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派2017校园招聘官网:我是如何走出神经症1

作者：许世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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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现代社会与人... 2
1.几场战斗的描述... 5
2.产生自卑感... 6
3.生存焦虑... 7
4.高中岁月... 9
5.大学四年... 10
6.游走在地狱与天堂... 12
7.走近精神分析... 13
8.生存，一个必须解答的难题... 16
9.探究荣誉... 17
10.南辕北辙... 19
11.迷途知返... 20
12.为者败之... 22
13.穷则变之... 25
14.感受无助与孤独... 28
15.你有什么问题？它来自哪里？... 29
16.生命的重建... 32
17.理智控制，非此即彼... 36
18.解脱之道——金刚经的智慧... 37
19.人际交往中的恐惧不安... 42
20.感受人生荒谬，反抗荒谬人生... 46
21.生命的复苏... 52
22.成为真实的自我... 59
23.目标与自卑、焦虑、自疑... 65
24.重定向：反复，挣扎，继续成长(上) 69
25.重定向：反复，挣扎，继续成长(下) 74
26.放下执着... 89
自我分析：成为咨询师是我成长的必然... 103
我的咨询观及其形成过程... 106
参考书目... 117
现代社会与人
我们大多数人熟悉、并且只熟悉一种生活模式，那就是争取在世界上出人头地、功成名就，挣比满足基本生存多得多的钱，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这个自称文明的现代社会。可是，现代社会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呢？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现代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经济丛林的法则是至高无上的。在现代生活中，人们始终处于无休止的竞争之中，很少有人能例外。求生的任务意味着人必须劳动，他首先必须获取生存下来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食物和居住条件，生存的重要性已成了这场竞赛中的头等大事。当个人相信他是在为自身的利益而行动时，实际上他已经被市场和经济的无形法律所主宰。为了生存，他被驱使着劳动，去从事他深感乏味和无聊的工作。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工作的意义在于获得金钱，除此以外工作别无意义。
现代社会是一个异化的社会，市场决定人的价值就如同决定商品的价值一样。我们活着的每个人都需要一种自我价值感，需要感到有尊严，但现代人的自我价值感并不来自于作为一个富有爱心和思想的个体的活动，而是来自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使他确信自己价值的不是他本身，而是他取得的(或者他认为自己能取得的)成功——权力、财富及声望。成功对于现代人之所以如此重要，其原因就在于这种“成功”成了他自我评价的依托，决定了一个人是保持住对自己的评价还是跌入自卑的深渊。
现代社会是一个焦虑的社会，其中满是疑虑重重无安全感的个体。人们有表面上的友好和温情，其下却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与冷漠，以及大量的难以捉摸的怀疑与敌意，多数人都感到孤立、无助和恐惧。如果这些焦虑一直存在，那么谁都无法长期忍受，他必须找到方法抵挡它们。现代人之所以渴求渴求财富、声望及权力，也在于它可以作为对焦虑的很好的防御，缓和不安全感。这类解决方法的格言是：如果我有权力、地位，就不会有人来伤害我。
除了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还有另外一种缓和焦虑的方法：按照他人的期望行动，与他人保持一致，赢得他人的认可。一样的空虚，一样的焦虑，一样的渴望得到承认，这是现代人的通病。这类解决方法的格言是：如果我讨你喜欢，你就不会伤害我。
另外一种同样普遍的解决方法是：普遍的提防和退缩。焦虑的个体总是沉溺于对未来的猜想和预测之中，并且他预见的主要是灾祸，而不是吉祥。他总是未雨绸缪，因为他生怕发生不测，怕被突发情况搞个措手不及，怕被搞个冷不防。通常他还会限制自己的活动，把自己局限在自感能控制的环境内，在困难面前畏缩退却，在安全的避风港内躲避失败与危险。这类解决方法的格言是：如果我事先防止、躲开，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弗洛伊德指出，性格形成于人的童年。新精神分析学派人士(如荷妮、沙利文、弗洛姆)根据自身观察的直接经验，修正了他的生物决定论观点，认为人的性格主要是由人童年时的生活环境塑造而成。儿童很少与社会发生接触，他会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吗？童年时的个体是如何受到社会的影响的呢？答案是：家庭——家庭是社会的代理。
家庭是社会的代理，父母是生活的代表。父母承载着社会的价值观，用(他们感受到的)世界的法则要求孩子，塑造孩子的性格向社会需要的方向上发展，训练他向有利于生存竞争的方向上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焦虑的父母培养出焦虑的孩子。
由于儿童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他的生存完全取决于父母的认可，他不得不揣测、顺从父母的期望和标准。焦虑阻止儿童以其自发的真正情感与他人——首先是父母——打交道，并迫使他们寻求策略对付他人，赢得他人的认可，避免危险。当安全变成了最重要的事情时，他最内在的情感和思想就不得不退居末位、沉寂下来，从而变得不那么清楚了。实际上，他开始戴上面具，压抑自己，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一个个角色，而这些角色渐渐地就取代了真实的他自己。这种他与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的疏离是决定性的，直到某一天他发现他再不能理解他自己，也不能确定自己，再不知道“他”是谁——一句话，他丧失了“自我”！
父母是生活的代表，家庭是儿童生活的全部世界，儿童在家庭里经验的一切，决定了他对世界和对自身的看法。父母给他的印象，会变成他对世界的印象；父母对他的态度和评价，会变成他对自己的态度和评价。如果父母严厉苛刻，凡事以惩罚为手段，他就不会相信有人充满爱心、宽大为怀；如果父母常常不守信诺，他就会觉得所有人都不可信任；如果父母总是批评他、否定他，他就会真的认为自己是无能的、一无是处，即便事实上他极富才华……所有这些经历，还会使他深深地认为自己不够好、不可爱，不会有人喜欢他，除非他取得最终的成功或完美，否则他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所有这些看法，引导着他的行动。
如果儿童没能形成一种安全感，一种“我们”这样的同在感，却有了深深的不安全感和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卡伦.荷妮称之为基本焦虑)，那么他的生活就会被这些恐惧所支配，为减轻恐惧作种种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努力。人们为减轻焦虑而形成的防御策略往往是受无意识驱使的，而他们很少能认识到这些无意识的驱动力量。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所有需要可以分为5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前4种需属于基本需要，直接关系到个体的保存，如得不到满足，个体就会生病或衰弱。现代社会中，大部分人一生都在竭力寻求这些需要的满足。在我看来，主要是追求安全感和自我价值感，归属和爱的需要主要服从于安全感的满足，部分地服从于自我价值感的满足。
如果个体有幸能获得一定的财富或权力，他便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安全感和自我价值感，不至于过分地受焦虑不安和自卑感的折磨。如果一开始他的自卑和焦虑就较为严重，如果他不具备我们这个社会所需的追求财富和权力的能力，他就不得不为获得安全感和价值感而苦苦挣扎。如果焦虑和自卑严重到他难以忍受，他会开始设想自己能够取得、应该取得什么样的成功，并以此来衡量自己的价值。他会异常珍视这个意味着拯救的幻象，排除万难去追求它。通过这样的方式，他注定要不断地面临矛盾、痛苦与困惑。只要他争取成功的需要至为必要，不能加以触动，他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是这个世界错了。他会感到他有权(应该能够)得到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一切——仿佛他能超越生活和自然的必然性与法则，将外在因素归结为失败的原因。
当他不接受自己的现在，他把希望寄托于将来，对未来成功所怀有的希望越来越成为他生活的唯一目的。当所有努力一一宣告失败，当所有希望最终化为泡影，他最终会陷入深深的沮丧与无望。他感到不管怎样努力都是徒劳的，最好是不要去愿望或期待什么，以免遭受新的痛苦。生活是一种如此永久的负担以致于他不再觉得它是负担，也不再抱怨，但他的精神却永远处于低潮。或者他可以用很哲理的话来说，生活本质上是一场悲剧，只有傻瓜才会对人类不可改变的命运自欺欺人。
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形，即父母都比较软弱，家庭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不能给还很稚弱的儿童适当的保护，儿童不得不过早地进入生存竞争——儿童之间的争斗、势利的亲戚或邻人的冷遇，让他直接感受到社会的冷漠与敌意，再加上笼罩着家庭的卑微感的影响，他也逐渐被这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观所奴役，努力追求外在成功，以平复受了伤的自尊并对那些势利的人做出精神上的反击。在追求成功的路上，他也可能会一再遇到挫折与失败，并最终放弃一切希望。
那些表现出明显症状的所谓神经症患者，更多地是为不安全感所苦。不安全感与神经症的产生有密切的关系，代偿性地过分追求安全感，可以解释多种多样的神经症行为。不安全感是所有神经症的共同人格基础：当出现不安全感却找不到恐惧对象的时候，表现为焦虑症；当它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紧张恐惧和逃避的时候，轻则是社交焦虑，重则是社交恐怖症；当对自身的健康状况极度没有把握的时候，就表现为疑病症；在感到极端不安全并通过各种方法进行控制而失败后仍未放弃时，就表现为强迫症……
任何蒙受强烈恐惧的人必然诉诸于摆脱恐惧的手段，他必然尝试以各种手段去解决它。他不顾一切地试图防止恐惧，却越来越疏远自我、疏远他人，而自我则是个人真正安全的基础。神经症是一个靠自身动力而发展的过程，以其无情逻辑逐渐笼罩当事人的全部人格，它的动力中心就是恐惧和防御。可以说，焦虑的个体从维护自己的保全出发，结果却导向了自我的毁灭！
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开始生活以前就死去了，这是一个悲剧！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我们没有机会体验世界的温暖与安全，没有机会感受自己的价值与美好，没有机会形成真正的自信，不得不外求成功和保障来维系自己的保存。
任何一个瘾君子，只要还有能力，他首先想的都是如何弄到毒品，而不是去戒毒，更何况我们这些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身染“毒瘾”的人呢？我们总是独自摸索解决方法，而不去寻求适当的帮助，一方面是出于习惯和对心理咨询的怀疑，另一方面则是我们害怕正视自己的困难。
弗洛伊德发现，许多心理疾病的重要原因是畏惧认清自己——自己的情绪、冲动、记忆、能力、潜能以及自己的命运；我们发现，畏惧了解自己与畏惧外部世界通常是极为同型和平行的。也就是说，内部问题与外部问题倾向于极端类似。一般来说，我们活着的每个人都需要一种价值感(尊严)。我们对于任何可能引起我们藐视自己、使我们感到自己低下、软弱、无价值、邪恶、羞愧的认识，都有惧怕的倾向。我们害怕认识到自己“不正常”，因为我们习惯于否认缺点，以免自我谴责。我们宁愿对它视而不见，维持一种“一切正常”的幻想，宁愿自己的困难得不到真正的解决。
然而，个人最大力量的基础在于人格最大限度地整合，在于最大程度地认清自己。从德尔斐的神谕“人啊，认识你自己 ”，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疗法，心理学的作用都是发现自我、理解个人，帮助个人找到让他自由的真理，帮助他找到在世界里的定位。分析虽然会暂时打破他的平衡，却会帮助他建立新的根基稳固的平衡。换言之，只有当我们愿意承受威胁、恐惧时，我们才有希望成为自己的主人；只有当我们直面自己的冲突时，我们才有机会达到真正的统一！
上述文字引用了多本精神分析经典著，结合我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写成。我从小一直受父亲严厉而否定的教育，初中毕业之后开始深受焦虑和自卑之苦。高一一次成绩滑坡后开始格外重视分数，考试时也变得提心吊胆，生怕出错。高三第一次月考后成绩很不理想，我怀疑是不是学习方法上有问题，开始探究学习方法，从此各种各样的问题便不断地纠缠着我，一发而不可收拾。
高三后半段，我经常这样让自己鼓起希望：我的中学这么差，能考上同样的大学说明我比别人聪明，我在大学里学习肯定会比别人好。进了大学，我却越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因果溯源，我最后“认识到”，原来我是被这些问题阻碍了！如果我解决掉这些问题，以我的“聪明才智”，我肯定会无所不能！于是我将更多的精力用于解决这些“问题”！随着进一步的穷思极虑，我头脑也更加混沌起来。01年5月初，偶然看了央视一个关于心理健康的社会调查后，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可能也出在心理上，就到华西就医，医生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
经过３年的药物治疗，情况有所好转，但并没有根本性的转变。04年硕士毕业后到北京工作，阅读了大量的心理学书籍和文章，经过几年艰苦的自我分析，才终于走出了童年的阴影。07年开始整理和发表我的成长历程，分享我成长过程中内心深处的感悟和体验，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认可和共鸣。这些共鸣印证了罗杰斯的一个观点：最个人化的东西就是最普遍的东西，我们每个人身上最个人化的、独一无二的东西如果得到了分享或表达，就可能深入他人的内心世界。有人留言这样说：“在这个世界上，我的世界与外面的世界是分开的，是孤独的。几乎是无法融入的，这么久来我第一次听到来自外面世界的声音。再没有比这能给我希望和勇气的了。我突然发现这世界居然有这么相似的两个人，看到这些我忍不住哭了，从来没有什么能引起我感情上如此的共鸣。那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哭泣，但不痛苦的哭泣。我要感谢楼主。谢。”他的感受很好地回应了罗杰斯的一个比喻：“来访者如同一个在黑洞里走了很久的人，不断地扣着石壁，问道：‘外面有人吗？’最后他终于听到了，外面有人说：‘我在这！’”
我相信有还有更多的人需要我的成长经验，也相信我的经验能够作为他们解决自身问题、成长成熟的引领和参照，因为我投身于自我成长的河流，体验了在奋力克服重重困扰、成长成熟这一过程中的迷惑、痛苦、无助，以及收获、喜悦、满足，经历了一个心理问题严重的人在治疗疾病、成为真实自我的道路上变化和成长的全过程，而本书就是这个过程的记录，以及对我为何会深陷困境的分析。本书在已发表博文的基础上，补充了较多内容，并在最后增加了一篇总结性的《神经症的根源、表现与解决》。希望给深陷心理困扰的人以帮助，也相信能给他们以帮助，这是我出版本书的首要原因。
几场战斗的描述
父母是孩子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必然与之进行的是第一次反抗，这是他以后所有斗争的模式。人是怎样通过第一场战斗的，已经昭示着未来。
我记忆中的第一场战斗，大约发生在我六、七岁的时候。记得一天下午放学回家，父亲命令我在堂屋跪下(已经不记得当时是怎样的心情，是否对这没来由的屈辱做过一点抵抗)，然后我就跪了下来。父亲让我交代这两天我做过什么坏事，我断然否认，我怎么能不维护自己毫无疑义的无辜？否认被视为对“罪行”的掩盖，招致到严厉的棍棒惩戒。我并不知道这“罪行”所指者何，自然无法交代什么，这当然被视为冥顽不灵，需要更多的启发。最后，在他棍棒与言语的启发下，我终于明白我犯了什么罪：我偷了家里5毛钱。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家里昨天丢了5毛钱，而今天他在小卖部的老板获悉我用5毛钱买了零食，于是我就被认为偷了这5毛钱。我仍然挣扎着要维护自己的清白，但我维护自己尊严的决心，终究不敌他惩治犯罪的正义感，在爷爷奶奶一旁的劝诱下，在无望胜利的前景中，我屈服于这场显然不公正的审判：他既是法官，又是原告，而我只是被审判者。审判并不是为了定罪，更不是为了求得公道，我是一开始就被定为有罪的，审判只是为了让我认罪伏法！这样的审判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求得公道，而是为了(从精神上)消灭被告。”
无疑，这是一场“成功的审判”，它彻底摧毁了我身上残存的自我肯定、自我维护的意志和能力，在之后的十多年里我都只有服服帖帖的份。在人生的第一场战斗中，我被宣判、被打败、被遗弃了，伤痕累累。
这场明显屈辱的审判却没有给我留下屈辱的记忆(也许对一个天真的孩子来说，“屈辱”尚属一种不能理解的情绪)，让我深深体验到屈辱为何物的是另一次伤害。
大概是初二的秋冬时节，我嘻嘻哈哈的在家玩耍，这是他一向看不惯的。当时他正读初中的作文辅导，里面有一篇关于狐狸为了捕获鸭子长时间潜伏在冰面上的文章，他以此教育我要向狐狸学习，学习要有目标、有耐心。也许是我的“顶嘴”触动了他的怒火，他命令站在堂屋的门外朗读这篇文章。我记得当时正是阴雨天气，但他的脸色却比阴沉的天色还要可怕。我明显看得出，他咬牙切齿地克制着怒火，似乎恨不得暴打我一顿才解气。我站在外面，呜咽着诵读，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母亲留下的记忆，也没有太多令人欣慰之处。记得初中毕业前几天，出于让我高兴的目的，她跟我说等我考试回来给我煮玉米吃，对我来说这也的确是值得欣喜的期待。问题在于等我考完回家，玉米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吃的程度，我嘟嘟啷啷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之情，一半是出于怄气，一半是出于撒娇。已不记得她当时说了什么，反正马上就使我噤若寒蝉了。
我之所以对她也这样的驯服，是因她跟父亲一样令我恐惧，虽然程度并不那么严重，之前记忆中有两次被她赶到床下的经历留下了深深的伤害，恐惧就其中的后果之一。一次是夏天，当时家里来了客人，我和她和姐姐三个人睡。大致情形是她对我的什么看法先反对后赞同(或者略表歉意)，我的回应好像是“本来就是！”我这种“不知感激”的态度刺伤了她的自尊，她命令我“滚下去”。如果我好言相求，或许还有挽回的余地，但我选择了不哀求。深感伤害的我到客人房间的门前饮泣，然后被他们“收留”。另一次已不记得时间，只仿佛记得她对我说“滚到灶前面去睡”，我出于赌气就去了，一夜就睡在那里，第二天被奶奶笑话“蜷得就像条狗”。是的，活得就像条狗——活着，但没有温暖，没有尊严——就是我童年的真实感受。
产生自卑感
伴随我二十余年的自卑感，并非是我天生就有的，确切地说它是我父亲教育我的结果。在每一件小事上，他都用他的榜样及他的教育使我相信我是无能的。在养成思考的习惯之前、在有能力坚持自己的评判之前，我全盘接受并内化了他对我的评判。
怀着对我的殷切期待，他积极地要教我各种技能，比如说在农活上。可问题在于，似乎我每次得到的评价都是“这么简单你都不会？！看我来！”难道真的是我太笨了？那我也不值得他对我高度期盼呀！何况对我的这种期待，他自己后来也说是在发现我聪明后才从姐姐身上转移过来的。在他看来，他要求我的，都是些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可以办得到的事，连“这么简单都不会”当然就成了我莫大的耻辱了。无疑，在他看来，事情的确是太简单了；对他来说，事情总是简单不过的。可问题在于，他在用成年人的标准在衡量孩童；就算这些事对某些孩童很容易，其间也还有个体差异的问题，这是他无从虑及的！
在他看来，事情总是简单不过的，只要肯努力，就没有办不到的事。仿佛我没有达到他的要求，都是我的过错，是我没有努力。他对我都有些什么要求呢？他拿我跟周围的孩子做比较！不是跟某一个孩子比，而是拿周围所有孩子的优点跟我一个人比：谁谁谁胆大啦，谁谁谁动手能力强啦，谁谁谁力量大啦...，要我集万千优点于一身。多么的病态阿！谁能在各方面都胜过其他人？！这是理所当然可以办得到的吗？！不止如此，别人没有的他也希望我有：作文、珠算、书法...，他希望我十全十美，但我这些方面都从来没有让他满意过。
无论我干什么，他都否定，这已成了意料之中的事，仿佛我身上就没有任何优点，仿佛我从来就没有令他感到满意过。从根本意义上讲，他确实没有真正对我满意过。在他看来，我身上总是有太多不足之处，这是他关注的焦点，是他的兴趣所在。虽然我也有某些优点——比如说我的学习、我的勤劳，但他总是视而不见，仿佛这根本就不存在一样。从小到大，我硬是没有从他那里得到过一句肯定(后来，在我的诘问下，他说那是因为怕我骄傲)。
事情还不仅仅是具体事情的否定那么简单，赤裸裸的羞辱也是不胜枚举的，这样的场景在饭桌上就曾多次发生。通常情况是他对我一通数落，然后我躲到一个房间悲切地自伤自怜——从那次审判之后，我们之间在无所谓真正的战斗，我只有无条件投降的份。对于这些羞辱对我造成的伤害，他是从来都看不到的。
他对我的评价都是负面的，除了损害我的自信心，同样也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和自我价值感。在以后多年的生活中，父亲的声音一直潜藏在我的内心深处，他对我说：就你现在的样子，你是不够的；除非你得到某些东西，否则你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你现在的样子永远不会被接受，只有你还有缺点，你就不会被接受——我相信这是大多数人追求外在成功的根本驱动力之一。伤害我自尊的还有他对我一再的压制，在经过几次徒劳的反抗之后，我完全放弃了反抗——因为反抗只会招致更严厉的打击。
就这样，我在他面前丧失了自信和自尊，换来的则是一种漫无边际的负罪感和低劣感。每次他要教我什么，我都会因害怕再被谴责而战战兢兢，这自然阻碍了我对新事物的学习。你怎么可能指望一个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孩子能发挥自己的能力？至于我的怯懦、我在学习新事物上的无能跟他的教育有没有什么关系，他是从来没有想过的。
这里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被谴责、被羞辱真的是我罪有应得吗？如果一个人确实天资愚钝、一无所长，那他就活该被谴责、被羞辱吗？难道他就没有权利得到一点点的温暖、一点点的尊重与鼓励吗？
记得初中的时候，有次看人修自行车，我很羡慕地想：“他真厉害，居然会修自行车！”这件现在觉得那么可笑的事却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我多年来的心态：根本就不相信自己能做没做过的事，很容易就被“我不能”的感觉所压倒；总是拿别人的长处来比自己的缺点，在每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上都觉得别人比自己强！这就是根深蒂固的自卑！
生存焦虑
在《致父亲》中，弗兰兹·卡夫卡写道：从我能思考之日起，我就为维护自己精神上的生存而忧心忡忡，以至于我对其它的一切都感到淡漠了。书中他以洋洋数万言回顾了父亲的高压统治对自己的伤害，以及这些伤害在他的生命中造成的后果。对于偶有的例外他描述说：“这当然很罕见，可是却令人神往”。“您脸上也会绽出一丝特别的美，露出极其难得见到的恬静、满意、嘉许的笑容来。谁受您这一笑，都会陶醉的。我回忆不起来，我在童年是否很明显受到过这种微笑的眷顾……”
与卡夫卡相比，我幸运得多，我还不至于“对其它一切都感到淡漠”，甚至还受到过父亲满意、嘉许的笑容的眷顾，只是我并没有感到陶醉。准确地说，受了那一笑，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初一的一天晚上，家里正在做晚饭，我跟父亲说起数学老师，说老师认为你解题的方法越简单，说明你聪明。父亲听完哈哈一笑，满是赞许之意。我紧绷的神经顿时放松了下来，身心也顿感舒展了许多。这种感觉当时还是朦朦胧胧的，直到多年后才又被模模糊糊地意识到。
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我在儿时没有梦——从来没有想过将来要干什么。现在想来，一定是因为父亲一再的否定与打击，我的自信心和进取精神完全瘫痪了，对什么都感到无能为力。无意识地，对于任何陌生的领域，我都尽可能地回避。等到初中毕业，“将来”这个词无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意识，从此我便被无边的忧虑和怀疑包围着，对“将来”的忧虑和怀疑深深地困扰着我——在考上大学之前，忧虑着“要是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哦”；进入大学之后，又开始担心一系列的“失败了该怎么办”，做什么都会“先行败路”，总是先想到失败。
在等待中专录取通知书之前，这还只是一种单纯的忧虑；在等待中专录取通知书之后，它变成了一场激烈的内心冲突。一方面，如果我被录取了，去读中专业不会再有升学的压力，但我对读中专却心有不甘，总觉得不读大学似乎少了点什么；另一方面，如果去上高中，又不得不面对升学的压力，这将是我难以承受的重负。在这种“to be, or not to be”的反复煎熬中，我最终还是为自己的冲突找到了一个条出路：上中专也可以自修大学啊！在这整个过程中，我都是一个人在摸索，没把烦恼对任何人说起。说到底，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是一个人——虽然也有三五成群的同伴，但中间始终有某种隔膜存在，从内心来讲，我一直是个非常孤独的孩子——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值得信赖的他人！
这种孤独离群的倾向，跟我所受到的教养是分不开的，这种教养也导致了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这是我所有心理问题的根源。精神分析的理论认为，个体的安全感是这样产生的：父母（尤其母亲）是儿童成长过程中重要的客体，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如果能够给与孩子足够的爱——持续的、稳定的、持之以恒、前后一致的、合理的爱，孩子就会体验到安全感，并延伸出对他人及世界的信任和期待——这种基本信任是儿童的第一个社会成就，是婴儿自我统一性的基础，并且感觉到自信自尊以及对现实和未来的确定感和可控制感。(安莉娟，《安全感研究评述》)一旦有了这样的爱，那么无论一生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受到怎样的伤害，人始终能回顾过去，……他能够爱自己，并且无法被摧毁。如果他无法回去，他就有可能被摧毁。唯有当你本已破碎，你才有可能被摧毁。（莱恩，《分裂的自我》）
现代心理学对人类的自我认识作出了一个重大贡献，指出了童年期对人格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意义。现代心理学告诉不幸的人们："三岁已经迟了！"对狼孩及福利院孤儿等大量案例的观察和研究表明，三岁以前的心理剥夺和创伤，将导致终生难以恢复的心理障碍。现代心理学诸多流派和学说，纷纷把注意力向着越来越早的童年期推进。人格分层理论认为，最原始、最先发展起来的心理机能位于人格结构的深部和内层，而那些高等、复杂的心理机能则位于外层。内层不易受环境影响，难以受意志控制；外层却相反。场理论将人的心理发展看作人格和环境的函数，由此得出的推论是：越是靠近人格尚待形成的早期，环境就越表现为压倒性的决定因素。（林和生，《地狱里的温柔》）
我不知道我在婴儿期是否得到了适当的抚育，但我料想没有，这种推测并不是没有根据的。07年春节回家，我在被窝里和父亲聊天，他在旁边看着电视，这时背篓里的外甥女哭了起来，他却充耳不闻、不理不睬。我听不下去了，让他把孩子抱出来哄哄，他却回答说：“哪个细娃不哭几声嘛。”一直在哭的孩子，他却认为“哭几声”很正常，仿佛只要他继续置若罔闻，孩子就会知趣地停止哭闹。当然，我也承认，只要大人坚持不予理会，孩子是会停止哭闹——反正怎么哭大人也不会有反应、得不到想要的照料，怎么哭也没有用，那还哭什么呢？无论这时孩子有没有出现意识，这样的情景都会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这种“不受照顾”的经验将伴随他的一生，成为他深刻自卑感的起源。
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德勒认为，从呱呱坠地之日起，我们就开始摸索生命的意义。即便是婴儿，也会设法确定自己的力量以及该力量在他周围的生命中所占的分量。快6岁时，小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牢固的行为模式，他已具备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我们将这种方式称为他的“生活模式”，能从这个世界和自己这里得到什么\期待什么，对此他已形成深刻而持久的概念。此后，他就从一张固定的统览表来看待世界，由此小孩对自己的世界赋予“意义”。即便这种意义大错特错，即便这种处理问题和工作的错误方法会引起一系列的痛苦不幸，我们也不会轻易就放弃这种意义。唯有重新审视造成错误阐释的境地，意识到错误之所在，并且修正统览表，对于这个世界的错误看法才能得到纠正 (《生命》P8\P9) 。(事实上，需要修正的不只是对世界的错误看法，同样重要的是要修正对自己的错误态度和评价。)
他同时说到，要破解一个人赋予自己和世界的意义，最大的帮助莫过于他的早期记忆库。并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是否认为这个最早记忆是他所能想起的最早的事，甚至是否是对真人真事的记忆，这都毫不重要。早期记忆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代表的东西，在于它们对生命的解释以及与现在和未来的关联。在所有的记忆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如何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和他所能回忆起的头一件事，它能体现一个人的基本人生观(《生命》P13\P14\P56)。并非巧合的是，我最早的记忆，恰恰就是“不受照顾”！
在之后的人生的第一场战斗中，我被遗弃、被宣判、被打败了，伤痕累累；在以后的战斗中——哦，从那以后我跟父亲之间再无所谓真正的战斗，我总是在战斗开始之前就已经败下阵来，剩下的只有在内心自伤自怜的份。举例来说吧，很多次在吃饭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劈头盖脸的对我一顿数落，而我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到隔壁房间去偷偷地饮泣……父亲统治下的世界危机重重、不由分说，没有我的余地，随时都可能有一顿斥责莫名而至(比如我和姐姐在嬉笑，他就会说：“你家有几百石老谷子吃不完了阿！”)，对他我是不敢有任何期待的。我只能完全按照他的期望行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喊我站着我不敢坐着)，察言观色博取他的欢心，从而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好一些。在他笑的时候，我才能确信他不会发难，能够以稍微放松一下心情。
然而，如果不是因为母爱的缺席，这些创伤或许还不会那么致命。从本质上来说，母爱应该是无条件的，她的作用在于给孩子一种生活上的安全感——那种我从来就缺少的安全感。母亲不能给予我安全感，这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她拗不过父亲的固执，早就被父亲的权威制服了，无法在家庭中保持自己独立的精神力量。在我人生的第一场战斗中，她就没有为我提供任何的辩护，只是因为不忍心看我挨打而悄悄地躲在了一边；任何时候父亲羞辱我，她都只是默默地旁听——父亲是我们两代人中的最高权威，对此她无力表示异议。更为糟糕的是，随着岁月的增长，她还内化了父亲的“权威主义”心理机制，开始对我的反抗和不驯服采取高压政策，以至于后来她稍假辞色也能够令我噤若寒蝉。何其悲也！在我想来，刚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她也是受着内心痛苦的煎熬的：一方面，毕竟每位母亲都有慈爱之情，惩罚孩子的时候自己心里也会不好受；另一方面，如果不能维护自己的权威，那就是对她自己的背叛，这恐怕是她更加难以忍受的。只是到后来，这才逐渐“习惯成自然”，似乎所有对我的惩戒\威慑都是我自找的，是我不该挑战她的权威。
在他们的一再拒斥与压制下，我不得不完全放弃了自我，而“我怎么样也胜不了，我怎么努力也没有用，越争取\越反抗越受打击，最好是不要去愿望或期待什么(以免更受伤害)”这样的无能为力感也就深深渗透了我的心灵。它牢牢地控制着我，直到二十余年之后才被我揭示出来、摆脱掉。
概括来说，从一开始我就发现自己内心自由受到了威胁，所处的环境有害于自身的自发性、安全感和自信心--一句话，我精神存在的核心受到了威胁。我感孤立、无助和恐惧，与别人发生联系时不是取决于我自发的真正情感，而是取决于安全的需要和对利害的考虑。我不能简单地喜欢或不喜欢、信任或不信任、表明自己的愿望或反对别人的看法，而是不得不发展一些人为的、战略性的方法来与他人打交道，以便将危害的可能性降到最小。在这个环境中，我自己的情感和愿望不是我自身的决定因素，我最内在的情感和愿望不得不退居末位、沉寂下来，从而变得不那么清楚了。(《成长》P2\P5，《冲突》P153)
踌躇徘徊中，录取通知书终究没有来，开学一周后我才去高中报了到。
高中岁月
怀着对考不上大学的恐惧，我开始前所未有地专心学习。在第一次中期考试中，我的成绩高居榜首，一时间成了年级中的风云人物，成了老师和同学关注的对象——偶尔在校外还能听到迎面而过的同学低声议论：“刚才过去的就是许世钢。”我被这种“辉煌”冲昏了头脑，我感到飘飘然，似乎考大学不过是手到擒来的事。没有了升学的压力，我故态重萌，对学习三心二意了起来。
第二学期文理科分班，我跟外班来的一个“小孩”同桌，自习时经常打打闹闹，有时甚至上课也是如此，一直以来专心听讲的习惯从这时被打破了。更糟的是，这时候我开始沉迷于电子游戏，学习上又回到了以前能不学就不学的状态。结果，这期中期考试一败涂地(大概30几名)，几次校内竞赛也很不理想。这对我刺激很大，只感觉天空一片阴霾。我意识到自己玩过头了，又开始认真学习，但心态再也无法象刚进高中时那样平和，投入的精力也相去甚远。经过半期的努力，我期末考试的成绩还是又名列前茅。
高二换了新班主任，我不再象高一那样受宠，新的物理老师又特别刻薄，经常拿话奚落学生，上他的课总是特别紧张。我记得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特别在意自己的分数，考试的时候感到紧张，害怕出错，常常做一个题就检查一个题……
很快进入了高三，月考不可避免地来了。我想，我现在就把月考当高考，到时就不会紧张了(事实证明这么做是非常错误的，其实应该是把高考象平时考试一样轻松对待)。
第一次月考在名次上还可以，但分数很不理想，与前两名有很大差距。这时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学习方法不对——因为从主观上来说我也努力了，开始研究学习方法，想怎样才能让学过的东西不忘记、怎样才能在考试始节约时间，伟人们是怎么学习的，牛顿为什么会由苹果落地想到万有引力……研究的成果是：学习时老去想刚才看的东西记住没有，老是去猜测在这个知识点上，可能会怎么考，等等。这样学习的效果可想而知！
第二次月考分数有所上升，问题是与第一名的差距更大了。我感到非常绝望(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到绝望，以后，还有很多。——或许，这并不是第一次，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多次想要自杀，毕竟，对于每一个想到自杀的人来说，不都是因为感到绝望吗？但当时我只是感到在家中不受疼爱，并没有明确体验到绝望的情绪。)！我想，我是没办法了，尽力而为吧，也算对得起父母了。在这种绝望的心态下，躁动的思维沉寂了下来，那些烦人的想法也没有了，我开始静心做各门功课的《学习指导》——那些我以前自恃聪明而不屑一顾的基础；对老师布置的技巧性的练习试题，我感到有心无力，完全提不起兴趣。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月，没想到我第三次月考的成绩——在其他同学因为题难而纷纷降分的情况下——大有提升，让我再次登上了榜首，这又重新给了我希望。当时，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在学习方法上的怀疑，但是有些问题我的确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常常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好了”一周，一个新问题出来了，又是一周的烦扰！在烦恼的时候，在可以不用学习的时候，我都去玩我唯一的最爱——乒乓球。同学们都羡慕我学得轻松，谁又知道我心里有多苦呢！但是性格又让我从来不对任何人说起。
幸运的是，高考时我心态很平静，发挥很正常，顺利进入了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并在那里一呆七年。
大学四年
高三后半段，我经常这样让自己鼓起希望：我的中学这么差，能考上同样的大学说明我比别人聪明，我在大学里学习肯定会比别人好。从高一那次失败的中期考试开始，我对学习成绩的在意不再只是出于升学的压力，更多地是想要超过他人，我需要那种万众瞩目的感觉，我需要得到别人的承认。
高三时，我开始“醒悟”人生应当有所作为，所以进入大后学我就很努力地学习，但新的环境让我很难适应，学习方法的问题也时常困扰着我，总是感觉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得不穷思极虑地去思考、去解决。记得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的时候，我感觉自己都用脑过度了，打开书看不进去，要睡一会却又睡不着。虽然我拼尽了全力，但系里却还有很多成绩比我更好的人，高中时支撑着我的期许轰然坍塌，身上再也找不到值得我骄傲的东西。此外，虽然我的成绩在班里总是第一，但这时候大家都不那么重视学习成绩了，我并没有在班里为自己赢得多少承认。除了学习以外，我觉得自己各方面都是比不上别人的：不知道怎么跟人交往，动手能力差，等等；甚至那些看起来各方面都比不上自己的人，我也会想：至少他还拥有快乐！
虽然学习没有帮助我赢得更多的认可，但我学习的“热情”却依然执着，到后来它逐渐变成了一种强迫：我总是尽一切可能学习，有时候不想学了，还得向自己“证明”确实是学不进去了，并不是想偷懒——总是有个声音在对我说：“你还没有达到标准！你还有很多事要做！你无权休息！”我对分数的重视也变本加厉，常常想老师会怎么考，完全背离了“学以致用”的原则。
大二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想怎样才能快点睡着，希望好睡眠带来好状态，能对学习有所帮助。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睡眠却越来越差，大脑白天总是很混乱。大二暑假，暂时没有了学习的压力，通过反思我发现小时候睡得好，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或许正是因为太想睡着所以才更睡不着，我决定放弃快点睡着的企图，睡不着就睡不着。经过很长时间的反反复复，我的睡眠逐渐好转，但其他的问题又出现了，如此循环往复。
有人说，每个人都是哲学家，或许同样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心理学家。在我为自己的睡眠问题寻求解答的过程中，我无意中就采用了森田式的“顺其自然”。在此之前，在处理“余光恐怖”的问题上，我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有次看电视时，我无意中发现自己还看到了屏幕外边的东西，觉得很不自在，想把视线集中在画面上，结果越是这样越是注意到屏幕周围。最后，我放弃了集中视线的企图，只是每次出现这个问题时把视线收回来就行了，慢慢地它也就不再困扰我了。这就是森田疗法的“不怕，不理，不对抗”，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有位叫moonfish的网友康复之路上有这样的领悟：“怎么才能好起来？我想不去期待自己一定好起来，才能慢慢好起来。”道理就是这样简单，但很多时候做起来却又是那么的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要，我们不能不去期待，这就是所谓的“放不下”。
学习的问题已经让我焦头烂额，但我还得时不时面对自己处理人际关系上的软弱和无能，不知道怎么去跟人交往。虽然很早就察觉到自己没有交心的朋友，隐约感觉到跟其他人之间总是有某种隔膜存在，但直到大学它才成为我真正的困扰。一方面，这可能是个人心智的成熟问题，当时尚不能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大学以前一直有一个中心任务，它掩盖了其他所有问题。直到大二时，几个高中同学联系到我，周末大家经常在一起玩，我的人生里才有了可以一吐心声的朋友。在大学同学中间，我已经“泯然众人矣”，特别的照顾与关注已不复存在。
我对自己的感受越来越糟糕，我越来越不明白，“聪明过人”的我，怎么竟会进退维谷？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明白”：原来我是被这些困扰阻碍了！如果我解决掉这些问题，以我的“聪明才智”，我肯定会无所不能！因为这样的认知，我对自己的评价逐渐又高了起来，曾经喜欢的女生，也渐渐不入我“法眼”。
但我并没能解决掉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是解决了，但总又会出现新的问题。直到大三或大四的某一天，我才醒悟到：我的每一个解答都等于在自己的头脑中设置了一个框架，必然会出现新的东西与它发生冲突，于是，这又是一个需要解答的疑问——所谓问题因解决而产生，问题因解决而存在也！
内心的冲突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加剧，头脑也更加混沌起来，我开始想自己是不是有心理问题。为了求得解答，我去学校的咨询室看了几次“心理医生”，感觉他们简直什么都不懂，丝毫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大四保研的时候，我思维非常慢，什么都不想做，加上平时没留意，不知道去联系哪个导师，我想还是考吧，应该能上。考研的日子又是一段煎熬，后来思维极慢，几乎完全学不进去了，书上的字一个个都认识，就是一段段的话进不到脑子里去。如果不是平时死读书打下的基础，我想我肯定放弃了。
大四下期，偶然看了央视关于心理疾病的社会调查，我意识到我肯定也是这样的问题，该去看看医生了。我去华西精神卫生中心详细说了自己的情况，医生诊断为强迫并发双相情感障碍，开了录丙咪秦和碳酸锂。由于药物的作用，我的抑郁和躁狂都表现得比以前更明显，抑郁的时候几乎没有了思维，躁狂的时候思维奔逸，感觉自己无所不能，无所畏惧……
01年暑假，我开始反思自己的问题，对自己有了更多的认识，病前优秀的成绩让我获得了“自信”，我开始明白自己不断的挫折完全是性格的恶果。这个暑假，记忆中与父亲有了第一次双向的沟通、交流，结果演变为一场激烈的对抗。他认为我应该靠自己的努力就能克服心理问题，而我则历陈他教育中的种种不是，正是这些错误导致了我的不是靠意志努力就能克服的问题，并据理力争。理屈词穷之下他又威吓我说：“你骨头长硬了嗦！”这次我没有屈服，而是针锋相对地回应：“是，你想打架吗？”吓得母亲赶紧站到中间以防我们真动起手来。父亲没有动手，但满是生气和委屈，可能他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地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不但不怀感激，反而报以“指责”。后来他才开始反省和意识到自己的确错了很多，08年春节他看《致父亲》时，我还多次看到他掩卷叹息。
游走在地狱与天堂
研究生第一学期，我的病情依然严重：抑郁的时候，连续两三天，每天连续睡十七八小时起不来，晚上起来思维还是被禁锢得死死的，看电影几乎都跟不上情节，只好听歌了；躁狂的时候思维又特别的混乱，各种念头纷至沓来，一点条理都没有。
慢慢地，思维的混乱状况减轻了，但抑郁还是很严重。2002年3月，一个学医的网友告诉我双相至少要用两种情感稳定剂，于是我换了医生，他给我加了丙戊酸钠。到2002年11月份，我觉得效果仍然不太好，整天没精神，于是又换了医生，她把丙无酸钠换为妥太，说副作用小，并加了赛乐特。刚开始感觉还可以，我甚至都以为自己好了，结果寒假里开始又连续几天提不起精神，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2003年4月，我再次换了医生，改服百优解和碳酸里，一直到2003年9月。那段时间我的情况是：感觉起不来的情况不多，但是很多时间仍然感觉思维慢，这种思维慢跟疲劳的感觉明显不一样，因为疲劳休息之后很快恢复，但这个偏睡不着；有时状态稍好一点但又感觉不能集中精力进行复杂的学习，通常半个月中只有五、六天学起来非常轻松，当时我只能充分利用这样这段时间。有一点我还比较好——跟大多数病友不一样，就是我一直对恢复有信心——因为我觉得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了，这样的问题应该能够解决——所以即便在抑郁的时候我也不会觉得痛苦，而是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上网，聊天，听歌）。 此外，我也积极地进行各种运动，虽然不知道这样的努力对抑郁到底有没有用。
在这期间，我经常华西医院的论坛发帖，跟病友交流，也根据自己掌握的心理学知识对他们的问题作一些解答。后来，通过QQ交流，还帮助三个病友摆脱了强迫症状(一个在高处时怕自己会往下跳，一个怕自己拿刀砍人，还一个具体什么症状忘记了)——但也有好几个病友用了同样的方法没有起到作用。在告诉其中一个我处理强迫症状的心得时，他问我是不是看了森田疗法，这时候我才知道有个叫“森田疗法”的东西。当时，我的体会是这样的：每次感觉到“问题”的时候，给自己一点时间冷静、镇定，让自己意识到这是“强迫”，不慌乱逃避，除此以外什么都不用做；强迫问题跟正常问题不一样，它本身是无解的(无法用理智解答)，想克服\摆脱是不可能的；与之“和平共处”，让其“来去自由”，没有问题时不主动去想它，也不要兴奋地想“是不是好了，是不是有进步、有收获、有希望”，真正地不理它，坚持这样做，症状就会慢慢淡化消失(工作以后，由于自己的强迫思维，这些心得又有新的发展)。在那段时间，当我面对电脑屏幕的时候，有时候又会注意到屏幕外边，也是用这个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应对。
03年9月，研3了，马上就要找工作，而我在学校虚度了两年，专业能力上几乎没有丝毫长进，求职的压力很大，所以格外希望保持一个好的状态，能够好好准备、出色发挥。
医生给我开了大剂量的抗抑郁药，并帮助我逐渐恢复了信心。此前一段时间，我一直体验着与命运抗争的悲壮与无助，伍佰的那首《白鸽》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当时的情形：前方啊，没有方向；身上啊，没有了衣裳；鲜血啊，渗出了翅膀；我的眼泪，湿透了胸膛；飞翔着，强忍着伤；逃离了，猎人的枪；我的双脚，没有了知觉；我的心情，下冰冷的雪……纵然带着永远的伤口，至少我还拥有自由……我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得不到任何帮助，看不到丝毫希望，只是我还活着，我会坚定地活下去……
03年国庆，去广元高中同学处玩，不料却阴雨连绵，外出游玩散心的时间不多，多半时间都在家里打麻将自娱——打麻将对他们是一种娱乐，对我来说却是一份苦差，我不得不一直面对自己超慢的思维状况，真是倍感痛苦。现在我有点奇怪起来，我当时怎么没有提出来换点别的活动呢？是确实没有另外的选择了，还是因为我顺从惯了，更多地要照顾别人的兴致，而不是考虑自己的感受？
返程的前一天晚上，躺在床上想这些年的经历，想着自己已经很努力了，却怎么样也没有用，病情却始终不能有根本好转，不由得悲从心来，涕泪交流。至今，我都还认为，人生最大的痛苦，远不是因为错过一段值得珍惜的感情而后悔莫及，而是“那一种无能为力的悲哀”！第二天天气格外的好，我的心情也突然好了起来(想来是抗抑郁药开始见效，还有就是头天晚上释放了心底的压抑)，人生似乎又变得无比美好。
我的自信随之恢复了，我“好了”起来，积极地运动，并在排球场上认识了一批朋友，大家在一起玩得非常愉快，我的生活也随之充实起来。我当时常常跟上铺的同学说：“这是我人生中真正快乐的日子！”有几天感觉特别好，还特意地打电话告诉亲戚说我的病好了。
然而，快乐总是短暂的！2004年春节，我为了赶论文独自留在了学校，这时候抑郁症状又开始发作，思维缓慢而凌乱。面对这种情况，我又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性格上还有什么问题，本来我一直都认为，经过长期的修正，心理上我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为了寻求答案，我在网上找了很多相关的文章来参考，果然是跟健康的标准相去甚远，正好是不健康。我努力地要控制自己的思维，调节自己的状态，结果思维却越来越混乱！
04年3月底，我去做了一次心理咨询——咨询师是华西的马渝根老师，他是我看过的近10个咨询师中最令我满意的一个。听完我的叙述后，他告诉我，我苦苦地寻求解决自己的问题，希望一个“好状态”，实质上是出于对毕业论文压力的逃避，一种“高级”逃避：我是努了力的，目前的问题不是我的错（这种逃避方式在工作以后也多次出现，导致对“状态”的过度关注）。咨询末尾他问我：“这些问题想通了有用吗？”“当然有，想通了就解决了。”“想得通吗？”我一下子想到自己的“框架理论”，恍然大悟：不能——问题因解决而产生，问题因解决而存在！非常可惜的是他的号非常难挂上，一方面我以为照此就能克服强迫思维，后来没有再看过他，强迫思维的状况也没有根本的改变。
毕业时我拼凑了一篇论文，靠导师的面子通过了毕业答辩，并在七月中旬到现在的公司报了到。
走近精神分析
报到之后，公司为新员工安排了两周的培训。在去往培训的路上有两家书店，在一家书店中找到了一本名为《心灵地图》的书，斟酌良久终于没有买。培训完了，上班在另一个地方，又专程把这本书买了回来，从此开始步入精神分析的大门，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
“你是什么样的人，便选择什么样的哲学。”在人生的问题上，我们只会接受那些早已与我们不谋而合的观点，只有当它们与我们自己心理生活深处的体验相一致时，我们才会认为这些观点是真实的(《自我》P142\P279)。就我自己来说，我一直都认为我遇到的困难跟我的童年经历有很大关系，而这也是精神分析的基本观点，所以我会选择精神分析。
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人生困难重重。……一旦真正了解并且接受了人生困难重重的事实，我们就不会那么耿耿于怀，人生也就显得不那么多灾多难了。……生活的真正难处在于：面对问题，寻求解决之道，是一段非常痛苦的过程。各式各样的问题使我们沮丧、悲哀、痛心、寂寞、内疚、懊恼、愤怒、恐惧、焦虑甚至绝望。这些都是令人不舒服的感觉，有时比肉体的痛苦更难以承受。正因为各种冲突造成的痛苦是如此强烈，我们才开始正视问题。也正因为人生总是问题不断，我们才觉得生活苦乐参半，甚至苦多于乐。”对于多年来饱尝孤独寂寞、苦苦摸索而又不得其解的我来说，这些话是那么的贴心，那么的安慰！
书中作者没有提深刻的理论，而是根据自己多年的从业经验，总结了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给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自觉有人珍惜(肯定)的孩子，自然就会珍惜(肯定)自己，这种认知可贵甚于黄金。‘我是个有价值的人’，这种自知之明是健全心理的要素，……它直接源于父母的爱。从小沐浴在爱心当中的孩子，即使成年后遭遇种种波折，也因着坚强的自信而不致于灭顶。”无价值感，根深蒂固的无价值感，正是我心理疾病的根源之一，我必须不断努力以证明自己的价值。
在《缺乏安全感》一节中，作者写到：“瑞秋生活在表现不佳就会被家庭开除的阴影之下，在家中从没有安全感。母亲对她的态度就像对雇员，瑞秋只有照预定的期望达到各项生产指标，在家中的地位才有保障。既然她从小在家里没有安全感，跟人相处时，又怎么可能觉得安全呢？”(参见博客《经典选摘》栏目下的《咨询案例三》”)
“所有小孩都有充分的理由害怕被遗弃。大约从六月开始，孩子开始察知自己是独立的个体，与父母的分离的。这种认知立刻使孩子发现，自己相当无助，必须依赖父母才能生存。小孩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被父母抛弃无异宣告死亡。”
“幸运的孩子在童年期能享有父母言行一致的爱与照顾，成年后不但建立起坚强的自我价值感，也极具安全感。……但很多人未必有这种运气。有人自幼就接触到死亡、遗弃、忽视。有些孩子即使未必遭遇这种不幸，也可能得不到父母适时给予爱的保证。某些父母为了管教上的方便，不惜运用恐吓的手段。他们残忍的告诉孩子：‘不照我的意思做，我就不会爱你了。你自己想想，你会落的什么下场。’父母用控制和专制取代了爱心，使孩子对未来怀有超出事实的惶恐，危机感一直持续到他们成年以后，难以化解。”
“所有人的宗教(世界观)无疑都发源于他们的文化。……但文化最基本的要素，其实还是家庭。父母就是这种文化的领袖，而影响我们最深的并不是他们说的话，而是他们的实际行为--他们如何相处，如何对待我从前的兄弟姊妹，以及最重要的，如何对待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家庭的小宇宙里经验的一切，决定我们对世界本质的看法。父母的行为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世界，我们的世界观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父母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宇宙不变的法则。充满爱心，宽大为怀的父母，使孩子相信上帝也同样充满爱心，宽大为怀；即使在他们成年后，世界仍然可能是一个跟童年时代一样孕育人生的地方。严酷无情，凡事以惩罚为手段的父母，使孩子成年后相信的也是一个残酷而睚眦必报的世界；得不到父母的关怀，孩子当然会把世界视同为一个缺乏温暖的地方。”
“史都华心目中的世界危机重重，如果他不极其谨慎地遵循童年时代小宇宙的法则，喉咙就会被人割断；他永远生活在两个成年人的残暴统治之下。但并非所有成年人或父母都那么专横无情；世界的大宇宙中有各式各样的文化、社会、人与父母。”(参见《-咨询案例一》)
这样的教育的结果，是神经官能症。“神经官能症患者老是把‘我应该’或‘我不应该，挂在嘴边，表明他们自觉任何事都没有选择权，一切都要听从外来力量的操纵。”通过做“应该做的事”，我们鞭促自己去达到理想的自我，以确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避免惩罚！当我们违背\达不到\实现不了它们时，它们便反过来对抗我们自己：毫无理性的自责、突然地感到低落、不安、精神疲惫、焦虑或暴躁恼怒……正是潜藏在“应该”背后的惩罚性的自恨的威胁，使得“应该”成为一种真正恐怖的政权，所以我们必须完成“应该”、或者推卸责任。(《成长》P113\P77)
“疾病在症状出现之前已存在，症状本身不是病，而是治疗的开端。它的不受欢迎，使它更有资格视为一种神恩--神的礼物。它是来自潜意识的信息，唤醒我们展开自我检视和纠错。”在《精神分析与宗教》一书中，弗洛姆同样说到：“症状不是应该被我们击败的敌人，而是能指出我们错误的朋友。”
“正如同一般的神恩一样，大多数人会抗拒这项恩赐，不肯照信息的指示去做，用各种方式逃避疾病的责任。他们否认症状，故意忽视它的存在，用‘每个人都会偶尔失常一下’作遁词。即使他们承认自己有病，也经常以各种微妙方式，把过错推给外界，亲戚的冷漠、朋友的虚伪、大企业的贪梦、社会的病态甚或命运。唯有少数肯正视自己的症状的人，才会知道症状是自己灵魂失常表现于外的现象，他们会接受潜意识的指示，从这项恩典中获益。他们会面对自己的缺失，承担治疗自我过程的痛苦，但他们也会因而得到极大的报偿。”
“我们必须先扛起解决问题的担子，才能解决问题。只说一句‘这不是我的问题’，毫无助益；光是期待别人替我们解决问题，问题不会消失；唯一的办法是挺身站出来说：‘这是我的问题，我来解决。’”
对此，作者引用的一个希腊神话可以用作注解：“复仇女神变成仁慈女神，这项改变主要是因为奥瑞斯提斯愿意为自己的心理疾病负责才得以发生。在他设法摆脱复仇女神的纠缠时，他并不认为自己所受的惩罚不公正，也不会以社会或其它牺牲品自居。复仇女神乃是降临在阿特留斯家族身上咀咒不可避免的结果，也象征着心理疾病是个家族内部的问题，父母或祖父母的罪过由子女来承担。但奥瑞斯提斯并没有怪自己的家族，虽然他这么做也没有人会说他不对。他也不怪众神或‘命运’，相反的，他愿意负起一切责任，尽力补救。这过程历时非常久--大多数心理治疗也往往如此。最后他痊愈了，而当初带给他痛苦的事物也变成了带给他智慧的使者。”(参见《为自己负责》)
