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郭沫若代表作:论外交模式的演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09:19:54
论外交模式的演变
作者：壶公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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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快将进入一个思想文化的高潮，现在，过江仕子多于鲫，谁都想建立一个中国的兰德公司，谁都想成为中国的保罗-尼兹，不管是冷战还是热战，总之要让中华民族扬眉吐气。每一个人、每一个网站的路如何走，是自己的事情，因为‘兰德’是智慧的集合，不是贵族的称谓，谁是时代的弄潮儿，在自己的修养、品位与造化。
――壶公评论
目录
一、“不得”与“民主”外交模式的比较
二、“远交近攻”与功利主义
三、 外交，摒弃皇朝思维
四、奉献，不是国际主义
五、我看阿拉伯革命
一、“不得”与“民主”外交模式的比较
作者：壶公评论
发布日期：
历史研究告诉我们，在中国历史上随着生产模式的改变，社会形态的演变，相应地存在四类外交模式：
“不得”模式;远交近攻模式;朝贡模式;国际主义模式。
决定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四类模式，各有自己的特色，却也是彼此联系的。
“不得”与“民主”外交模式的比较
所谓“不得”模式是周文化中处理部落间关系的一类方式，所谓“不得”即是“德”，集中表达于《诗经-绵》中。不过现代人论“德”的时候其实是下岗、欠薪处于高潮的时候，于是笔者为“德”正本清源为“不得”，明白一些，省得被那些巧取豪夺的硕鼠们污染了。
这种“不得”模式或曰“德”模式是一类极有成就的处理部落关系的的模式，例如《书传略说》：
古公亶父为了避开“戎狄”的侵扰，带领部众“遂杖策而去。过梁山，邑岐山。周人束修奔而从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户之邑。”大约是中华民族的第一次聚合。
而《逸周书》载：
禹之时天下万国，汤之时诸侯三千，武王伐纣时憝国九十九、服国六百五十二;到战国，角逐天下的已只剩齐、楚、燕、韩、赵、魏、秦的所谓七雄了。
大约没有这种“不得”模式，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也就没有在国家形态上异于欧洲模式的现代中国了。其原因是什么?后世宣扬普世价值的英国人约翰-洛克在其《政府论》中写到：“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与古公亶父的外交模式相比较着看，精彩极了，其实普世价值本有之，是那些歪嘴巴们说偏了。
以“不得”作为普世价值论说，人类的文化中心其实不在欧洲，而是在中国。人类社会走出丛林状态是是以“不得”开始的，是对原始性掠夺状态的否定，跨出“不得”第一步的是中国人。
中国的“德”文化，可见于记载的信息始于大舜的“十六字心经”：“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又见于殷商伊尹的“咸有一德”正义：德者，得也，内得于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执之必固，不为邪见更致差贰，是之谓“一德”也;再见于孔子学说的中庸之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还见于程颐学说的理：“中即道也。”
中国的“德”文化可以概括于现代语言即公平、正义。公平与正义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一贯的追求，虽然日子有阴阳，但是光明永在前;公平与正义也是西方社会的追求，尽管在相应的时间，是西方掠夺肆行的不同时期。
对于西方史而言，首先是产生了希腊城邦式的“民主”，不过这一时期的“民主”并不是对原始性掠夺的否定，而是一种完善――是对分脏制度的完善。
希腊文明是一个掠夺者文明。公元前1600年前后，克里特米诺斯王朝的势力遍布爱琴海周边，建立了极其富裕的海洋商业文明。这种富裕引来公元前1450年前后的战争，希腊人攻伐克里特人，建立了迈锡尼文明，成为爱琴海沿岸的霸主。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就是由希腊联军统帅迈锡尼王阿林门农发动的，希腊人穷十年之力，运动数万人，远征特洛伊，当然不只是为了一个女人，只因为垂涎于克里特米诺斯王朝的财富和小亚细亚的利益。
这是一场掠夺性的战争，对于西方世界而言，从来不愿意反思这一场巧取豪夺的战争，而是把《荷马史诗》所表述的掠夺方式作为经典流传。希腊文明并不如同中国“德”文化对掠夺的大否定，希腊掠夺文化在后世发扬光大，并且逐步完美，在西方史上有了两个闪耀点：
其一、产生了条顿人：
公元初年，条顿堡森林发生一场战争，日耳曼各部族战胜了罗马帝国，于是产生了具有希腊传统精神的条顿部族。后来条顿部族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侵入大不列颠，烧杀掳掠、所向披靡，于是与原来的居民凯尔特人共享现代称为英国的这一片乐土。
1198年，条顿人成立了条顿骑士团，在教廷和德皇的领导下卖力地与穆斯林作战;1234年，罗马教皇格列高里九世赐恩骑士团建立了的后来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城镇和乡村。条顿人的辉煌达于希特勒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现代条顿人的德国依然辉煌。
这种辉煌的内在仍然是希腊文明的两个基本点：掠夺性的战争和民主型的分脏。
其二、产生了美国人：
发动了海湾战争的前美国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就是德国人，事实上现代的美国人的主体就是与条顿人同一血统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无论是前超级大国英国的殖民主义，还是现代超级大国美国的自由民主，究其实都是希腊文明的传续，其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民主”――致力于掠夺之后分脏的公平与公正的原则。
西方民主政治在奠定西方国家理论的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已经表达得足够清楚的了，所谓西方的现代国家实质上只有两种功能，其一对内的警察制度;其二对外的战争。这两个特性即源自于希腊城邦文化的掠夺特性，也只有在这样的冷酷的掠夺特性的遮盖之下，才能出现温磬的所谓民主政治。
其实，我们从当代发生在法德等国对于他国的移民，或者是对他们在非洲的前殖民地，从来就没有过“民主的温磬”，而只有无所顾忌的掠夺，西方的“民主”从来就没有走出“希腊城邦”的围墙。
而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实现西方的民主，能够纳入“希腊城邦”的人群毕竟只能是人口中的的极少数，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大众只能在“围墙”之外，例如现代中国的农民工。
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中东，如同石油丰富的沙特阿拉伯，作为美国的友好，其纳入“希腊城邦”也只能是极少数贵族，而绝大多数人却在“围墙”之外，其激烈者也就成为本拉登及其追随者，其实整个伊斯兰文明就是“希腊城邦围墙” 之外的人们产生的文明。
把“不得”模式与西方的“民主”模式相比较，是非是清楚，人们如何抉择也是清楚的。但是，任何一种模式都与所处的时代相关，在西方的“民主”模式一直主导人类社会的前提下，在人类社会仍然处于丛林状态的前提下，提倡“不得”模式几乎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
还是来一点“民主”吧，关照一下国内那些还在“围墙”之外的人们。至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我们虽然不想“民主”他们，但是不被他们“民主”却也是不得不为的，例如面对“乔治-华盛顿”所展示的“民主”，面对闯入中国领海掠夺中国渔民的日本“民主”等等。
关于外交的思考，是关于文化融合的思考，它是一类乐趣。
