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金纳米颗粒的制备:论中国面临的外交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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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面临的外交挑战 高祖贵 左方舟 2011年07月11日13:28 来源：《学习时报》 2011年6月1日，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邀请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江忆恩，做了题为《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和难题》的演讲并进行学术交流。
如何正确评估中国崛起
基于对崛起的定义和衡量指标不同，人们对中国的崛起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些结论又会导致中国和其它国家做出不同的政策选择。比如，以传统的大国崛起指标——钢铁产量来衡量，1994年中国就已经赶上并超越美国。但如果以综合国力、军费开支和经济总量几个指标来衡量，中国同美国差距依然很大，只能说是一种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崛起。从一些软指标如影响力、说服力、塑造力等方面来看，中国仍存在不足。
对于一国崛起的认定不同会导致几种不同的未来：第一种，霸权国认为崛起国已经崛起，那么它们之间就可能导致安全困境，但是这种安全困境可以通过加强政治互信和提高开放透明度等方式得以降低甚至消除。第二种，如果崛起的国家不认为自己已经崛起，或者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矛盾和问题上，但霸权国家却认为该国家已经崛起，霸权国家则会过度反应，为自己主观制造了一个敌人。第三种，崛起国家认为自己已经崛起但霸权国家却并不认可，崛起国则会认为自身没有得到足够认可，因此产生强烈的不满并更积极地想赶超霸权国家。这种情况会导致冲突加剧，同传统崛起问题相比，这后两种问题更难处理，比之此前的安全困境要更危险得多。为了防止在对外政策选择中失误，必须采用新的范式、新的指标来客观评估崛起国的崛起。
如何减少公众舆论的制约
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中国视作一个强国，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冲突会越来越多，批评之声也会越来越多。
解决这一难题有两种方案：长期的解决方案是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中期的解决方案则是动员温和的公众舆论抵消极端的公众舆论。比如以对美国的态度为例，根据2009年在北京地区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对美国没有好感的人占46.57%，怀有好感的人占28.41%，江忆恩教授认为对美国怀有好感的这部分人就是构成对美持温和态度的公众舆论的主体。但江忆恩教授对于到底是否存在这种温和型的民意也持有一种怀疑态度，因为首先从人数的变化上看，2007年这部分人群的比例还占受调查者中的38.4%，而到了2009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了28.41%。
如何有效承担国际责任，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
江忆恩教授认为，美国的国际行为是以实现自身利益为出发点，但客观上提供了很多公共物品，比如保护公共航道、防止核扩散等，提供公共物品同实现自身利益是不矛盾的。江忆恩教授肯定了中国在近些年承担国际责任中取得的重大进步，比如，《人民日报》中关于负责任的大国的文章数量从1990年以来就呈现一种明显上升的趋势；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程度已经很高，1986年就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然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负责任大国”的定义尚待扩展，中国应该更加重视在环保、气候变暖方面的作用，加强在绿色技术转让方面的工作，实现“绿色中国，绿色世界”。
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未来愿景
江忆恩教授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和谐世界”理念和“中国模式”在其他国家存在被误读甚至误解的情况，面临三个方面的难题：一是对“和谐世界”理念的了解问题。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08年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有高达 73%的受访者没有听过“和谐世界”这一概念，仅有1%的受访者表示对这一概念知之甚多。二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主要大国，同邻国存在边界冲突、海洋争端，这让一些国家对“和谐世界”理念的可行性产生质疑。三是“和谐世界”概念的核心思想来源于中国政府1953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现代意义需进一步阐发。
对于“中国模式”能否成为一种国际认同的发展模式也存在广泛的争议，国外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并不是一种完整的发展模式，而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范例；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革命模式”，很多美国人担心这种革命模式会演变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挑战，这种挑战虽然不同于冷战，但同样会挑战美国的自由市场和选举政治制度，更有偏激者认为如果这种模式演变成一种扩张手段将会重演类似于冷战那样的悲剧。总之，认为“中国模式”带有明显的不可复制性，难以向外出口。这些观点都需要关注。
如何突破关于公共外交的悖论
江忆恩教授认为，中国始终在力图树立一种正面形象，强调中国要走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这是一种良好的意愿。信息传递的主体力图树立一种积极的形象。中国强调和平崛起的方式是一种中国崛起例外论，这种强调无意间突出了中国同其它国家的异质性。芝加哥全球事务研究所 200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没有文化的共同点，认同度是会下降的。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难题在于，既要突出自己和平发展的意图，又向其它国家传递有效信息让它们认为中国“像我们一样”。
