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唱红”：捧与骂的纠结

——访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副主任丁茂战
社会上、甚至党内存在的所谓“左”或“右”的评论，这非常正常，只要在法律和纪律范围内，就应该允许，这不是坏事

    “唱红”究竟值不值得提倡

    人民论坛记者：当前社会各地“唱红歌”活动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您怎么看？

    丁茂战：大家比较关注唱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说到唱红，有些人会比较敏感，他们会联想到“左”的年代、革命的年代，想到“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以后事实上也没有中断过“唱红”，只是没有多大声势，现在有些地方大张旗鼓强调“唱红”，似乎给人一种往回走、而不是往前走的感觉。二是个别有个性的地方领导干部倡导，也使这一现象受到更多关注。

    客观上讲，“唱红”，不仅仅是唱共产党的文化，也唱中国的历史文化。文化是大众对彼此信念的认同，一种价值的认同，是一种精神产品，可以起到凝聚人心、丰富精神生活、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它是人们长期生活中积淀下来的一些传统。

    因此，“唱红”理应包括唱优秀历史文化。例如，历史上有很多民族英雄，他们为了国家利益牺牲奉献，这些历史故事就应该继续唱下去。唱共产党好、唱社会主义好，当然也是正确的。共产党成立90年了，能够带领人民走到今天，使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肯定是沉淀下来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是值得我们永远珍惜，值得大家去“唱红”、去传承的，这些沉淀下来的东西能够净化人们的灵魂、纯洁共产党的队伍、鼓舞斗志，进而推动社会继续发展进步，唱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有什么不对？我们党成立90年来，历经千辛万苦，创造无数业绩和奇迹，涌现一大批先进人物，这些都值得唱，歌颂为建立新中国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毛泽东，歌颂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这难道也错了？歌唱伟大的祖国也错了？

    人民论坛记者：怎么看待“唱红”活动中的创新？

    丁茂战：有人讲“唱红”是复旧，这恐怕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无论从内容到形式肯定不是“文化大革命”做法的复制。相反，我认为“唱红”是创新、是创造、是探索。我们一直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可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还在探索和完善过程中。改革开放了，搞市场经济了，人们的思想多元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理想信念和思想文化到底应该如何建设，我们还在探索过程中。

    对重庆等地的做法不能现在就下结论，说这是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现在讲这样的话，还为时过早。我觉得应该允许并且提倡各个地方，去大胆探索，去做出一些模式来，让大家，让社会，让全党来比较。“唱红”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种实验、一种创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走出一条能够净化人们灵魂、弘扬社会正气的路子，“唱红”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其中可能用了一些老办法，至于说这种老办法到底能不能行，是不是能为公众所接受，这要靠实践来检验。

    政府有没有引导的责任

    人民论坛记者：“唱红”活动也遭到了非常激烈的质疑或者说批评，您怎么看这种负面的评价？这种批评是针对“唱红”的方式方法，还是大家对于“唱红”的内容或者说价值本身存在不同的看法？

    丁茂战：把“唱红”喻为所谓“重演文革”、“强制”、“违背法治民主权利”等等，我是不认同的。民主模式是共性和个性的结合，每个国家的民主都有自己的特色，它是与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这个国家的发展阶段联系在一起的。金融危机说明过度自由的市场经济是行不通的，美国不也在强化政府的作用吗？政府有进行社会引导和发挥它的强制力的责任，这个强制力和社会引导的领域既包括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也包括文化建设。中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很长，封建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进程为什么相对较慢，我们国家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国民的权利意识等等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与我们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发展阶段是有关联的。

    因此，我国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文化建设中，应该发挥引导作用。提倡读经典、唱红歌，我觉得这是政府的一种履职行为，怎么能够进行所谓的批判呢。已经是多元的社会了，你可以提倡民主、要思想“自由飞翔”，对“唱红”行为也应该允许，更何况政府有引导的责任。

    人民论坛记者：“唱红”所引发的争论，可能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思潮的冲击和对抗。对于党内外的各种“捧”与“骂”的争论，您怎么看？

    丁茂战：我觉得争论还是有意义的，这种做法对不对，最终能不能够上升到国家层面，还要继续试验。“唱红”活动应该属于试验、创新，既然是试验和创新，就应当有争论，应该提倡让大家来“评头论足”。真理越辩越明，有争论才能识别哪种是好的，哪种是不好的。至于社会上、甚至党内存在的所谓“左”或“右”的评论，这非常正常，这么大的国家，情况这样复杂，出现各种思潮很正常，只要在法律和纪律范围内，就应该允许，这不是坏事。

    党的优良传统面临怎样的质疑

    人民论坛记者：很多人都在谈论中国的信仰缺失问题。有观点认为，30年改革开放，中国学习了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但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中国“长期处于价值空置和制度空转”。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丁茂战：我不认同这种判断，但觉得还是应该引起关注和思考。与当前的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思想价值体系建设，也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中，不能说是空转或者空置。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文化管理体制等等，都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逐步变革和完善，只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相比于经济体制完善，其他方面的建设可能要相对滞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思想理论和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它也有不变的东西、需要传承的东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是继承和创新结合的过程。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学西方，价值体系空置，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没有思想的引导，全民族是怎么被凝聚的？市场经济助长个人主义，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这确实也是需要我们继续认真解决的问题。但是，从“五讲四美三热爱”到“八荣八耻”，这些都说明我们的道德文化在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价值空置”的警示意义在于：我们文化建设做得不够，这个时代需要文化，各个地方也需要像重庆一样，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创新。

