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油酿造技术:李宗仁

　　李宗仁

　　李宗仁(1891—1969)从考入广西陆军小学起，就开始了一生的军事生涯。他从排长干起，拉出一支人马，树起新桂系这一山头，最后做到中华民国代总统，表现 了他特殊的能力。在北伐与抗战中，李氏叱咤风云，青史留名。大陆解放后，他 不愿去台湾，前往美国，隐居长达十几年。晚年，受“爱国不分先后”政策的感 召，他冲破重重阻碍，冒着生命危险，于1965年7月间偕夫人郭德洁毅然回到祖国 大陆，再次成为轰动世界的新闻人物。

　　从排长到新桂系领袖 李宗仁出生于广西临桂县两江圩乡一世代耕读为业的农家，1908年冬考入陆军小 学。在校期间，他对军体训练刻苦认真，锻炼又勤，加上身体健壮，又自小学过 几手拳脚，术科各项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尤以器械体操为出色，每逢课余，他到场上训练，就像作精彩表演。凡有李宗仁在操场上练习，不仅同班同学，下届 学生，甚至上两届学兄也到场上观看，指点评价，高声赞扬。劈刺更是他的拿手 项目，许多比他年纪大身材高的同学都不是他的对手。他技术纯熟，动手敏捷勇猛，那些人与他一交手，就只好取守势。这样，李宗仁在同学中就有了“李猛仔 ”的雅号。辛亥革命爆发，广西也宣布附义。不久，陆小改为陆军速成学堂，李宗仁又接受了近两年的军事教育。1913年秋，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被选拔到南宁 广西将校讲习所，先后任准尉见习官、少尉队附，再晋升中尉。讲习所停办后，李宗仁应聘到桂林市省立模范小学任高级班军训教官。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西南军政各界群起兴师讨袁。李宗仁经同学介绍，投入林虎为总司令的护国军 第六军，当了一名中尉排长，参加了讨袁的护国战争。袁世凯死后，随林虎部转 而讨伐粤督龙济光，战斗中，李宗仁亲举连旗，带伤冲锋，很快晋升连长。1917 年秋，他所在营北上入湘，参加护法战争。李宗仁因在战斗中表现出色，得一“ 李铁牛”的诨名。战后，年仅25岁的李宗仁升任营长。1920年8月，参加第一次粤 桂战争，以勇敢善战闻名两粤。翌年，粤桂战争重起，他先后升任帮统、统领，然后抓住时机，将自己的队伍拉进六万大山，避免与粤军的冲突。随后他接受陈 炯明收编，任“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司令。

　　粤桂战争结束后，李宗仁率部驻扎玉林五属。这时，广西全省骚乱，八桂无主， 各自称霸。他在五县绅商支持下，将“粤桂边防军第三路”改称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通电就任该路军总司令。不久，黄绍竑率领所部千余人加入该军，使 李宗仁的实力大增。他操持所辖七县的军政大权，一面整军经武，一面修明地方吏治，为削平群雄，统一广西打下了基础。

　　从1924年初到1925年秋，李宗仁和黄绍竑、白崇禧合作，消灭陆荣廷、沈鸿英等旧桂系势力，击退唐继尧东侵之师，统一了广西。“新桂系”从此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活跃的力量。

　　在李宗仁统一广西的同时，广东经过二次东征也初告统一。1926年初，双方通过会晤，两广正式统一于国民政府号令之下。1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李 宗仁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3月间，广西两个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 宗仁任军长。

　　7月，北伐战争的序幕揭开。李宗仁率领第七军2万余人，分成第一、二路军，次 第入湘，讨伐吴佩孚。第七军始终战斗在最前线、最激烈的战场上，成为北伐军 的一支劲旅，有“钢军”之称，与“铁军”第四军齐名。在北伐战斗中，李宗仁 为右纵队指挥官，率领四、七两军沿武长路齐头猛进，强渡汨罗河，夜袭汀泗桥，直逼贺胜桥，将吴佩孚彻底击败。然后李宗仁又率第七军入赣继续讨伐孙传芳 ，在赣北孤军奋战，出奇制胜，击溃孙部主力，与友军一起克复九江、南昌。正 是在北伐期间，蒋介石主动提出与李宗仁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这一时期蒋李合作得很愉快。在“中央北迁”问题上，李宗仁认为，中央迁往武汉是大势所趋，但军队调遣，继续北伐，则应绝对服从总司令的指挥。1927年4月李宗仁参加了蒋介石在上海召开的“清党反共”会议，支持蒋发动事变和在南京另组政府。

　　宁汉分立之际，双方剑拔弩张，势将火并。李宗仁从大局着想，派人前往武汉， 提出宁汉双方分道北伐，会师北京后召开和平会议解决纠纷。在桂系的逼迫下，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李宗仁、白崇禧联合何应钦，以南京军事委员会作舞台，在 龙潭战役中击败孙传芳大军。李宗仁的声望一时如日中天。接着，南京暂时形成 由宁、汉及西山会议派联合而由桂系与西山会议派控制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和由桂系控制的军事委员会。不久，蒋介石重回政坛，与汪精卫合流，特别委员会被解 散。二次北伐时，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指挥部队与 蒋、冯、阎各军共同北进，直捣北京。1928年7月6日，四大总司令齐往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奉告典礼，宣告北伐成功。

　　随后，李宗仁被国民党五中全会任命为军事参议院院长。

　　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并未消弭国民党派系之间的矛盾冲突。军队和 地盘分配不均，最终酿成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内战。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桂系在战争中败北，李宗仁出走香港。这年秋冬之交，李宗仁取道广州湾返回南宁，与先潜回广西活动的黄绍竑、白崇禧重新聚首， 共商善后，伺机再起。

　　此时，冯玉祥、阎锡山为反对蒋介石，采取联合军事部署。李宗仁遥相呼应，即 在南宁成立“护党救国军”，自任总司令。1930年5月，蒋、冯、阎、桂大战爆发 。李宗仁决定放弃广西根据地，挥军入湘，北上攻占武汉，与冯、阎会师中原。