在这里，首先有一个认识的问题，有一个认识到“问题是什么”的问题。除非人们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而后明白自己应该向什么方向努力，否则个人的任何努力都无异于和自己的影子打架，而被幻觉搞得头昏脑胀的只能是那些勇士们自己(《自我》P69\P70)。精神分析方法预设了一种终极关怀的态度，它倾向于唤醒患者的疑惑感和问题意识。这种疑惑是分析中最有意义的治疗因素，因为患者通常把自己的反应、欲望、行为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把困难解释为另外一些原因--如坏运气、体质等的结果。他惊异地发现了自我的一部分，而它的存在却是他从来没有质疑过的(《宗教》P72)。
分析治疗是一条古老的道路，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得到提倡。用苏格拉底与印度哲学的话说，这是“基于自我了解的重新调整之路”。其中具体的新东西是获取自我了解的方法，这一点我们要感谢弗洛伊德这位天才。
“一套在童年时代发展成功，而且在童年时代很适用的观念与反应，被不当地转移到成年人的世界里(参见《咨询案例二》)。”这是我们中很多人共有的问题：一直没有机会发展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因而将童年经验原封不动地带入成年后的世界。正如前文所述及，“快6岁时，小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牢固的行为模式，他已具备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我们将这种方式称为他的‘生活模式’，能从这个世界和自己这里得到什么\期待什么，对此他已形成深刻而持久的概念。此后，他就从一张固定的统览表来看待世界，由此小孩对自己的世界赋予意义。即便这种意义大错特错，即便这种处理问题和工作的错误方法会引起一系列的痛苦不幸，我们也不会轻易就放弃这种意义。”心理咨询的作用，就在于修正这张“统览表”，使它更接近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使它有利于我们的自由、成长与幸福。这正是作者在《心灵的宗教》一章中结合多个案例所论述的东西。
《心灵地图》带我走进了精神分析的大门，但它远不足以解释我所面临的种种难题，我的疑惑需要更广博、更深刻的知识来解答。这种种难题，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工作困难，二是人际交往中的恐惧不安。
注：精神分析--按照这个词的发明者弗洛伊德的看法--只能适用于他那种特殊的方法，即用某些受压抑的冲动来解释神经症症状的方法；广义上，它是一种使无意识过程进入意识的治疗形式，涉及无意识过程的作用、无意识得以表现的各种形式。——《自我》P107，《人格》P6
生存，一个必须解答的难题
一直都以为，自己有强迫思维：一是因为01年就医时医生给出的诊断；二是因为总有很多“为什么”不得不穷思极虑去解答，似乎这正是强迫性的。但如果仔细对照，自己的症状又并不符合强迫症的定义。
强迫症，又名强迫性神经症，是以强迫观念和强迫动作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神经症，以有意识的自我强迫与有意识的自我反强迫同时存在为特征，患者明知强迫症状的持续存在毫无意义且不合理，却不能克制地反复出现，愈是企图努力克制，反而愈感紧张痛苦。病程迁延者可以仪式性动作为主要表现，虽精神痛苦得到缓解，但其社会功能已严重受损。
从定义中可知，“有意识的自我强迫和有意识的自我反强迫同时存在”是强迫症的根本特征，这种症状基本上我是没有的——虽然我被迫求解很多困惑，但它们直接关系着我的生存和发展，是我对于生存和生命的疑问，对我来说它们充满意义；即使有时候犹豫“该不该”去思考它，那也不是“克制”或者“反强迫”，而是同样在疑惑。
在《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一书中，阿德勒归纳了人类的三大约束：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必须尽量利用地球上的各种资源和限制而生存；没有人是人类的唯一成员，我们必须与他人相联系而生存；为了延续人类的生存，我们必须恋爱结婚。这三个约束构成了人类的现实，我们面对的所有问题都源于它们。根据这三大约束，他将这些问题分为三大类：职业类--如何找到一个赖以生存的职业；社会类--如何与同类交往；性类--如何调整自我以适应婚姻关系。这些问题无时无刻不围绕着我们，对我们的生存提出了三项任务，我们总是被迫回答并处理这些问题。
弗洛姆同样写道：“人类行为最强大的推动力源于他的生存状况，……人类所有的情感和奋斗都在试图寻求他的生存的答案，……精神健康者和精神病患者都为寻求答案的需要所驱使。……他的生存是一个他必须去解决且无可逃避的难题。”(《社会》P32\P28)
我们普通人或许可以逃避生命的第三项任务，逃开爱情和婚姻，但无论如何我们逃不开前两项任务，尤其是第一项--找到一个赖以生存的职业。此外，问题也不仅仅是找到一份可以维生的工作那么简单。
按照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观点，人类的所有需要可以分为5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包括对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职业全和心理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需要自尊、自重，或为他人所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这5种需要又分为两大类：基本需要和成长需要。前四种需属于基本需要，直接关系到个体的保存，如得不到满足，个体就会生病或衰弱：例如，对婴儿的爱抚不充分，婴儿常有发育迟缓和死亡率高的现象；不安全感与神经症的产生有密切的关系，代偿性地过分追求安全感可以解释多种多样的神经症行为；自尊的需要一旦受挫，就会使人产生自卑感、软弱感、无能感，这些又会使人失去自信，从而趋向于精神病态。总之，需要是有机体自身和社会生活条件的要求在人脑中的反映，这些要求是以对缺乏的感受体现出来的，它们构成了我们行为的强大推动力。可以说，我们活着的每个人，都被自己的需要所驱使。
如果我们足够幸运，如果我们在童年时代就满足了基本需要，那么我们就能够直奔自我实现的大道，无需体会生存之艰难了；不幸的是，我们通常只得到了生理需要的满足，我们甚至必须为了最基本的安全感而奋斗。我们许多的追求，包括金钱、权力、名望、他人的肯定，归根结底都是出于对安全、归属和尊重(价值感)的内在渴求，这是我们行为背后的驱动力量。
进入公司之后，我的头脑一如既往是妄念纷飞、混沌不清的。事实上，这些“妄念”并无任何妄想之处，它们都是我试图解答自己生存问题所作的努力——从高三第一次月考后我对学习方法的怀疑与探究，之后层出不穷的疑惑与反思，到大学以后对睡眠、状态的关注和强求，无不出于同一个目的：我要取得好的成绩，我要得到别人的认可与重视。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头脑越来越模糊混沌，但除了带着疑惑努力去解答它们，我还有别的选择吗？难道还能指望它们自行消解吗？
怀着对恢复状态、做好工作的迫切愿望，晚上睡觉时我也在思考着各种的问题，早上醒来总是疲乏不堪。当时看来，问题所在是再明确不过的——多年以前就已经明白无误：我被各种困扰阻碍了，使我不能正常发挥自己的能力。那就对症下药吧，去消除这些困扰！可是为什么多年以来我殚思竭虑，却始终不能摆脱，甚至越陷越深呢？出路究竟在哪里，究竟有没有出路呢？！这些疑惑并不是当时产生的，当时我只是一心想着要解决这种种困扰，做好工作，这是一种迫切的需要。
探究荣誉
高一中期考试受挫后开始重视分数，考试时开始紧张、怕出错，高三月考“失败”后开始怀疑并探究学习方法和考试技巧，让我开始陷入思想冲突的泥潭。第二次月考更加“失败”，深感沮丧、无望之余，躁动的思维平息了下来。在“尽人事、听天命”的心态下，没有了患得患失的压力和烦扰，只想着尽力而为的我，却迅速重返巅峰、重燃希望。回想起来，这很类似于森田疗法所说的“在烦闷惑出现的时候，是无法忘却或摆脱的，愈想摆脱则愈烦恼。当痛苦到了极点，体会到自己确实无力反抗时，心理冲突就会被冲破。此时，痛苦不可思议地减轻了。”
福兮祸所伏！伴随着希望而来的，是思维的跃动，是患得患失。我希望保持一种静心的状态，能够专心学习；我不想总受种种疑惑的困扰，但我无法阻止疑惑的出现，它们都是不请自来的。我思考它们，想消除它们，却往往在“想通”一周后又有新的疑虑冒出，并且它常常是由前一个问题的解答引出来的。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心智并非万能”，而“思想的世界囿于悖论之中，思想只能使我们认识到思想不能使我们做出最终回答。”“想从理智上去思考、去想通是永远不可能的”，那只能是“欲拥一波消一波，千波万波相继起。”
我努力要解决种种困扰，到后来锁定这些困扰是我种种不顺利的根源，更加坚定地去排除“干扰”，结果却使内心冲突加剧，思维越发混沌不清。
04年10月底，我开始通过纸笔与自己对话，展开自我分析(将思想写下来有两个好处：一方面可以帮助思考，二来可以作为日后的参考依据)。在之后两年时间里，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一个好的状态。保持好状态、做好工作，这是我关注的焦点。
所谓自我分析，就是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一个人同时承担分析师和求助者两个角色。精神分析，就是用某些受压抑的冲动来解释神经症症状的方法；精神分析中，分析师会收集线索，向求助者解释“出现某种行为的原因”。检验解释的正确性的最终标准是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这种解释是否被求助者体验为有意义的和真实的。通常，双方必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复讨论某一问题，因为求助人的任何一种态度或表现，都有多种根源，而且随着神经症的发展起着不同的作用。
如果我要叙述自己身在庐山中的所见所思，把所有的分析一一罗列出来，文章无疑会杂乱不堪，因此我打算从各个角度来揭示自身的主要问题，从庐山之外描绘庐山真面目。
人本主义心理学主张从人的内心来理解人，强调人的需要对他的行为的推动作用。马斯洛提出了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罗杰斯则认为，每个人都存在于以他自己为中心的不断改变的体验世界中，个人对体验到、察觉到的领域作反应，知觉域对个体来说就是“现实”。行为是个体的目标指向的尝试，以满足被体验到的需要。这些需要出现在机体紧张被体验到的时候(不一定形成清晰的意识)，它们构成了行为的基础，而行为的目的是减少紧张和维持机体强度(《当事人》P424～P433)。套用弗洛姆的话说：我们所有的人都为自己的需要所驱使，无论是精神健康者还是精神病患者！
如何对二者做出区分呢？按照驱力的强度和性质的不同，大致可将人分为自发者和被迫者。前者感受的驱动力相对较小，他行动是为了获得某种心理上的满足，对达到满足的办法有选择的自由和辨别力；后者感受的驱动力则相当的强烈，他行动是因为他要摆脱某种难以忍受的处境，在强烈的压力下他没有选择的自由。
回过头来看我的经历。刚入高中时认真学习，是因为害怕考不上大学，这是典型的“化压力为动力”。害怕考不上大学，一方面是怕父母责难，一方面是因为有一种“必须考上大学”的观念。这种观念的根源则是因为父亲常对我念叨：“看你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哦！”似乎考不上大学就等于死路一条。这种长期的消极暗示和威吓所造成的恐惧，在我的潜意识里聚集形成了深刻的、难以摆脱的对失败的焦虑，第一次中期考试的成绩暂时掩盖了它。高一下学期中期考试严重受挫，再次触发了这种焦虑，以至于人生的天空都显得灰暗。之后我重视分数，探究学习方法和考试技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想通过优异的成绩摆脱这种焦虑。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对此作了很好的描述：他无论做何种努力，都是受焦虑驱使的，意在通过拼命地活动来克服它。此外，注重成绩还决定于另外一个需要，那就是赢得他人的重视与关注。实际上，它又决定于另外一种根本的需要——自尊，或者说摆脱自卑之苦。由于丧失了内心的自主性，由于内心深处的无价值感，自尊的提高只有通过在他人眼中提高自己来达到。通过取得成功，通过他人的承认，借由他人的赞美与敬仰，我便能感到自己是个重要人物，能够接受自己。其实这也正是现代人的通病：现代人对成功的渴求，实际上都是出于对安全感和价值感的迫切需要。
一个人的自卑感和焦虑深重到什么程度，他对力量感和重要感的需求就迫切到什么程度。如果由于现实的种种困难，他一时间无法满足这些需要，那么看起来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满足他：通过想象。通过自己特殊的经验材料，在潜在可能性的基础上，他开始推想自己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赋予自己一种“理想化形象”。这种形象能给他一种支持，一种对自己的认同，使他感到自己有力量和重要，成功地解除他的忧愁。这种形象对他来说不是一种虚幻的可能，而是他实实在在能够成为的样子，它成了他展望自身前景、衡量自身的尺度。高三后半段我就经常这样让自己鼓起希望：我的中学这么差，能考上同样的大学说明我比别人聪明，我在大学里学习肯定会比别人好。
这种形象之所以被称为“理想化形象”，就在于它只有在一切因素都如创造者所臆想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然而，它的创造者无意中却疏略了很多现实的因素，忽略了心理规律的必然性和法则，所以这种理想化形象通常注定无法实现。就我自己来说吧，我的错误就在于把智力摆在了第一位，觉得什么都可以靠理智来解决，认为“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这种“心智至上”的信念，也是很多人所共有的吧！大学时“省悟”自己困难的关键在于被各种困扰阻碍了，认为消除这些困扰“以我的智慧我将无所不能”，同样是自我理想化，同样犯了“心智至上”的错误。
自我理想化总是包含着一种普遍的自我美化，从而满足个体对重要性和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优越感的迫切需求。个体必然会不顾一切地去追求它，否则他只有死于自卑之苦，这种一种他无法选择的强迫驱力。尽管个体通常会认为他的雄心或追求是他想要达到的，但实际上，他是被迫要达到它，对荣誉的需求控制了他。这种对荣誉的追求不是出于虚荣或任性，而是由于心底深处他感到自己软弱、卑下，他必须找出一点东西来使自己感到比别人优秀，他必须在自己心中感到某方面比别人强。这种通过理想化形象来摆脱难以忍受的困境的手段，卡伦.荷妮称之为探究荣誉(《成长》P6~P15，《冲突》P62)。
南辕北辙
从各个方面来说，自我理想化都是一种“广泛病态解决方法”。它不仅要解决一种特定的冲突，而且在暗中允诺要在一定的时间内满足个体身上的内在需求，允诺解决他的那些痛苦而不可忍受的情感——失落、自卑、焦虑，等等。毋庸置疑，当他相信他已找到了这样一种解决方法时，为了自己有幸福的生活，他就要依附这种解决方法，要求实现他的理想化形象。可以说，自我理想化既是他早年发展的逻辑结果，也是他将来发展的开始。
自我理想化需要一种工具：想象！这种工具的作用就是满足患者的特定需要。一个病人回忆，当她3岁时，她的一位叔叔抱起她并开玩笑说：“哎呀，你的脸真脏！”此时她感受到轻蔑，又无力反击，于是她就幻想成为一位漂亮的女王。
比起这种较为明显、容易为个人察觉的幻想，想象力中更为有害的工作是对现实进行精细而广泛的歪曲，而他又意识不到自己正在编造。通过想象，他在论文中的高见，使他相信自己能够成为伟大的学者；他在一次考试中技压群雄，使他相信自己聪慧过人，不会有什么他做不到的事；本来是被迫自我孤立，却被他当作卓尔不群……总的来说，在这些想象中，存在着一些片面性的东西：关注和夸大自己身上的有利因素，忽略或否认自身中存在的不利条件，把它们视为不公平的障碍，力图加以超越。他想当然地认为他能够超越这些障碍，但实际上这只是由于他在心理规律上的无知。
“心智至上”的信念几乎发生在所有神经症患者的身上，理智、意志力是他们心中至高无上的主宰力量。这种信念在我们的文化中普遍存在，神经症患者不过是将它极端化了而已。我们的文化有一个预定观念，就是每件事情都有一个自然的、可知的原因，我们对此确信不疑。我们的周围是一个服从理性法则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对意识作了过高估计。
我想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我想消除种种“困扰”，我努力去这样做，因为我深信智慧的力量能够帮助我实现目标。我以为能够用纯理智来管理生活，能够通过推理分析来消除一切干扰。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不断地面临矛盾、困惑与痛苦，但我开始反省这种方式却是在我阅读精神分析书籍以后。
消除困扰，保持好状态，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这种貌似很有用的追求却具有危害的性质，向这个方向的追求与努力只会使人更加虚弱。原因只有一个：没有可行性！
森田疗法认为，不安是欲望的另一个方面。一个人在重要的事情面前，如果无依无靠，而又不确定以自己的能力或健康条件能否克服困难，就会陷入强烈的不安状态。凡是把不安和苦恼当作实现目标的障碍物对待，企图将其除掉，则势必增强症状与精神冲突，陷于神经症。
一位网名为moonfish的病友总结说：“其实我们发病，完全是性格和心理深层次矛盾的爆发，各种各样的症状也只是一种表象而已。不要去后悔诱发你生病的那些事，因为那完全是偶然的。我们希望成功，希望超越别人，有许多美好的愿望，但是恰恰是对症状的关注转移了我们实际的矛盾。就我来说，我是因为头不舒服而怕影响学习，我担心学不好，所以我就去关注头不舒服，如果我腿不好而不是头不舒服，我才不去管他呢。我对学习的担心转移到了对症状的关注，认为是症状影响了学习，这实际上是一种很微妙的转移。恐怕我们所有人，很少有人仅仅是关心症状，而是害怕症状对他的某个目标产生阻碍，于是转而去关心症状。认为只有症状好了、障碍没了，才能把事情作好，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其实这里就存在了一个很隐秘的内心冲突，只有把这个冲突拿出来，解决掉，症状才能消失。”
在精神分析中，这种转移是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之一。转移，就是一个人把对某一对象的欲望、情感或行为意向不自觉地转到其他对象上去，以减轻自己的压力(或者说心理负担)。只要这种压力对他来说还过于巨大，只要他还不能直面自己的困难，他就不会认识到这种转移(或者他理智上认识到了，但还会不自觉地继续使用这种防御机制)。通过这种转移，他保留了现实目标和理想化形象的可能性，保留了他关于自我的那些幻想，从而使自己免于面对现实和失败的可怕压力。这种逃避现实、追求成功的努力，虽然有巨大的主观价值，却使得他越来越远离问题的根源，使得他的困难的解决更加遥遥无期。
迷途知返
大二的时候，我开始关注睡眠，希望能由好的睡眠带来好的状态，能够更好地学习。我琢磨怎样才能快点睡着，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头脑总是很混乱。大二暑假，我开始反思这个问题，发现小时候睡得好，根本就没有考虑快点睡着的问题，我推想或许正是因为太想睡着了所以才更睡不着。没有了学习的压力，我用不着去保持好状态，也就用不着要尽快睡着，也用不着非要睡好了。我试着放弃对睡眠质量的强求，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让它睡不着，不再感到焦虑不安，不再去左思右想——白天的时候也不去想。暑假结束时，我的睡眠已基本恢复正常。
开学之后，又有了学业压力，不由自主地又希求状态，睡眠质量又开始不稳定起来。有时候睡得不好，我就想以前睡得好的时候是什么情况，要求自己要“什么都不想”，结果睡眠并没有因此改善。反思，对比两种状况，发现前一种真的是放开了，真的是对睡不着无所谓，而后一种情况还是在想着快点睡着，于是总结出一条规律：想不想就是想了。经过渐渐放弃对睡眠的关注，包括“控制”自己白天也不想睡眠问题，我的睡眠在反反复复中逐渐趋于稳定。
04年3月底的咨询，马医生让我意识到很多问题想通了是没有用的——看起来问题解决了，实际上它又会引出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这种模式从高三开始一直延续着，本科时虽然也有所认识，但从来没想过要放弃这些看似很有前途的思考。咨询结尾时我问他，是不是我控制不去想这些问题就行了，他回答说不要去控制，然后他说什么我忘了，大意是控制会导致紧张。这次咨询之后，我似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我只要不去想那些问题就行了。可没过多久，曙光就被乌云掩盖了：生活中必然要思考很多问题，我怎么判断哪些该想，哪些不该想呢？我不可能什么都不思考阿！由于他的号很难挂，之后几个月里没能再去咨询他，这个困惑伴随我到了北京，很久以后才得到解答。
05年4月，一篇名为《晓峰心语》的文章对困惑中的我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是一位病友的经验之谈，文中述及的很多现象我都经历过，文中的一些结论也是我正在疑惑的。
文章首先揭示了思维活动与隐藏在思维活动背后的动力因素——焦虑的辩证关系：人的思维受焦虑驱使，为消除焦虑而进行种种错误的努力，结果反而强化了焦虑；看起来我们的思维活动是自主的，实际上它是受一个潜在的控制系统——潜意识的驾驽；很多看上去正确的治疗努力，却是疾病加重和质变的原因，不解决这些问题，疾病不可能得到治愈。
文章提到：“病人的这种思维过程是在被动的、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产生的。不让他想完并得出结论，………病人就会感到极为痛苦。极度的、焦虑的生理状态，强迫着他烦恼自己。……只有坚定地控制住，去做应该做的事情，才能够使自己放松下来。每一个思维过程，都会有自己的理由，即使在强迫思维的过程中，想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自己也感觉到不对，但还是会有理由的，这个理由是，想通了就好了。”“强迫着烦恼自己”，这是我无数次经历过的情形！对此，马渝根医生还建议我说：“享受想不通的痛苦不如享受不想的痛苦！”享受痛苦——一种积极的“忍”，它或许是我们返回自我的途中必须要有的一种态度。“想通了就好了”，是我一直怀有的一个观念，以为目前面对就是最终问题，只要这个问题得到解答，就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
“决心本身就是一种欲望和目的，你的目的是为了治病，本身就是认为有病，本身就是烦恼的过程，你要认为没有病才行，不去理会，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有时候，当焦虑过去，你会处于兴奋状态。”决心、兴奋，我反复经验过！另外，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我们需要改变的是对它的态度，以轻松的心态对待它，而不是始终放在心上，成为自己的重压，或者采取鸵鸟政策，否认问题的存在。
“牢记本身又是加重你认为有病的思想，又是烦恼的过程、焦虑的表现。你想一想，一个人没有事情时，总是在想着要牢记一些事情，背诵一些原则，下决心不能够被疾病所征服，忘记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是不是又在焦虑之中呢？”我在高三时开始想要“牢记”，以保证好的成绩，思考“怎样才能让学过的东西不忘记”。大学时，我又试图将各种“错误”都记录下来，让自己在“误入歧途”前立即意识到，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对此我称之为“防止”。牢记、防止，是我为解决自身困扰的一种尝试，这种努力是真正的误入歧途。事实上，通常情况下，对于犯过的错，我们只需要了解正确的做法，并不会“强求”不再犯类似的错误。正是压力状态下的“强求”，这种为了缓和焦虑的“强求”，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让我越来越远离自身的真正问题。
“你的所有思维活动，都是在围绕着如何克服症状，如何消除焦虑，变化出不同的形式，从而使焦虑和紧张无限度地增加或维持原有水平，从而导致了疾病加重或无法治愈。想治疗是对的，但努力的方向错了。治疗的错误努力，是疾病产生和加重的根本原因。”这我已经经历过了，还有很多人正在经历着。
“烦恼之中想出来的东西，从宏观来讲，永远没有正确的答案。情绪认知心理学中有定义，即焦虑导致认知障碍，认知障碍是指人对客观世界的各种不合实际、没有意义和价值的错误认识，以及伴随之而产生的无法解决的行为障碍。你进行错误治疗的努力过程，都是认知障碍的表现，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在你思想和行为中出现的各种烦恼，潜在的动力都是焦虑。一个又一个看上去极有价值的思维活动，以及治疗疾病的正确方法，也都是焦虑的变化形式。”
“人们在进行大多数思维和行为活动时，都是在平静或愉快的状态下完成的，包括解决各种矛盾、各种问题。安排工作、生活，都需要设计思考，但是要在平静之中设计思考，只要你心中平静，想什么都对。只要不静，想什么都错。消灭妄想杂念、消灭烦恼，就是消灭紧张和焦虑，病的根本和起源就是焦虑。”
“治疗疾病、塑造新的性格的过程，是改变紧张、使自己放松的过程。紧张产生认识障碍和认知偏差，放松产生智慧。治疗疾病的唯一原则是去除烦恼，以放松、心静为唯一理智和行为宗旨，分辨出错误和异常的思维活动，并予以坚决的制止和改造，完成自我治疗，治愈疾病的最终目的，使病人走向自我康复之路。”
“追求放松，消灭烦恼是治疗疾病的唯一原则，所有心理治疗本质规律都在这里。想从理智去思考、想通，是永远做不到的。要安静下来，好好感觉，凭感觉去判断是否有进步，不能凭思考和分析，而是要凭感觉、一种直觉、一种体验，即体验你身体是否感觉到放松，它应该是唯一的理智。”
“我只能给你指明方法和方向，帮助你认识人心理活动的规律，但不可能成为指南。面对每一个具体问题，都需要你自己去理解和战胜。把我讲的当成真理，这本身就是‘攀缘’和烦恼。例如前面所讲的情况，你反复告诫自己要消除烦恼，忘记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将我的正确的指导，化解为烦恼和焦虑的理由，潜在的焦虑做为动力，轻而易举地使真理变成谬误。”
“什么样的机体，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焦虑水平，产生对什么事物观注，对什么事物思考，思考出什么样的结论。这就使理智的意义和正确性受到怀疑，理智伴随着人体的需要产生，并不代表对客观世界的唯一正确反映。人在紧张的时候，就会产生与紧张有关的理智的思维活动。愉快的时候就会产生与愉快有关的思维活动，在悲观的时候就会产生失望的思维活动。”
多年来，为了解答自身的困扰我冥思苦想，却感觉自己越陷越深，让我对自身的努力开始产生怀疑，加上病友所提供的亲身经验，让我对自己的判断有了更多的信心。这种怀疑可以说是极有价值的，因为，对病态解决方法的有效性的任何怀疑都意味着朝着放弃这些方法迈进了一步。
文章中多次提到“控制”一词，也让我不再不敢“控制”——因为马老师说不要控制，以免导致紧张。后来我才明白，我们可能在使用“控制”这个词时，各自隐含了不同的涵义：我的“控制”，是指在深刻理解(比如说知道怎么做不好)的基础上，自然而然“控制”自己不去做某些事；而他的“控制”，是指因为某些“外在的应该”而强行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只有这样才会导致紧张。这两种控制之间的区别，可以说是内心理解、相信、愿意，与理智的掌控、强迫之间的差异：前者是自发行为，而后者是强迫行为。不同的人在使用同一个词时有不同的涵义，这是一个事实，却鲜为人注意。
为者败之
人的行为是他的目标指向的尝试，为的是满足被体验到的需要，以减少紧张和维持机体强度，这些需要出现在机体紧张被体验到的时候(不一定形成清晰的意识)，它们构成了行为的基础。当我们被消极的情感占据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消除这些令人痛苦的感受的需要。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写道：“情感与精神障碍研究所告诉我们，引发人行为的冲动是由焦虑或其他某种难以忍受的情感状态引起的，这些冲动意在消除这种情感状态。……行为源于一种带有负面特征的强迫欲望，即，要逃避难以忍受的境地。朝向这个方向的行动只是一种虚假的解决方式，实际上，结果恰恰与意愿相反。除掉难以忍受的情感的强迫欲望是那么强烈，以至于个人不能选择一种并非虚假意义上的解决方法。”这段话可以很好地概括我高三之后多年的努力。这样努力的结果是，一个虚假往往导致另一个虚假，第二个虚假又需要第三个虚假来支持它，这样发展下去，直到一个人被缠在蜘蛛网般的虚假中不能脱身。
本科时我就有了类似的认识：我的每一个解答都等于在自己的头脑中设置了一个框架，必然会出现新的东西与它发生冲突，于是，这又是一个需要解答的疑问！毕业的暑假，我第一次全面地反思自己的问题，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性格，同时认为经过多年的反省和调节，自己在心理上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问题，自己需要做的只是等待药物的调节发生作用。这种心态下，我相对轻松地度过了研究生的前两年。
04年初明显的抑郁症状和思维混乱让我再次关注性格问题，让我再一次陷入了穷思极虑的境地，试图通过不断的推理分析来消除困扰。反复失败后对这种方法的有效性的怀疑，病友的亲身经验，对思维现象的进一步认识，让我开始渐渐地放弃这种解决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另一位病友的经验也起到了帮助作用，他将自己的经验总结为《withboy的中国式新森田教程》。
withboy开篇自述道：“凡事追求完美、理想化，有极大的完美理想执着。对‘违反’完美理想的现实和各种想法产生恐惧，试图通过反复的解释、思考、理论要求行为去消除这种恐惧，满足完美理想执着。在反复的强迫行为中痛苦，在反复的做不到执着要求而‘强行去做’中痛苦。在发现会接受到森田疗法，结合自己的体悟，但愿能做个正常人。以‘无为’放弃强迫行为，在症状反复的过程中，淡化执着，融入自然。”
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行为都难以有准确的判断，这时别人的经验可以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帮助我们选择正确的方向。多年来，我一直在一个严重的误区里挣扎：太倚重逻辑思维了，并且只倚重形式逻辑。在头脑中把遇到的事情想明白、完美、清楚，就会觉得很舒服；如果不把念头想通，就非常的难受。后来我对此的分析是，这种“想通”常常是一种“合理化”作用：害怕犯错，找充分的理由，确信自己不会错，于是就会觉得心安。这样一次次地“想通”、一次次的满足，让我们对此成瘾，脑中什么念头都要想出个清楚、固定、完美的状态。withboy说：“强迫思维的特点是强迫地追求思维的完美、确定、清晰、有规则而不乱。强迫思维者强迫的对象各式各样，而本质就是要把自己遇到的问题思考成符合心瘾要求的成果，一个确定、清晰、有规则而不乱的成果，一次次的反复满足心瘾。”
“患者面对强迫对象内涵念头的时候，因为这个念头的存在会违反完美、确定、清晰、符合心瘾要求的理想化状态，所以就因为这个念头的存在会不安和焦虑。从心瘾上极度的想去让这个念头消失，来符合、满足心瘾。”我有很多的“为什么”，都需要明确的、清晰统一的解释，因为我认为矛盾潜藏着错误，为了不犯错\更快更好，不得不用理智极力求解；另一方面，也因为我认为能够用理智来解答它们。
“强迫惯性可以分为‘强迫习惯’和‘强迫状态记忆’效应两方面。一个患者因为以前几乎无数次的反复强迫行为，必然会形成强迫行为的习惯，我们就叫它强迫习惯。当患者遇上自己的强迫对象的时候，会习惯性地对它实行强迫行为。患者常身在强迫习惯当中做着强迫行为，却还以为自己是正常的追求行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一个在强迫痛苦中沉迷的患者每当面对强迫对象时，和正常人面对这个对象是不同的。患者面对强迫对象，过去对强迫对象进行强迫行为的感觉，强行做强迫行为而做不到的焦虑感，对症状的恐惧感，都会马上显现在患者脑中，让患者“身临其境”一样。这就是‘强迫状态记忆效应’。正常人是在强迫泥潭外面的，也没有进去过，所以面对强迫对象时什么都没有，不存在问题。而患者不同，他面对时，在强迫泥潭中的状态感觉全部反映出来，造成患者一种紧张慌乱感，为事实上的强迫行为埋下条件。” 我一直都认为，面对强迫症状是首先要做的一点，就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冷静、镇定，让自己意识到这是强迫，而不要慌乱紧张。
“强迫心瘾不可能刚经过森田的顺应自然就可以完全消失，正如毒瘾不可能抵抗一次发作就可以完全消失一样。强迫心瘾是经过很长期、无数遍的强迫行为加深加固了的，余留的心瘾执着只能通过长期的自然的行为来淡化，直至消失。症状反复的根源也就在于余留心瘾。”神经症症状不是靠自己的主观意志力就能克服的，因为它有自己深刻的根源，而反反复复是它的最大特点！
“顺应自然可以说就是让你不择手段的去追求放松、舒适、不强求痛苦，并同时做自己真正想做、当做的事。人本来自然就是这样的，痛了就放弃，追求舒适。舒适的感觉是自然和谐的象征。自己找痛苦吃、劳累的很难受，没有人是天性喜欢这样的。但是人在成长过程中理想，有抱负，有自己的理论原则，为了这些理论原则的追求，会去甘心自己受苦，自己找苦吃。可以把强迫思维的根源执着心瘾也当作一种理论原则，患者往往习惯了为了执着心瘾，而去自找苦吃。表面看是种理性的行为，实则是被执着心瘾牵着鼻子走。”在这里，理智的意义和正确性再次受到怀疑，而老子的教导——“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用在这里也可谓恰如其分吧！
“当患者发现自己的思维或是碰到什么强迫对象，觉得心中的思维不明不白、含含糊糊、乱了，不符合强迫思维的执着心瘾的完美要求了，就想去弄个清楚，宁愿吃苦去强迫行为。这时顺应自然就是要去放弃把它弄清楚的心瘾，去选择自然，去追求放松、舒适，不强求痛苦。”享受想不通的痛苦\不安，不如享受不想的痛苦\不安！--不安常在，不安心即安心！
“选择了自然，思维就是乱、就是不清不楚、乱七八糟，一开始会很不习惯。不过，你要不乱，你要摆脱这种不安，你就是去做强迫行为了。所以，顺应自然就是患者的一个选择——是选择自然，还是满足心瘾？选择了自然，虽然不安，脑中思想就是不清不楚，就是乱，很不习惯，有去用强迫行为摆脱的冲动，但就和毒瘾一样，慢慢就平和了。如果选择了满足心瘾，反复去做强迫行为，痛苦是没有尽头的。”
“沉迷于弯路中探索理论的患者总是问，怎么区分为所当为和强迫行为呢？其实，自然本身就是个区分的‘度’，去顺应自然，自然本身就存在，那么就自然而然在自然中了。……大家可能有这样的体验，有很多症状的的人，一旦一个主要困惑你的症状成为你现在的主要症状，那么其它的症状好象都被忽略了，不存在了一样。其实，对于人来说，千万个矛盾中，也可以分出一个最主要的矛盾。患者一次只能以一个症状问题为主要矛盾，那么全心全意投入、陷入在这个矛盾中，就必然的忽略其他的症状，也就是说其他的症状在一个顺应自然的状态中了。以一个问题为主要矛盾，其他的问题、矛盾就会以你的主要矛盾为中心而顺应自然，一切为了你的主要矛盾的解决而改变、适应、顺应。那么，为所当为以‘当为之生活’为主要矛盾，不以症状为主要矛盾，那么一切执着矛盾也会为了‘当为生活’这个主要矛盾而顺应、改变，谓的症状为了附和主要矛盾--‘当为生活’而淡化，症状也就不存在了。就和患者以一个症状为主要矛盾时就会觉得其他的症状被忽略了是一个道理。”这里，作者夸大了理智和意志力的作用，似乎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投入”、“陷入”。当然，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投入、陷入进去，症状的确是会逐渐淡化的，但问题是我们很多人“无法”投入、陷入(这是森田疗法对很多人无效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清醒的理性和善良的意志相比，本能和其他神秘的无意识因素对人生中重大决策的影响大得多！此外，我认为作者和森田流派对“自然”的表述是不够清楚的，或许它本身就是一个无法清楚表达的概念，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放弃强迫行为，接受强迫对象，就达到一种‘和平相处’的状态，放弃、接受、顺应，会找到和谐的一种自然，而不是先前为了追求理想化状态的痛苦。但是，走上弯路的患者统统都去刻意追求‘和平相处’，刻意的去接受、放弃。这种刻意，本身就是强迫行为，刻意的接受其实就是执着于接受强迫对象后让自然把强迫对象弄得消失，这不是真正的接受，还是压制。”
“我来细细的说一下‘顺应自然’中的放弃、接受、无为的精华吧：放弃压制强迫对象的行为，接受被压制的强迫对象，再去追求、做自己所做的。和自己追求、要做的和平相处。有些本来就做不到，也不需要做到。患者总是在压制强迫对象，去追求一个‘理想化状态’，不允许强迫对象存在。”请明白，强迫症状也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让我们宽容地接受它吧！一位病友分享自己的经验说：“我体会到的更多是一种宽容的态度，宽容对待自己的症状，宽容对待痛苦，这样你就可以宽容对待人生。”
“遇到强迫问题，放弃解决问题是顺应自然。放弃解决问题，也可以放弃问题本身。……真正的顺应自然不受任何束缚，哪怕是你心中认为最不可侵犯的理论原则，也不要去束缚顺应自然。……体悟了真自然，即使症状会因为余留心瘾反复，也无所畏惧。一反复出来，马上又会顺应自然，症状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伤害你，心瘾会慢慢淡化。”这里有一个难题：怎么判断那些问题是强迫问题，哪些不是呢？我的经验是没有可以借以判断的明确标准，只能根据自己的感觉、直觉、经验去对待每一个具体问题。
“患者往往是怀着用森田治疗症状的心，这是必然的。但是不可强求治疗，森田不是说治疗，而是说顺应自然。顺应自然和治疗不是一回事，只要你顺应自然，不治而治，没有要你去治。所以说，森田不是说治疗\克服\摆脱，只是告诉你，顺应自然比对抗症状好，比满足心瘾好。……一个患者面对执着对象的时候总是想先用具体理论去指导自己的行为，从而代替了自然，造成了问题。”不治而治，这是一个悖论，正如老子所说“为者败之……不为而成”。“根据心理治疗的经验，我们越是可渴望做出诊断和行动计划，我们所做的事就越无益。我们越是渴望治愈疾病，它就越是长期不愈。每一个精神病研究人员，都必须学会不力求治好，不变得急躁。在这种场合以及许多其他场合，屈服就是克服，恭顺就是成功。道家和禅宗佛教徒采取这个道路，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数千年前，就看到了我们心理学家才刚刚才意识到的事情。(《马斯洛》P275)”也就是说，对于对于心理问题，对于我们的症状、缺点，我们首先需要以宽容和忍耐的态度来对待它们，接受它们的存在——而我们一直以来都很排斥它们，认为它们阻碍了自己(自己不应该被它们阻碍)，急于解决它们，结果却适得其反。 ---《金刚经》P462!---
穷则变之
在一切神经症过程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对荣誉的探求：急于达到某个目标，以摆脱令人难以忍受的焦虑、自卑、失落。似乎很不幸的是，在通往目标的路上，一只猛虎拦住我们的去路，我们都遇到了困扰自己的问题\症状，我们都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我们直观地认为，是这些问题\症状阻碍了我们，于是我们转而去关心问题\症状，想要消除它们。认为只要症状好了、障碍没有了，就能把事情作好，就能实现自己的目标。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不断地面临矛盾、困惑与冲突，但我们要开始反省这种方式，只能是在这种解决问题的尝试一再失败以后。甚至，一再的失败也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前人的经验作为参考。正是因为寻求解答的努力一再失败了，以及他人的亲身经验，才让我开始逐渐放弃不顾一切的试图消除“障碍”的尝试和努力——正是这些努力和尝试构成了神经症的主要内容！下面提供一些我的自我分析记录，从中你可以看到我对待“障碍”的态度的转变过程(冒号后的内容是对前面问题的分析、解释)。
2005.9.5，我记录下一种长期的困扰——感觉问题太多，顾此失彼(太多理论束缚\太多该不该)。对此我回答道：想解决是不可能的，只能和平共处；鼓励自己而不是挑剔，就像对待孩子；关注目标而不是干扰因素。
2005.9.6，要不要把每天有用的分析记录下来？：不记，有可能重犯；记录，有过类似的经验，似乎是在“防止”。2005.5.14，我也有过类似的疑问，当时的问题是，怎么判定该不该想？：去想，加深印象，防止以后犯这个错；不去想，以消除强迫思维，不再继续被它纠缠。结论：实质都是怕，怕犯错、怕强迫，想消除它。
2005.5.14，我还第一次认识到“合理化作用”——常常都要寻求很充分、很合理的依据。对此我分析道：还是怕犯错，“合理”就不会错。问题产生于高三，我经常在做出判断后怀疑其正确性，再去对其进行论证。在《逃避自由》中，弗洛姆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尽管意在解释怀疑，然而我们知道，是先有了怀疑，理性化的想法只是发明来使感觉更加可信，它们并非真正的解释，而是事后诸葛。也就是说，合理化的作用就是安定我们那颗因为怀疑而不安的心，从而在主观上觉得安全！这是一种典型的、被我们广泛使用的防御机制！
2005.9.13：不主动想心理知识；尽量少想，能止则止；知识越多，疑问越多；根据自己的体验(具体情况)，而不是遵循理论\应该；真正的接受，让其来去自由，与之和平共处；想消除它，希望不被干扰是不可能成功的。
2005.9.27，问题客观存在，关键是我如何对待它？：接受症状，关注目标，干扰因素也是自己的一部分，无法消除，工作做不好就是做不好，要负起责任；多年来我都在追求“理想化形象”，区分自己，只承认最佳状态才是自己。
2005.10.10，我接受了痛苦，就应该恢复：接受只是第一步，不可能立即而绝对的改善。完全接受自己，包括神经症痛苦，宽容，不去纠缠他，为所当为。
我们中的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应该拥有绝对的宁静、健康、勇敢，任何些微与此相反的症状都会使他转而残忍地去攻击自己，试图通过推理分析来消除一切“症状”是其中较不明显的方式。
2005.10.12，做事总要寻求很充分的依据、理论：一种满足焦虑的习惯，要防止犯错，更安全；明白道理，就能“更快更好”；在努力去除坏习惯，希望减少干扰。
一些习惯是不对的，如果不判断对错，这么多干扰怎么办？怎么知道哪些该放弃？：试图增加对坏习惯的觉察力，以减少其影响的时间、强度。
同一个“问题”会反复影响：影响就影响吧，我无能为力！
2005.10.12晚，接受“妄想杂念”，不必急于克服、完善，不必急急忙忙，不逞一时之快，今晚的分析到此为止，知足者富。
2005.10.13，思考的最高结果就是使人知无知，不可能用理智证明、表述一切，而我一直过于用理智管理生活；“妄想杂念”是自身的一部分，视为干扰而控制只会增加负担。
2005.10.13晚，有的放矢，目的本位：想通了(对我的目标)有用吗？想得通吗？
2005.10.20，你必须相信你自己，这是人生中唯一正确的道路。
2005.10.26，常常想到某处，就把相关的东西想一遍、看一遍：牢记、防止，增加觉察力，更快地反应，以减少影响，而这是行不通的。
2005.10.29，思想的世界囿于悖论之中，思想只能使我们认识到思想不能使我们作出最终回答；心智万能是一种假象，它也受着潜意识的控制。
2005.11.3，彻底的放弃是根本的解决方法？：关注自身，本身就是在“解决”，而不是放弃；用理论指导、检查、规范行为，本身就是没有放弃。
学习森田疗法的人，都容易走入一个误区，那就是“刻意的接受”，想通过这种方式摆脱自己的症状，实际上我们想的还是摆脱。如果是为了摆脱而接受，不是真正的接受，只要我们还在想它，想摆脱它，那就是没有接受。接受\放弃，是一种情感现象，而不是理智现象。
2005.11.11，由于有外部压力和内心的压力，总在想“逃避危险”、“更快更好”，总在想不犯错、不走弯路，用理智分析、控制，力求解答：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勇敢无畏，容许犯错！
很多时候，都在想“该不该”，总是在走极端，“非此即彼”地选择：该不该看、该不该想、该不该分析、该不该记录、该不该总结、该不该控制……前面5.14和9.6，我就分别记录了对“该不该记录”、“该不该想”的分析，已经明白，在纠缠“该不该”的背后，“实质都是怕，怕犯错、怕强迫，想消除它。”
我们常常都以为，相反的东西必然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是错误的，这只是因为我们在辩证法上的无知。事实上，相反的两种情形可能都是正确的，因为它们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不幸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束缚于无条件的、绝对的概念！而早在两千多年前，哲人赫拉克利特就领悟了这个真理，他说：“你们不明白，矛盾的东西本身并不矛盾，那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就象琴弓和琴一样。”2005.9.9，我也曾遇到这种“非此即彼”的矛盾，当时是我发现，我正面对精神分析与森田疗法两种理论之间的冲突。
后来，在《未发现的自我》一书中，我看到荣格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忽视弗洛伊德和阿德勒观点中的真理成分，将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但是把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奉为唯一的真理，同样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两种观点中的真理都是与心理事实相对应的。……我试图尽可能地应用两种假设，因为我完全接受它们的"相对正确性"。……我认为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也是同样相对的，并把自己也看做某种倾向的代言人。”“当今，如果说我们在某个领域中应该谦虚谨慎，并认为几种"看似"对立的观点都有正确性的话，那么这个领域就是应用心理学；因为我们离完全了解那个最具挑战性的科学研究领域——人类心理——还差得很远。就目前而言，我们只有一些多少比较可信的观点，它们之间互不相容。”
走极端，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是一个方法论错误，其结果是我们的问题永远得不到真正的解决。我们要做的，是在矛盾中寻求和谐，在自身“自觉判断”的基础上，灵活地选择对立的两端。直觉判断，这就是自我的回归，这是必需的！
为了避免犯错\逃避危险，走捷径，我为自己穿上了内心的紧身衣，为此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于这种长期的、毫无效果的自我监控，我渐渐地有了一些愤懑的情绪，我不愿再忍受这样的束缚，我宁愿冒险活得自由自在，我对自己说：“(强迫思维)有就有、是就是吧；想就想、错就错、矛盾就矛盾、死就死吧，怕个屁！”从这以后，我开始较少地束缚自己的思维，较少地想“该不该”、“应该怎样”，思想活动渐渐地自由起来。
怕犯错、怕走弯路，有其深刻的情感源泉，当我们能够不怕犯错、不怕走弯路的时候，我们也就渐渐地走出来了。
2005.12.5，做不做都应该有一个结论，想清楚：因为想清楚就有了方向，可以减少犯错。可事实果真如此吗？不监控会犯错，用理智分析、监控本身就是错——害怕犯错误、走弯路！放弃“内心的紧身衣”，错就错吧！心智并非万能，错误是必须的经验！信赖直觉，而不是什么都依赖理智的明确解释。
想解决是不可能的，只有彻底放弃减轻或消除自身障碍的希望，接受痛苦，为所当为，才是建设性的道路。努力去除坏习惯，只会导致更多消极。
2005.12.4，我要做好工作，为什么要？：因为有一种“我不够好”的自卑感；做不好工作，有一种无价值感，害怕会被轻视。
2005.12.6，难道一定要“做好”，你才能喜欢自己吗？难道一个人喜爱自己竟还需要条件吗？难道“不如别人\没做好工作”就没有价值吗？——父亲给我的经验如此，但毕竟大部分人都不是父亲的样子！难道你为了寻求完善付出的代价还不够沉重吗？你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是做好工作，胜过别人，还是作为一个人而自由地成长？
如果完善是不可能的，或者为了完善我必须变得很不快乐，那么该死的，我接受，甚至拥抱不完善。我有不如别人的权利。
或许我目前根本就做不好工作\无力建立亲密关系？：努力即幸福，我只要努力去做就好(别人接不接受你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关键是你自己要接受自己，相信自己，对自己感到满意，因为只有你最能理解自己)。
每次想要“做好”工作，我都会很紧张，所以我怀疑，莫非是因为现在阻力太强、人格具有稳定性，根本就不可能“立即而绝对的改善”；所以我怀疑，我是否一直在苛求自己，期望迅速达到期望\理想状况。这是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疑问，这种怀疑是极有价值的，对自身要求有效性的任何怀疑都朝着放弃这些要求迈进了坚实的一步。然而，这种对我们能否达成自身目标\要求的怀疑也是十分可怕的，因为它对我们活动的基础提出了质疑——我们一直都是坚信自己能够达到目标\要求的。因此，很多人一旦有了这些可怕的念头，都会尽快打消它们，就好像它们从来不曾出现过一样。
我现在有这样一个疑问，不知道卡伦.荷妮所提出的“理想化形象”概念，是不是得益于克尔凯郭尔的启示。在100多年前，丹麦天才已就这个问题作了极其精彩的阐述。在《基督徒的激情》的《重新成为儿童》一篇中，他写道：“这个形象仅存在于这个青年的想象范围内——即存在于远离现实的幻想中。……想象力所反映、所保持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非现实性。……这个完美的形象是他的挚爱，他的双眼并不注视身边的东西。……凭着想象力，他一直都很熟悉这个形象并希望成为和这个形象一样的人。……他双目注视着这个形象，而不注意自己立足何处，不了解自己处身何处。”
“想象力欺骗了青年，借助完美形象使他忘却了自己是在现实之中。……可以肯定的是，当他看清事态时，一时间也许会觉得毛骨悚然；但抛弃这个形象，——不，他不会下这决心！……他说，可谁会知道，会有更好的时代来临，会有援助来临，一切都会好起来。他就这样不放弃形象，无拘无束地走入他被导向的苦难中去。……理解这一点，他还不能承受，因此，他也不能理解这一点。”
“诱惑者向他低说：应该抛弃这个形象。但他不会下此决心，因而脱口而出：‘我别无选择，上帝助我！’——我们假定，他坚持到了生命的终点：这样他就通过了考验。”
我相信，这些文字鞭辟入里地描绘了我们很多人的生存状况！只要我们还过于惊恐、无助，不能直面我们真正的冲突，我们就必须尽抓住自己的要求不放——这些要求成了我们维持自己生存的支柱。
2005.12.17，是不是要找到“问题”的原因，分析清楚，增加觉察力，以减少影响：有时候放一放，“问题”也就过去了；想解决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还在想它，想摆脱它，它就会更影响你。
并不是说要克服坏习惯，而是说我不再继续这些习惯，同时我能接受它们，宽容地看待它们，不再排斥它们、敌视它们，因为它们是我自身的一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尽力做事，尽情生活。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何必求全责备，耗费宝贵的精力来寻求不可能的完善，对自己的不足和缺少如此地耿耿于怀呢？
2006.1.15，如果你“真的”接受，又何必关注那些“问题”，想摆脱它？
欲治不治，真正地接纳一切，放弃所有改善处境的希望，努力过一种充实的生活。生活第一，分析第N！
从这之后大约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我差不多都是每个周末在外面玩两天，直到后来我终于能静下心来学习。刚开始的时候，跟几个朋友下班后也常聚在一起活动，就这样，我的人生终于又充实起来。
感受无助与孤独
05年6月7日，自我分析将近一年之后，内心深处的情感第一次喷涌而出——那是一种深深的伤痛，一种深深的无助与孤独！我记录道：
我此刻感受的，是深深的无助与悲凉！
人生的记忆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无可依靠的痛苦和“寄人篱下”的辛酸，为了减少肉体上的伤痛，在父亲面前我不得不完全放弃自己的尊严，放弃自己内心的感受，还学会了察言观色博取他的欢心。在我的心中，他完全就掌握着我的生杀大权；在他的一再否定中，我的自我价值感和行为原则也无可避免地灰飞烟灭。我能做的，就只有讨好他，赢得认可，从而让自己在这个世界过得好一些。
现在，这一模式已根深蒂固：总是追求别人的认可而忽略了自身的真实利益。我要如何找回自己？
一年之后，我还将再次深刻感受这种伤痛，再次回到这旷日持久的“畏父情结”。
6月18日，一种彷徨无助的体验将我席卷，我再次记录下内心的体验：
突然从童年进入成年，巨大的跨越让我无所适从，仿佛一个人孤零零地来到这个世界，谁可相依？
谁能解开我心中的迷惑，掩住我的脆弱？
很多事，我都只能从童年和他人身上寻求答案，判断是非，摸索方向……
有一个首名为《Estranged》的歌，深刻地表达了我的这种体验
When you're talkin to yourself
And nobody is home
You can fool yourself
You came in this world alone
So nobody ever told you baby
How it was gonna be
So what'll happen to you baby
Guess we'll have to wait and see
…… ……
两段文字都记录于3年前了，时至今日回顾，我却仍然能感受到心的颤动与激越！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无数的理由让我们不能充分体验我们的态度和情感，这些理由来自我们的过去和现在，存在于我们的社会情景中，存在于我们自身的防御机制。自由而充分地体验我们的情感似乎太危险，有着太多潜在的破坏性。(《形成》P103)
在这个社会里，自发感觉及真个性的发展很早就受到压抑，事实上，它们从最早对儿童的训练培养时就开始了。……在我们的文化中，教育的结果常常是扼杀了自发性——罗夏测验对3～5岁儿童进行试验的结果表明，儿童保存自发性的企图上升为他们与权威成人的主要冲突。起初，许多儿童由于与阻碍他们发展的周围世界发生冲突，都有一定程度的敌视和叛逆倾向，由于他们势单力孤，便不得不常常屈服。儿童不得不放弃表达自己的感觉，并最终放弃了感觉本身。最后，大量的自发情感受到压抑，并被伪情感取而代之(二者之间的区别，就是“真的喜欢”和“因为应该喜欢而喜欢”之间的区别)。总的来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情感是大受其挫的！(《自由》P172\P174)
当环境中各种不利的影响不允许儿童按照他自己的意志和能力来成长，当安全变成了最重要的事情，他最内在的情感、愿望和思想就退居末位了——事实上，这种最内在的情感和愿望不得不沉寂下来，从而变得不那么清楚了。他的情感和愿望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他不再是一个“追求者”，而是一个“被迫者”。(《成长》P5)
为了求得安全，我们与自身相分离，我们生活的重心落在了自身之外。这种情况使得我们面对世界时深感无能为力、极不安全！在我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我们丧失了“自我”——这种自我的丧失是一切绝望的根源，选择成为自己就是绝望的对立面——而自我则是个人自由和真正安全的基础。精神分析的过程，就是更加深入地体验自身的过程，就是返回自我的过程。当一个人以自觉而开放的方式充分体验自身的态度和情感时，他就开始变化为他真实的自我、真实的存在。
你有什么问题？它来自哪里？
在经过近一年的自我分析之后，我面对的冲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际关系方面。
2005.6.7，我体验到这样一种冲突：有时觉得“应该”主动与人交流，但当时却没有这个心情——理智要求我去做，而从内心讲我不想去做。对此我分析道：在别人的印象和自我感觉中，我是一个阳光开朗而又热情的人，尤其不惧于与陌生人交谈。给人印象很好，所以想时时保持这一形象，而不管自己当时的实际情况；不愿意放弃嬉戏打闹带来的被接受感、愉悦感和归属感。后来又进一步发现，我需要这种喜笑颜开的交流，完全是沿袭了童年的模式——在父亲身边，只有在他笑的时候，我才能确信他不会发难，能够以稍微放松一下心情！父亲的笑让我感到如释重负！在《我们内心的冲突》一书中，荷妮写道：“小孩亲近人时，他愿意承认自己的无助；尽管他也疏远自我，心有疑惧，但还是想争取别人的温情并依靠上他们，只有这样他才感到与他人在一起是安全的。”然而，“对每个人的基本不安可能会被一种表面的信念所掩盖，这种信念就是：所有的人都是非常可爱的，并且可以以一种良好的关系与他人相处。”换言之，我们体验不到我们对他人的焦虑和恐惧，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合情合理”的担心——害怕自己的某些“过失”会触犯别人；害怕自己不按照对方的期望行事，就会失去别人的认可——总觉得他人对自己有很多期望，设有很多条件。