如何完善外交协调机制，妥善协调多元利益
江忆恩教授认为，随着中国日益深入国际事务中，中国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特征日益明显，部门利益之间日益复杂，在外交事务中要加强利益协调，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机制管理这些摩擦和冲突。
如何有效进行危机管理，减少误判
江忆恩教授认为，中国的危机管理自2001年以后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应对国内以及外部突发事件的处理机制已经基本建立，特别是2010年中国在处理钓鱼岛问题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明显的机制化和可控化。有效的危机管理需要坚持以下几个原则：有限的目标，有节制的言辞，足够的外交斡旋时间，透明而有限的目的，充分的互动，迅速准确的信息和清楚的外交信号。
如何应对有关种族主义的挑战
作为一个非欧洲非白种人国家的崛起，中国崛起是一个全新的话题。种族观念的差异可能会带来一种不信任，在美国对外政策的议题中种族观念依然有一定的影响。美国国内不同种族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也是不同的，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0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非白种人比白种人更愿意接受中国作为亚洲领导者的角色。而100委员会2009年的另一组数据则显示，更多的美国人认为美裔华人忠诚于中国胜于忠诚于美国。
如何面对全球规范的发展，维护中国软实力
江忆恩教授认为，政治、经济、社会的自由主义倾向依然是全世界比较认同的价值观，无论是国际组织对民主化进程的支持，对妇女儿童问题的强调还是国际法庭的审判，都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仍然是一种全球化的趋势，例如在民族国家数量上，自由国家比之集权国家和“失败国家”的数量都占有优势。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的一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对民主的理解同西方国家的认同也有很多的共同点。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中国将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需要更多的合作伙伴。中国如果参与非自由国家的联盟就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后果，诸如国际形象和所谓的“软实力”受损。“金砖国家”也不是一个稳固的联盟，既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协调问题，也有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利益上的差异问题。
江忆恩教授强调，崛起过程中的中国将面临诸多的难题和挑战。中国如果能够处理好这些难题，将带来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激发全球绿色发展的潜力、提高中国全球治理的能力、增加中国国际话语权等四个好处，使中国和世界受益。
（高祖贵、左方舟根据录音整理）
如何正确评估中国崛起
基于对崛起的定义和衡量指标不同，人们对中国的崛起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些结论又会导致中国和其它国家做出不同的政策选择。比如，以传统的大国崛起指标——钢铁产量来衡量，1994年中国就已经赶上并超越美国。但如果以综合国力、军费开支和经济总量几个指标来衡量，中国同美国差距依然很大，只能说是一种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崛起。从一些软指标如影响力、说服力、塑造力等方面来看，中国仍存在不足。
对于一国崛起的认定不同会导致几种不同的未来：第一种，霸权国认为崛起国已经崛起，那么它们之间就可能导致安全困境，但是这种安全困境可以通过加强政治互信和提高开放透明度等方式得以降低甚至消除。第二种，如果崛起的国家不认为自己已经崛起，或者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矛盾和问题上，但霸权国家却认为该国家已经崛起，霸权国家则会过度反应，为自己主观制造了一个敌人。第三种，崛起国家认为自己已经崛起但霸权国家却并不认可，崛起国则会认为自身没有得到足够认可，因此产生强烈的不满并更积极地想赶超霸权国家。这种情况会导致冲突加剧，同传统崛起问题相比，这后两种问题更难处理，比之此前的安全困境要更危险得多。为了防止在对外政策选择中失误，必须采用新的范式、新的指标来客观评估崛起国的崛起。
如何减少公众舆论的制约
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中国视作一个强国，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冲突会越来越多，批评之声也会越来越多。
解决这一难题有两种方案：长期的解决方案是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中期的解决方案则是动员温和的公众舆论抵消极端的公众舆论。比如以对美国的态度为例，根据2009年在北京地区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对美国没有好感的人占46.57%，怀有好感的人占28.41%，江忆恩教授认为对美国怀有好感的这部分人就是构成对美持温和态度的公众舆论的主体。但江忆恩教授对于到底是否存在这种温和型的民意也持有一种怀疑态度，因为首先从人数的变化上看，2007年这部分人群的比例还占受调查者中的38.4%，而到了2009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了28.41%。
如何有效承担国际责任，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