　　可惜，当他挥师北进时，其后路交通重心衡阳突为粤军蒋光鼐所占，部队顿被腰 斩，首尾不能相顾。尽管李宗仁亲赴前线督战，终以缺粮，无法维持，不得不将部队撤回广西。

　　1931年5月以后，两广在胡汉民的旗号下再度合作，另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 “西南政务委员会”，与南京政府对峙。李宗仁等借此机会，大力抓广西建设， 使广西成为当时著名的“模范省”。1936年5月，胡汉民病逝，两广实力派失去了重心，蒋介石乘机分化瓦解粤桂联盟。陈济棠、李宗仁等决定先发制人，打起“ 抗日救国”旗号，请南京中央准予“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他们成立“抗日救 国军”，陈济棠任总司令，李宗仁副之。接着，粤桂军队即向湖南出动，蒋介石急调中央军堵防，一场内战又将爆发。迫于国内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 日的压力，最终两广事变和平解决。李宗仁、白崇禧被任命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 ，他们在广西励精图治，积极准备抗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0月12日，李宗仁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指挥保卫津浦路的防御战。时值上海已失，南京危在旦夕。他从战略上判断：京 沪战事一旦结束，津浦线必然是日军攻击的重要目标。根据对形势的分析，他提 出抗战的战略重点是“以空间换取时间”。

　　南京失守后，日军急欲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作城下之盟。但其时，日军主 力还在北方，它需要将其机械化部队从津浦线开到陇海线，再沿京汉线直下汉口。于是中日战争的主战场转移到以徐州为中心的黄淮地区。到1938年2月，日军为迅速打通津浦线，南北对进，夹击徐州，拉开了台儿庄大战的序幕。

　　李宗仁侦知日军的意图之后，正确地分析了敌情。他抓住日军急于打通津浦线的 骄狂心理，定下了“固守台儿庄及运河一线，诱敌来犯，断敌后路，相机实施反 包围，聚歼日军”的作战方针。激战中，他亲上前线指挥，激励士气。经过殊死搏斗，取得台儿庄战役大捷，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振奋了中国 军民的抗战热情，成为抗日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日军在台儿庄受挫后，其统帅部增调精锐部队30余万人，采取南北对进，侧翼迂回的战法，分六路向徐州实行大包围，企图速战速决，歼灭第五战区野战军主力 。这时李宗仁为避免与优势之敌作消耗战，当各路敌军向徐州步步合围时，他令 所部各路守军，作稍事抵抗后，即相机撤向山区、湖沼地区，进行“化整为零” 的游击战，与敌人纠缠了月余。在力量不济的情况下，于1938年5月放弃徐州，但 取得了歼敌3万余人的战果。至此，李宗仁充分运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与南北两路日军周旋了五个月零六天，粉碎了日军迅速打通津浦线的计划。随即将主力 部队撤往西南山区，死守桐柏山、大洪山两个战略据点。他先后参加指挥了武汉 保卫战、随枣会战，以及豫南、鄂北诸战役。

　　1943年秋，李宗仁调离五战区，任汉中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一、五、十战区。

　　抗战胜利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1948年4月，李宗仁不顾蒋介石 的阻拦，坚持参加竞选，当选中华民国行宪后的第一任副总统。

　　抗战胜利举国思治，民众期望和平建国。但蒋介石依靠美国援助一心想打内战， 消灭共产党。李宗仁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是支持的。1927年4月发生在上海的那次 血腥大屠杀，他是重要的策划和参与者。他被中共定为第二号“战犯”，不仅因 为他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副总统，而且有过反共的历史，又支持蒋介石打内战。

　　受人摆布的代总统 在李宗仁就任副总统的这一年，国共两党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且 这种变化还在继续之中。1948年10月，也就是长春解放的关键时刻，美国驻华大 使司徒雷登针对蒋介石集团面临土崩瓦解的恶劣情势，向马歇尔主持的国务院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第二项即“是否可建议委员长退休，让位于李宗仁”，并悄悄地进行和谈活动，以期借此迫蒋下台。

　　不久，白崇禧忽然从汉口发出“亥敬”电(亥代12月；敬代24日)，呼吁蒋介石与 中共恢复和谈。电云：“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 署，争取时间。”30日，白又向蒋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

　　蒋介石面临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条战线上的致命挫折，不得不开始从财产 转移、人事安排等方面作下野准备。

　　这年除夕，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设晚宴，邀请国民党中央常委和其他军政要员吃 “团圆饭”。他以低沉的语调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并 不时地用探询的目光看看李宗仁，而李宗仁却不动声色。蒋介石大为恼火，待张群把《文告》读完后，便直接询问坐在右旁的李宗仁对《文告》有什么意见。李 回答说：“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声称“引退”。其实蒋介石并没有下 野的准备。司徒雷登看到蒋发表《文告》后，迟迟不肯下台，非常焦急。1月17日 ，司徒雷登秘密前往李宗仁在傅厚岗的官邸，研究他们的燃眉之急。司徒雷登还没有落座，就气急败坏地说：“蒋介石先生也太不识时务了。作为一个绅士，我简直为他这种厚颜无耻的行为感到羞惭。《文告》发表半个多月，可他还是赖在 总统的位置上，不肯滚蛋。”李宗仁很清楚，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为自己登上国民政府总统的宝座，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他却采取“欲擒先纵”的策略，故意显得对于此事不十分热心。他说：“大使先生对中国的局势十分关怀，这是国 人所共知的。至于蒋介石总统的进退，也只看局势的发展，听其自然。” 1月21日，蒋介石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凄然地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

　　李对这个“代”字极为不满，声称“名不正，便不就职”。白崇禧也说：“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但法律权威的结论是：“蒋先生辞职未经国民 代表大会批准，李副总统继任总统也必须由国民代表大会追认，在法律手续未尽之前，李先生只是代行总统职权。” 李宗仁无可奈何，于1月22日就任代总统。他发表文告说：蒋介石“轸望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 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决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这时李宗仁的最大愿望，就是企图与共产党两分天下，隔江而治。因此 ，他一上台，就积极进行“和谈”活动，以延缓国民党政权的垂亡。同时，整顿 军队，加强实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隔江对峙，分庭抗礼。然而，这仅仅是他个人的如意算盘。蒋介石下野之前，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引退”后，他在溪口建立电台7座，控制国民党的军政事务。

