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靖宇2016作品:故乡的记忆:江流不断咽悲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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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阔口何无舌?山称壶公不见须!”这是年前一位前辈告诉我的古对,读之不免莞尔。我的故乡是海滨邹鲁,风俗好尚,有东周齐鲁遗风;史称文献名邦,是衣冠南渡,精英荟粹;也是如闽者八族的聚集地和扩散地。代有文人墨客,寻思构设,景而有文,文而有景,如此风趣而形象逼真的妙联佳句不胜枚举。
阔口有桥,架于湍急的海流与河流的交汇处,其实是我极熟悉的地方。少年时代就学于莆田一中,清晨跑步,出校后门向东五华里处就是阔口桥。无论是沿黄沙铺垫的公路,还是顺着小河穿行在甘蔗林、荔枝林,目的地都是阔口桥。
阔口桥是个木桥,桥下的浪花打着旋涡,流水湍湍不息。不过这里却是一个令人伤感的地方,因为过了桥就有一个名为“四十九墩”的地方。“墩”者垒土而成者,“四十九”即四十九个,据说是合葬墓,埋的是明代倭乱时的死难者。
朦胧清晨里的一个少年,在哗哗的江流咽悲声中,自然也就怯于过桥了。真正走过那个桥,是在今年的五月长假的一个清晨,为了再睹浪涌风涛,我走到阔口桥。一个老人告诉我,在“谷公”桥上才能看到海流,还需前行百米,我终于走过了阔口桥。沧桑数百年,“四十九墩”也早已经看不到了。一辆货车停在我的面前问路,我告诉司机,对不起。宽阔的水泥路代替了原来的沙土公路,这里已经是城市的康庄大道了。过去的一切只在记忆中。

对于明代那场倭乱的记忆并非只有“四十九墩”。在闽东南还有“光饼”的传说。我的街坊就有一个老人,大名阿欧。在我还是小娃娃的时候,阿欧就是一个小老头了。每逢节日,石板铺就的街道上,总会有穿街过巷的表演队伍,阿欧就在队伍的前面舞蹈,他的保留节目是“阿欧浪(戏)蝴蝶。”。阿欧还会吹笛子,后来我也吹笛子,后来我的许多同学也和我一齐吹笛子。不过阿欧谋生的手艺是做光饼。在他家的门口有一个三人合抱的炉子,内膛里烧木炭,烤着光饼。光饼极香,因为上面有芝麻。光饼香而酥,那是掌握火候的能耐了。老实说,我只记住孩童时代吃过的光饼,以后再也没有碰过此类食品。因为阿欧早已过世,再也没有人能够做出又香又酥的“阿欧光饼”了。
真正明白光饼的来历,是在读了郁达夫的一阙《满江红》之后。抗战前后,郁达夫在福建呆过,留下不少诗词,其中之一即:
满江红&S226;闽于山戚继光祠题壁用岳武穆韵

三百年来,我华夏威风久歇。
有几个,如何成就,丰功伟烈。
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
到于今,遗饼纪征东,民怀切。

会稽耻,终当雪。楚三户,教秦灭。
原英灵,永保金瓯无缺。
台畔班师酣醉石,亭边思子悲啼血。
向长空,洒泪酹千杯,蓬莱阙。

以后翻书,知道光饼的来历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指戚继光的军队解救了被倭寇关押的百姓后,把自带的干粮分给百姓充饥;其二是指闽东南民众为戚继光的军队预备干粮。如果分析戚继光灭倭的过程,应该说这两种情况都是合理的。取名“光饼”则与戚继光的名字相关。光饼其实是一种面饼,味略咸,表皮粗糙,中间有小孔以备穿绳。为了纪念戚继光灭倭,“光饼”的名称便从此流传了下来。 

何物“倭寇”?史载:元末明初,日本岛内南北分裂,封建诸侯互相攻伐。失败了的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史称“倭寇”。
所谓倭族,是一个长期受到中华文化熏陶,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民族。郁达夫有诗:“神州旧恨遗徐福,南粤新谣怨蒯通。”所说的徐福,就是那个告诉秦始皇可以找到长生药的道士,日本裕仁天皇的御弟三笠宫在给“香港徐福会”的贺词中动情地说:“徐福是我们日本人的国父。”中日关系之密切,明确见之于史籍的,则可以从《后汉书》的光武帝纪以及后来的新、旧唐书中找到。这些期间,日本人基本上都是以毕恭毕敬的学生的形象出现的。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应该从元代开始,除了中原的宋代汉人灭国于边疆的蒙古人之外,还在于驰骋欧亚的蒙古人却兵败倭岛。后来的倭人就自我膨胀了,从元、明时期的骚扰中国沿海,终于在清末及其后――在中国进入大变革的时期兵犯中华,最终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观中日交往史,倭人就是一个乖戾无义,最终沦为盗匪的群体。

