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莽山一日游策略:郑浩：时不我待 中国需制订海洋开发新战略

凤凰卫视6月16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鲁韬：紧贴时事，现在开讲，我是鲁韬。这两天有关南海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从报纸到网络到电视台甚至是微博。这种的评论观点都非常的多，但是所有这些的讨论和观点似乎都指向一个更大和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中国似乎需要一个清晰、明确、整体的南海新战略。

相关问题我们今天就和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探讨。探讨之前，我先给您念一条我刚刚从微博上看到的评论。他说据查越南先后于200多家西方公司，在南海海域非法钻探了1380口钻井，这些公司同时还是中国大做生意，两方渔利。中国应该列出这些非法参与南海开发的西方公司的黑名单，坚决从经济上制裁他们，让他们付出代价。这只是一个观点，另外什么军事介入等等很多很多。您觉得我们抛开这些观点不谈，我们是不是应该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目前的这些出现的问题？

郑浩：时不我待 中国需制订海洋开发新战略

郑浩：没错，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在中国的东线还是在中国的南线，这两条线上了实际上都是非常的不平静。虽然没有四面楚歌的这种形势出现，但是也确实是处处是暗流汹涌。中国的外交部也包括国防部长梁光烈在前不久香格里拉对话上都表示，现在在南海地区也当然包括东海这个方面，总体的局势还是稳定的，但是我们看到恰恰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无论是南海还是在东海，出现了很多让人感觉多似乎有这种时不我待，或者是局势非常紧张的这样一种状态。

在东海地区，我们看得前不久只是日本防卫省，对中国的一个海军的编队通过宫古岛和冲绳本岛国际海域进入西太平洋，发表了一些看法。而且日本的媒体也大肆鼓吹，中国的海军的军力迅速的扩张，实际上对这一地区的安全也构成威胁。在南海地区就不用说了，这两天我们都看到，前不久越南的海军在海上举行了实弹演习。

菲律宾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动作频频，我们的电视刚刚也播过，在马尼拉今天有数百人到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前进行抗议活动。前不久在河内也发生了几起越南人到中国大使馆去抗议。前两天越南方面还是准备要大规模进行全国的征兵。另外就是美国，由美国率领的六个东盟的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等从6月14日到24日连续十天在马六甲一带的海域，进行海上的演习。在本月底，菲律宾和美国还有一个联合的双边的海上军事演习。

所以在南海这一带我们也看到，确实有关领海的主权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非常的紧张。菲律宾甚至于派海军把一些国际的标签标注也都拔掉了，矛头指向谁，大家一听也就明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似乎我们感觉到就是，如果中国仍然沿用过去的一些国策或者是比较零散的一些策略方针来应对当前整体的局势，似乎已经是有点好像有点过时。需要一个整体一个全方位的思考。

刚才你也提多，就是有些网友，也包括很多评论员，都从不的角度从某一个方面着重地谈了。比方说来进行军事上应对，在海上如何来维护中国的权益，加强执法等等，都是从某一个方面来进行谈的。但是我今天想要说的是，我们其实应该是从四个方面全盘地考虑，如何来应对当前的东南这两线的紧张局势。这四个方面主要是包括，一个总体的国策，就是在领海主权的这个国策上，我们应该有所调整。

鲁韬：我们知道传统的一般战略是三句话：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现在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这个主权在我好像一直都是口头上的。搁置争议，现在争议越来越多。共同开发，好像变成的一种搁置争议的这种良好环境上，看着别人去开发。

郑浩：这是我要说的第一方面的调整。第二方面就是外交上要有相应的一个对应。第三在司法方面当然要做出一些加强和具体的一些部署。第四方面，就是在军事斗争方面要做好准备。

你刚才谈的就是第一个方面，就是从整体的国策上来看。我们知道80年代的时候，邓小平先生曾经提出来主权属我，搁置正义，共同开发，这样一个原则理念和中国有争议的一些周边的国家，包括越南也包括日本等等，共同来开发东海和南海有争议水域的自然资源。

但是从现在这一段时间来看，特别是这十年来看，这样的一种政策主张，它确实让人家反思，我们是否应该进行适当的调整。主权在我或者是主权属我这个是肯定不能够改变的。因为邓小平先生也提过，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这个对任何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它牵涉到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这是不能够谈判的，是寸土不让的。

