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之特种狂兵笔趣阁:一条有待重访的语文教育之路

一条有待重访的语文教育之路--梁启超语文教育观的当代启示 作者：臧清

读文摘出：

1、让语文课回到语文本身

2、《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

3、写文章"辞达而已"

4、强调分组选文，不按时代次序，

5、以会作记载之文和论辩之文为要

6、唯一能让学生自发自动学习，发挥其主体性的科目，就是作文

7、梁启超将传统文化资源纳入自己的启蒙教育格局之中重新定位，发挥其价值，既重视经典作品独立的审美价值，又使之成为情感教育、思维训练、人格塑造的资源，承当启蒙的社会责任。

8、教育家的眼光看到："养成能力，即是磨炼材智，养成习惯，即是陶冶德性"，"

9、对现代民族国家如何立足、公民素质如何培养等问题的不断探索

［一］　　在中学教育讨论沸沸扬扬的今天，最受人诟病的，莫过于语文教育了。其中所指尤在语文教育的全方位的泛政治化。于是不少人大声疾呼"去政治化"，让语文课回到语文本身，让教育理念回到"五四"传统。这种讨论和认识背后隐藏着两个假设：一是"去政治化"之后问题就可全部解决，二是存在着一个单一的"五四"教育传统可供继承。排除中学语文教育中的泛政治化干扰，已成为当今知识界的共识，也渐成近年的教材编选趋势。但吊诡的是，由继之而起的种种新式"美文"讲习和严格文字训练，人们并未看到青少年学生对语言美感和灵性的充分感悟，却看到了诸如浮泛矫情、自我中心、缺乏现实关怀等这样一些风气的蔓延。可见，除了泛政治化，中学语文教育中恐怕还存在着深层的结构性缺陷。而且重访当年历史情境，考察"五四"时期知识界的教育观念，我们也会发现当时实际上存在着多种教育思路，其间的差异适足造成相当不同的教育实践和教育制度。　　20世纪20年代初，胡适先后发表《中学国文的教授》、《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的演说稿，对中学国文教育的目的、课程、教材与教授法、文法与作文等各项，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胡适的主张提出后即引起许多议论。有人认为对中学生的期望太高了，教材份量太重，古文注重自修难以实行；有人就胡适所引例句的文法语病进行商榷，等等，凡此种种，基本上都是在接受胡适大方向的前提下对细节问题的推敲。而一向关注教育、始终立在时代潮头的梁启超则发出了另一种声音。梁启超自1920年初欧游归来后，开始从贤人政治转向对国民运动和基础教育等问题的思考，特别是对当时的中学教育状况痛心疾首。适值192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保罗·孟禄到中国南北十几个省进行为期四个月的教育实况考察，其结论报告中批评中国的中学教育措辞最严厉，而且指出尤坏在教授法。梁启超对保罗·孟禄有关演讲的反应极为强烈："余生平所受激刺，此次当为最为剧要者之一"，因为孟禄道出了他本人一向的感觉。梁启超很重视孟禄对中国教育弊端的发难和建言，并借以理清了自己的教育思路，连续发表了多种演讲和文章，探讨有关基础教育的具体实施和操作层面的问题。其中集中反映梁启超的中学语文教育观的，是1922年7、8月的讲演《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梁启超对中学生怎样从经典中学习作文的方法做了详细的讲解，其中的某些观点、对讲演记录者的答问，以及其他演讲著述中涉及中学国文教育问题的言论，与胡适多有相左，而被时人目为"特见"。　　［二］　　关于中学语文教育，胡适和梁启超的分歧主要在原则问题上。首先，中学国文教学是以国语文为主还是以文言文为主？胡适认为中学语文教材应含国语文和古文两部分，但应以国语文为主，这一主张在当时已是一个相当大的跨进。而且胡适的主张仅仅是新旧交替之际的过渡方针，其对更高程度的国语化的未来指向性是不言自明的。梁启超则明确主张中学国文教学应为文言文教学。他认定经典读本仅存于古籍之中，坚持古文在中学教学中的头号位置，但并不反对白话、提倡古文，而是认为作文最重要的是文章的思想和结构，而不在于采用何种语言。梁启超本人的写作就是其观点的绝好例证，他那些"对读者具有魔力"的文章，文言、白话兼有，佛典、外来词共用。梁氏认为中学国文课如果仅仅出于语言形式的考虑，教授内容先天不足的白话作品，轻视博大精深的文言典籍，那就无异于舍本逐末。他反对把白话和文言划分等级，且以为文白之争根本不成问题。相比之下胡适则把坚持白话文与否，看作是关系到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成败存亡的根本。　　与语言问题相关的是两人对文法的不同态度。胡适曾于1919-1921年撰写《国语文法概论》，倡导建立标准的国语及其文法体系。