这个盗匪的群体,在明代的东南沿海留下无数的血帐。明嘉靖三十五年至隆庆元年(1556—1567),倭寇对浙、闽一带长期肆虐,形成倭患。在上文提到的“四十九墩”一案,就发生在这一期间。可察到的记录,在明嘉靖间倭寇屡入侵莆田十五次,残杀百姓五万多人。其中典型的事例即:
1562年,倭寇大肆劫掠福建沿海,占领宁德横屿、福清牛田和莆田林墩等地,四出烧杀掳掠。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夜半,倭寇攻陷兴化府城(今莆田市),和平的莆田民众被迫奋起反抗,因孤立无援而失败。倭寇对民众割舌断胫,火焚钉死,无所不用其极,鬼域之地惨不忍睹。倭寇占据府城达两个月之久。兴化城内焚毁殆尽,死亡3万余人。倭贼灭绝人性的暴行震惊海内外。次年正月廿五日,倭寇暂退平海,城内死尸腥臭。直到戚继光兵到,葬尸达四十九墩。
兴化城的陷落惊动朝廷,这是自有倭患以来被攻陷的第一个府城。嘉靖皇帝罢免了福建总兵游震得,从浙东调回戚继光为福建副总兵官,配合新任福建总兵俞大猷和广东总兵刘显会同剿倭。
戚继光多次来莆田抗倭,拯救百姓于水火。期间的莆田黄石林墩大捷,连克倭营六十多座,歼敌四千多,铲除倭寇大本营,从此倭患基本平定。平倭之后,邑贤林龙江捐田三十亩,在林墩首倡建生祠奉祀戚继光,1998年,戚继光纪念馆编入《福建年鉴》。光饼的传说也就是民间对戚继光的纪念。
戚继光的事迹长存于闽、浙,例如莆仙有戚继光在林墩剿倭之战中斩子的传说和记载,还编成莆仙戏《斩子》演出,盛传不衰。戚继光斩子的事迹在福建宁德、浙江义乌也有传说。不仅仅是传说,《仙游县志》记载:“继光至莆田,将出师,烟雾四塞,其子印为前锋,勒马回,求驻师。继光怒其犯令,杀之。”

一些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忘记意味着背叛。但是,受滿清奴化文化影响甚深的近代中国人,记忆能力却不敢恭维。
近代中日仇恨的开端起始于甲午海战及其结果《马关条约》。有一个《痛彻心扉的历史传真:《马关条约》中李鸿章与伊藤的对话 》的文章记述了 :“四月十五日,中日全权大臣举行了第六次谈判。这次会谈时间很长, 整整谈了五个小时,李鸿章不惜再三恳求至每一细节。因为日方掌握了中国的来往密电,所以伊藤胸有成竹,决不肯作丝毫让步。谈判至下午七时半才结束,当互相握手告别时,李鸿章边笑边向伊藤说道:未曾想阁下竟是如此严酷执拗之人。伊藤亦笑答曰:当此商议国家大事之际,亦出于不得已耳。”
李鸿章的大半生致力于大清朝的复兴。从洋务运动、海防到北洋舰队,可谓呕心沥血。但是,在那个腐朽的皇朝,他什么也没能完成,甚至在最后的谈判中,仍然因为国内的泄密而受制于对手。
李鸿章不得不签下“马关条约”了。但是,他显然没有忘记他身后的这一个落后,却终将强大起来的民族,他用充满蔑视的口吻对日相伊藤博文说到:“台湾一割,那么中日就永远为仇了”。
李鸿章为中国的失败呕血而终。明白历史,笔者理解李鸿章的无奈和痛苦。《马关条约》墨汁未干,那些曾经处处制肘近代变革的保守派就开始弹劾李鸿章了。中国人忘记了自己的伤痛,在批判李鸿章的声浪中找到了失败的替罪羊;在批判李鸿章的声浪中找到了自己的“爱国主义”;在批判李鸿章的声浪中又开始一轮又一轮新的内斗。
忘记意味着背叛。李鸿章说:“台湾一割,那么中日就永远为仇了”。 记住这句话的,能有几人?如果记住了,袁世凯的“21条”就不应该出现;如果记住了,也就没有无穷尽的国内战争;如果记住了,也就没有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 如果记住了,不会给倭寇全面侵华的机会;如果记住了,也就不会有面对入侵者的大溃败。
 