长久以来，对于他人我一直都相当的细致周到，直到2005.6.8我才发现这种过度细致背后所隐藏的信念和需要，是这些信念和需要支配了这种行为。简单来说，那就是我一直渴求温情，并且认为别人也像自己一样需要外界的肯定，所以为了不给他人挫败感，为了让他人认可自己，善待自己，不给自己挫败感，我不得不煞费苦心以博取他人欢心。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认为别人跟自己一样，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心理，而对别人的个性和真正需要少有准确的认识。认识别人跟认识自己是并行不悖的，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任务。
第二天，我进一步认识到，之所以我渴求认同、渴求赞美，是因为父亲的长期否定和压制，导致了深深的无价值感，亟需外在的表示来填充。这时我才开始反省：自我评价的标准，不应该是别人的认同，而应该是自我的成长和自己的感受。当天，在拒绝别人的好意时，我感受到一种油然而生的不安。晚上我试着寻找根源，发现它是跟童年时母亲赶我下床的经历相联系的——当时母亲向我表示歉意，我不以为然，结果我就被恼怒的她赶下了床——很可能她认为我非常的不识抬举。此外，也因为我的童年太缺少温情，以至于我根深蒂固地觉得自己不可爱——虽然有很多证据表明情况恰恰相反，可就是去不掉我对自己的怀疑态度——所以别人的任何善意对我来说就如同恩赐，我都应该兴高采烈地、心怀感激地接受，而不要管自己对它的真实感受到底如何，否则就是不识抬举了。童年的经验使我深信，如果我拒绝了别人，就不会再得到他们的任何友善了，这种前景对我来说相当恐怖。无意识之中，我将父母的形象投射到了他人身上，然后再对自己加诸他们身上的东西作反应！
2005.6.13，在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和周围的人这个问题上，我认识到：我的世界观由父亲塑造，我的焦虑不安由父亲传递，父亲将我推进审判坑，惊惧而无助地面对四周挑剔的目光，总是要迎合别人的标准和检验。父亲的不安全感太强烈，总是在为将来担心。父亲给我的观念里，这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落后就要挨打，不完美就意味着无价值。这正是我迫切地要完善自己的原因，这种紧迫感使得我始终无法放松下来。
2005.6.14：不敢直率地请求别人帮助，除非确信对方喜欢我，或者我曾经帮助过他，怕给别人不好的印象——需要时才想起我。这里，我再一次沿袭了童年的经验。小时候，我极少向父母索要任何东西，尤其是不敢向父亲提出要求，对他我是不敢有任何期待的。在我的记忆中，他就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让我高兴的事，或者说，他没有给我的童年留下任何美好的回忆。要想得到他的一点欢心和帮助，就必须讨好他，它们是有条件的，全都要靠我的努力去换取。于是我就有了这样的观念：要想得到喜爱和帮助，就必须按对方的期望行事，必须讨对方高兴才有可能！父亲的形象泛化了，成年后我依旧生活在童年时那个悭吝难测的世界，请求别人帮助时我常常总是怯生生的，害怕别人会给自己脸色，常常要事先揣测别人可能的反应，事先做好应对准备。
“如果一个人感到外部世界具有敌意(不友善)，如果他对此感到无助，那么他就感到冒险去打扰他人未免过于鲁莽了。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这种危险看起来就更大，而且他的安全感越是建立在他人的关爱上，他就越害怕丧失这种关爱。……由于他与他人的关系是脆弱的，所以，他不能够相信，他与他人的关系可以更好。他认为这样(‘打扰’他人)会遭到他人的抛弃，或招致他人的厌恶或怨恨。(《人格》P166\P167)”这是我08年才看到的论述，它极精辟地概括了我身上的这类情形！
这种过分忧虑的心理不光形成于与父亲的相处，它还来自于爷爷给我的经验。小学时学校来了看西洋镜的，我很好奇也看了一个，回家后我向他要一毛钱说看了一个西洋镜，结果他很生气地批驳了我一番，说西洋镜有什么好看的，责怪我不应该浪费钱财。也许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生活艰辛吧，所以他非常讲究实际，非常反对“浪费”，人的精神满足这回事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爷爷常年在外面跑船，以前他每次回来的时候，我们几个小孩通常也都会去要个一毛两毛，多少怀着一些忐忑的心情，因为每次他都是一言不发的。还有一次，我被几个大我一点的孩子欺负，书包被扔在了离家不远的路口，我赌气不拿，哭着回家投告爷爷，期待着他能为我出头，教训那几个小孩一通，结果却是我先被训斥了一顿，大意是说我怎么这么没出息被人欺负什么的，似乎我丢了他的人。
2005.6.15：有意给别人留下好印象——热情开朗、乐于助人、关心他人、不麻烦他人，提高“他尊”。害怕别人不喜欢自己，因为我不自觉地就会在别人身上投射父亲的形象，总认为表现不佳就会有被惩罚、被疏远的危险。这就是荷妮所说的基本焦虑：在他人中间没能形成一种归属感，没有形成“我们”这样的同在感，而代之以深深的不安全感和莫名其妙的恐惧感。
2005.8.20：习惯于斟酌自己的言辞，为什么？：过于关心自己，唯恐自己的形象受损害，习惯于维持一个“体面”形象；有一种我“应该总是”让对方感到善意、热情的自我要求，因为我害怕如果不这样别人就会不喜欢自己；我之所以如此看重别人，是因为小时候我的一切都要以父亲的喜怒为主宰，所以现在也把别人看成自己生活的主宰。
2005.8.23：总害怕别人会挑剔自己、不喜欢自己，因为我还不完美。害怕别人不喜欢自己，其实是自我排斥的外移，首先是我自己没有接受自己。因为父亲总是挑刺，所以我有了“不完美就不可爱”的观念，这是我的完美主义背后的驱力之一。
如果对方不是很热情，就会感到压抑：又是父亲的阴影——只有在他笑的时候我才感到是安全的，能够放松一下，否则我就得提高警觉，整个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完全没必要。
一套在童年时代发展成功，而且在童年时代很适用的观念与反应，被不当地转移到成年人的世界里。这是我们中很多人共有的问题：一直没有机会发展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因而将童年经验原封不动地带入成年后的世界。我们成年后的与人的交往，完全受制于童年时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两者是极端类似的。事实上，我们仍然在对过去的经验做反应，仍然在感受过去那个实在。成年后我们所接触的人，往往都被我们投射了童年他人的印象，然后我们再对自己投射出去的东西做反应。在这个意义上，世界的确是我们过往经验的再现，是我们过往经验的表象！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能够理解莎翁的观点了。
“错误并非出自我们的星球，而是出自我们自身。”——莎士比亚。
这是一个有关心理分析的故事，心理分析是现代科学处理健康人的情感问题的一种方法，分析者只求引导病人谈出他潜藏的问题，使其敞开心扉。一旦围绕病人的情结被揭示出来并加以解释，病人的痛症和混乱就会消失，非理性的恶魔就会被逐出人类的灵魂”。
这是著名导演希区柯克所导演的心理悬念片《爱德华大夫》的片头语，也是编剧对于精神分析的认识。精神分析——按照这个词的发明者弗洛伊德的看法，就是用某些受压抑的冲动来解释神经症症状的方法；荷妮拓展了他的概念，将它看作是一种使无意识过程进入意识的治疗形式，涉及无意识过程的作用、无意识得以表现的各种形式。
生活中，很多人深受自己的行为和情绪困扰，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行为和情绪，因而也就无法对之进行有效的处理，更不用说摆脱它们的困扰了。精神分析——或者自我分析——的作用之一，就在于帮助当事人更好地理解自己。一旦真正认识到自己问题产生的根源，一旦行为和情绪困扰背后的驱动力量得以发现，我们就能够对它进行有效的纠正，情绪和行为困扰也会因此而逐渐消退；否则，这些驱动力量将独自驻留于无意识之中，对我们造成种种困扰。虽然几乎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理解自己，但这种自我理解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其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活跃着的外在社会因素的反映，而不是自身内部隐藏着的精神事实的表达。在这方面，这些心理行为的运作犹如人体的生理结构和组织结构的机制一样，一般人知之甚少。
需要说明的是，影片编剧夸大了精神分析的效果。事实上，情结得到揭示和解释，并不会立即消除当事人的困扰，而只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它。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当事人的困扰和混乱还会反复出现，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得以淡化。
生命的重建
05年7月之后，我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分析进入了漆黑的迷宫，我穷心竭智，左冲右突，渐有心力交瘁之感，却始终看不到一丝出口处的亮光。8月中旬，我的身体状况也变得极其虚弱——肠胃失调、接连中暑，孤独苦闷、难以为继的感觉日益强烈起来，我越来越不堪重负了。
北京的生活已经让我不堪忍受了，我看不到这样继续下去我会有什么恢复的希望，我有了放弃工作回成都的念头——成都有两位我比较信任的医生，其中一位的心理咨询让我心悦诚服。辞职需要面对违约金的问题，我本来希望说明自己的真实情况后，公司或许会网开一面，结果却让我失望了。在越来越无法忍受的处境中，我下定决心要不辞而别，即使从此没有户口也在所不惜。我所承受的痛苦实在太深重、太长久了，以至于摆脱这种痛苦当时成了最迫切、最重要的事，为此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我宁愿冒失去体面工作、需要在底层挣扎谋生的风险。当时我想，只要我能够从这场沉疴痼疾中解脱，其他的一切都还可以重来。
我退掉了租住的房子，临行前几天抱着最后的幻想联系了人劳经理，结果她居然给了我一线希望，说只要部门领导同意她就批准。我将自身的情况向领导和盘托出，但领导在跟她沟通时还是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原来她只是想把皮球踢给部门领导。在这个过程中，人劳的同事找我长谈了一次，给了我一些正面的评价和鼓励，领导也安慰我说以后会安排较为轻松的工作，让我深感温暖；加上周围的同事基本都非常友善，并没有因为我的种种问题和不足而看轻我、歧视我，于是我又有了些留下来自行解决问题的信心和勇气。在这个过程中，我鼓起勇气向长辈和同事求助的成功经历，也增加了我的信心。或许很多人不能理解，求助怎么也需要勇气，就好像那是一种冒险一样！但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冒险，在此之前，我一直都是非常怯于寻求帮助的，原因已在上一篇中阐述过。
8月底，参加了一个俱乐部的大型出游活动，除了充实一下之外再无任何念头，甚至丝毫都不想考虑会给别人什么印象——我实在太累了，非常渴望彻底放松一下。我不带目的地与人交往，结果两天的行程里我非常的自然、轻松，充满愉悦。05.9.3，我对8.25-8.30的经历做了一个总结：
1) 意识到自己把问题看得太重，开始放松。
2) 在求助行动中体会到成功的喜悦。
3) 不带目的的交往，整个人自然、放松：无所为而为，单纯之喜悦。
4) 接受现实，决心用实际行动改变。卡伦·荷妮曾说：一个人如果能和善地对待自己，他会因此而感到宁静与满足，即便外界的困难仍未改变；相反，如果他把逆境看作是不公平的，那么这种逆境就会增加十倍，通过这种态度，人在诸多方面给自己的生活增添麻烦。
5) 从《生命的重建》中获得智慧：无条件地爱自己；从《心灵鸡汤》中获得信心与勇气：人世间，没有所谓的"犯错"，有的只是"经验"。成长是一个"错了再试"的过程，失败的经验和成功的经验一样可贵。
6) 体验到这是一个温暖友善、会包容的世界，可以得到帮助；自己是被接受的，毕竟大部分人都不是父亲那悭吝难测的样子。
05.8.31-9.4，又开始想“亲近人”，又想按“应该”行事。我告诉自己说：此路不通，不如坦然做自己，别人怎么看是别人的事。此外，又急切地想解决困扰，不能从容、放松。
05.9.7，想退出俱乐部的活动，又怕中途退出会给人印象不好。认知疗法中，这种现象被称为“中心化”：感觉自己是别人注意的中心，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别人的审视、品评。
05.9.9，与人交往时常常推测各种可能的情况、猜测别人的喜恶和期望，事先一一做好应对，迎合别人，深感疲累和效率低下。事实上，这种情况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成年后的这种行为模式不过是童年经验的延续，它是父亲高压统治的直接结果——其中或许也有我天性敏感的因素。
一位叫于安戈的强迫症患者对自己的问题有同样的认识，他说：“我觉得我之所以有强迫症跟小时候的家庭有关系，其次是跟遗传有关系。弗洛伊德不是要从童年进行分析吗，我现在回忆我父母当时很忙，我和妹妹从小都是在幼儿园里长大的，父母对我们都很严厉，一旦做错什么就惩罚。那时我经常检讨自己，反省自己，在父母下班前就得先想想自己这一天哪些地方又做错了，父母问起来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因此，处处都得小心和提防，害怕自己做错了事，也处处要求自己尽量完美。中国家庭的父子关系几千年来都是一种家长式的，父子很难成为朋友，父亲是绝对的家庭权威，孩子也是在父亲的权威的阴影下长大，从小就惧怕父亲。那么由此引申出来到社会，我们很多人也惧怕权力和权威，都很内向胆怯，都不得不有心理的毛病。遇到事情的反应都是内向型的，阴柔之气很重，缺乏激情。其次就是遗传因素，我父亲就有强迫症的趋向。我跟他一样见不得家里有点乱，一乱就干不了事情，心烦，非得收拾干净后才能做事。”
前面，我曾感受到自己突然从童年进入了成年，其间的巨大跨越让我无所适从。05.9.10，我正视这种“生活经历的缺乏”，认为自己需要重新学习，需要重建自己的行为模式，以及树立为多数人接受的价值观，通过观察每个人的行为方式，通过别人的反应调整自己的行为。很快我就认识到，这种方式是行不通的，首先因为众口难调，其次是把他人视为自己的评定者，而自己成了被评价者，丧失了“主体性”。其实，从童年起，我已经无意识地开始这样做了，正如上面所记录的，而这也是很多人共有的生存方式——我们都是“适应良好的机器人”。在童年的成长环境中，这样的人疏离了自己的真实情感和愿望，导致了个性的普遍消退。于是，这样的人很合群，总是尽力遵从别人的规则与传统，他所感受的、想的、做的、相信的，正是他认为别人所期望的，完全是从别人所处的角度来考虑的。埃里希.弗洛姆详细描写了这种“过度适应”，认为这种毛病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早期生活中受权威压制的结果(《成长》P287)。
一个人，如果太在意、太顾虑别人怎么看，太努力在活给别人看，就会累得不得了；当你相信自己做得还不错，不去顾虑别人怎么看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很自在。
05.9.24，还是在关心别人喜不喜欢自己：我已经不是三岁小孩了，已经了独立生存的能力，再不需要通过讨他人欢心来维系自己的生存。
05.10.19，我选择要过这样的生活：从容，活在独立的今天，尽力而为而不强求结果。我开始认同，人生在世，并不在于你干了什么，也不在于你是成功或是失败；无论做什么，都不应该以牺牲自己的情绪为代价。坦然表现自己，不以别人的态度和看法来左右自己的快乐；不必害怕别人怎么评价自己，不必花更多的时间来决定什么是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做自己，这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罗杰斯也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成为真实的自我”，这是他在咨询中发现的来访者共有的目的。他还引用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话说，最深形式的绝望是“成为一个他人而不是成为自己”，另一方面，选择“愿意成为个人真实的自我，实际上就是绝望的对立面”，这个选择是人生最重大的责任。这是他在《个人形成论》一书中阐述的观点，07年我有幸读到。
05.11.7，看到别人三五成群，不自觉有种自卑感、挫败感，这源自于潜意识期望的落空。之前，我已经相信，人生活在群体中才有力量，而我今天感到力不从心；有亲密朋友是心理健康的表现，而我从未主动建立亲密关系。此外，这种挫败感也因为被接受、被认可和他人的热心反应这些强迫性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有一种游离于群体之外无所归属的感觉。
05.11.8，总觉得自己缺很多东西，对很多情况不能灵活反应，深感挫折、自卑：将自己与各种标准进行比较，与自己“理想中的、应该的样子”进行比较，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需要尽快摆脱现状。疑惑怎样做才能使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更好，有太多的方法，却做不到，又感挫败。
05.11.9，记录了如下的内心冲突：虽然很受欢迎，但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害怕别人不喜欢自然的自己，又希望给人好印象。潜意识里我有着这样的信念：如果别人知道我的真实情况，就不会喜欢我了。这种信念来源于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按照我本来的样子被接受，相反总是需要去满足很多“价值条件”，只有满足了这些价值条件我才会被认可、被接受。这些价值条件逐渐被“内化”了，而我现在远远达不到这些“价值条件”。强求别人的喜爱，这是现代人的通病，一方面是出于对他人的恐惧，一方面是它可以作为缺乏自我喜爱的替代品，但这根本行不通，这样永远都无法恢复自己的主体性。
05.11.17，再次有不完善感，认为自己缺少生活经历：没学会关心别人，行为不够成熟，没主动交朋友。于是试图按心理学标准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弥补这些缺陷，整个人充满自我意识，无法自然交往。此外，这种企图也来自于我相信了弗洛姆所说的“爱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回答，人必须生活在群体中才有力量”，所以认为我“应该”去建立良好关系。
05.12.1，自卑，是因为不如别人，还是因为没有达到自身的期望(价值条件\应该做到的事)？参照物\比较的对象只是让人意识到自己的期望——比如说在某些方面不能比他人差？
05.12.10，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缺乏感，不再那么急于弥补；我开始学着喜欢我自己，一个不完美的自己——或者说缺欠多多的自己；我开始明白，人最终追求的还是自我感受，但我们都太多地把自我感受建立在了他人反应的基础上，甚至缺乏最起码的自决——从根本上说，他人既无法建立自尊，也无法伤害自尊，而这又是很难让人明白的；我开始相信，只要我喜爱自己，我就什么也不缺。
泰戈尔说：不必流连着采集和保存花朵，向前走吧，因为沿着你的路，鲜花将会不断开放。多么好的箴言！它让我不再那么害怕错过什么，它告诉我无需为明天担忧，无需顾虑别人。不害怕错过，不担心未来，这需要一种内心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直接来源于父母的爱(这里来源于我开始学着自爱)。
幸运的孩子在童年期能享有父母言行一致的爱与照顾，成年后不但建立起坚强的自我价值感，也极具安全感。所有小孩都有充分的理由害怕被遗弃。大约从六月开始，孩子开始察知自己是独立的个体，与父母的分离的。这种认知立刻使孩子发现，自己相当无助，必须依赖父母才能生存；被父母抛弃无异宣告死亡。再怎么粗心的父母，对孩子害怕被抛弃的恐惧心理都有敏锐的直觉。他们会随时向孩子提出保证：“爸妈永远不会丢下你”、“爸妈永远不会忘记你。”如果这些口头保证有行动配合，到了青春期，孩子的恐惧就会随时间消失，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是个安全的地方，随时能得到保护。内心充满安全感的孩子，不会觉得有逞一时之快的必要，因为他知道需求随时有机会得到满足，大可以等到最适当的时机。但很多人未必有这种运气。有人自幼就接触到死亡、遗弃、忽视。有些孩子即使未必遭遇这种不幸，也可能得不到父母适时给予爱的保证。某些父母为了管教上的方便，不惜运用恐吓的手段。他们残忍的告诉孩子：“不照我的意思做，我就不会爱你了。你自己想想，你会落的什么下场。”父母用控制和专制取代了爱心，使孩子对未来怀有超出事实的惶恐，危机感会持续到他们成年以后。他们宁可透支眼前的快乐。在他们眼里，将来太渺茫，太不可靠，将来的承诺即使比现在美好很多倍，也未必会实现(《心灵地图》，又名《少有人走的路》)。
05.12.22,2006.1.3：不必总是追求别人的喜爱与接受，强加给自己过多的要求与顾虑，不如目标低一些。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不需要刻意去交朋友，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很好。为了逃避将来的、可能的危险，却将自己置于现在受摧残、受奴役的境地，这是多么的愚蠢啊！我需要那么在意别人、“喜欢”别人和讨别人喜欢吗？！我的问题从来都不在于不顾及别人，而是太顾虑别人了！
就我对自己的认识来看，我的人格是典型的“自谦型”，表现出“亲近人”的所有特点，对他人的温情和赞赏有明显的强迫性需要。一方面是因为只有得到他人的温情与肯定时，我才感到安全；另一方面是因为我需要他人的关心、敬重和喜爱来平复受了伤的自尊。荷妮总结自谦型的人说：“他需要别人给予他被接受、赞同、喜爱来加强其内在地位，这样，他对别人的需要不仅被极大加强，而且带上了狂乱性。对这些关心的追求是难以抑制的，这种需要并非以病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需要甚至可能是一种消耗一切的终身目标。结果便是他的自我评价完全视他人而定，随他人对待自己的态度而变化。一句话：他的拯救在于(赢得)别人。(《成长》P130\P224)”
自谦型的人深感自己软弱无助，总是倾向于屈服别人、取悦他们、依赖他们。因为父母对他(后来变成了他对自身)的高不可攀的标准，他带着一种广泛的失败感生活，因此便有觉得低劣、有罪或可耻的倾向。这种失败感所引起的自恨和自卑，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外移出来，别人就坐在那里审判他、谴责他、随时挑他的错；他们不喜欢他、不需要他，他必须取悦他们，满足其期望。他没有认识到的是，他对别人的看法都是主观的，别人只是他通过外移作用所看到的样子，他更多地是向自己投射到别人身上的东西作反应。
“自卑使得他对别人的批评和拒绝变得过于敏感，有时稍有冒犯(怠慢)甚至毫无冒犯(怠慢)，他也认为别人轻视他，不把他当回事，不喜欢与他为伴，或者说事实上蔑视他。这种自卑使得他对自己更无信心，至于别人对他的态度，他就越发难以确定了。由于不能正确善待自己，他无法接受自己，因此他不可能相信那些完全了解他缺点的人，会十分友好甚至略带欣赏地对待他。(《成长》P128)”
“他内心深处感受到的则更加猛烈，这促使他对此更是深信不疑：别人在轻视他。这种怀疑会在他头脑中生根发芽，即便他对自己的这种自卑毫无察觉。以下两个因素能将他的自卑外化，其一是病人毫无根据地认为别人轻视他，其二是病人完全不完全地认识到自己的自卑。这种外化对于他与人相处非常不利，会使他将别人的好意曲解。在他看来，赞扬是讽刺性的评论，同情则是屈尊的怜悯，别人要见他是因为有求于他，别人说喜欢他是因为对他缺乏了解，或是因为他们于人无用，或者他们自己也是神经症患者，或是他到目前为止或将来会对他们有用。……他会想当然地认为别人对他的态度确属此类，甚至会因为自己能面对‘现实’而骄傲。在治疗关系中，他会不经意地说出治疗者对他的轻视乃是不正自明的，在他看来这是如此的显然，以至于他都觉得没必要提它更没必要进一步深究它。(《成长》P128\P129)”
在感受别人对自己的善意和喜爱上，“有一个阻碍因素往往存在，即他根深蒂固地觉得自己不可爱。在此我指的不是他觉得不被某个人所爱，而是指其信念，一种潜意识的坚信：无人爱他，也绝不会爱上他。或者他会认为别人爱他是因为他的外表、声音、帮助，因为他给予她们性满足。他们不是因为他本人而爱他，因为他根本就不可爱。如果事实好像与这种信念相矛盾，他会以各种理由置之不理。(《成长》P297)”我们将自己的优点、善行与自己区别开来，不认为它们也是自己的一部分，无意识地以这样的方式贬低自己。
拒斥与自身信念相矛盾的事实，是我们身上很常见的一种现象，罗杰斯早就发现了这一点，即机体吸收的大部分行为方式是与自我概念一致的(《当事人》P 442)。我先有了如上的理论认识，然后05年秋冬和06年春节发生的两件事，让我真实地感受到：我确实并不像我感受中的那么糟糕，那完全是我从自身标准出发的主观评判的结果，在别人眼里，其实我还相当不错。首先是有个女孩对我表示好感，我向她坦承了我的所有情况，但这并没有打消她对我喜爱，甚至在我因为压力而表现出退缩和拒绝后，她还没有放弃。然后是06年春节，之前几个月我都感觉太糟糕了，觉得这样的一个我是不值得有朋友的——不会有人愿意和这样一个我成为朋友。春节在老家时却有人给我打电话了，一位在社会上认识的朋友——他也知道我所有的情况，问候我春节好，约我节后回北京聚聚。这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联系，却在当时让信心尽失的我感受到极大的温暖与支持。一直到今天，他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相信他的这份友情会伴随到我生命的结束。被喜爱、受欢迎的感觉，也许是生活中最大的价值之一，它能够极大地提高我们对自己和对他人的信心。
“自谦型的人是在别人的影子底下长大的——漂亮自恋的母亲，或极其专横的父亲(母亲)。这种处境很不稳定，随时都会出现责难，很容易便会引起恐惧；但某种情感还是能得到的，以一定的代价——一种自我居下的忠诚，只有讨好他(她)、取悦他(她)，才可得到其喜爱和帮助。于是他压制敌意，放弃战斗精神，变得软弱而顺从，学会去喜欢每一个人，以一种无助的心情去迎合自己所害怕的人。他对敌意紧张而变得高度敏感，必须加以缓和；因为赢得别人成了至关重要的事，他努力培养自己受欢迎、可爱的品质。(《成长》P220)”由于父母极少给予温暖和关怀，他争取温情的各种努力也极少得到回报，一再地以失望告终，渐渐地他便不再对父母抱任何指望了。这种无望的情绪是伤筋动骨的！父母是孩子的全部世界，他没机会看到其他作风不同、表现较佳的父母，他以为自己父母处事方式是世上唯一的方式。最后他的结论是不仅仅是“父母不可指望、令人恐惧”而已，他会认为“任何人都不可指望、令人恐惧”。无助和恐惧成为他的人生地图，带着他进入青春，进入成年，但心理上他一直停留在无依无靠的幼年阶段。这里的“他”，是我真实经历的写照！
理智控制，非此即彼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按照功能将人格分为4种功能类型，即感觉型、思维型、情感型和直觉型。荣格认为4种功能中思维与情感是对立的，感觉与直觉是对立的。每个人都是一种机能占优势，其他处于无意识之中。比如思维优势者，情感受到抑制，或许会以梦、幻想或其他奇特的干扰形式表现出来。思维型人格的特点是：理性思维在心理动能中居于主导地位，任何重要的行动都决定于深思熟虑的理性动机。荣格还认为内倾外倾中都有思维型存在。思维外倾型的人表现为按固定规则行事、客观而冷静、积极思考问题、武断、情感外露。而思维内倾型的人表现为强烈渴望私人的小天地、缺乏实际判断能力、社会适应性差、智力高、忽视日常实际生活、情感压抑。
这是一个理性的年代，大多数人都在尽可能完美地控制生活，只有当一切都出于理性的控制之下，我们才感到安全。这直接起因于我们生活于一个焦虑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焦虑。卡夫卡说：“从我能思考之日起，我就为维护自己精神上的生存而忧心忡忡，以致我对其他的事情都感到淡漠了。”他是我们生存状态的典型代表，比上一篇中的强迫症患者更为典型！
在《生存焦虑》一篇中，我总结道：“从一开始我就发现自己内心自由受到了威胁，所处的环境有害于自身的自发性、安全感和自信心--一句话，我精神存在的核心受到了威胁。我感孤立、无助和恐惧，与别人发生联系时不是取决于我自发的真正情感，而是取决于安全的需要和对利害的考虑。我不能简单地喜欢或不喜欢、信任或不信任、表明自己的愿望或反对别人的看法，而是不得不发展一些人为的、战略性的方法来与他人打交道，以便将危害的可能性降到最小。在这个环境中，我自己的情感和愿望不是我自身的决定因素，我最内在的情感和愿望不得不退居末位、沉寂下来，而变得不那么清楚了。”理智，就是权衡利弊、有所取舍的心理活动。和卡夫卡一样，和上一篇中的强迫症患者一样，我们在充满威胁的童年环境中过度地发展了自己的理智，而我们内心的情感和愿望却受到了致命的挫折\压抑。
结果，理智成了生活的主宰，我们过于用理智管理自己的生活——行为必须总是出于理智的监控之下，小心翼翼、充满自我意识——以防范可能的危险。在这些行为模式的背后，都隐藏着不为我们所察觉的焦虑和压力。高中的时候，为了有好的学习成绩，害怕忘记，我研究怎样才能让学过的东西不忘，反复地记忆看过的东西；工作之后，担心见过面却记不住对方会给人不好的印象，试图通过归结对方的突出特征来记住所有初识；我的一位朋友，因为人际交往中的压力，试图总结各个地域的人的特点，以为这样她就可以用迎合对方的方式与人搞好关系。在威胁、压力下，自发性和灵活性降低了，代之以刻板和僵化，而如果没有这些压力的话，这些能力就会提升。
大学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曾被这样的冲突困扰：上完自习走的时候“该不该”检查书桌呢？已经忘了当时是怎样突破的了，直到2005.10.12对这一现象重新分析我才清楚地意识到，冲突来自于对立的两方：检查吧，会显得自己太犹豫\太谨小慎微；不检查吧，又怕遗失东西，两个方面都是我不能接受的。又比如说要确保成功——不如说要避免失败，也完全是因为外部或内心的压力，是为了逃避随失败而来的难以忍受的境地。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总会先用理智确定“应该怎么做”，总想先找出“确保成功\不犯错的方法”。只要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行为背后的强迫驱力，还不能有效地处理它，我们就无法从这些精神强制力下解放出来，无法解决自己的困难。
在解决自身困难的道路上，我们都会“非此即彼”地考虑问题、做选择——尤其是一开始，所以也真正找出解决冲突的方法——“在‘应该’的基础上，没有办法解答”。我们一段时间走向这个极端，之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赫拉克利特称这种规律为“向对立面转化”。在成长的道路上，我曾多次经历了这样的转化。
第一次有意识的转变发生在2005年3月，当时非常想摆脱自我意识，达到“忘我”的境地——大学以来长期的反思，已经让我疲累不堪。此外我也非常忌讳有所目标，想要完全地活在当下，采取一种消极被动的态度——当时一位咨询师形象地称之为“脚踩西瓜皮，滑到哪算哪。”直到一年多以后，我才明白了这种愿望的缘由所在。在《生存焦虑》一篇中我提到过：“初中毕业后，‘将来’这个词无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意识，从此我便被无边的忧虑和怀疑包围着。”每次当我有所目标，我都会执着于它，急于达到、做好，用理智控制，无法放松，深感痛苦。多年的艰苦努力之后，我已不堪再承受这样的折磨，我想要放弃。无目标、不思未来，是我赖以成长的传统，保护我较为平稳地渡过了童年，这时不得已我又想转变方向，回归传统。
前面我还提到，我曾遇到“看与不看、想与不想、分析与不分析、记录与不记录...”之间的冲突对立，如果你认为只能二者选一，那又是典型的“非此即彼”了。我们常常以为，相反的东西必然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是错误的，这只是因为我们在辩证法上的无知。事实上，相反的两种情形可能都是正确的，因为它们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但我们大多数人都束缚于绝对的、无条件的语言，被概念和信仰所决定，不能对反应进行时空定位，忽略了理论、概念的相对性和时空支点。
因为外部和内心的压力，为了避免犯错\逃避危险\走捷径，我曾亲手为自己穿上了内心的紧身衣，过于依赖理智去解决问题，为此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怕犯错、怕走弯路，有其深刻的情感源泉，当我们能够不怕犯错、不怕走弯路的时候，我们也就渐渐地走出来了。
引用《论语》中的一段话，以孔子的智慧作为本章的结束。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亦也惑，敢问。”
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解脱之道——金刚经的智慧
06年春节，买了本南怀瑾先生著述的《金刚经说什么》带回家，送给信佛的奶奶，不料她识字少看不了，刚好其中有些我感兴趣的内容，于是我在闲暇之余开始它。当时我只是试图寻找一些困惑的解答，没想到的是，这本书后来成了帮助我走出困境的重要工具。这是一本相当有“分量”的书，开始我挑着看，后来又反复研读过。
《金刚经》是大乘佛教的代表性经典之一，全书围绕一个主题展开：“云应何住？云何降服其心？”也就是说，这个心念如何才能停住在清净、至善那个境界上？心里乱七八糟的烦恼妄想怎样才能降服下去？
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弗洛姆总结个人疾病的治愈条件，列举了如下3点：
a) 出现一种与心理的固有功能恰恰相反的心理发展。根据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家的看法，精神症状的原因在于不能发展一种创造性倾向。痛苦，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产生于心理不能正常发展，它会使人产生一种克服这种痛苦的强烈欲望，也就是奔向心理健康的强烈冲动。在我们肉体和精神的有机体中，这种健康冲动，是治愈任何疾病的基础，而只有在极严重的症状中才缺乏这种冲动。
b) 使这种趋于健康的倾向起作用的第一步，是人意识到自己的心理不能正常发展的痛苦。
c) 只有采取第二步，即改变建立在“精神结构”基础上的周而复始的实际生活，不断增强自我意识(我理解为自主意识)，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他必须改变他的价值、规范和理想的体系，使这些价值、规范和理想的体系不再阻碍他对健康和成熟的追求，而是促进他的这种追求。
绝大多数阅读金刚经的人，应该都具有前两个条件，金刚经对这种痛苦只是有简单的叙述，如何去改变、达到心理健康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规范和理想体系才是本书阐述的重点。
先来看看南怀瑾先生对人生痛苦的感悟。“我们人生随时有境界，痛苦的时候感受着那里痛苦，痛苦还没来的时候，又随时出现痛苦的威胁，这是苦恼的境界。”我当时就正处在这种苦恼的境界，深为书中的引述感叹：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在愁中即病中！除了痛苦，书中还提到人的重大烦恼：心里烦的很，却自己也却不知道所以然，讲不出来，就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
《金刚经》的宗旨，就是要帮助解脱这些捆缚着我们的人世间的烦恼、妄想和过分的欲望，脱离开一切粘缚，回到自己的本来面目——或者用精神分析的话说：返回自我。
我们的生存状况：形役心劳尘役人，浮生碌碌一心身！他说我们都做了身体的奴隶，冷了要穿，热了要脱，饿了要吃，一天到晚为身体忙。一天忙忙碌碌，就是为了这个身体，为了一个思想、一点念头在忙碌，自己骗自己。一个人的思想做到随时安然而住是非常困难的。中文有句俗语叫做“随遇而安”，但人们不能随遇而安，因为人不满足自己、不满足现实，永远不满足，永远在追求一个莫名奇妙的东西。事实上，我们不仅为身体忙，更为自己的精神需要忙，或者说，我们为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忙，也为归属和爱的需要以及尊重的需要忙，这些需要直接关系着我们的保存，构成了我们行为的强大推动力。他说我们追求的东西“莫名其妙”，我想是因为他对人的心理还缺少深刻的理解，这些追求对当事人来说实际上都出于“深切的必要性”！
如何住和无所住：这是全书的重点，教我们如何住，而方法就是无所住，不需要住，“风止寒潭水自平”。如果你硬要想办法把这个烦恼降伏下去，那只能徒增你的心理扰乱，并不能够使你安住，所谓“断除烦恼重增病”。佛法讲三界如牢狱，想要跳出这个世界的牢笼，就要接纳自己的痛苦烦恼，要跟痛苦烦恼结成朋友才行。一切心放下，一切相不住，就能到家。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但做起来却相当难，不止因为我们“忍不过”，也因为我们内心有强大的支配力量存在——在人的意识思考之外存在另一个领域，即他的感受——或者说体验！说到底，我们每个人都在渴求良好的自我感受。
身相的执着：很多人学禅，做各种功夫，常问：这个境界好不好？这种现象怎么样？都是自我关注的。根据我现在的认识，过度的自我关注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由于感到处在一个敌意的、竞争的世界中，他必须关注自己，关注自我保存。一个表现就是比起所做的事情，他更关心事情的进展如何和自己应该如何表现——通过做到应该做到的事，他试图确保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忍辱：在佛法上讲，一切不如意就是辱，受一切痛苦就是忍辱。这个有缺陷的娑婆世界非常难堪忍，几乎没有一件事情是圆满的，所谓“人生不如意之事，常十之八九。”忍辱的时候有痛的感觉，有非常痛苦的感受，这是需要一种道德上的行为、一种心理上的心性、一种宽容和忍耐的态度，把烦恼痛苦拿掉，转化为慈悲。
佛陀的“价值观”：形形色色不同观，手眼分明一道看。物理世界的各种现象形形色色，是不同的，如人有胖瘦高矮黑白，都是现象差别，无法相同；但是以佛眼、慧眼、法眼来看，却是一样的。万物是不齐的，有高低好坏，但在本性上，一切都是平等的，这就是庄子所说的“齐物”。我们痛苦烦恼，我们用各种方法修持，拼命要弄平自己心中的波浪，想尽办法要让那个波浪平息，变平了又怎样？平了还是水！不平呢？不平也是水！虽然表象变了，但水的本性并没有变！由此可见，佛陀相当的“人本”——人本主义者认为，人天生平等，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人类基本特征，享有同样的人类基本命运，同样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由及幸福的权利。不仅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平等的，休戚相关，而不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弗洛姆《逃避自由》P189)。
佛陀的“世界观”：宇宙浮沤心起灭，虚空无住为谁安。每一个宇宙，每一个世界，像大海里的水泡一样，不过是自性心里起的作用。或者说“世界是我的意志，世界是我的表象”(《你有什么问题？它来自哪里？》一篇末尾对此有详细论述)。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情绪、每一个感觉，都是自性的性海上所浮起的一个水泡，生灭变化不停。
修行的基础：深解义趣，信心清净！这是我们解脱的必经之路，必要的法门。如果对一个理论并不理解，而盲目地去信仰，盲目地去崇拜，那就是迷信。真正佛法的要言，是要达到深解义趣这样的程度；先领会理论，再由这个理论着手修持。一个真正修行的人，必须要深解义趣，然后产生的信心才是“正信”。所谓深解义趣，是说深深地、很深刻地理解到了。所谓正信，就是信我们此心，信一切众生都是佛，心即是佛，我们都有心，所以一切众生都是佛。只是我们找不到自己，不明我们自己的心，不能见到自己的本性，被隔了一层，蒙住了，变成了凡夫。与此相似，古代医学认为“治愈力不仅为肉体所固有，也为心灵所固有。出现身心上的疾病，医生只需要帮助病人消除损害力，扶持治愈力即可。”
修行的方法论：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即无所见。要随时观察自己，观心，使此心无所住，所谓“善护念，无所住”——这是金刚经所传授的根本的修行方法。如果心念住在某一种东西上，或者某一种习气上，始终不能解脱，那就是走入魔道了。所谓善护念，我认为并不是像某些书中宣扬的那样要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思想过程——这样做无疑是“住”得很厉害——而是说事后的觉知，等到念头、情绪等产生了，对你产生触动\困扰，你再去认识它，深入察觉它。同时，如果执著于一个方法去修行，而没有真正的领会，只是把它当成你走出困境“应该做的事”，那么方法就变成了一种束缚，一种外在的强迫，你就是被方法所支配，就等于你进到了漆黑的房间，什么也看不见，也摸不出来了。这是很多以森田疗法自救的人共犯的错误，并没有真正地领悟森田的理论，没有深解森田疗法之义趣，而是被森田的理论所支配，违背了森田疗法的首要原则——顺其自然，这里的“其”，指的是症状、负面情绪。当事人执着于要通过森田疗法把这些症状、情绪去除掉，而森田说“顺其自然”，是说接受它们，任其存在，而不再想摆脱它们，慢慢地它们自然会淡化、消失，所谓“风止寒潭水自平”。
森田将情感规律总结为以下5条，值得我们借鉴：
(1)要顺应情感的自然发生，听任感情的自然发展。情感过程一般构成山形曲线，先升后降，最后消失。
(2)如果感情冲动得到满足，情感可慢慢平复、消失。
(3)情感随着对同一感觉的惯性，逐渐变得迟钝，直至无所感受。
(4)情感在某种刺激继续存在以及对它集中注意时，就会逐渐强化：“可以说，正是你对症状\情绪的关注\排斥使得这它们被病态地固定下来。”(这种关注和排斥，总是出于某些生存的必要性，出于自卑或焦虑的压力，这是问题的根本。)
(5)习惯\情感是通过新的认识\领悟，在逐渐加深对它的体验的过程中，经过多次反复，逐渐形成的。
从这五条规律中，我们不难看出，要想“消除”种种令人不愉快的情感\缺点\不足，就应顺应其惯性\规律，先接受这些情感\缺点\不足。这是一个深刻的悖论！用罗杰斯的话来说：“当我接受自己的真实存在时，我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只有彻底地接受自己的真实存在，我们才能够有所变化，才能够超越自己目前的存在样式。那时，变化在不经意间就会发生。……这是我的体验中非常生动的一部分，是我在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所明白的最深奥的道理之一。(《形成》P16\P20)”用现代存在主义创始人克尔凯郭尔的话来表达：“人往往只有通过对立面才能达到其追求的目标，这是人性中的不完美性！”
森田认为，情感是人类内在的(精神上的)自然现象，是意志和理性支配不到的领域，并且在毫无止境地变化。森田所总结的5条规律，《金刚经》里表述为“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说众生一切的心都在变化中，像时间一样，像物理世界一样，永远不会停留，永远把握不住，一切感觉、知觉，都是如此；你想要用什么方法把心定住，那就违背了客观规律。
森田疗法的治疗原则之一是“忍受痛苦，为所当为”，认为“这是神经质症患者必须首先采取的生活方针。如对人恐怖者要忍着发抖的恐惧心、赤面恐怖者要坚持以这种样子与他人接触。不洁恐怖者害怕不洁，同时又要坚持去打扫卫生；失眠恐怖者也要忍着失眠的痛苦坚持去做白天应该做的一切。……如果不先跳入水中，就永远也学不会游泳。(《顺应》P38)”很多人通过森田疗法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但也有很多人用森田疗法自救却毫无效果，在我看来，差别很可能在于——前者真正领会了这个原则，甘愿忍受痛苦，而后者只是认为自己“应该”去做，逼迫自己去做，而这也是“自觉”、“自发”与“被迫”之间的差别。
“忍受痛苦，为所当为”，显然需要意志力的作用，而意志是指有意识地确立目的，根据目的调节和支配行动，通过努力克服困难和挫折，实现预定目的的心理过程。在理解意志品质时，人们往往忽略了意志的首要特性——自觉性。意志的自觉性是指，对行动的目的有深刻的认识、认同，能自觉地支配自己的行动，使之服从于活动目的。“自觉”与“被迫”是相对的，是内心理解、相信、愿意，发乎内心的真实意愿，是内发的，是接近自身的过程；而后者是理智和外在的掌控、强迫，无视内心的真实愿望、感受，实际上是远离自身的过程——表面上完全一样的行为，可能是自觉的、自发的，与内心和谐一致；也可能是被迫、强迫的，与内心相分裂。
导致这种差异的根本，很可能在于当事人的焦虑和内心抗拒的严重程度不同。“我们是一种我们无法控制、或至多只能部分加以引导的精神过程。”前者内心的焦虑和抗拒较轻，所以可以引导自己对面对；而后者的焦虑和抗拒过重，无法加以引导，试图引导自己去面对事实上成了一种自我强迫——这种自我强迫是神经症患者“与自己交战”，其结果可想而知。当一个人的焦虑太强的时候，他内心的抗拒必然也同样地强，这时他是不可能做到“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这种情况下不断努力对自己进行鞭策，逼着自己“为所当为”，必然不会有什么效果，正如刹车被踩住的汽车难以正常开动一样——这是森田疗法没有讲清楚、或者也不可能讲清楚的地方，这时候，就有必要借助精神分析的力量了。
“如果一个又一个失败接踵而来，而尽管一切抗御的努力都做了，我们还是悲观地感到我们无法全然把失败归咎于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就确实需要考虑一下无意思因素了。简言之，如果看来似乎有些来自内部的东西妨碍了我们的追求，我们就需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无意识动机(动力)了。(《分析》P19)”
“人们常常认为，为了是一个不合常规的人步入正轨，你只要‘告诉’他‘应当’去做哪些事就行了。但是，至于此人能否这样做或是否愿意这样做，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心理学家们已经发现，仅仅依靠告诉、劝说、忠告以及出谋划策这些手段来教育或矫治人，是根本无济于事的。除了这些之外，他还必须熟悉病症的所有细节，并且获得关于这个病人的精神内容的确切知识。(《自我》P36)” 换句话说，要弄清楚这个人的心理动力机制，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内外阻力妨碍他“步入正轨”——这与森田疗法的“不问过去”显然是矛盾的，但它们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适用于不同的情况，偏执于任何一个，都是“住”。很多时候，我们只能通过分析，达到无需分析；通过“纠缠”，达到不再纠缠，试图跳过、回避前面的阶段，结果往往是问题无法解决——正如马斯洛所说：成长的阶梯只能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
转变：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名真是菩萨。南先生认为这是学佛的第一步，先通达“无我”，也就是把“身见”丢掉。他说这个身体活着，痛快不痛快，是饱是饿，不值得一谈；反正这个身体不论活久活短，最后都变成了灰尘，什么都没有了。他还引用白居易学佛的诗：“饥寒饱暖何足道，此身短长是虚空。”
“同为物化到娑婆，忧乐无端且放歌。钟鼓歇时魔舞散，悠然一曲定风波。”老庄的观念，宇宙是一个大熔炉，我们是其中的化学物质而已。草木、蚂蚁、虫兽，都是宇宙大锅炉里所化的一点点，所以叫做物化。在这个娑婆世界里，大家都忘记了自己是在唱戏，而且是自导自演，结果唱啊唱啊，自己还真掉起眼泪来，唱到高兴的时候，自己把肚子都笑痛了，自己被自己骗了。一切忧愁烦恼，一切的痛苦快乐，都是莫名其妙的事。你看通了这个道理就要逍遥一点，爱跳舞跳舞，爱唱歌唱歌，就是解脱了人世间的一切。最后清净与不清净，痛苦还是快乐，都了不可得，你真能一切不著相就到家了。
佛说法四五十年，这么多的经典中，他的几个要点是，世间一切无常，都要变去，都不属于我。一切皆空，一切都无法把握，变去了都抓不住。引用另一人的话说：“不去关注身心状况(身业)，使身心处于它本来的、应然的状态，不去干扰它，这是身安。不为心业(思想、知见惯性)所动，不去打搅它，这是心安。自我意识总是有感受、有内容，对于这些觉受，不要迷恋执持，深知因缘和合无常，任其自生自灭吧，这是受安。摆脱了身、心、受等各种内容的纠缠，成就世间之乐，亦成就出世间之乐，称为受乐。”
事实就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主观世界中，常常被自己的主观认识、情感所蒙蔽，对我们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可能尤其如此——我们常常无意识地放大了自己正负两方面的情绪体验，以至于陷入疾病而无法自拔。在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对自己的情绪打五折，“感觉好不一定是好事，感觉不好也不一定是坏事”，知道自己的主观感受跟客观真实之间存在着差距。
重定向：摆脱阻碍个人成长和幸福的既有框架，在自身体验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定向框架，这个过程也是对价值、方向和目标寻求的过程，其重点是去发现自己真正的情感和需求，去选择自己的价值观，在自己真实情感和信念的基础上与他人相处，把生活的中心从他人的身上转回到自身。这不是一个可以顺利完成的过程，相反它是一个不断产生痛苦、畏惧、迷茫的过程，选择这样一条路需要很大的勇气。南怀瑾先生将这个过程形容为“悬崖撒手，绝后再苏”，说需要你下一番功夫，大死一番再醒过来，什么都丢光，一切都丢得干干净净，连佛法也丢掉，然后才能见到法身。用卡伦.荷妮的话说：“要想找到自我(真实的自己)，必先失去自我(神经症美化了的自我)。”
“以这些方式发展，他迟早也会采取一个超出个人利益的步骤。克服其神经症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后，他更会意识到与其个人生活及整个世界有关系的更广泛的事情。他逐渐体验到自己是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样，便愿意承担自己在其中的那部分责任，并竭尽所能为之作出积极贡献。(《成长》P362)”
大约是在零六年三、四月份的某个晚上，在思考“当下是岸”和“无条件的自我接纳”时，联想起一段令我印象深刻的话——心理疾病无一不表现为以语言的形式在内心推荡。别人怎么看，自己怎么看，应该怎样，也许应该怎样……反复的整天的想，最终导致失去行动的能力，打着追求完美的旗号，实际上是逃避现实。人都不完美，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敢于伸张自我才是人真正完美的人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才是真正的成熟——我突然感到，自己的种种缺点、不足，不再那么不可接纳了，就算这样我也可以认可自己。在此之前，我总有一个应该成为的样子、应该达到的标准，达不到那个标准我就不会接纳自己。随自我接纳而来的，是心态上的沉稳与从容，行为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这些变化逐渐被周围的朋友察觉到，这年年底，他们纷纷笑言我“长大了”。
佛法传到中国，常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岸在哪里呢？说一声回头是岸，其实不必回头，现在就是岸！一切当下放下，现在就在岸上。一切当下放下，换句话说，就是“无条件的自我接纳”。所谓“彼岸无岸，强名曰岸。岸无成岸，心止即岸。”
人际交往中的恐惧不安
如果你对周围的人心存畏惧，如果你反躬自省，你会发现，你的畏惧他人跟你童年时畏惧父亲\母亲(抑或其它某个人)是极端类似的，你总能从童年找到与目前的情况相似的情景。这个观点绝对适用于卡夫卡，也绝对适用于我。卡夫卡在信中对父亲说：“我就不想老是受您最深沉、最严酷、令人窒息的影响的羁绊，而事实上我总是摆脱不掉这个羁绊。……一般来说，在跟别人交往时，必然是躲避不了你的影响的，它变成了一种持续的、对所有人的恐惧心理。(《致父亲》P60\P63)”这也同样适用于我。
05年底我开始担任软件测试职务，工作中总是处于精神紧张状态，总一个“怕”字当先：害怕漏测被领导批评；害怕提交的错误并没有错，浪费他人时间；害怕别人读不懂自己的意思，怕别人认为自己表达不清楚；害怕自己的表达让别人感觉有敌意。究其根源，我是害怕被轻视、被敌视，而害怕被轻视则是由于因受伤而敏感的自尊，很容易被外界触痛，害怕被敌视则是因为在早年的战斗被捆缚了羽翼，禁锢了战斗精神，失去了维护自己的能力，并且认为别人挑剔而好轻蔑。
由于父亲的求全责备，表现不佳就会被他责罚，我深信如果我不小心失败或犯错，他人同样会谴责我、轻视我，以为一定要做到怎么样，他人才会认可我、接受我。
2006.1.7——那段时间心理状态相当脆弱，我去修手机，大厅了坐了不少人，接电话时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害怕周围的人会嫌我打扰了他们，我害怕他们投过来厌恶的眼神或直接攻击我。这种恐惧感相当强烈，于是我“自觉地”离开了位置，去窗子边通话。
我相信，这样的恐惧感是被所谓的御宅族们不断地体验到的，所以他们会避免与人接触。卡夫卡就是这样一个“御宅族”，他这样说：“对人的畏惧我自来就是，不是对他们本身，而是对他们闯入我孱弱天性的行为，最亲近的人们走进我的房间也会使我感到害怕。”他的生存环境——家庭、城市、社会——对他来说全是隔膜的、敌对的，因此他宁可返回自己的内心，蜷缩在由孤独构筑起来的“地洞”中。
《地洞》是卡夫卡的代表作之一，文中的主人公是一只小动物，为了生存，精心营造了一个地洞，整日盘算着如何把地洞弄得万无一失，随时准备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自己的栖身之所，总是为此忧心忡忡，焦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我想这深刻地描绘了“御宅族”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那时刻难以自保的精神状态和孤立绝望的情绪。
2006.4.29，总是期望情绪兴奋、思维灵活、轻松自如，因为下意识地认为，一定要快快做好工作、表现得热情开朗，别人才会喜欢自己。实际上，这只是我将对父亲的印象投射到了他人的身上，对他人的个性缺少真实的了解。
2006.5.21，我记录下了这样的疑问：“自我中心是出于对恐惧和不安全感的防御？”现在我肯定地回答说：“是！”由于处在一个被设想为潜在敌意的世界中，人感到孤立、无助和恐惧，所以他必须关注自己，关注自我保存。并且我还可以说，这种自我中心性是在童年发展起来的(见2005.9.9的记录)，那时我们总是受他人(尤其是父母)的羁绊、压制，感受到长期的威胁。
2006.6.21，希望跟人交谈甚欢，只有这样才感到被接受、被喜欢；跟人在一起时如果没有话说就感到不自在，感觉很不自然，自我意识强烈；见别人说说笑笑，就感到被排斥在外，希望融入进去。我试图猜测别人的期望，与他人保持一致，以此与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接近和赢得别人，是由我的软弱和恐惧决定的，我必须感到自己被他人所认可，只有这样才感到自己是安全的。
2006.6.23
怎样才能跟别人放松相处？两个人相处时应该怎么做？
跟身边的同事没有共同话题，对他们的话题没兴趣，感觉融入不了。
2006.6.29
两个人相处时，找话题，还是不找话题？
这种两人在在一起不说点什么就会感到紧张，是很多人都体会过的——这时我们就会刻意地找出点什么话题，继续交谈下去，缓和这种难以忍受的紧张。这次的紧张解除了，但下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时我们又继续紧张，继续强迫自己说些什么。要真正除掉这种难以忍受的紧张，除了主动去忍受这种紧张，首先需要一种对真相的洞察：为什么与人相处时的沉默会让你感觉到紧张？
2006.7.19
YL最清楚我的无用，没有真才实学，她肯定看不起我：
这是典型的“外移了的自卑”，因为现实中的自己远远达不到心目中理想的、应该的样子，深感低下，又将这种自我感受投射为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认为别人“肯定”是这么看自己的。比如在这里，事实上我并没有感受到她对我的蔑视。
2006.12.10，外移了的敌意、应该、自恨。
引用《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的论述：“我们可能以一种令人衰弱和痛苦的怨恨来憎恨我们自己——此种憎恨破坏性极强，我们会对之束手无策，而任其摧残。我们憎恨我们自己并非由于自己无用，而是由于受到驱使要去超越自我。这种怨恨是因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而造成的，这不只是一种分裂性的冲突，而是一场残酷凶狠的争斗。”
“对缺点的谴责更加证实了自恨者对自己那种超乎完美的标准，他正是以这种标准来区分自己和他人的。……他会以看似合理的说法为其崇高的标准辩护，……或者他会渐渐地表露出他坚信轻视自己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即使那些知道自己有自责情形存在的神经症患者，也并不知道此种责备的强度与破坏性有多大。他们更不知道此种责备的徒劳无益性，而易于将其视为他们高度道德感的证明，从不怀疑其正确性。”
“几乎所有的神经症患者都晓得自恨的结果：感到有罪、卑下、拘谨、痛苦。然而，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痛苦的感觉及对自我的评价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我们从这些观察中可以得出这一结论：自恨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潜意识的过程。”
“对我的严酷要求、无情的自我谴责、自我轻蔑……精神支配构成了强制系统，一种暴政，当无法完成它们(那些严酷要求\应该做到的事)时就会表现出来。……当我们违背它们时，它们变反过来对抗(攻击)我们自己。……更常见的是，我们意识不到这种攻击的存在，而总是突然地感到低落、不安、疲惫、焦虑或者暴躁恼怒。”