壶公评论写于2010-09 于麒麟山麓
二、“远交近攻”与功利主义
作者：壶公评论
发布日期：
周文明和希腊文明最根本的区别是，前者是一个农业文明，后者是一个游牧文明。农业文明的丰裕收获和生活状态的稳定决定了周文明是一个和平主义的文明;而游牧文明受制于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活环境的变动不居，很容易成为掠夺性的文明。这一特点在中华民族内部也有具体的表现，是中国兴衰转化的原因之一，也是当代处理东西部关系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当然，任何一种模式都有生成和饱和的转化，服从于新生走向衰老的规律。如果一个文明是生生不息的，那么它自身就能够发生自然的演变，从“不得”模式向“远交近攻”模式的转变就是这样的自然的演变，它区别于近代一些学人企图以希腊文明复盖中华文明的努力――是一类扭曲自然规律的、无所依“稽”的谈论。
“不得”模式如何向“远交近攻”模式转化?决定于道德主义向功利主义的转化，决定于周文明的生成走向饱和。
一、周文明的生成与饱和
如果说“不得”模式所依赖的支撑是新兴的农业技术而不只是土地，这是周氏族先祖后稷为他的后人，也是为中华民族创造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生存条件。从游牧业走向农业的创新为周先人的“德”政夯实了得天独厚的基础，对土地的放弃之内在的逻辑在于“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其实，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崛起，真正的支撑来自决定生产力大发展的大科技的创新，发生于中国古代的农业革命和发生于近代英国的工业革命都是一类大科技的创新，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主导民族或国家的命运，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命运。
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制品的出现，随着农业技术的普及，土地已经成为财富的载体，土地的争夺终于成为社会的首要问题。晋文公重耳活跃于春秋战国之交，就是土地争夺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重耳的政治生活证明了一个时代的转折，在他未登大位而逃亡在外的时候，为了一餐饭不得不向农夫行乞，农夫拿起一块田地里的土坷垃告诉他，这才是饭。农夫的戏弄并没有激怒重耳和他的部从们，反而给予他们以警醒：
只有土地才能够生存。
于是重耳和他的部从们一起跪下来了，接受过那个农夫手中的土坷垃，在他们看来那个土坷垃是上天的恩赐，上天恩赐的是土地，是分封诸候的分茅裂土。
是农夫举起的“土坷垃”，论证了苟全意识向竞争意识的转化，论证了“不得”模式向“远交近攻”模式的转变，它的论证胜于先秦百家的雄辩。
二、“远交近攻”模式的形成和启示：
晋文公重耳的故事很典型地说明这一时期社会思想的转变，它的明确引导后来成为晋文公的重耳走出了虚幻的以逃避和“不得”为特征的困境，终于实现了权倾天下的霸主梦。但是重耳的后人在外交模式上却陷入困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晋楚因为两国间的郑国而彼此攻伐，最后败于泌之战。于是一种新的外交模式在战略家的头脑里酝酿，它的结晶就是“远交近攻”。
与晋文公重耳同时期的秦国，此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秦国的外交即“远交近攻”，是那一个时代最现实、最有成就的外交思维。所谓“远交近攻”模式指的是交好远方的、没有利益冲突的国家，削弱邻近的、利益发生冲突的国家，这是良相范雎为秦国采用的外交模式，西汉刘向在《战国策》中记为：“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
应该说“远交近攻”模式是一类处理群际关系的“术”，即使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如果能够处理好利益不在一个界面上的人际关系，则对利益临近并且可能发生冲突的一类人将产生重大的威慑，很有点以邻为壑的特点，典型的功利主义。
重耳和秦人对现代人的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直面现实?
这个启示包括两个层面：功利主义和远交近攻。
当工业文明在世界上逐步普及的时候，工业文明的承载体能源和市场已经成为中原所逐之鹿，明、清――甚至是民国时代对领海或部分边疆领土的放弃或者可以理解，但是对于现代中国人，对于领海或领土的放弃常常意味着对能源和市场的放弃。让那些虚幻的、无聊的道德说教见他妈的鬼去吧，中国人民需要自己的生存空间!
现在我们所说的“丛林”已经不是原始社会或先秦社会，而是基于新利益基础的丛林法则，它的核心观念即功利主义。
“远交近攻”的实用性相对应的是道德主义外交的虚幻，这是宋、明二朝的经历予后世汉仕子最为痛苦的一类反思。亡国之后的颜习斋说：“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颜元《存学编》卷二)
颜习斋是主张实学的，前承南宋陈亮的事功主义，后续为胡适的实用主义，或曰滥觴于范雎而深致于“五四”。“五四”是中国功利主义思潮澎湃的时期，这一个思潮固然有中国自身历史和文化的源流，也同样的受到全盛时期的英国边沁主义的影响。
边沁功利主义是大不列颠帝国的灵魂，它把英国工业革命的效果推向大膨胀，它把希腊文明的掠夺特性推向极致，殖民主义所具有的掠夺和自由民主的特性因此发挥到极致。在它盛行的时代，维多利亚女王成为“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和印度女皇”的君主，英国成为强盛的“日不落帝国”，维多利亚时代前承乔治时代，后启爱德华时代，大英帝国达到辉煌的巅峰。
边沁功利主义的感召力之大，促使恩格斯的嫡传弟子伯恩斯坦彻底地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迫使企图借国际主义思潮以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列宁怒火满腔。我们虽然意识到希腊文明的掠夺特性，但是我们没有能力生活在道德理想的世界，因为我们只是行进在向着“至善”的历程中。我们不能不承认功利主义对现实的意义，我们不能不承认“远交近攻”对现代中国的生存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远交近攻”模式应对丛林时代是十分成功的，甚至是唯一的，虽然不高尚却极其实用，例如秦因此而并吞了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帝国。又如毛泽东与美国建交以对付北方的苏联;而尼克松总统与中国建交，在苏联背后插上一刀，也是极成功的范例。这个范例的意义就在于：中国借远方的美国应对近邻苏联的威胁;美国借东方以助力西方。
我们不能不重新证明“远交近攻”的意义。远交近攻为二千多年前的中国统一创建奇效，其内核的功利主义属性也主导了人类社会近三百年以来成功的外交模式。正如当代第一谈判高手基辛格否定谈判技巧、否定道德主义的说词，基辛格写到：
“这种神话是那种把因果关系弄颠倒的人所散布的，也是那些惯于把只有更加根深蒂固的因素才能完成的事情归功于单纯的谈判手法的职业外交官所散布的。”在基辛格看来，所有的说词都是虚设的，如同《荷马史诗》中的那个女人，所谓大战略只能决定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基辛格言：
“合法性这个词并不是特别聪明的人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是表达了现有的强国地位以及外交家在其谈判中可以利用的一种概念。”(《基辛格--一个智者的画像》)
三、功利主义与道德主义的统一：
战国时代是一个丛林社会，连孟子都认识到混乱时代“德”的有限性，孟子曰：
“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这种自侮、自毁、自伐表现于后人对孔子“西行不入秦”的责怪，证明了秦思维与东方六国思维存在巨大的落差，是一类丛林思维与道德思维的落差。当东方六国处于妥协型的勾心斗角的氛围中，秦人的金戈铁马理所当然地大显威风。