　　李宗仁上台的当天，为了表明企求“和平”的诚意，电邀李济深、章伯钧等共同 策进和平运动；同时指示行政院作出决议，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 、钟天心为和谈代表。23日，他听到中共广播关于和谈四条声明后，于第二天又 指示行政院办理“七大和平措施”。27日，李宗仁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请 迅速指定和谈代表与谈判地点，并谓南京“政府业已承认，以贵方所提的‘八项 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

　　在这期间，李宗仁为落实其所谓“七大和平措施”，释放“政治犯”，曾先后以 “代电”和亲笔信指令参谋总长顾祝同负责释放张学良、杨虎城，而顾祝同却把 这一事推给陈诚、张群。他只好又派程思远专程到台湾与陈诚面商此事。陈与顾祝同一样，采取顾左右而言他的策略，对程思远说：“蒋先生的事你是了解的， 像囚禁张学良这件事，他从来不使别人过问，所以我也不闻不问。”程知道释放 无望，便返回上海。

　　不久，人民解放军经过淮海战役后，已逐渐迫近长江北岸。2月，国民政府国防部召开江防紧急会议，李宗仁等主张将主力自南京向长江上下游延伸，江阴以下江 面辽阔，不易强渡，可不必用重兵防守。而掌握实权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 ，声言此方案大违总裁意旨，要将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并说：“这是总裁的方案，我必须执行。”有的人认为这是自杀政策，在战略及战术上均属下策，与其争辩。汤却说：“我不管别人，总裁吩咐怎么做便怎 么做！”说着，把文件一推便冲出会场，扬长而去。李宗仁望着何应钦、顾祝同 说：“这局面如何收拾？” 在经济方面，李宗仁接过来的也是一个完全崩溃的乱摊子。原国库里的全部银元 、黄金、美钞，蒋介石早已密令运往台湾。为了维持军政开支，李宗仁曾命行政院指示财政部，从台湾运回一部分银元、金钞备用，但负保存责任的陈诚，奉蒋 暗示，竟充耳不闻，无言抗命。这样，李宗仁主持的国民政府便大量印发原已一 文不值的“金圆券”，致使币价贬值一日千里，金融市场完全崩溃。

　　面对这种局面，李宗仁打算“致力促蒋出国”，企望掌握实权。在这之前，张治 中与司徒雷登在南京有过多次接触。他们都感到“蒋在溪口操纵一切，实为南京政府进行和谈的障碍”，主张“劝蒋出国一行，以便李宗仁得以集中政府权力，推行其企求和平的政策”。后来，张治中和李宗仁也商讨过此事，都表示同意。

　　因此，3月3日，张治中和吴忠信乘飞机抵奉化，来到溪口。蒋介石同他们寒暄几 句后，就气急败坏地说：“你们是来劝我出国的，报纸已经登出来了。他们迫我 下野是可以的，要迫我亡命就不可以。下野后，我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 由居住，何况这里是我的家乡！”几句话就把张、吴的口封住了。

　　李宗仁看到促蒋出国不成，便着手改组内阁。正好这时，孙科提出辞职。李宗仁 与白崇禧等商讨后，推举何应钦为行政院长组阁。何于23日就职，第二天，召集 行政院政务会议，重新指定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等为和谈代表，并推张治中 为首席代表，成立代表团。4月1日，代表团飞抵北平，住在六国饭店。当晚，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设宴招待。随后，张治中等一面与李 济深等接触，一面与林伯渠、叶剑英、聂荣臻、李维汉等联系及访谈，主要就战 犯问题和渡江问题，一再交换意见。但是，李宗仁的主观愿望，还是坚持解放军不渡江，让南京政府盘踞半壁江山，徐图后计。这样，不得不将正式和谈时间推 延。直到13日晚9时，才在中南海勤政殿正式举行了第一次和谈会议。中共首席代 表周恩来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黄绍竑等将《协定》最后修改案带回南京后，住在溪口的蒋介石行使了最终否决权。李宗仁接着在备战和谈的第二次会议上 作了悲愤激昂的讲话。他告诉黄绍竑说：“你回北平告诉张文白，叫他向中共代表团力争，取消逮捕战犯这一条，我愿意以国民政府代总统的身份到北平去负荆 请罪；内战罪责，由我一人承担，但不要再追究国民政府所属的军政人员过去的 罪过。其他各条款，我们都愿承认，并认真执行……”实际上，掌握桂系军权的 白崇禧已做出“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的决定。这对李宗仁又是一 个制约，他不可能批准代表团在《协定》上签字。

　　4月20日午夜，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的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最后期限已经到了 。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合 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这时，李宗仁更加慌了手脚，一筹莫展。第二天，只好会同白崇禧等飞往杭州，与幕后操纵局势的蒋介石会晤。行前，他与白商 议，要同蒋介石“摊牌”：在中共大军渡江以后，蒋、李只能择一负责领导政府 ，要么蒋复职，李出洋；要么蒋出国，让李拥有指挥军政的全部权力。可是，当李宗仁一到杭州，蒋介石就拿出一份电稿说：“这是一份通电，准备由我们两人 联名发出，声明共产党毫无诚意，和谈已经破裂，中国国民党政府昭告内外，将继续作战到底。”他不料蒋有此一手，就转弯抹角地说：“我是为和谈而来的，如果继续作战，最好还是总裁复职。”蒋那时注意到美国人的态度，无意复职， 便拍着李宗仁的肩膀说：“和谈由你负责，战争也由你负责。请你勉为其难，毋 萌退志。”李宗仁无可奈何，悻悻然飞回南京。

