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市华容区政府网:被误读的新加坡模式

　　本报记者通过微博连线郑维，针对新加坡大选和被“误读”的模式展开对话。

年轻选民更多要求“反对声”

　　云信：新加坡此次大选，行动党受到挑战，反对党士气很足。造成这样局面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反对党力量的强大，会对新加坡未来政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郑维：美国有句政治名言：“所有的政治都是当地政治”。从这个角度去看，行动党受到更大挑战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选民结构的改变、选民需求的改变以及因为内外各种因素造成的民生课题。

　　这次大选20-44岁的年轻选民占了接近一半。年轻选民成长在新加坡建国后，对于行动党在建国时期的领导没有太多直观的感觉。这部分的选民也对目前的新加坡的生活水准有了比先辈更高的预期，不再满足于经济的成长、生活的舒适。他们对于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旧模式感到不耐烦，他们对参与政治充满热情，不愿意被填鸭、不愿意单纯地接受一个政治的结果，而期待参与政治的过程，推动政治的进程。

　　老一辈的新加坡人很信赖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其强势的政治作风被认为是自信和具备执行力的标志。但年轻的选民不再盲目认可强势的政治作风，他们更多地要求国家的政策必须经过更多的民主讨论才付诸实施，他们要求国会里头有更多的反对声音，让行动党的强势得到制衡。

　　在大量外国劳工、新移民的涌入下，新加坡的公共交通不堪负荷；在国际热钱的推波助澜下，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也迅速升温。另外，新加坡一贯奉行的谨慎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在迅速老龄化的社会面前，显示出了跟不上的一面。而在国际化大潮中，新加坡的贫富分化变得更严重，这让部长和公务员的薪金变成了更加敏感的课题。这样的局面，造成了新加坡的反对党终于开始有一个比较大的操作空间。也有更多的社会精英愿意投身反对党，去经营和开拓。这是这次大选中，反对党面目一新的主要因素。

　　反对党力量是否会继续强大下去，要看是否能在进入国会后，对行动党的施政做出理性、高水平的问政；更要看行动党在痛定思痛，反思之后的反攻策略。目前就说新加坡的未来政局将向哪里发展，尚言之过早。

让执政党检讨 让反对党理性

　　云信：反对党工人党虽然拿下一个集选区，但是整体上一党独大的局面还没有改变，选民选票的力量体现在哪里？

　　郑维：虽然一党在国会中独大的情况没有改变，但是那个独大的党已经做出了改变，这就是选民的力量。因为在高素质的反对党人竞争的选区里，特别是工人党，行动党的得票率都下滑，从从前的7-3开，变成了现在的6-4开。行动党看到了这个趋势，迅速而果断地在大选后采取了反思行动，内阁进行了大换血、李光耀吴作栋两位资政淡出政坛、马上成立委员会检讨部长的薪金。而在民众高度关注的住屋政策、交通、卫生保健等等几个方面，都更换了新的部长，对之前的政策做毫无保留的审视和反思。

　　促使执政党不固步自封，不断检讨自身的不足和失误；推动反对党积极理性问政，正是选民的力量。不能单从选后的议席数量简单做评述。一个得票超过70%的议员和一个仅仅以1%领先对手的议员，哪个更如履薄冰？哪个会更积极为民服务？答案很清楚。

　　云信：此次大选后，两位资政和几位重量级部长退出，会对新加坡政治产生怎样的影响？新加坡的政治快车会减速吗？会转变方向吗？

　　郑维：其实行动党一贯都有每次大选换血20%的传统，这种更新换代的速度一直没有减速过。两位资政和几位重量级部长的退出，为新一代的行动党领导人创造了客观、全面地审视每一个政策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加坡的政治快车会加速地转变方向。