    人民论坛记者：“唱红”的争论一方面表现了人们对于“唱红”背后的传统的一种质疑，但是我们也听到了呼吁传统回归的声音。在双方面力量的对抗中，如何做好党的优良传统的传承和创新？您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

    丁茂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到底怎么走，不只是中央要回答的问题，更需要各个层级的地方政府去实践、去探索、去推动。中央再根据各个地方实践经验进行归纳，将好的经验在全国范围进行推广。社会主义建设包含各个方面的内容，文化建设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内容，它是根基、是灵魂、是生命力、是源泉，更需要强化。要进行探索，就可能存在出错的风险，要让出错，没有试错怎么能够找到正确道路。不要怕批评、怕质疑，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讨论、加深认识，对于文化发展更有好处。如果说建议，我觉得文化建设方面，各个地方应该大胆探索。

    “唱红”能激起波澜，对于传承党的优良传统，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延伸阅读

    弘扬优良传统各种做法引发热议：

    现代版“微服私访”褒贬不一，期待“续集”

    据《海南日报》报道，自4月中旬开始，海南省三亚市在市政府党组成员、各政府部门领导班子成员中，强力推行为期半年的民生体验活动，且每周须提交一份体验报告，尽量避免雷同。两轮体验后，已累计收到约200份“体验作业”。 

    支持——为什么地方政府制定的一些决策会受到公众质疑，花了很多人力物力也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部分官员报告和讲话中的成绩也很难得到百姓的认同呢？问题就出在脱离群众上。因此，三亚力推官员“民生体验”值得肯定。　

    反对——时代已经不同了，“微服私访”在古代可以造就佳话，在现代还用这招，就会造成笑话。官员们在八小时以外应该就是一个正常的公民，也应该和普通人一样去银行存取钱、去街头打的、去菜市买菜、去车站买票……当我们的官员花钱由公款包办、出门由公车包办、生活由秘书包办、信息由下属包办的时候，“微服私访”也就变了味。

    建议——只发现问题，显然不是官员“微服私访”的目的，发现问题之后解决问题，才是关键。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官员的“微服私访”，应该像拍摄影视剧一样，有个“续集”。“续集”演得好与坏，成与败，还必须得有老百姓的积极配合，具体说来，就是要善于和敢于请百姓给政府的工作打分，问题解决没解决，解决得如何，最后应该由老百姓说了算。

    红色旅游渐入佳境，仍有空间

    红色旅游在国内主要是以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的革命纪念地、纪念物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为载体，吸引人们进行参观游览，旨在实现学习革命精神，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振奋精神的主题旅游活动。   

    支持——应该说，在充分发掘革命历史资源、利用旅游这个大众消费平台传播爱国理念和革命精神这一点上，红色旅游经典景点的设计是紧密贴近时代、贴近社会的。除了红色观光旅游之外，体验式修学之旅，如今正在兴起。譬如，“吃一顿红军饭，上一堂党史课；住一宿窑洞，听几个革命故事；扭几下秧歌，唱几首陕北民歌”等，让旅游者的原来记忆“活”起来，让其感性与理性的判断力“动”起来。    

    反对——包裹着“爱国”和“接受教育”的“红色旅游”很容易成为公款旅游“柳暗花明”后的“又一村”。以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挂上“红色旅游基地”的招牌后，凭着“红帽子”乱涨价，借着公众的爱国热情乱收费、乱摊派。

    建议——红色旅游作为一种倡导，并不意味着就是一种颜色。在休闲时代的红色旅游，应该是多色彩的。只有把红色人文景观和当地的绿色自然景观、把革命传统教育与当地的历史文化结合起来，才能开发出有生命的红色旅游产品，进而促成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树典型”，但是不能过滥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树立了一批又一批的典型人物。雷锋、焦裕禄、铁人王进喜等这些典型人物大多来自民间，是那个时代的平民英雄。

    支持——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毛泽东曾说过：“一定要抓好典型。”党建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要善于通过树立“典型”的方法带动面上工作的开展，让广大党组织和党员学有方向，学有目标。

    反对——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无奈地看到，“年年甚至月月有榜样，各级典型满天飞”，有中央树的典型、有省树的典型、有州市树的典型、有县市树的典型，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往往是一个典型才学了一点皮毛，另一个典型又出现了，让基层的党组织和党员无所适从。长此以往，典型的作用将大打折扣，树立典型的意义也将荡然无存。

    建议——树典型，要有一点典型的精品意识，宁缺无滥。最好以普通人为主，这样的典型可亲可敬可学可信。虽平凡，但却能震撼人心。树典型一定要立得住、过得硬，尽可能杜绝今年是典型、明年是罪犯的现象，让典型真正成为一面旗帜。当然，典型也是人，有血有肉，也有七情六欲，也食人间烟火，不能求全责备，但是在大是大非和原则问题上绝对不能含糊，绝对不能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