这种现象同样出现在成吉思汗征服东、西方的时代，出现在南宋、明末思维虚幻时代，出现在“乔治-华盛顿”耀武扬威的现代，我们当然希望执政者放弃不切实际的和平主义，因为我们不愿意看到中国再次沦为他人的盘中餐。
当对手的航母在我们的家门口耀武扬威的时候;当我们的对手依靠强大的武装使用“巧妙外交”让我们置身困境的时候;当曾经的侵略者再度冲进我们的领海捕走我们的渔船和渔民的时候。全中国都在震动，每一个公民都在反省我们的外交政策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在这里谈论远交近攻，它的核心就是放弃在东亚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努力――它实质上是新“和亲”外交――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而不是从虚幻的道德主义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不搞这一套比搞了这一套更好一些。
在这里谈论的远交近攻并非秦外交的重复，它包含两层意思：
1、 实行地縁外交，强化与没有利益冲突的国家的交往，放弃睦邻外交，周边外交以收复中国失地为目的，承认国家利益是外交的第一责任;
2、 参与国际等级性外交，也就是在大国之间建立互为关系，承认对方在国际关系中的优先地位。最高层次为中美，次之层次为中俄欧美。这是唯一避免冲突的方法。
新“远交近攻” 模式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远交近攻” 模式的内核是功利主义，但是它并不狭隘，如果有一个“继之者善”的导向，此类功利主义是弃小仁而处大仁的方式。当我们以“天下为公”为大道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它的“一阴一阳”之性，“善恶”之说，“义利”之辩。功利主义是“道”之“阴”，是人性之“恶”，是“利”之嗜，但是，当它作为“大道”之一翼则是社会进步之必需。
这是人类文化的二元论，所谓“二元”，体现于对立统一。如同历史研究大师汤因比倡导的中华文明与希腊文明的融合，是善与恶的统一，或者说两种文明成为“天下为公”之大道的两翼。
中华文明典型性之一是统一论，其属性是融合文化。日本大家池田大作认为，防止人类集体自杀的唯一道路在于如何能形成人类的和平融合。池田大作高度评价汤因比对中华文化的肯定：中国培育的“融合与协调的智慧”给人类前途以无限的启示和触发。
池田大作在《中国与世界》记录：
汤因比认为：西方文明在创造惊人的物质财富时，却因其不可遏止的活力与破坏性，将整个人类社会绑上了高速行驶的列车，固有资源的消失或减少，使人类进入了充满矛盾和焦躁的半荒漠时代。在现代世界，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充满了极大的不稳定性。没有人会否定，这种状况越来越糟糕。而中国文化，以其几千年来大一统社会，其文明和社会却以其固有的稳定性。
在当代世界，无法否定功利主义和远交近攻模式的现实意义，因为希腊城邦民主的双重性正在企图把世界导入更深刻的灾难。而人类的目的是走出功利主义的困境，去寻求中华文明所指示的和平融合。
关键的不是信念的叙说，而是信念实现的客观条件。在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又将是什么革命引导人类文明更上一层楼?
是信息业革命?是铁路业革命?还是太空业革命?
但是我们相信风正起于青萍之末。
三、 外交，摒弃皇朝思维
作者：壶公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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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交模式的思考(3)：朝贡模式
“不得”外交是生成时期周文化的产物;“远交近攻”是衰落时期周文化的产物。说到底，外交策略是社会演变、文化更生的产物。一切玄妙变得如此真实，种种回顾令人兴味盈然。
在周文化衰落初始，文化思想和政治理论并不同步――文化常常滞后于现实，这样的时期，政治上也起伏波动。例如老子学说就是对功利主义的反对，老子认为：“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很有一种功利身外事的潇洒。
老子的思想是“不得”文化的典型表达，但是，当老子表达“不得”的时候已经有浓重的虚无与无奈的情绪，例如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也就是放弃了“色”、“音”、“味”、“猎”、“货”的诱惑，活着就是填饱肚子。
当然老子的观点与后来的“人权就是生存权”观不同，老子主张的是圣人的自我约束，后人的主张是对社会大众的约束，在法学理论上称为自律与他律，这也是社会演变的结果。
对于文化的思考，常常促使笔者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名言：
“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历史证明，当老子殚精竭虑的时候，一个新的文化思想已经产生。
尽管罗素这样评价马克思：
“把马克思纯粹当一个哲学家来看，他有严重的缺点。他过于崇尚实际，过分全神贯注在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上，他的眼界局限于我们的这个星球，在这个星球范围之内，又局限于人类。”(《西方哲学史》下卷)其实罗素的失误仍然是在思维的局限性，如果继续描述应该是：
当马克思的目光“局限于人类”，也就从他的聚光点跃起，进入一个更为宽阔的自然世界。因为马克思说：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当“不得”和“远交近攻”模式过去，我看到的是朝贡模式，正如我看到老子思想的终止，而中国新文化在激扬，这种激扬是中国社会沸腾时代放飞的精灵。
一、朝贡模式的时代背景与文化根源
如果说老子学说是周文化的挽歌，孔子则已经直面现实了，孔子学说开始了关于新时期的文化、思想和社会的构建。孔子学说即仁学，其内核为“善”，其外在为“礼”。“善”与“礼”不能割裂，但是可以有所“侧重”，因此“侧重”也就决定了后世形成思于“内”或行于“外”的两类学说，即孟子学说与荀子学说。
孟子曰“善”，继承了孔子的内在精神，但是终于不合时宜而难以为继，秦皇的焚书坑儒其实是针对孟子学派的，即齐稷下宫的那些泛言道德的腐儒们。孟子学派一直受到遏制，直到宋代，在朱熹理学中才得到充分的肯定，但是在现实政治中仍然只能作为信念而存在，真正能够反应现实的是荀况学说。
我们能够明白：
至善信念，或者是其它终极性的理想，都不是现实的――永远不是现实的，当它成为现实，它也就失去感召力，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
终极理想的意义在于：
我们始终处于追求终极理想的进程中，是终极理想引导着我们的进步。
荀况曰“恶”， 继承了孔子外在的社会构建，礼在荀况手上演绎为崇圣隆礼。荀况的弟子李斯与韩非完成了崇圣隆礼的构建，实现了中央集权体制。但是李斯与韩非的理论背离孔子学说的内在精神也太远了，表现于现实政治则恶形昭昭，李斯与韩非的理论促使秦政如昙花一现。直到汉代，社会文化才完成了孔子学说的表里统一，即从汉武帝的尊儒到汉宣帝的王霸兼得，社会才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对外关系上的朝贡模式即在这一时期形成。
朝贡模式是崇圣隆礼理论在对外关系上的演绎，是王霸互为理论的产儿，却也是征服之力有余而控制之力不足的外交产物。秦后，中国虽然进入并且逐步完善了中央集权制度，但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国家的扩张在不同时期都达到自己控制能力的极限，固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天下政治仍然不能不采用周文化的等级制网络模式，控制能力之外的其它部落统称蛮夷。对蛮夷的控制不在归化，而在于朝贡。
朝贡如周政治的基本理论《周易》第一、二卦乾、坤说。
其乾曰：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也就是说，中国需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朝的中心地位才能得到保持;而又“见龙再田，德施普也”，即给予所有的朝贡国以保护和安宁。
其坤曰：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也就是说，天朝之外的四夷侍候天朝要如同人妻一样的柔顺，服从了就有好日子过了。