　　李宗仁返抵南京的当晚，城里已经是一片败退景象。他想到屡屡遭到蒋介石的暗 算，不觉百感丛生，即与左右亲信商议，决定同蒋分道扬镳，各行其是。第二天，他乘“追云”号专机飞离南京，未去广州，而是飞往桂林。接连数晚，李宗仁与广西军政要员聚于私邸谈论时局。他们认为，失败已经注定，蒋介石必然凭借 优势的海空军，退保台湾一隅，建立一个小朝廷。到那时，我们在大陆全部溃败 ，恐怕想进入台湾谋一枝之栖也不可能。一些军政头目联名向李宗仁提出：“广 西省内尚和平稳定，桂籍军队亦尚有二三十万人，据险而守，与中共作有条件的 和谈。”然而，李宗仁要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必须得到白崇禧的支持。4月18日， 他派程思远专程去武汉，接白崇禧到桂林商事。白一见程思远，就指责李宗仁“ 庸而好自用”，一误再误，“是一个扶不起来的人”，经程苦劝，才同意回桂林 。蒋介石见李、白之间已出现裂痕，便使出惯用的手法，拉拢白崇禧，分化桂系 。后来，在白崇禧等人的压力下，李宗仁被迫前往广州。5月21日，他发表《告全 国同胞书》，重申“戡乱”到底的决心，号召“反共到底”，在政治上又一次与 蒋介石同流合污；在军事上，提出把汤恩伯部调往大庾岭一线，与解放军决一雌 雄的部署。结果，上海解放，长沙起义，国民党军也按蒋的指示将通往广州的关卡全部放弃。蒋介石与李宗仁的关系又一次恶化。

　　9月中旬的一天，李宗仁特地打电话约蒋介石单独谈话。二人坐定之后，李宗仁对蒋介石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他首先搬出国家的最高名器，就是要压制蒋的妄自尊大的心理，而服服帖帖地静听李对 他的指斥。

　　李宗仁把蒋过去的过失和罪恶一件件地数给他听，并说：“你过去每把事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的失败，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 ，你说是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 杀成群，你不躬自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摘，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话所使然 ……凡此种种，真不胜枚举！”他接着说：“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 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各人一再声明，五年之内决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但事实上你所作所为却完全 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七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密令京沪卫戍司令汤恩 伯亲至杭州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并擅派周碞接替。嗣到台湾之后，复命汤恩伯到福建挟持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离闽，擅派汤氏代理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 皆属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蒋介石默坐听李历数其过失时，面色极为紧张尴尬。当李有所责问时，他只是支支吾吾，讷讷不能出口。最后竟含笑向 李宗仁道歉，请他原谅。李宗仁言语已尽，不再多言，起身告辞，蒋也跟随下楼 ，送李登车而别。蒋、李终于割袍断义，再未晤面。

　　11月间，白崇禧所指挥的华中部队彻底溃败，李宗仁在政治上赖以生存的条件也就随之而消失。11月20日上午，他以胃病复发为由，从南宁乘专机飞往香港，当天就住进太和医院。此后，他又严辞蒋介石派出的几伙说客的劝告，于12月5日携 其夫人郭德洁、长子李幼邻、次子李志圣及下属和秘书等十余人由香港飞往美国 ，医治胃溃疡。在李宗仁出国后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大陆已经基本解放，回大陆已不可能，而去台湾无异于自投罗网，“恐欲求张汉卿第二也不可得了”。

　　无奈他只有在美国暂居下来。

　　李宗仁赴美不归，还占据着“代总统”的名位，这让急需名正言顺地复职重当“ 总统”的蒋介石非常不满。台湾“监察院”、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一次次地致电李宗仁，促其返台，都被李宗仁一一借口回绝。1950年2月21日，国民党中央非 常委员会再电李宗仁，限其三日内返台，否则放弃“总统”职务，如不照办，则 由蒋复职。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职”。李宗仁立即在纽约举行记者会 公开指责蒋复职是违宪之举。其实李与蒋打交道数十年，明知斥责无济于事，但他偏要做出“总统”的样子，不过是想保持一点尊严罢了。

　　蒋介石在台复位，李宗仁决定定居美国，但他们的争斗仍在继续。当李闻知蒋欲 做终身“总统”时，特于1954年1月致函蒋介石：

　　迩者，总统六年任期届满，正是吾侪还政谢罪之时，岂意私心恋栈，竟欲令第一 届国民代表大会违法选举第二届正副总统，舆论哗然，国际侧目。中外人士，均认为此种选举，违法乱纪，决不可行。深望深长考虑，以免蹈袁世凯、曹锟之覆 辙。

　　蒋介石对李的信不予理睬，他讨厌李在美国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于是指示“监察院”提出“弹劾副总统李宗仁违法失职案”，然后经“国民大会”投票表决，罢免了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从此，李宗仁成了流落异乡的一介平民，与蒋介石的最后一丝联系也断绝了。

　　爱国思归的海外寓公 李宗仁的“副总统”一职被台湾当局罢免后，他做起了“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寓 公，生活渐渐平淡下来。除了星期天儿孙们来看望时享受天伦之乐外，平日只能 靠读书看报打发日子。因为语言不通，他不能融入美国社会。1956年以后，他从 纽约搬到新泽西的一所很简易的房子去住。这时他已雇不起厨师、管家，也招待 不起客人住了。儿孙们也不大经常来看他了，客人越来越少，没有什么人和他开心地交谈，他只好在读书看报中度过漫长而寂寞的日子。这种生活对于习惯了繁 忙的政治、军事生活的李宗仁来说，自然感到百无聊赖和难耐的孤独。

　　李宗仁自嘲自己在美国一直过着“厅长生涯”（厅即客厅）。由于其特殊的身份 ，再加上经济上并不宽裕，语言又有障碍，因此，李宗仁每天出入小楼内外，除 了搓麻将打牌，就是泡在客厅里看些华文报纸。195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一些 大学兴起了一股口述史学热。哥伦比亚大学派唐德刚博士负责《李宗仁回忆录》 的采编与撰写工作。从1958年以后的五六年间，唐博士经常到李家访谈，与李商讨相关细节，这也多少排遣了李宗仁的寂寞时光。当回忆录脱稿后，李宗仁就又 多了一项打发日子的“工作”——阅读自己的回忆录。