忘记历史的是那些官僚政客们。牢记历史的是中国人民。
本文的题目即是郁达夫的一句诗。郁达夫在政治上是中性的,所以并没有多少人记得他。郁达夫却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后来在苏门答腊参加了抗日的活动,1945年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为民族解放殉难的烈士”。郁达夫留下大量的忧国忧民的诗词,例如:
赠福州报界同人两首:
大醉三千日,微吟又十年。
只愁亡国后,营墓更无田。

闽中风雅赖扶持,气节应为弱者师。
万一国亡家破后,对花洒泪岂成诗。

廿七年黄花岗烈士纪念节有感:
年年风雨黄花节,热血齐倾烈士坟。
今日不弹闲涕泪,挥戈先草册倭文。

郁达夫长期在福建工作,福建人民在中国近代史上抒就不屈和激昂的篇章。
有一篇《冰心与甲午海战》的文章这样记述:
1994年春,九十四岁高龄的冰心毅然对友人们说:“我要写一部大作品。”为此,老人多次提笔,“可是,她竟然一个字都没有留下!”不是因为老,因为病,而是因为哭,因为大哭,因为一握起笔就禁不住老泪纵横地痛哭!哭得完全不能下笔,纸上惟有落下的热泪。此时此刻的冰心,一边哭,一边说:“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真可恨!真可恨!”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也有过这样的文字:“暑天八月,我又去看她。她的家人悄悄告诉我,她清晨又曾大哭,只缘想起甲午海战,竟不能提笔,完全没法写下去……”
五年后,在冰心居室整理她的遗物时,却有了惊喜的发现。冰心写了《甲午战争》的开头:题(提)起中日甲午战争(1894),我的心头就热血潮涌。因为我父谢葆璋先生对我愤激地□□□□□□□,他以□□军舰的枪炮二,副的身体(份)参加了那次战争。。。。
在保存上述文章的信封外页,有冰心老人的两行手书“以百年国耻激励后人,教育后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福建是近代中国海军的发源地,“甲午海战”给人们留下的记忆是不能忘却的。朝代可以更替,政治可以变幻。对于日寇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人民不会忘记,不竭如江水,呜咽的是悲声,唤起的是仇恨,激发的是不屈的斗志。

忘记意味着背叛。我常常惊讶,我的故乡的先贤们警醒后人的方法的高明。
在我的故乡,以及在外的乡亲,迄今沿袭着正月初四或初五日“做大岁”的风俗。
其中的正月初二不探亲,为忌俗。因为年关是倭寇破城、屠城的日子。初二则是逃亡山区的百姓返回家里,掩埋亲友的尸体,也是亲友互相探望的日子,俗称探亡日。
正月初四做大岁则是弥补残破的年三十,祈求平安的风俗。
其实倭寇破城是在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而百姓回城则是在二月初二,重新做岁是在二月初四,时间间隔一月多。上述的风俗是先人们为后世不忘血仇,而约定俗成的纪念。选择在喜庆的年关纪念此事,可谓深仇如东海,世代不敢忘。
笔者初到一处过大年。正月初二,干脆偕妻登山。后来有朋友告知当日吃了我的闭门羹,又急忙以不知贵乡风俗道歉。我虽然极力辩说没有关系,但是心中隐隐却有450年前的伤痛,这仇恨岂可排解,它的存在犹如我身上的基因。
过年我总会多买几串鞭炮,初四的傍晚就等着近处的鞭炮声,看看这里有多少乡亲,有多少还记住那场血案的乡亲。每一次,我都可以听到一处醒人,万炮喧天的沸腾。也许,每一个乡亲此时都在告知自己的子女,说的是450年前的往事。
每一年的正月初四夜我都燃放鞭炮。那一声声曝响,似乎在重复着一句话:“孩子,不能忘记,不能忘记!”是对我说的,也是对我的孩子说的。
 
壶公评论 写于05-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