二、朝贡模式的实践
朝贡模式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是实力的产物，以汉代外交论，存在三种应对方式：册封、征伐和承认。例如“汉委奴国王印”、“南越武王印”、“疏勒国王印”等等就是汉武帝东征西讨后对西、南诸夷以“册封” 建立了主从关系;对挑战皇朝共主地位的夷国则予以军事打击，例如灭南越、朝鲜，远征大宛;对无力制约的国家，如安息、大秦等则承认它们的独立。
笔者注意到明代的朝贡体系，明皇朝之第三世即仁宗时期，中国朝贡模式达到了巅峰。
所谓巅峰，如同当代西方民主，美国思想家福特认为西方“民主”已经统一天下了，或如中国右翼分子认为西方民主已经成为普世价值了，而我们明明看着西方民主正在堕落――无可奈何花落去。不过明仁宗要谦虚了许多，他停止了郑和下西洋和征服越南的政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民生和社会的安定上。事实上，明朝还拒绝了菲律宾等邦国的归化。明仁宗的思维证明，在农业文明这一基础上，中国幅员已经发展到了饱和的状态，朝贡体系也已经非常稳定。
明帝国作为夏启以来逐渐扩张的封建大国，与其周边实际上带有浓重的部族色彩的“国家”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东亚秩序，这是一个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
所谓朝贡模式，有三个特点：
其一，朝贡国以接受中央帝国对当地国王的承认并加以册封;
其二，在国王交替之际以及庆慰谢恩等等之机去中国朝见;
其三，以参与臣服于中央帝国的活动，维系
《万历明会典》载，朝贡国分类如下：
东南夷：包括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爪哇等18国以及苏禄国、满剌加、锡兰等44国;
北狄：包括鞑靼部的8个部分;
东北夷：包括女真部的2个部分;
西戎：包括西域38国在内的58国及吐蕃部14国。
关于朝贡模式，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认为，中国主导下的东亚“朝贡秩序”有三个特点：
一、由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因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的纠纷不必诉诸武力解决;
二、朝贡体系所保护的交易实行“无关税”特别恩典，为外部世界提供了极富魅力的商业机会;
三、朝贡秩序所奉行的理念，就中国方面而言，意指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质的文化;对于朝贡国来说，意味着只要履行一定的程序成为朝贡国，就会在朝贡体系中与其他的朝贡地域发生接触，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事实上充当着异质要素之间交流的媒介。
东亚“朝贡体系”是当时世界上覆盖面最大、人口最多和结构最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
在国家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中国国家的发展和朝贡模式的形成与西方依赖宗教维系相互关系的模式有所不同，更能够体现国家的特性。尤其是这种模式的发展必然导致人类社会以和谐的方式走向统一。
它之所以不能实现最终的目的，仅仅只是因为自身政治结构上的调整和自然灾害的重叠，导致蛮族部落的强烈度的干扰。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有限性，或者说由于蛮族部落的强烈度的破坏，社会的发展进程被强行阻断，而为西方16世纪的大跨越创造了条件，朝贡模式也在这种背景下逐渐衰落。
三、朝贡模式的衰落
如果说明仁宗明于世事，后来统治中国的滿酋乾隆就没有这一份见识了，事实上这是中华文明与满清时期的文化在根本上存在的区别，以现代的话说即是否以人为本。乾隆自以为得意，他把大不列颠帝国也纳入他的朝贡体系，他给乔治三世的信中这样写到：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
一个几万部众的部落首领怎么对一个拥有八百万臣民的君主这样说话?真正夜郎自大了，后来的关系的转变为人类社会留下一段永远的笑谈，却也证实中国封建时代的外交――朝贡模式进入彻底崩溃的程序。
世界在变，世界并不是中国的天下，也就在满清在中华大地上肆行屠杀的那些年里――1648年，欧洲国家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条约体系成为参与国家之间的交流体系。条约外交仍然没有走出希腊城邦模式――对于围墙之外的地区或国家，其外交则决定于殖民体系。现代中国社会的右翼分子在谈论西方民主的时候，并不愿意讨论与西方民主伴生的殖民体系，其实，没有墙外那里来墙内，没有殖民主义那里来西方民主?人类社会什么时候有过“西方民主”这个普世价值?
英国乔治-马戛尔尼使团正式到访中国是在1793年，英国人和满清朝廷打交道的原则还是基于条约体系，马戛尔尼提出互派使节、签订通商条约等要求，但是野蛮愚昧的滿酋乾隆以“不可更张定制”为由拒绝了。所谓“不可更张定制”者即朝贡体系，条约体系和朝贡体系在这里发生了全面的碰撞。
我们说滿酋野蛮，是说它根本不通世变，其实在马戛尔尼使团到来之前140年的1653年，参与了条约体系的俄罗斯沙皇即派遣使节要求滿酋顺治俯首称臣，把中国交由俄罗斯作为殖民地，顺治先生倒是很干脆地要求沙皇前来北京朝贡。条约体系和朝贡体系的第一次碰撞很快地以战争方式开始了，彼此角力至1689年才以欧洲国际公法为依据先后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
乾隆之后，朝贡体系已经开始崩溃了。德川幕府之后的日本停止了向中国的朝贡，琉球入其掌握之中。剩下的朝贡国如朝鲜、越南、缅甸、苏禄、暹罗等也逐渐离去。朝贡体系最基本的功能即对朝贡国的保护，失去了中国保护的朝贡国逐渐进入西方条约体系之外的殖民体系，成为希腊城邦之外的奴隶，最后，连中国自己也沦为半殖民地状态了。
社科院院教授杨天石谈到蒋介石关于钓鱼岛、琉球群岛和越南的历史责任的时候说到：
1、关于钓鱼岛，1972年，蒋介石的日记里明确讲，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无可怀疑，不容争辩。
2、关于琉球，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决定不要琉球，理由两条：第一琉球从来不是中国的领土;第二，中国的海军不发达，即使琉球给了中国，中国也没有能力管理。
3、关于越南，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曾经跟蒋介石提出，要把越南交给中国，但是蒋介石回答，越南不是中国的领土，要让越南独立。
蒋介石认为，抗战胜利的到底的“底”，不在于中国打胜，要在解放亚洲被压迫的民族，所以他提出来韩国、印度、缅甸、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这些东南亚国家都要独立。
蒋介石的观点颇为有趣，但是从朝贡外交模式的角度说，蒋介石的观点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王道思想完全吻合的，他对周边国家的关切是朝贡模式的关切，而他对周边地区的放弃却是朝贡模式崩溃后的无奈。但是蒋介石的朝贡情结并不是朝贡外交模式最后的终结。
结束语：
终究，朝贡模式是要离去的，尽管说一声再见多么不容易。现代中国的睦邻外交多少还带有朝贡模式的印迹，它给人们一种和谐美好的感觉，如果没有2010年8-9月份发生的种种事情，这种旧日的美梦也许还将继续下去。
当人类社会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努力，当人类社会面对大变革显得如此烦燥和不安，一种不符合实际的幻想终究是要破灭。现代世界的朝贡外交模式是外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的东西，是旧观念加于现实社会的东西，从它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空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中国的外交模式应该是什么?
