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小松少林小子方世玉:中共史上神秘人物顾顺章：专门杀叛徒 最后成叛徒

中共史上神秘人物顾顺章：专门杀叛徒 最后成叛徒 2010年07月07日 00:49 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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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唯一一张照片 （资料图）

1928年6月4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致信在井冈山的朱德和毛泽东，对朱、毛在井冈山的武装斗争进行指导。信中强调：“你们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议案改造你们的军队……在成份上尽可能的增加工农和贫民的成份，减少流氓的成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在中国，任何一场略有气势的革命，都不可能没有流氓的参与。在某种意义上，流氓是最富有革命性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担心井冈山的流氓过多，但他们在上海滩上闹革命、搞暴动，也不可能拒绝城市流氓的加入。大名鼎鼎的顾顺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顾顺章，1904年生，上海宝山人。早年进入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当工人，不久成为小工头。在工厂期间，顾顺章加入了上海滩上的“清帮”。顾顺章从小好勇斗狠，很快在江湖上脱颖而出。在上海滩上的帮会相争、流氓斗殴中，表现非凡。由于顾顺章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被其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而在搞工运时，顾顺章确实是一把好手。1924年，顾顺章加入中共。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也有突出的表现。由于顾顺章本领高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侍卫。1926年，顾顺章与陈赓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苏联，短期学习“政治保卫”。台湾的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了万亚刚的《国共斗争的见闻》一书。万亚刚1928年19岁时进入国民党“中统”，直到59岁退休，可谓是“中统”的老特务。他的《国共斗争的见闻》一书，是晚年定居美国后写的回忆文章结集，其中有一篇《特务大师顾顺章》。顾顺章被“中统”捕获并叛变时，万亚刚也正在“中统”服务。在《特务大师顾顺章》一文中，这样说到中共之所以派顾顺章等人赴苏联学习“特务业务”：“原来俄共未得政权之前，曾和沙皇政府进行长期的地下斗争。沙皇政府的特务手段也很厉害，列宁亲自领导的核心小组中，就有沙皇政府所派的特务，他们几乎和列宁天天见面，俄共的一举一动，莫不了如指掌，所以俄共的地下组织和活动不断遭受破坏。俄共积累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经验，终于磨练出一套应付办法（秘密工作的制度、技术、纪录等）来。这套办法经过不断发展，到俄共执政之后，就成为‘格伯乌’的传统法宝，顾顺章到苏俄就是要学习这套法宝。”

1917年，俄共执政后，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1922年，则演变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所谓“格伯乌”（后又演变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所谓“克格勃”）。顾顺章等人到苏联，就是去拜“格伯乌”为师。顾顺章在苏联学得如何呢？“中统”老特务万亚刚说：“顾顺章在苏俄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凭他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回来。文的方面：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武的方面：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可说是全能特务，够得上称为大师。在他以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顾顺章之所以能短期内学成一“特务大师”，一来因为“素质”好，有着过人的“聪明机警”，二来因为本来在江湖上就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干了一辈子特务的万亚刚，称顾顺章为后无来者的“特务大师”，也说明顾某身手确实不凡。1927年初，顾顺章“学成归国”。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中共史上神秘人物顾顺章：专门杀叛徒 最后成叛徒  

影视作品《红色摇篮》中的顾顺章（资料图）

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共产党人在全国都成为捕杀的对象。中共活动全面转入地下，中共中央也从武汉迁到上海租界内。中共中央本来设有军委。其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后则成为“托派”的郑超麟回忆说：“‘军委’是秘密的组织系统，不仅对党外的人守秘密，而且对党内的人守秘密。那时中国共产党有三种组织：青年团、党和军委，一重比一重更加严格，认真。……军委同志不编入普通支部，人和工作原则上都不许普通同志知道，……到了上海‘暴动时代’，军委工作特别扩大，周恩来成了其中重要人物。杭州响应北伐军的暴动，是军委的工作之一。顾顺章从杭州回来后也加入军委领导机关，以准备上海的暴动。”（《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12—113页。）周恩来其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军委工作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领导的军委，本来设有特务工作科，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央机关的安全。国共两党势同水火后，特务工作的重要性大大增加。共产党员被捕而叛变者，需要尽快铲除，一为减少损失，二为杀一儆百。被捕而未叛变者，需要采取各种手段营救出来。国民党方面那些对共产党危害特别大者，也需要尽可能让其从人间消失。这样，原附属于军委的特务工作科，就扩充为中央特科，直属中央，实际由周恩来直接指挥。中央特科又附设狙击队，即所谓“红队”。“红队”队员人人身怀绝技，个个百步穿杨。顾顺章从苏联受训回国后，一度到杭州领导暴动。周恩来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和“红队”时，顾顺章的“才智”更有了用武之地：中央特科科长和“红队”队长，都由顾顺章担任。如果说周恩来是中共特工之父，那顾顺章就可以说是仅次于周恩来的第二创始人。因为是工人出身，也因为劳苦功高，在1927年4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顾顺章成为中央委员，在同年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俨然中共要人。担任特科科长和“红队”队长后，顾顺章干得十分出色，国共两方面死于其手者不计其数。