“如果他将自我谴责外移，……足以使他愤恨别人的不公正。为了防卫自己，他可能戴上坚固的面具，那样便没有人可以猜出他内心的想法。”同时他有另一种怕被发现的恐惧：如果人们更进一步了解他会发觉他的无用，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于是他的无能便暴露无遗。他相信，只要他还有缺点，只要他还不完美，他就不会被接受，随时都有被轻视和被挑剔的危险。对此他有一种无意识的尝试——希望变得完美无缺(达到心中隐藏的全部自我要求)，无需再害怕什么挑剔。“他觉得别人喜欢他、需要他、欣赏他，不是因为他是他自己，而是因为他满足了父母对他的言行的标准。这种僵化的完美主义标准会使他因无法满足这些要求而产生自卑感。他表现不好会受到惩罚，表现好或成绩好却不受重视……再加上大概缺乏真正的温暖和兴趣，使他觉得没有人爱自己、自己有没价值——除非成为一个非他本身的人，否则无论如何他都是一文不值的。”
卡夫卡的《审判》最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自我谴责的外移，以及由此感受到的周围人的敌意——在一个无法洞悉其结构、无法了解其意义的世界中，主人公K倾其全部精力于无益和自卫的战斗，对抗不公正和不明的审判，因而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绝望。之所以卡夫卡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是因为他自身就是一个被审判者——第一个法官是他的父亲，审判的结果是判决他有罪、使他产生负罪感，而这种罪感伴随了他的终身。
米兰.昆德拉评述说：“根本就没干过什么坏事(或者根本就不明白他干了什么坏事)的K很快就开始表现得如同犯了罪似的。他感到自己有罪，人们让他变得有罪，人们使他产生犯罪感。……过去，在‘有罪’和‘感到有罪’之间，人们只能看到一种极其简单的关系：有罪的人才感到自己有罪，‘使产生犯罪感’这个词的发明还是在不久以前。”
在我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和卡夫卡一样，一直经受着这种无情的审判，使我们产生自卑感和对周围世界的恐惧感。一开始，我们只是牺牲者，逐渐地，我们内化了刽子手的角色，不断(像童年时的父母一样)对自己进行残酷批判，但这是我们很少能认识到的。我们只是担心他人的谴责、轻视、不接纳，或者为这样的感受困惑不已：周围的人其实都挺好的，但我就是对他们心存畏惧，担心会触犯他们、惹他们不满……
在人生的第一场战斗中，我因为莫须有的罪行被宣判了，服从了父亲的审判，彻底失去了维护自身的能力，在他的面前我有了“不由分说的恐惧”，他的权威不容许我自我辩护、自我维护；在之前之后的一系列的审判中，判决的结果总是让我感觉到我低劣和罪有应得，因为我达不到他对我的标准，因为我不完美——在每一件小事上，他都用他的榜样和他的教育使我相信我是无能的！……在他看来，他要求我的，都是些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可以办得到的事，这当然便成了我最大的耻辱了。这是我深刻自卑感和恐惧感的根源！
记得初中的时候，父亲教育在外面要胆子大些，不用害怕别人，我当时就想反驳：“我在家里这么怕你，我在外面怎么能不怕别人？”——正如卡夫卡所作的精辟比喻：“好比小孩在玩耍，一个人一边握着、甚至紧紧攥着对方的，一边大声喊道：‘啊，你走开呀，你走开呀，你干吗不走开呀！’至于说到我们，情况当然就显得更加复杂化了，这是因为，您喊‘你走开呀！’向来都是出于一片真诚，同样的，您也是向来依仗您的性格控制了我，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抑制住了我。”但这样的话我是绝对不敢说出口的，我知道那肯定没我什么好果子吃，我的反抗精神早已备受重创——这种创伤因母爱的缺席和母亲的权威而加强。
母亲是在01年去世的，但知道06年春节后，我才第一次梦见了她。梦中，我寄住在别人的宿舍里，因为别人的回来而不得不搬出来；我无家可归，抱着一床被子流浪到一个池塘边，一块大小合适的条形石头成了我安歇的床——为此似乎我还有些觉得庆幸；不知怎么，我又徘徊在我家门前，看我家的房子，看屋前的草草木木，看到一个流浪的小孩摘我家果树上的梨，看到我母亲出来，驱赶这个流浪的小孩——我姐姐跟在她的身后。忘了在梦中还是在醒来之后感受到，我自己就是那个流浪的小孩，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心理学知识，一方面是因为我知道我母亲是很善良的人，她绝对不会那样对待一个流浪的孩子。我流着泪醒来，醒后还在哭泣。后来还有一次梦到她发表什么看法，我反唇相讥，结果她一下就飞着扑过来，吓得我大叫一声醒来。这个梦很好地揭示了我为什么不敢对别人表示不满，为什么一个强势的同事稍有辞色我就会噤若寒蝉，虽然实际上她并不能决定我什么。
在《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荷妮写道：“放弃者意识或潜意识中相信：最好是不要去愿望或期待什么。有时这与一种意识中的悲观人生观交织在一起，，感觉不管怎样生活都是徒劳的，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为之去努力。更多的时候，许多事情模糊、懒散地去看似乎很可取。”根据我的知识和亲身经验，我知道，不期望、不努力，是为了避免失望\失败的痛苦——在与父母的斗争我强烈地感受到：我怎样也胜不了，我怎么努力也没有用，越争取\越反抗越受打击！这就是无能为力感，习得无助！一开始这只是理智上的认识，直到后来它才成为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
06年4月底，跟一个朋友长聊起我的父母，说起父母对我造成的伤害，她简直难以置信。随后我们去参加一个聚会，他们几个人聊天，我感到困倦就去一边小憩。也不知过了多久，半睡半醒之间，这些往事一幕幕地浮现脑海，我长时间陷入在深深的悲伤中——为自己受到的错误对待，为自己的屈辱和压抑……
当悲伤渐渐平息，我加入到朋友的聊天中去，我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放松，一种全新的力量感和自信心油然而生，内心的压抑此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不是被置换了，它们不是被升华了，它们不是被“再教育”，它们就是消失了。因为体验被再次感受，而这种再次感受的方式让这些感受变得无意义。……一种体验消失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占据了它的位置。(《当事人》P182)”
弗洛姆说：“发现自己的无意识，这绝不是一种知性行为，而是一种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体验即使能够言说，那也极其难于言说。这并不意味着思考和推测不可能先于发现的行为，但发现的行为本身始终是一种整体经验，说它是整体的，指的是整体的人体验到了它；而这种经验则是以自发性和突然性为其特征的。(《禅宗与精神分析》)”这非常类似于卡伦.荷妮的观点：“对自己的了解不能一直是智力上的了解，尽管开始时是这样的，但这必须成为一种情感体验。……对潜意识感觉或驱力的情感体验会突然出现，就像启示一般让我们大吃一惊。但更多的时候这种体验是在认真解决某一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出现的。(《成长》P340\P342)”为了方便理解，我引用维蕾娜.卡斯特对回忆的论述：“大脑中被调动的信息，只有被放置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框架内才能构成回忆。……回忆是离不开情景的，我们无法将它从情感、动作、动作，也就是情节中剥离出来。当外界不存在对这个情节的任何一方吗要素的刺激时，我们很难或者不会记起它。……当外界出现相应的刺激时，就能相对准确地回忆起来。成功的回忆根本上需要依靠外界的调动刺激或者提示刺激。(《故我》P118~P120)”
万事皆有源，压抑的源头便在于童年的挫折，只要我们清理了源头，现在的压抑便可自然减轻。另一方面，如果童年的压抑没有得到适当的清理，我们就会在后来的生活中不断地出现相似的压抑，这些压抑会累积起来，让我们深感无力；或者，这些累积起来的压抑会成为很好的诱因，让我们再次体验童年的压抑。
4月底的释放之后，我后来又不断地感受到工作和人际交往中的无力感，这些压抑积聚起来，在10月份达到一个极限，在跟那位朋友交流的过程中喷涌而出。一天晚上，我正悲哀地躺在床上，她短信问候我近况如何，在后来的交谈中我说到：昨晚还梦见我爸拿棍子打我，说我不服就打断我的腿，我没有屈服，他打了一会就罢手了。还梦到我服药自杀，很恐怖吧？
友：确实感觉很恐怖啊，怎么会梦到那些呢？
我：应该还是小时候的影响吧。我今天看到一个新词：畏父情结。小时候我父亲太严厉了，我很多次都想自杀。
友：啊？你说的是做梦还是实际生活中啊，怎么会想到自杀呢？
我：真实生活。因为我觉得没有人爱自己，自己没有价值，除非变成一个非我本身的人，否则无论如何都是一文不值的。没自杀成功是因为我没有真正实施，有尝试过，但还是放弃了。
他几乎把我的尊严摧残殆尽了。我表现好或成绩好不受重视，不小心犯错却肯定会受到惩罚，有时甚至我根本就没有犯什么错——比如有一次，家里的老式电视不清晰，我就去调信号，结果反而更糟了。中午他回来得知后，“啪”地就给了我一巴掌，结果他到别家去查看后，才发现所有的电视都是这样。在他身边，我几乎从来就没感到过安全，随时都可能有一顿斥责莫名而至。只有在他笑的时候，我才有如释重负的放松，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他不会谴责我，或者说只有这个时候我才感到我是安全的。
友：天呐，真是有点恐怖。以后千万不要再有这种想法了。
我：我也不想，但它已经是我的一部分了，我会尽量放弃它，但它肯定还会在我身上。从小至今，我都觉得每个人都跟我父亲一样，如果我不小心失败或犯错，如果我不按照他们的期望或标准行事，他们就会谴责我抛弃我，这也使得我一直用别人的标准和评价来评价自己。
友：可怜的孩子！好了，别想这些了，一切不是都过去了吗？你在干吗呢，没看电视吗？
我：恐惧消退，阴影仍存，唯有时间能抚平创伤。我专心跟你聊呢，刚才又哭了个一塌糊涂，现在感觉好多了。
友：男子汉不能哭，慢慢会好的。
我：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你早点休息吧，你也该累了。我会好起来的。
压抑是现代人面临的共同困境。罗杰斯曾说过，到他那儿咨询的人们，尽管各人的问题千差万别，但在这些差异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中心问题，那就是：“我到底是什么人？我怎样才能接触到隐藏在表面行为下的真正的我？我如何才能真正变成我自己？我如何才能过充实的生活？”我们为什么会被这样奇怪的问题所困扰呢？这正是压抑(恐惧)所导致的。因为压抑(恐惧)，我们戴着人格面具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个角色。
我们不敢表现真的自己，因为这样的行动曾经失败了\不被接受，为了被接受，只好戴上面具压抑自己。克尔凯郭尔曾说过：“他不得不选择做一个非他本身的人。”另一方面，“与此绝望情形相反的是一个人能够自由地真正成为他自己。”
因为人际交往中的恐惧不安，不得不把内心掩盖起来、选择做一个非他本身的人，总是很痛苦的，这种压抑让人倍感沉重和无力。
感受人生荒谬，反抗荒谬人生
在05年秋冬，在进行自我分析1年多以后，我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任何根本的改变，反倒有一个问题在反复出现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突出和真切。虽然我在理论上我也能够有所认识，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始终对它无能为力——这个问题就是：每次有希望、有信心，想要做点什么都会紧张混乱、妄念纷飞，以失败告终，沮丧绝望、无所期盼方能有条理地工作。我感到自己无法达到任何目标，我深感人生的无助和荒谬。
面对荒谬，怎么办？我不得不臣服，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接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言地抗争，在严重受限的情况下顽强地坚持下去，这种荒谬的情形和对它的反应模式在高三时已初见端倪。
穷途末路之中，我认识了另外一种人生——西西弗式人生，并在很大程度上身体力行。
“加缪早已经得出结论，人生的悲剧命运摆在每个人的面前，但出人意料的是他象一个诗人一样喊出了这样的声音：热爱生活，幸福生活，微笑生活！在加缪的笔下，西西弗斯是一位荒诞的英雄，并非是悲剧的英雄。加缪致力于探索受罚中的西西弗斯，‘一个人全身绷紧竭力推起一块巨石，……经过漫长的、用没有天空的空间和没有纵深的时间来度量的努力，目的终于达到了。这时，西西弗斯看见巨石一会儿工夫滚到下面的世界中去，他又得再把它推上山顶。他朝平原走下去。’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他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与命运相抗争的人，但他没有怨恨、没有犹豫，不存任何希望。他明明知道劳而无功，却朝着不知道尽头的痛苦前进，脚步沉重而均匀。他清醒的知道，无数次的胜利其实是无数次的失败，但他只是激起了轻蔑，‘没有轻蔑克服不了的命运’。加缪显然还想把这缕阳光放大，彻底地驱走荒诞带给每个人的阴霾。他强烈反对‘自杀’，认为无论是身体的自杀(消灭肉体)，还是哲学的自杀(消灭精神)，都是逃避。它想逃避反抗、消除荒诞，是不可取的。他反对为了‘希望’而生活--为了某种目的或适应某些偏见而生活；他不相信来世，认为人若寻求生活的意义、为了某种目的、适应某些偏见而生活，就会竖起束缚自己的栅栏。”
“面对荒诞世界，人应该消极地生活？也不。加缪认为，要对生活回答‘是！’对未来回答‘不！’完全没必要消除荒诞，关键是要活着，带着破裂去生活，去穷尽‘现在’，人类的高贵就在于在这无意义的世界里重新获得其地位。他提出了三种由荒诞而生成的应取的人生态度。一是要挑战，没有哪种命运是刻意的惩罚，只要竭尽全力去穷尽它，就是幸福。对生活说‘是’，也就是挑战，就赋予了荒诞世界以意义。二是要自由，要在这冰冷又燃烧着的有限世界里生活下去。三是要反抗，号召人义无返顾地生活，对生活充满爱恋。明知邪恶无法根除，仍坚定含笑与之斗争。三种态度综合起来，就是号召人‘重要的不是生活得最好，而是生活得最多。’这就是加缪希望人们对待荒诞世界的态度。”
“加缪说，人必须认识到他命运的荒诞并以轻蔑相待，这是苦难的人的一种新出路。这一观点无疑对西方迷失信仰的一代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加缪认为，有希望，就会有喜悦和痛苦；而有洞察力，就可以把喜悦和痛苦变为同一个东西。有了这种洞察力，人就可以在奋斗的过程中体验幸福，而不是把希望寄托于无法把握的终点。失去希望，并不意味着绝望。西西弗斯的幸福在上山的过程中，而不在顶峰大石停留的时刻。‘幸福和荒诞是同一块大地的两个产儿，……征服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一个人的心灵。’”
“而反抗、自由、幸福，终于汇成了加缪荒诞命题的湖泊——人道主义。人的唯一财富是生命，而生命既是必然要消逝的，又是可尽量开发的。人应该而且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获得生存的勇气，甚至幸福。要用理性清醒地认识自己的界限，拒绝希望，但要肯定世间的美好和生命的欢乐。”
与此相反，“许多的人生是由意识中的乐观和幻想支撑着的，这些脆弱的力量维持着人生一点一点地延续。而这些力量又是极其脆弱的，不因人的意志而坚不可摧。现实中最表象存在的东西往往也能给它们以致命的一击，使它们出现长短不一的断裂，而沮丧和痛苦就从这些断裂处渗入人生，在其内部小范围地弥漫。即使断裂处的恢复力很强，那些已经乘虚而入的沮丧和痛苦是无法再被消除的，所以整个人生的内部就会浸满了斑驳的痛苦。”
“人在欲望(不如说是自卑、焦虑)的支配下不断索取，在索取中遭遇各种挫折、痛苦，然后麻木；再产生新的欲望，再遭受新的痛苦，再麻木。如此往复，欲望、痛苦、麻木都在升级，欲望和痛苦就会主宰了整个人生的运动方向和情感主题。”
2006.1.15我曾记录：
如果你“真的”接受，又何必关注那些“问题”，想摆脱它？
欲治不治，真正地接纳一切，放弃所有改善处境的希望，努力过一种充实的生活。生活第一，分析第N！
从这之后，我开始将分析摆在次要位置，尽情尽量地去生活，包括周末在一个俱乐部里活动，以及晚上跟几个朋友游泳、吃饭、聊天，就这样，我的人生终于又充实起来。跟一个同学聊天时，我一再感叹生活的充实，他很诧异我怎么这么容易满足，我回答说：“像我这样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还会要求多少呢！！！”
然而，企望是无法永远被避开的，它势必继续纠缠着那些想要挣脱它的人们——包括我。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我对自身状况的根本不满意。一段时间之后，我又积聚了一些力气，我又开始欲求许多东西——“苟能起，又不艾。”
从我生命的一开始，我父亲就向我指出：“你是远远不够的！”他一直给我很多很高的标准说我必须达到它们、变成它们。只要我还没达到标准，只要我还有缺点\不足，我就不会被接受，我就会有被挑剔、被羞辱的危险，我本来的样子从来没有被尊重和接受。会被接受的是我的未来，如果我能够变成一个完美无缺(达到所有先验的标准)的人。然后，我就习惯了这样感受自己，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不能接受自己，认为别人也不会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经常反对我的制约已经在我内心根植了这样一种观念：“就我现在的样子，我是不够的，有太多东西缺少了，我必须到其他某个地方，而不是在这里，这不是我应该呆的地方，我应该呆在更高、更有权力、更有名望、更受人尊敬的地方。”无论我在哪里，我都必须做到最好(比得上别人)，比那个少(不如别人)我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我就会有很深的自卑感\负罪感。父亲的教育使我相信，除非我取得成功(最终完美)，否则我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只有最终的成功(完美)才能救赎我的罪过、确保我的安全。这是我种种欲求背后的深层原因和驱动力量！
到了06年秋冬，虽然我能更好地接受自己了，人际交往方面却一直没有明显改善，工作上更是看不到任何进展。我也很奇怪为什么这么久我还没好起来，很奇怪为什么我总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爱情、工作能力...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姚明、吴士宏可以用努力赢得成功，而我却不能，每次努力我都会精神紧张。
反复的失败令人沮丧，其基本感觉就是深陷困境，像被囚禁的鸟儿，看不到任何逃脱的可能。在这种心理状态中，我认识了另外一个西西弗式的人物：卡夫卡！他经历和心声引起了我深刻的共鸣，他的一生，走得极其的孤独与艰难！
W.H.奥登评论说：“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困境。”这种困境，就是在看似真实、实则荒谬的“现实”面前，人一无所能！
“卡夫卡的作品最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人的无能为力这一主题。他在《城堡》中描写了一个想与城堡中的神秘居民取得联系的人，据说他们能告诉他应该做些什么，并能指明(给予)他在世界中的位置，他毕生都在狂热地努力与他们取得联系，但始终未能成功，到头来还是一个备感无用而又无助的孤独者。(《自由》P95)”作品笼罩着神秘的、梦魇般的气氛，昭示着苦痛、孤独与绝望的命题。
“目标确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所谓之路者，乃踌躇也！”
“无论你是否愿意，事情都在发生，你所喜欢的只有微不足道的作用。”
“幸福只是无所畏惧，……但无论我转向何方，总有黑浪迎面打来。”
“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受难是这个世界的积极因素，是的，它是这个世界和积极因素之间的唯一联系。”
“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在你命运前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活着，但没有希望，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在绝境中坚持，需要人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愿意为了自己而受难。
“只有在不作为支撑时，精神才会自由。”因此，那段时间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精神都是不自由的。
在卡夫卡的世界中，仿佛存在某种不可抵挡的威力，对他的一切愿望和行动都做了无情的判决，个人的反抗、挣扎在这种威力面前无济于事。米兰·昆德拉评述说：“卡夫卡并不去想决定人行动的内在动机是什么，他提出的是一个根本不同的问题，即，在一个外在规定性已经过于沉重，从而使人的内在动力无济于事的情况下，人的可能性是什么？”
引起我深刻共鸣的，还有一首《海阔天空》：“我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从不结果，无论种什么梦；才张开翅膀，风却便沉默；习惯伤痛，能不能算收获。”听着歌，一遍一遍地流泪，触动内心的伤痛与无力。
无奈之中，我只好又放下所有的期待，选择一种无所企望的生活。有次跟朋友短信聊天，忘了她问到什么，我回答说：都没啥感觉了，反正期待也没有用，还期待什么呢？
友：嗯？兄弟你咋变得消极了？是不是遇到失望的事太多了？不过有期待每天才快乐哦。
我：岂止太多！几乎所有希望都以失望结束！所以我决定不再希望什么，我这样做一个人，已经够了！没有期待同样可以快乐，或许更快乐，因为这样无论什么你都能满足了。
友：未保存。
我：没什么特别失望的，只是终于发现无论我想靠努力去得到什么，就一定得不到，有些沮丧而已。如果我不去希望它、不去努力倒还有可能，是不是太荒谬了？
卡夫卡以西西弗式的行动回答了他自身的提问：挺住，为自身受难！这也成了我的行动方向：放弃所有改善处境的希望，努力过一种充实的生活。
在《西西弗的神话》中，人生的荒谬，人的无奈与反抗，贯穿始终，反应了我内心的感受，引领了我的行动。
“经过千年沧桑变幻，世界与我们的对立愈加强烈。我们在一瞬间突然不能再理解这个世界，因为，多少世纪以来，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只限于我们预先设定的表象与轮廓。……世界逃离了我们，因为它又变成了它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荒谬感正是因为不能理解。
“为了完全解放，我有一种‘自我否定’的思想，那这个我在其中只有放弃和生活才能获得平静的环境，这个对成功的渴望和追求在其中出处碰壁的环境，它究竟是什么呢？欲求，于是引发种种悖论！”“它”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中有多少人反思过这个问题？
“一旦世界失去幻想与光明，人就觉得自己成了无所依托的流放者。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丧失了对未来的希望。这种人与他生活的世界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这种与生活的世界之间的分离，正是“在有生之年就已经死了”。
“这颗心就是我的心，但我总是不能确定它。我对我的存在的确信和我企图提供给这种确信的证据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我对我自身将永远是陌生的。……有一些事实，但却没有真理。”卡夫卡对此的表述是：“由于我对什么都没有把握，由于我每时每刻都需要一种对我存在的新的认可，那些天经地义真正取决于我应为我独自所有的东西我却一无所有，事实上我是个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儿子。”这种不稳定、不确定感，那段时间正被我强烈地感受着。这类体验令人深感疑惑，远离自信。卡伦.荷妮也曾在日记中这样记录：“我相信自己正在一处特别的迷宫中徘徊，永远也走不出来；无论走到哪里，都只能看见自己的图像，可是每一幅图像都截然不同。”
“我渴望绝对与统一，而世界不可能归结为一种理性的原则，这两件事是我确定无疑的。我还知道，我不可能把这两者调和起来。……这个世界本身并不合乎情理，这是人们所能说的一切。”
“在与荒谬相遇之前，芸芸众生是为某些目的\希望活着的，关心的是自身的未来和证明。他们掂量着自己的机遇，把希望寄托于将来的生活。”而现在，“人带着他的反抗和清醒意识回到世界中来，他放弃了要去希望，这个名为‘现在’的地狱终于成为人的王国。”
“我们前面的问题是要知道生活若要有价值是否应该具有某种意义。而现在，似乎正相反，生活若没有意义，则更值得人们去经历它。经历一种生活、一种命运，其实就是全然地接受他。”
“他正是凭借这种信念去抗争：他要知道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生活是否是可能的。……反抗就是人不断的自我面呈，它不是企望，而是无希望地存在着，这种反抗不过是确信命运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惨败。”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需要意识中的乐观和幻想作为支撑的；当他们的一切都不被接受时，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将来，而将来总是没有穷尽的。
“在这个世界上，并非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一切都是既定的，越过了它，就是虚无与崩溃。人于是能够下定决心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生活，从中获取自己的力量，获取对希望的否定，以及对能够在一个迷雾重重的世界里生活的执着证明。”
“如果荒谬剥夺了我获得永久自由(实现企望)的一切机会，则它也反过来向我归还并赞美我行动的自由！这种对希望与未来的剥夺意味着人可以更加自由地行动！……问题不再是去解释或寻找出路，而是去经历，去描述，一切都始于这远见卓识的冷漠态度。”
“失去希望，并不意味着绝望，大地的火焰完全可以与天堂的芬芳相媲美。……不希求什么舒适、正确与安全，不害怕飞跃产生的危险。……穷尽其所有，不欲其所无。”“没有什么明天，没有什么来世，要义无反顾地生活，这就是人的深刻自由的理由。”
这也就是“放弃所有改善处境的企望，尽情尽量地去生活。”在《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中，阿德勒说：“我们一旦看到他们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努力使自己有一种充实感，但却放弃所有改变其处境的希望，那他的所有行为就都有意义了。”希望与企望，一字之差，意义却大不相同：只要我们活着，希望总是有的，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看到它，会感受为没有希望；而企望则包含着“企求”的意思，包含着我们一定要看得到这个希望，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相信自己是有希望的。
“如果说这个神话是悲剧的，那是因为主人公是有意识的，他完全清楚自己所处的悲惨境地。但若他走的每一步都不是依靠成功的希望所支撑，那他的痛苦实际上又在哪里呢？”
“无意识的、秘密的召唤，一切面貌提出的要求，这些都是胜利必不可少的对立面和应付的代价。不存在无阴影的太阳，而且必须认识黑夜。荒谬的人说‘是’，但他的努力永不停息。”
“荒谬的人知道，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在这微妙的时刻，人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之中。西西弗无声的全部快乐就在于此：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同样，当荒谬的人深思他的痛苦时，他就使一切偶像哑然失声。……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充实一个人的心灵。”相反，“当对幸福的憧憬过于急切，当对大地的想象过于着重于回忆，那痛苦就会在人的心灵深处升起。……永远不应该希望恢复那给予我们平静和宁馨的画面，这对我们的每个认识都是适用的。”用弗洛姆的话说：“乐园一旦失去，便无法返回。人只能继续前进，不断发展理性，用一种新的、充满人性的和谐去取代无法复返的童年时代的和谐。”
“反抗者(原文为“反叛者”)是什么？一个说‘不’的人。这个‘不’字意味着：‘事情延续得太久了’，‘至此，是；今后，不’。总之，这个‘不’肯定了存在着一条界限，断然拒绝被认为是无法容忍的僭越和模糊地确信某种正当权利。说得确切一点，反抗者觉得他‘有权利……’反抗者始终怀着这种情感：在某些方面，在某些方式上，他是有理的。……他要求人们对此予以尊重。”
“在排斥僭越者的同时，在整个反抗行动中，人整体地、即刻地进入自身的某些方面。……从词源上考究，反抗者的意思是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反抗者曾在压迫者的鞭打下行走，现在，他转身直面和拒绝压迫。”
“在反抗之前，奴隶忍受着一切压迫行为。……他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他关心眼前的利益胜于意识到自己的权利。现在，随着耐心的消失，随着不耐烦情绪的增长，某种行动开始了，这种行动会伸展到过去曾被接受的一切。奴隶在拒绝接受主子命令的同时，也摒弃了自己奴隶的地位，……现在他要求得到平等待遇(地位)。……人们羡慕自己并不拥有的东西，反抗者则维护自身。……他的目的是让人们承认他所拥有的东西，他在任何时候都吧它看得比所羡之物更加重要。”
“他把他要使人们尊重的那一部分置于其他东西之上，并宣称它比其他一切都更可取，甚至比生命更可取。对他来说，这一部分成了最高利益。……如果这种被称作自由(尊严)的那种独一无二的神圣物被剥夺了，那么，他就接受那种最后的衰落，即死亡。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我曾经就是这样一个逆来顺受的奴隶，没有任何权利，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说：“我喊他站着他不敢坐着。”父亲统治下的世界危机重重，不由分说，没有我的余地。另一方面，“失去权威的力量和认可就等于失去自己的生命”，权威的父亲代表着生活，因而也代表着死亡。在人生意识中的第一场战斗之后，到我上大学之前，我们之间再无所谓真正战斗，我不得不退行到一种婴儿般的软弱无助状态，无条件服从他的审判以及相应的罪感和抑制状态。他丝毫不顾及我的情感，毫不尊重我的看法，每次我表示出一点反对，他都会威吓：“你骨头长硬了嗦！”威胁我如果不服从就会有严重后果。在这样的高压统治下，为了继续生存下去，我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和勇气。
说到底，这种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在我们的文化里是极其普遍的，只不过它在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中尤其突出而已。在我们的文化里盛行着的“权威主义”价值观，是根据人的显著外部特征来确定人的价值的，受这种价值观支配的人，如果他受人追捧、有声望，那他就觉得是个人物，便有价值；如果他达不到某些标准，他就会感到有失去尊严和周围的人的认可的危险。使他确信自己价值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取得的声望和成功，因此，他有过度的需求和对一无所获的恐惧。
“舍勒对愤恨下了很好的定义，把它比作一种在封闭环境中长期无能为力所造成的自我毒害的分泌物。反抗则相反，它使愤恨爆裂并帮助愤恨流淌出来。”
“反抗在原则上限于拒绝受辱，而不是要屈辱他人。反抗者甚至为了自身甘心受苦，只求他存在的完整得到尊重，他为自己存在的完整而斗争。”在此之前，“由于某些命令(的压制)，他身上的某些东西被否定了。”
“反抗貌似否定，因为它并无建树，但在本质上讲它却是肯定的，因为它揭示出人身上始终要捍卫的东西。”
“反抗者只会承认一种道德，那就是自我决定的道德！……在环境中血淋淋的教学面前，任何一种道德、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先验地宣称自己是正确的。”
“唯一能够解放精神的思想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它使确信自己局限和未来的精神独立存在，没有任何理论可以吸引(束缚)精神。”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所有主人公都执意探寻生活的意义，不惧怕世俗的讥讽。……他们拒绝放弃精神的种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对那些用自己的生活证明必须为信仰而受难的人们，他们这样回答：生活条件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是按照我们被灌输的东西来生活的，这些“教育”中充满了可怕的错误和偏见。在这个被教育的过程中，我们都内化了父母对自己的种种看法和评价，内化了父母的价值观、世界观，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生活。在与重要他人的互动中，我们形成了对自身、对世界的基本观念和感受，形成了我们的“人生宗教”，是这些观念和感受决定了我们所欲所求——一个人对自身及周围人际关系的看法\感受，决定其行为\情绪！我们大多数人都因为无法超越文化、父母或童年经验的影响，只能根据太过狭窄的参考架构来处理事情，一味地重复童年的经验。
荣格在《寻求灵魂的现代人》里说：“在各个地方欧洲人的精神状态都显示出惊人的缺乏平衡。不可否认，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动荡不安、精神紧张、观念混乱和迷失方向的阶段。”巨大的精神困境令所有人沮丧，但它只让一部分人觉醒。这些觉醒的人，“他们反抗那种把他们束缚在老路上的传统力量，对他们来说，所有这些老路都导向错误的方向。……他们想与传统决裂，这样他们就可以用自己的生活去实验，以确定除了传统的预先假定意外，事物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它不是一种不顾一切的冒险，而是一种被深刻的精神痛苦所激发的努力，目的是在新鲜的、不带偏见的经验的基础上重新为生活带来意义。”我正是这样一个觉醒者。
那段时间曾有朋友评价我说““你活在精神的世界里。”07年春节跟一个同学聊各自的生活，他感觉我有些“消极遁世”。
他们的看法都是很准确的，我自己当时都觉得自己的心态“消极”，因为我们都被“积极”这个概念所限定，过高地评价了“积极”。“这个词的现代用法一般就是指人们通过付出劳动改变现存状态的行为。”在《爱的艺术》中弗洛姆说，“有的人由于内心极度的不安或者孤独而狂热地工作，有的人则是为了升官发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就是一种狂热、一种热情的奴隶，而他的‘积极性’实际上是一种‘消极性’，因为他是受外力的驱使。”这是我们大多数人表现出来的“积极”。
在巨大的精神痛苦面前，身份、地位、别人的评价，这些生活条件，真成了微不足道的东西，现在我要求得到“平等地位”；而“人们很容易习惯于常规，他们要赚钱以求舒适的生活，而且他们的全部力量集中起来都是为了赢得钱财。幸福被遗忘了。”这里的“钱财”，完全可代之以“安全”、“自尊”；“赢得钱财”，也可以说成是达到某个“成功”的标准，这个标准恰恰就是“先验的”，是他们感到自己必须满足的“价值条件”，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他们才会认可自己，才能相信别人也是认可他的——只要他自己不接受自己，他便不可能相信别人会接受他！幸福也没有被遗忘，只不过在他们的观念中，“赢得钱财”是获得幸福和尊严的先决条件，对此他们坚信不疑。
孩提时，我无力反抗，默默地承受了父亲经常的谴责，而深深的自卑感和屈辱感也就这样渗透了我的心灵。我在他面前丧失了自信，换来的则是一种无边无际的恐惧感和低劣感。在跟别人相处时，我无法改变我的这种心理状态，它变成了一种持续的、对所有人的恐惧心理和根深蒂固的自卑感。我必须从别人所处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遵从别人的规则与传统，我必须去赢得别人的认可，这是童年时就决定了的，我已经被父亲的审判制服了。
可以说，人生中的很多时间，我都是被焦虑和恐惧的情绪驱使着行动的，种类繁多的内心指令，要求我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以免招致焦虑，最内在的情感和愿望，被这些指令牢牢地压制着，不见天日。这是一种无情的自我摧残，荷妮说：“‘应该’如同暴君，事实上是对自尊的摧残。”现在，我拒绝为避免焦虑而需要完成的种种“应该”，拒绝迎合先验的“价值条件”，我要遵循内心的情感和愿望来生活，我选择相信：生命本身就是价值；从本质上说，人天生平等。
“反抗并不欲求解决一切，但至少它已能正视一切。”
生命的复苏
刚出生的婴儿并没有自我的概念，随着他(她)与他人、环境的相互作用，他(她)开始慢慢地把自己与非自己区分开来。当最初的自我概念形成之后，人的自我实现趋向开始激活，在自我实现这一股动力的驱动下，儿童在环境中进行各种尝试活动并产生出大量的经验。通过机体自动的评价过程，有些经验使他感到满足、愉快，有些则相反，满足愉快的经验会使儿童寻求保持、再现，不满足、不愉快的经验会使儿童尽量回避。
在儿童寻求积极的体验时，有一种是受他人的关怀而产生的体验，还有一种是受到他人尊重而产生的体验。不幸的是，儿童这种受关怀、受尊重需要的满足完全取决于他人，他人根据儿童的行为是否符合其价值标准、行为标准来决定是否给予关怀和尊重，所以说他人的关怀与尊重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总是体现着父母和社会的价值观，罗杰斯称这种条件为“价值条件”。儿童通在与父母的互动中不断体验到这些价值条件，不自觉地将这些原本属于父母的标准内化，认同了这些价值标准，为了获得积极的自我感受而竭力要达到这些标准。
自我概念(Self-Concept)是罗杰斯的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所谓自我概念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知觉和认识。自我概念包括对自己的认识，对自己与他人或其它事物的区别以及相互关系的认识，还包括对自己的价值标准的认识。自我概念是一个人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与周围的人的长期交互作用而逐渐形成的。
在《生命的重建》中，露意丝茜说：“他们每一个人都嫌自己这样、嫌自己那样，所嫌的一切大都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他们高的觉得自己太高，矮的觉得自己太矮，瘦的嫌自己太瘦，胖的嫌自己太肥，中等智力的嫌自己太蠢，不太年轻的嫌自己太老，年轻的有恨自己太年轻，相貌平常的怨自己太丑，甚至有些根本很漂亮和英俊的，都会恨自己不够漂亮、不够英俊。他们更会说自己做什么都太迟了，或者做得太早了，而且个个批评自己太什么什么。总之，他们人人都喜欢用一个‘太’字，而到最后，他们都会说出：‘我不够好，不及别人。’”
“就是这样，我们终于谈到了问题的中心——他们批评自己，原因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及别人完美，或者觉得自己做的事不够多，没有价值。这是一个真正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他如身体有什么不妥、与人的关系怎样弄不好、缺钱等等，都没有这个问题重要，因为这个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其他问题都是由这个根本问题所产生的。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别的问题永远没有办法解决。人在自暴自弃的时候，聪明的会变蠢，健康的会多病，福不至，心不灵。”
我是05年6月时接触到这本书的，对我的成长有一些帮助，作者也强调导致痛苦的思想和观念都源于个体童年时期的经验，来自于童年时所有的错误教导和对待。
她说我们可以不再跟随父母的思想和评价，相反，我们“自己应该喜爱自己。尽管我们健康不佳、缺少金钱，或是婚姻关系不快乐，都只是暂时性的，只要我们喜爱自己，种种不如意事，都会很快过去。”“为了改变，我们还是要对着镜子，望着自己的双眼，不过，我们该说一些积极的话、有鼓舞力的话，来振奋自己。”她还说“这样做非常有用，可以很快便有很好的收获。我自己就是一个证人；我曾经因此改变，因此得益。”
于是我尝试着用积极的方式看待自己，强调自己的种种优点，但结果是失败的。这更多的是一种外部灌输，通过反复的心理暗示压制内心的负面感受、观念，而不是发自内心的自我接纳。这很像卡伦.荷妮阐述过的情况：“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当病人意识到其缺点时，意志力的机器是如何开动的。他们下决心并试图去维持预算，试图与人们相处、试图更自信、更宽容。”真正的自我接纳，应该是能坦然地接受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而不再试图改变或克服什么——彻底的放弃就是彻底的接受。“当我接受自己真实的存在时，我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只有彻底地接受自己的真实存在，我们才能够有所变化，才能够超越自己的现有存在样式。那时，变化在不经意间就会发生。”这是我罗杰斯从他的来访者和他自身的体验中了解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律，我亲身体证了这一悖论。弗兰克尔也教诲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的‘集中营’，作为(要想成为)完整的人，我们必须以宽容和忍耐的态度去对待它们，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他们不是说不要去改变，而是说要转变态度，首先把它们当做存在于自身的事实来接受，就像你感冒了，通常你不会谴责感冒、认为它不应该存在。
我们之所以渴望完善\成功，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是自卑的\恐惧的，我们受自卑感的困扰，或者感到自己的生存会受到威胁。我们的种种努力，都是为达到自我中那先验的价值标准、价值条件：我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每个人在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理想形象，只有变成那个样子我们才会接受自己、自我尊重，并深信自己只有那样才会被别人接受、尊重。一个人必须了解，那个执着于完善\成功的强大驱力来自他内心的自卑、恐惧和焦虑。从一开始，每个小孩就被灌输这样的恐惧：你必须非常强\完善\完美，否则你会被压扁\淘汰\拒绝。每一个人都试图取得胜利，每一个人都在竞争，想要胜过别人，变成强有力的人。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来自这种错误的、戕害人性的教导。我们常常会很不必要地顾虑说整个世界都在看着自己，会随时挑剔自己，童年时被父母审视的感觉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扩散开来，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从小生活在表现不佳就会被父母惩罚的阴影之下：体罚、轻蔑、恐吓，在家中很少有安全感。父母对我们的态度就像对雇员，我们只有照预定的期望达到各项生产标准，在家中的地位才有保障。既然我们从小在家里都没有安全感，跟人相处时，又怎么可能觉得安全呢？在这方面我是极其典型的。卡夫卡说：“从我能思考之日起，我就为维持自己精神上的生存而忧心忡忡，以至于我对其他的一切都感到淡漠了。”我的情况比他要好一些，但也不遑多让，直到07年我才开始逐渐挣脱种种桎梏的窒息性影响，这种挣脱是反抗的延续。
2007.3.7
为了寻求完善，为了完全解放，我有一种“自我否定”的思想，却是它招致我最害怕的结果？
宁愿失去一切，也不要“自我否定”！
我害怕自然的行动，因为我没感觉到我喜欢我自己，有必要变成理想化的自我，也因为我(下意识地)相信自己能够完成“应该”，实现理想化自我。
荷妮发现：“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拥有此种驱力的人们，可以在实际生活中获得苛求的魅力、荣誉与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他获得了更多的金钱，更多的荣誉，更大的权力，他们也会感到这种徒劳追求的整个影响。他的内心得不到更多的安宁，他得不到内心的安全感，享受不到生活的乐趣。为了补救他所开始的对荣誉幻想的追求，他内心的痛苦一如既往。(《成长》P11)”
07.3.19
因为不安全感和不足感，常常将有用的认识变成缓和焦虑的“应该”，将身外目标变成达到期望的手段，自己选择了被控制。看到缺点就要克服，看到优点就要追求。
“将注意指向身外目标”是阿德勒教育治疗的一个关键点，他认为：“只有那些想为团体做贡献的儿童，那些兴趣不在自己的儿童才能教会自己成功地弥补自己的缺陷。如果只想摆脱困难，他们只会一直落在后面。……这是一个兴趣和注意指向何处的问题。如果他们朝一个身外的目标努力，他们自然而然会训练、武装自己以实现这一目标。(《生命》P23)”
——只要你还在想它，想摆脱它，那就是没有接受，它就会更影响你！——
但注意真正指向身外目标是很难的，除非你能够接纳自己的“缺陷”，能不能摆脱它都无所谓。现实疗法的理论认为，“人类行为是有目的的，这些行为源自人的内在，而非外在环境的力量。虽然外在环境的力量会影响我们的决定，但我们的行为并非这些外在环境的力量造成的。我们的行为是为了满足我们基本的人性需要。……一个人从出生至辞世，一直进行着各种行为，每一综合行为都是我们为获得自己所要的东西之最佳尝试。换言之，我们的行为具有目的性，是为了填补我们想要的以及我们认为已得到的之间的差距，生活中各种行为总是由上述差距所引起的。”同样，罗杰斯也认为：“行为是机体的目标指向的尝试，为的是满足被感知领域体验到的需要。”在我有意识地遵循阿德勒的指导将注意力指向身外目标时，内心深处关注的，其实还是自身的完善，这种意识与潜意识的背离，在我们的身上相当常见，比如说很多人运用森田疗法时，自以为在接受什么对象，但他们真正做的却是努力摆脱这个对象。
如果你真的接受，就不会想要去摆脱它，那时你才能将注意力从它那里移开，这方面我吸收了奥修的智慧，从05年开始。“静心就是深入去看你的空虚，欢迎它、享受它，跟它合而为一，而没有任何欲望要去填满它。根本不需要去填满它，因为它已经满了！它看起来是空的，因为你用不正确的方式去看它。你通过头脑来看它，那是错误的方式。如果你将头脑摆在一旁而深入洞察你的空虚，它是非常美的，它是神圣的，它洋溢着喜悦，其他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唯有如此，你才会停止去想钱、停止去想权力\成功、停止去想天堂，因为你已经在天堂里，已经很富有，已经很强有力了。”这实际上就是说无条件的自我接纳！
“是柔弱想要成为坚强，是自卑的想要成为优越的，是不安全的想要成为安全的，是无望的想要占有希望，以使你能够将你的自卑\软弱隐藏在优越\权力(力量感\重要感)里，将你的无望掩盖在希望下。……你觉得内在空虚，你内心感到恐惧，于是你试图占有东西\达到完美，以掩盖你内心的空虚\恐惧。这种情况一直继续，没有结束，而你整个的人生就浪费在积聚上面，浪费在占有上面。”这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
“如果你想要改变你的权力欲\完善欲，首先你必须了解那个权力欲\完善欲来自哪里——它是由你内心的空虚、恐惧和自恨产生出来的。免于这个想要赢得别人\寻求完善的欲望唯一正确的方式就是进入你的内心，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来自哪里，你一直都通过追求完善\取悦他人来消除它。现在，请不要将你的能量都放在任何自我折磨或自我虐待的规范里，进入你的内心，看看它是什么？进入你的内心，在那里开花，在那里，你可以找到永恒生命的泉源，你就不再被自卑感所掌握；你就不必再指向他人，因为你已找到了自己。”
“人们一直在告诉别人说要规范生活，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有千千万万个应该和不应该被强加在人的身上。当一个人带着这么多的应该和不应该，他无法成为自发性的，他是一个被监禁起来的囚犯，到处都会碰壁。具有创造力的人必须抛弃所有的应该和不应该，他需要自由和空间，很大的空间，唯有如此，他内在的自发性才能够开始成长。”内在的自发性，用存在主义哲学的话来表达，是“内在的人”的活动，这个内在的人——弗洛姆称之为“原始自我”，荷妮称之为“真实自我”——是我们生命的核心，是我们精神活动的原动力——如果这个原始自我被窒息了，总有一天我们的活力会枯竭，无法继续前进，就像燃料耗尽的机器。
看到优点就要追求，看到缺点就要克服，这种强烈的行为倾向支配着我的很多活动，这种倾向也是父亲教育强化的结果。我前面多次提到，他对我向来是求全责备的，只要我还没有达到他的标准，只要我还有缺点，我就很可能会被他挑剔、谴责、轻蔑，他睁大眼睛盯着我的不足，就像看见树木而看不见整个森林。其中有一条，就是他总是拿我的不足跟别人的长处作比较，要求我处处都不输于周围的人，到后来我也开始这么对待自己、要求自己，这已成了一种强大的习惯，我不能容忍自己的缺点、不足。同时，发现别人的优点也就说明我在这点上是不足的，因此我必须努力去达到它。这种求全责备的倾向，这种拿自己跟所接触的每个人或与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作比较的惯性，在很多人身上都存在着，于是，别人的任何优点或特长都会令我们内心不安，甚至引起强烈的自我轻视和责骂。这种自轻、自责是非常痛苦的，因此，“认识到目前的任何缺点，对于所有受专横的应该困扰的人来说都是不可忍受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缺点，都必须尽快加以除去。……它针对的不是真正的改变，而是立即而绝对的完美，其目的是想消除这种不完美性。(《成长》P60\P62)”真正的改变，是降低对自己的标准，接纳自己的缺点，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有价值，就要做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或者说，完全达到自己心目中的标准——事实上，我们的标准并不是我们自己的标准，它往往是父母对我们的期待、要求和标准。父母的爱通常是有条件的，可是，一个人接纳自己、爱自己，竟然也需要条件吗？
看到缺点就要克服，也出于另外一个原因，即我因缺点的存在而怀疑自己不能实现目标，因此我才会不顾一切地要克服缺点，以消除自我怀疑。“活动并不意味着创造一个渴望的目标，而是为了表明某件事情是否会发生……行为常常是与焦虑和怀疑不自觉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一种分析能揭示他的活动隐含的功能：揭示未来(《自由》P66)”，从而在主观上平息怀疑，感到安全。我们通常感到，如果这件事我们做不好，那么其他的事我们也做不好。父亲时常否定我的一句话——这么简单你都不会！——造成了我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因为这句话很容易就能做一个推论：这么简单你都不会，你还能做什么？这个推论一直是无意识的——虽然它一直影响着我，直到这时我把它揭示出来。
很就以前，我就开始思考对自己的标准的问题，开始反思父亲对我的评判失之偏颇，开始认识到我的卑微并不是客观事实，而是自己的主观感受，产生于父亲对我——后来变成了我对自己——的严酷无情、高不可攀的标准。他要我集万千优点于一身，十全十美，这怎么可能！他以为什么事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可叱诧篮坛的大鲨鱼奥尼尔，罚球一塌糊涂，难道他没有认真地练过吗？如果他从小就相信“连罚球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你还打什么篮球”，拼命地苦练罚球，那我看我们也不会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了。“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取短，智高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我们不可能每件事都会\完美无缺！最好的方式是，找出自己的兴趣，把注意力集中在能做的事上，全心全意地为之！但我们的父辈大都有“唯智主义”倾向，认为只要智力正常，自己够努力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人的天赋各有不同因而各擅胜场这回事在他们看来纯属无稽之谈。如果“失败”发生了，他们会因此把“这个人”定性为无能——而不是说他在这个方面表现得不好，或指责他没有努力，而不会去考虑内外因素的限制。可以说，他们对事物的认识，是高度概括与粗糙的，有一种“全或无”的思维模式，如果子女做不到“全”，他们就会将之评判为“无”——就像我在父亲那里所感受的，如果不能达到他眼中的最终完美，那么我就什么也不是，那么无论如何我都是一文不值的。
看到缺点就要克服，也因为我担心缺点会阻碍我实现目标，尤其是当这些缺点是所谓的症状的时候。这时我开始领悟：问题不在于我有什么缺点，而在于我不接受自己的缺点，认为它们阻碍了我，所以总想摆脱自己的缺点。我认为我不应该是我当时的样子，我是被自己的问题阻碍了，我应该更好——“如果”我把这些问题解决掉。我不接受缺点是自身的一部分，于是我和自己战斗！将责任推到“问题”的头上，否认“问题”是自身的一部分，我保留了现实目标和理想化形象的可能性，保留了我关于自己的那些幻想，从而使自己免于面对失败的可怕压力。
06年底，我做了明尼苏达多相人格量表，这对我确定自己的问题有很大帮助。本来我确认自己是双相情感障碍，但测试结果中“疑病”一项得分远高于其它项。之后我给一位老师写信交流：“昨天上课老师给我们做了MMPI，我各项得分基本都在六十以上，其中疑病一项极高，97分，这也是我的真实情况吧。疑病可能就是对生活压力的逃避，对生活力不从心时的一种防御手段。就我而言是这样，因为我还有很多很高的‘应该’，为了完成这些‘应该’我就得追求一个‘好状态’，这也是我长期自我关注的根源和表现吧。”
“应该”是内心的指令，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标准，是“我们的”价值条件，但我们达不到它们时，它们便反过来对抗我们自己，其结果是毫无理性的自责，突然地感到低落、不安、疲惫、焦虑或暴躁恼怒，或者，我们开始感到怨恨和自轻自贱，而我们却莫名所以。正是潜藏在应该背后的惩罚性的自恨的威胁，使得应该成为一种真正的恐怖政权，所以我必须完成“应该”或者推卸责任。
在父亲那里，每次“失败”我都会被谴责：“这么简单你都不会？！”。我内化了父亲对待自己的方式，然后，我被迫防御，我不承认自己的失败——普通的编程工作都做不好，认为那不是真正的自己(状态不好\思维慢)，认为自己“应该可以”，正常的自己就可以——如果消除这些问题，以我的智慧它将轻而易举。这种防御使我免于自责自恨的可怕压力，却使得我越来越远离问题的根源，使得我的困难的解决更加遥遥无期。在认识到这点后，我开始接受当时的心理状态不能胜任编程工作的事实，坦然面对自己的“无能”，我不再像父亲那样责备自己、驱赶自己，而是爱自己、祝福自己，无条件地，就像原型意义上的母亲那样。
从05年底认识到自己可能无力做好工作开始，对工作的放弃、执着经历过多次反复——大部分时候，我努力要承担更多的工作，完成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义务——这时我又来到这个关键点上，我选择了放弃这种义务，把自身置于对工作的责任之上，这个过程伴随着价值观和人生目的转变。
弗洛姆说：“对自己的敌视往往是无意识的，都以间接的理性化方式表达出来。一种是我们刚刚说过的积极强调自己的邪恶和微不足道，另一种是以良心或责任的伪装形式出现。……真正的良心是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听从良心的命令便是肯定整个自我。然而，我们发现，从宗教改革到现代，无论是在宗教还是世俗的合理化中，充斥于现代人生活的‘义务感(以及随之而来的负罪感)’，都带有浓重的敌视自我的色彩。‘良心’是奴隶的监工，是人作茧自缚。它驱使人按照自认为是自己的愿望和目标行事，而实际上它们却是外界要求的内在化。它残忍无情地驱赶着人，禁止他享受欢乐和幸福，把他的整个生命变成为某种神秘的罪孽赎罪。……人们似乎在做决定，似乎想得到某种东西，但实际上却是在内在或外在压力的强迫下，‘不得不’想得到他们必须得到的东西。(《自由》P70\P69\P142)”这种神秘的罪孽，对我来说就是不能完成自己的责任或义务，达不到内心的价值条件，因此他们感受到自身的有罪和低下——对于权威主义价值观来说，不完善\没达到标准明确无误地标志着有罪和低劣。