他希望通过中学语文教育能培养学生使用国语时在文法上准确无误。如此，中学作文的评改重心不知不觉地就转移到词句、文法上面来了。梁启超则反对这种做法。他说写文章"辞达而已"，作文的原则不过是把该说的说出，不该说的不说，且须照原样说出，让人全懂即可，词句妥当不妥当则不大要紧。评阅学生作文时教员要关注的是文章结构怎样、论述逻辑对不对，纠正字词文法错误只需偶一为之，不可于此太多纠缠。　　［三］　　关于教材的内容，胡适明显地侧重于文学，国语文教材中尤其强调小说。早在1918年首倡文学革命的时候，胡适曾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指出可通过文学途径来达到改革语言、确立白话国语的目的，1922年写《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时又对此加以强调。而他对古文教材的选择则包含着绍述古代文学史的意图，即按照时代顺序，从《老子》、《檀弓》、楚辞到姚鼐、曾国藩，选择不同文体中有代表性的文章二三百篇作基本讲读教材，再选择几部史书、子书和《诗经》、两三种"随学生性质所近"的文学家专集，如陶潜、杜甫、王安石、苏东坡等家，作为课外阅读和讨论的材料。胡适的如上选本基本上是从文学角度设想的，每篇课文是代表每一时代文体上的重要变迁，并明确地说文学史课据此就可以取消。胡适这种将语文教育几乎等同于文学教育的观念，此后长期延续着，1956年，全国各高级中学都采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文课本，这一课本径名之为《文学》。文革以来古代文学的比重大大减少了，但一般通行的文学史教科书、中学语文课本的文言文采择范围，仍与胡适的书目大体不差。　　梁启超选中学教材的范围比胡适大得多，各种记述、议论文字均在入选之列，如历代经、史、子、集、杂著中的各门类，可以说囊括了中国传统典籍中文化构成的方方面面。这是比胡适的几近于单一文学品种的选目更宏广也更能展现中国文化资源的思路。"记述文"选史传志、书序、提要、游记、杂记及近人记事文和札记；"论辩文"选周秦诸子、汉《论衡》与《盐铁论》、刘知几《史通》；"论事文"选汉人奏议书札、魏晋论文、唐文以及清四人：汪中、章学诚、魏源、曾国藩；"考据文"选《古文尚书疏证》、《读书杂志》、《经传释词》、《经义述闻》。强调分组选文，不按时代次序，这是一份颇异于今天眼光的书目，令人深思。在梁启超的中学语文教育思路里，纯文学作品并无特别重要的位置，甚至被搁置在作文教学之外。针对当时流行的"文学的国语"观及应此而生的白话文学教本，梁启超明确表示"若全国皆习于浅薄之文学，恐非惟旧学失坠，而新学亦无自昌明。"梁启超反对纯以语言、以文学为目的去学文学，特别是抛开博大精深的众多国学资源而自限于文学。梁启超对文学的审美价值有过极其精彩的领略和描述，但面对中等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他更强调文学陶冶情操的教育价值。　　有意思的是，即使作为自我修养的课外读物，梁启超也不赞成列入小说："吾以为苟非欲作文学专家，则无专读小说之必要。"人们不禁要问，早年热衷于以"新小说"救世的梁启超为什么会反起小说来了呢？首先，梁启超放弃了早年那种自居精英先觉、向民众灌输西方观念制度的简单启蒙观念，也改变了以文学直接作政治传声筒的思路。于是，梁启超尝试以情感和理性惯习的引导为中介，来改造国民的心理意识，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新民"，如此以再造国民性为目的的情感陶养当然排斥情感略无检束的小说家言了。而且，梁启超也不在文体的全面性上作文章，相比胡适选文学作品入教材注重采择各类不同的旧式文体，梁启超则完全着眼于文章的内容、结构和功能因素，把世间所有文字划分为情感之文、记载之文和论辩之文三大门类，反对让学生脱离内容胶着于文体。　　［四］　　教材的选择和定位必然连带影响到教学方法。胡适让学生大量接触文学作品特别是白话文学作品，是要让学生通过文学欣赏，通过文学的熏染和感动，启迪智慧，同时将语言潜移默化为明晰畅达的国语。但由于过于抽象地讲文学的熏染问题，胡适反而在实际上回避了语文教育中审美能力如何形成和提高的问题。而一旦不能有效思考这一需要认真处理的问题，就难怪有不少人把审美问题处理成了语法、修辞和字词的操练，这正是中国现在大部分的语文课堂上所习见的情形。而梁启超关于教学法的建议则颇多可采，对于经典古籍，怎样从沉沉故纸中拨云见日，发现其价值，梁启超是颇讲究传授方法的。对于写作一科的教学法，梁启超更是花费了不少心思。他提出中学生不必去学文艺性的情感之文，应以会作记载之文和论辩之文为要。他几乎是手把手地教给我们如何去体会古人文章的好处，摸清形成这些好处的理路，又如何将这些好处化为应用的训练。那些面貌高古、巍峨繁难的古典经梁启超如此导读一番，便成了可亲近可效仿的对象。他不但讲解看文如何看，作文如何作，还向教员一一交代上课时如何分类分期，安排顺序比例，如何从理法到实践，如何启发学生预备和讨论，如何命题和评改。