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吧街:初步繁荣时期的经济选择

初步繁荣时期的经济选择

2011-06-12 17: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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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户是基本的经济单位。仅有少量的商品，比如铁农具、盐等，需要从外界购入。其他的生产生活物资都是农户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和平时期，人口迅速增长。传统的农业，可以养活的人口有限。看到人口快速增长，当局者自然会有不安。如何解决人口问题，一直是历史上各朝代当局者要考虑的核心经济问题之一。当人口增长时，经济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出复杂的分工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养活那些多出来的人口，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歉收则有饥荒之虞，丰收则会谷贱伤农。这种两难局面在简单的农业生产结构中难以解决。解决之道在农业之外，在于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而且，由于人口压力的存在，经济结构的转型已成势在必行。

在汉朝时，土地私有并可自由买卖，土地所有者须向国家耕地税，耕地税率为亩产的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征收人口税，人口税分为算赋和口赋（算赋是丁税，十五至五十六岁的男女每年每人纳一百二十钱（一算）；口赋是儿童税，七至十四岁的儿童每年每人纳廿钱）；铁农具的牛耕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最重要的犁地法是二牛抬杠，但一些新式耕田法如代田法、区田法相继诞生；国家注重兴修水利，尤以关中地区为最，著名的水渠有成国渠、六辅渠、白渠等；汉朝的纺织业有国营与民营之分，民间著名纺织业者有陈宝光等。

西汉早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恢复了农业生产，但经济势力仍然不足，商人地位低下；文景时期，在晁错的建议下，改行贵粟政策，商人竞买爵位，扩大贸易领域，国家存粮进一步增加，经济实力大涨，商人的地位有一定幅度的提高；全国已有数个商业中心，如长安、洛阳、邯郸、江陵、吴、寿春、番禺、成都等，丝绸之路是当时世界最重要的商路。

在汉武帝时期，采取以下政策发展经济：第一，把盐铁收归国家垄断经营。国家设盐铁丞，各郡县设盐官或铁官，专门负责经营盐铁的制造和销售。这样，一方面加强了国家的收入，也限制了地方的经济实力。第二，由上林三官（钟官、技巧、辨铜）统铸五铢钱，作为法定货币，通行全国，以改变货币混乱的局面，并严禁各郡国私人仿铸。这是采用均输、平准的方法以保持物价的稳定。第三，增收财产税，命令各行业人员向官府自报资产价值，什十五纳一税，同时鼓励人民告发逃税者，利用军队屯田使国家粮食储备增加从而恢复比较轻的赋税制度，不但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其政治上的影响也很大。

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继位，勤政爱民，继续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文帝的基本政策是，重点放在发展农业上，轻徭薄赋，约法省禁；为了鼓励农民种粮，减轻农民负担，文帝先是把十五税一的田租改为三十税一，后来索性田租免收，直到景帝时才恢复了三十税一；    为了减轻摇役，文帝下令列侯回到自己封国，以免戍卒的运输之苦；对于匈奴的政策，也是尽量避免战争的发生，以和亲为主，从各个方面维护了国家的稳定。

公元前157年，刘启即位，是为景帝。景帝在继续推行文帝政策的基础上有所改进；进行“削藩”，将吴楚七国之乱平定，把诸侯王任免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巩固了中央集权；对于匈奴，继续采取和亲政策，拉拢匈奴。

　　在东汉时期，冶铁业由社会自营，加上水排的发明，冶铁业更加发达；出现了翻车和渴乌等水利工具，增加了农业生产效率；蚕桑养殖在长江流域和岭南等地开始推广，特别是四川地区，蜀锦更价值连城；中原地区商道线路发达，各地货物往来更加频繁。

在隋唐时期，由于完成统一，开凿了大运河，以及均田制、租庸调制的实行，隋朝经济得到了发展：耕地面积扩大，产量提高，造船业发达，洛阳商业盛极一时。

　　在唐朝前期，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实行保证了农民土地的生产时间。由于唐政府妥善地处理了民族关系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有利地吸收境内各族、周边国家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在农业方面：曲辕犁、筒车发明应用，水利工程大量兴修，垦田面积大量增加；在手工业方面：丝织、造纸、制瓷业成就突出；在商业方面：唐都有长安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而且是最大的商业城市和国际交往中心；广州成为南方的大都市，有政府设立的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使。因此唐朝的经济迅速发展。在唐朝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地主庄园经济发达，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维持，代之以两税法，成为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改革。

2005年6月12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上，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雷斯科特在回忆了中国经济发展史后认为，对中国而言，开放是关键，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实际上，很多人认为，宋朝鼎盛时期中国的GDP总量是唐朝鼎盛时期的2倍，是明清鼎盛时期的数倍！

宋朝时，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是中国主要的粮食产地。稻谷生产非常繁盛，稻米不但足以自给还可以输出到其他省区。随着粮食生产的发达，谷贱伤农的问题渐渐突出。粤、桂、湘、赣几个稻谷主产区，互相争夺销路，经济效益自然裹足不前。由于新的消费市场很难发现，更好的办法是转而生产其他。在这方面，广东走在了其他省份的前面。

长江三角洲也出现类似的情况。自从唐宋中国经济中心从北方转向南方以后，江浙一带，一向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地。南宋俗语云：苏常（湖）熟，天下足。江浙所产粮食，通过运河，大量运往北方。因而江南是中国至关重要的粮食产区。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两地工业、经济作物的发展，导致了中国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现象——大规模的省际商品交换。历史上的中国，早就有国内的长途贸易。汉时的商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经商。宋时的商业也一时繁盛。因此，全国形成了省际的分工结构。