弗洛姆所说的“禁止他享受欢乐和幸福”，我称之为“权利条件化”：因为你还没有…，所以你无权…，其中最常见的是对享乐和休息的禁止。“享乐方面的禁忌破坏了真我所感兴趣之事或真我所求之事，这些事情可以充实我们的生活。……比如说他想去旅行，但内心却会说‘你不值得一去’，或另一种情况也有可能：‘你无权休息，你不应该去看电影、去买衣服’……有时他还会就这一问题产生一些内心对话，比如，在他猛干了一天的工作而感到疲乏无力想要休息时，他的内心就会这样说：‘你真是太懒了！’‘不，我真的好累！’‘不，这纯粹是一种自我放纵，这样下去的话你会一事无成的。’经过这种矛盾的斗争之后，他可能带着犯罪感去休息，也可能会强迫自己继续干下去，而这两种选择中的任何一种都对他无所裨益。(《成长》P135)”大学里，为了能在将来有所作为，出于对成功的渴望，我拼命学习，一切以学习为中心——甚至强迫自己学习。当我感觉疲惫或思维混沌想回去休息，我不由自主地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想偷懒，我必须向自己证明我确实是无法学习，然后才能心安理得地离开自习室——这里，有弗洛伊德称之为“超我”的东西在发生作用。我还听说过这样的案例：一位博士在被父母送去北医六院就诊时，无法抑制地不断写写画画。我推想她的父母对她一定极为严厉，有很高的期望和标准，她出于内心紧张而不停地写写画画，只不过是在表达：我是努力了的，从而缓和内化了的父母——“超我”的惩罚。说到底，所有的“价值条件化”、“权利条件化”，都是童年经验的结果——父母(社会)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就怎样对待自己！
埃里克森认为，现代人的一切心理上的病态都是人的本性需要及能力与社会要求不相适应乃至失调所致。在个体发展的不同时期，社会对个体提出不同的要求，在个体自身的需要和能力与社会要求之间会出现不平衡的现象，这种不平衡给个体带来紧张感和矛盾冲突，他称之为“心理社会危机”。成年后我们所感受到的社会要求，更多的是内化良心的指令，我们感到自己必须达到某些标准、完成某些任务，否则就会有难以忍受的自卑和焦虑。这些内心的指令，基本起源于我们童年时的经验——要么直接是父母的要求、我们所感受到的价值条件，我们内化了父母对自己的要求、标准，到成年后我们感到自己有必要变成某个样子，只有那样我们才会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才能接受自己；或者童年时由于父母的软弱或家境的惨淡，我们没有得到适当的保护，暴露于同龄人的敌意竞争和社会的冷漠，我们感到有必要变得很强大、很优秀，变成某种“理想的样子”；也有可能我们童年时就开始反叛严厉的父母，并取得胜利，但我们还是把父母的价值标准内化下来了，并且形成了在(亲密)人际关系中要主导一切的倾向，以免被对方控制，由此导致种种的人际冲突。儿童的早期经历对其性格结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之后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性格结构来行事，遵从内心的指令——我们必然尽力完成它们，因为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可怕的精神威胁！
当一个人不理会时，他才有机会只有！我们完全可以拒绝这些内心指令、价值条件，无条件地接纳自己，然而，我们却少有人能拒绝它们，接纳自己，我们中绝大多数人一生都受这些指令和价值条件的支配。首先是因为一些人童年时所受的暴虐较少，或者他们能力较强，能够较好地达成这些指令、标准，感受到的问题不那么剧烈，因此也就没有改变的意愿和动力；其次，有些人备受折磨，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因而只是在云里雾里苦苦摸索；也有人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心理问题，求助心理医生却不成功——或者只是化解了自己的症状，性格结构和价值观没有任何改变——或者对心理治疗不信任、对求助心理咨询有抵触，因而没有去求助。
“只有在生活的这些外在条件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参照系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对这种生活采取某种(不同)的态度。……除非遵循某种超越现实的原则——这种原则能够与外部世界的强大影响匹敌，否则个人就永远无法为自己的生存精神上的自主性与道德提供任何现实的说明。(《自我》P12\P15)”在心理咨询中，这可以通过咨询师的积极关注、无条件接纳来实现——如果咨询师本身具有人本精神，并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来访者，来访者也将学会无条件地接纳自己、欣赏自己，感受内心的情感和信息；在自我分析中，由于缺少咨询师的人性援助，只能由分析者自己发现并选择人本主义价值观，选择无条件地接纳自己。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强调人内在的价值与尊严，强调生命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认为人的一切不安的根源在于缺乏对自身内在价值的认识，提倡无条件的自我接纳，这方面罗杰斯让我获益良多，但弗洛姆的影响更大，他让我放下了工作上的负罪感。
弗洛姆认为：“只有首先尊重他人及我们自己的个性，有机成长才成为可能。尊重并培养自我的独一无二性，正是人类文化最有价值的成就，……除了这个独一无二的个人自我外不应再有更高的权力。生命的中心和目的是人，个性的成长与实现是最终目的，它永远不能从属于其他任何被假定为更有尊严的目的。……所有真理想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表达的都是对某种尚未实现的东西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是符合个人成长和幸福之目的的。”他认为，在健全的社会里，“文化的目标和目的就是个人，就是个人的成长和幸福，生命不再需要成功或其他东西来证明，个人不臣服于任何自身之外的权力，不论是国家还是经济机器。最后，个人的良心与理想并非外界要求的内在化，而真是‘他的’，所表达的目的也源于其自我的独一无二性。”“生命有它自己的内在动力，生命与生俱来的倾向是要生存、发展、表达潜力，如果生命受阻——生存、发展的自发性和人的感觉、情感及思想潜能表达方面受阻，生命的能量就会分解，转化为破坏能——破坏他人，或者破坏自己(《自由》P188~P193\P130)。”
但是，“总的来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情感是大受其挫的。……自发感觉及真实个性的发展很早就受到压抑，实际上，从最早对儿童的训练培养时就开始了。……用罗夏测验法对3~5岁儿童进行试的结果表明，儿童保存自发性(自主性)的企图上升为他们与权威成人的主要冲突(心理学上称这一时期为“第一反抗期”)。……在我们的文化中，教育的结果常常是扼杀了自发性，外加的感觉、思想和愿望取代了原始的心理活动。(同上，P172~P174)”卡伦.荷妮对此有相似的论述，在《生存焦虑》和《感受无助与孤独》两篇末尾分别作了引述——
概括来说，从一开始我们就发现自己内心自由受到了威胁，所处的环境有害于自身的自发性、安全感和自信心--一句话，我们精神存在的核心受到了威胁。我们感孤立、无助和恐惧，与别人发生联系时不是取决于我自发的真正情感，而是取决于安全的需要和对利害的考虑。当安全变成了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最内在的情感、愿望和思想就退居末位了——事实上，这种最内在的情感和愿望不得不沉寂下来，从而变得不那么清楚了。我们的情感和愿望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是“追求者”，而是“被迫者”。为了求得安全，我们不得不屈服于成人，看他们的脸色行事，我们开始与自身相分离，生活的重心落在了自身之外。
“伪活动取代了思想、感觉和愿望的原始活动，最终导致伪自我取代原始自我。原始自我是精神活动的原动力，伪自我只是一个代理，它打着自我的旗号，实际代表的却是人被期望扮演的角色。……大多数人的原始自我都完全被伪自我窒息了。(《自由》P145)”罗杰斯认为，这种原始自我的窒息是所有心理困扰的根源。他的治疗目标是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经内化形成的自我概念去除掉，找回他真正的愿望和信仰，“从面具后面走出来，做回自己”，只有这样，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机能。人本主义疗法的核心就是让人领悟自己的本性，不再倚重外来的思想\评价\价值观，让人重新信赖、依靠机体评价过程来处理经验，让人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消除外界环境强加给他的价值观，由自己的意志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掌握自己的命运，修复被破坏的自我实现潜力，促进个性的健康发展。同样地，精神分析的过程也是重新发现自己和返回自我的过程。
07年4月初，经历了为期两周的明显抑郁症状，之后整个人的精神越来越好了， 5月中旬有几天有抑制不住的兴奋感——这是许久都没有过的了——极像躁狂时的感受，于是我自己将怡诺思的用量减了1/3，一切OK。到了8月底，这时我开始研读《个人形成论》，我的阅读和思维效率竟然恢复到初中时的水平。
从06年冬天我彻底反抗内心指令开始，我变得越来越天马行空、随性而为，但我并没有摆脱要做更多工作的欲望。07年5月，我很闹心我在工作上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动力，一点兴趣也提不起来。高中以前，我完全是凭兴趣学习，而高中以后完全是因为压力学习了；上高中的时候，还有乒乓球称得上是兴趣，上大学以后呢，连这点乐趣都没了，总是想着做好，只剩下对结果的渴望，不再有对过程的享受。很多年来我基本上都是压力逼着做事的，整个人真的很累！现在我能够放下这些压力、不想再逼着自己做事了，似乎又没有行动力了，我感到彷徨无措，疑惑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转行——我对工作提不起兴趣，看心理学书籍却是如鱼得水。
到07年6月底我放逐了内心的监工——一方面得益于一位朋友的开导，让我认识到像我这样混着的人也不少，并且至少我也没有贪污受贿、强取豪夺危害社会；一方面也因为公司并没有强求我完成更多的义务；最后是因为我选择了相信弗洛姆的“做人的权利”——我不再执着于“我做的事不够多”，不再有负疚感，将完成工作之后的时间都用在了研读心理学书籍和自我成长上，于是我的生命更加流畅起来。另一方面，能够将精力投入到自我成长上，也因为我能够放弃对工作能力、对保障的渴求，我体验到事实上以我的心理状态确实无法做好编程工作，除了放弃，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不再欲求活在对成功的希望与对安全的确信之中，我为了自身的完整性而甘愿冒险，我“带着所有的不确定\不安全，一个片刻接着一个片刻地生活。”
成为真实的自我
罗杰斯曾说过，到他那里咨询的人们，尽管各人的问题千差万别，但在这些差异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中心问题，那就是：“我到底是什么人？我怎样才能接触到隐藏在表面行为下的真正的我？我如何才能真正变成我自己？”“在这一点上，我惊讶地发现，一个多世纪以前丹麦的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用敏锐的心理洞察力，十分精确地刻画了现代人存在的困境。他指出，常见的悲观绝望是那种不去选择做自己的绝望，或者不愿意成为自己的绝望；而最深形式的绝望则是选择‘成为一个他人而不是自己’。另一方面，选择‘愿意成为个人真实的自我，实际上就是绝望的对立面’，这个选择是人生最重大的责任。(《形成》P100~P102)”
“在这种对自我的找寻中，当事人一般都会利用治疗关系，来探寻、审查他自己的经验的各个方面，开始承认并勇于面对他经常发现的深层矛盾。他会逐渐意识到他的行为有多少是不真实的，甚至他的情感体验也有多少是不真实的，不是从他的有机体真实的反应中涌流出来，而仅仅是一种假面具，是他一直赖以逃避自己(逃避危险)的一堵避风墙。他会发现他的生活有多少是被他虚构的理想自我所指引，而不是由他的真实自我所指引。通常他会发现自己只是根据别人对他的要求在生活，发现他似乎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发现他思考、感受和做事的方式只是在努力地遵循别人给他规定的标准。(《形成》P101)”
在努力成为真实的自我的过程中，我基本是以《个人形成论》一书作为参照的。在此之前，我已经发现了自身行为和情感中存在的诸多虚假性，认识到它们是出于赢取认可、确保安全的需要——我一直都有这样一种信念，就是如果我想被人重视，被人喜爱，我就必须表现得热情、友善而顺从。我不敢表现真实的自己，因为这样的行动在童年的环境中曾经一再失败了\不被接受，为了不再失败\被接受，只好戴上面具、压抑自己。
而现在，正如一位职业男性在治疗结尾回顾他的经历时所写的那样，“我终于觉得我真的必须要开始做我想做的事，而不是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事，不管别人认为我应该做什么。……我一直感到我必须做一些事情，因为别人期望我那样做；更重要的是，我那样做是为了让人家喜欢我。见鬼去吧！我想，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我——不管富有还是贫穷，理性还是非理性，合乎逻辑还是不合逻辑，名声好还是不好。所以，非常感谢你帮助我重新领悟了莎士比亚的那句话——要做到对你自己真实！(《形成》P157\P158)”选择成为真实的自我，除了罗杰斯著作和他的当事人们成长经历的鼓舞，也因为我早就认识到的，我已经不再是三岁的小孩子了，我的生存和幸福并不像儿童依赖于父母那样取决于周围人的认可；另一方面，他人也并不像父母那样求全责备、严苛专横、不可违逆。最后，从根本上说，这还是出于对压抑状态的强烈不满和对成长成熟、对活出真实自我的深刻渴望。
罗杰斯说：“对当事人而言，治疗是一种学习，学习去充分而自由地、毫无畏惧地接纳另一个人的积极情感。……当你发现接受来自另一个人的积极感受并不是毁灭性的(并不特别危险)，发现接纳他人并不一定会导致自己受伤害(发现他人对自己并没有过高的要求、期待)，发现和另一个人一起努力应付生活的难题，实际上‘感觉挺好’——所有这些，是我们每个人在治疗、在生活中可以得到的最深刻的启示。(《形成》P78)”也可以说，这些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最有益的启示，因为在某些被遗忘的时光中，某种亲近的关系使我们暴露于痛苦和明显的伤害，以致从那以后我们有了恐惧和不信任的爱——或者说，对别人的爱感到恐惧和不信任。因为对他人的恐惧和不信任，我们习惯于从情感中撤离，与别人拉开距离，或者倾向于向对方屈服，这两种倾向常常是同时存在的，至少我本人就是这样。就像有人所表述的，“我十分被害怕牵扯到感情里去；感情似乎完全意味着屈服。我不喜欢这样想，可我总是把感情和屈从混在一起，认为一旦产生感情，就一定要想对方的愿望屈服(否则就很可能会冲突、失去)。”这意味着别人的期待——他自己这样感受——具有这样的性质：他必须毫无问题地遵守命令。并且他坚信，如果他不顺从、不完成他人的期望，他们便会冷漠无情地惩罚他、抛弃他。
通过从与他人的关系中撤离而解决人际冲突的方式，卡伦.荷妮称之为“放弃型”解决方法，又名“逃避人”。“起关键作用的是他们在自己与他人之间拉开感情距离的内在需要。更准确地说，他有一种有意无意的不与他人发生任何感情联系的心理倾向，无论是陷入爱河，还是身处战斗、合作或竞争之中。他们好比(在心理上)围绕自己画了一个神奇的圆圈，任何人都难以侵入——这就是为什么从表面看他们还是可以与人相处的原因。当外部世界擅自进入他们划定的圈子时，他们便焦虑不安，这就是他们的需要属于强迫性的表现。(《冲突》P42)”
“他不期望从别人那里得到很多——不管是好还是坏，即使在紧急时刻，他可能也不会想起要求助。另一方面，他可能很乐于助人，同样，条件是不让他的情感卷入(因为害怕亲近的关系会带来难以应付的麻烦)。……他既不需要同情也不需要帮助，不仅由于他有理由去怀疑其真诚，而且因为这些暂时性的给予是威胁性束缚的警号。……放弃者的另一个特征是他对压力、威胁或束缚的高度敏感。即使他还没有进入一种个人关系或群体活动中，他也会产生对持久关系的害怕，如何摆脱的问题必须一开始就提出来。在结婚之前，这种害怕会变成恐慌。……他害怕(而且有理由害怕)别人带着强烈的愿望来强迫他(使他失去独立性\自主性)。(《成长》P263\P275\P265)”
“机体有朝成熟方向运动的倾向，……这包括了自我实现，……它在更大独立性或自我负责的方向上运动。正如安雅尔指出的，是提高自我管理、自我调节和自主性，并远离表里不一的控制或外在力量的控制。……霍尼对这种倾向在治疗中的体验给出了生动的描述：‘最终的驱动力是个体不屈不挠地把握自己的意志，成长和抛弃一切无关的、阻碍成长的因素的愿望。’”罗杰斯在深入地研究揭示个体动力的录音案例时，也发现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当事人“对更高程度独立性的渴望，对自我决定的整合欲望，努力社会化成熟的倾向，即便是很痛苦的，……机体通过挣扎和痛苦朝着强化和成长的方向运动。”他以小孩学走路来形容这个过程：“开始的几步通常是有挣扎和痛苦的。当时的回报，包括走了几步，这与跌跌撞撞的痛苦比较起来是不相当的。孩子也许会因为痛苦有一时间回到爬行的状态。但是，在个体占绝对地位的总体性中，成长向前的方向比保持婴儿状态更加令人满足、更加有力量。孩子会实现自己，虽然这个过程中有痛苦的体验。以同样的方式，他会变得独立，负责、自我管理、社会化，虽然在这些进步中通常伴随着痛苦。(《当事人》P428~P430)”
成为真实自我的过程，是不断地在自身愿望和他人期望、邀请的冲突间做选择，感受自身的情感、愿望，并以此做决定，在自己真实情感、愿望的基础上与他人相处。成为一个独立的、为自己负责的人，这会使人体验到力量感以及与承担责任伴随而来的不安，以及这样的行动再次失败、自己被环境彻底孤立的危险感。还记得8月底，当我决心要活出真实的自己时内心对未知未来的不安，我一遍遍地听着《Don't cry》，宣泄自己的情绪，内心满是对自己祝福和怜惜，甚至悲悯；我像一个无限慈爱的母亲一样安慰自己，鼓励自己走想要走的路。当我从这些强烈的情绪中释放出来，当我擦干泪痕放下掩面的双手，悲悯的情绪仍然从脸庞流露，路过的同事见了大惑不解：“你这什么表情啊？”
成为真实的自我，意味着揭示自己——是怎样的人，就做怎样的人，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敢于进行自我暴露，远离人格面具。这样的暴露不胜枚举，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午在公司就餐时，如果我还在阅读重要的内容，我会拒绝同事的邀请，留下继续看书，之后我还可以很自然地加入他们，或者叫他们一起吃饭，不再有任何负罪感——常常是这样那样的负罪感，让我们认为别人不会接受自己，使我们主动疏远了他人。我按照自己真实的愿望行动，不去迎合别人，并没有破坏我和别人的关系；相反，随着我对别人的畏惧的减弱，我反而感觉到跟同事之间更亲近了，不再感到有很深的膈膜。我对自己的这些尝试深感满意。10月中旬，在南京参加表姐的婚礼度过愉快的几天回到北京后，我对周围人的畏惧和敏感却旧病复发了，惊慌之余，我在《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一书中看到了荷妮对这种现象的描述——原来她早就洞悉了这一切：“病人首先都会对自己处理这些情况的能力感到满意，但不久便会恐慌起来，他们害怕自己的独立，害怕自己变得咄咄逼人、不可爱，他们把自己污蔑为‘自私的野兽’，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在过度谦逊这个安全的限制中寻求庇护。”
成为真实的自我，也意味着对自己真实状况的如实接纳，接纳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与自己的每一面和平共处；去除种种价值条件，相信自己本身就是有价值的。现代社会以外在成败衡量一个的价值和尊严的评判方式，在人们的心中造成了深深的身份焦虑，几乎所有人都害怕成为“失败者”、成为“蒙羞之人”，都有过度的需求，而恐惧一无所获。相反地，我反复到体验自己确实无力做更多工作的事实，把它作为自己的基本方面接受下来，不再徒劳地寻求工作能力的完善。这段时期，我在MSN签名档中引用了卡夫卡的箴言：“人们为了获得生活，就得抛弃生活。”这是一个悖论，少有人能解其意——换成我们熟悉的表达，它的含义其实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所谓“死地”，无不是人们的主观观念，我们认为那是“死地”，实际上等你勇敢地跨进去之后，才发现那里往往是唯一的“生地”，不然，也不会有“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个成语流传。这就是森田疗法所说的“不治而治”，也是moonfish所领悟的“怎样才能好起来？我想不去期待自己一定好起来，才能慢慢好起来。”
然而，置之死地，终究是一件很让人惊惧不安的事——即便有了前人的种种经验，因为未来变得完全未知了。放弃对外在成功的追求，需要相当大的智慧与勇气，因为失去外在的成功直接意味着失去尊严、尊重的危险，这对我们这些“神经症患者”来说更加确定无疑——我们一向是以这样的方式、以苛刻的标准来评判自身的，并且深信周围的人也是这样看待我们。既成的价值观、世界观是无法永远被避开的，它们势必继续纠缠着那些想要挣脱的人们。
旧有观念的威胁是强烈的，置之死地，就意味着不再对它们进行防御，而是置之不理，甘受不安的威胁。一直一来，我都是向着未来生活的，总是为了将来的需要和将来会如何而担忧。可是，总是想着一个“我”、一个“将来”，我觉得自己实在太累了。
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生活就是一场永恒沉重的努力，努力使自己不至于迷失方向，努力使自己在自我中，在原位中坚定地存在。只消从自我中脱离出来一小会儿时间，人就触到死亡的威胁！(《被背叛的遗嘱》P91\P92)”张爱玲曾有过类似的描述，她说在菜市场上，看到骑车少年，突然间放开车把迅疾而过，她觉得人生的快乐，尽在这一撒手之间。或许，这会让每一个感叹“活得真累”的人，都感同身受。也许，说到底，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不得已上路——为自尊的生存，为自我的证明……
曾经，为了变成我“应该的样子”，为了自尊的生存，我无条件地、急切地追求，并为达成这个目标寻求种种途径，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变成那个理想的样子。这种追求和信心，完全是出于我内心的迫切需要，它让我摆脱了我那些痛苦而不可忍受的情感——失落、自卑，以及焦虑。
“一个人的自卑感和焦虑深重到什么程度，他对力量感和重要感的需求就迫切到什么程度。如果由于现实的种种困难，他一时间无法满足这些需要，那么看起来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满足他：通过想象。通过自己特殊的经验材料，在潜在可能性的基础上，他开始推想自己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赋予自己一种‘理想化形象’。这种形象能给他一种支持，一种对自己的认同，使他感到自己有力量和重要，成功地解除他的忧愁。”我必须不顾一切地追求它，否则我只有死于自卑之苦。现在，我放弃了实现理想化自我的可能和努力，转而关注自己的成长。“这就意味着将自己看做与他人一样的凡人，为各种艰难困苦所困扰；这也意味着要替自己负责，认识到应担负起克服一切困难发展自己所有的一切潜能的重任。之所以选择充满荆棘，是因为这使他感到他好像正丧失一切事物。他可以考虑这种选择之路——这是一条健康之路——除非他变得更为坚强，抛弃在自我理想化中找到的那种病态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成长》P52)”这种抛弃，必然是在追求理想化形象一再受挫并对其可能性产生怀疑之后，对理想化形象的任何怀疑都意味着朝抛弃理想化形象迈出了第一步。只要他认为这种形象对他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他就必定会在自己的心中建立起严密的理由，以便使这种形象显得完全可以实现。
“要大致了解治疗过程中的种种困难，我们必须考虑这个过程给病人带来了什么。简单地说，他必须放弃阻碍其发展的所有那些需要、驱力和态度：只有当他开始舍弃对自己的错觉以及虚构的目标时，他才有机会找到自己的真正潜质并加以发挥；只有当他放弃自己虚假的自负时，他对自己的敌意才会减少，才能产生坚定的自信心；只有当他的‘应该’失去其威胁时，他才能发现自己的真实情感、愿望、信仰及理想；只有当他直面自己的冲突时，他才有机会达到真正的统一，等等。(《成长》P332)”
要想找到(真实的)自己，必先失去(求得安全的、应该的)自己，这是一个古老的真理。在自我理想化的过程中，“最初，个人也许只有些相对无害的幻想，在幻想中他将自己刻画为很有魅力的人物。接着，他在心目中创造出他‘实际上’是、可能是、或应该是的理想化形象。然后是最有决定意义的步骤：他的真我逐渐消失，用来自我实现的能量被转移到理想化自我的实现上。……通过做他‘应该做的事’，他促使自己去实现这种完美的自我。……这种努力表明他试图确保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童年的经验，决定了我们会赋予自己什么样的理想化形象——一直一来，我有这样的自我意象：我必须有较强的能力，必须总是热情而开朗、友善而顺从。我有这样一种观念，就是如果我想被人重视、被人喜爱，我就必须是那个样子，父母用他们的言行在我心中根植了这样的信念，然后它牢牢地抓住了我。“冲突开始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而最终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人格，这并非鲜见。人际关系有巨大的决定性，注定会规定我们的品质、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以及我们崇尚的价值。所有这一切又反过来作用于我们于他人的关系，它们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表现(结果)。(《冲突》P20\P21)”
理想化形象已经开始破灭，渴望的世界突然变得不可到达，内心的强制标准早就让人厌烦，而新的生存根基又没有出现，人的生活必然处暗夜和迷茫。在07.11.2的博文中，我这样记录了自己当时对未来的不确定感：
过去，人们曾幼稚而认真地认为，自己能够实现要求，获得永恒幸福。现在，理性不存在了，人与奥秘直面相对。在某种意义上，一切都变得没有门了——没有尽头，无法解答。奥秘就是那么的不可解释：靠理智来求得解答的尝试是毫无意义的，想要求解的努力适得其反。
在这个世界里，并非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一切都是既定的，越过了它，就是虚无与崩溃。荒谬的人于是能够决定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生活，并从中获取自己的力量，获取对希望的否定以及对能够在一个迷雾重重的世界里生活的执着证明。
卸下防御的甲胄，内心感受到的威胁并不会立刻随之减轻，一时间它甚至变得更加强烈了，强烈得令人难以承受。幸好，还有前人的智慧为我提供指引和支持，我自身经历的深刻痛苦也激励我冒险前行——为了自身的成长和完整。
“不要惧怕尘世，不要惧怕贫穷、灾难、疾病，不要惧怕困苦和可恶的事，不要惧怕非议(不要苛求完美)，不要惧怕伤害和虐待，——不要惧怕只能毁坏人的外表的东西。不要惧怕能够毁灭你身体的东西。惧怕你自己吧，——惧怕那扼杀信仰，因而扼杀你的本质的东西吧！(《基督》P58)”
要像树和动物一样，去面对黑暗、暴风雨、饥饿、愚弄、意外和挫折。    ——惠特曼
“声音无法带走赋予它翅翼的唇舌，它只能独自寻找天空；
苍鹰不携巢禾，才能独自飞越太阳！
…… ……
当爱挥手召唤你们时，跟随着她，尽管她的道路艰难而险峻。
当她展翼拥抱你们时，依顺着她，尽管她羽翼中的利刃会伤害你们。
…… ……
如果你们出于畏惧只去寻求爱的和美与爱的欢乐，那你们最好掩藏起自己的赤裸，离开爱的打谷场，踏入那没有季节的世界。在那里，你会开怀，但不是尽情欢笑；你会哭泣，但不是尽抛泪水。”
——纪伯伦
生命就是不安全，没有可以对抗死亡(避免失败\确保成功)的保险，你越要使生活变得安全\有保障，它就越会枯竭成一个沙漠。       ——奥修
由于害怕自由与责任，人们宁愿藏身在自铸的樊笼中。这是一种谬误，一种迷惑，一片只见恐惧与绝望滋生的荒漠。  ——弗兰兹.卡夫卡
“当我们必须处理某个问题时，我们会本能地拒绝尝试导向黑暗和模糊的方法。我们只想听到毫不含糊的结果，完全忘记了只有先投入黑暗再浮出黑暗这样的历险经验才能带来这些结果。”——荣格
在11.21的日记中我还写到：
我要知道，做到对内心真实\不违心、完全自发的生活是否是可能的！我再不要做一个虚假的人，再不要虚假地生活！
总是在起起伏伏，缺少一种确定感、可控制感！
一直以来，我都在以内化的标准做着我应该做的事，但是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呢？怎样做才能真正有益于自己呢？我感到困惑和失落。
“如果一个人放弃了内投射的价值体系的监控，会发生什么呢？他经常会感到没有能力发现或建立任何其他的体系。如果他不再接受内投射系统的‘应该’和‘必须’、‘错误’和‘正确’，他怎么能够知道用什么样的价值体系来代替它们？”
“逐渐地，他体验到这样的事实：他在进行价值判断。这对他是一种新的方式，在他还是婴儿的时候就知道这种方式了。……他自己的机体(感受)提供了证据，在这样的证据的基础上他能够进行价值判断。他发现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机体装置，能够提供价值判断所需的材料，并且持续地修正它们。没有人告诉他自由和自然的行事是很好的，他惯常的方式是僵化的。他感觉到这是令人满意的和增强自我的。或者当他用防御的方式行事的时候，他自己的机体感觉到即刻的、短暂的被保护的满足感，同时也体验到长期保持监控的不满足感。他在对立的行动(想法)中进行选择，带着迟疑和恐惧，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正确地衡量了这些价值。但是接着他发现可以让他的体验证据来提示他是否满意地进行了选择。他发现没有必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通过他自己的机体提供的材料，他能体验到什么是令人满意的、有利于他的。他能在评价过程中增强自己的自信，而不是(束缚于)外在价值观的僵化的、内投射体系。”
“在治疗的早期，人们生活在他们从别人、从他们的个人文化、环境那里内化的价值观中。……随着治疗的进展，当事人意识到他们在试图带着别人的想法生活，而不是成为真正的自我。”
“(别人教导的)价值总是被接受的，因为它们被看做是维持、实现和强化机体的原则。这种基础上社会价值通过文化被内化。在治疗中，这种基础上发生的重组是那些个体体验到维持和增强机体的价值得到保留，与那些别人说对机体有益的价值分别开来。……在治疗中这个人作为当事人，根据更加基本的标准——也就是说，他自己的感觉和内在体验。”
他“认识到长期和短期的满足，不是通过别人的话语，而是通过检查自己的经验来实现的。价值体系没有必要是外来强加的，而是‘体验到’的某些东西。个体发现他的内心有能力掂量体验的重要性，并选择那些导致自我提升的事情。……评价首先被看做是内化和固有于客体的，这种评价会在他认识到价值判断没有必要是固定的、而是可变的之后改变。最后，人们会认识到评价是由个人作出的，而个人的评价在依靠证据的基础上是可以改变的。”
“在治疗中价值判断的过程发生了改变。……个体从被评价者和他人的期望对行为、情感、思维的控制状态中摆脱出来，朝着依靠自己的价值和标准的体验状态发生改变运动，”
“当事人在进入治疗的时候，倾向于严厉地看待自己，感觉到或多或少的无价值感，很大程度上用别人设定的标准来判断自己。他有一个自我理想，但是把这种理想看做是与现存的自我相差很远的。自身平衡的情绪在向负性的那边摆动。”
“随着治疗的进展，他常常因对自我的批评感到更加沮丧。他常常体验到和自身矛盾的态度。但他探索这些体验的时候，他对自我的知觉逐渐变得更加现实，更能够接受自己的本来面目。他对自己现在的情绪和态度更加关注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能客观地看待它们，既不把它们体验为自我谴责的基础，也不体验为自我赞赏的基础，这些只是他行动中的自我而已。这种自我的本来面目被看做是有价值的、可以与之共生的东西。这个过程绝对不是顺利完成的；可能在有些访谈中他对自我的评价下降到极低的程度，因他感觉到自己十分没有价值而绝望。然而，一般来说，他会在他的体验中发现更少的恐惧。他不再那么害怕别人会怎么评价他，不再花更多的时间决定什么是他的基本价值观。这些改变发生后，他会感觉到他的态度和行为更加自然了，把自己更多地体验为一个真正的、更加统一的人。他慢慢发现他想要的转变成了一个可实现的目标，而实际上是他自己改变了，让自我和自我理想能够保持协调。他的内心生活变得更加舒适了，少有紧张的情绪。(《当事人》P453\P454\P130\P123)”
这种成为真实自我的过程，在它变成我关注的焦点前已持续了两年有余——从我在荷妮的书中照见自己、照见自己行为中的矫饰和防御后，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体验到不安开始。曾经，我脑海里无时无刻不在盘旋着一些念头：别人会对我的所做所为怎么想？我的行为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我该怎么应对？无论做什么，我总是得思前想后，完美控制；行为、情感必须总是处于理智的监控之下，小心翼翼，充满自我意识；还试图通过观察每个人的行为方式，通过别人对自己的反应调整自己的行为，树立为多数人接受的价值观。我害怕自然的行动，因为我没有感觉到我喜欢我自己，没有感觉到我的处境是安全的，我害怕自己的行动会招致敌意或不满——仿佛世界自有一套严格的法律，稍有违犯就会招致严重的后果，遭到严厉的惩戒，在当时对此我是非常害怕的。荷妮认为：“一般来说，我们对别人的恐惧在于他们能伤害我们而我们却无能为力。”是不是极具洞察力？虽然我早就长大了，但我心理上还停留在童年面对父母时的那种软弱无助、无力自保的状态，而别人在我眼中，一直都包裹在父母那苛刻专横的影子下的。在认识到这些之后，在我认识到自己早就不是三岁小孩，已经有了独立生存的能力，不用再惧怕任何人的抛弃、有能力维护自己，认识到我眼中的他人只是父母的影子、他们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危险之后，我开始越来越多地在人际关系中表现真实的自己。“意识，不再是一个看守者，监视着大量无法预测的危险冲动，不允许它们见到光亮；意识变成多元社会中一个轻松自在的居民，与那些丰富的、各式各样的冲动、情感和想法和谐相处，不再使用恐怖或严厉的统治，而是让那些情感冲动令人满意地自我管理。(《形成》P189)”渐渐地，新的控制感达到了，这是“通过放弃控制而获得控制”。
“本质上这就是一个组织化和重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进行的时候，毫无疑问当事人是很痛苦的。这真的很让人困惑，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自我概念可以用来决定行为是否和环境适应。发现自我和自己的行为每天都在变动中，这是令人恐惧或厌恶的。”我当时对这些变动很少感到恐惧或厌恶，而是时常地感觉到痛苦和疲累，但更多的感受是这些痛苦和疲累是值得的，回报丰厚。正如罗杰斯所言：“从当事人的观点来看，新的自我是一个更加舒适的自我，更少体验到模糊的威胁；相应地，更少有焦虑。带着新的自我生活，感觉到生活中更多的确定感，因为它包含了更少的高度动摇的观念，而是有更多直接的经验。……任何以前认为是失去控制的行为现在被认为是自我在意识控制的边界内的一部分。一般来说，行为有更强的适应性和更高的社会化，因为行为的基本假想现在建立在更加现实的基础上。(《当事人》P166~P168)”“他越来越不再关注别人是否赞成；不再依赖别人的标准生活；不再依赖别人为他做出决定和选择。他承认，做选择取决于他自己；唯一紧要的问题是：‘我的生活方式是否真正令我满意？这种生活能否表达真正的自我？’(《形成》P110)”
目标与自卑、焦虑、自疑
曾经，我对任何陌生的东西都没信心，面对陌生的事物，我的习惯反应不是摸索尝试，而是急于找到方法，以避免失败，我对陌生事物有种莫名的焦虑和无能为力感。很早我就知道，这跟我父亲对我的一再否定有关，每次他教我什么东西，他总会说：“这么简单你都不会！看我来！”05年11月我分析这个问题时，认为这是因为我“畏难”，总是把未知的东西想得很困难，自己吓自己——事实上也有这个因素。
到后来，我深陷在一个怪圈之中，无法自拔：每次当我感到有希望、有信心，想要做点什么都会紧张混乱、妄念纷飞，晚上睡觉都无法安眠，结果都是以失败告终；每次当我有所目标，我都会执着于它，急于达到、做好，始终放在心上，不允许失败，要确保成功；总是首先想到结果、后果，用理智控制，无法放松，让我深受其苦。我还是以为，问题在于我太把它当回事了，把它看得太难，举轻若重，如同在自己的心口放了了一块大石头。这些我认识到了，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还是无法把它们“放下”，无法放松。
从初中毕业意识到“将来”开始，随性的、无意识的行为就越来越远离我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重视结果，越来越执着和有意识、有计划地行事。上大学以后，为了解决困扰自己的“问题”，自我意识、理智控制变得越发强烈了，最后甚至到了无任何兴趣可言的地步。工作之后，我开始认识到对状态的关注和追求是病态的，常常意识到自己也让我感到很不自在，我多么希望像“正常人”一样——忘我、随缘。05年3月底，我在分析中写到：“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对‘有意识’的东西心怀恐惧，比如说计划、目标，或许是追求‘随缘’过头了吧！”在咨询中，我说我以后不会再给自己制定目标了，要“活在完全独立的今天”，咨询师形象地把这比喻为“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后来，我分析出来它的真正原因，是很多年以来，计划、目标总会让我执着、紧张、痛苦，因而我开始对它们心怀恐惧。没过多久，我就放弃了放弃，又开始寻求解决这些问题。在之后的两年多里，我又多次在追求和放弃之间来回往复：累得实在没劲了，实在不堪忍受，就放弃；有了一些力气，感觉到战胜困难的希望和必要，又追求。
反反复复之中，在07年10底准备咨询师二级考试时，这个问题又凸显出来。这时我已发现自己根深蒂固地有这种观念和习惯反应：为了…我应该...，否则就大感焦虑不安，害怕实现不了。我害怕不用理智控制就现实不了，认为用理智控制就“有可能”。这种自我监控，这种每次有所目标后对结果的执着，正是加缪所说的：“人在想象他生活的一种目的的时候，他就接受了对于要达到目的的种种要求，变成了他自身目的的奴隶。”在《我们内心的冲突》中，荷妮写到：“如果我们看到他这样做是为了不招致失败，我们自然会注意是哪些因素使他有这种失败的预感，并使他随时惧怕失败的发生。”失败的预感，“我不能”的感觉，这是我常有的，从我羡慕别人会修自行车就很清楚了，这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怀疑。荷妮还说；“‘应该’取决于自负的种类，‘应该’没有得到实现便引起了他的自控。”根据我的亲身体会，我认为我的情况是：“应该”取决于企望的种类，感到企望难以实现便引起我的自控(理智控制、住)。我以为理智控制能帮助我实现目标，认为用理智监控才有可能，结果却是败局真成了不可抵挡的了。反复的失败，让我对这种方式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是极有价值的，对错误观念\习惯的有效性的任何怀疑都意味着朝放弃这些观念\习惯迈进了坚实的一步。对于错误的观念\习惯，当一个人不信仰时，他才有机会自由。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经验都带有一种预先认定的而且永远不会放弃的结构和评价，把经验勉强塞入价值框架(观念框架)中，并扭曲经验以使之适合我们的先入之见。(罗杰斯，《形成》P175)”我们很多人，太深地囿于自己的主观成见，反复失败之后也不能从中觉醒，这真令人悲哀！      ——“住”跟怀疑和压力有关，也跟目标不符合能力有关！——
——自疑、自控取决于企望\要求的种类，感到企望\要求难以实现便引起我的自疑、自控！——
08.1.27到08.3.20期间，我进一步分析了这个问题，写到：
每次有目标都会执着于它(关注进展，时时放在心上)，都会有可怕的冲突，这是一种自我贬低。这种贬低来源于在每一件小事上，父亲都用他的榜样和他的教育使我相信我是无能的。就这样，我开始低估自己的能力，很容易就被“我不能”的感觉所压倒。
每当我想要开始某项工作，疑虑就随之而来——破坏我的工作，总是首先想到结果\后果，紧盯结果，找方法保证结果\极力预防(可能的)后果——总是首先关心尝试和错误可能带来的危险，首先要防止它，确保安全——因为我感到自己从来都没有“犯错”的权利。父亲向来求全责备，不能容许任何失败，任何些微的“失败”都可能引起他无情的挑剔和数落，甚至全盘否定！防止任何失败因需要避免无情的惩罚而变得至为必要。
由于父亲一再的否定和斥责，我在他面前失去了自信，取而代之的是无边无际的负罪感和低劣感。在他面前我动辄得咎，由于他的粗暴专横，我的心思一开始就放在逃跑上——防范可能的危险、确保安全，而不是直奔胜利的终点。然后，这样的模式就牢牢地固定下来，捆缚了我许多年，即便后来我长大成人，即便我已离开了他的身边。
有了这样的揭示之后，“我不能”的感觉、我对结果的执着、对失败的焦虑都一同减轻了——正是“我不能”的感觉和对失败的强烈焦虑破坏了我的工作，使得我干什么都以失败告终。后来我才发现，卡伦·荷妮已经论述了这种现象，在谈到焦虑对行为的影响时，她说：“首先，在从事我们感到焦虑的一种活动时，会产生出一种压抑、疲劳、甚至精疲力竭的情绪。……我们通常将工作中的困难归咎于工作过于繁重，但事实上它并不是由于工作本身引起的，而是由对工作或对同事的焦虑引起的。另一方面，与一定的活动相联系的焦虑会使这种活动的功能受到损害。例如，如果有一种与下命令有关的焦虑，那么，这些命令将会以一种歉意的、无强制作用的的方式下达下来。……人们对这些焦虑的意识程度也不相同。有人可能会意识到焦虑使他不能以满意的方式完成他的任务，或者他可能有这样的感觉：他什么事情也做不好。第三，与一种活动相联系的焦虑会损害从事这一活动时本应该有的快乐。……与性关系相联系的强烈焦虑使得性交索然无味，但是如果他没有意识到这种焦虑，那么他就只会感到性关系毫无意义。(《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P39)” 在强烈的焦虑下完成任务，不会给人带来成就感、强加他的自信，它只会让人感到如同从极大的危险中逃脱出来一般的如释重负。
如果焦虑强烈得令人难以承受，人们就会选择逃避。“逃避焦虑的第四种方法是最极端的：它包括回避那些可能会产生焦虑的一切情景、念头或感觉。……然而，他也有可能(只是)模糊地或根本没意识到他有焦虑症，而且可能(只是)模糊地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在逃避焦虑。例如，他可能在某些事情上延搁、踌躇，因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而没有将它与焦虑联系起来。……或者，他可能‘假装’不喜欢做这些活动，并且以此为理由躲避它。一个害怕在集会上被人忽视的女孩可能会逃避集会，而自欺欺人地说她不喜欢社交活动。”如果这些焦虑和回避行为表现在他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他就是荷妮称之为“放弃型”的人。
能成功揭示出问题的根源，我必须得感谢荣格和阿德勒两位大师的启示。在《未发现的自我》中，荣格说：“一个人犹豫并不总是因为预先思考，另一个人的迅速行动也不一定就缺乏思考。前者的犹豫经常是由于习惯性的怯懦，或者至少是因为一种类似习惯性退缩的东西，就好像面临着太重大的任务一样；而后者之所以可能马上行动，则经常是由于一种对于对象的支配的自信。……有一类人，在对某一特定情况作出反应时，首先要后退一步——就好像无声地说‘不’一样，在此之后他们才能作出反应；还有一类人，面对同样的情况时会向前一步马上作出反应，他们显然非常自信自己的行为肯定是正确的。”
阿德勒重点描述了前一类人，他说：“懦弱是这样一些人的性格，他们感到他们面对的每一任务都特别困难，他们在完成任何事情上都缺乏信心。……带有过分的谨慎和过多准备的倾注。……他们总是过于看重每件事情，并把每件事情都看得过于悲观。……当他们面临要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总是焦虑(慌乱\怀疑\紧张)。……当他们面对(我们看来)无关紧要的障碍的时候，他们可能充满着焦虑和恐惧。……在来自于这种症状的受害者的心灵里，感到会成为某些敌意残害的牺牲品的感觉从来不会消除。(《人性》P186\P205\P183\P184)”
08年3月初租房期间，我集中体验了这种焦虑不安。工作将近四年了，这还是我第一次自己租房。首先我担心上当受骗；其次我当然希望价格更低一些，想多找几家看，但又担心这样挑来挑去这边房子到期了自己还没找到合适的，无处可去，那该如何是好？所以我焦急啊！后来我才想到，其实我完全没必要这么焦虑，就算到时候没找到房子，我还可以去单身的同事或日租旅店里住几天，最多不过是多搬一次家，麻烦些。严重的后果不存在了，心也就安定下来——预料中的后果越严重，我们越容易感到焦虑，越容易对结果感到怀疑。我们的焦虑\压力\紧张程度，永远跟我们预想中的后果的严重程度成正比。
一个人习惯性的退缩，从外在表现来看，他们面临的可能不是什么重大的任务，你可以把他形容为“怯懦”、“习惯性退缩”，但他们内心确实感到，如果失败就会严重的后果，这种感受是在“动辄得咎”的童年环境中滋长定型的。之所以他们“在对某一特定情况作出反应时，首先要后退一步，……在此之后他们才能作反应”，之所以他们总是首先想到失败，正是因为他们(下意识)感受中的后果的严重性，他们必须首先防范可能的危险，确保自己安全。《心灵地图》中的瑞秋、史都华，前面提到的于安戈，以及我，都是这种类型。没有人会对“无关紧要的障碍”感到恐惧和焦虑，如果一个人那么认为，只能说明他对人性还不够理解，他是在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评判别人的行为、反应！阿德勒在《理解人性》说：“如果我们想知道儿童为什么会有现有的行为，我们就必须站在他的观点上看问题。”这是真理，不止适用于儿童，也适用于成人。表面上看，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而实际上，我们都生活在自己的心理世界里，并因心理世界的迥然不同而在行为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一个人敢作敢为，是因为对他来说失败根本就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因为冒险失败并不会动摇他生存的根基，在他内心里，他始终有一个可以随时回归的安全堡垒。这个堡垒是如此的毋庸置疑，以至于他自己都不会意识到这个堡垒的存在，但正是这个堡垒使得他无需焦虑、敢于冒险——其作用正如我租房子时想到的失败后可以去的日租旅店一样。小说《天下兄弟》和同名电视剧很好地讨论了这个主题：其中的主角——一对双胞胎兄弟——刘栋和田村，因为成长环境的不同，形成了巨大的性格反差，再加上因为家庭能提供的支持不同，所以一个谨小慎微，一个敢作敢当。
乔丹在自传中写道：“有的人在失败的恐惧面前止步不前，因为看到别人的挫折、甚至仅仅是不够圆满。他们或是担心前景不好，或是忧虑窘迫不堪。对我而言，此生若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敢做敢当，我会不避艰险，孜孜以求。……即使最后未能尽如人意，起码我不会思前想后，因为毕竟我有尝试的勇气，失败只是让我下次加倍努力罢了。我的建议就是——乐观积极地思考，从失败中寻找动力。有时候，失败恰恰正使你向成功迈进了一步。譬如修车，一次次的尝试也许未能奏效，却越来越逼近答案。世界上的伟大发明都是历经成百上千次的挫折和失败才获成功。”事实也正是这样的，失败只是成功所必须付出的准备和铺垫。这也像有人说的：“人世间，没有所谓的‘失败’或‘犯错’，只有‘经验’。成长是一个‘错了再试’的过程，‘失败’的经验和‘成功’的经验一样可贵。”遗憾的是，从一开始，我们中太多的人就被剥夺了失败和犯错的权利，这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造成了极大的障碍。在我父亲那里，他对我的错误和“失败”加以蔑视和批判，事实上也就剥夺了我从错误中积累经验、不断成长的可能。
有位曾经有过重要的医学成就的科学家，被问及为何他比一般人更具创造力时，认为这都与他两岁时他母亲给他的经验有关：有次他打碎了奶瓶，他母亲没有对他大呼小叫，没有教训他或惩罚他，而是让他在牛奶滩边玩耍了一会，然后让他选择清理牛奶的方式，最后还让他自己发现了怎样才能拿稳奶瓶。那位科学家说，那一刻他知道自己不需要害怕错误。除此以外，他还学到，错误只是学习新东西的机会，科学实验也是如此——即使实验失败，我们还是会从中学到有价值的东西。
成功学先驱奥里森·马登曾说：“如果我们分析一下那些卓越人物的人格特质，就会看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在开始做事前，都充分相信自己的能力，坚信所从事之事业必能成功。因此，他们能在做事时投入全部精力，排除一切艰难险阻，直到胜利!” 我相信是这样的，但我认为他没能揭示出最根本的因素。我相信这样的人，一定是在宽容和鼓励的环境中成长的、不用害怕失败，因而敢于尝试，并从错误中吸取经验，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功，并在这个过程中对自己的能力越来越有信心。他们变成了乐观主义者，在相当困难的环境里也镇定自若，确信错误总是能被纠正，而这种镇定是他们战胜困难的良好基础。此外，温暖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基本需要已经得到了较好的满足，失败的结果已经不会再威胁到他们的自尊和安全感，因而他们不会去顾虑结果，不会强求结果，他们是“自我实现的人”。正如戴尔·卡耐基在《人性的优点》中说：“他们大都有能力接受无法避免的局面，这样他们就能过无忧无虑的生活。假如没有这种能力，他们就全被过大的压力压垮了。”而我们很多人，由于苛刻、挑剔的童年环境，从小就对失败怀有焦虑或恐惧之心，不敢大胆尝试新事物，因而也就被剥夺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对结果的态度，决定了一个人做事时的心态，这常常直接关系到他的成败。睿智的庄子给我们留下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一个博弈者用瓦盆做赌注，他的技艺可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他拿黄金做赌注，则大失水准。庄子将此定义为“外重者内拙”。对结果太看重的人不但“内拙”，还“内疑”——内心持怀疑态度。跟同学准备“散伙饭”时，因为我平时很少炒菜，肉又比较多，他就担心我炒不好会浪费上好的里脊肉，建议我留下一部分。一瞬间我也有所犹豫，但还是决定相信自己的水平——最多不过是浪费一些肉而已——最后把菜炒得很好。事实上，如果事情的结果对你无关紧要，那么你根本就不会企望它一定成功，根本就不会想到它会不会失败，不是吗？
感到完成任务特别困难，除了因为对失败的恐惧，还跟一个人的自我要求过高有关——不允许失败本身就是太高的自我要求。“他按部就班地工作，而对细节问题也过于小心谨慎(情不自禁要完成每一细枝末节)，但是，因为太束缚于自己应该做的事和要如何去做这些事，所以他无法发挥独创性和自发性。这样，他便慢条斯理，没有效率。因为他对自己要求苛刻，因此便很容易工作过度而精疲力竭。……他工作时内心太紧张了，而且这种紧张在他工作时还会增加，所以他无法长期忍受(这种焦虑的压力)。(《成长》P313\P321)”在开始要做某项工作时，他会极其无助，因为他必须面对因过高的自我企望而产生的“我不能”的感觉。这些企望常常是无意识的，他本人对此极少察觉，比如要求工作对自己来说应该很简单，轻易就能做好，或者要把工作做到“尽善尽美”。这两种情况，都是我在自己身上发现的。我的一位来访者，深受“拖延症”的困扰，他的原因也在于自我要求过高：不仅要完成工作，还要把相关的法文资料完全弄清楚，对此他深感无能为力，情绪迅速地低落下来，于是逃避便成了自然的选择；等快到工作时限，巨大的压力下他不得不降低标准，应付了事，然后一下次再继续这个循环。这些(未被意识到的)自我要求，对我们自己具有强制性，当我们违背\达不到\实现不了它们时，它们便反过来对抗我们自己：毫无理性的自责、突然地感到沮丧\低落、不安、精神疲惫、焦虑或暴躁恼怒……而我们往往还不知道发生了了什么，意识不到它们源于我们(下意思中)感到自己不能达成某些自我要求。
还有“不做就不做，要做就要做好”的这种观念，也是很多人都有的，这事实上成了一种自我束缚，剥夺了我们生活的乐趣。我在这方面最早的记忆，可以追溯到初中开始打麻将起，到后来打牌(斗地主)、打乒乓球，都这样。
一般来说，在做这些事情时，我是无法摆脱跟人、跟过去的自己比较的心理的，我要求自己不能做得比别人差\要不断地提高，但几乎在所有这些事情上，都是事与愿违的！并且我还死不服输，非要赶上别人\不断提高不可，这是我的目标，为此我不断地想思索、努力，但结果恰恰是适得其反。简单地说吧，我一直是试图通过理智控制来达到目标的，我相信理智的力量能够控制这一切，但是这却在我的身心中造成了深刻的分裂：比如说，一方面我考虑着正在打的牌，一方面我还在思考如何才能打好，这就是一心二用了，结果可想而知——打麻将、打乒乓球，无不如此。提高乒乓球水平的执着我早就放下了，打乒乓球的水平也逐渐提高了，而在打麻将、打牌方面的执着、一定要做好的强烈欲求，是今年春节才放下的，结果同样是水平提高了，至少在打牌方面很明显。《圣经》里教诲说：“放弃你所有，然后你就会获得”，对此我还没有很好地理解，但我可以类似地说：“放弃你所求，然后你就会获得。”这句话是我自身经验和领悟的总结，意思是说：如果你放下对结果的执着、对结果的强求，放弃一定要立即达到某个目标的欲望，那么你就会逐渐完善、提高。我们中的很多人，对于目前认识到的任何“缺点”，都是不可忍受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缺点”，都是必须尽快加以除去的。这种行为指向的不是真正的完善，而是立即而绝对的完美，结果它反而阻碍了(自然)成长成熟的可能。这种我们对待自身“缺点”的错误态度，很可能是直接继承了父母对待自己的缺点、不足的态度，延续了他们的苛求和不宽容，延续了他们“心智万能”的观念。
这种处处跟人比较的心理，也是我直接从父亲对我的态度那里继承过来的。只要我在某方面不如周围的人，就不会被他认可，即便我有再多的优点，他关注的焦点是我不足的地方——他睁大眼睛盯着我的不足，就像盯着灌木而看不见整个森林。到后来，我也处处拿自己跟别人比较，而且是拿自己的不足、缺点跟别人的长处比较，不能接受自己在某些方面“不如别人”。这是对真实自己的不喜欢、不接受，只有当自己完善了、完美了，完全达到心目中那“应该达到的标准”了，才能接受自己、喜欢自己，这是一种深刻的自卑——自卑，就是对自己不满意、不喜欢的心理状态。我们很多的目标，都是出于要摆脱自卑感，通过达到应该达到的标准——或者说，价值条件。
还有很多目标，是出于对焦虑不安的防御——渴望占有是对焦虑的一种基本的防御(《人格》P85)。现实的压力，被社会淘汰的恐惧，很容易在人们心里滋生强烈的焦虑——我的第一位来访者，就受强烈焦虑的困扰长达半年之久。很长一段时间，她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学不到新东西，对此她很不满意。她认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她害怕自己没有进步会被别人超过。她一直有“新陈代谢”这样一个观念，害怕会被别人“代谢”掉。由于有这样的观念，所以她必须要求自己不断进步，以免自己被“代谢”掉、被社会淘汰出局。当然，被淘汰的后果，并不是肉体上的死亡，而是精神上的衰弱、死亡，是自尊的磨灭——一般来说，我们活着的每个人都需要一种价值感(尊严)。我们对于任何可能引起我们蔑视自己、使我们感到自己低下、软弱、无价值、邪恶、羞愧的认识(事件)，都有惧怕倾向。我们的错误在于，太多地把对自己的尊重建立在外在成就\他人态度的基础上，对自己的认可和接纳有太多的条件，或者说，太深地束缚于“价值条件化”作用。
在其它一些事情上，我们也感到自己必须要完成，除了因为失败会引起我们的自我谴责、自我否定，还因为失败会引起我们的自我怀疑。“活动并不意味着创造一个渴望的目标，而是为了表明某件事情是否会发生……行为常常是与焦虑和怀疑不自觉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一种分析能揭示他的活动隐含的功能：揭示未来”，从而在主观上平息怀疑，感到安全。我们通常感到，如果这件事我们做不好，那么其他的事我们也做不好。父亲时常否定我的一句话——这么简单你都不会！——造成了我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这句话很容易就能做一个推论：这么简单你都不会，你还能做什么？这个推论一直是无意识的——虽然它一直影响着我，直到07年4月我把它揭示出来。我相信这种情况在很多人身上都存在着！
重定向：反复，挣扎，继续成长(上)
在成为真实自我的努力告一段落之后，早就存在的矛盾重新凸显出来，它是人生方向的选择。2008.1.7，我在日记中记录到：
我心何去何从？我如何才能过充实的、有意义的生活？安安心心做一个小程序员，还是直奔自己的梦想？总有放不下，总有冲突、选择！
一方面本职工作让我深感无意义、无聊，一方面是转行将困难重重、前途未卜，之后一两周的时间内我都在这种强烈的内心冲突中遭受着煎熬，难以抉择。
冲突难遣之余，我在书店找到的弗洛姆的两本书——《健全的社会》、《精神分析与宗教》，让我决定选择后者，作者的语言深深地打动了我，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为了便于理解，我先引述作者在《逃避自由》第2章中对个人成长历程的概述。
“人类的社会历史始于他在与自然界的一体状态中、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与周围的自然及人相分离的实体之时。……在个人的生命历史中，我们发现了同样的过程。”