　　寓居美国的李宗仁每天都在关注着大洋彼岸的中国的变化。报纸报道大陆的建设 ，尤其是广西的矿山的开发，使其感叹“共产党真了不起”。新中国的几件大事 也使他感到振奋：其一，中国人民志愿军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 “三八线”以南，显示了中国军队的威力；其二，中印边界反击战中，把入侵者 赶出边界，将所俘人、枪退给印度；其三，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他说，我们统治中国多年，连一部像样的自行车都造不出来，我们不得不服输。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20多个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4月23日，在8 个国家的代表团总联席会议上，周恩来发表了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 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声明引起了世界 舆论的强烈反响。

　　李宗仁在报上看到周恩来的声明，深感兴奋。他认为，周恩来的声明，为解决台 湾问题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凡属爱国之士，均应竭诚拥护，并为促其实现而共同努力。同年8月，李宗仁在美国发表了《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一文，表达了一 个炎黄子孙渴望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心愿。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和成就之速，实为史无前例。我国百余年来战乱频仍 ，民穷财尽。今日幸得有此和平建设的机会，这是国家从贫穷落后迈向繁荣富强的历史转折。”他指出，蒋介石在台湾侈谈“反攻复国”实为不切实际的滥调， 认为台湾问题的正确解决只有两条路可循：一是国共和谈自行解决，二是美国撤 走第七舰队，保证台湾地区实行非军事化。在建议中他还表示，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永葆和平，别无他求。

　　这个《建议》引起的反响是强烈的。台湾骂他“为共匪张目”，香港有人说他“ 年岁高而糊涂了”。而周恩来看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敏锐地意识到：这是自1949年 以来，李宗仁在政治立场上的首次重大转变。

　　1962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维护领土完整，对印度的挑衅进行了自卫反击。

　　帝国主义颠倒黑白，借此进行猖狂的反华活动。针对当时的时局，李宗仁在《纽 约时报》上发表了《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一文，指出：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尼赫鲁派兵入侵中国边境又拒绝与中国谈判划 界，其动机无非是想利用边界问题解决内部困难和想利用中印冲突来争取美援。

　　美国朝野抨击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这样对美国毫无裨益，徒伤中国人的感情， 宜三思之。

　　1963年夏，李宗仁在接受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采访时 坦言：“我不是共产党，甚至也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我宁愿继续做一个诚实的人和可怜的政治家，但我不能不说实话， 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组织得这样好。……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无关紧要， 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她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 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 1964年2月，中法建交。李宗仁于2月12日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效法戴高乐政府调整对华政策，以期奠定东亚和平。

　　从1950年代中期以后十来年李宗仁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已经有了质的转变，由长期坚持反共立场转到心系祖国，渴望祖国统一富强。促使他转变思想的 原因，一是他内心固有的爱国情感，二是新中国的稳定发展和日新月异的巨大变 化，还有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

　　1956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百业兴旺，前途一片光明。当年1月，周 恩来在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时鼓励海外知识分子为国家建设和统一作出贡 献。2月，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和海外的人员，站到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 一而奋斗。此时居住在香港的一直是李宗仁的智囊人物的程思远先生流露出有返 回祖国的意向。1956年4月28日，程思远回到首都北京，受到周恩来的亲自接见。

　　周恩来对程思远说，我们国家当前的对内对外政策，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按照这一方针，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希望海外知识 分子要充分了解祖国发展的情况，我们国家是大有可为的。谈到李宗仁时，周恩 来说，李宗仁先生去年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搞“台湾托管”，反对“台湾独立 ”，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我 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程思远怀着兴奋的心情把回国经过写信告诉了李宗仁，并转达了周恩来的话，这 在李宗仁的内心中激起了难以平静的波澜。1957年秋，程思远的女儿程月如去美 国留学，每逢周末，她都到李宗仁家做客。见到自己旧部的女儿，李宗仁十分愉 快。他写信给程思远说：“一晤月如，如见亲人，一种思乡怀旧之情，顿时浮现 心头，久久不能平息。”不久，李又写信给程说他保存着一些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实际上是在试探中共对他的态度。当程思远1959年国庆期间第二次到北京 时，他向周恩来汇报了几年来李宗仁的动态。周恩来说：“德邻先生出于爱国热 忱，要向国家捐献一些文物，政府表示赞赏。至于他有叶落归根的意愿，希望他 到欧洲先同你谈谈，然后再做决定。” 1960年秋，李宗仁为对欧洲之行进行部署，特让夫人郭德洁到香港和程思远商量 。为了摆脱美蒋特务的盯梢，商定会面的地点在瑞士的苏黎世。经过长期的商量与筹划，1963年5月14日，李宗仁遵照周恩来深谋远虑的安排，离美赴欧旅游。当 他从纽约机场一上飞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两名高级侦探就形影不离地跟踪上了。但在四个多月的旅游期间，两名侦探弄得筋疲力尽，并没有发现李宗仁任何可 疑行动。到了苏黎世，两名侦探便跑到日内瓦寻欢作乐去了。这时，程思远赶来 与李宗仁会晤。两人见面之顷，千言万语一时涌上心头，不知从何说起，毕竟十四年没见面了。两人在一家僻静的咖啡馆坐下，彼此畅谈阔别后的情形。李宗仁 说，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人到晚年，更思念祖国。程思远向他转达周恩来对他 的问候和“四可”的意见：第一，李先生可以回来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 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再回去，如果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李宗仁听完 就说：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12月22日，他又如期返回美国。

　　1965年3月间，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周恩来于是开始筹备迎接李宗仁先生回国的工作。4月22日，李宗仁到纽约郊区华克城移民局申办出境旅游签证，说要去欧洲小住，为期三个月。他对外界说是因为夫人郭德洁有病， 已不能做饭了。为着吃饭方便计，他们恐怕只能搬到瑞士开餐馆的“舅爷”家附 近去住，好就近在餐馆寄食。移民局知道他两年前去过欧洲，并且在圣诞节前赶回美国，因此很快为他办了签证手续。