1931年3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在汉口，将张陈二人送走后，大概因为实在难耐技痒，顾顺章居然登台表演魔术。当然，他之所以敢如此弄险，还因为对自己的身手过于自负。顾顺章有着高超的化装术，每次都化装后登台。但千虑一失，结果被此前的中共叛徒认出，于是被捕。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由于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担任特务首脑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并迅速通知了周恩来，也由于周恩来过人的应变能力和组织才华，才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诸要人和整个机关避免了全体覆灭的结局。历史中的偶然性，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如果其时在上海的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博古）、康生、张闻天、陈云、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等一大批中共要角同时被捕，如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整体毁灭，那此后的历史，毫无疑问是要大大改写的。顾顺章本在中共党内专门负责惩治叛徒，他非常清楚叛变意味着什么，而他之所以一被捕就敢于叛变，是因为他自信能借助国民党之力摧毁整个中共中央机关，将周恩来、陈赓们悉数抓获，从而也为自己解除后顾之忧。他本来也的确可以做到这一点，只是由于国民党方面配合不周，才使其未能成功。顾顺章是知道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有中共人员的。在汉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鱼的兴奋，还是将顾顺章被捕并叛变的消息电告南京，而在南京接收这电报的，就是钱壮飞。据说，当顾顺章得知已向南京发报时，跌足长叹：“抓不住周恩来了！”但周恩来再能干，也只能让上海的诸要角躲过此劫。

顾顺章还是让中共遭受重创。毕竟，他知道得太多。许多基层的“交通线”、“联络员”，是他亲手建立和安置的，这些，周恩来不可能都知道，即便都知道，也来不及一一通知。顾顺章叛变后，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就全部被捕杀。也有几个中共要人死于顾顺章之手。其时，恽代英被关押在南京，但化名王作霖，国民党方面并不知其真实身份，而中共方面的营救也有望成功。顾顺章一到南京，立即揭露了真相，于是恽代英立即被处决。其时的中共“一把手”向忠发，也是由于顾顺章深知其习性，才被捕的。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中央决定向忠发去江西“苏区”。但他临行前却不顾周恩来们的告诫，偷偷去与情妇会面并迟迟不归，终于落入顾顺章安排的人之手。如果说顾顺章是本领高强的城市流氓，那向忠发就是一个草包流氓，在中共党内也不过是傀儡。所以，他虽然也像顾顺章那样一被捕即叛变，但对于国民党来说，终无长期利用价值，还是立即把他给杀了。顾顺章还亲自带人到香港，抓获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被捕后，也遭惨杀。

1933年，陈赓赴“苏区”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罗网。只因为陈赓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蒋介石才不得不“放虎归山”。顾顺章在中共党内原本专门负责杀叛徒。他成了叛徒后，中共方面便没有了能杀他的人，最后还是国民党把他杀了。如果顾顺章能将在上海的中共要角一网打尽，那此后的历史当然要大大改写。但即便他未能做到当初想做的，他的叛变，也还是极大地影响了中共的历史，当然也就极大地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的面目。1933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这在中共党史上其实是一件极大的事情。本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途”。也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当毛泽东等人热衷于农民运动，热衷于创建农民军队时，在上海等的中共中央曾忧心忡忡，一再地敲警钟、泼冷水。在顾顺章叛变前，要说把中共中央迁往乡村，那是不可想象的。早期中共人士，后来成为铁杆“托派”的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说：“在那时，无论国际或中共，甚至江西的毛泽东，都不曾想到把工作中心由城市搬向乡村，也没有谁敢主张将党的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身上。既然坚持城市第一与工人领导的路线，那当然要把党的中心工作放在上海。党几乎是集中了最大力量，要建立和扩大上海工人区中的组织。”（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而最终决定把工作中心从城市移往乡村、把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往瑞金，并非是理念有了转变，并非是思想上、原则上向毛泽东屈服，而实在是迫不得己。