但是搁置争议和共同开发，这里面是不是需要调整，我个人认为应该要调整。就是说由原来的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应该朝向主权属我，解决争议，共同开发这样的一个国策来调整。

搁置争议，你搁置人家不搁置。我们搁置争议，我们的愿望是良好的，但是人家搁置你中国。共同开发变成了人家单方面的开发，单独开发。你刚才也提到像越南跟数百个200多个外国的企业，进行大规模的在南海一带进行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和开采。已经经历了十数年了，而且这样一种态势还在加强当中。人家不会跟你讨论有关的领海主权的争议的问题，尽管我们愿意跟人家谈，但是人家不跟你谈。合作开发，人家已经在开发了，我们还谈什么合作呢？我们已经完全是处在一种被动的，这样一种态势系。

包括北部湾的渔业开发也是这样。当然渔业的谈判有所进展，北部湾也确实划定过有关中越两方的有关渔业的资源的一些分属线。在很多的时候其实两方的渔民，都会跨越这样一个临时分属线，到对方的渔场进行这种捕采。

所以这样的一种国策现在应该调整，就是要解决争议，解决争议就是变成一个由原来被动的，一种良好的愿望出发，而变成主动的要求和对方进行争议上的一些磋商解决对话。主动开发就是要采取更加主动的自主的开发，而不是说看着别人来开发，而我们只是干着急，或者我们的行动比较迟缓。那些在我们的海域管辖区内，我们的领海主权的范围之内，进行我们的自然资源的开发。我们要积极的采取一些主动的措施来介入来开发。我们看到中海油最近的行动频频，但是从规模上还不能跟越南相比。所以我们在来一段时间要加强这方面的一个动作。

鲁韬：好像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南海这么大，谁有本事谁就去开发，就抢着去开发。

郑浩：应该是这样，现实利益就是这样。

郑浩：南海问题需以全新思维整体策略应对

鲁韬：紧贴时事，继续开讲。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郑浩先生探讨有关南海新战略的问题。刚才您谈到了要四个方配套的多管齐下来解决这个问题。谈到了国策，我们现在集中在外交策略上。当然说到了一贯的策略，就是把这个问题希望局限在一对一的双边问题，反对复杂化、扩大化还有国际化。

郑浩：没错。

鲁韬：您觉得具体来讲应该怎么操作？

郑浩：实际上今天我看得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洪磊，在外交部的记者会上仍然强调，就是双边的问题要经过双边的谈判来解决，不希望把有关南来问题扩大化、复杂化、国际化，这是中国政府现在一贯坚持的一个立场，这是对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它并不希望把一个属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单边的问题把它扩大化，这样无益于解决问题，而且还容易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特别是也容易让一些别的国家来插手属于中国和其他国家双边之间的问题介入起来。

实际上这样一种立场应该说从整体来说看它是对的，而且在过许解决中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特别是邻国的摩擦或者矛盾的时候，确实也发挥过非常的重要的一些效用。比方说我们在边境谈判跟前苏联，以至于后来在90年代初的时候和其他一些独联体的国家，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解决边境问题的时候，确实一对一的这种谈判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但是目前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了，就是从南海、东海这个问题上，东海相对来讲还比较简单，主要是中日之间。但是南海问题它因为涉及的面比较广，而且涉及到其中有四个国家和中国有领海领岛领礁的这种主权争议，因此这样一对一的谈判的模式能不能具体奏效，能不能真正的展开，甚至于我觉得都是一个问题。

比方说我们说愿意和越南展开有关领海领礁领岛的这种主权谈判，但是越南同意吗？越南它会认为它自己的实力各方面的筹码都不如你中国，因此它有可能会和其他的一些和中国有争议的国家，像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等等联手起来对付你中国。当然，如果说中国和菲律宾进行双边谈谈的时候，菲律宾也有可能采取相应的政策。而且我们注意的，其实菲律宾最近一段时间，不断地在欢呼美国介入南海事务。菲律宾的媒体大肆地欢呼，非常高兴，觉得美国表态来介入南海事务，特别是和菲律宾的军方又展开这种双边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他们觉得这样有了安全上的一种保障，有人给它撑腰。