“形象地说，在个人完全切断束缚他进入外面世界的‘脐带’之前，他无(真正)自由可言；但这些纽带给了他安全感，使他有归属感，他感到生命的根。我想称这些先于个体化进程而存在、并导致个人完全出现的纽带为‘始发纽带’。它们是器质性的，它们是常人发展的一部分；它们意味着缺乏个体性，但同时又赋予个人以安全和导向。……一旦个体化全部完成，个人从这些始发纽带中解放出来，他又面临新的任务(问题\压力)，他必须自我定位，在这个世界上扎下根，寻找不同于其前个体存在状态所具有的更安全的保护方式。” “人生之为人就意味着他脱离了自然的家园，割断了自然的纽带。然而，割断与自然的纽带是令人害怕的，如果人失去了他的自然根基，他将去往何处？他又将成为什么呢？他将是孤立无援的，没有家、没有根；他无法忍受这种处境下的孤独与无助，他可能会发疯。只有当他找了人类生存的新的根基，他才能摆脱自然根基；也只有当他找到了新的生存根基之后，他才会感觉在这个世界上很自在。(《社会》P40)”
“个体化进程日益加剧的一方面是自我力量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孤独日益加深。始发纽带提供了安全保护，以及与外面世界连为一体的基本条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儿童意识到自己在赖以发生的世界里的孤独状态，意识到自己是与别人分离的个体。个人独立存在，与世界分离；与个人相比，个人觉得世界无比强大，能压倒一切，而且危险重重，由此，他产生一种无能为力感和焦虑感。只要个人还是那个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没意识到个人行动的可能性和责任，他就用不着害怕。一旦成为一个个人(脱离家庭)，他就形单影只，只能独自面对世界各方面的危险和压力。”在我看来，并非所有人在成长成熟的过程中都会经历这种心理感受，这种描述只是“神经症患者”成长中会经历的过程。受到正确教养和对待的儿童，在家庭里有良好的归属感，成长的过程中他在新的环境、新的集体中也会有归属感，而不是隔膜感；相反，被错误教养的儿童，从现实角度来看他无疑是属于他的家庭的，但从他内心的角度来看，他感觉不到有归属，他感觉自己的家庭中的位置很不稳固，时常会感受到有被惩罚、被抛弃的危险，很自然地，他在集体中只会感受到膈膜和疏远，而不是归属——正如斯科特.派克在《心灵地图》中提到的：“瑞秋事实生活在表现不佳就会被家庭开除的阴影之下，在家中从没有安全感。母亲对她的态度就像对雇员，瑞秋只有照预定的期望达到各项生产指标，在家中的地位才有保障。既然她从小在家里没有安全感，跟人相处时，又怎么可能觉得安全呢？”
“儿童意识到自己在赖以发生的世界里的孤独状态，意识到自己是与别人分离的个体”，这种情形很早就出现了，“大约从六月开始，孩子开始察知自己是独立的个体，与父母的分离的。”始发纽带(家庭)可以带给他(免于社会压力的)安全与保护，同时也可能带给他压迫和恐惧——是否有这种负面的影响取决于教养者的性格和教养方式。“每个儿童都必须在成人的环境中长大，所以他容易认为自己是软弱、渺小、无法独立生活的；……我们在教育上犯的许多错误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要求儿童做力不能及的事，使儿童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因而感到极其羞愧。还有一些儿童被看做是玩具、活动玩偶，或者被看成是必须小心看护的贵重财产；而另一些儿童则被看成是无用的废物。(《人性》P58)”因父母而产生的自卑感、恐惧感、无助感，会在他之后的人生中延续；他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模式，明确地昭示着他的未来。
“如果分离与个体化的进程的每一步都伴随着相应的自我增长，那么儿童的发展便和谐了。然而，(在后来患‘神经症’的个体那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个体化进程自动进行的同时，一些个人及社会的因素却妨碍了自我的增长。这两个趋势间巨大差异的结果是人产生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立与无能为力感。”同样，我认为这种孤立与无能为力感是“神经症”个体所特有的，是压迫气氛的产物，从他童年时就伴随他了，只是随着他的成长、随着他从对家庭和父母的依赖从独立出来，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显著和突出了而已。在压迫性的环境中，儿童没能形成一种归属感，没能形成“我们”这样的同在感，却代之以深深的不安全感和莫名其妙的恐惧感。由于处在一个被设想为潜在敌意的世界中，他感到孤立、无助和恐惧——卡伦.荷妮称之为“基本焦虑”(《成长》P2)。
“在意识的儿童阶段还没有问题，还没有什么东西依赖主体，因为孩子本身仍然完全依靠父母。这就好像孩子还没有完全出生，他在笼罩在父母的心理气氛中。……个人的心理生活基本上是由冲动控制的，很少或根本不会遇到问题。甚至当外在的限制与主管的冲动发生冲突时，这些限制也不会使个人与自己产生矛盾，他或者服从它们或者绕过它们，与自己保持一致。(《自我》P173\P174)”当个体成长到一定程度，面对的问题更加复杂，不能再由始发纽带给予答案和保护，他就开始被迫求助于自己做决定和解决问题，并尝试把自己与周围的世界连接起来——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这是人基本的内在需求。
“人的存在在这方面有别于其他所有生物，他始终处于一种持续的、不可避免的不稳定状态中。人的生命不能靠重复同类的模式来度过，……他的存在是一个他必须去解决且无可逃避的难题……他必须不断发展自己的理性，直到他成为自然和自身的主宰。(《健全的社会》P28)”这让的论述，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无稽之谈，同时也会让很多人感到贴心。对这样截然相反的态度，荣格作了很好的解释：只有当知识内容与个体自己心理生活深处的体验相一致时，他才会认为它们是真实的。
“他必须对他自身以及他自己生活的意义作出说明。他被驱使着去克服这种内在的分裂；由于渴望‘绝对’，渴望驱散与自然、伙伴以及他自己相分离的祸根，他饱受折磨。(《宗教》P22)”
“人类行为最强大的推动力源于他的生存状况(内心需要)，……人类所有的情感和奋斗都在试图寻求他的生存的答案，……精神健康者和精神病患者都为寻求答案的需要所驱使。(《社会》P32)”
“人具有理性和想象力的事实不仅导致了获得自身身份感的需求，而且还引发了他在知识的世界里为自己确立方向的需要。……人不仅要有某种思维系统，而且还要有某一献身的目标为他的存在及其在世界中的位置带来意义。(同上P28)”“需要某种定向框架和信仰目标乃是人所固有的。”
与此同时，“人必须挣得他每日的面包，这或多或少总是一件当务之急，他不得不关注于要花掉很多时间和精力的日常工作，陷入一种常规化程式当中。……求生的任务意味着人必须生产，也就是说，他必须获得生存下来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事物和居住条件。”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作出折中选择：继续现在的工作，以保证物质基础，并在周末兼职从事心理咨询工作，为将来转行做准备。
虽然我对从事心理咨询工作有强烈的兴趣和愿望，但当时我对咨询行业的前景却是非常怀疑的，甚至我怀疑从事它都会无法谋生，这种怀疑也被周围的人加强。在水木发布接待来访者的帖子后，还是很快地有人来求助了，他看了我的成长历程之后深有共鸣。
大概是08年3月底，完成第一次咨询之后，我感到自己的身心被一种幸福感充盈，那种感觉真的是太美好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无比的幸福感之中。带着内心的喜悦我外出漫步，过马路时也悠哉游哉，在路中间猛然警醒抬头，才发现绿灯已经变红了，赶紧跑了过去。其后又伫立在天桥上，感受着煦暖的阳光和微风的吹拂，我心悠然；在园子里看到的一丛丛新绿，格外的鲜活，或许这就是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但由于一些原因，他中断了咨询，6月份后又重新开始。
带着对自身的前景怀疑，我一直生活在无形的压力之下，整个人也变得急躁起来。那段时间在论坛里交流，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个太喜欢辩解的人，对此我也有所察觉，对此我于08.5.10记录了如下分析：
1.对“批判性世界”的遗留反应，对质疑和否定过敏，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有误解、怀疑。
2.对自己的观点强烈自信，急于得到别人的认可，试图说服别人，并使旁观者信服。一定要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害怕旁观者不会有正确的判断——这实际上是怀疑别人的判断能力。
3.转行的压力。使别人信服了，他才会来求助。潜在地认为别人会怀疑自己，会因一点点的不认同而全盘否定自己、拂袖而去——这实际上是投射了父亲的影子，他向来是求全责备、一点不好就不会给予认可的，他总是盯着不足的那一点——因而有必要使别人完全信服。
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正应了卡耐基的论断：“你不可能在争辩中获胜！”可能这也是老子教导说“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的原因之一。
受挫之余，我决定先提供免费咨询，向外界证明自己的能力。5月份之后接待了5位免费的来访者，一位通过5次咨询开始能够接纳和面对真实的自己，走上了自我成长之路；一位通过6次咨询理解了自己强烈焦躁的原因，从坐立不安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恢复了学习和工作的能力，而这种状况已经困扰他很久了；有两位来访者都只进行了一次咨询，一位在咨询中释放了自己压抑的情绪，回复到之前的生活状态，一位对咨询的效果不满意，没有继续咨询；还有一位做过6次咨询，效果不明显。
因为决定要转行，职业前景很不确定，同时也认为能让我中意的女孩很难接受这种不确定，所以我事不指望我能够拥有爱情的，但我愿意为了自己的理想付出这样的代价，不料我却在这段时期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场恋爱。之前对于异性，我一直是只动脑、不动心——见不着，心理上也就不存在，一如欣赏风景。从小在心理上我就是一个比较孤独的人，没有亲密的同伴，进入青春期后，我又开始被内心的需求所驱使，被强烈的冲突所困扰，既没有精力也没有自由对他人有真正的兴趣。05年10月底，有个女孩对我表示好感，我向她坦承了我的所有情况，但她毫不介意，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依然对我很欣赏。在三次尝试性的接触之后，我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主动放弃了。我感觉她能够接纳我，却并不能理解我。当时正是我状态最糟糕、最不稳定的时期，内心的困扰非常严重，自我评价很低，也没有把握能摆脱自己的困境，心情经常是很沉重的，时常眉头紧锁，我不相信会有人真正喜欢这样一个人。我身上肯定也有一些她欣赏的优点，她因此而喜欢我，但以我当时的眼光，那样的优点几几乎是无足挂齿的，我不相信这样就能满足一位爱人的期望。就这样，我非常遗憾地错过了她，但同时我也知道，这的确是无可奈何的事——当压力大到无法承受，退缩、放弃便成了唯一的选择，没有什么后悔的必要。
再说我初恋的这位女孩，是在07年初认识的，之前也追求过她，但她也因为自己的心理困扰拒绝了我。08年五一前，久未联系的她约我出去玩，后来聊天中她说她已经从心理困扰走出来了，已经有了自信，我以为这是对我的暗示，于是又经常与她接触，相处很愉快，这时我才体验到那种动心的感觉和思念的甜蜜。确定关系后不久，她却以种种理由回避我，以我接触她对她的了解，我感到她并没有从自己的问题中解脱出来，仍然有很多的顾虑和很强的不安全感。因为她，我在博客写下了两篇文章：《恐惧与爱》、《关于<恐惧与爱>》。
7月初，在20余天没有见面之后，她又要跟单位去外地开会，然后她接着就会休假回老家看看，可能还会在老家发展事业，我感到非常失望，选择了分手，随后几天我都陷入在一种沮丧的情绪中——在此之前我情绪一直都挺不错，6月份还减了药量。08.7.14晚上，我突然明白了这是为什么，然后我也理解了她两年如一日的QQ签名档——爱情是得到一切再失去一切之后的一场记忆。
“婴儿出生第一年当中，就学会分辨自我与外在世界了，了解自己身材的大小与体能极限，这些限制就是我们的疆界。这样的认识就是所谓的‘自我疆界’。”
“坠入情网使自我疆界的一部分突然崩溃，使一个人的自我跟另一个人的自我合而为一。一个人突然冲出了自我，像决堤洪流般涌向心爱的人，蓦然之间，寂寞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无法言喻的喜悦。我们跟心爱的人合二为一，寂寞不复存在！”
“与心爱的人合而为一跟儿时与母亲合而为一的记忆互相呼应，我们似乎又重温童年时代无所不能的快感。一切都重新显得可能！与心爱的人共处时，我们就觉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相信爱的力量能克服一切，前途一片光明。这些感觉与现实脱节的程度，就跟一个两岁的孩子自命统治全世界一样不可理喻。”
“早晚，现实会粉碎爱情之梦；早晚，日常生活的难题会再次出现。……最后双方都有痛苦的发现，自己并没有跟爱侣合为一体，对方将继续拥有全然不同的欲望、品味、偏见乃至对时间的掌握，而且永远如此。(《地图》P63~P65)”这时，双方就进入了所谓的“权力争夺期”，然后亲密关系开始被不断的冲突撕裂，光明和希望也随之黯淡下来。
在爱情的初期，她仿佛得到了一切；随着爱情的破碎，她感觉失去了一切。很多人都有她这样的经验，我相信这是由她们\他们共同的性格结构决定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应对生活的方式，这是我们性格的一部分，荷妮将其中不健康的方式分为三大类：夸张型、自谦型、退却型。
“在夸张法中，个体主要是以夸大的自我来鉴定自己。当他谈及‘自己’时，他指的是他那美化的自我。……生活的乐趣在于主宰一切。这主要会导致一个人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去克服一切(内在或外在)障碍的决心，使他相信自己能够、而且事实上也确实能够办到这一点。他应当能克服命运的各种逆境：处境的困难、智力问题上的迷惑、他人的反抗以及自身的种种冲突。主宰一切这一需要的反面就是他对任何意味着无助之事的恐惧，这是他最为深切的恐惧。”“他们的目的都是要主宰生命，这是他们制服恐惧和焦虑的方式。”
其中的完美主义类型——我认为她属于这一类，“因为他公正无私、负责守信，他便(相信自己)应当享受别人和生活对他的优厚待遇。生活中有一种绝对可靠的公正，这种信念给予他一种主宰感。这样，他自身的完美不仅仅是获得优越地位的方式，而且也是控制生活的方式。……他自己的成功、财富或健康，更是一种对他美德的证明，而不仅仅是用来享受而已。相反，任何降临在他头上的不幸——例如失去小孩、发生意外、配偶不忠、丢掉工作——都可能会使这个看起来完全正常的人濒临崩溃。他不仅憎恨命运的不公，甚至还会动摇其精神生活的基础。这些不幸能使他的整个计数系统失灵，使他想起自己孤立无助的恐怖前景。……认识到自己所造成的错误或失败，发现自己处于相互矛盾的应该之中，正如不幸能将他的立足之地摧毁一样，他意识到自己‘会犯错误’也只能如此。(《神经症与人的成长》第8章)”我相信这很好地解释了她感到“失去一切”的境况。
在自谦型解决方法中，也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在那里，“爱必须而且确实是进入天堂的门票，在那儿一切悲痛都结束了：不再孤独；不再有失落感、罪恶感和无价值感；对自己再无责任、不必再与一个残酷的世界去争夺他觉得完全无望的东西。相反，爱似乎保证能给予保护、支持、关爱、鼓励、同情和理解。它会给予他一种价值感，赋予他的生命以意义，它会是一种补偿和拯救。”“于他而言，爱就意味着失去，意味着将自己浸入某种狂喜的感觉中，与另外一个人合并，成为一颗心一个肉体，并且在这个合并中找到他在自己身上所无法找到的统一性。……寻求统一是人类一种最大的驱动力，对于内心分裂的人来说，他更为重要。(《成长》P237\P238)”于是，在恋爱和失恋时，他同样会感受到“得到一切”和“失去一切”。
从根本上讲，这样的“爱”并不成其为爱，而是“病态依赖”。我相信真正的爱，应如纪伯伦在《先知》中所描述的：“一起欢歌曼舞，但要保持各自的独立。鲁特琴的琴和弦也彼此分开，即使它们为同一首乐曲震颤。奉献你们的心，但不要让对方保管，因为只有生命之手才能接纳你们的心。站立在一起，但不要靠得太近；因为殿宇的支柱总是彼此分立的，橡树和松柏也不在彼此的阴影下生长。”
弗洛姆将这种病态依赖称为“共生”，他说：“同共生有机体结合相对立的是成熟的爱情，那就是在保留自己完整性和独立性的条件下，也就是保持自己个性的条件下与他人合二为一。人的爱情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冲破人与人之间的高墙并使人与人结合。爱情可以使人克服孤寂和与世隔绝感，但同时又使人保持对自己的忠诚，保持自己的完整性和本来的面貌。在爱情中出现了两个生命合为一体，却依然保持两体的怪现象。(《爱的艺术》)”
本来我对爱情是不抱什么希望的，却得到了爱情，这当然让我欣喜不已，让我对爱情重新燃起了希望；然而，很快地，这种希望随恋情的结束而变成了深深的失望，于是我陷入了沮丧的情绪中。在理解了自己的情绪之后，我从这种沮丧中摆脱出来，直到7.17上午情绪都比较兴奋。当天中一觉醒来之后，却出现了明显的抑郁感受，思维很慢，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之后两周，多梦、疲乏、头脑紧绷的问题又开始侵扰我，思前想后、顾虑重重这样的行为特征也变得更加明显。除此之外，还总是把事情想得很难(有很多陷阱、危险)，感到难以应付；在小事上更在乎，对自己更苛求，因而内心的冲突也就更多——所谓“外重者内拙”。这样，在7.29日，跟医生商量后又恢复了药量。
重定向：反复，挣扎，继续成长(下)
08.8.1：很奇怪怎么还会有“症状”、负面感受，害怕意识到思维较慢是心理防御\消极暗示，导致恶性循环，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不问情绪，重视行动”。
之前的记录中曾两次出现类似的疑惑。一次是07.11.3，之前一段时间状态一直比较好，但有时也感觉思维较慢，不想学习，又担心这是不是一种消极心理暗示，就想去证明不是。这种去“证明”的企图，实际上是一种合理化作用——之前的文章已经分析过了，目的是想消除自己的忧虑——害怕消极心理暗示带来恶性循环——这是森田疗法的观点，我也体证了这个观点，所以很相信它。同时，我疑惑是不是可以想不学就不学，随心所欲，又不担心这是不是太自由散漫，应该凭意志力约束自己的行为。带着这样的疑虑，我查看了关于意志力的资料，了解到“自觉性”是意志力的首要特点，如果无视内心的真实感受、愿望，那么意志力就是一种外在的掌控、强迫。此外，我还想起《当事人中心治疗》中有当事人提供这样的经验：你甚至要让你自己的体验来告诉你它自己的意义，在你告诉它它的意义是什么的那一刻，你得到的是对抗性，而你在和自己战斗。在《基督徒的激情》中，克尔凯郭尔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自然中，人从生活中令人窒息的空气中解放出来，自由地呼吸，心灵自如地展示出一切高贵的迹象。在这里，人作为自然地主人脱颖而出；但同时，他感觉到，自然中有某种更高贵的东西展示出来了，——这是他不得不服从的东西；他感到一种内心的要求，要投身到这种驾驽一切的力量中去。”以我的理解，这种“驾驽一切的力量”，就是我们的潜意识，是我们的体验和感受。
另一次是在08.3.19，我感到自己上午常常情绪不高，不想写作(写不出东西)，怀疑是不是一种惰性，是不是“不问情绪，重视行动”，用意志战胜它。
一方面，这是因为我曾经执着于状态、情绪，用森田疗法的原则有效地处理了这种情况；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到，我一直是过于压制情感和自发性的，这里再运用森田疗法的原则，似乎过于压制情感了——我深信荷妮所说的：“自发的情感体验应该在我们身上有它的位置，这对保持心理的平衡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冲突》P49)”和荣格的观点：我们都依赖于无意识的情感的潜流。
同时，试图用意志克服自己的“惰性”，也源于内心的一种恐惧——内心的一个声音让我感到恐惧，它说：你这纯粹是一种自我放纵，这样下去你会一事无成的——这个声音来自摆脱不掉的父亲的影子。它总是告诉我说：为了…，你应该…，否则你就一定会失败。起初是父亲这样威吓我，后来它变成了我的一种自我威胁，很多年以后我意识到它后，才敢反抗它说：我不要再受你的吓唬了，你错得太多了！一事无成就一事无成！父亲有一种心智至上、努力决定一切的态度和观念，这种态度被我延续了很多年。
在回顾了这两次的经验之后，我相信这种感受并不是消极暗示和心理防御——虽然我确实有过这样的消极暗示和心理防御——而是内心的真实感受，然后我注意到精神分析和森田疗法在对待情感、情绪上的矛盾——精神分析强调服从情感，森田疗法强调不问情绪，而这两种态度我都采用过，在不同的情况下。在《非此即彼》中我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常常以为，相反的东西必然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是错误的，这只是因为我们在辩证法上的无知。事实上，相反的两种情形可能都是正确的，因为它们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但我们大多数人都束缚于绝对的、无条件的语言，被概念和信仰所决定，不能对反应进行时空定位，忽略了语言、概念的相对性和时空支点。”
在《金刚经》中，佛陀曾这样告诫弟子：“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筏尚应舍。何况非法。”意思就是说：“我说的法就像过河的船一样，你过了河就上岸嘛，过了河还要把船背起来走吗？我说的法，都是方便，都是过河用的船，你上岸后就去走自己的路，不需要船了。(《金刚经》P142)”真的是非常伟大。有人正是这样领悟森田疗法的，他说：“我常常想为自己找一条道路、一个模式\公式，然后套用它\按照它去生活，也许正是这种过分追求公式化准确的性格，导致了病症。到这来的朋友，我想大多也是来寻找一种生活方法的吧。森田疗法是一种方法，指导人们如何去放弃追求‘方法’或‘公式’，找回自然，找回真实的生活。这是一种让人抛弃约束，抛弃方法的方法。如果大家在实践中，抱着森田疗法，抱着几本书，抱着几条思想，做什么事的时候都要想想这件事按照森田理论应该怎么做，那就像掉进水里的人抱着一根稻草，无济于事的。生活不是仅靠坚强的意志力就能维持的，自然生活的真谛不是一条道路，一种方法，而真正的‘顺其自然’就是不再倚重理智的条条框框和标准，遵循自己内心的感受和体验去生活。”
08.8.10：总是首先想到失败、可能会有什么后果，想要事先防止\躲开。每次将要开始做某件事情，第一反应总是焦虑\慌乱\紧张，或者下意识地要求尽善尽美，突然地感到低落、疲惫；没有把握、看不到底的事情就会焦虑不安，或者认为没有希望——这是很多人共同的性格特点。
08.8.12：几天前买椅子时再次发现，自己总是把事情“想得”很难，有很多陷阱、危险，感到难以应付、无能为力，然后情绪迅速地低落下来。这种危险感实际上是超乎现实的，是自己吓唬自己；感到完成事情困难，也跟自我要求过高有关——这些过高的要求导致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破坏了我们处理问题的能力。外重者内拙，在乎越多、越细，对自己越苛求，冲突越多、痛苦越多。
越是自我苛求(严厉对待自己)的人，在行动中遇到的冲突常常会越多，犹豫不决也更严重。最极端的时候，“这种状况可见于各种场合。患者处理事情，无论大小轻重，全都作不了决断。吃这个菜还是吃那个菜？买这个箱子还是买那个箱子？去看电影还是就听听广播？患者无休止地在这些选择间摇摆，犹豫不决。他不能决定选哪种职业，或任职后该走哪一步；不能在两个女人中作取舍；不能决定该不该离婚；不知道要死还是要活。对他而言，如果非要作出决定，并且一旦作了就不能更改，那可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那会使他惊恐万状，身心交瘁。”
“尽管他们优柔寡断，表现明显，但患者常常感觉不到自己的这一点，因为他们总是无意识地竭力避免作决定。他们做事拖拖拉拉，老是"找不出时间"来做事情；他们坐等机运或让别人去作决定。随之产生的漫无目的状态也通常照样不为患者所知。患者时刻都在犹豫，但患者会不自觉地采用许多手段来掩饰这一点，所以分析医生很少听到患者诉说自己有这方面疾病，而实际上这是一种较普遍的障碍。(《冲突》P106)”
08.8.14：我的“杂念”仍然很多，当我想要保持清醒(摆脱自我意识\专心致志\忘我)时就“妄念”纷飞(陷入自我意识)。整个人比较懒散，不记事，不够兴奋，不够有条理，自我感觉糟糕。害怕它们对自己有阻碍，觉得它们暗示着不好的未来。7月份之前，经常是自我感觉良好。
08.8.29：害怕转行之后失败，然后被周围所有的人抛弃，限于完全孤立的境地：因为我决心一定转行，所以“住”于它；同时有悲观的预期，为将来发愁；又下意识地把人想得都很势利。其实我本可以专注于目前的工作、生活，随缘地活在当下，不考虑转行的事，就不用担忧这些。认识到这些，我把自己从忧虑和恐惧的重负下解脱出来。
08.9.27：深感自身不确定性太大、未来之不可测，害怕不能给配偶、孩子体面舒适的生活，害怕不能过上想要的生活；也疑惑现在的道路到底对不对，能不能通向自己的目标\想要的结果。对此疑虑，我给自己的回答是：用理智求得解答的尝试是毫无意义的，人不可能对其行为有准确预判；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08.9.14-9.22，我休探亲假去嘉兴姐姐家呆了了九天，除了带外甥外甥女玩、辅导外甥女作业，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看电视和睡觉中度过，整个人得到了很好地放松，跟他们俩玩也很愉快，回来之后我的心理状态明显好多了。本来是想过去给他们一些关爱的，因为我觉得我姐的教育有问题——她基本沿袭了父母的教育态度和模式，结果我自己也收获良多。因为深刻感受了父母错误教育在我身上造成的问题和痛苦，所以我不要姐姐的孩子再受我一样的折磨。工作之后，我每年都会去她那里一两次，尽可能地给孩子一些我的温暖和关怀。07年5月8日从嘉兴回来的晚上，姐夫给我打电话，说外甥女在家哭了一天，惨兮兮的，想跟我说话。电话中她哭着说想我了，我倒并不觉得感动，只是特别欣慰终于有人走到她的心里去了，从此心理上她不会再像我从前一样无依无靠。
国庆前几天，为和几个朋友出游安排行程和联系住处，忙忙碌碌的，很充实，事情进展也很顺利。国庆出游很愉快，回来后情绪很好，感觉关系已经变淡的朋友又变得亲近起来，因这次小小的成功个人力量感也增加了。
08.10.16：过度的自我关注\自我意识\完善欲，本质上是对生存的担忧。希望保持好状态，是因为只有保持好状态，才能够、才有可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实现自己的企望。
一直以来都在疑惑、求取，怎样的生活模式才能获得好状态、才能“更快更好”。但人往往只有通过对立面才能达到他所追求的目标，这是人性中的不完美型。“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住于它，始终放在心上)，不足以取天下。”此心如何住？应无所住！
08.10.22：高估社会的危险和要求，低估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并且对前者更有意识。
08.10.24：无止境的对危险的想象、永无休止的“自我威胁”，永远顾虑着想象中那些即将发生的“可能的”危险，导致与“现实”接触时的无力感，进而形成退缩倾向。我被捆缚了羽翼，禁锢了战斗精神，习惯于取悦别人，以建立良好关系乞望对方施予，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这是一个伴随多年的、“亲近人”的行为模式。
08.10.9，想到家人、亲戚对我恋爱问题的期待，由此我感受到一种压力。他们希望我赶快成家，一方面是出于对我的关心，一方面是家人因我年近而立却独身一人的事实感受到社会评判的压力。我的婚恋不只是我的婚恋，也事关他们的脸面，这就是社会习俗的巨大威力——仿佛人天经地义就应该如此，不这样就会有损尊严。弗洛姆称这些习俗、传统为“匿名权威”，绝大多数人都受其控制，会自动趋同这种行为规范，它是“社会人”的定向框架。另一方面，在我内在生命的复苏和成为真实自我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我抛弃了内化权威和社会标准的指令，以自身感受作为评价行为的标准。我选择“置之死地”，也希望能有“后生”，同时我选择“不强求”的心态，即便最后得不到也无所谓，我不会因此感到自己有失尊严。自尊，它的涵义显然是“自我尊重”，“除非拱手让人，任何人无法剥夺我们的自尊。”但人基本上都将自我尊重置于价值条件的基础上，这些价值条件总体现着社会的、父母的价值标准，一旦无法达到这些条件，人的自尊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10.27，我再次面对接近自身感受与趋向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再次选择接近自身，选择不思未来地生活。生活经验的教学已反复向我表明：当我企望的时候，当我执着于某个结果，我就为自己的生活竖起栅栏。
在《精神分析与宗教》中，弗洛姆揭示了这种冲突的根源：“人原本是一种群居动物，他的行为受本能冲动的支配，跟随头领，并与他周围的别的动物关系密切。因为我们是羊，没有比丧失同伴的联系、陷入孤独更能威胁我们的存在。对错、真假都决定于群体。但我们有不仅仅是羊，我们还是人，具有自我意识，具有在本性上独立于群体的理性。我们的行为最终决定于我们的思想(感受)，而不管真理(自己的感受)是否被别人承认。”对错、真假都取决于群体，已经在历史上一再被演示，并且它还在我们的生活中延续，在《逃避自由》中它被称为“机械趋同”。
“我们的羊性和人性的分裂基于这两种定向：接近群体的定向和接近理性(自身真实感受)的定向。……理性的展示有实现有赖于完全获得自由和独立。在实现这个条件以前，人倾向于接受群体中大多数人认为是真的东西，他的判断决定于与群体联系的需要和对离开群体而感到孤独的恐惧。只有很少人能忍受这种孤独，不顾失去联系的危险而仍然坚持真理(自身感受)。”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过一种遵循自身感受和判断的真实的生活，你就必须要强壮和健康到能够承受周围人的压力，从而能够“逆流而上”。
08.11.5，再次分析了自己的嫉妒心理，把嫉妒理解为“在发现别人拥有自己渴望拥有、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应该有用而实际上却没有的东西时的一种心理感受。”
这种感受是我在参加一个读书活动时体验到的，认为别人的论著肤浅，刚好适合一般人的理解能力，而自己所看的、所写的过于深刻，难以被一般人认可，于此我赋予自己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也来自于自己通过不懈地努力阅读这些著作和艰苦的自我分析，走出了神经症，而其他人阅读那些著作却收效甚微。交流中，在听说别的疗法效果显著时感到一种慌张，一方面是自己的这种优越感受到冲击，一方面是担心所有人都被吸纳进去，自己无业可从。揭示出这种担心之后，我自然认识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而担心也就不复存在。
08.11.6，分析了自己感受到的压力的主要来源：对成为咨询师的执着和对最终结果的怀疑，家人对我成家的期待和我对能否遇到心意相通的人的怀疑。害怕顺其自然的方式得不到，焦虑不安。
08.11.10：请求帮助上的禁忌。想请一同事帮忙，觉得她对自己印象很好，应该会乐于帮这个忙；但又觉得很久没联系了，突然“求”人帮忙很突兀，也不知道聊点什么作为开头。又觉得自己“应该”克服这个缺点，习惯于看到缺点、不足就要克服，力求完善。但事实上，一个人不可能所有事都会、完美无缺，最好的方式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能做的事\优势上，全心全意地为之，扬长避短。
08.11.11，感受到对生存、身份的担忧，对失去他人认可、尊重的担忧，感到沉重的压力。我想这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能力缺少信任，害怕达不到工作上的“潜在的”新要求，也对他人的友善、宽容缺少信任——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外移作用的残余，它使我相信，“如果我不小心失败或犯错，他人很可能会谴责我、轻视我”，只是现在已不像以前那样深信不疑，难以摆脱。这种残留、延续，正如同一位病友所感悟的那样：神经症不是靠自己的主观意志就能痊愈的，反反复复是它的最大特点！
08.11.27，从来没有被领导骂过，却总是担心因做得不够好或出错被骂。再次因做的事不够多而有负罪感，感到自己(对公司)没有价值——《生命的复苏》中提到的“义务感”、“良心”，还在继续活动。自我肯定的缺失导致失去自我维护的能力，害怕他人执行惩罚(羞辱)，增加了对他人的恐惧。“从来没有…，却总担心…”，这就是非理性的怀疑。
08.11.30，焦虑状态，尤其是对自身未来的怀疑，是一种几乎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情感状态\压力状态。在这种压力下，几乎没有人能够放松自己，享受生活，并对未来漠不关心。身份的焦虑，渴求身份！
压力，是个人在面对与期望有关的机会和限制，知觉到某个结果很重要，但又充满不确定性\无法控制时，所处的一种心理状态。
神经症乃是个体的愿望、能力与社会要求不相适应所致。个体的愿望、能力与社会要求(由此人感受到压力)之间存在着冲突，这些冲突是神经症产生的前提条件\根源。
08.12.4，对自己能力、对他人对自己的态度不确信，“倾向于”从负面怀疑，“除非”出现肯定的证据。
对上与对下的冲突：同事违反规则，认真去纠正他觉得会伤情面，不去纠正又担心薛总会责怪我没有主动维护规则。心理世界危机重重！
08.12.12，在权威(上级)面前，还是有一定的畏惧心理，受到礼遇则愉快积极，否则就消极逃避。不能将他们感受为“一以贯之”，即便他们一直都很友善。我想这是因为在童年被审判的过程中，对周围的人产生了不信任和畏惧、顾虑；如果出现任何批评，都容易被感受为指责、羞辱、轻蔑。
不能将他们感受为“一以贯之”，说明我对他们的态度和人格还没有足够的信念。“在人际关系方面，信念也是任何有意义的友谊或爱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特性。‘相信’另一个人意味着确信他的基本态度、他的人格核心、他的爱的可靠性和不变性。这里，我不是指一个人不可以改变他的观点，而是指他的基本动力始终如一。例如，他对生命和人的尊严的尊重是他自身的一部分，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爱的艺术》)”“这需要我们下决心相信他人会以认可的态度来对待我们；下决心彼此尊重，并坚信每个人从根本上来讲都是值得尊重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真实面目的确就是别人眼中看到的那样，无论敌友。而且反之亦然！我们也是他人的铸就者，我们在暗地里、无可避免地对他人示与我们的面目负有责任——不是对他的本性负责，而是负责挖掘他的本性。(《故我》P180\P177)”
08.12.13，老让餐馆送盒饭，有负疚感，觉得增加了别人的负担，会惹人嫌恶。这是典型的“自谦型”反应，首要关注的是他人对自己的态度\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渴望认可、接纳，非常害怕别人不满、有敌意。对自谦型人格而言，“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他的权利没有明确界定，他便会对此茫然不知所措。即使是提出完全合理的要求，他也会觉得自己在占别人的便宜。他要不便不提要求，要不便充满歉意、怀着负疚感提出来。(《成长》P214)”
08.12.21，早上起床前疑惑闪现，有些感到厌倦，希望自我察觉不要这么敏感，不进行这种“永无休止的精神分析”，觉得不意识到、做个傻子也挺不错。
当天晚上，因为在阅读《自我分析》时的自我觉察，在博客里记录了如下的分析：
我再次发现，我对自身有一种不满足、不认可、不信任的倾向，有很强的完善欲。这种倾向是根深蒂固的，我感到悲哀！
很早以前，我就发现自己有这样的观念和倾向：我做得不好，除非证实自己做得好；别人是不喜欢自己的，除非得到温情与肯定；我做不到，除非能反复做到；自己会的都很简单，不会的都很难；总是对自己过高要求，总是觉得应该有更好的，带着焦虑去追求它，除非证实那不可行。强迫性的不满足，要求“最好\更好”，在生活中渴求优势\完善，以免被淘汰\被蔑视。
概括来说，这是一种对自身不认可、不信任和苛求的倾向；总觉得自己是“不够的”，因而渴求更多。认为别人(会)不喜欢自己，因为父亲从来就没有认可真实的、本来的我自己，因而我一直都不相信真实的、自然而然的自己是足够好的、值得喜爱的——有意无意中；总觉得他人像父亲一样，对我有很多期望，设有很多我无法达到的条件。   --是什么使你有这种会被拒绝的预感，并使你总是害怕拒绝的发生？--
开始做什么事情时，我总是基于一种否定性的心态，信不过自心自性，不信任自己自然而然是可以达到目标的；总是会用理智进行外在的掌控\要求自己符合理论，这事实上成了一种自我束缚！每次当我所有目标，我都会执着于它(住于它)，执着于结果，这也是早就发现了的，但它还在发生作用。
内心的怀疑、威胁还不时地袭击着我，究竟是谁在怀疑我、威胁我呢？这种否定性的态度，跟父亲对我的不满足、不认可、不信任和恐吓有关！
在每一件小事上，他都通过他的榜样和他的教育使我相信我是无能的：这么简单你都不会？！……
"失败"不仅被他轻蔑,他还威胁说如果失败会有不可抵挡的后果：你整天耍嘛，看你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哦！…
——仿佛我将失去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无法维系我的生存！
他向我传递的观念是：你必须非常强\非常完善\完美，否则你会被压扁\淘汰\拒绝！
08.12.29，仍然无法脱离世俗的欲望、压力、眼光，想多挣钱，过舒适体面的生活。
08.12.31，近日心绪不宁，睡觉时还在想各种事情，想把它们想清楚。
1) 连续写了两篇文章，比较自我满足。
2) 对咨询越来越有信心，生活的方向趋于明朗、明确，感到满意，内心又变得急迫起来。着急想宁静下来，投入工作、写作，尽快转行。
3) 相信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所言：爱情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回答，决定去爱、去“给”，与他人同一，感到美好和兴奋。
4) 想按书中所说，保持主动性、清醒状态，于是用理智控制，有所住！“我等凡夫，执著是很难破除的，闻有则执有，闻空又住空。”性格结构决定了个人的思想、感觉和行为，决定了一个人面对事情时的“第一反应”，因此我们会“闻有执有，闻空住空”。主动性、清醒状态，不是理智控制就能达成的，不是意志能决定的，它只有通过长期的修行才能达到。
09.1.6，目前的主要困扰，是有很强的专职从事心理咨询的愿望，也相信自己有这种能力，但前景却又那么晦暗不明。
1) 努力的过程中经历了太多的挫败体验，导致缺乏(必胜的)信心\信念。
从根源上来说，这还是父亲蔑视我、不信任我、严厉控制我的结果，在与他及母亲的斗争中我总是失败的，几乎没有获胜的机会。
2) 不敢明确地追求它，害怕焦虑，害怕努力的结果只是失败。
3) 对自身写作状态的不确定感，不可控感，不能随心所欲。
4）随理想化形象的破灭而信念尽失。
但是，“养育孩子需要信念，入睡需要信念，开始工作也需要信念。……无论任何人，没有这种信念，就会过分地焦虑，就会失眠，就无法从事任何生产性工作，……或者不能做出任何长远打算。(《爱的艺术》)”信念和长远打算的能力，都是我目前还比较缺乏的。“信念需要勇气，也就是需要冒风险的能力和承受痛苦及失望的意愿。任何一个以保险和安全为生命的首要条件的人，都不可能有信念。”信念对心灵的平静极为重要，而心灵的平静对创造性工作极为重要，因此我选择培养信念。很快地，在之后一周写作《生命的复苏》时，我感到自己能够放松下来，获得良好状态、静心写作。克尔凯郭尔在《论信仰的幸福》中写道：“无论人在尘世的命运怎么样，无论他会面临怎样的暴风骤雨——谁不感到不快，而是相信基督控制了潮水、平息了风暴，谁就是幸福的——谁完全相信，……谁就是幸福的。(《基督》P57)”然而，习惯的力量是无法永远被避开的，它势必继续纠缠着那些想要挣脱它的人们！形成新的习惯、信念，需要人的有意识的努力，在这过程中人会感受到冲突、困扰。
09.2.9：这两天被一些小事搅得心神大乱、“妄念”纷飞。比如买什么样的床单、牙刷，要综合考虑价格、质量、功能；配什么样的摄像头、耳麦经济实用；以及理什么发型。总有相反的声音\质疑的声音、别人的看法\评价出现，常常把小事看得很重，放得很大；总是过于看重每件事情，并且总是看到负性的方面。这种模式在面临选择时是经常出现的，只不过思维活跃、状态好时能够轻松处理，或者不会很计较，所以不会体验到明显的冲突。
我一直是一个“心细”的人，常常在乎很多很细小的东西，花钱方面比较算计，05年底时还面对过这样的冲突：洗衣粉放多少合适呢？放多了浪费，放少了洗不干净。这样的生活方式，肯定会常常影响情绪，我意识到以后就开始逐渐放弃了，毕竟，人生在世，幸福快乐才是更重要的事，不是吗？06年上半年，经常跟朋友一起活动，感受到几年来不曾有过的快乐和充实，那段时间钱财几乎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08年8月，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之后，看到电池寿命跟充放电次数有关的说明，又出现了这种“算计”模式：如何使用电池，它才最耐用？它能支持得住频繁的充放电吗？不拔掉电源插头是不是就不算放电？但那样又会费电。面对新事物的时候，常常出现这样的反应模式——或者你自己身上也有这样的模式，或者你看了也许会觉得好笑，但这就是我在自己身上体验到的。略经反思，就发现自己在两个方面都犯下了错误：一是对产品质量的怀疑和不信任，二是过于计较——不拔插头又能费多少电呢，难道我负担不起吗？
在购物时的算计，还有另一个深层的原因，也就是“穷究其极”的心理定势，总想价格尽可能便宜。大约是在07年4月我注意到这种定势是从哪里来的，这得益于我在一篇关于《地洞》的评论中读到：在它的一切行动中，似乎总有一个旁观者存在，随时监督它的行为——告诫它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随时否定它\谴责它\质疑它。这次买衣服时我发现：这不正是说我吗？并且这个旁观者不仅在购物中出现，它真的是存在于我行动中的方方面面。大多数时候，这是我在一个危机重重的世界中的一种自我保护，我不能从心所欲、随性而为，而必须瞻前顾后，完美控制，防止可能的危险；在购物时，我必须拿到尽可能低的价格，至少不高于大家的平均水平，否则我就会觉得自己失败了，会有一种挫败体验。这个旁观者有很强的对我的行为做批判\评判的倾向，事无巨细。一点点“损失(退缩)”——甚至仅仅是想到有这种可能，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损失，都会引起我不相称的情绪反应！显然，我是在跟别人比较，高于平均价格会让我觉得自己比大多数人做得差，这是我感到挫败的真正原因；相反，如果我认为价格很低，那就说明我做得比大多数人好，它就会成为自我赞赏的理由。但是，是否很低总是很难确定的，而我又总是倾向于从负面怀疑，然后我又必须防御这些会导致挫败情绪的怀疑，所以我继续冲突。此外，以前在做什么事情时，我也不仅仅是要完成那件事，而且要求自己以“更好的方法”来完成，对尝试用“笨办法”总是心怀抵触，结果我破坏了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到后来我才发现，我眼中的高手们，其实往往是用我抵触的“笨办法”解决问题的——比如确定电脑硬件故障所在时的“替换法”。
在小事上的在乎，我还有另一种类型的经验，它是想要控制一切的企图，一种对智慧的自负。05年3月某天步行去看一位朋友，过健翔桥时我踌躇荏苒，思考着各种可能，盘算着怎么走才是“最”近的，而最终还是选错了路，一股愤怒之情油然而生——之前我已经发现自己常因小事而愤怒，比如出现什么小差错。问题的根本在于，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出那些“错”，或者说我认为那些因素不应该超出我的控制。
009.2.25,09.3.2：焦虑的性格结构，总有大祸临头的恐惧，总是把后果想得很严重。
每次事情进展不顺利\可能完不成目标，或者事情“重要而紧急”，焦虑就会再次涌现，整个人紧张不安。略经分析我就发现，最严重的后果不过是被轻蔑、被斥责，我完全没必要怕得要死，并且事实上这种后果在工作后从未发生过！可以想见，其实我仍然在对童年的经验做反应，仍然在感受父亲那专横而好惩罚的实在。他的言行让我感受到，些微的失败\犯错就会有严重后果，让我逐渐变得惶恐难安。一个小时候经常被惩戒的人会形成焦虑的性格、很容易被识别：他无法摆脱大祸临头的恐惧\恐慌。记得中考的时候，我不小心打碎了宾馆的一个热水壶，我第一反应真可以用惊恐来形容。我甚至还能想到自己当时圆睁的双眼，真是令我印象深刻！服务员看了可能也心生怜悯，因此没有让我赔偿。前面提到的“重要”，是指一个人的主观感受，从客观的角度来看那些事实际上可能是无关紧要的！
——除非你同意，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你，而这又是很难让人明白的！——
比如说前一周父亲来了北京，聊天中提到在家里的一些不快，我就很想为他找一份工作，感觉找不到就会有严重后果：他回家会不开心，不能让他回去。总是习惯于把事情看得很严重，把后果想得很严重！除此之外，我感到焦虑的原因还有我感到自己“应该”为父亲找一份工作，不应该“失败”，于是“失败”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事实，还会带来情绪上的挫折——感到挫败、有失尊严。正是潜藏在“应该”背后的自我轻蔑、自我惩罚的情绪反应，使得“应该”成为一种真正恐怖的政权，所以人们会竭力去完成那些“应该”。
09.2.27：害怕伴侣关系会带来难以应付的麻烦。
焦虑的性格结构，必然伴随着悲观的预期：预想的基本是灾祸，而不是吉祥。以我的经验来看，我想这肯定是因为在一个人童年的经验里太多地有灾祸——时时地不期而至，却极少有吉祥。于是对于吉祥，他自然从来不会指望、期待，只会想着可能会有怎样的惩罚、怎样才能避开惩罚。再比如说，在为父亲找工作时我感到麻烦、挫败，我“自然地”想到，伴侣关系可能也会带来某些难以应付的麻烦。害怕密切的关系会带来麻烦，因而回避亲密关系，这是“逃避人”的特征和原因之一。
在这方面，我所知道的人中没有人比卡夫卡更悲观，他的悲观也正来自于他受到的“教育”，他有一个“高大的、像砖头一样压迫着儿子的父亲”。“我是在您的沉重压力下进行一切思维活动的，哪怕我的想法与您的想法不一致，我也一样是处于您的压力下，而且在这种时候尤感压力之沉重。一切表面看来不依赖于您的想法一开始便会笼罩上受您针砭(审判)的阴影；在这个想法彻底付诸实施之前要无休止地忍受这种状况，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这里指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想法，我指的不过是孩提时代的任何一桩小事而已。只要人家因随便什么事情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并倾心叙谈，那他所得到的答复便是一声含着讽刺的叹息，一阵摇头，一阵手指头敲桌子：‘你就会搞这种名堂！’‘你拿这个买点什么东西来吧！’‘这也算一档子事！’……根据您的这种对立性，让孩子这样大失所望是您永恒的原则。……这种失望情绪已非同寻常，……这种失望情绪是伤筋动骨的。倘若您反对或者哪怕只不过料想到您会反对，那么勇气、信心、决心、那种种的乐趣便支持不到最后而化为了乌有。而不管我干什么，您几乎都反对(否定)，这已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这一点既适用于思想，同样也适用于人。只要我对一个人稍微流露出一点兴趣来，您就会予以百般责骂、诽谤、侮辱，丝毫也不顾及我的情感，毫不尊重我的看法。”
“您很早就禁止我说话了。从那时起，您的那就威吓的话：‘不许回嘴！’以及您的那只同时高高举起来的手就一直紧紧伴随着我，……我在您面前既不会思考也不会说话了。……您说：‘不许回嘴！’并想以此扼杀您看不顺眼的我身上的反抗力，这对我影响太大了。只有当我离您远远的，您的威力，起码是您直接的威力鞭长莫及的时候，我才敢动弹一下。”
“在作自我评价时，我对您的依赖远比对于任何其他东西的依赖要大，比如比对一种表面的成绩的依赖就要大得多。表面的成绩只是在一瞬间加强了我的信心，如此而已。可是在另一方面，您的影响却显得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以为，我永远过不了小学一年级这一关的，咦，我通过了，甚至还受到了奖励；九年制中学的入学考试，我肯定是通不过了吧，咦，我居然通过了；那么，我在中学一年级肯定要留级无疑了，咦，我没有留级，我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地升上去了。”
“不过，这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信心，相反，我始终确信——从您冷漠的神色上我完全有证据可以这样确信——我现在愈是顺利，到头来结局必将愈是糟糕。我脑海中时常浮现出教授们在开会的可怕情景(九年制中学不过是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其实我周围处处都有相似的情形)，我恍惚看见，我顺利念完了八九年级，他们便集合在六七年级，我顺利念完了六七年级，他们便集合在四五年级，如此类推，他们聚集在一起，为的是研究我这个独特的、闻所未闻的例子，研究我这个最无能、无论怎么说也是最无知的人，怎么竟然能够步步高升，偷偷爬上这个年级去的。由于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我的身上，他们自然会立即把我从那个年级里剔出来，以博得所有从这个梦魇下解放出来的正人君子的欢呼。(《致父亲》P16～P18\P25\P27\P78\P80)”日复一日的恐怖越积越大，犹如雷阵雨前聚积在头上的黑云；看得见闪电，听得见雷声，却无法预见可怖的灾难是什么样子。也只有这样一个焦虑的人，才能写出《地洞》这样的作品！
09年2月中下旬：在工作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对未来有了更多的确定感和可控制感。说是重大进展，其实只是能够用自动化工具做性能测试了而已——这个工具我接触了两三年，泛泛地偶尔用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自己能够静下心来研读计算机专业书籍了，这让我对胜任目前的工作有了更多的信心。
09.3.10：09.3.5之前两天写文章时感觉状态很好，兴奋，感到确实能够控制状态了，于是想尽快把文章写完，内心又变得急迫起来，紧张、混乱随之出现。这种模式之前可以说已出现过无数次，只是09年就有1.3、2.2、2.24三次。“天地万物之理，皆始于从容，而卒于急促。事从容则有余味，人从容则有余年。”
09.3.12：一方面，目前的工作让我深感无聊、抗拒——以为领导要求我再对系统进行一次全面测试，但也还过得去，还有优厚的待遇；如果离职转行，虽然乐在其中，对未来的发展也比较确信，但刚开始收入“肯定”“微薄”，会有女孩接受这样一个我吗？新的人际环境会有现在这么好吗？这里，家人对我成家的期待和压力再次发挥影响。
09.3.13：似乎有点过于关注自己的负面情绪\感受\体验，想(推理分析)消除它们，达到理想的、完善的样子：这事实上是对自我接纳不够，有一个观察的、批判的自我，有很强的完善欲！而这些情绪\感受\体验都是随自身的境况变化的，很不稳定，并不需要特意去处理。很久以前，我就有这样的总结：“问题”不会自己消失，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有时候放一放，它也就过去了——这时我面对的情况，无疑属于“放一放就过去”的范围。
9.3.23，恐惧于情绪的无常\不稳定，害怕跟着感觉走会导致对自身的过度关注，陷入精神交互作用：经历了由兴奋(咨询进展顺利，冲突、困扰得到解答，展望未来，期待会很顺利、很快就能成功)到低落的转变，有一种不可控感，恐惧！于是试图寻找原因，解释这种变化，以免于生活失去控制的可怕危险。在这里，焦虑是行为的基础和驱动力量，而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这一事实，把自己的欲望和追逐看做是理所当然的。
咨询进展顺利，是指近期所做的咨询效果都不错，尤其是有一位来访者，经过20余次的咨询，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她受严重的、自己完全无法理解的焦虑和恐惧困扰很多年了，她一开始服药，后来又看过几个咨询师，包括每次收费500的专家的10次咨询，都没能获得多少帮助。在她身上我看到的变化是最大的，因为她的成功我对自己在咨询方面的能力再无怀疑！还有一位经过20余次咨询的来访者，最紧要的问题得到解决，对咨询效果感到满意。
09.3.27，最近几天感到内心衰弱，缺少生气、力量感，情绪总是起起落落，似乎自己仍受价值条件的控制——佛法上称之为“余习未断”！“欲采菜花不自由”。
09.3.29，不够成熟——社会能力欠缺，不擅穿着装扮；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不可控感——有目标，无计划，前景难料。这是我这时感受自己的方式：盯着自己的缺点、不足，而忽略自己的优点、长处，因而产生自卑感、内心的虚弱感，感到好事情不会落在我头上，因为我“不值得”拥有。
所谓的“社会能力欠缺”，只是我的一种主观感受，是一种害我不浅的观念的延续——我做不到，除非已经(反复)做到——总是以自我否定、自我怀疑、“我不能”作为出发点。但如果我真的继续这么相信，它可能就会成为一种事实，因为“你的信念，有助于创造事实。”理性的努力永远无法消除非理性的怀疑，当一个人不信仰时，他就有机会自由。
09.3.30：焦虑的性格结构，能力不够的感觉。
在周围的同事中间，已不会感到焦虑，但是对领导、对不熟的同事，仍然有一点，对还没有实际接触社会(比如跟人发生冲突，将来孩子上学等)，则仍然焦虑深重。这还是表明，在开始什么事情、在与人交往时，我总是以不信任、怀疑的否定性心态作为开端！精神化、回归主体性，并没有消除对周围世界的焦虑与怀疑。
对“社会”的焦虑，从根本上来说是父亲教育的结果，是父辈心理世界的延续，而不是我自身经验的反应。在父辈的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敌意是非常浓厚的，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恐惧、危险，仿佛一个原始丛林。这个丛林中的动物，不是吃掉对方，就是被对方吃掉。它们将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都看作是竞争对手。他们或者高高在上，使人畏惧、崇拜、巴结；或者低人一等，被人嘲弄、羞辱、控制。人们就像站在梯子上一样，被垂直分成不同的等级，被分成站在上面的和站在下面的(马斯洛，《洞察未来》P64)。对于子女，他们基本是持蔑视态度的，时常地给予羞辱，绝对地加以控制——尽管他们本人不会这么承认，只因为他们弱小无力为。我父亲曾就对我的高压统治这样辩解说：“你吃我的就该听我的”，换句话说，服从他，根本不要有“平等”这样的想法——在他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一般。
一般来说，我们对别人的恐惧\焦虑在于他们伤害我们的能力而我们却无能为力。为富不仁、当权不仁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这也加深了很多人的恐惧——包括我，本来就焦虑不安的人很容易受到这种暗示。但事实上，又有多少人为富、当权呢？他们中“不仁”的又占多大比例呢？肯定不是全部吧！占绝大多的，还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这是被童年的惩戒、羞辱和轻蔑夸大了的、超乎现实的危险感与无能为力感、无足轻重感！敌意的世界，基本焦虑！
09.3.31：这几天又在焦虑恋爱和转行的事，不自觉地又住于它，执着于结果，只要有目标我就很容易这样。
恐惧往往围绕在某些欲望的周围，而欲望又是对更深藏的恐惧\压力的防御。我们想要...，我们执着于它，于是恐惧就来了——如果我们不能达到该怎么办呢？我们恐惧失败的后果！我们都深受成败观念的制约，受社会的普遍的价值标准的制约。在这个世界上，在金钱、地位、声望、事业、婚姻上面成功，至少要够得上社会的评判标准。我们意识的全部，或者至少绝大部分，都深受制约，不得不过一种不断挣扎的生活，因为我们都想有成就，都别有所图，都想扮演什么角色、完成某些目标——而事实上，在我们渴求成功的背后，我们是在渴求尊重、认可——别人的和自己的，我们都渴望活得有尊严。这一切都表示我们否定自己本来的样子，认同、趋向自己“应该的样子”。这个世界的压力太大了，社会评判的压力太大了——我们的父母、祖父母、周遭的社会，他们都希望我们符合习俗成规，他们教育我们，要求我们和他们一致。这种教育几乎是从一个人出生以后就开始了，塑造了他终生难以摆脱的性格结构和价值观。
09.4.1：前段时间感觉很好了，突然间却又出现困扰、冲突，睡梦中也不得宁静。常常以为问题“最终解决”，这就是“最后的问题”，多年来不断重复这个模式！
09.4.4：无目标、不思未来的方式，保护我较为平稳地度过了童年；上高中以后，我开始为“理想”而努力，反复被紧张和焦虑不安的痛苦所折磨——它背后隐藏着深深的自疑；工作以后，我发现自己在努力的时候几乎都是失败的，只有放弃欲求才能获得平静，所有这些经历，让我对目标、对有计划地努力有了某种恐惧，害怕这是“住”于它(始终放在心上)，只会导致紧张和损害。但是，恢复掌控感、把握生活的愿望是无法永远避开的，虽然这样的尝试曾经反复失败了。现在，带着些微的不安，我又想做一次这样的努力。虽然我也想第二天去打乒乓球，但我也愿意为了有意义的生活而自我克制、克服感官诱惑。同时，我对自己能否进入写作状态也是没有把握的，于是想好先到公司写文章，如果不能进入状态就去打球。
09.4.5早上到公司时，已经快到打球时间了，我想留下来写文章，又担心投入不了，最后文章没写成还错过了打球的乐趣，两头都没落着。短暂犹豫之后我留了下来，并且写了一些东西。选择，承担风险，是我们在人生道路上重要课程，也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需要的能力。