在此省际分工结构之下，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省份成为过去。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人民，其生产已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满足远方其他人的消费。而他们自己的粮食需求，则从那些仍然主要生产粮食的地区——次发达地区，通过贸易输入而得到满足。到了此时，“苏常（湖）熟，天下足”已转变为“湖广熟，天下足”。中国主要的粮食产区已经不再是江浙，而是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区。

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明朝则有进一步发展，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上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

明初社会经济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恢复发展，到仁宗、宣宗两朝，出现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仁宗时“停罢采买，平反冤滥，贡赋各随物资产，陂池与民同利”。宣宗时实行重农政策，赈荒惩贪。仁宣两朝，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溥、杨荣执掌朝政，多有建树。他们在位期间成为明朝皇帝历史上少有的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期。明朝最盛的万历后期人口有1。6亿。

清朝在康熙、雍正、乾隆的统治时期，农业生产比以前有显著的恢复和发展：

第一，耕地面积扩大。江南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为九十五万三千余顷，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至一百万顷，乾隆十八年（1753年）为一百五十余万顷。抛荒最多的四川地区，顺治十八年才一万余顷，到乾隆十八年已增至四十五万九千余顷。

在清朝康熙年间时，三藩被平定，统一了台湾。康熙帝奖励垦荒，多次普免钱粮。康熙帝还下令治理黄河水患。

第二，与农业紧密结合的家庭手工业越来越发达。在康熙、雍正和乾隆的统治时期，作为农村副业的绩麻、纺线、养蚕、织布、缫丝得到了普遍的推广；原来以缫丝织布知名的江南、四川、福建、山东、湖广等地的家庭手工业更加发达；湖州的丝和松江布都是“衣被天下”，远销国外；陕西、江西和贵州等省，缫丝、织布兴旺起来；用柞丝织绸的技术在乾隆时由山东传入贵州，织成的“茧绸”闻名全国；在少数民族地区，维族、蒙族的毛毯，苗族的苎布、皮布、土花布、洞锦，僮族的僮锦，都是当时极精美的产品；作为农村副业的藤器、竹器、柳条器、造纸、陶器、制糖、制茶等家庭手工业，发展良好。

到了明末清初，江浙的粮食产量开始逐渐下降，棉业成为替代升级产业。结果，江南一带不但大量产棉，而且大量生产棉布。因而，手工业已经在相当部分上取代了农业。长江三角洲已成为当时中国的“工业区”。

第三，全国各地商业繁荣。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许多城市恢复了明代后期的繁盛，有些城市，如南京、广州、佛山、厦门和汉口，则较明代发展更好；长江沿岸的无锡是著名的“布码头”，汉口是“船码头”，镇江是“银码头”；佛山商铺、市集、作坊如林，共有六百二十二条大小的街巷；汉口镇更是“地当孔道，云贵、川陕、粤西、湖南处处相通，本省湖河，帆樯相属，粮食之行，不舍昼夜”，而商业往来，以“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

乾隆皇帝重视发展商业并给予宽松政策。他规定商人到歉收的地方销售粮食，可以免关榷米税，允许百姓贩运少量食盐。

第四，产业结构转型。省际贸易，能够为一个省提供足够的粮食，并支撑起省际的分工结构。明末后，广东逐渐放弃了稻谷生产，转而生产鱼桑蔗果等经济作物。广东也从粮食的输出省变为输入省，大量依赖广西的稻谷。到了18世纪，广东的经济作物生产已非常发达。广东省从一个和他省并无区别的地区一跃而成为当时的发达省份。

第五，康熙帝下令在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连云港）开放对外贸易。由于当时欧洲工业革命尚未开始，产品难以与清朝竞争。于是，清朝的对外贸易一直处于贸易盈余的地位。当时出口产品主要有丝绸、茶叶、瓷器、棉布等，进口商品有胡椒、象牙等。由于外国每年要向中国购买大量产品，而中国进口的商品都是奢侈品，销售量不多。因而对外贸易成为一项重要的经济产业。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第六，到雍正时，又进行赋税改革，彻底实施“地丁合一”。地税从此称为“地丁”，这就是清朝“摊丁入亩”的赋税改革。地丁完全按田亩征收，不论豪绅富户还是一般农民，田多则赋多，无田则无税，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摊丁入亩，促进了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七，金融机构(票号)在乾隆年间开始出现。

事实上，清朝乾隆后期有人口3。6亿，光绪年间更达到了4。2亿，拥有如此庞大的人口，清朝的农业、工业、商业和社会水平达到了空前繁荣。进一步，18世纪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都流向了清代中国。

在18世纪时，英国人口增加到了七八百万人，但仅依靠本地的粮食生产英国岛屿大概只能养活五六百万人，进一步英国的自然资源很有限：仅取暖燃料一项，英国所有的森林看来也不够用；英国人民找到了解决之道：建立小作坊，面向大众的需求生产点什么；这种小作坊后来发展成世界上最大最发达的工业体系。时至今天，英国这个岛屿面积没有增加，自然资源比起18世纪消耗了不少，但养活五千万人口还绰绰有余，而且五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比18世纪的贵族还好，原因在于经济自然而然地发展出复杂的分工结构。

 因此，在“十二五”发展时期，我们仍然需要致力于在全国发展复杂的分工结构、发展对外贸易、发展高度发达的商业、发展后工业时代的工业、发展新农业、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等外，应注意发展金融业。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选择的是国际财富金字塔的顶端——金融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