到了1932年的时候，中共中央便决定迁往江西，这是因为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了，中共在城市的工作也实在难以开展了。而这与顾顺章的叛变有极大的关系。国民党有了顾顺章来对付上海的中共地下党，中共地下党就真正遇上了克星。顾顺章叛变后，首先那些与顾顺章极为熟稔的人，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例如周恩来，长期直接指挥顾顺章。聪明过人的顾顺章，对周恩来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活动规律、伪装技巧等都了如指掌。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亲自带人对其家人采取了措施，也使得顾顺章对周恩来切齿痛恨，必欲捕周而后快。周恩来地下工作的经验再丰富，在上海滩上再怎样长袖善舞，再怎样适合在城市工作，也不能不离开了。在整个中央机关决定迁往江西前，周恩来便于1931年底来到了江西。周恩来可谓是中共在上海的灵魂。在上海，没有了周恩来的中共中央，也实在难有作为。向忠发被捕杀后，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领军人物王明（陈绍禹）成为中共总书记。这本来是他梦寐以求的。王明1925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即攀附在共产国际内分管中国的米夫，一心要登上中共最高领袖的宝座。米夫与王明朋比为奸，对瞿秋白进行了不择手段的打击迫害。但王明其人，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废物，是那种秀而不实的东西。他虽然做梦都想执掌中共最高权力，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是在如此险恶的情势下得到这权力的。不断有人被捕杀，使王明心惊胆战，不多久，便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于1931年10月跑到苏联去了。

中共中央迁往江西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中央上海局，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李竹声任书记。1934年6月，李竹声被捕后叛变。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盛岳（盛忠亮）接任李竹声成为上海局书记。1934年10月，盛岳被捕后亦叛变，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后移居美国。盛岳是王明的亲信，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更是王明的打手。盛岳在美国写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其中这样说到顾顺章被捕后的王明：“当时中共内部的形势如下：首先，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形势恶化。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中共情报网的头头顾顺章在武汉三镇被捕。……上海的中共秘密机关的接连遭到破坏，使得中共高级成员惊魂不定，垂头丧气。陈绍禹被仓促选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以填补向忠发的空缺。……陈绍禹最初谋求江苏省委领导权，是因为当时担任这一工作还不冒太大危险；但到他真的把这一职务搞到手时，它已成为最危险的工作。所以他完全可以说是生活在经常的恐怖之中。他的突然提升虽然减轻一些他的危险，却绝没有稍减他的恐惧。他就像惊弓之鸟，很少在中央的会议上露面，不敢住旅馆、公寓甚至单独的私人房屋。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搬到上海郊区的一座疗养院去住。他委派康生为他安排此事。另一位中央委员陈云也担任他的副官，因为在顾顺章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在汉口被捕后，陈云就被任命为中共的情报部长。陈云的职务，使他不得不服从陈绍禹的命令。陈绍禹和他漂亮的妻子孟庆树不久就搬进了疗养院。为了安全，陈绍禹要租下整个一层楼。他们要康生、陈云去同疗养院院方商谈此事。康、陈二人力劝，这样做反而只会引起怀疑和危害他们的安全，但陈绍禹不听，坚持按他的话去做。康、陈没法，只好租了一整层楼。中共中央为此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租金。陈氏夫妇搬进疗养院后，足不出户，实际上成了隐士。陈绍禹事无大小，全都交给康生、陈云去办。由于缺少得力领导，中共的工作实际上陷于停顿。陈绍禹夫妇的隐居生活一直延续到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七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机关及一个秘密印刷所被破获，包括罗绮园、杨匏安在内的二十三名宣传部重要人员被捕。陈害怕再留在上海，在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辞去了中央总书记。他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回到了莫斯科，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去延安。”（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252页。）王明辞职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卢福坦短暂地代理过总书记。