09.4.7，怎么写最后一章有了思路和整体框架，兴奋，写到下午3点时开始很困倦、(不够兴奋)思维慢，难以深入思考。之后一周多的时间里，一直处于这种思维缓慢的状态，但情绪和人际交往没有受到影响。
09.4.10，我分析我陷入轻抑郁状态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4.2写完成长经历后的兴奋感，在觉得未来一片光明、“住”于这种情绪之后的调整。4.7之后虽然思维变得有些迟缓，但那种兴奋情绪还在延续，到4.8日晚，已经取得的成绩让我确信，即便我不能卓然成家，至少我可以成为非常优秀的咨询师。
09.4.16：似乎开始对别人的批评\他人的印象无动于衷，虽然仍会有压力\扰动，我想这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能力、对他人的态度都越来越肯定，开始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了确定的位置\牢固的根基，偶尔的批评和负面评价并不会威胁到它；晚上似乎开始走出轻抑郁状态(实际上它后来还持续了几天)。
09.4.22，员工体检，我鼓起勇气找关系并不很近的同事搭车——除了被拒绝，还涉及到路上会不会因无话可说而尴尬的问题——问他们车上还有没有位置，女同事回答说需要回家一趟，男同事说差不多了，我也就不好追问。体检完上了公司的大巴，接到同事的电话说车上还有位置，于是我如愿以偿。本来，因为自己“自我”的生活态度，跟部门外的同事交流变少了，由此感觉到一种疏远，我对自己与他们的关系是缺少信心的——甚至有时看到身边的同事与部门外同事的关系好还会有一点自卑感，但我愿意去发现他们对我的态度究竟如何，即使这次被拒绝了，以后有机会我仍然会尝试，因为我已经不再那么害怕拒绝、害怕失败，也因为我更愿意直面真实——即便结果对自己不利，至少我还可以从中学习，必要时再相应地调整自己——正如罗杰斯所说：“事实总是友好的。在任何一个领域，你所能得到的每一点证据，都会引导你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接近真实永远不会是一个有害的、危险的、令人不高兴的事。”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发现真相确实被感受为有害的、令人不高兴的事，因为它会危及到他们的自我评价、自我感受，甚至动摇他们生存的根基。
捎我的同事车上本来是还有位置的，但他想留给同组的、关系更近的同事，他们组也有好些人过来体检了，最后没人跟他联系才叫上了我。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还有很多人跟我以前一样，“不喜欢”请别人帮忙——或者说在请求帮助上存在着障碍。以前，即便我勉强开口了，对别人的态度和反应也会非常敏感，如果看到别人有一点不情愿的意思，就会主动放弃，害怕让对方觉得麻烦或为难，害怕对方会因此对我心生不满。
就像我以前那样，许多人在尚未开始前就失败了，因为他们不敢请求别人给予他们想要的东西。不管他们请求什么，他们总是在别人有机会拒绝之前，就因为害怕被拒绝而先否定了自己。请求别人给你你想要的东西是需要勇气的，勇气不是不害怕，而是尽管内心有恐惧，但仍去完成必须做的事情——你请求的次数越多，你就越容易得到你要的东西，连带地也会得到更多乐趣——就像一句英国谚语所说的：野猪总不会永远捡不到橡实吃。
09.4.30：昨晚更LT站内信聊天，他提到给ZY送果篮，我知道他在老乡中很受欢迎，就有点担心自己是不是太“真实自我”了，是不是也该有一些人情世故的行为，不然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比如别人的印象、远离。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出自“应该”的行为也能使别人对自己的印象和态度更亲近，但并不会拉近我内心里与对方的距离，甚至还会增加我与自己内心的疏远。我知道那样做会有些现实作用，但我自己并不想那个样子，那对我的成长并没有什么助益。
09.5.1：前两周轻抑郁时，整天无所事事，空闲时间很多，体会到孤单与寂寞，就希望有个人来充实自己的生活——这也是生存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自己各方面都比较确定了，可以在上面投入较多的时间与精力。预想找到这个人、两个人在一起会很顺利，良好的关系和情绪会推动自己的精神状态和写作状态。这种会“一切顺利”的预想，已经很多次出现过了——它们的性质前后有别，但每次都事与愿违。比如08年国庆后，我曾希望能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一个群体，以增加力量感，我以为能够在豆瓣网上找到这样的读书活动，美美地期待着，结果反反复复却始终找不到，渐渐地很是烦乱。05.7.12之前发生的两件事，让我第一次总结了这种现象，并探究了其原因。
我向自己提问：曾经类似的体验太多太多，当找到了困扰自己的问题的“答案”、或者克服了什么困难时，我经常会感到如实重负般的兴奋，为什么这样？：把目前的问题看得太重，并认为它是“最后的困扰”，解决了它就不会再有问题——这很类似与我认为消除困扰后我将无所不能。
那为什么会看得这么重呢？为什么我常常把手边的事看得很困难，把未来的事看得很容易呢？：高估困难，是童年所受“教育”的结果，是无能为力感的一种反应；把未来的事看得很容易，暗含着一种心理保护——是问题本身复杂，不是我不行——暗中设想解决这个问题后，就不会再有难题。这种想象，是出于消除挫败感和缓和压力的需要，同时它还能鼓起自己的希望和动力，结果自己把自己骗了，以为真的会这样。
这种兴奋感，除了因为感到未来一片光明了，还直接起因于内心压迫感的消除。“对这种压力作用作再高的估计也不为过。它比来自外部的压力更可怕，因为外部压力至少允许患者保留内心的自由。患者大多数不知道这种压迫感，但每当这种压迫感一消除，患者便感到如释重负，好像重获自由一般，可见这种压制的力量之大。(《冲突》P77)”
09.4.22到5月中旬，状态一直都很好(情绪兴奋、思维灵活)，基本上每天都可以进入写作状态，4.25、还有5.1两天都来了公司，写完了本书的最后一章。我感到对自身的状态、对未来越来越确定和有把握，觉得自己越来越沉稳、成熟，还不时地想来访者遇到我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不然她们很难走出自己的困扰——这应该是一种轻微的兴奋状态。5.1之后，我继续补充完善已发表的文章，并准备再加一篇《序言》，然后成稿出版。从5.14开始思维有些乱，心神不安宁，因为感觉文章一直在修修补补，好似没有尽头，让我缺少掌控感，一直到5.19都还觉得乱，静不下心来，以我的理解，这应该是内心潜在兴奋后的必然调整\结果——这样的兴奋后的混乱，我已经经历过无数次。
在开始的时候，兴奋程度很高，亢奋状态导致我思绪万千、浮想联翩——我称之为畅想、狂想，对未来信心满满，但过不了几天往往又会出现新的困扰，让我陷入低落、抑郁，感到世界一片灰暗，如此循环往复。因为这样的经验，我是多么认同卡夫卡的感受啊——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另一间住着欢乐，人不能笑得太响，否则笑声会吵醒隔壁房间的痛苦！在《晓峰心语》中，我看到作者也有这样的经验：“经过努力后，你会感到一切都好了，陷入一种激情状态，这实际上是由焦虑变成了亢奋，所有的病人都会有这种体验，经过对自己观察和认识后，他们都会认识到这一点。追求轻松、放松，去除烦恼难以把握。亢奋状态下会导致你思绪万千，浮想联翩，这本身又是烦恼。所以老子讲要去欲，中医讲喜伤心，佛学讲去除妄想。你不能使自己过于高兴，亢奋状态一过，必然又会进入抑郁。……这就是阴阳之辩证规律，独阳不生，独阴不长，阴阳相合，相辅相成，因果对应。”看《金刚经说什么》，进一步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主观世界中，常常被自己的主观认识、情感所蒙蔽，无意识地放大了自己的正负两方面的情绪体验。然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对自己的情绪打五折，我已经知道主观感受\判断跟客观真实之间存在着差距。
在5.14之前的20余天，因为良好而稳定的状态，我都以为自己已经“完全”好了，之前几年，这样的感觉曾多次出现，《金刚经说什么》里对此也有论述，只不过里面说的是“悟道”。
“金鸡夜半作雷鸣，好梦惊回暗犹明。”“像我们睡觉一样，一切众生都在睡梦中，半夜听到鸡叫，把我们叫醒了。人生开悟的时候就是这样，觉得自己从迷梦中清醒了。”（弗洛姆也有这样的观点，在《爱的艺术》、《精神分析与宗教》和《禅宗与精神分析》他对此有详细阐述。）但是，“你不要以为自己悟了，你如果有个悟的境界，你还是大混沌一个。真正悟了的人，连个悟的境界都不会存在，有一个悟的境界，你已经着法相了。”为什么呢？“你们天天想着悟道，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我告诉你，没有一个法，没有一个东西叫做道。大彻大悟就是悟到一个没有东西。(《金刚经》P144\P295)”所谓“彼岸无岸，强名曰岸。岸无成岸，心止即岸。”“着法相”是说对“道”的执着，放到我们身上就是说对某些价值标准的企望，对“痊愈”的执着。
“病”与“好”，是一种人为的二分法，实际上，由“病”到“好”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不存在这样一个点——之前是“病”，之后是“好”。“从科学的角度上看，他们并非对立的事物，而是变体。他们橡实根据与某种假定理想的相近程度而排列在一个刻度表上的各个点。好与坏，正常与异常，也并非真正对立。(《生命》P72)”
南怀瑾先生还引用《楞严经》说：“有知有见，有个清净有个觉性，‘知即无明本’，这一知，本身就是无明本，就是烦恼。”这是相对真理，曾有效地帮助我化解了要在思想上将悖论、疑惑解释清楚的冲动；另一方面，它揭示了一种心理现象：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关注着自己——包括我以前的决心、兴奋、希望、信心……最后，这种觉知，常常发生在因某些体验而转变观念时，比如从“我不能”到“我能够”的变化，感受到这样的进步自然会让人兴奋，并且初期会带着强烈的“我能够”的意识和喜悦，慢慢它们才淡化下来，而这些体验、这些观念却深深地变成了我们的一部分。
09.5.21：当我企望(得到什么)\兴奋的时候，当我预想好状态\会很顺利，我就为自己的生活竖起栅栏，这已在我的亲身经验中一再得到验证。
大多数人看到这句话，可能都会大失所望，认为即便我成长到现在，还是什么都不可期望，或者说，未来是没有希望的。有这样的感受，正表明一个人内心深处的焦虑与悲观——像卡夫卡那样——只拥有已经到手或到嘴的东西，或者至少去那儿的路能够一览无余，遇到看不到底、不确定的东西就会垮掉\焦虑不安，有悲观的预期，我以前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现在，我能够接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因为我对自己总体来说是确定的，这些不确定性并不会影响到我的生存——精神上和物质上。或许，从根本上来说，只有对自己有信心、内心充满希望的人才能接受不确定性(悬而未决)；而一个人对自己越是不确定，安全感越差，越会希望一切都处于理性的控制之下、确定无疑。这是我的亲身经验，也是罗杰斯在众多当事人身上所观察到的规律。
罗杰斯发现，“当事人在努力发现自我、成为自我的时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变得越来越乐意成为一个过程，而不是成为一件产品。在当事人进入治疗关系的时候，他很可能希望达到若干确定的状态：在某个程度上，他希望他的心理问题得到解决，或者工作起来有效率，或者他的婚姻令人满意。在一种自由的治疗关系中，他倾向于放弃这种确定的目标而接受一个更令人满意的认识，即他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而是一个生成的过程。……当当事人获得了内心自由的时候，他会选择这种个人生成变化的过程，作为最美好的一种生活。……他更加充分地生活在生活的当下瞬间，并且认识到这是终生最健全的生活。……他们能这样充分地生活在一种更宽广的范围里，原因在于他们有着潜在的信心，认定自己就是迎接生活的挑战的最值得信赖的工具。 (《形成》P112\P181\P178”
“生活，在其最佳状态中，是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在我的来访者和我自己的身上，我发现，当生活非常丰富、非常有价值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体验这个过程既令人感到陶醉，也让人感到些许的害怕。我感觉，如果我能够让经验(体验)之流带着我朝向未来，朝向我仅仅能朦胧意识到的目标前行，我就会处于最佳状态。……我只是试图通过我对自己的经验的当下意义的解释去生活，而且容许他人自由地发展他们自己内在的自由，以及他们对自己经验的有意义的解释。(《形成》P25)”内在的自由——也可以称之为独立性、自主性，指个体能够遵循有机体的和谐平衡的主观自觉，能够自由地变化和成长，而不被那些我们曾经是什么、我们必须是什么、我们应该是什么的僵化观念和标准所束缚。
无所企望、不求结果，我想这就是禅宗所说的“无愿”的真正含义，它并不是要求我们抛弃目标、抛弃前进的方向，而是要我们抛弃对结果、对终点的执着，这是真正的顺应自然，这是全然的自发活动。“个人在自发活动中拥抱世界，他的个人自我不但完好无损，而且会越来越强大坚固。因为自我活跃到什么程度，就会强大到什么程度。(《自由》P187)”
放下执着
09.6.9，前两天听录音时，再次体验到理智控制的倾向——觉得咨询中自己的某些反馈很好，事后看来效果也很好，就想把它们总结出来，记住。发现自己身上有什么好东西就害怕失去它，试图用理智控制住，这种尝试只会有一种后果：失去自己所看重的东西。我有位当事人就是这样，从小感到自己一无所长，极少得到赞许，初中时被老师表扬成绩好后，突然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害怕自己成绩下滑，结果她的成绩却迅速滑落了，这正是因为她对于成绩过分焦虑所致。
09.6.23，这几天状态很好，兴奋，预想写《我的咨询观及其形成过程》会很顺利，很快就能写完。我在这里又重蹈覆辙，被主观感受所欺骗。
09.6.24，写文章时执着快慢，感觉不够快，有时又感到很顺利、很快，因而兴奋。有一种急迫感，想尽快写完，尽快出版，时常关注自己这一天写了多少——比起事情本身，我更关心自己的进展如何。
09.6.26：苟能起，又不艾？！
这周写《咨询观》时，似乎一直都处于疲惫状态，匆匆忙忙，抓紧一切时间。今天上午觉察到了，就随内心的愿望随便浏览一些东西，查阅资料，想通过这种方式来休息，但还是有集中精力继续写作的冲动。想随心所欲、清静无为，又担心这样太消极了，不知道状态何时能恢复过来。
09.6.30：忧乐无端且自作！
朱经武、乔丹等在巨大成功后的喜悦，与我在写作、咨询进展良好时的兴奋、想象美好前景，其差别似乎在于，他们享受的是事情本身，而我则是因自身前景。虽然我也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能达到目标，但还是心有疑虑，状态不佳、事情(期望)遇阻时尤其明显；事情顺利、状态良好时则会兴奋，情绪和思维也受之影响。
09.7.2，6.11之后，再没有体会到5.1前后的状态，难道是因为晚上睡得晚，以及急于写完《咨询观》，总是尽可能思考、写作，休息不够导致大脑一致处于疲惫状态？从之后的反省来看，的确是因为我一再强打精神、集中散漫的注意力和思维，透支了自己的心力所致。如果一个人长期这样透支自己，我估计他迟早会陷入疾患而无法自拔，就像我大学中一直殚思竭虑、强迫自己学习，渐渐地终于陷入了双相循环的怪圈，不得不依靠药物的帮助。
09.7.5，找中介租房时，仍然表现出“亲近人”，想与之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前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这样；现在这么做则是因为没有意识到对方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利益，继续认为这是最有效的方式，没想过还有别的选择。不习惯用对抗的方式争取合理的利益，而只想着我让对方喜欢了、高兴了，才有可能得到一些“好处”——事实上是在等待别人的恩赐——这种自居低下的生存方式，是自谦型人格的根本特点。
09.7.7，毫无疑问，6月份以来，又陷入了“苟能起，又不艾”的过程，兴奋中想象未来的美好生活、成就，被它吸引，急于实现种种欲求——尽快写完《咨询观》、成书投稿，进入下一个阶段，着手恋爱和转行——陷入了大学里满怀“追求”，逼迫自己学习的状态。
09.7.28，09.6.5：自我膨胀、自我中心倾向，当自己的意志、愿望受阻时，就会产生愤怒，容易火大。比如乒乓球双打时同事总不及时跑位，说了很多次都不变；同学来北京出差，不愿意到我的住处聊天，一定要去外面喝茶。
09.7.30，不知不觉又“住”于咨询，执着于进展、结果。想着完成这几位来访者的咨询，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信心爆棚地正式转行。
09.7.31，感到自己很帅、很有才、前景大好，但又不确定去各个论坛推广自己效果会怎样，会不会有很多人来咨询。
09.8.5，不想在恋爱上投入很多时间，尤其是在网聊、短信、电话上，感觉不到啥乐趣，也觉得效率低下、浪费时间，期待对方这方面跟我一样；总感觉自己有很多事要做：之前是自身的困扰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与压力，现在是咨询和写作，一心想着转行——要抓紧一切时间，而不是“浪费”在文字沟通上。
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很奇怪以前怎么没意识到自己在爱情上的自我中心性，一切围着成为职业咨询师转；但转念我就明白了：我对它的执着，原因在于下意识中我把它看作生命之所系，感到它是我精神生活的基础和中心。事实上，到现在我才比较有闲、有自由，以前被它占据了全部的身心。之所以有这样的反省，是因为去年有过一面之缘的女孩因故又与我联系，交往中她更加令我动心。
09.8.21：咨询中被深深地激励！
一位当事人，多年以来在沉重的痛苦下进行着艰苦的努力，渴望活出真实的自我，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现在，他终于看到了曙光。他感受到，如果不能挣脱束缚、发自内心地生活，那么生活对他而言毫无意义，他仅仅只是“活着”，而不是“他自己”投入了生活。他感到，如果他能克服这个障碍，那么就算生活的困难也会变得对他有意义，这是真正属于他的问题，他可以带着勇气和自信去面对它们，而不再陷于徒劳的心理防御。他感到，即便他今后能取得任何成就，都不可能与他这一个成就——成为真实的自我——相比，因为它是决定性的，是今后所有成就的基础——就像再高的高楼，也依赖于坚实的地基！他还感到，如果他能克服这个障碍，那么今后任何的困难他也能去面对、去解决，因为，它们都不会比这个困难更难——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说：选择成为真实的自我是人生中最重大的责任。
这次交流深深地激励了我，激励了我的勇气和自信，激励我坚定在咨询的道路上走下去——即便得不到“成功”和爱情也无所谓。对于未来的路，本来我并不完全确定，但现在我不再有任何怀疑。对未来不能完全确定，并不是我对自己的咨询能力有怀疑，而是对于如何能扩展业务、如何能获得成功、以及对能否获得两情相悦的爱情有疑问——甚至对它们持略微悲观的态度。通过帮助他人谋生，这个我是有信心的，没把握的是能否带给我“成功”、带给我“爱情”、带给我“幸福”，这让我有一些担心和忧虑。我忘记了在迷雾重重的日子里，我曾这样激励自己：“不希求什么舒适、正确与安全，不害怕飞跃产生的危险。……穷尽其所有，不欲其所无。”而现在我重新把幸福建立在各种欲求的满足之上，建立在成功与爱情的获得上，忘记了幸福并不需要以“赢得...”作为先决条件。
马斯洛说：最幸运的是那些因为爱而有所得的人，他们被某件事吸引，并且可以通过做这件事来度过一生。但我忘记了自身的幸运，忘记了自己不但从沉疴痼疾从解脱，能够做真实的自己，还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兴趣，并能通过做自己感兴趣的事谋生。我想我可以对目前拥有的一切感到满足！
09.8.24：关于精神脑震荡！
在小说《热爱生命》里，杰克·伦敦写了一个迷途者的故事。这个不幸的人独自在荒野挣扎，饥饿，疲劳，孤独，绝望，还有一匹和他同样饥饿、同样疲惫的老狼，一直跟着他，等着他倒下。然而最终不是狼吃掉了他，而是他吃掉了狼。小说的结尾是，这个人终于回到船上，吃了很多，成了胖子，却还惶惶恐恐地储藏面包，甚至于已经干瘪的面包塞满了船舱的各个角落，他仍然情不自禁地四处收集。却没注意自身和环境都已经改变，他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做。——饿怕了的人常常养成饥饿思维，抓住一块面包便不敢松手；即使已经吃饱，还是忍不住囤积，生怕重新回到饥饿的日子。忧虑是一种习惯，而他已染上了这种习惯！
这很像我们大多数人的人生！童年时代，我们的精神生存曾受到长期的的威胁，精神生存的核心曾受到致命的震动，结果我们陷入了深深的不安全感和自卑感之中；为了消除这些痛苦感受的威胁，不得不竭力去谋取很多东西，竭力防御它们。以我为例，从生命的一开始，父亲就向我指出：“你是远远不够的！”一直给我很多很高的标准说我必须达到它们、变成它们。只要我还没达到标准，只要我还有缺点\不足，我就不会被接受，我就会有被挑剔、被羞辱的危险。父亲统治下的世界不由分说，没有我的余地。权威的父亲代表着生活，因而也代表着死亡，我不得不退行到一种婴儿般的软弱无助状态，被审判彻底制服——审判的结果是我感到自己低劣和罪有应得。然后，为了避免这些令人痛苦的感受，无论在哪里，我都必须做到最好(比得上别人)，比那个少(不如别人)——这是父亲对我和我对自己的标准——我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我就会有很深的自卑感、负罪感和恐惧感——害怕自己会被抛弃，失去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因此，我必须总是关注自己(的表现)，关注自我保存，拼命防御内心感受到的威胁——防御是因为内心不停的自我威胁，不断的危机感，无止境的对危险的预期。父亲的教育使我相信，除非我取得成功(达到心中先验的标准)\尽如人意，否则我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只有最终的成功\尽善尽美才能救赎我的罪过、确保我的安全。
人的精神生活结构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产生于童年早期，他终其一生都很难脱离童年印象的制约——即便成年后他实际上已置身于完全不同的环境里，即便他已经有力量推翻童年审判的不公正的判决，但他往往意识到不到这点。他彻底认同了童年遭受的非人审判，并主动对自己继续这种审判，在他身上，牺牲者与刽子手同一！
家庭是社会的代理，父母是生活的代表，父母希望孩子能在生存的阶梯上站得更高，结果却是从精神上消灭了被告，使得他们必须通过占有成功来维系精神上的生存，使得他们总是患得患失，强求结果，结果往往是“永远想着结果的事永远没有结果！”那些比较幸运的个体，他们在充满温暖和鼓励的环境中长大，对自己的价值和身份非常确定，因而不需要以成功作为支撑，因而也就不需要顾虑结果。他们在开始做事前，都充分相信自己的能力，坚信所从事之事业必能成功，结果他们不断地获得成功！
概括一下说，执着结果基本上是因为焦虑与压力的驱使，让人不得不渴求这些东西来缓解或消除它们；反过来，当我们执着某种结果时，我们就容易对自己能否达到这种结果感到怀疑，对不能达到这种结果感到恐惧。在恐惧不能达成某种结果的背后，隐藏着引发这种渴求的焦虑或压力——比如说，恐惧失败的背后，隐藏着身份的焦虑和自恨的压力，是它们驱使我们渴求成功。放下执着与渴求，反而会让我们对结果更有信心，我猜想这可能是一个普遍规律。
09.8.28，昨晚睡觉时越想越生气，因为她对他的一往情深，严重打击了我的自恋，心想他究竟有什么好的，值得她如此投入和沉迷。她自己也说，他各方面条件都很一般，除了上进心和节俭；而我自己外形不错，又有人格魅力，交往时总是让她很开心，她应该很容易喜欢我、放下他才对，结果她还是“纡尊降贵”主动找他。
我很想见见那个人，看他到底是什么样子，能让她一往情深——如果他确实比自己“优秀”那也还罢，“输”给不如自己的人就很不甘心。我深爱她，她却深爱别人，甚至是“各方面都不怎么样的人”。但诚如她所言，选择谁不一定是因为他“优秀”——因为触动我们内心的，并不是理性的选择，而是“感觉”上的吸引，是潜意识的活动；相对地，有时候我们也无法被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的人所吸引。于是我猜测：或许是因为他刚好出现在她生命中的困难时期，他的关心对她是很重要的支持，习惯向他倾诉后对他产生了依赖，于是她感到自己爱上了他？她因得不到积极回应而伤心，不一定是因为爱，也可能是因为付出却不能得到，因为意志受挫？这两点后来都得到证实。
吃够爱情之苦的人往往都会感到“越是爱得真，越是伤得深”，或者认为伤得越深说明爱得越浓，但我不得不说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让我们受到伤害的，是我们寄望于这份关系中的某些希望没能得到实现(尤其是当关系破裂、危及到我们对未来的希望的时候)；或者双方都想满足自己的需要，因冲突而造成了伤害。
当天晚上，这件事让我出离愤怒，在床上辗转难眠，在墙上狠狠锤了几拳之后才渐渐平静下来。第二天凌晨，半睡半醒之间我突然察觉到，自己的反应很像争宠失败的小孩，很受伤，需要她主动的付出来抚慰。对于小孩来说，父母的言行所造成的伤害，除非父母做出很多弥补，否则他们受伤的心是无法愈合——因为小孩缺乏理性思考的能力，他们对自身价值的感受完全取决于周围的成人、尤其是养育者对他们的态度，并且这些伤痕无可避免地会对他们以后的关系造成影响。小孩期待父母的弥补很自然、也很符合逻辑，因为他们除了养育者外一无所靠；对成人来说，这样的期待就有点不切实际了，他真正能依靠的是自己，依靠他发展出的爱的能力——包括自我肯定。认识到这些之后，并没有立即让我振作起来，又过了几天心底里落寞的情绪才逐渐散尽。
09.9.2，在咨询中体会到父亲说“这么简单你都不会”时的心态。总觉得自己在文章中写得很清楚了，来访者用心看我的文章就应该能够领悟自己的问题、走出来，对来访者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清和进展缓慢很不耐心，并表现了出来——他提出的几个问题，我都在文章中详细论述了，他提这些问题说明他显然“没有用心”读我的文章。事实上，是否用心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是取决于他的心理状态——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依赖于无意识的、情感的潜流。对他的“不用心”和“进展缓慢”不耐烦，因为我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的举步维艰，并且以为参考我的经验来访者就可以走上康庄大道——恰如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所描述：“人是在迷雾中前进的。但当他回过头来评判往昔之人(这里是途中之人)时，他在他们的道路上看不到丝毫浓雾。他所处的现今也即是他们遥远的未来，站在这一点上，他们的道路在他看来一片光明，一览无余。回头看，人看到了道路，他看到前进中的人们，他看到他们的错误，但浓雾不再有了。”
09.9.5，希望尽快确立关系，很热烈地投入，然后可以着手转行的事，而她似乎不紧不慢。事情没有按自己预想的方式进行，让我感到缺少掌控感，并对结果患得患失，同时疑惑将来会怎样恋爱，疑惑预想中的乐趣没实现，恋爱还会有什么乐趣。这段时间中，我不断地设想一步步会是什么样子，想象力画好了一幅鲜明的图画，并以为事情会符合我的理性期待，结果自己把自己骗了。另外，我一方面感到她应该很容易喜欢自己，一方面又担心她会不喜欢自己——自负与自卑、意识中的自命不凡与内心深处的不自信同时被我体验到，两者看似互为矛盾，其实只是同一个过程的两种表现。
后来有次给她打电话，只聊了几分钟，也没感觉到她喜笑颜开，放下电话后有一种不安，感到前景不好，觉得自己应该找话题多聊一会，让她高兴，那样我会感觉前景很美好。这里我又主观了，这种不安、前景不好的感觉，直接源自于我对父亲的感受——他高兴与否是我预判自身前景的晴雨表。由于这样的经验——可能也由于我对博取女孩欢心缺乏信心，我一直以为，只要外在条件差距不是很大，谁能够让一个女孩总是很开心，她就肯定会对这个人这个人产生“感觉”，直到她后来的拒绝让我明白事实并非如此。
09.9.10，爱情上的患得患失让我处于巨大的压力中，于是找了一位朋友小聚——我知道将这些压力宣泄出来后就会轻松很多，并且跟她交流肯定还能开阔思路，有助于我心态平和。果然，交流中我意识到我正执着于一种目的：消除来自内外的压力，获得一种幸福感。这种压力“基本是来自内在的”，我“内心也希望能有个人相知相惜相伴”；这种执着则是惯性的延续——我一直都是一个太在意结果的人，无论什么事，只要有目标就会执着于它，执着于结果。
对此她说：“能给你内在幸福感的只有你自己。如果我们内心不圆满，别人给不了这个，而我们都喜欢(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某个人身上。”本来我以为她是说我在期待别人的施予，所以回答她说：“不是靠别人给，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但她说到“我们都喜欢寄托在某个人身上”时，对我犹如醍醐灌顶，让我茅塞顿开。事实上，我们不仅喜欢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某个人身上，更喜欢寄托在金钱、地位、权力上，寄托在某个目标的成功上，这是我几年前就已经认识到的，并靠这些认识放下了许多执着。
“很多人千方百计地探寻幸福的来源。为了得到幸福，他们有的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有的转向吸毒、酗酒和滥交，还有难以计数的人则认为拥有昂贵的汽车，豪华的度假别墅和其他流行的‘玩具’就是拥有了幸福。他们的这些努力反映出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人们在寻找幸福的源泉。”
“不幸的是，据我所知，对于许多人而言，幸福并没有如期而至。因为他们曲解了获得幸福的途径和方法。我经常听到很多人说：‘要是我得到晋升我就幸福了’，或者‘当我减掉那20磅我就幸福了’，或者‘只要孩子能重返学校我就幸福了’。这样的清单可以一直罗列下去。如果你愿意，你也许可以为自己添加上一些。”
“这样的想法是危险的，因为它假设幸福是对拥有、对得到或完成什么的一种‘反应’。在生活中，我们都经历过刺激和反应。刺激就是一条狗对着你吠叫，露出了它的牙齿，反应就是你的心跳加快，手心出汗，准备溜之大吉。今天，有人认为一辆昂贵的汽车是一种刺激，幸福是一种随之而来的反应；一份高报酬的工作是一种刺激，幸福是一种反应；一份融洽的关系一种刺激，幸福是一种反应。这样的观念是在说：当我...时，我就幸福了。”
“然而我发现，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幸福才是一种刺激，而反应则是生活对那些真正拥有幸福的人的馈赠。当我们感到幸福时，人们更愿意聚集在我们周围，形成良好融洽的人际关系；我们更容易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享受良好的健康状况。幸福不是一种被动的反应；相反，它是一种良好的刺激。”
“幸福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在进行这样的选择。出于一些知之不甚的原因，许多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选择了悲伤、沮丧和愤怒。幸福并不是当我们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才来临的；我们常常是选择了幸福之后才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文中提到的“知之不甚的原因”，我已知之“甚甚”——性格结构决定了个人的思想、感觉和行为，决定了一个人面对事情时的第一反应。童年经历对我们性格结构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之后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性格结构来行事。因此我很羡慕那些童年时未曾遭受精神脑震荡的人，一开始就以正确的心态和方式做事，能够生活得幸福和满足，而我们只能不断地企望，不断地在挫折中学习、调整，逐渐学会放下、知足。
09.9.21，感到前景、钱景没法确定，没有明确可达、可以一览无余的道路，害怕不能给爱人以她想要的物质生活，对事业、对爱情的执着，这时又浮现出来。在写作《献身》一文时，我确实能放下它们，但这种体验并没有维持太久——惯性的力量无法一劳永逸地被根除。
这天下午，热望的世界再次变得无法把握，似乎遥不可及、不可到达，顿生幻灭之感。晚上听《倩女幽魂》时，深感于词作者黄霑对人生的洞察。“人生路美梦似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干；……人生是美梦与热望，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人生路上，有欲求，所以有挫折；有渴望，所以有沮丧；在寻求生存答案的路上，人的情绪就在两极之间不断变换。陷入迷茫时，人就会惶然“何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感伤“一丝丝梦幻般风雨，路随人茫茫。”
09.9.22，我反思了自己对成为职业咨询师的执着，发现它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兴趣，还因为我不认同自己现在的“身份”，在公司闲混的状况让我缺少自豪感、自我满足，心理咨询的能力成了自我认可(身份感、身份认同)的基础、自我评价的依托，成了我安身立命之本。在自我成长的过程，我反复地像这样察觉到对自己的要求和价值条件，察觉到自己执着的欲求——对同一对象的、对不同对象的，然后努力放下它们，选择无条件的自我接纳、自我尊重；在这个过程中，各方面的能力也不断得到发展。
09.9.23，万物静观皆自得，不可强求，但那种可以主宰控制、按部就班、一切都处于理性的控制之下的感觉，真的很爽；相反不可控、不能随心所欲却让人深深地沮丧与烦恼、不安。但事实上，不可主宰控制不是问题，不能用理智掌控就有悲观的预期、感受到威胁、焦虑不安才是问题，这是我们真正需要面对的东西——渴望占有\渴求结果是对焦虑\压力的一种基本的防御。
09.10.11，前两天注意到自己不从容，容易被扰动、急躁，然后产生了一种外移作用，害怕别人以此否定自己：还咨询师呢，搞这么多年还这样，这么点问题都搞不定。下意识中，我期待自己完美无缺，一方面是担心别人挑剔自己的不完美，一方面是因为这样那样的“缺点”让我感到自己还“不够完善”，觉得它们“暗示着不好的未来”——这种将某事感受为未来征兆的现象，在很多人身上普遍存在着，并且它通常是无意识的，人们受之影响——更准确地说是蒙蔽，却意识不到它的主观性和欺骗性。
期待自己完美无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荷妮在《我们内心的冲突》简要论述了这一点。在最后一章，在提出多个治疗目标之后她这样写到：“无论是分析医生还是患者，都不能完全达到这些目标。它们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其实用价值在于给我们的治疗和生活提供指导(方向\指引)。如果对这些理想的意义认识不清，我们就有可能用新的理想化意象取代旧的。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分析医生并没有能力使患者变成一个毫无瑕疵的人。他只能帮助他变得自由，从而能自己去争取实现那些理想。这意味着给患者一种机会，使他能变得更成熟，能得到更大的发展。”
虽然有了这样的认识，但后来我又因为在某些小事上不如别人大方、随意、果断而陷入了自我批判中。说到底，我的强烈的完善欲、自我批判的倾向以及担心别人的挑剔、否定，都是童年时一再被父亲挑剔、否定的结果。这些经验导致我必须关注自己的完善，以避免他——后来是内化了的和外移了的父亲形象——的审判，保全自己，造成了我的精神活动的内向性，不容许自己身上有任何不完善存在，不断地检测自己身上有何弱点、不足、不适，就像一架自我测定的机器。
但事实上，什么才是“完善”、“完美”呢，难道它不是人们的主观评判，而是客观存在的标准吗？显然不是，甚至很多的优缺点都完全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评判——例如，屈从型的人并不把自己的恐惧或者无助视为污点，而进攻型的人却会把这类感觉看成耻辱，要把它隐匿起来，不让自己知道，也不让别人知道；屈从型的人把自己带有敌意的攻击倾向看成是一种罪过，而进攻型的人则把自己温柔的情感视为软弱可鄙。
所谓的“完美”是不存在的，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不去做无谓的比较才是真正的成熟！我相信这样一个更加自我接纳的人，将像罗杰斯所发现的那样，“终于可以按照人类有机体的自然倾向自由地变化和成长”。
09.10.13：自我觉察、自我反省过强，尤其当事情不顺利时，很容易有相反的声音出现，即便比较顺利，也习惯于自我关注，希望趋于完善。几年来，我一直处在转变的过程中，从执着、渴求、焦躁，到知足、随缘、从容，这种反反复复是我生活的常态，而不断地反躬自省就是我存在的方式——这很像费尔南多·佩索阿，他的存在一直被自己所审视。在满纸略显荒唐和矛盾的《惶然录》里，他说了一句：“各位，我看见了我！” 对于他，想像是另一个世界，这一切与白天的工作和生活无关。只有夜晚，回到自己的天地，拿起手中的笔开始涂鸦的时候，才会找到慰藉。用他自己的话说，“写作如同对自己进行一场正式的访问”。
09.10.18，这天晚上给她打电话前，担心她不想听我说话，担心她会表示出拒绝，那会让我很受打击，即便她的确是因为有事不便通话——因为我没法确定这一点，不管怎样我都会把它感受为一种拒绝。通话之后我联想到，这种害怕被拒绝的心态不仅对她存在，还对好几个我认为对我重要的人存在。很多时候，对他们\她们对自己的态度不肯定、不确定，倾向于从负面怀疑，除非确信别人喜欢自己，才能很放松、很自然，否则就会感到有压力，被它束缚。
我向自己提问：是什么使你有这种会被拒绝(他人会不喜欢自己)的预感，并使你总是害怕拒绝的发生？自我觉察之后找到的答案是：害怕拒绝是因为那会打击我的自信，或者可能使我蒙受损失——除了这个女孩，其他几人都是公司的同事或领导，我感到他们能决定我的利益；这种会被拒绝的预感，还是来源于我和父母的关系，来源于他们对我的一再的拒绝，而我的整个生活方式就建立在这种被拒绝感之上，感到自己不被认可、不受欢迎。
在《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中，荷妮这样描述了这种现象：“对于那些他并不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的人，他的行动和感觉自由自在、自然大方，但是，一旦有可能从他人那里得到任何利益时，他的自我意识又浮现了出来。这些利益可能是能把握到的东西，诸如一种信息或一种劝告，也可能是些不能把握的利益，诸如仅仅是些将来的利益的可能性。在爱情和其他的关系方向都是如此。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对它所不关心的男人既坦率、又自然，但对它所喜欢的异性则既扭捏不安，又拘束不自在。”在那两位做人力资源的同事身上，我担心的正是“将来利益的可能性”，我感到自己将来会需要她们，所以有必要得到她们的认可，保持良好的关系。这里，自谦型倾向再一次发生作用，感到要获得某些东西就必须先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喜爱，很关注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并且倾向于认为别人不喜欢自己，除非确信别人喜欢自己，感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是脆弱的，感到自己在他人世界中的位置不稳、不牢——这种悲观主义倾向正式童年经验的延续。概括一下说：你与父母的关系，会变成你与世界的关系；父母怎样对你，你就会坚信他人也将怎样对你。
父亲从来就没有认可真实的、本来的我自己，因而我一直都不相信真实的、自然而然的自己是足够好的，值得喜爱的，总觉得他人像父亲一样，对我有很多标准，设有很多我无法达到的条件，觉得自己对他人没有价值，不受欢迎，除非确信自己是被认可、被赞许的。联想到这种心态曾经对周围的人普遍存在，我进一步分析出那也符合荷妮的描述，只不过那时我的自谦倾向很严重，对周围人的认可、关爱的需要很普遍、很强烈，现在则局限在少数几个人身上，本质上我都是把父母高高在上、悭吝难测的形象投射到他们身上，重复童年的经验和感受。
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可以不再无意识地仰望别人、自居低下，就像之前我不再仰望周围的人一样——因为我关心自己的权利胜于关心自己的利益，关心自己与他人处于平等地位。童年的时候，很多本应属于我的权利被剥夺了，比如失败、犯错、不如别人、尊严，“只能”靠自己努力取悦父母来换取，然后我养成了这种行为方式，并将每个人天经地义理应拥有的权利，当成了一种需要他人施舍、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去换取的东西——比如通过实现价值条件来获取自尊、通过他人的认可来获得自我认可。在同事和领导那里，我没有必要为了将来的、可能的利益而自居低下、迎合他们，对我来说，做人的尊严比任何利益都更为可取；另一方面，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并不像我有意无意中所顾虑的那样冷漠无情、不可指望。
09.10.22：顺应中的宁静与欲求时的烦恼。
在反复经历上面的两种状态之后，我开始反思：我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追求应有尽有，还是活得轻松自在，最后能得到什么无所谓？生活经验的教学一再表明，事情在我放下执着后前进了，当我执着于得到，我就会在痛苦、紧张中裹足不前！
由于这样的亲身经验，以及从书看到的其他人的经验，我决定保持主动的被动性，摒弃我的欲求，生活在完全独立的今天，对未来不作计划、安排——就像没有目标和方向，而不是反复思量如何才能达到结果——同时我疑惑，对一个有目标就会执着结果、对我这样一个过于执着的人来说，或许这才是有目标但不执着？对于我来说，每次的目标都事关生存、自我保存，或者能够生存得更好，以及慑于惩罚性的自恨的威胁(参见《目标与自卑、焦虑、自疑》)，因而我总是急于达到、做好，始终放在心上，不允许失败，导致压力、紧张、混乱。
09.10.29，我决定放下对事业和爱情的执着，去过一种清净无烦恼的生活；试图“悬崖撒手，绝后再苏”。事后来看，我并没有放下对它们的执着，反而陷入了对自我感受的关注与烦恼中。
09.10.30，对她还是心存幻想，晚上给她打电话前，反复考虑要说什么——先找好话题，并设想可能会出现的情况——结果逐渐地就没有了心情。这种情形我已经反复出体验过了，本以为问题在于自己不善于跟人“闲聊”，所以才这么不自然；对比之下我发现，跟很熟的同学、朋友联系我并不会这样思前想后，犹豫的真正原因在于我想给她留个好印象，因而有压力，关注自己“应该怎么表现”。
刚进大学时，我给姐姐打电话也会这样，总是要事先反复地想要说什么，心中列出一二三四来。现在想来，我也是在担心通话中没什么说的，干巴巴地说几句就挂了，只不过我担心的不是姐姐对我的印象，而是自我感受、自我评价，那时我正感到自己不知如何跟人交往，跟人聊天时害怕冷场——那样的情况会让我有一种失败意识\失败感。
09.10.31：我很疑惑，怎样的生活才能让我长久地感到满意，我到底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怎样才能让自己处于良好的自我感受(情绪饱满、积极主动)中？
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之前几天自己一直无所事事、缺少活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认识到不能主宰控制，不能凭自己的努力确保实现欲求、获得永恒幸福起到了瘫痪的、昏昏欲睡的影响。之所以如此，也因为从10.22开始尝试无目标、被动地生活，当时我还以为自己想清了问题，未来有了方向，为此很高兴。
09.11.2：人活着都是为了良好的自我感受？我想的确是这样，至少在他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前，必然是这样。
09.11.3，还是在期待，书的发行能给我带来声誉，有助于我发展事业和获得爱情。下意识中期待事业、爱情双丰收，感到只有事业、爱情双丰收我才能有持久的幸福和满足。本以为自己已经能够放下对它们的执着，却发现自己并没有放下——放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09.11.4：如果在08.11.30看有关的观点、理论，我能不能放下对身份的执着，做到随遇而安，对未来不焦虑？答案是“显然不行！”那些观点当时也知道。我们是一种我们无法控制、或至多只能部分加以引导的心理动力过程。放下需要“修行”，而不能由理智“决定”。
有关人的行为的动力学概念是弗洛伊德体系的核心，他发现是各种充满了强烈感情的力量促使了行为的发生，认为我们只有认识这些力量，才能理解和预测人的行为。在人的意识思考之外存在另一个领域，即他的感受！
09.11.8：周末两天又体会到10.14前后那种超脱尘世、无欲无求的无比宁静，但缺少行动的动力(欲望)和热情。想延续这种感觉，以“无目标，不思未来，不努力”的方式生活。晚上小憩醒来后领悟到：其实放下渴求不等于无目标，不等于无前进的方向，不等于不努力。
问题不在于是否有目标，是否追求，而在于心态，在于是否执着结果，是否“有所住”；，并不是说无目标、不追求，而是说不执著结果。写下这些，联想到南怀瑾先生说“普通人一看到好，结使就来，被好捉住了；初果罗汉不会被好境界捉走，此心归于平淡，没有事”，我豁然明白了一个几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我在其中只有放弃和生活才能获得平静的环境，这个对成功的渴望和追求在其中出处碰壁的环境，它究竟是什么呢？”它不是别的，它只是我自己内在的心理环境，是我内心的无意识因素！在《目标与自卑、焦虑、自疑》中，我已经深入地揭示了无意识因素的力量，如何让我一再地遭受失败——每次想要做点什么都会紧张混乱、妄念纷飞，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事实上，缺乏目标、方向常常是某些心理问题的结果和表现。荷妮发现，“方向感在许多神经症患者中都是明显缺乏的，他们的‘指引力’之所以逐渐减弱时与脱离自我的程度成正比的。”在《神经症与人的成长》的第11章——放弃，自由的吸引力——中，她对这个问题作了集中论述。她还说，“诚然，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由我们左右不了的因素所决定的，但我们可以有方向感，可以明白自己的生活追求，有自己的理想，我们朝着理想奋发努力，以理想的准绳去做有道德的决定。”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总是“应该”有目标和方向，目标和方向决定于内外环境——尤其是内在心理因素，不是我们可以任意选择的。有些时候，“无目标、不思未来”其实具有保护作用，乃是最佳选择，比如这种方式让我平稳地度过了童年，否则我可能早就被过大的压力压垮了——从我后来一有目标就会焦虑来看，我完全可以相信这一点；另外，在个人的努力无济于事、一再失败的情况下，这种“现时生存”——即只为暂时而活的方式，还能让我们得到休养和调整——就像睡眠让我们恢复活力，在自我分析的几年里，我反复经历了这个过程。
另外，宋代程颢关于“定性”的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在09.3.10体验到的现象。有一次张载向他请教“定性”的问题，问如何让一个人在慢慢碌碌之中保持从容自得、心性不乱？因为人们在安静时容易做到心性不乱，但是一旦遇到事情和压力，就很容易失去方寸。只有在强大的生活压力下仍能保持安定和从容，才能真正做到不为外物所累，而如何做到这一点正是问题所在。程颢专门写了一篇《定性书》作为回应，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之所以一遇事便乱，是因为人生的贪恋太多，想索取时，心情受制于能不能得到；想出名时，心情受制于能否成名；急功近利时，情绪受制于功利的诱惑。六祖惠能也说：“外若著相，内心即乱。”所谓的“相”指形相，环境里各种对象的差别、形象，反映在人心里则为各种意象——如关于名声、地位、金钱、异性、健康等的意象——成为人们追求或贪恋的目标。我当时的问题，正在于贪恋太甚、太著相、急功近利，导致心性大乱。
09.11.25，曾经靠不断地克服障碍、不断进步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和期待感受到生命的快乐和意义，期待着能够主宰控制、随心所欲，获得永恒幸福(始终处于良好的自我感受)；而现在，虽然很多曾经的目标都已经实现，但在事业和爱情面前，却彻底触及到“无常”——无法主宰控制、随心所欲。失去了对未来的幻想与光明，一时我深感失望，人生似乎都失去了继续下去的意义——因为无论怎么努力也不能确保得到自己渴求的东西。
写下“无论怎么努力也不能确保得到自己渴求的东西”后，我才意识到，虽然我有意识地选择咨询师作为我献身的目标，但在更深的层次上，我的定向框架是“实现欲求，获得永恒幸福”——这是我们每个人所共有的追求，并且我们坚信实现欲求是获得幸福的前提条件。
09.11.26，头天晚上跟一个网友通话到很晚后我再次疑惑，我这样无条件地帮助好几个人会不会影响到自己，会不会让自己太累，不确定怎样才能让自己“更快地”达到目标。第二天上班看书时就想确定一下自己状态如何，有没有受影响。对状态的关注由来已久——正如08.10.16所揭示——本质上它是对生存的担忧，我希望有好的状态，因为那样会有利于我解答生存问题。我再次疑惑，怎样的方式、途径才能让自己“更快”、“尽快”抵达终点，实现目标。
在《健全的社会》中弗洛姆写到：“如果说理想主义就是寻求各种需要的满足，尤其是人类的超越于有机体各种需要(指各种生理需要)的满足，那么，所有的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而且是情不自禁。”在看到他的这个观点之前，在不断深入认识自己的过程中，我已经理解到，人们汲汲营营、忙于各种追求的背后，都是为了获得良好的自我感受，为了获得一种人们称之为“幸福”的东西——这也是我有意无意中追求着的目标。现在，我再次直面这个目标。
在选择“悬崖撒手”的时候，无意识中我仍然没有放下对事业、爱情和幸福的执着，想着像以前那样，通过放弃而获得。“人往往只有通过对立面才能达到他所追求的目标，这是人性中的不完美性。”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已经反复验证了这一点——很多当时看不到希望的目标，在我放下执着后都逐渐实现了——于是我再次吸收《道德经》和《金刚经》的智慧，试图通过“放下”来实现目标，并将其中的“外我无身”、“悬崖撒手”，都理解为达成目标的方式、手段——其目标分别是身先、身存和悟道、解脱。
在《道德经》中，老子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南怀瑾先生在《老子他说》中阐释道：“得道的圣人能效法天地的法则立身处事，去掉自我人为的自私，把自己假相的身心摆在最后，把自我人为的身心，看成是外物一样，不值得过分自私。只要奋不顾身，为义所当为的需要而努力做去。那么，虽然看来是把自身的利益位居最后，其实恰好是一路领先，光耀千古，看来虽然是外忘此身而不顾自己，其实是自己把自己身存天下的最好安排。所以，结论便说‘非以其无私邪’，岂不是因为他的没有自私表现，‘故能成其私’，所以便完成他那真正整体的、同体的大私吗？当然，这个‘私’字和大私，也可以说是以幽默的相反词，反衬出真正大公无私的理念。明白了这个道理的奥妙，我们再来看看道家黄老的这种学说，在历史上作为成功的指标，到处可见。尤其用在领导军事的兵略上，用在领导为政的政略上，所谓‘身先士卒’、‘公而忘私’等等名言，便成为千古颠扑不破的无上法则。”
在第二十二章中，他又提到了“曲则全”的道理，并说“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综合上面这些道理，也都是为了‘曲则全’原则的发挥，看来都是反面文章，同现实一般的人生，都是相反。其实，相反地，正是为了正面可保全自己，成就自己的道德，完美自己的人格，所以，老子加重语气说：‘岂虚言哉！’这不是空话啊，不是空理论啊！”
“‘诚’字下面加一标点，构成‘诚，全而归之’。这样一来，便是说明如何做到‘曲则全’的真正条件，那只有一个‘诚’字才可。绝对不能把‘曲则全’当做手段，要把它当做道德，要真正诚诚恳恳地去做。如果知道‘曲则全’的名言，却把它当成手段去做，那就‘不诚无物’，完全不对了。所以，也可以读成‘诚，全而归之’。”
我现在这种试图通过放弃而获得的企图，正是“不诚无物”。这种看似放下、实则执着的矛盾，我也反复经历过，最早是在解决睡眠问题时体会到的。在认识到睡觉时想太多、想怎样才能快点睡着反而会干扰入睡这一事实之后，有时候睡眠不好了，就会去想之前是怎么睡好的、怎样才能什么都不想，希望自己能什么都不想——以为这样就能很快入睡了。这其实还是执着于睡好，并没有真正放下、真的对睡眠如何无所谓。由于惯性的力量，我反复陷入这样的矛盾中——无意识相对于察觉，总保持着不可挽回的提前量；与此同时，我对它变得越来越有意识，因而也就更容易察觉它，更快地摆脱假象、真正放下。
自我分析五年来，很多开始时无法把握的目标——比如工作能力、良好的人际关系、整合自我、成为优秀的心理医生，都已经成为现实，并且都是在我放下执着后才得以实现。这些目标，在开始时我是找不到答案的，找不到去往的路，我只能放下对它们的执着——即便得不到它们也无所谓，甘心在迷雾中生活，不断地摸索、尝试，渐渐地才达到了目的地。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个人的努力毫无作用——甚至适得其反——的日子里，我不得不放下所有渴求，选择“挺住，为自身受难。”——我凭着一种信念去抗争：我要知道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生活是否是可能的！我下定决心在那样一个迷雾重重的世界里生活，并从中获取自己的力量，获取对希望的否定，以及对能够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生活的执着证明。
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我不敢以“德”自居，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希冀或目标，我确实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现在，我又一次来到了这一点上，知其不可奈何，因而安时处顺。09.5.21我总结说：“当我企望(得到什么)\兴奋的时候，当我预想好状态\会很顺利，我就为自己的生活竖起栅栏”，这半年来又一再验证了这一点——包括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包括渴求事业、爱情的时候——正所谓“企者不立”。此外，幸福和良好的自我感受也不可执著、强求，这跟佛法说“此心如何住？应无所住！”是同样的道理，需要“一切心放下，一切相不住”。
曾经，看不到确保结果的希望——不能用理智控制、去往的路不能一览无余——我就会感受为没有希望，感到绝望；现在，我终于明白，看不到(确保结果的)希望并不等于没有希望，看不清前方的道路才是人生常态。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看不清道路的情况下、在迷雾中摸索着前进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点一点地接近并最终达到目标——世界上的伟大发明，同样是通过在迷雾中摸索、历经成百上千次的挫折和失败才获成功的。问题在于，我们中的许多人，不能用理智控制就感到焦虑不安，看不清道路就感受为没有希望、感到绝望，并被这些压力所压倒，无法放下执着，安心地在迷雾中探索——这是我们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在《心灵地图》中，斯科特·派克说：“每个人通过人生的急转弯时，都必须放弃自己的一部分。唯一逃避这种放弃的方法就是永远留在原地，哪儿都不去。说来令人诧异，但大部分人却真的选择了这个变通的办法。如果你认为他们的行为奇怪，那是因为你还不了解放弃的痛苦有多深。降低下坡的速度、少发一顿脾气都不过是次要的放弃形式，若放弃人格的特征、放弃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意识形态或整个人生风格，就令人无法等闲视之了。但是一个人要在人生旅途上不断前进，早晚都会面临这些重大的关头要抉择放弃。”
“三十年前，著名的心理学家艾瑞克森（Eric Ericson）曾列举了八种人生的危机，现在经常有人提起的中年危机，就是因为我们必须放弃过去倚重的处事与看事的方式，才能成功地迈入下一个阶段。很多人就是因为不能或不愿承担痛苦，不想放弃无法再保留的过去，以致无法度过危机，也不能以由成长享受重生的乐趣。”
“由于心理健康的人必须成长，而放弃过去的自我是心灵成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因放弃而感到沮丧是一种相当正常而健康的现象。只有当某些事情干预放弃的过程时，它才会变得不正常或不健康，使得过程无法完成，沮丧一直延续，无法化解。”
跟精神分析中很多有益的洞察一样，发现自己一直热望的、试图牢牢把握的目标其实无法掌控，肯定会让人沮丧，甚至绝望，但它却意味着我们朝真实迈进了一步，这是我们获得自由和新生的机会。在我们调整定向框架的过程中，我们会感受到混乱和迷茫——就像我这段时间和07年选择成为真实自我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但我们能够从这种沮丧、混乱和迷茫中走出来，重新确定自己的定向框架和信仰目标，焕发新的活力，过一种充满意义的生活——这种生活并不是没有烦恼，而是越来越趋向于幸福安宁。“幸福安宁”这个概念来自于弗洛姆所著的《禅宗与精神分析》。
“界定幸福安宁，第一步可作如下表述：幸福安宁是与人的本性相一致的存在状态。若再深入一步，我们会提出过详的问题．就人的生存条件而言，这存在状态究竟是什么？这些条件又是什么？”