江忆恩教授认为，美国的国际行为是以实现自身利益为出发点，但客观上提供了很多公共物品，比如保护公共航道、防止核扩散等，提供公共物品同实现自身利益是不矛盾的。江忆恩教授肯定了中国在近些年承担国际责任中取得的重大进步，比如，《人民日报》中关于负责任的大国的文章数量从1990年以来就呈现一种明显上升的趋势；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程度已经很高，1986年就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然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负责任大国”的定义尚待扩展，中国应该更加重视在环保、气候变暖方面的作用，加强在绿色技术转让方面的工作，实现“绿色中国，绿色世界”。
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未来愿景
江忆恩教授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和谐世界”理念和“中国模式”在其他国家存在被误读甚至误解的情况，面临三个方面的难题：一是对“和谐世界”理念的了解问题。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08年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有高达 73%的受访者没有听过“和谐世界”这一概念，仅有1%的受访者表示对这一概念知之甚多。二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主要大国，同邻国存在边界冲突、海洋争端，这让一些国家对“和谐世界”理念的可行性产生质疑。三是“和谐世界”概念的核心思想来源于中国政府1953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现代意义需进一步阐发。
对于“中国模式”能否成为一种国际认同的发展模式也存在广泛的争议，国外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并不是一种完整的发展模式，而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范例；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革命模式”，很多美国人担心这种革命模式会演变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挑战，这种挑战虽然不同于冷战，但同样会挑战美国的自由市场和选举政治制度，更有偏激者认为如果这种模式演变成一种扩张手段将会重演类似于冷战那样的悲剧。总之，认为“中国模式”带有明显的不可复制性，难以向外出口。这些观点都需要关注。
如何突破关于公共外交的悖论
江忆恩教授认为，中国始终在力图树立一种正面形象，强调中国要走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这是一种良好的意愿。信息传递的主体力图树立一种积极的形象。中国强调和平崛起的方式是一种中国崛起例外论，这种强调无意间突出了中国同其它国家的异质性。芝加哥全球事务研究所 200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没有文化的共同点，认同度是会下降的。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难题在于，既要突出自己和平发展的意图，又向其它国家传递有效信息让它们认为中国“像我们一样”。
如何完善外交协调机制，妥善协调多元利益
江忆恩教授认为，随着中国日益深入国际事务中，中国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特征日益明显，部门利益之间日益复杂，在外交事务中要加强利益协调，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机制管理这些摩擦和冲突。
如何有效进行危机管理，减少误判
江忆恩教授认为，中国的危机管理自2001年以后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应对国内以及外部突发事件的处理机制已经基本建立，特别是2010年中国在处理钓鱼岛问题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明显的机制化和可控化。有效的危机管理需要坚持以下几个原则：有限的目标，有节制的言辞，足够的外交斡旋时间，透明而有限的目的，充分的互动，迅速准确的信息和清楚的外交信号。
如何应对有关种族主义的挑战
作为一个非欧洲非白种人国家的崛起，中国崛起是一个全新的话题。种族观念的差异可能会带来一种不信任，在美国对外政策的议题中种族观念依然有一定的影响。美国国内不同种族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也是不同的，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0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非白种人比白种人更愿意接受中国作为亚洲领导者的角色。而100委员会2009年的另一组数据则显示，更多的美国人认为美裔华人忠诚于中国胜于忠诚于美国。
如何面对全球规范的发展，维护中国软实力
江忆恩教授认为，政治、经济、社会的自由主义倾向依然是全世界比较认同的价值观，无论是国际组织对民主化进程的支持，对妇女儿童问题的强调还是国际法庭的审判，都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仍然是一种全球化的趋势，例如在民族国家数量上，自由国家比之集权国家和“失败国家”的数量都占有优势。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的一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对民主的理解同西方国家的认同也有很多的共同点。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中国将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需要更多的合作伙伴。中国如果参与非自由国家的联盟就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后果，诸如国际形象和所谓的“软实力”受损。“金砖国家”也不是一个稳固的联盟，既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协调问题，也有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利益上的差异问题。
江忆恩教授强调，崛起过程中的中国将面临诸多的难题和挑战。中国如果能够处理好这些难题，将带来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激发全球绿色发展的潜力、提高中国全球治理的能力、增加中国国际话语权等四个好处，使中国和世界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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