马克思说：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是的，中国外交的模式产生于“现有的前提”，这个“现有的前提”指的是一个正在急剧改变的世界――殖民主义即将过去，西方民主正在从它的顶峰下墜，人类在大同路上更进一步。
文化在“道”，重于向善的导引;外交在“术”，重于对现实的尊重。摒弃刘备式的小仁小义，追求司马懿式的道与术的统一，中国的外交应该有现代的思维。
壶公评论写于2010-09 于麒麟山麓
四、奉献，不是国际主义
作者：壶公评论
发布日期：
关于外交模式的思考(4)：国际主义
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人性的自由表达，当人性没有得到有效的引导，当人性不能得到必需的规范，民主就是纵恶。西方民主是一类以“我”为主导的“自由”的纵恶;社会主义民主则强调共同利益的制约，即达于“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向善。讨论国际主义，不能不了解当今国际社会的属性。
一、国际主义的文化背景：
国际关系学家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朝贡模式已经陈旧，条约体系和殖民体系正在瓦解，将来的国际关系模式是什么?
根植于西方文化的条约体系和殖民体系是“西方民主”的产物，也是人性恶的产物，是侵略、掠夺需要的表述。于是从这一片腐臭的土壤里长出新时代的根苗，《共产党宣言》表达了被压迫者――绝大多数民众的心声：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
所谓国际主义模式就是这样一类“团结起来，团结起来走出去”的国际关系的主张。
一般认为现代西方文化的源头是犹太文明和希腊文明，二者分别构成西方文化的本体论与方法论，也就是上帝论与思维逻辑。但是，事实并不尽然，两者在源点上有重大的区别，如同希腊文明与中华文明区别于“民主”与“不得(德)”。
希腊文明与犹太文明的区别在于：
关于希腊城邦文化，亚里士多德这样说明：有些人生来是统治者，有些人生来是被统治者;如果后者拒绝接受预先注定的命运，那么象追猎“野兽”一样追逐他们直至捕获，这种行为“自然是正当的”。
关于犹太文明，罗素认为：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虽多少是模糊的，但他的目的是要以世间的幸福，指明将来永远福分的恩典，又以肉体的惩罚，指明灵死的痛苦。
很明显，希腊文明为自己筑起城邦围墙，把自己和其它人群隔离开来以享受他们的掠夺之后的“民主”――分脏;而犹太文明却主张“走出去，团结起来走出去。”也就是走出西方民主的囚牢，如同走出奥斯威辛集中营。虽然没有听说这些上帝的选民希望砸烂“城邦围墙”，但是不堪“西方民主”的虐待却也是事实――一千多年来，犹太人就是在西方民主的关照下惶惶如丧家之犬。犹太文明的这一主张后来演变为伊斯兰文明，就主张砸烂“城邦围墙”了。
如果说中华文明有“疏导”与“堵塞”两种方法上的争论，西方文化却有“筑”与“破”的两种主张，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一千多年来势不两立的原因。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国家观的主张显然也是源自犹太文明，是与希腊文明相悖的，共产主义理论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西方民主的“破”。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了冷战，当代新教的美国动不动就想遏制中国的原因，而如基辛格之类的犹太人却愿意与中国人和平共处。
希腊文明对西方文化的贡献是思维逻辑，例如算术和几何学在埃及和巴比伦人那里已经有了，希腊人的进步只是从一般的前提来进行演绎的推理。作为西方中心论者的罗素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他说：
“希腊人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是大家熟知的，但是他们在纯粹知识的领域上所做出的贡献还要更加不平凡。他们首创了数学、科学和哲学。。。他们自由地思考着世界的性质和生活的目的，而不为任何因袭的正统观念的枷琐所束缚。”(《希腊文明的兴起》)
其实，我们关注希腊文明就是关注源自于毕达歌拉斯学派的逻辑思维，而不是它的奴隶主民主――一种建立在他人尸骨上的民主。
二、国际主义理论
当我们摒弃希腊民主而关注它的逻辑思维，对于国际主义的了解也就具有多层次，逐步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感觉。
国际主义的理论基础具有三个层次：
其一、国际主义的指导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思想;
其二、国际主义的基础是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奋斗目标;
其三、国际主义的要求是各国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反对剥削和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相互支持，相互援助。
对于原则与基础，并不难理解，因为它是抽象的，说说而已。对于“支持”和“援助”，却有一个内因和外因的问题，例如对于东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国人只能说是鞭长莫及;对于越南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国的援助改变不了他们的民族主义;对于朝鲜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国人只能为他们的斯大林主义的固执买单。一个国家的内部因素是决定这个国家发展的动因，外部的援助因相应国家的内因而改变，这应该是原则与行为的统一。
国际主义外交模式因其决定于道德主义而与人类社会的现实不协调。冷战时期，美苏针对各自体系的支援并不一样，美国人的援助建立于经济的有效循环、高科技的输出以及相应制度的植入。而单向输出的援助却让苏联不堪重负而崩溃，就是勒紧了裤腰带的中国人也难以应对。当今，在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之后兴起的中国责任论，实质上就是西方世界企图使用道德主义把中国推上无限消耗的轨道。
三、国际主义与现实社会的统一：
从人类社会文化演变的角度看，国际主义实质上是没有祖国观念的犹太人的幻想。幻想与现实总是存在距离，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欧洲的“国际主义”者们纷纷投身贡献于自己的祖国，让等待来自那些背叛自己的祖国的国际主义者援助的列宁望梅止渴，现在来看当时列宁与考斯基等人的争论，启发良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斯大林就现实多了，掠夺苏联周边国家的领土以自固，社会帝国主义的称谓自然而然地揭去了国际主义的画皮，中国人为斯大林的国际主义付出北方和外蒙古大片的领土，阅读蒋经国与斯大林的对话，同样是启发良多。
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是统一的。爱国主义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出发，离开了对祖国的爱戴，就谈不上国际主义;离开了祖国的独立富强，也不能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离开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是不彻底不完整的;离开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是空洞的。
而所有的讨论最关键的之处在于任何行为都必须从实际出发：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不过现代世界还确实不是无产者发起最后冲锋以夺取最后胜利的时候。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当中国人均GDP还在世界100位之后的时候，此类“联合”最好不要走出国界。
列宁说：“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的口号，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列宁全集》第20卷)这种理论在左翼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还有人在吟唱，但是更多的是引发听者的摇头叹息。
四、中国语境的国际主义：
关于国际主义之类的观点，在西方有但丁、康德、马克思、威尔逊等代表性的人物;在近代中国有康有为、梁启超、李大钊、郭沫若等响应孔子的大同主义。
梁启超说：“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之一语，已成为过去之信条，其支配人心之力日益薄弱。”当国家被否定，唯有国际，梁启超不就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吗?