详备如此，梁启超意下仍似不足，还希望再作深细研究。　　我们注意到，中学语文教育中梁启超对作文教学发言最多，最集中，而在作文一科中，又侧重讲记载文的训练，论辩文只是略论原则，备存体例。梁启超这样做是有特别用意的。他认为，中学国文课唯一能让学生自发自动学习，发挥其主体性的科目，就是作文；而且如果教法得宜，比如让学生把已学过的功课当题目，就所听所受者详加阐述，就能够使学生把作文科与历史地理等其他科自然联络起来，无形间两面受益。这也与前述教材范围宜广不宜狭的考虑一样，有利于打破学科壁垒。另外，为适应近代教育传授知识的需要，梁启超一向提倡引入西方的科学精神和研究方法，以救治中国传统学术之弊病。而叙述纷繁事物的记载文，其首要手法--分类法最能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针对当时中学作文科普遍向议论文倾斜的教法，梁启超言辞激烈地指出：这种教法在文章上不见得容易进步，而在学术上德性上先已生出无数恶影响。教员出八股策论似的题目让学生做，就是在奖励剿说（袭用人言），奖励空言、奖励轻率、奖励刻薄及不负责任、奖励偏执、奖励虚伪，会让青少年养成恶习惯。这种教育会养成不健全的性格，映现在行为上，国家和社会的败坏未始不由于此，这是教育界的膏肓之病。　　痛哉斯言！多年来，高考指挥棒下的中学作文教学一直采取梁启超所抨击的那种方式，而其效果和恶劣影响亦无不如梁启超所言。当然，梁启超并不是完全排斥做议论文，通过议论文写作能够磨练理解力和判断力，这一点梁启超还是肯定的，但他指出必得到确有见解不得不发时才能免其流弊。由此观之，梁启超对课程的设计不求知识门类上的所谓均衡齐备，仍是围绕其唯一的目的--造就立足于本土文化、兼具现代科学精神、有道德有能力的人。　　［五］　　从以上对胡适与梁启超的中学国文教育观的比较可以看出，同为构成"五四"新文化传统的部分，两人虽然同样心怀再造中国新文明的责任感和热望，但在如何才能形成有助于达致这一大目标的语文教育思路上，两人无论对教材选择、语言形式、课程设计，还是教授方法等方面的设计和理解，都存在着根本差异。　　梁启超的教育观对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他对中国传统资源的重新观照和定位。通过多角度的阐释，他使古典资源与现代生活发生了相关性，成为可互相对话的参照系，并且努力将它们内化为现代人的身心养料，使青年一代在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扎根、生长。相反胡适极力吸纳西方的民主理念和思想文化，对本土资源一方面以现代科学精神如实证主义方法加以整理，一方面力主"打鬼"，时时警惕传统文化中毒害国民意识的因素借尸还魂。这种对中国传统过于负面和警惕的看法，使得胡适有意无意试图把语言和文学从整个中国传统中剥离出来。　　自1920年初欧洲游历归来，梁启超对西方文化的利弊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文化的应对现实的能力颇具信心，力图从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中汲取灵感。他甚至乐观地预言：中国思想遗产如能与西方科学精神结合，有望再造人类新文明。实际上，若非历史多变，若非其追新弄潮的性格，梁启超本有条件成为时代所呼唤的那种领袖人物。后来的梁启超虽然未能到达这样的高度，但他宏阔的视野和对中国精神文化遗产的再认识，深刻地影响了他对教育的观察思考和介入方式。梁启超将传统文化资源纳入自己的启蒙教育格局之中重新定位，发挥其价值，既重视经典作品独立的审美价值，又使之成为情感教育、思维训练、人格塑造的资源，承当启蒙的社会责任。梁启超还以一个教育家的眼光看到："养成能力，即是磨炼材智，养成习惯，即是陶冶德性"，"人生一世的习惯，出了学校门限，已经铁铸成了。""磨练知情意，成为'人'，就在这几年（指学生时代--作者注）"。一个有着非凡才智的哲人，一个有潜质"为新思想界缔造一开国规模的"的优秀人物，在他壮心不已的暮年，常常放下手头急迫的工作，向一群又一群的年轻学子，如此谆谆地叮咛着，叮咛着…… 　　梁启超无论研究教育还是阐释典籍，都是在回应时代提出的新的课题，是出于对现代民族国家如何立足、公民素质如何培养等问题的不断探索。其时的文学革命、现代教育，都是传统中完全没有的新课题，梁启超都没有回避，他的许多研究就是针对这样的现实问题而发的。在世变纷纭的年代，人们看到梁启超思考角度多维，兴趣面孔数变，时而是政论家，时而是教育家，时而是文学家，时而是学问家。我想，与其把他看作一个不断追求自我超越的学者，不如把他看作一个始终与时代对话的敏锐思想者。　　追寻梁启超晚年的思考逻辑，我仿佛看到了我们今天语文改革的深化之路。 　　转自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