　　6月13日，李宗仁再次离美飞欧。23日，郭德洁处理完余下的事情后，也飞抵瑞士。这将是他们回国的第一程。程思远接到李赴欧的电报后，第五次上北京听取中 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向他传达周恩来对李宗仁回国一事所作的具体指示 （当时周在非洲访问）。

　　6月28日，程思远到了苏黎世，与李宗仁夫妇会合。为了不致暴露目标，他们住在 郊区。但是嗅觉灵敏的美蒋特务还是探知了李宗仁的意图。他们派人拿着白崇禧发给李宗仁的劝其“保全晚节”的电报，到苏黎世阻止李宗仁回国。倘若劝阻不成，不惜采用暗杀的故伎。李宗仁原打算等次子李志圣赶到后一起回国，忽然接 到紧急通知，要他们务必于7月13日下午2时前离开苏黎世飞往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这样，台湾来人就没有遇到李宗仁。蒋介石又密令其驻卡拉奇的特务机构暗杀 李宗仁一行。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 也收到了从北京发出的急电。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指令：要万无一失地保证李宗仁一行的生命安全。大使馆与巴基斯坦官方联系，得到巴总统的支持。3日凌晨，李 宗仁所乘坐的道格拉斯式客机在卡拉奇国际机场刚一降落，一辆巴基斯坦保安部的警车，立即把他们接到了中国大使馆。蒋介石的暗杀阴谋破产了。

　　在李宗仁到达卡拉奇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14日，香港《快报》在头条位置发表了 彩色标题新闻《李宗仁将返大陆》。

　　7月17日夜，在巴方的密切配合下，中国驻巴大使丁国钰陪同李宗仁和程思远，将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一架飞往广州的波音707客机的头等舱全部包下来，零时13分，飞机从卡拉奇机场起飞，在夜色中向中国的领空飞去…… 备受礼遇的多情老人 当历史定格在1965年7月20日上午11点时，在首都北京机场，一架专机徐徐停稳， 这时舷梯上走下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栖身海外十六年的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 宗仁先生。看到机场上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李宗仁百感交集，禁不住热泪盈眶。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郭沫若、叶剑英、傅作义、李四光等 党和国家、政协、军队的领导人在机场迎接，李宗仁的昔日老友和部下卢汉、邵 力子、黄绍竑、刘斐、屈武、刘仲容以及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还有末代皇帝溥仪，也都到机场欢迎他的归来。中国封建王朝 的末代皇帝与中华民国的最后一位代总统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相互握手 ，这是多么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幕啊！李宗仁在机场大厅欢迎仪式上宣读了《归国声明》，他说：“在国内外一片大好 形势中，我已从海外回到人民祖国的怀抱里来了。……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 我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国家蒸蒸日上，……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参加社 会主义建设。……亟盼海外友好乘时奋起拥护祖国，幡然归来，尤未为晚。”他 还寄语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同志，“凛于民族大义，也与我采取同一步伐，毅然 回到祖国怀抱，团结抗美，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

　　李宗仁回国后，先是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后来搬进了一个院落。到京当晚，周 恩来总理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设宴欢迎李宗仁、郭德洁夫妇。此后的一段时间，李宗仁不是被中共党政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团体和旧友宴请，就是被安排在 北京地区参观。

　　7月26日上午，毛泽东，中共中央主席；李宗仁，原中华民国代总统，两位历史人 物的手握到了一起。宾主的交谈幽默而愉快。当李宗仁谈到海外的许多人都怀念伟大的祖国，都渴望回来时，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 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毛泽东还说：“你在声明中没有骂蒋介石，这很好。将来蒋如果愿意回来，我们更高兴，更欢迎。” 最后，毛泽东建议李宗仁到全国各地去看一看。

　　9月26日下午3时，李宗仁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举行盛大中外记者招待会，来自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记者出席。在招待会上，李宗仁畅谈了他回国两个多月来的观感，并发表了对当前时局的看法。他说，自回国以来，他得到了中国共产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优礼相待，开诚相见，关怀备至。他对此内心感动 ，毕生难忘。他认为，目前我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不仅为百年来所未有，且为中国史无前例的新气象。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革命三民主义理想已完全实现，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大道上向前迈进。事实上已超过孙先生当年的理想。

　　李宗仁说：“一百多年来中国受尽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侮。帝国主义者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但是现在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六亿五千万人民已经完全觉醒，团结得像一家人，显示出空前无比的威力。现在我 们不是‘病夫’了，而是巨人了！我这个75岁的老人也感到很自豪。” 有记者问：“李先生是不是马列主义者？” 李宗仁回答说：“我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个爱国主义者。” 10月1日国庆节，李宗仁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此后，李宗仁夫妇在中央统战部同志陪同下到各地参观，还重游了广州、广西故 地。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党政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李宗仁目睹了祖国发展的情况后，感慨万千。他说：“百闻不如一见，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远 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正当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兴致盎然地在广西故地重游时，死神却一步步向郭德洁逼近。1966年3月21日，郭德洁因乳腺癌晚期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60岁。

　　老年丧妻，对李宗仁打击很大，他的情绪一直十分低落，有时睹物思人，悲情满 怀。考虑到李宗仁孑然一身，生活不便，程思远和民革中央秘书尹冰彦酝酿着给他再找个伴儿。

　　经过一番查访再加上事有巧合，一个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当护士的27岁的胡友松走进了李宗仁晚年的生活。交往一段时间之后，胡友松被李宗仁的传奇人生和人格 魅力所吸引，逐渐产生了对李宗仁的爱慕之情。在周恩来和国务院有关同志的关 心下，7月26日，76岁的李宗仁和27岁的胡友松在北京西总布胡同5号举行婚礼， 结成了轰动一时的老少配。婚后老夫少妻的生活过得甜蜜美满。

　　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对于“文化大革命”，起初李宗仁认为这既 然是毛泽东发动的，肯定自有他的道理，因为毛泽东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伟人，伟人自有伟人的高明之处，他所指挥的事情是不容怀疑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 一连串事情，着实让李宗仁感到迷惑和不安。