1931年9月，也是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秦邦宪（博古）被推到了中共最高领袖的位置上，从此开始了三年零三个月的秦邦宪统治时期。秦邦宪1907年生，1926年冬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成为王明的干将。1930年5月回国。1931年1月，在由米夫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秦邦宪一跃而成为中央委员。1931年底，周恩来去了江西“苏区”，留下24岁、实际工作经验少得可怜的秦邦宪在上海支撑危局。不用说，这是支撑不久的。

1933年1月，秦邦宪与陈云一起，到了江西“中央苏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心脏移植到了乡村，意味着中共从此把工作重心放到了农村。这不但导致了1949年以前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更导致了1949年后以农村改造城市的政略。所以，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是中共党史上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影响或许大于“八七会议”、“遵义会议”等任何一次会议。对此，铁杆“托派”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里评说道：“中共组织之遭大破坏以致最后撤退，一半是由于领导上的盲动与无原则的派系斗争，另一半则因为国民党政府之进一步的相对稳定，同时采用了新的特务制度。因此可以说，这是斯大林（经过王明）与蒋介石的合作，使原应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终于完全遗弃了工人阶级。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异阶级的环境中存在和壮大，直到它胜利之后，以征服者的资格再来与城市的工人阶级相见。一个自命为工人阶级代表的政党，与该阶级根本脱离，靠其他阶级的滋养而成长起来，且终于获得胜利，是否仍旧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我们当然没有必要认同“托派”的理论。我本人也一点都不喜欢“托派”的理论。我以为他们的的确确是那种有着花岗岩般脑袋的“教条主义者”。但是，“以征服者的资格再来与城市的工人阶级相见”这句话，还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这里的实质不是一个阶级以征服者的资格与另一个阶级相见，而是“农村”以征服者的资格与“城市”相见。在中国，“托派”的死敌是王明一派。王明一派的盛岳则从权力斗争的角度“反思”了中共中央的从上海到江西：“中共中央迁往江西，是它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标志着毛泽东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间权力斗争新阶段的开始。从一个角度上看，中共中央迁往瑞金多少削弱了毛在中央苏区的领导地位，使他暂时处于不利地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共中央从中国最大的城市迁往中国内地的偏僻地区意味着不能在工人运动中扎根，因而不得不依靠毛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支持。一般说，武装力量是建立或者推翻一个政权必不可少的主要工具。不直接掌握武装力量，秦邦宪及其派系就无力反对毛泽东日益增长的权力，毛最后打败了他们。”（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257页。）

中央机关迁往瑞金，是中共党史上的大事，更是毛泽东个人政治生涯中的大事。当初，毛泽东的心情应该是很复杂的。可以想见，最初得知这一消息时，本来就善于失眠的毛泽东，一定连续几夜未能成眠。自从开始致力于农民运动，自从开始拉起一支农民武装，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就与中央不大和谐。以王明为首的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踌躇满志地杀回来、执掌了中央大权后，毛泽东与中央的关系就更紧张了。以王明为首的“莫斯科派”，与以毛泽东为首的“井冈山派”，是互相看不起的。王明们认为毛泽东们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毛泽东认为王明们不过是乳臭未干的“教条主义者”，根本不懂中国的实际，也毫无实际经验。而在那时候，王明们可以毫不掩饰对毛泽东们的鄙夷、蔑视，而毛泽东们却不得不把对王明们的厌恶和轻蔑藏在心里。因为王明们背后站着米夫、站着共产国际、站着斯大林，还因为王明们代表着中央。当王明、秦邦宪们在上海时，毕竟还天高皇帝远，在江西“苏区”，总还由毛泽东说了算。来自上海的指示，远在江西的毛泽东，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装聋作哑的。例如，1928年，上海的中央指示毛泽东们要“减少流氓的成份”，就丝毫不起作用。当中央隐蔽在十里洋场时，毛泽东对中央采取的策略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但现在不行了。现在人家放弃了上海，放弃了城市，到“苏区”来当家作主了。这意味着在自己亲手开创的“苏区”里，自己要靠边站了，要把辛辛苦苦打下来的这点儿“江山”拱手让给那些无尺寸之功的黄口小儿了，毛泽东岂能甘心。