梁启超的构思尤其超然：“物质上精神上事事物物皆渐成为‘国际化’也，畴昔人类利害之冲突为纵断线，今后人类利害之冲突为横切线，而国家调护奖借之力乃强半失其效能。人类之相率以自庇于国家以上之团体，有固然矣。”不过，梁启超所构思的很大程度是现代的共同体之类。
共产主义者的李大钊说过：
“我们可以断言现在的世界已是联邦的世界，将来的联邦必是世界的联邦。”李大钊的构思更具体些：
“为应世界的生活的必要，这国际组织、世界组织，是刻不容缓了。只要平和会议变成了世界的议会，仲裁裁判变成了世界的法庭，国际警察如能实现，再变成了世界的行政机关，那时世界的联合政府，就正式成立了。依我的推测，这世界联邦进行的程序，就是：
1、土地广大民族众杂的国家，自己先改成联邦;
2、美洲各国组成全美联邦，欧洲各国组成全欧联邦，亚洲各国组成全亚联邦;
3、合美、欧、亚三洲组成世界联邦;
4、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
在中国古代哲人的思维中，中国人向往的模式就其本质而言是“天下为公”，也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和谐的机制，实现大同思想。
在近代中国哲人的思维中，全球经济一体化有利于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有利于全人类共同的进步，即使世界性的大市场也无法解决国家间消费和福利不平等的问题，从“联邦的世界”走向“世界的联邦”则势在必行。
事实上，30年代出现于中国的国际主义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在祈盼上帝的援助，当然援助没有来，种种掠夺却连绵而至。
五、结束语
笔者认为，所谓国际主义应该有两个立足点：在我不在人;在质不在形。
其一、“在我”是民族主义，“在人”是国际主义，“在我不在人”即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世界，立足于民族的发展以求融入国际。
帝国主义的炮舰曾经让中国人丢失了数亿两白银，外来的奉承也让中国人省衣节食，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任何对民族主义的损害都是对国际主义的损害。中国人即不敢希望有什么救世主，中国也没有必要扮演救世主。当中国发展了，必然有益于全人类的发展;当我们的民族主义成功了，国际主义也就实现了。
“在我不在人”原则证明的是对社会发展的自然属性的适应，也在于要求中国人正确面对中国的现状。与西欧、北美然演进的现代化不同，中国的现代化属于“被现代化”。因此，在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如同马克思所言：“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它不仅仅说明中国的旧模式――朝贡模式无法抗衡西方所奉行的功利主义的原则，也同时在说明沉湎于国际主义的道德原则只能引导中国返回愚昧的状态――我们还没有真正把握文明的“发财的原则”，如同前苏联也没有把握文明的“发财的原则”。
马克思写到：“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以此论，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实现自我解放才是最大的国际主义。
其二、“在质”即追求文化的融合;“在形”即耽于表面上的模仿。
存在的中国的国家形式出现在秦汉，以文化立国的中国模式的内核在道德主义。而西方的国家形式则实现在17世纪，以功利主义为内核的西方模式即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精神。
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差异，近三千年时间上的差异，差异是巨大的。但是人们仍然在概念上缩小这种差异，康有为把差异解释为“西方物质，中国道德”;梁启超解释为“西方物质文明，东方精神文明”;孙中山解释为“西方科学，中国国粹”等等。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因为西方文明处在第一个300年的发展期，并没有从粗鄙的物质性进入丰满的文化性，而中国文明的文化性却已经垂垂老矣。
对于差异的弥合，道光庶吉士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率先提出：“以中国之伦常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张之洞则在《劝学篇》中系统地阐发“体用论”。
“中体西用”是否可行?对于此类异体移植，严复讥之为“牛体马用”。 严复之讥因应于三十年洋务运动毁于甲午战争，他说：
“善夫金匮裘可桴孝廉之言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严复集》第三册)
严复之说，即使是马后炮也不得要领，因为从现在我们的视野看，我们能够反问：“牛体马用”为何不行?难道30多年中国的发展不类同于洋务运动?而中国模式不正是“中体西用”?