　　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李宗仁的几个旧友黄绍竑、黄琪翔、刘斐等人及其家人都受到了红卫兵的冲击和凌辱。黄绍竑被红卫兵抽打罚跪后，不堪受 辱，自杀身亡。李宗仁得知这一消息，不禁感到心寒。他有一种预感：厄运很快 就会降临李公馆！他想去找章士钊一起去见毛主席问问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章士钊说：万万不可，我们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是谨慎为好。

　　李宗仁的预感终于发生了。一天，他和胡友松坐车出门理发之后去医院买些药， 结果遭受意外，胡友松差点儿被红卫兵从车上揪出来，说要“打倒资产阶级的少 奶奶”，吓得他们再也不敢随便上街。还有一次，6个红卫兵冲进了李公馆，经过 李宗仁的耐心说教，倒也相安无事。

　　这些事让周恩来知道后，决定对党外的民主进步人士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9月1 9日，李宗仁夫妇被秘密送往解放军301医院保护起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他们都用了化名，李宗仁叫李敬之，胡友松叫唐伟。301医院里还住着章士钊、张治中 、程潜、傅作义、何香凝等人，不过大家并不能随便走动或任意交往。在那段动荡的日子里，这些高级民主人士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特殊的时光。李宗仁每天除了 看报、听广播、浇花之外，剩余的大部分时间就是给胡友松讲故事，讲他在南征 北战中如何出生入死，讲他与蒋介石的恩恩怨怨，讲他寓居海外如何思念故土，讲他与家人的悲欢离合…… 对于李宗仁来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使他制定的一项计划被迫搁浅。回国 后，李宗仁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礼遇，他对共产党不计前嫌的宽宏与大度十分 感激。另外，通过参观，他看到新中国正在蒸蒸日上，甚为振奋。因此，他想给祖国出把力，通过自己的影响再召回一些留在海外的朋友，让他们也和自己一样 回到祖国的怀抱，来共同从事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他把这些人列了一个名 单，其中有留居港澳的桂系上层人士黄旭初、夏威等，有卜居美国的吴尚鹰、甘介侯和住在墨西哥的毛邦初等人。李宗仁将这些人的名单给周恩来看了，周说， 除了甘介侯之外，其他的人我们都欢迎。为此，李宗仁还为黄旭初和夏威汇去了 回大陆的路费，并托尹冰彦向吴尚鹰、毛邦初寄去了问候和邀请的信函。可这一切都因“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被迫搁浅了。

　　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的庆典，毛泽东要在天安门城楼亲自 接见红卫兵。李宗仁（请柬上写的是李敬之）再次受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党 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观礼和接见活动。周恩来问起李宗仁的生活和身体情况，李宗仁一边感谢，一边动情地说：“多谢总理。总理，你也要多保重身体啊！” 毛泽东接见过红卫兵后，特意同李宗仁握手，对李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 不会忘记你的！” 1968年以后，随着年事渐高，再加上文革中的一些不顺心的事，李宗仁的身体每况愈下。4月，李得了肺炎。住院期间，发现大便出血，开始以为是痔疮破裂，漫 不经心。8月初，大便时大量出血，才重新入院检查，结果确诊为直肠癌。于是进 行割治切除，手术后恢复良好。9月下旬出院，迁居西总布胡同休养。

　　9月29日，李宗仁在家中收到了国务院送来的两张请柬，是以周恩来的名义发来的 。一张是让他9月30日下午6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十九周年国宴；另一张是请他到天安门城楼参加10月1日的国庆观礼活动。

　　看到请柬，李宗仁十分高兴，因为这是国家给他的无上荣耀啊！可是胡友松很担 心，怕他身体受不了，劝说道：“德公，这两场活动，你就别参加了。我们让人 把您的身体情况向总理说清楚就是了。” “万万不可，总理请的，我一定要去。”李宗仁态度坚决。

　　9月30日晚，李宗仁如期出席了国庆宴会，但不到两个小时就感到腹痛难忍，浑身 发冷，体力不支，只好提前回家。第二天，他没能参加观礼活动，而是再度被送进医院，并且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日后周恩来对程思远说，当时发给李先生两张请柬，一是出席宴会，一是上天安门，原只是要他10月1日到天安门亮相一下 ，立刻回家休息，不必参加国宴。可是那个指示没有能够清楚地贯彻下去。

　　1969年1月17日，李宗仁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把胡友松和尹冰彦叫到自己身边交代了一些后事。他躺在病榻上，面庞清瘦，神智倒是十分清醒。他说：“ 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国家里，这是了却我一件最大的心愿……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些工作，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台湾 是要统一的，可惜我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那些书（指李带回的很多线装书，如《二十四史》 《四库备要》等等）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 政府。还有几瓶酒（历经二百多年的法国白兰地和英国威士忌），我想把它送给 毛主席和周总理。” 李宗仁又单独向胡友松交代了一些后事，末了他说：“我去了以后，没有别的要求，只要记得清明节别忘了给我扫墓，让世人知道，李宗仁还有这么一位年轻貌 美的妻子……” 交代完这些后事，他又让尹冰彦把程思远叫来。程思远来到医院，李宗仁口述请他代笔写了一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信中说： “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条路是走对了的。这些年来，我亲眼看到我们祖国的潜力是举世无匹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 的最后时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士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1969年1月30日午夜的钟声刚刚响过，时针指向凌晨零时50分，李宗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政治人物终于走完了自己七十八年的 生命旅程。

　　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周恩来在李宗仁的遗体旁默立了 好长时间，然后对大家说，他看了李先生写给主席和他的信。李先生一生做了两 件大事，一是台儿庄，一是回国。他说，李先生的信是一个历史文件。