“人的生存蕴含着这样一个问题：他不由自主地被抛入这个世界，又不由自主地被带离这个世界。动物天生就禀赋着适应环境的机制，它完全生活于自然之中；与动物相比，人缺乏这种本能机制。他不得不主动去生活，而不是被生活所左右。他身处自然之中，却又超越了自然；他能意识到自己，但意识到自己是个分离的存在物又使他感到无法忍受的孤独、失落与无能为力。出生这一事实本身就蕴含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从他诞生那一刻起，生活就向他提出了问题，这一问题必须由他回答。每时每刻，他都必须回答它；不是用他的头脑，也不是用他的躯体，而是用他的全部身心来回答，用那会思、会梦、会睡、会吃、会哭、会笑的他来回答。生命所蕴含的这个难题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如何克服因隔离感而产生的痛苦、禁锢和羞愧？如何才能与我们自己、与我们的同胞、与自然合为一体？人不得不以各种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即便是疯狂，也是一种解答。通过疯狂而摆脱外在世界，完全把自己封闭在自我的壳中，这样便能克服隔离的恐惧。”
“问题永远是相同的，答案却五花八门。不过根本上只有两种答案：一种是以退化到知觉尚未产生的合一状态——人诞生前的状态——来克服隔离；另一种答案则是完全的诞生(指成为独立的个体)，是发展人的认知、理性及爱的能力，达到一种超越自我中心的境地，从而与世界达成新的和谐、新的统一。”这种和谐与统一在我们出生时天然存在，但真实自我遭受挫折的童年经验使我们开始与自己、与他人相疏离(或者说异化)、相冲突。
“幸福安宁是理性达到充分发展的状态——这里的理性并不仅限于知性判断上的意义，而是以“让事物如其本然”（用海德格尔的说法）的方法去掌握真理。只有当人在克服自恋，达到开放，富于回应、敏锐、清醒、空灵（用禅宗的说法）上达到一定的程度，他才能在同样的程度上获得幸福安宁。幸福安宁意味着在情感上与人和自然完全交融，克服分裂感和异化感，达到万物一体的体验，与此同时又体验到我自己是一个独立自在的实体，是一个不可分离的个体。幸福安宁意味着完全的诞生，意味着使人的潜能得以充分发展。它意味着充分的欢乐和悲哀，换言之，从半昏睡状态中觉醒，达到充分醒悟。果真如此，亦即意味着具有创造性，对己、对人、对一切存在物发生作用，作出回应，即以真正的、完整的人——我，对每一如其本然而存在的人和事物，发生作用并作出回应。在这处于创造性领域内的真正回应中，如实地观照世界，并体验到那就是我的世界，是因我对它的创造性领悟而被我所创造与改变了的世界，因而这个世界不再是‘他在的’陌生世界，而成为我的世界。最后，幸福安宁意味着抛弃自我保存与扩张，不是在占有、聚敛、贪婪和利用中，而是在生命活动中去确立自己、体验自己。”
“如果我们将弗洛伊德的原始目标——使无意识变为意识——推到终极，那就必须跳出弗洛伊德个人的本能取向，跳出直接的治疗任务强加给它的种种限制。如果我们向充分发掘无意识这一目标前进，则任务决不局限于本能，也不限于其他经验，而在于整个人的完整体验；于是其目的就在于克服异化，克服在认识世界中形成的主客分裂；于是无意识之发掘就意味着对烦恼与思虑作的克服，意味着消除压抑，……意味着意识与无意识两极对立的消失，意味着达到对真实的直接把握状态——既无歪曲，亦不受知性思虑的干扰；它意味着对我执和我爱的克服，……使无意识成为意识，意味着敞开与回应，它不占有、不欲求任何东西，因为它本身就是一切。”“我执”、“我爱”是佛教的概念，是人的自我保存心理，是一切贪恋执着的根源，当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我们最终能放下这种执着，达到幸福安宁，达到“忘我”、“无我”。(写于09.12.4~09.12.18)
——YOU NEED TO BECOME SOMEBODY， THEN BECOME NOBODY。" (你必须先建立起你的自我，而后你才能走向无我) 。——
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可以说是我人生成长的必然选择吧！
我本人曾是一名心理障碍患者，2001年就医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持续服药，现已完全康复。虽然服药对调节神经系统有很大帮助，但我认为心理成长才是精神康复的决定力量。从2004年进行自我分析开始，我陆续深入研读了《心灵地图》、《神经症与人的成长》、《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我们内心的冲突》、《爱的艺术》、《逃避自由》、《弗兰克尔：意义与人生》、《当事人中心治疗》、《金刚经说什么》、《洞察未来》、《个人形成论》、《行动转变性格》、《未发现的自我》、《健全的社会》、《精神分析与宗教》等书籍。结合书中的知识进行自我分析，我解决了自身的众多障碍——自我疏离、自卑情结、自我苛责、畏父情结等，逐渐找回了自己，大量的外围症状也随之逐渐消失了——头脑模糊不清、经常的恶梦、过度的自我关注、疑病症等。
虽然2001年才开始就诊，但之前很早我就够得上神经症的诊断标准了。至于其根源，还得追溯到童年，尤其是童年时父母的影响。
有作家曾说：“父母是孩子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必然与之进行的是第一次反抗，这是他以后所有斗争的模式。人是怎样通过第一场战斗的，已经昭示着未来。”在我看来，这无疑是对童年教育对人生的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影响)的深刻揭示。我人生中的第一场战斗，大约发生在我六、七岁的时候。记得一天下午放学回家，父亲命令我在堂屋跪下(已经不记得当时是怎样的心情，是否对这没来由的屈辱做过一点点抵抗)，然后我就跪了下来。父亲让我交代这两天我做过什么坏事，我对此断然否认，试图维护自己毫无疑义的无辜。否认被视为对“罪行”的掩盖，招致严厉的棍棒惩戒。我并不知道这“罪行”所指者何，自然无法交代什么，这又被视为冥顽不灵，需要更多的启发。最后，在他棍棒与言语的启发下，我终于明白我“犯了什么罪”：我偷了家里5毛钱。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家里昨天丢了5毛钱，而今天他从小卖部老板处获悉我用5毛钱买了零食，于是就认定我偷了这5毛钱。我仍然挣扎着要维护自己的清白，但我维护自己尊严的决心，终究不敌他惩治犯罪的“正义感”。在爷爷奶奶一旁的劝诱下，在无望胜利的前景中，我屈服于这场不公正的审判。在人生的第一场战斗中，我被遗弃、被宣判、被打败了，伤痕累累。生存的家庭虽然完整，心灵的小船却无可停泊。多年的生活里，我不曾有一个值得信赖、能够给予安慰的“他人”，在群体中我感觉到的不是归属，而是隔膜。写下这两句，我才深刻领会了卡夫卡的自白：我像一个孩子，在成年人里流浪！
我的父亲，无疑是个对生活充满了忧虑恐惧的人，这从他时常挂在口头教育我的那句“行军先行败路”中显露无疑——做事要先考虑失败了怎么办，给自己留条后路。他自己也承认说：“我是被饿怕了的”。他对生活焦虑，对作为他生活的一部分的我自然也不可能放松得下来。在我考上大学以前，他经常对我念叨着一句话：“你整天耍嘛，看你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哦！”但这并没有导致我发奋努力，却留下了深深的副作用：从我初中毕业后意识到“将来”这个词开始，我便被无边的忧虑和怀疑包围着，做什么事都总是首先想到结果、后果，总是在担心“失败了该怎么办”。所有这些忧虑、防御耗竭了我的精力，而我却不知道我对自己做了什么！
比“行军先行败路”这种教育造成更大伤害的，是他一贯否定我的一句话：“这么简单你都不会！看我来！” 在每一件小事上，他都(无意识地)用他的榜样和他的教育使我相信我是无能的！在他看来，他要求我的，都是些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可以办得到的事，这当然便成了我最大的耻辱了。在他一再的否定与斥责下，我的自信心和进取精神完全瘫痪了，对陌生的东西总是心怀恐惧，深怕自己做不好，深怕与失败影随的自我谴责、自我否定，也怕不小心失败或犯错，或者做不到“应该做到的事”，被别人谴责和蔑视。我总是过于看重每件事情，并把每件事都想得过于悲观。每次当我有所目标，我都会有可怕的冲突；每次当我想要做点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总是焦虑。童年时我没有任何梦想，可能正是因为我必须避开难以承受的焦虑。无目标、不思未来，这种方式保护我较为平稳地渡过了童年。
使我产生自卑情结的还有，他总拿其他孩子的优点跟我的不足作比较，他总说：你看看A如何如何，你看B如何如何，你看看C如何如何……可是，我怎么可能拥有所有人的优点？！不止这样，别人没有的他也希望我有：作文、珠算、书法……他逼迫我进行各种学习，对我求全责备，同时又一再地贬低我。他睁大眼睛盯着我的不足，就像盯着树木而看不见整个森林。到最后，我自己也总是拿别人的长处来比自己的缺点，在每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上，都觉得别人比自己强得多！这是多么深刻的自卑啊！记得初中的时候，有次看人修自行车，我很羡慕地想：“他真厉害，居然会修自行车！”多么的可笑啊！但这就是曾经的我：根本就不相信自己能做没做过的事，很容易就被“我不能”的感觉所压倒。
父亲对我的评价都是负面的，除了损害我的自信心，同样也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和自我价值感。之后多年的生活，恰如安莉娟在《安全感研究评述》中所总结，“父母采用负面的教养方式，如：不尊重、鄙视、讥讽和羞辱，刺伤了儿童的情感，损害了他们的自我价值感，一直到成年都摆脱不了，这些体验往往造成他们过度渴望取得成绩。这种渴望激发他们过分地做出努力，但是往往会出现自我要求过高的危险，经常以抑郁性的精疲力竭而告终。一般情况下，即使他们付出更大的努力，也不能满足他们对生活和爱的过高渴望。这些人总是体验着他们童年时期所熟悉的痛苦情感：得到的不够、不满足、不完善和不可爱。”童年的教养使我逐渐失去了内心的自主性，从那开始我就一直在追求别人的赞许和认可，以确信自己的价值、恢复自己的自尊，以及更基本的——安全感。
父亲的世界不由分说，没有我的余地，随时都可能有一顿斥责莫名而至，对他我是不敢有任何期待的。我只能完全按照他的期望行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叫我站着我不敢坐着)，察言观色博取他的欢心，从而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好一些。在他笑的时候，我才能确信他不会发难，能够以稍微放松一下心情。与之相比，母亲虽然也留下些许美好的回忆，却远不令人安慰，她同样令我心怀恐惧。有两次因为不驯服而被她赶到床下的经历，给了我深深的伤害，以至于到后来她稍有辞色也能令我噤若寒蝉。在他们的一再拒斥与压制下，我不得不完全放弃了自我，而“我怎么样也胜不了，我怎么努力也没有用，越争取、越反抗越受打击，最好是不要去愿望或期待什么，以免招致新的痛苦和伤害”这样的无能为力感也就深深渗透了我的心灵。一般来说，在跟别人交往时，我是必然躲避不了他们的影响的，它变成了一种持续的、对所有人的畏惧心理。一切会令我依稀联想起这些情境的东西，我都畏而远之。由于这样的教养，我心目中的世界危机重重，就仿佛这个世界有一套严格的法律，稍违犯就会招致严重的后果，遭到严厉的惩戒。由于这样的教养，我不得不疏远自己真实的情感和愿望，总是尽力遵从别人的规则与传统，按照别人的期望行事，竭力争取他人的温情和肯定，只有这样我才感到与他人在一起是安全的。总而言之，我与世界、与他人之间有一种否定性的关系。
幸运的是，经过多年的煎熬与摸索，我逐渐走出了童年的阴霾，开始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这个世界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有一个自尊的、独立的、为自己负责的主体——无论成败，他都会接受自己、爱护自己，不会再对自己苛刻批判、严加看管，再不会为了有价值、被人接受，就要做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再不会把自我评价建立在他人评价的基础上。这个世界是不同的，因为主体已经摒弃那些他用来应付生活的面具，开始根据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和直接体验来生活。这个世界是不同的，因为它已经变得温暖安全，不再是需要提高警觉去防范的异己对立物，主体已经融入这个世界，“犹如无穷之水滴融入无穷之大海”。这个世界是不同的，因为主体不再希望达到若干确定的状态，他已然明白，“真正重要的在于活动，在于过程而非结果”。他也知道自己没有完全达到上述的机体状态，但他只是坦然接受，他相信“真正的成长是一生的任务”，缺点与不足只是自己的一部分。
在通过自我分析解决障碍、实现成长的过程中，我掌握了丰富的心理学知识和心理咨询技能，对帮助别人克服障碍、实现自我成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觉得这是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是我的能力所在。在实现自我成长的过程中，我逐渐在人格组织中达到了对自己的尊重，也达成了对别人的尊重，这是我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人格基础。此外，我性格中早期形成的许多特质也是有利于从事咨询工作的。虽然父母的教育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的成长，但他们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却培养了我。父母都是热心肠，胸无城府、乐于助人，于是我也形成了热情、坦诚、富有同情心和亲和力等优良品质。虽然他们伤害了我的自发性，让我养成了揣测他人期望行事的习惯，但恰恰也促成了我设身处地理解别人的能力，可谓“凡百祸患，皆是福根”吧！这些特质是他们留给我的宝贵财富，是我做好心理咨询工作的坚实基础。
多年的自我分析历程，是我越来越深入地体验自身的过程；是我释放焦虑和压抑、逐渐成为真实的自己的过程；是我不断地接纳自己、信任自己的过程；是我重建与自己、与他人的联系的过程；是我不断地发现使我自由的真相、重建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过程……从根本上说，这正是心理咨询所要实现的终极目标。在将来的咨询中，除了帮助来访者解决具体困难，我还将运用自我成长过程所获得的经验和技能，为来访者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尽可能地促进来访者发展自身的潜能、完善自己的人格、趋向自我实现。
在解决自身问题的过程中，我深入研读和体证了精神分析、当事人中心疗法和森田疗法，理解了它们真理的一面，也理解了它们的不足之处，逐渐达到了融会贯通的程度。我的成长经验对网友所起到的帮助，1年多来兼职从事心理咨询时在来访者身上看到的效果，让我对自己在心理咨询方面的能力再无怀疑，让我对成为一名优秀的职业咨询师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总的来说，我的咨询态度、理念与方法，是当事人中心疗法与精神分析的融合；以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态度作为咨询基础，人本主义精神贯穿始终。
在当事人中心疗法中，助益性关系是咨询的基础和核心，即咨询师要为当事人的个人成长提供一种助益性的人际关系。“可用一句话来陈述这个总体的假设：如果我能提供某种类型的人际关系，那么对方就会在他自己身上发现运用这种关系来促进成长的能力，同时也就会产生个人的变化和发展。(《形成》P30)”
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在咨询中罗杰斯逐渐发现，“如果借助于某种理智的程序或训练的程序，那我对这个遇到了麻烦的当事人是不会有任何帮助的。不可能依赖某种方法、某种知识、某种训练或接受某种教学而达到实际有效的帮助。这些方法是如此的诱人，而且直截了当，以至于在过去我曾经尝试过无数次。我向当事人作出各种解释，给他列出今后的行动步骤，教给他更加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的知识，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想到的。但是，在我的经验中，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徒劳无益的。它们至多达到的是一些临时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久就会消失，而留给个体的是比以前更多的挫败感。所有的理性方法的失败，迫使我不得不承认，人的变化看来是通过人际关系的经验发生的。……这些似乎在实践经验和研究中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证实。(《形成》P30)”
“人的变化看来是通过人际关系的经验发生的”，可以这样理解：人的性格是在他先天的生物基础上，由他在早年人际环境中的大量经历和体验塑造形成的，因此，能够促进性格改变的，只能是人际关系中的体验——正面体验越少的人越是如此，虽然知识、理论常有不可或缺的辅助作用——它们为当事人接触新的体验打开了一扇门。
这种助益性关系，首先需要咨询师是“真诚透明”的，即处于咨询关系中的治疗师必须成为一个统一整合的人：在咨询关系中，他表现他的真实自我——而不是一个外表，一个角色，一副伪装；他能在当时充分准确地意识到自己的体验；他也能接纳自己当下的情感，他的表达与他最内在的体验也是一致的。这样的人会让人感觉到清澈见底、始终如一、值得信任，相处时轻松自在、内心安全，从而倾向于放弃心理防御。
其次，需要咨询师内心对当事人是热诚关怀的，对当事人的内在经验体验到一种积极和接纳的态度，需要咨询师真正愿意体验当事人的任何一种情感——恐惧，痛苦，骄傲，愤怒，憎恨，爱恋，勇气或者敬畏。这意味着咨询师以一种完全的而不是有条件的方式来欣赏当事人，无条件地认为他是一个自有其价值的人——无论他的状态、他的行为、他的感受或者他的态度是什么样子。这意味着对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接纳和尊重，愿意看到他用自己的方式拥有自己的行为、感受、态度，无论它们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无论它们同别人是多么的抵触。这种对当事人经验变化的方方面面的接纳态度，会形成一种人际关系，使得他感到温暖和安全，使他感到可以表达真实的自己，无需伪装，这是助益性关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缺乏对人的兴趣、表现出疏远或距离感以及表现出过度的同情，都是无益于治疗的。这里，涉及到咨询师的实践哲学观，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咨询师所持有的对个人价值、权利和意义的态度：是认为每个人都有是有价值的、有权享有其尊严，还是在内心因他人的态度或行为看低他们；是尊重一个人的能力和他自我指导的权利，还是认为其生活最好应该由咨询师来安排。
罗杰斯发现，一个人的实践哲学，一个人的目标，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流动、发展的组织；伴随着实践的对人的态度和看法的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与咨询师努力让自己人格成长和整合的过程是密切相关的；并且，只有在他自己的人格组织中达到了对别人的尊敬时，他才能做到非指导。这种实践哲学，被为人本主义哲学，其核心是人本主义态度和价值观。
根据罗杰斯及其同事的经验，对他人有深切的尊重和接纳的人，最有可能的是对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保持基本尊重的人；除非一个人首先(无条件地)接纳自己，否则他不可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无条件地)接纳别人。我能战胜自身困难和障碍，正因为我选择和吸收了人本主义价值观，逐渐地能无条件地接纳自己，这是我实践当事人中心疗法的人格基础。
选择非指导，除了理论上的认识和前人的经验，还因为两次想帮助他人走出困境的努力都失败了。一次发生在05年，一位朋友从小处于母亲的控制和贬损下，虽然颇受朋友欢迎，内心却依然孤独而恐惧。我提出单独找她聊聊，希望能帮助她解决这些问题，结果从此她开始对我避而不见。第2次发生在07年，这时我对当事人中心疗法已有较深的领悟和认同，知道咨询的前提是当事人主动求助，我这样做可能不会有效果，但因为跟这位朋友的关系很好，因而帮助的愿望也就更加强烈。几经犹豫，我还是决定一试，因为即便失败了，至少也是一次经验、一次证实。果然，她拒绝了我的好意，说我那样“冲过去”要帮助她，让她感觉到压力很大，虽然她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感受到压力和焦虑。
相似地，马斯洛认为，有效的心理咨询应该是道家式的。它不去侵犯，也不去干涉，更不是要进行重塑、校正和灌输；成功的心理咨询家应尽量遵循道家的思想，真正地尊重他人的内心世界，他们的任务只是帮助他人发现自己并自由地成长，让人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自我的价值。他还说，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的著作使他弄清楚了，无选择性的认知意味着按其本来面目接受一种体验或者一个人，而不是试图对其进行控制或加以改变。这种做法使我们能够在尊敬、欣赏以及体验对方时采取一种顺其自然、迁就随和的方式，而不是支配、干涉、要求、甚至改变对方的方式；其结果，是“我无为，而人(民)自化。”
荣格也发现：我们只有接受一种事物才能改变它——谴责不能解放，只能压抑。如果咨询师想帮助一个人的话，他就必须能够接受这个人的一切，包括他身上最糟糕的东西。没有人仅仅通过语言就能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咨询师的真诚，通过他对待自己以及自身邪恶面的态度，他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当他已经看到并接受了自己的一切时，他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仅靠谈话永远是肤浅的。如果咨询师想给另外一个人提供帮助，甚或只想陪他走一段路，他就必须触及这个人的心理生活——只有通过毫无偏见的客观性(接纳)，他才能触及这个人的心灵。这也正是罗杰斯的观点：“当我能够接纳另一当事人，即把他的感受、态度和信念作为他真实而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如实接纳下来，我才是在协助他变成一个个人，我认为这一点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我越是单纯地希望成为我自己，越是能够理解和接受我自己以及他人的内在真实，就越有可能激发较多的变化。……经验已经告诉我，如果我的态度是有条件的，凡是我不能充分接受的经验领域，他就不能有所变化和成长。”荣格还认为，这种客观性是人的一种品质——一种对事实和事件的深刻尊重，一种对因为这些事实和事件而痛苦的人的深刻尊重，一种对于这样的人生的秘密的尊重——也是咨询师的一种(非凡的)道德成就。这种尊重的态度，使当事人较少害怕表达内心中困扰已久的各种负面情感、想法，较少害怕暴露他本以为说出来后会遭到厌恶与轻蔑、从而令自己蒙受耻辱的种种品行。而当他对咨询师有足够的信任，有足够的安全感来谈论这些事情并认识到，这些事情并不会令人嫌恶时，他的罪责感、羞耻感就消失了。恐惧厌恶与恐惧蔑视是神经症中的常见现象，这些对他人的恐惧构成“阻抗”的一部分。
道家式的、当事人中心的咨询师尊重来访者的独立性，把当事人视为一个自有其权利的、与自己平等的人！虽然这个人有这样那样的症状或缺点，但这些都不是他应该被轻视的理由，他始终拥有同样的人类基本特征，享有同样的人类基本命运，同样有不可剥夺的自由与幸福的权利。如果咨询师束缚于他的过去，在与他的对话中把他当作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一个无知的人、一个具有神经质人格的人或一个精神变态者来对待，那么在两个人的关系中，咨询师的这些概念中的每一个都会限制他成为真实的自我。如果咨询师把他作为一个处在成为他自己的形成过程中的人来接受，那么咨询师就正在做自己能做的来确认他，或者说他的潜能得以实现。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布伯有一句格言：“肯定别人！”这句话的意味特别深远。他说：“肯定意味着……接纳另一个人的全部人格……确认他，理解他，尊重他……促其变化……我在内心确认他，那么在他内心，关于这种人格……现在就能得到完善，能够发展。”
但并不是说有了尊重和接纳就足够了，需要咨询师有敏感的共情，理解当事人的各种情感和表达的个人意义，助益性关系才有可能形成。只有当咨询师深刻理解了当事人的恐惧、脆弱、伤感、或者听起来荒唐怪诞的情感和想法——通过当事人的眼睛看到他的私人世界，感受到这些情感和想法如同他所体验，并且接纳这些情感、想法——只有这时当事人才会真正感到能够自由地区探索内心所有隐秘的角落，探索令人恐惧的缝隙，探索通常被深埋于内心的经验——因为咨询师的理解和接纳，因为咨询师陪他同行，各种可怕的因素对他来说变得相对安全了。没有理解，接纳是没有用的，这点我亲身体会过。那位喜欢我的女孩，虽然接纳我如实表露的一切，但不能理解我困扰和感受，因而我还是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并最终从关系中撤离。
因此，罗杰斯追问自己：“我是否能够完全地进入他人的情感和个人意义的世界，而且做到设身处地、见其所见？我是否能够完全进入他人的私人世界，而丝毫都不想进行评价和判断？我是否能够做到十分敏感，在他的世界中行动自如，而不会践踏在他看来十分珍贵的意义？我是否能够准确地意识并捕捉到他的经验的意义，不仅是当事人已经明白意识到的，还有那些隐含不显、朦胧隐晦甚至以为是混乱无序的经验的意义？”
共情理解是一种宝贵的能力，获得这种能力，需要一个人对自己有很好的理解，与自己的内心有良好的沟通，正如波兰著名导演基耶洛夫斯基所说：“如果你不懂自己的生活，那我想你也不会明白故事中那些人物的生活，不会明白别人的生活。”在战胜自身困难的漫长过程中，获益于多位精神分析大师的智慧和自身持之以恒的努力，我深刻理地解了自己、理解了“人”——这几位大师在其著述深入揭示了人的心理过程，他们对人类灵魂有最深的洞悉！
最后，如果咨询师能把这些体验和理解传达给当事人，而当事人也在某种程度上体验到了咨询师的真诚透明、接纳和共情，助益性关系就形成了。在这种关系或心理环境中，当事人开始改变并重组自己的观念。渐渐地他不再认为自己是不可接受的、不值得尊重的，不再认为自己必须依据别人的标准生活。他开始转向这样一个观念，即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自我定向的人，能够在自身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标准和价值观。他会对自己产生更多的积极态度，变得更少心理防御，并因此对自己和他人的经验变得更加开放。他的目标和理想都会变得较为现实——因而现实自我与其理想自我之间的反差也逐渐缩小——更容易实现。各种类型的紧张——生理紧张、心理不适、焦虑体验——都会明显减少。他会把自己的这种行为称为成熟，非常了解他的人也会看见他表现出一种更加成熟的行为方式——这点可以参见《解脱之道》最后部分，我本人经历的这种变化。
费德勒在一项被人反复引用的研究中发现，有着不同取向然而经验丰富的治疗专家都与他们的当事人形成了相类似的关。这些因素主要是：能够理解当事人的意思和感受；敏于感受当事人的心态(情感)；不导致过多情感卷入的热情和兴趣。罗杰斯认为，正是这些因素将专家与非专家区别开来。在研究中罗杰斯及其同事发现，正是这样一些态度和能力，而不是咨询技巧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对咨询中的变化起到了根本的作用。(《形成》P39\P57)
当事人中心治疗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进化着的建设性力量为人类所固有，正是这种力量促使人们去实现其固有潜力——正如很多先贤大家所观察到和所相信的那样。在个体自身中潜存着走向成熟的能力和倾向，存在着对自由和幸福的渴求，这些倾向可能深埋在心理防御的一层又一层的硬壳之下，它可能隐藏在精致的面具之后，但是在一种适当的心理氛围中，这种倾向会释放出来，变成实际的而不再是潜在的东西。并且，归根结底它是所有的心理治疗所必须依赖的倾向。
有人总结当事人中心疗法说：“人有能力发现自己的心理问题，并寻求改变，已达到并保持心理健康。心理治疗只要为求助者提供了足够的尊重与信任，求助者就会依靠自己的能力发生改变，并不需要咨询师从其外部进行控制和指导。”这接近于当事人中心疗法的观点，但远不充分，它忽略了咨询师的“真诚透明”和“共情理解”的必要性，此外，他还忽略了“当事人在最低程度上觉知到治疗师对自己的接纳和共情”这个必要条件。
最后一个条件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治疗师的接纳和共情不能被当事人感知到，对他来说这些就等于不存在，这种情况在咨询中是实际存在的，我自己已亲身经历过。这时首先应该做的，是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只有这样咨询才有可能成功。如果当事人对咨询师深怀恐惧，戒心难除，即使他具有天底下最良好的愿望，他也不可能对咨询师自由、自发地表达自己，这会全面妨碍咨询的展开。对咨询师的恐惧和不信任——这在社交恐怖症患者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是他对周围的人的恐惧、不信任的延续，他把咨询师感受为与他生活中接触的人一样对他有威胁，而这些威胁感实际上都出自于他的移情作用(弗洛伊德把无意识因素造成的歪曲影响称之为“移情作用”，后来沙利文把同一种现象称之为“人格失调性歪曲”。弗洛伊德发现——首先是在病人与医生的关系中——病人并不实事求是地看待医生，而是把医生作为他自己的种种期待、渴望和焦虑的投射对象，这些期待、渴望和焦虑乃是病人童年时代因某个与之有重要关系的人而体验到的。弗洛伊德在这里发现，事实上我们是以一种歪曲的方式去看待现实。我们相信我们是在实事求是地看一个人，实际上我们从一个人的形象中看到的却是我们自己的投影，而我们自己却未能觉察到这一点。)。
罗杰斯认为，对当事人而言，治疗是一种学习，但他反对在咨询中进行指导和教学，他确信：“唯一能对行为发生有意义的影响的学习是自我发现、自我拥有的学习。对事实进行个人评价并把它吸收到经验中，像这样的自我发现学习是无法与他人进行直接交流的。人往往很自然地热衷于直接交流自己的经验，而一旦这样做了，交流就变成了教导，其结果也就成了不合逻辑的了。”问题在于，很多前来寻求帮助的当事人，自我探索的能力都被严重束缚了，与内在的交流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不能自我发现。
在《心理治疗的过程构想》一文中，罗杰斯将咨询中个人变化的过程分为7个阶段：处于第一阶段的个体不承认或没有认识到自己有什么问题，不可能自愿寻求治疗；处于第二阶段的个体没有认识到个人对问题负有责任，认为问题是莫名其妙地落在自己身上的。他发现“许多主动寻求帮助的当事人是处在这个阶段的，但我们对于这些人的治疗成功程度是相当有限的”，并推测可能大多数治疗师都是如此。前面提到的受困于强烈焦虑的当事人(以下简称L小姐)，来求助时显然处于第二阶段，因此我完全采用当事人中心疗法进行咨询的尝试失败了，后来的咨询中我运用精神分析，在咨询中起带头作用，才帮助她找到了困扰的根源、逐渐摆脱了焦虑的困扰。
在精神分析中，咨询师提出的每一个建议、每一个问题，都可能具有起头的性质，都暗中带有某种程度的引导性——引导探索向某个方向进行。在当事人中心疗法中，也存在这样的引导，不管罗杰斯多么强调它的非指导性——比如他的一位当事人反馈说：“从结果判断，那次访谈是极为成功的，你所有的提示都是我准备要前进的方向。我想象到别人听我们的录音的时候，会说这很好地说明了咨询员的确对当事人进行了评价和指导。但是如果我对你说：‘请原谅，但是我现在在朝什么方向前进？’而你回答：‘北！’我看不出凭什么说是你把我推到了那个方向上去。虽然这一点很难证明。……我希望除掉伪装，但是我自己没法做到，所以你承担起了我的真正愿望。但是又一次，其他人从外部看来，会谴责你，因为你选择了你自己的态度和价值观。(《当事人》P97\P95)”
仅仅依靠劝说、忠告以及出谋划策这些手段来教育或矫治人——就像罗杰斯说的“尽力去教别人，给他列出今后行动的步骤”，的确是无济于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咨询师不能进行指导、解释或分享自己的经验。事实上，对比指导性方法和非指导性方法的研究表明，非指导性方法也不是绝对的“非指导”，虽然它在“对当事人的行动做出指导”一项上的得分上远低于指导性方法——约为其1/8；同样地，不作解释也只是相对的，在“进行解释、讨论或提供信息”一项上它的得分约为指导组的1/5。(《精粹》P71)
“指导”、“解释”、“提供信息”，无论是在指导性方法还是在非指导性方法中，只有在满足一个前提条件时，它们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那就是咨询师对当事人有共情理解，因而其指导和建议对当事人而言可行、力所能及。很多指导性方法的咨询师，在这一点上做得是非常差的，他们擅长做的，就是建议来访者多关注积极的方面，用行动转变性格，训练用“积极的思维”代替“消极的思维”。
共情理解是很困难的事。每个人都存在于以他自身为中心的不断改变的体验世界中，这个世界是高度个人化的，是一个个人的世界，理解行为最有力的点存在于个体自己的内心。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常常是从自己的观念、框架或者普遍的观点来“理解”一个人的，因而会认为别人“妄想”、“盲目”。但是，如果我们以他人的眼光看待他人，我们就会发现，没有所谓的妄想和盲目，他的行为总是有意义的、目标指向的尝试，总是有目的地对被察觉到的现实进行反应——每个个体都对他体验到、察觉到的领域作反应，这个知觉域对他来说就是“现实”(《当事人》P424\P432\P425)。因此，咨询师在提供指引时，首先应该进入来访者的私人世界，用他的眼光理解他，只有这样，指导才会适用于他，对他有帮助。
弗洛姆认为，神经症是一种隐秘的、个人的“宗教”。“为了理解一个患者——或任何人——我们必须知道，对于生存问题，他的回答是什么；或换种方式来说，他那种隐秘的、个人的宗教是什么？他把他的全部精力和热情奉献给什么？大部分我们所认为的‘心理问题’，只不过是他给出的基本答案的派生结果。因此，在这个基本答案——即他那隐秘的、私人的宗教——被了解之前，企图去治愈他的疾病，必然是徒劳的。”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相信咨询中应该针对当事人的问题，探索、分析他童年经验的方方面面，这正是精神分析的基本观点之一：不对他童年时的经历和所遭受的情感影响进行了解，我们就无法理解一个神经症患者。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宗教”，对自己、对他人的观念和态度就是我们的宗教。这个宗教是在童年时代发展定型的，然后它被延续到成年后的世界里。在“神经症”个体那里，童年时他没能形成一种归属感、没能形成“我们”这样的同在感，而代之以深深的不安全感和莫名其妙的恐惧感。由于自身的弱小无力，由于经常感受到羞辱、压迫和威胁，由于无人能提供庇护抵消它们，他感到孤立、无助和恐惧。在这种情形下，种种神经症倾向开始形成了，它们是被不利的生存环境塑造形成的生活方式。为了从威胁性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他必须把它们发展出来——亲近人，对抗人，逃避人，或不顾一切地追求完美与成功。长期的威胁给他带来一种无意识的感觉，即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在这条小路上走下去，否则他就会死于这些时常威胁着他的种种危险。这些倾向是在他面对孤立、无助和恐惧时，被发展出来以应对生活的。他意识不到自己受这些倾向的支配达怎样的程度，但如果他试图不按照惯有的方式行事和对待他人，他就会感受到焦虑的威胁；如果他不能或没有达到完美和成功的标准，他就会感受到令人衰弱的自卑。
人生初期的灾难，塑造了当事人对自己、对他人的印象和态度，这是他今后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他很难——几乎不可能——偏离童年形成的行为模式，即便在成年后事实上他已置身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即便这个环境事实上已不再像童年那样危机四伏，因为他将童年经验中形成的对他人的观念，投射都成年后接触的人身上——换句话说，他的心理环境仍然跟童年一样危机重重，因而他不断感到恐惧和焦虑。他意识不到他是在对自己投射到他人身上的东西作反应，而深信他人的确就是他以为的样子，并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他早有的对他人的观念。(《成长》P291\P292《冲突》P19《当事人》P439)
用阿德勒的话说：快6岁时，小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牢固的行为模式，已具备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他将这些方式称为一个人的“生活模式”。即便这些处理问题的方式会引起一系列的痛苦和不幸，他也不会轻易放弃这些方式。唯有重新审视造成错误模式的情景，意识到错误之所在，他才能修正这些方式(《生命》P8)。我在咨询中所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在与来访者共同探索的过程中，帮助他们发现和领悟困扰的根源所在，帮助他们看到这些经验与目前困扰的联系，与他们探讨其中的“非理性”之处。
我的第一位来访者是我的一位朋友，之前几个月她感觉工作压力特别大，一到单位不自觉地就头痛、疲惫，总是感觉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开始我试图完全遵照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框架，以真诚透明、无条件积极关注的态度和共情理解促进求助者自我探索、自我发现和解决问题，但咨询很快陷入了僵局——当时我以为这是因为共情理解的能力还不够。然后我运用精神分析，在第一次咨询时了解了她大致的成长经历。第二次咨询时，我与她共同探索问题形成的过程，发现问题的实质是一种对于被社会淘汰出局的焦虑——之前她一直只感受到身、心症状的困扰，而丝毫不能确定问题所在。之所以出现这种焦虑，是因为她一直有“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新陈代谢”这样的观念，这样的观念和日复一日的重复性工作让在她内心造成了被人超过、被人“代谢”掉的焦虑。第三次咨询，在探寻这些观念的根源时，她想起一位叔叔常教导她说“做事情要做到登峰造极、无人可替的地步，这样才不会被别人取代。”在她认识到这种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之后，为了消除她对被淘汰的恐惧，我现身说法，以自己的成长经历影响她，最后她接受了的生活态度，表示要像我一样活在当下、不为明天忧虑。第四次咨询中，她反映说头痛、疲惫等情况大有好转，紧迫感也消失了，认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第二位取得成功的来访者，读研后的两年里越来越焦躁，难以静下心来学习和工作。他的咨询过程与第一位很相似，不同的是，他之前看过不少心理学书籍，咨询后他会积极地思考自己的问题。他问题的根源在于，童年时家境较差、亲戚的冷漠和其它一些经验让他有了深深的自卑感，渴望成功改变自己的人生和家庭但又感到困难重重、难以实现，下意识地逃避这个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愤懑和焦躁。最后一次(第6次)咨询中，他说自己已经明白无法达到想要的成功，只能更现实地去生活。
在对另一位来访者的咨询中，我完整地运用了当事人中心疗法。令我惊讶的是，第2次咨询后这位来访者就领悟到要无条件地接纳自己，并愿意和能够这么做。咨询前后，他也就自己问题作了积极的努力，针对性地阅读了一些文章，并从中获益匪浅；与前两位不同的，一开始他与自己内心的交流就是非常流畅的，对自己的问题有具体的认识。现在我认为，来访者的这种与内心交流、自我探索的能力，可能是实践当事人中心疗法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决定咨询进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两位来访者都是在08年5、6月进行咨询的，一直到08年8月L小姐来访时，由于我在罗杰斯著作中看到当事人中心疗法的快速而良好的效果，我对它认同到膜拜甚至于“迷信”的程度，总是试图以纯粹的当事人中心疗法对待每一位来访者，即便之前已经遭受过一次挫折——一位来访者抱怨帮助太少，中断了咨询。在运用精神分析帮助L小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在之后帮助其他来访者的过程中，我开始反思自己对于当事人中心疗法的偏执，不再把它与精神分析割裂和对立，不再拘泥咨询中自己到底是什么取向，运用了什么技术、方法，是否符合当事人中心疗法的规则\理论\要求。
事实上，当事人中心疗法正是在精神分析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当事人》P4)，而精神分析也为我认识自己和克服障碍提供了决定性的帮助，但我一开始还是对在咨询中运用精神分析心有抵触，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我过于相信了罗杰斯的言论，被其中的一些观点和事例所吓阻。
罗杰斯通过研究和事例批判了精神分析的诸多方面，其中包括：分析师常用的解释和说明常常阻碍了当事人的自我探索；分析师提供解释、做出诊断和评论常常是阻抗产生的原因，然后咨询师又必须处理这些阻抗；如果由于这些解释和评论，当事人感到咨询师了解他比他自己还要准确，那么他的自信就会崩溃，会迅速对咨询师产生依赖而失去主动性——一旦这样的依赖关系产生，让当事人再次感到有自信来控制他的生活，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事人》P187《精粹》P119)。对第三个观点，他还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我就是被这些观点吓到了，不希望咨询中也出现这样的情形。我没有考虑是否只有在不成熟的、不恰当的操作中才会出现的这样情况，而是把它们当成了普遍的、绝对的东西，因而对使用它们产生了恐惧。事实上，这个例子中的咨询师，罗杰斯也说他是“没有受过多少培训、相对来说没有对少经验的”。此外，他引用关于“治疗关系是促进治疗的重要因素”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流派公认的优秀的治疗关系相关性很高，高于同流派的专家和非专家之间的相关性(《当事人》P44)。也就是说，为了批判一个流派，他选用了其中不成熟的、缺少经验的操作；在证明咨询关系的重要性的研究中，他了解到其他流派的经验丰富的咨询师建立的咨询关系与当事人中心疗法是非常相似的。在他批判精神分析的某些技术时，我想他肯定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分裂，没有意识到自己“以偏概全”。他的一位来访者也感受也可以表明第三个观点并不绝对成立，这位来访者说：“你超过那么多，我却对此感到兴趣并受到了刺激，而不是害怕退缩。”前面提到的关于指导与非指导的对比研究，也表明前两个观点并不是绝对的，非指导性咨询同样包含解释和指导。
如果来访者对自身的困扰缺少认识和理解，那么运用精神分析的技术就显得至为必要，此时咨询师就应该凭借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在咨询中果断起带头作用。这需要咨询师熟悉神经症的性格结构和动力过程，从而能够从来访者表露的事迹、感受中预见和洞察他性格的某些方面，以准确、可靠的方式进行分析工作，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应该关注的因素上。此时他的作用就像是一个内科医生，当内科医生发觉病人有咳嗽、晚上盗汗、午后力竭的症状时就会考虑到肺结核的可能性，并依据这个来做检查(《冲突》P157)。对当事人的共情理解，很可能也需要这样的能力为基础，需要咨询师对“人”有深刻的理解。
在这个过程中，在精神分析的整个过程中，必须依靠当事人表露的东西作为分析的向导，因为虽然有某些基本的、规律性的特性为人所共有，但除此以外，差异是数不尽的，没有任何两个人的经验完全相同。另外，在作出解释时，也的确应该注意有它可能阻碍当事人探索自己和体验自己，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在早期的精神分析中，这种情况可能是比较普遍的，人本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有些时候，精神分析师“必须避免给患者以种种解释和说明的错误，因为这只能妨碍患者从思维跃入体验。……言词只能阻止患者去体验只有他才能体验的东西。”何时解释、何时不解释，把握中间的度是一门艺术，它只能通过学习理论和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来获得，以及对这门艺术怀有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弗洛姆同时认为：“要真正认识另一个人，就必须在他之中去成为他。精神分析医生只有在自己心中体验到他的病人所体验到的一切，他才能真正理解病人；否则他就只有对病人的知性认识，而不可能真正理解病人的种种体验，也不可能向病人传达出他分享和理解了病人的体验。在分析者与病人之间这种建设性的关系中，在这种充分关怀病人的行动中，在充分向病人敞开自己并对之作出回应的过程中，在完全沉浸于病人就像与之共处在一种心心相印的关系中，存在着精神分析理解和治愈病人的一个基本条件：精神分析医生必须成为病人，同时他又必须仍然是他自己；他必须忘记他是医生，同时他又必须仍然意识到自己是医生。只有当他接受了这一悖论，他才能够去作出‘解释；而这种解释，由于根源于他自己的体验，便具有权威性。”这正是当事人中心疗法中所说的“共情理解”。
罗杰斯说：“当事人对他内心的态度和情感的认识才是治疗的核心，意识到自我作为察觉者和评价者是自我重组过程的核心。(《当事人》P189)”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但同时我认为，它也是很多当事人在咨询中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因为在咨询的初期阶段，很多当事人并没有这种能力。在这个阶段，咨询师的经验、判断和主动帮助非常重要，因为当事人还无法辨别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自己的问题，自己该向什么方向努力。比如L小姐，咨询中她意识到，对自己的防范心理可能来自于父母的教育，但她不理解这些如何造成了她在的问题；她认识不到父母的过度防御行为中的“非理性”，而是对它们非常认同，从不怀疑。通过在咨询中揭示出它们，揭示出她因潜在地感受到敌意而产生焦虑，她获得了检查自己一直以来对他人的看法、感受正确与否的机会，否则她只会继续将童年时父母传递给她的、对他人的观念投射到周围的人身上，并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增强自己的这些观念、感受。在更多的当事人那里，他们是将童年时直接感受和形成的对环境的印象，投射到之后的环境中，不断地感受到焦虑和冲突。
种种无意识因素在他们体内运作，而他们无法辨认出来，只是感觉到自己困难重重、无精打采、灰心丧气，这是很常见的情形。与一个不可见的敌人遭遇，他们当然只能束手无策。我们都对那些尚未察觉的因素无能为力，因而处理它们的第一步就是揭示出这些无意识过程。不了解神经症中起作用的力量是何等顽固而强大，想当然地给予当事人建议和指导，这些尝试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带给当事人更多的挫败感。
精神分析方法中最有特色的因素，是致力于使无意识成为意识，致力于使当事人察觉到自身情感和行为困扰的背后，种种无意识过程的作用。一旦行为和情绪困扰背后的驱动力量得以发现，当事人就能够对它们进行处理和纠正，情绪和行为困扰也会因此而逐渐消退；否则，这些力量只会继续保持无意识状态，对当事人造成种种困扰。同样地，在当事人中心治疗中，“一个最有特征性也许是最重要的改变是，迄今为止没有被意识到\没有被洞察的体验被当事人带到了意识中。(《当事人》P128)”这种方法还相信，如果个体对自己及自己面临的问题稍有洞见，那么他就有可能做出明智的选择。一旦获得了新的洞察，所采取的行动就很可能适合于新的洞察。他就能够带着‘发自内心的动机’来实施行为、解决问题。当他的行为发自于他内在的愿望时，结果会是成功的。
在童年威胁性环境中滋长形成的种种神经症倾向，是一些用来应付生活的防御性手段，只要这些威胁感(以及自卑感)继续存在，当事人就不可能摆脱他的焦虑和防御倾向。精神分析的方法是心理学——实验性的。它考查一个人从孩提以来的心理发展，并帮助他重新回顾早年的经验，使他意识和体验到现在被压抑的东西。它一步步揭露个体对世界、对自己的种种错误观念和态度，从而消除人格失调性歪曲和异化了的知性作用。只有当他真正接触到自己的无意识，他才能克服由他自己制造的歪曲，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人。
当当事人逐渐获得了理解自身经验和感受的能力，咨询师的指导性就应该在咨询中随之淡化，让当事人根据自己内心的情感和愿望做决定、走自己的路，而不是为他设定目标，为他提供某种“积极的”、“正确的”生活方式——在早期的精神分析和目前的很多指导性咨询中，这一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它的目标是治愈症状、帮助当事人适应社会。我所认同的咨询目标，是荷妮所说的“使病人能够完全驱散其内心指令，并根据其真实愿望和信仰找到生活的方向”，这也正是罗杰斯在咨询中所做的工作：帮助当事人成为真实的自我。帮助来访者摆脱症状的困扰、恢复社会功能，有其实际价值，也被很多流派视为咨询的最终目标，但却是远远不够的：它不能为当事人的生活带来意义，不能带给他幸福安宁。从社会的角度看，个人生活的意义、个人是否幸福并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于个人而言它却是极有价值的，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东西。从这个高度上看，前两个案例中的当事人，取得的只是部分的成功，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结果，只是摆脱了一种特定焦虑的困扰，而人格的基本动力依然没有改变。
最近完成咨询的一位来访者，是在咨询师二级课程上认识的一位朋友。她被自己的问题困扰很多年了，一直在尝试解决它，期间也求助过几位咨询师，但始终毫无进展，反而在泥潭中越陷越深。咨询之前，她感到自己已处在精神分裂的边缘。她问题的核心在于，多年来她没有了生存的根基，没有自我维护的能力，因此总是不断地依附于他人，对他人无限顺从，并为争取他人的关爱付出大量努力；同时，她期待这些人对她有很多照顾和关注，把她放在首位，如果得不到她就会异常愤怒；因为自身的软弱，她又不得不把这些情感压抑下来，结果造成了严重的头痛症状。
她的问题起源于高中时，在一次跟父亲的对方中被全面压垮了——她的感受是自己被父亲踩在脚下、碾碎了，从此她失去了“自我”。咨询的初期，我已经看到她母亲对她负面影响：她透露过一点母亲控制欲很强，自己什么都得听她的，但当时她没有意思到这有什么问题，认为自己那时候很正常：很快乐、很有安全感。咨询的中前期她的探索方向是弗洛伊德式的，对此我并不认同，但我没有去“纠正”她，把我认识到的、后来被证实为正确的东西告诉她，引导她沿着我认为正确的方向前进。因为我已经认识到，这样的企图很可能是徒劳的，甚至适得其反，因为事物有它自己的发规律，惯性使然，你不可能立即将它从一个方向转变到相反的方向——我最初是从森田总结的情感规律中领悟到这一点。我相信随着她对自身有更多的理解，她自己就会逐渐地认识到问题所在，同时转变探索方向，最后的结果正是如此。结束咨询时，她已经恢复了对自身的控制感，能够独自面对和处理自己的情绪——虽然还会有一定的困扰。咨询中前期，她还不断地心理依赖的对象，对此我也是不认同的，我知道她最终需要获得独立性，而不是依附他人生存。基于同样的认识，我也没有强行去“纠正”她，没有向她灌输我认为正确的方式。同样地，经过一个自然变化的过程，到咨询结束时，她最终达到了这一点。
她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因为母亲对她的控制，她一直没有获得独立性，只是那时在几位兄长的呵护之下，她感受不到对外界的任何问题；等到后来长大，她不再是兄长们关注的中心，她就感到自己被抛弃、被背叛了，没有了依靠的对象；再加上父亲的那一次打击，彻底摧毁了她的自尊和自我维护的能力，所以她彻底失去了生存的根基，为了安身立命，她不得不顺从他人并从中找到依附的对象。
这也是运用当事人中心疗法取得成功的一个例子。像罗杰斯一样，我也避免在咨询关系中运用那些带有强制性的、急功近利的方法，因为我也相信，这些方法所产生的效果有永远都是肤浅的。“我越向我自己的真实以及他人的真实开放，我就越不可能有一种要去‘安排一切’的冲动。当我尝试着聆听自己，聆听发生在我身上的经验时，当我尝试把同样的聆听态度更多地传达给另一个人时，我就越发尊重生活的复杂性。所以我逐渐变得不再匆匆忙忙到处安排布局、设定目标、塑造他人、操控他人，并试图把他们推上我给他们规定的(我认为他们应该走的)某条道路。我只是更加满足于做我自己，同时让他人做他自己。”远离“正确”和“应该”，远离塑造和操控，可以使来访者获得自由，成为一个自我负责的人；进入他的内心世界，真诚地和他同行，这是对当事人中心疗法核心假设——尊重和信赖人的能力——最完整的实践。
如上所述，以人本主义精神为基础，根据当事人的情况，灵活运用精神分析与当事人中心疗法，灵活选择指导与非指导、解释与不解释，构成了我的心理咨询的主要特点。我完全同意荣格的说法：“不管怎样，真实世界的显著特征在于事实的个性化。……精神病治疗专家发现，不管他们自己愿意还是不愿意，需要还是不需要，他们都要被迫把病人的个性当做一种基本的事实来对待，并且以此来安排他的治疗方案。现在，在整个医学领域里，人们已经承认，医生的任务在于治疗一个特定的病人，而不是一种抽象的疾病。……治疗越是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地进行，在病人身上所引起的抗拒心理就越强，而且治疗的效果也就越差，后果越糟糕。(《未发现的自我》P5\P7)”
文中观点主要引用自罗杰斯和荷妮的著作，因为是很散的间接引用，因而只标明一些重要观点的具体出处，方便大家查阅和更好地理解这些观点。
简称
全名
作者
出版社
版次
《成长》
《神经症与人的成长》
卡伦·荷妮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Ⅰ
《冲突》
《我们内心的冲突》
卡伦·霍妮
贵州人民出版社
Ⅱ
《人格》
《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
卡伦·荷妮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Ⅱ
《分析》
《自我分析》
卡伦·霍妮
贵州人民出版社
Ⅰ
《自由》
《逃避自由》
埃里希·弗洛姆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Ⅰ
《社会》
《健全的社会》
埃里希·弗洛姆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Ⅱ
《宗教》
《精神分析与宗教》
埃里希·弗洛姆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Ⅰ
《禅宗》
《禅宗与精神分析》
埃里希·弗洛姆
辽宁教育出版社
Ⅰ
《艺术》
《爱的艺术》
埃里希·弗洛姆
上海译文出版社
Ⅰ
《自我》
《未发现的自我》
卡尔·G·荣格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Ⅰ
《生命》
《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Ⅰ
《人性》
《理解人性》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Ⅱ
《故我》
《依然故我》
维蕾娜·卡斯特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Ⅱ
《当事人》
《当事人中心治疗》
卡尔·R·罗杰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Ⅰ
《形成》
《个人形成论》
卡尔·R·罗杰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Ⅰ
《精粹》
《罗杰斯著作精粹》
卡尔·R·罗杰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Ⅰ
《洞察》
《洞察未来》
亚伯拉罕·马斯洛
华夏出版社
Ⅰ
《马斯洛》
《马斯洛人本哲学》
亚伯拉罕·马斯洛
九州出版社
Ⅰ
《金刚经》
《金刚经说什么》
南怀瑾
复旦大学出版社
Ⅱ
《地图》
《心灵地图》
斯科特·派克
远方出版社
Ⅰ
《行动》
《行动转变性格》
长谷川洋三
人民卫生出版社
Ⅰ
《顺应》
《顺应自然的人生哲学》
高良武久
人民卫生出版社
Ⅰ
《致父亲》
《致父亲》
弗兰兹·卡夫卡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Ⅰ
《西西弗》
《西西弗的神话》
阿尔贝·加缪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Ⅰ
《基督》
《基督徒的激情》
索伦·克尔凯郭尔
中央编译出版社
Ⅰ
《身份》
《身份的焦虑》
阿兰·德波顿
上海译文出版社
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