我们比严复高明之处仅仅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现代，我们见证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如同俄罗斯或东欧国家袭用西方社会和政治制度层面的模式，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进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在“中体西用”的条件下民族的复兴。
事实上，中国文化也在变，西方的许多文化概念同样为中国社会所接受，而中国的软实力同样影响着西方，无论学者们如何争论――赞成还是反对，这一过程表现出它非凡的自然属性――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生成。
什么是国际主义?国际主义就是文化的融合，而不是烽火连天的武装起义。我们注意到希腊文明和希伯莱的融合，这种融合实际上还包括产生于伊朗高原的琐罗德教，实际上，现在西方文化的源头本来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们所说的国际主义应该是中、西文化的融合。事实上这种融合一直在进行，例如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华文明与犹太文明的融合。
汤因比对未来的希望是中华文明与希腊文明的融合。汤因比怀着眷恋之情描述他的兄弟：“西方基督教会和东正教社会所以分化为为两个社会，也可以追溯到它们的共同蛹体――当时的天主教会――分裂为罗马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两派。。。在这一时期，两个急剧分化的社会的教会却取得了迥然不同的政治属性。”
笔者注意到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中华文明和希腊文明文化属性，也就是“疏导”与“筑”、“破”之间的关系，笔者承认中华文明与希腊文明的共同点是存在的，这种共同点深刻于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的共性，尤其不具有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对抗性。
以中华民族的视角，笔者相信，尽管缓慢，一切却始终在进行;尽管得不到学者们详细的论证，变化却以自然的方式存在;变化在于西方模式的道德化，变化在于中国模式的现代化。
在这里说的不是向中国人民索取的国际主义，而是文化的国际主义，是真正的国际主义。
壶公评论2011-3 写于麒麟山麓
五、我看阿拉伯革命
作者 壶公评论
发布于2011-3
21世纪是西方500年强势终结的世纪，这是日本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反证；是第二世界大战、继而冷战，再至当代的经济危机，这样一个“落花流水春去也”的大衰变进入了一个垂亡的周期；更是千年中世纪导致的极度衰弱，跃进至500年的领世界风骚，之后的再度沉沦。
尤其是第三点，钢铁一样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根本不是以自由意志为导向，以自然规律为依循的西方社会所能改变的。假如西方采用的中国模式――一种以人为和自然相结合的规律支配社会的进步，或者还能够拯救西方，可惜一切来得太迟了――之前只有汤因比看到了这一点，却没有多少西方人赞同。
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理解近期发生于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对于阿拉伯革命的认识或可以归纳于两点：
一）在中国论坛上喧嚣的右翼势力认为，阿拉伯革命是在实践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正因此，这一群体居然企图在中国掀起所谓的“苿莉花革命”（一个美国人册封的公共知识分子认为应该名之为“牡丹花革命”），可惜的是只在北京发生一个七、八个人的集会，害得美国大使都只能扮演“打酱油”的角色，这些自由民主派可真是错会了意。
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是否受到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影响？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首先，我们很有兴趣地注意到，美国以几十万大军占领伊斯兰国家，声称要在阿拉伯世界建立民主制度，最终却陷入困境，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其实质是战略撤退。态势如此，试问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成就又何在？
其次，美国战略转移后的一年内，尤其是西方陷入经济危机的现在，西方政治势力在中东的影响骤减，在这样的时候阿拉伯世界发生革命，只能解释为西方压力减少后的爆发，显然它的发生与西方普世价值观南辕北辙。
二）或者我们可以认为，阿拉伯革命是民主革命，是其文化内在演变的诉求，而不是西方民主的复印。
探讨阿拉伯世界，首先我们能够注意到，近代阿拉伯世界没有出现民主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进入休生养息的阶段，原来的殖民地纷纷独立，西方列强只能虚以应对，因此在东、西方冷战时期，阿拉伯世界则处于一个休眠期。
殖民地的独立是一回事，民主革命是一回事，阿拉伯世界的独立基本上是其旧王朝的复兴，或是新酋长的确立，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这种状态具有二重性：
其一、它得到了西方政治势力的认同，西方势力对阿拉伯王族和酋长们的迎合，即出于无奈，也出于利用，在所有的选择中让基督教的死对头永远沉睡是最好的方法。西方势力所能做的仅仅是在中东这一片土地上安插一个以色列――绝对不让阿拉伯世界安宁；同时又与王族合作，控制中东的石油。这种现象在沙特、在阿拉伯酋长国等等都有显著的表现。
其二、这种状态并不说明前期阿拉伯世界存在的不合理性，因为阿拉伯文化自身的更新只不过在千年之间，而且是一个反抗者意识的新生，或者说是一个彻底的更生。这一点与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积淀不同，与西方中世纪的愚昧也不相同，也就是说阿拉伯文化仍然具有生命力。于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世界出现社会主义高潮的时候，阿拉伯人认为他们拥有真正的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确实如此，伊斯兰的先知告诉所有的信徒，财富是共有的，私人的占有是犯罪，而这一点在石油财富的支撑下居然使得伊斯兰社会主义有了物质上的保障。
如果说“其一”点是西方势力的某种阴谋，是短暂的；“其二”点却在证明阿拉伯世界存在着明显的不确定性，存在向其自身的文化回归的必然，因为所有的王族或类王族政权逐渐出现与伊斯兰教相违背的趋向，尤其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这种趋向正在逐渐变成现实。阿拉伯世界存在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也出现在中国，先富一族以民主为述求抵制社会向共富方向的转化，在各种抵制力量中受西方普世价值观影响的买办势力首当其冲，在中国的南方甚至出现类洪秀全的西方中世纪的意识—民“主”重新返回中世纪的宗教。
阿拉伯世界的不确定性又体现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犹太教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为了彻底与西方文化割裂，这种革命也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阿拉伯世界自身的变革，其实从本－拉登、穆罕默德－奥马尔和阿亚图拉－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身上就可以得到证实。伊朗人驱逐国王巴列维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其实就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榜样，它具有两个特点：
1、反西方的；
2、回归自身文化。
伊朗人的革命随时都可能在阿拉伯世界发生，现在的发生即如是。
为了维护西方自身的利益，西方在阿拉伯世界维护陈旧的政体，因此沙特人本•拉登、阿富汗人穆罕默德•奥马尔、伊朗人霍梅尼、伊拉克人萨达姆等等即是寻求阿拉伯自身文化实现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与西方势不两立的斗士。而西方政治势力也完全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什么，他们应该做什么，因为中、近世纪，这两个冤家一直维持着势不两立的斗争。
反西方和回归自身文化是现代阿拉伯人、波斯人及其它中东各民族共同的旗帜，具有深刻的历史和宗教渊源。在这种文化述求面前，所谓西方民主或是普世价值显得如此苍白，这种苍白已经为现代美国在中东的全面失败所证明――早几年，笔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证明布什领导的第十次十字军失败的必然性。
