公路公司虽然将站长王欢、李占峰两人调离了原工作岗位，却矢口否认他们在其中有经济利益。所有的过错，都加到了老二时建锋身上，他成了拿着假军牌的诈骗者。

“军牌是假冒的，这个可能性太小了。”律师常伯阳看到了老三与武警部队的合同，马上明白了老三的“坚持”——他坚持认为拿到手的军牌是真的。案子被审成了一个假冒军牌案，过错变得简单，“但是如果这个军牌就是真的呢，那就得牵出背后的利益人”。常伯阳说，合同上明确写着，如果时家的车被扣，时家是可以直接找武警支队的领导解决问题的，并且他们的军牌经过几次检查，都安全放行了。“其实1998年前部队通过资源来盈利，是比较普遍的。后来国家规定部队不能参与经商，这些事情就变得少了，但是不能排除个别部队依旧通过军队资源来盈利。这个案子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当地部队半公开的创收行为。”

现在案件的关键，到了李金良和张新田这个环节，在武警部队的态度依旧不明朗前，老三的前妻段娟一直在奔波，希望能通过调查找到这两个突然消失的人。她查到张新田于去年从部队转业，今年初在案件闹大后与老婆办了离婚，“老三的钱都是打到他老婆账户的”。时家人仍然希望牢牢抓住媒体，害怕关注消失之后，事情的真相永远是团迷雾。时家母亲坐在寒冷的家里，一遍遍地问记者：“你说我家老二出来后，还能娶上媳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