1933年1月，秦邦宪以中共最高领袖的身份到达“中央苏区”时，是26岁，而毛泽东已40岁。秦邦宪的全部资本，是在莫斯科吃过几年面包，而毛泽东则在中国的城市与乡村摸爬滚打了十几年。饶是如此，还是秦邦宪们一来，就把毛泽东边缘化，毛泽东心里有着怎样的委屈，那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央机关迁到“苏区”，又未必没有令毛泽东高兴之处。毫无疑问，毛泽东也是认为中共的最高权力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在此之前，他不屑于在亭子间里与人争夺最高权力，并不意味着他对最高权力不感兴趣，只不过他清楚地看到，亭子间里的最高权力，最终不过是无本之木，是沙上的建筑。当一个顾顺章的叛变就导致中央机关的崩溃时，就让毛泽东更清楚地看到了亭子间里的内哄有多么可笑。毛泽东觉得自己应该掌握最高权力，但又不愿意在亭子间里夺取这最高权力，而在远离中枢的偏僻乡村，也无由取得这最高权力。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一直是一个难题。现在，最高权力从亭子间移到了自己的地盘上。虽然这最高权力暂时还不属于自己，虽然这最高权力一时间还要成为压迫自己的力量，但它毕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了。它虽然并非唾手可得，但毕竟伸手可及了。这使得毛泽东可以把夺取最高权力的想望付诸实践了。秦邦宪们来到江西，本来就有两种意味。它既是来主宰毛泽东们，又是来投靠毛泽东们；他既是来剥夺和削弱毛泽东的权力，又是将最高权力“送货上门”。——果然，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宣告了秦邦宪统治时期的结束，也宣告了“莫斯科派”的永久失势。尽管要到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才意味着毛泽东彻底击溃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但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就基本掌握了最高权力。

让我们回到顾顺章。丁玲在《魍魅世界》中回忆说，1933年她在上海被捕后到了南京，与顾顺章住得很近，顾顺章曾以“王先生”的名义与其有接触。顾顺章先是托看守给丁玲送礼物，后又屡次登门拜访。“时间过得真快，我度日如年，一天一天捱着，不觉暑热已退，到了九月上旬。记不清是哪一天，大约就在我起床不久的时候，……一会，看守领进来一个人。这人五短身材、身板结实、动作伶俐，两个圆圆眼睛，很有点神采。他没有架子，非常随便的，好像常来常往的熟人那样说道：‘许久以来都想来看看你们，直到今天才有空。啊！真住了不短时间了。我想你们一定觉得太闷。’他看见我不知如何回话的样子，便自我介绍道：‘我现在的处境同你差不多，表面上我能去街上走走，实际也是不自由的。今天我来看你，别无他意。只是想来为你解解闷，你放心好了。’……后来还是看守告诉我们，我怎能不为之大吃一惊呢？原来他就是顾顺章。”

顾顺章来看丁玲，无疑是受命而为，目的是劝降。而顾顺章说他的处境也不自由，却又并非假话。顾顺章投身“中统”后，一定也是在严密监控下为“党国”效命的。像他这样一个经历如此复杂、身手如此不凡、在中共党内曾如此受重用的人物，国民党方面当然不会对他真正信任，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徐恩曾们的掌握之中。丁玲说：“顾顺章果然接着又来了，他对我的冷淡，好像毫无感觉似的，好像他只是来这里找一个老朋友聊天，讲他过去开古玩店做生意的事，讲他带魔术团四处跑码头表演的事。开古玩店的确是一个比较容易隐蔽的行业，谁会料到那些来买卖字画陶罐的人竟是共产党员呢？玩魔术也是一样。玩魔术、变戏法在旧社会，一般都认为是走江湖混饭吃的，那里会联想到革命和共产党呢？顾顺章又来过，每次都摆出同我们是老邻居，像串门的样子，在我面前玩魔术，拿几个乒乓球玩，一个变两个、变三个、变四个、变五个……又拿几块红绿绸子，红变绿、绿变红、有变无、无变有。也玩香烟，点燃的香烟可以吞下去，也可以再吐出来。他常来，不管你理不理他，不管你的态度多么冷淡，他好像不懂这些，不在乎这些；他来了就讲一点社会新闻，他对社会人情讲得头头是道。他讲生意，讲买卖，显得精明；他玩魔术，手法干净。他也讲他的历史，掩饰自己，说他并没有出卖共产党。说党对他发生了一场无可挽回的误会。他装出一种不怨天，不尤人的样子。他还讲他的将来，说将来要退出政治舞台，到农村去，兴办农场、讲求实业，可以由小到大。我只暗示他，我是不相信他的。我看得出来，他也在观察我。有一天，他在外边厅里催眠一个看守。我不懂催眠术，但那个看守的确被催眠过去了，他完全依从他，听他的命令，做他平日所不能做的，一个普通人所不能做的事。随后这个看守有整整三天疲倦得不能动弹，一点也不知道他被催眠过去后所讲的话和所做过的事。这种情景是令人心惊的。……”丁玲：《魍魅世界·顾顺章的出现》。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中共党内发生的一系列剧变，虽然不能说完全是由顾顺章的被捕叛变导致的，但与顾顺章的被捕叛变无疑有着极重大的关系。对于中共来说，这实在是一次极强烈的地震。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顾顺章的叛变，是震动中共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乃亦采取残酷手段来泄愤，顾顺章在上海的全家被中共的行动人员暗杀了。”（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93—94页。）