因此我们看到，中国要坚持这种双边的谈判，这种愿望恐怕是难以实现的。即便我们退一万步讲，即便中国和越南或者是跟菲律宾双边能够成一个协议。但是能够保证其他的方面能够接受吗？比方说中国和越南达成了某种共识，这种共识白纸黑字公布之后，菲律宾能接受吗？或者说中国和菲律宾达成的某种共识，白纸黑字写出来之后越南能接受吗，文莱能接受吗，马来西亚能接受吗？

因此这个地区的这个海域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覆盖的，它有一个交错的，覆盖的这样的一种错综复杂的这样一种现实问题的存在，也有历史的当然也有现实的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感觉通过一种或者是某种形式的多边的磋商，恐怕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这种想法并不是说把这个矛盾把它扩大化，也不是有意说把它一下子就让国际社会都参与这样的一个事务，我说的这种多边的这种机制，比方说在东盟的体制内，能够有一个集中讨论南海问题的这样一个平台，中国可以邀请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这些相关的我们来参与，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大家互相的沟通，达成某种共识，甚至于可以达成一个新的带有法律的，这样一个有约束力的一个条约或者是协议。

鲁韬：现在也有这样的声音，因为今年是所谓的《南海行为宣言》十周年。也有声音质疑，一对十的宣言是不是过时了？您提的是一个似乎是一对四的这种模式？

郑浩：一对十这个我们说，从它的目标从它的愿望来看是非常和好的。从它的整个相关的内容来肯也是非常完善的。但是关键是有关的国家能否执行这样的一个宣言。当然我不是四方举行这样一个会议，就是达成一个协议也能够被执行，也有可能不执行，但是至少它会把这个范围缩小，至少它会把解决争端集中在中国和它有具体争议的这些国家方面，而不是说就是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而造成一个尽管我们两家能达成，又不被第三家来达成这样一个结果，这是第二方面，外交上要做出调整。

司法方面，司法方面中国在近几年，在海洋的权益保护，在海洋的领海这种法律的建设方面应该说是非常快的。包括中国的已经建立起非常有利的一个海上执法的部门。比方说从2006年7月份开始，中国就开始有这种海监巡逻，在中国的领海管辖范围之进行巡逻。到2007年的12月份，中国已经实现来在东海全海域的覆盖的这种巡逻监察。到去年已经在南海，或者是在全中国的300万平方里的海疆一带，全方位的进行监察，而且中国已经开始组建了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海监的海上力量。

但是这样的一种速度恐怕现在还比较，和现实来看还是相对落后，和一些发达国家来比更是落后，比如说跟我们的邻国日本来比较。如何来加快司法的建设，加快海上执法团队的建设，这个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就是有关中国的海洋保护的一些法律，应该和国际社会的一些海洋法的条约来进行接轨。那样就能够造成可能在中国的国内的法律方面和国际的法律方面之间不会有灰色的地带。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军事斗争准备。网友都比较热衷于谈这个问题，认为应该打一仗教训教训，我同意这样的一种观点。但是现在看来军事斗争军事打击并不是一个非常，应该说是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因为战争一响大炮一响，所有的政治外交的努力都靠边站，军人走上了前台，特别是当流血冲突发生之后，它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军事斗争必然是一个最后的手段，就是说当对方没有军事接入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军事介入。

中国的军方应该采取一种冷处理的方式，来处理现在的热定问题。中国的军力的强大，包括中国海军在有争议的海域进行一些军演，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保持强大的威慑制衡的力量，要告诉对方，如果你要侵犯我们的领土的话，将会造成怎样的一个后果。如果对方真的是侵入，或者真的是对中国的渔民、边民造成伤害，当然中国的军方要毫不犹豫的进行反击反制。但是在当前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显然不是一个非常明知的一个方法。

从这四个方面国策、外交、司法、军事斗争准备这四大方面来看，中国现在确实形势已经逼迫你，逼的你要全方位来进行转变，压进行相应的一个跟进和准备，做好充足的准备，时不我待，就是这样。

鲁韬：谢谢您的分析，其实南海问题恐怕大家要做一个心理准备，不是一朝一夕或者是一招一式就是解决的，所以需要从各个管道，以一种全新的思维和整体的策略来加以应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接下来回来讨论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有关中俄的还有上合组织峰会的问题。稍候回来。