　　妻子们和儿子们 李宗仁一生有三位夫人，她们是李秀文、郭德洁和胡友松。

　　李秀文，1891年生，广西临桂人，出身农家。1911年与李宗仁结婚，1918年2月生子李幼邻。李宗仁娶了郭德洁之后，她基本上与李宗仁分居，只保持名义上的夫 妻关系，一心一意抚育幼邻。1949年4月至1952年秋，她寄居香港。为了与定居美 国的儿子住在一起，她辗转到古巴住了五年半。1958年5月，在饱尝了离别之苦后 ，李秀文终于与儿子团聚了。1965年李宗仁回国临行前一个月，专程到李幼邻家 与李秀文母子话别。他先向母子二人表示歉意，然后告诉他们自己决定回国定居 ，要他们万万不可泄露出去。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李秀文说：“人说老来思乡， 落叶归根，一点不假。我的一生，原来是四海为家，想不到也有思乡怀归的一天 。如今深感去国之苦，苦不堪言。”他劝李秀文：“你年纪也大了，还是回中国 定居快乐地安度晚年罢。你在此言语不通，不能自己出外，又没有朋友来往，生活是很枯燥的。”李秀文说她将来会如他所嘱回祖国养老。

　　1973年，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不幸解体。李秀文的孙女们大学毕业后各自立业，儿媳珍妮因与李幼邻意见不合而异地分居。孙女走了，儿媳离去了，儿子每天早 出晚归，忙于事务，留给李秀文的则是一片寂寞。往事如烟，李宗仁的嘱咐时时 萦绕在心头，李秀文思乡之情越来越浓。

　　就在这一年的10月31日，在离国二十多年之后，李秀文回到了祖国，邓颖超和廖 承志亲自接见了她。以后李秀文回到桂林定居，与侄子李嘉球和侄媳谭明一起生活。她被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桂林市政协常委。

　　1992年6月18日，这位百岁老人谢世。知足常乐，宁静淡泊，李秀文就是靠着这样的心境走完了她的一百零二年人生。

　　李秀文常和侄媳谭明聊天到深夜，回忆、诉说自己的经历，谭明根据她的口述整 理为《我与李宗仁》一书，向世人介绍了李秀文的一生。

　　郭德洁，1907年生于广西桂平，原名郭月仙，郭德洁是她与李宗仁结婚后改的名。月仙自幼聪慧过人，性格与一般女孩子皆有不同，上中学时就立志要做“出类 拔萃的女人”。1924年，郭还在桂平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被时任定桂军司令 的李宗仁看上，郭也仰慕李的威名，正所谓英雄爱美人。18岁的郭德洁嫁于李宗 仁后，一直陪伴在其身边，完全取代了李秀文，成为李宗仁的夫人。李宗仁征战 南北，她一直追随陪伴，并频繁出入各种公众政治场合。郭德洁还是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女性，她积极投身教育事业，先后借助李宗仁的力量在桂林 等地办学，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948年4月，郭德洁全力帮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成功，荣登副总统夫人的高位，可谓志得意满。1949年底她随李宗仁寓居美国，后来加入了美国国籍。她起初不愿 回国，但李宗仁回国意志坚决，又加上自己身患癌症，她不想死后葬身异国他乡。因此，她选择了和丈夫一道回国。回国后他们夫妇受到崇高的礼遇。

　　1966年3月21日，郭德洁因病去世。由于是秘密回国，无法顾及国籍问题；回国几个月来，又整天忙于参观与会见亲朋好友，更顾不上解决国籍问题。此时，她应 该还是美国公民，而中美之间还没有邦交，我们不能为一个美国公民举行追悼仪 式。于是，寻求法律程序，为她办理归宗手续。征得李宗仁先生的同意，在郭德 洁的一个手提箱里找到她的美籍身份证，由国务院办理了归宗手续，使她成为了合法的中国公民。3月23日上午，在北京医院举行了有周恩来、彭真、李四光等人参加的向郭德洁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火化后，骨灰盒存放于北京西郊骨灰堂。

　　同舟共济，风雨相伴，从1924年到1966年，郭德洁伴随着李宗仁走过了四十余年 风雨历程。

　　胡友松，1939年出生于南京，幼名若梅，是影星胡蝶的私生女。1947年被养母沈 文芝（曾是张宗昌的姨太太）带到北京读书，1959年毕业于北京第三护士学校。

　　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几次谈对象都被干扰破坏，到27岁还未婚嫁。与李宗仁结合后，一直精心照料李的生活。在李宗仁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周恩来握着胡友松 的手说：“别难过，抢救无效。你放心好了，国家会照顾你的。” 李宗仁去世后，胡友松的生活也一波三折。因为身份特殊，又处在文革期间，她 备受艰辛，曾坐过牢，被下放劳动。1972年5月，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她化名王曦 ，进北京无线电元件九厂当了一名检验工，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后来她被调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直到1989年8月退休。

　　退休后的胡友松先后向桂林文物部门和台儿庄李宗仁史料馆捐赠了李宗仁的一些 珍贵遗物。1998年4月，胡友松接受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政府的邀请，到台儿庄定 居，出任李宗仁史料馆的名誉馆长。晚年的胡友松一心向佛，潜心作画，生活得很充实。

　　李宗仁有两个儿子。长子李幼邻，1918年生于广东新会，1937年留学美国，1942 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军事管理专业硕士学位。但他并没有秉承父志，不但政见上有所分歧，事业上也各走不同的道路。他不愿借助父亲的权势去谋取一官半职，对 国民党的官场腐败也非常反感。1947年因父母思子心切，他携妻女回国，在上海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工作了三个月便辞职不干了，又到香港与友人合作办厂。1949 年12月护送父亲到美国治病，从此定居纽约。1973年10月底，送母亲李秀文回国 ，自己仍返美国经商。以后多次回大陆探母和观光，并积极地在华侨中宣传祖国 的变化和共产党对海外人士的政策。1993年5月中旬，李幼邻病逝。其妻珍妮，为 美国一混血女子，生有4个女儿，分别叫玛茜、雷诗、文迪、琴妮，均生活在美国 。

　　李宗仁的次子李志圣，1937年生，据说是李宗仁与女秘书的私生子，因郭德洁不曾生育，就算是郭德洁所出。12岁随父母一起到了美国。李宗仁和郭德洁回国后 ，李志圣同长兄李幼邻住在一起。大学毕业后，在美国一家公司担任广告设计的职务。妻子龚怀磊，四川人，在纽约一机关供职。有一子一女，名字分别叫国钦 、珍珍，家庭幸福美满。

　　参考文献：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