 

有趣的是，1931年12月1日，还从江西瑞金发出了对顾顺章的“通缉令”。这份题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的“通缉令”，由“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通缉令”历数顾顺章的种种“罪行”后，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家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这样的通缉令，在中共党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但顾顺章还是死于“中统”之手。万亚刚在《特务大师顾顺章》一文中说，顾顺章其人，执行任务时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像毫无感情的机器人。但平时与人相处，却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意与之亲近。

20世纪50年代，香港出版的《徐恩曾回忆录》中，也说顾顺章“说话很风趣，处世经验丰富老到，很富人情味，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于亲近。”见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特务大师顾顺章》。顾顺章叛变后，当然为“中统”立下了大功。“中统”虽然暗中对他严密监控，但表面上是待之如上宾的，有所要求无不满足。但这种好景并不长，1933年春季之前，顾顺章便被“中统”杀掉了。个中原因，《徐恩曾回忆录》是这样解释的：“我所遗憾的是这位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一九三五年春（引按：这时间是错误的），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不安分的本性，我虽尽量优待他，日子一久，他仍感到不耐，要找政治上的出路。在我们这边找不到，又去和共党勾结，向共党提供我内部人事和业务报告。后又发觉他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往江西苏区的准备，我只好对他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的共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十五、六起，顾顺章是惟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里的一个。”（见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特务大师顾顺章》。）按徐恩曾的说法，顾顺章是又与共产党暗通款曲，才被“中统”杀掉的。万亚刚则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系统中一桩“应予平反”的“冤假错案”。在《特务大师顾顺章》中，万亚刚说：“到底顾顺章何以致死？有道是‘不遭人忌是庸才’，正因为他不是庸才，而且锋头太健，所以就招来杀身之祸了。”这样说还太简单。

顾顺章是“中统”钓到的一条大鱼。通过顾顺章，“中统”捕获众多中共地下党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共产党内的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中共地下组织遭受重创，甚至迫使中共中央迁往江西。但顾顺章所知共产党的机密再多，也是有限的。当他叛变之后，这就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几年之后，顾顺章身上的这方面资源便耗尽。而顾顺章又是一个不可能让国民党对其彻底信任、真正放心之人，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能对国民党造成重大伤害。豢养顾顺章，始终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弄不好就成了养虎遗患。对他的监控，当然也是颇费周章的。当顾顺章身上的共党机密这种资源还没有榨尽时，“中统”当然不畏风险、不计代价地豢养他。一旦他身上这种特殊的资源耗尽，徐恩曾们就要考虑风险和成本了。当他们觉得风险和成本大于收益时，便会把他除掉。

1938年11月28日，住在苏联克拉奇克疗养院的瞿秋白遗孀杨之华，以杜宁的笔名写了《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一文。杨之华曾与顾顺章同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对顾顺章比较熟悉。这篇文章介绍了顾顺章的特征、强调了顾顺章叛变的“危害”，文章主旨则是反思这一事件的“教训”。杨之华介绍了顾顺章的这样几种“特点”：一、“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二、“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三、“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四、“生活浪漫”。文章中还说了这样两件事。一是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特科在顾妻室内搜出了“顾顺章亲手写给蒋介石的一封未发出的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第三党、取消派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