　　云信：反对党充分重视和利用了社会化媒体吸引年轻一代，并获得支持。新加坡年轻一代对政治的热情和兴趣从何而来？参与的方式又有哪些？

　　郑维：新加坡年轻一代接受过比先辈好得多的教育，对于西方的民主理念接受程度非常高，不再相信老一辈传输给他们的“经验之谈”和“硬道理”。社交媒体让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归属感，让反对党拉近了和执政党的资源的差距。在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新媒体上，新加坡年轻人对大选的课题进行激烈辩论，对政治人物评头论足，把自己去群众大会的所闻所感记录分享。

　　现在，有更多的新加坡年轻人参加各种党派的青年团，积极参与党派的事务。一些原本有潜力进入执政党精英团队的年轻人，开始分流到反对党的阵营，充实了反对党枯竭多年的人才库。

新加坡一党独大，是经济繁荣的“果”

　　云信：中国近年来每年都会派一些官员去新加坡学习取经，根据您的判断和观察，他们会学到什么经验呢？

　　郑维：我和不少来访的中国官员有不少接触。能够被外派学习的中共干部，都是佼佼者。对于新加坡在现代化城市管理的经验和体系，他们吸收得非常快，也在中国移植了一部分经验，获得了部分的成功。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体制对于官员的思维方式的决定性作用。一个官员的思维方式，肯定受制于他所处的环境。在新加坡的体制下，无论什么国家来的官员都会做出和新加坡官员一样的判断，甚至会做得更好，体制使然。而回到了中国，他们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就不能完全地以新加坡的思维方式去看问题。

　　云信：您一直强调“被误读的新加坡模式”，请问被误读的内容是什么？

　　郑维：一直以来，新加坡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开明权威政体”，一个在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下，能达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独特例子。但许多解读新加坡的人都忘记了，新加坡有着在严刑峻法体制中维护着的选举制度。

　　行动党无论如何，还是每五年要交一次成绩单给新加坡选民。一直以来，行动党都是新加坡政坛上最强悍的优等生，它迅速地把新加坡从一个破旧的殖民地建设成了一个全球领先的经济体，并且做到了“居者有其屋”的承诺，以及廉洁高效的执行力。但如果执政党成绩不好，甚至回答问题的方式不讨选民喜欢，那就要在得票率上扣分。新加坡一党独大，不是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成因，而是它的果。

　　云信：新加坡对中国的借鉴意义，究竟在哪里？

　　郑维：对于城市的规划，民生的安排，经济的政策等等，新加坡都有不少可以供中国借鉴的地方。但如何搞好卫生和城管，是小乘；如何真正把为民服务落到实处，并保持忧患意识，保持国际视野，坚持长期眼光等等，都是大乘。但在治国上头，因为中国和新加坡的国情天差地别，连农村都没有的新加坡对还有好几亿农民的中国的借鉴意义不大。

　　云信：此次大选，您的选票投给了谁？为什么？

　　郑维：秘密，哈。

对比 新加坡VS中国台湾

　　云信：亨廷顿曾比较过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政治制度，认为台湾的政治制度因为民主而会生存下去，而新加坡政治制度会在李光耀先生之后很难生存。您能比较一下台湾和新加坡的民主模式吗？

　　郑维：我一贯认为，简单地把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归类成“威权政体”或者“民主政体”，都是不适合的。每个地区的政情、历史积累都不一样，所产生的政治体制也必然不同。在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统独分野，基本划定了蓝绿两派势力的范围。在新加坡，类似的政治认同的鸿沟并没有出现，选民更多地是通过自己对候选人的素质、政绩做出判断来挑选政党。

　　亨廷顿先生的“算命”相当理论化，除了通过时间的考验，无法证明。但我相信没有一个国家、地区的政治制度可以一成不变。亨廷顿先生指的是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如果不做出改变，就会难以生存。可优秀政治家，都是眼光长远，能顺应历史大潮冲浪的顶尖高手，特别是实用主义至上的行动党。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说：“在行动党里，只有逻辑（logic），没有意识形态（ideology）。”就是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