必须承认，阿拉伯人、波斯人等反西方和回归自身文化的决心和意志超出中国人。例如，本•拉登称塔利班领导人穆罕默德•奥马尔为“新的哈里发”，说“基地”组织要效忠这位“精神领袖”。
阿拉伯语中“哈里发”意为“继承者”，要继承的是先知穆罕默德。本•拉登把他的雄心壮志完全承载于伊斯兰教义及其历史。
伊斯兰教有过辉煌的历史，时在633年。先知穆罕默德死亡的消息在耶斯里卜和麦加以外的阿拉伯半岛地区引起了一场范围广大的骚乱，骚乱的领导者都声称已为自己的人民赢得了安拉的恩惠。这些男男女女的先知们都是哈里发，其实他们很可能只是部落的首领或者是其代言人。这是一些完全依靠信仰和接受利益驱动的人们。事实上这些皈依者和臣民除了相信穆罕默德的神安拉全能至大而忠于他们的信仰，在政治上也只愿意从属于自己的部落，对于部落之外的社会则显得漠不关心。
633年新生的伊斯兰教国家领袖穆罕默德的第五任继承人就碰上这样的局面。已故先知的哈里发艾卜伯克尔并没有能够吸引各个部落的注意力，但是当他高举穆罕默德的信念，向压迫和掠夺他们的奴役者发出反抗的信号，他把分散的部落首领们聚集在一起了，在伊斯兰教国家的领导下，被贫穷困扰的阿拉伯人对掠夺者发起了战争。他们成功了，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两个刚刚从604－628年罗马与波斯的战争中脱困的精疲力尽的帝国。死去的穆罕默德指点了艾卜伯克尔，这种平民信念与劫富济贫的相结合，成功地谋求了人们的效忠。
这是阿拉伯人最辉煌的时刻，他们征服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和埃及。接着征服了伊拉克和整个伊朗。。。。这确实是不平凡的征服，建立一个横贯欧亚的王国，不断侵削罗马帝国并迫使其节节败退，这本身就是亘古未闻的丰功伟绩。
汤因比写到：“阿拉伯人在7世纪的征服抵销了亚历山大于公元前4世纪在同一地区征服活动的影响。阿拉伯人结束了希腊人在黎凡特地区的优势地位。这一地位到633年为止已经维持了963年之久。”
本•拉登的雄心壮志是否能够实现？穆罕默德的第五任继承人走过的路径是否能够在现代再现？美国以及西方势力对中东的压迫和掠夺是否能够激发分散的阿拉伯民族再次聚集在一起向他们的奴役者发出反抗的信号？不能不承认，席卷阿拉伯世界的这一场革命内涵着这一方面丰富的信息。他们能够成功的，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在500年间逐渐走向衰败的西方文明――有时候你只要伸出一只手就可以把它们推倒。这一场革命终将捧出9－11事件中殉身的的那些伊斯兰英雄们，而受到他们的精神的鼓舞去追求阿拉伯文明的复兴。
伊斯兰文化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比较于西方赖以生存的基督教，毫不逊色。
认识伊斯兰文化及其在现代的表现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不至于为西方的传教士们所迷惑――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四大文明都有自己的价值观；重要的是为坚持我们民族的信念与文化寻找一个借鉴；重要的让我们的民族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向。
我们能够注意到，人类四大古老的文明有相同之处，现实的区别仅仅只是反映了各自社会所依托的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发展的不同阶段。
在人类历史上集合了本源思想的轴心时代，这一个时代是一个痛苦的历程。这是人类分娩的阵痛，在这一时期诞生了人类伟大的思想家：
伊朗的琐罗亚斯德、印度的佛陀、希腊毕达哥拉斯和中国的孔子。
汤因比写到：
“这些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们直至今日仍对人类发挥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其影响要超过当代的任何人。我们这一代人中，半数以上人受到佛陀的直接影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受到孔子的影响。”而“琐罗亚斯德今天仍对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以及它自身的信徒，发挥着间接的影响。”
事实上，四大思想之间在后来的演变之中也存在着相互的影响。在地域上，中国、印度和罗马距离遥远，所以东、西方文化至今存在着诸如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根本性的差别。而伊斯兰教主导的安息诸帝国则居于东西方之间，它的观念也因此受到双向的影响，例如东方的儒教敬天法祖，佛教以来生兑换今生，而西方的基督教以求赎之心入世，两者之间的伊斯兰教则两世并重，强调以出世的精神入世。
严格地说，伊斯兰教属于西方文化的源流，与犹太教和基督教同源。按照伊斯兰教的说法，真主为怜拯救人类脱离黑暗、罪恶与贫困，通过圣人降示了包括犹太教的《妥拉》、基督教的《旧约》和《新约》等104部经典，后来出现的《古兰经》则是承前启后的最为完备的经典。穆斯林既然执行《古兰经》的全部教律，事实上也相信了历代的经典。
《古兰经》的产生和１６世纪路德、加尔文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而创立新教有相同的性质。奴隶制晚期，拜占庭和波斯帝国的统治者们横征暴敛，官场贪污腐败，富豪骄奢淫逸，民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信仰则发生重大的危机，于是伊斯兰教扮演了革命者和解放者的角色。前面所提到的发生在公元6世纪的、伊斯兰教的辉煌，证明了这一场革命的成功。它和新教奠定了美利坚合众国，具有相同的意义。
这些自然现象背后的“终极精神实在”，受到了现代理念的挑战。近代人类社会在经过西方的启蒙运动后，科学与理性战胜了精神和道德，“人性恶”成了社会存在的基本理论。席卷全球的是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人类陷入了全球化的信仰危机。有趣的是这些自然现象背后的“终极精神实在”再一次得到了肯定。在这样一个山雨欲来风滿楼的时代，宗教成为人类的避难所。
四大文明都有自己的价值观。阿拉伯世界有自己的信仰，如同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生存信念。在一千多年间，中东各民族抵挡了十次“十字军”的侵略而不易其志。在汉民族主导的明朝，让称霸西方的菲利普二世望而却步，其后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却在中国感到人类大文明的力量，引发了一轮盛大的东学西渐。无论是伊斯兰文明，还是中华文明都高于基督教文明，而无须引进什么普世价值观。
关于四大文明的影响，见证于经济学家王小强引证的数据：
其一、全世界宗教信徒51.37亿，占当时总人口60.55亿的84.8%。其中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19.99亿，穆斯林11.88亿，印度教徒8.11亿，佛教徒3.59亿，犹太教、道教等其它教徒7.8亿。
其二、伊斯兰教是仅次于基督教的世界第二大宗教，而且是发展最快的宗教。1965年，全世界穆斯林人口不到6亿，70年代发展到8亿多，现在已超过12亿。。。如今，26个国家宣布伊斯兰为国教，22个国家穆斯林人口占人口多数，160多个国家已加入伊斯兰会议组织。
其三、信仰伊斯兰教人口遍布全世界，在西欧北美都迅速增长，美国约有840万，欧洲有2000万，中国有2230万，印度有1.4亿，巴基斯坦孟加拉有近2亿，印尼有1.7亿，黑非洲有2亿，约占黑非洲总人口的1/3，更不用提拥有2亿多人口和137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阿拉伯世界和从北非、中东、西亚、中亚、南亚到东南亚辽阔的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的“绿带”了。
这种现象证明了伊斯兰教存在的合理性――当然并不只是伊斯兰教，而是“终极精神实在”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说明了现代世界强权维持下的秩序正面临着历史性的革命。这种革命是理性向道德的回归，是科学的盲目向现实的回归，是局部的关注向全社会关注的回归。毕竟人类不会长期容忍一些人独擅其能而独居其功。人类终究不会认同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人等同于猿人的人格异化。
拨开复盖于现实的重重的尘埃，我们能够遵循思维寻找到自然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善与恶的根本性的对峙存在于我们所能认识的全部人类史的始终。这其间，善长与恶削却是必然的趋势，它是人类文明得以发展的根本性的证明。
结束语：
我们因此能够正视近期发生的阿拉伯革命，它不是西方文明的附属品，而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复兴；人类向多元化的进程又将得到一次鲜活的支持；西方殖民主义在欧亚大陆的中间宣告终结；美国的石油霸权、美国的金元霸权即将彻底崩溃。
来吧，一个新的光明的新世纪，来吧！
壶公评论2011-3 写于麒麟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