另一件事，是顾顺章“生活的腐化”，“吸鸦片”、“玩妓女”，还“打老婆”。这几件事其实是连在一起的。顾顺章虽然加入了中共，并成为党内要人，但本质上是一个毫无政治信念的流氓。他的加入中共，不过是一种投机、一种赌博。他平日之所以不看文件，是因为他对文件本无兴趣；他开会之所以不发言，是因为他对各种政治问题本无话可说。杨之华认为，从他妻子室内搜出的那封信，说明“他的叛党动机不在被捕之后，而在被捕之前。但此信尚未寄出，料他经过了一个动摇的时期。”而我以为，顾顺章在加入中共的第一天，就做好了一旦被捕即叛变的准备。加入中共不过是一个流氓在赌一把。为“主义”而抛头颅洒热血的想法，一丝一毫也不曾有过，因为他本不知道“主义”为何物。而那封写给蒋介石的信，是给自己留的后路之一，一旦被捕，此信可证明自己早有异心，可得到国民党方面更快更大的信任。杨之华的“反思”之一，是党组织对顾顺章生活的“腐化”和“堕落”没有及时警觉：“然而从他的生活上可以知道，他的叛变不是偶然的。而我们的于他不好的倾向——叛变的预兆，没有加以及时的警惕。”其实，对于顾顺章这样的人来说，生活上的“腐化”和“堕落”，是不可被劝阻、不可被改变的。吸鸦片、玩妓女、灯红酒绿、金迷纸醉，是作为流氓的顾顺章的生活意义所在，他活着就是为了这些；他的投身中共，也不过是为了有一天能最大限度的满足一己私欲。在那时，如果以组织的名义，禁止他吸鸦片、玩妓女，禁止他生活上的“腐化”和“堕落”，他恐怕立即与中共“拜拜”，回到他的帮会中去，回到他的“江湖”上去。

当时的有关人士，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没有对顾顺章的个人生活加以干涉，因为他能干、太有用。杨之华说：“像顾顺章……虽然他在过去执行党的决定很勇敢，但他所以勇敢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就没有加以研究。他没有了解主义和政策，他的一切工作是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上海一般的流氓无产阶级，好勇是实在的，但是他正因为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不能为保护自己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到底，甚至做了阶级的叛徒。顾顺章便是上海流氓无产阶级的典型。”指出顾顺章的勇敢并非出于政治信念，而是一个流氓和赌徒的血气之勇，无疑是中肯的。杨之华的文章以这样的一段话结束：对于工人干部的教育工作，非常重要。特别对于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可以说过去对于顾顺章的教育工作，做得极少，甚至可说没有做。他入党直到出走，没有改变他丝毫的习性，如果我们对于他抓紧政治教育，特别在实际工作的政治教育，我不相信经过长期的党的生活之后不能改变他的性格。这个教训对于党有极大的意义。如果我们好好教育他，不但有可能去改变他，而经过他可以改变在他周围的工人群众，因为在上海像他一类的工人成份——流氓无产阶级成份占有相当的地位。

杨之华在1938年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做出这种反思，应该说是用心良苦的。如果说，对“工人干部”、特别是“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的教育是一个重大问题，那对“农民干部”，特别是“有流氓性的农民干部”的教育，就更是不可忽视的大问题了，因为后者比前者多得多。但我们知道，杨之华的担忧和提醒并没有引起重视。在此后的各个时期，都是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当作极其重大的事情来抓；都是反复强调工人农民尽管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灵魂是干净的、道德是高尚的，因而都是知识分子的楷模。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后的头等大事，就是向身边的工人农民看齐，就是让自己全身心地工农化。

铁杆“托派”王凡西则从一个“托派”的角度对顾顺章事件进行了“反思”：“顾顺章……他那时主持着中央的特务。这个人流氓气重极，思想谈不到，虽然工人出身，为人机警异常；但领导革命特工终究不能靠这种人，他后来的叛变与作恶，我认为赏识他与提拔他的人也不能没有责任的。任何革命中不能没有此种人参加，拒绝流氓无产阶级的归附便不能做成群众性的起义，但如何分别他们的正反面作用（认清他们那种远远超过正作用的反作用），马克思和列宁都已经充分教育过我们了。中共的领袖们不接受这个教训，以致在长年的革命工作中，吃过流氓无数次的亏，顾顺章不过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罢了。”（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110页。）我们仍然没有必要全盘认同一个“托派”的观点，但这番话却足以启发我们对流氓与革命这一问题的思考。其实，对于顾顺章事件，还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反思：本质上是流氓的顾顺章，如果没有被捕并且在1949年后成为元勋、成为功臣，掌大权、居高位，他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他会给国家、给人民带来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