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禁止儿童乞讨刻不容缓 让孩子活出尊严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搜狐益论坛。在今年的5月30日到6月4日，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中国儿童福利周”将继续开展。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同嘉宾讨论儿童大病医疗的问题，这一期我们将继续讨论关于儿童福利的其他热点问题。坐在我身边这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演员濮存昕先生，中间这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的尚晓援教授，另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禁止儿童乞讨刻不容缓 保证儿童有尊严的生活

　　说到儿童福利问题，今年的热点之一就是流浪儿童，微博上流行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让流浪儿童及贩卖儿童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但由于未成年人心理等方面的特殊性，如何保护儿童免于媒体传播的伤害，随手拍的方式也值得我们反思。请问三位嘉宾在帮助流浪儿童时有哪些涉及儿童保护的敏感问题？

　　濮存昕：这个事儿在三年前我接触到了，有次我在演出，从后台走出来的时候，就有观众说：“濮存昕，马上要开政协会了，希望你关注这件事”，并给了我很厚一叠材料，我就很触目惊心。太残酷的那些照片的素材，太严重的一些问题都在文字中表现出来的，而太大的数量，你想社会底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太多儿童的命运简直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政协会提案上搜集民意，整个一揽子材料往上送，给民政部、公安部相关部门都一式好几份送出去。当时政协会完了之后不到一个月，中央部门对这个非常重视，原来是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现在首先把儿童提到前面来。最具体最有效是两个措施，第一改变原来是丢失儿童之后24小时之后报案的规定，24小时候这个孩子肯定找不到了。应该最有效的时间里面，如果刑侦不进入，治安进入。只有把这个改变了，改变成马上立案，刑侦和治安同时在打击拐卖儿童的专项斗争中成为了一个系统，有效的遏制住很多案例发生，这是有效的。

　　第二个就是DNA血库，原来DNA血液检测都被用在大案要案疑案中，现在建立起DNA血库的信息平台，从失踪孩子的家长们那儿提取DNA，对比所有被疑似被拐卖儿童，这个对比成功率短时间内非常高。但是目前这个系统只是初级的，在全国各省厅里面还不全。

　　应该说，“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真正让家人团聚的成功案例并不多，网友提出的质疑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但在解决拐卖儿童这个事情上，它还是利大于弊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通过我们的调研，大部分的被拐儿童还处在在非法买卖儿童的空间，真正在社会上沿街乞讨的有，但是不是最大数量的。

　　我个人看法是，通过手机参与微博，找到这个孩子的出处，使他成功的脱离苦海，这件事情本身没错，但是通过这件事情应该在全社会引起非常明确的概念，绝对不允许未成年儿童乞讨。既使不是拐卖的，碰到这件事情也要报警。公安福利系统必须马上跟进，联合反映，联合处理这件事情。如果哪些设施不完全，系统不健全，保障不有力，我们去改变它。不允许儿童乞讨，就如同不允许儿童工作一样，不允许童工。这个法律法规上如果不健全的话，必须得执行。

　　今年关于打击拐卖儿童第三个提案，已经提出一个而且很快又落实了。非亲生子女入户系统必须堵住这个闸门，必须经过DNA。比如我这从福利院买的，我是从哪收养的，是正规系统收养的，也必须对非亲生孩子进行DNA血样采集，去和血库对比。这个在公安户籍制度上以前没有，使得一些违规现象是有可能出现的，三五万块钱这孩子就能上户口，一上户口石沉大海。在法律法规上堵住这个漏斗，使得在最后一个环节堵住拐卖儿童的一个出路。

　　回到这个话题，微博参与是社会公益精神的一种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但是我觉得孩子被拍了公布在网上，孩子过两年相貌也就改变很大，倒比他真正的悲惨命运的最终结果还要好。我赞成大家伙都参与，都关注治理这种不可容忍的罪恶社会现象，大家都来参与都没关系的。但是我们大家怎么有效帮助他们，不只是这么一个行为。

　　王振耀：我非常同意濮存昕的话，因为微博打拐，现在儿童乞讨现象减少了很多。这个效果是很了不起的，在发达国家儿童乞讨基本上法律禁止的，咱们是通过一个社会的活动，总算让这个现象得到现在限制。公众的参与，推动整个社会文明程度和整个社会的进化，这样一个提升这是要肯定的。

　　再一个，孩子确实当时有了照片，可能觉得隐私没有得到保护，但是在法律、福利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孩子照片有一点公开，总比他被拐卖沿街乞讨要好。我们没有做过系统调查，微博打拐以后，加上整个国家建立了孤儿制度以后，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过去我们见的非常凄惨的那个现象，起码现在很难发现了。这个进步一定要给予肯定。

　　然后同时有一些技术问题是下一步发展，比如说是不是公民公布照片的时候，有一个组织加强管理，比如说适当的略做处理，丢孩子的信息如何快速地和它形成一个网络。这个是需要技术上处理的，在下一步发展稍微适度注意的这样一个现象。但是如果在技术上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就说马上要禁止说不让大家拍，我觉得这是不行的。应该在两种不合理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选择的时候，宁可不要让孩子受到太大的伤害，而不要让孩子保持一种伤害，我们好象做了合理的选择，却对孩子制造出来更大的伤害。

　　尚晓援：是不是政府也在这里面发挥更多的作用，建立信息库，并且一定的管理系统，是不是对儿童隐私伤害和暴露就会小一些。我觉得公民社会的行动，到了一定程度一定要跟政府的行动结合起来。刚才濮先生说的，其实政府已经行动起来了，因为公民社会的行动，这样双方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保护儿童。

　　另外这个事儿争论来争论去，觉得对于儿童好还是不好，禁止儿童乞讨，我特别同意濮存昕意见，一定要断然禁止儿童乞讨，不仅是犯罪分子带动儿童乞讨，父母也在带儿童乞讨，带儿童乞讨对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是很大的威胁。因为不仅孩子得到了一定的钱，养成一种不依赖自己、而是一直依赖乞讨的没有尊严环境下成长起来了，从小没有尊严，长大以后成为一个没有尊严的公民对这个社会贡献肯定是消极的。

　　我原来在英国做儿童研究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特小的事儿，英国儿童福利机构是不允许接受捐赠的。甚至接受了一个捐赠的电影票这个都是违法的，因为他们有一个理念，我们儿童要有一个有尊严的环境底下成长，他得到所有一切都是他作为公民应该得到的，这个应该由国家提供的。如果让中国的福利院现在还是大量的依靠捐赠的，我们算过有些儿童福利院捐赠款比政府投入还多一些，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结果。英国那个制度当时就不太理解，当然后来我越来越理解。如果一个机构你想利用捐赠款来养这个孩子，往往需要这个孩子出去参加各种仪式，接受这个捐赠款。我在上海当时有一个儿童心理学家跟我说，想想如果你是那个孩子，你愿不愿意站在这些灯光底下，代表一个穷人来接受别人的一个施舍。我们的孩子不应该在施舍的条件下长大，怎么从第一步就给儿童创造一个有尊严的成长环境，我觉得第一步就是禁止儿童乞讨，这个没有可商量的。各地政府要儿童捱饿，要追究你的责任，这样几个方面采取措施。但是目标是让我们儿童过一个有尊严的成长环境。

　　王振耀：欧洲也好，美国也好，社区儿童工作站这个是很普遍的，不能用我们那个方法。我和尚教授有一点不同，你又搞一把手责任制，到时候就做假。应该是不要去追究哪一个领导人责任，而要定出一套规则，保障措施，让儿童遇到困难时候很方便的有这样的组织，有的是政府的，有的是民间的。这个是我们社会现在急需要要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