 郑浩：上合组织未来须提高行动和快反能力

鲁韬：紧贴时事，继续开讲。我们南海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这一节重点放在了刚刚结束的上合组织十周年峰会上。郑先生，我们知道上合组织十周年，经历了很多曲折发展也好，甚至是风风雨雨也好。昨天这个峰会结束了，也发表了一些相关的文件，包括阿斯塔纳宣言，包括新闻公报，也包括像胡锦涛主席的讲话等等。您认为整体来讲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郑浩：有关阿斯塔纳宣言里面的一些内容非常的丰富，在这就不去讲了，因为它包括的很多的方面，有回顾过去十年上合组织取得的一些成就，以及未来展望在哪些领域加强合作。胡锦涛主席这个讲话，就是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上，他发表了一个重要的讲话。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其中有一定引起了我的高度的关注。

他提出来就是未来十年上合组织，他提出来四点建议，其中第二点有这样的一句话，我给大家先念一下。他是这样讲的，增强本组织抵御现实威胁的能力，确保地区长治久安，建立更加完善的安全合作体系，提高组织行动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毫不懈怠地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和跨国有组织犯罪。

好了，提高组织行动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这是胡锦涛主席对未来十年上合组织发展所提出的一个建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也恰恰说明了在过去的十年，虽然上合组织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特别是经济、能源各忙面的这种合作方面，人文这种交流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成就。

但是在一些重大的一些事务上或者是在本地区的打击三股势力，打击贩毒、跨境的这种犯罪活动方面，似乎在行动和快速反映方面欠缺。实际上胡锦涛主席的这个建议也说明在未来上合组织要朝着建立一个提高组织行动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的这样个安全组织的方向来发展。

鲁韬：这两个能力能不能具体的解释一下，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行动能力与这个组织的功能相配套，到底是什么叫快速反应？

郑浩：快速反应能力其实它包括了两个层次的含义，一个就是说对地区内重大事件是否有快速的反应。第二个就是你除了有快速的反应之外，你有没有应对应对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是属于一个比较层次高的行动方面的一个含义。我们知道在上合组织，其实在过去有很多的事件，上合组织都是第一时间发出了声音。比方说2001年当年它是6月份成立的，9月份“911”事件发生，上合组织立即发表声明。在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当时上合组织也发表了声明，对区内的重大事件都有这种声音，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前不久的这种国内的骚乱。包括安集延事件，乌兹别克斯坦，上合组织作为组织都有声明，呼吁各方或者是谴责恐怖行动等等。

但是在行动方面似乎好像比较少，真正的这种我们能看到的或者它有行动我们看不见，比如说在塔什干它有这种秘密的，或者是有这种反恐的机构，可能有情报的交换，这些我们是看不见的战线。但是能够看多的的确并不是太多。

组织的行动能力是什么呢？就是能否有的动员组织成员国共同的协调行动。这两个能力一个是快速反应能力，一个是组织行动能力，显然在上合组织这十年来，我们看的确实是比较少。特别是如果大家要谈到经贸问题，能源合作，我们看到似乎也是这种，比方说这些国家它的效率确实比较低下。这种文山会海或者是行文的这种程序等等，都是非常拖延时间的。往往一个很好的想法，虽然在首脑峰会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多落实的时候却久拖不绝，这个是和各个国家，过去他们的一些体制上的运作是有关的，也和每个国家它的水平是相关的。有些国家比较发达一点，像中国俄罗斯，有些国家经济水平比较低下，像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等。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情况，每个国家关注的重点不同的情况下，较达成一个真正的快速反应，同时又能够提高行动效率这样的一个目标，确实还比较久远。但是无论怎么样？上合组织今后的十年以后，我们看大它在很多地方已经奠定了一个基础，在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基础之上，未来十年，恐怕就会在提高行动和提高快速反应这方面有所改进和提高。

鲁韬：谢谢您今天的分析，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在阿斯塔纳宣言中还有一点比较遗憾的地方，就是作为中亚地区外界最为关注的两点，一个是能源安全，一个是中亚地区整体的战略地缘的重要性都没有提及，这个给未来我们观察这个组织未来发展，留下了一些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