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兰英mp3下载:200910 与南先生:关于政教与王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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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先生:关于政教与王霸

唐君毅先生把教育与王覇之分联系起来,是正确地理解了儒学的内涵。儒学的现实意义不在政治,而是在教育。在政,很容易陷于“术”;在教,则必然化于“性”。术与性是两个相联系,但是在不同层面上的概念,以形而上与形而下相区别,是合理的。沦于“术”,儒学则废;化于“性”,儒学则兴。这一点在现实上即表现为政教分离,是西方启蒙运动的重要任务之一。

康德把生活世界区分为本体与经验两个范畴。关于“道德律”或者是更高层次的“理”,康德认为这一命题只存在于本体的生活世界之中,不能以经验的生活世界中的现象予以解释。

康德的解释具有三个含义:

其一、生活世界的两个层面:人类同时生活在经验的生活世界与本体的生活世界之中;

其二、两个层面的现实含义:人类在感受、认识外部世界时还需要理解自我;

其三、宗教是两个层面的统一:生活世界的本体领域表征着人类关于自我的本质意义和普遍价值,在这里,上帝与人类的生活世界相遇了。

康德启蒙的宗教批判虽然在生活世界经验领域中否定了上帝的存在的价值,然而经验的生活世界仅仅只是人类生存的底层;在高层,在本体的生活世界之中人类需要上帝。

“上帝”就是中国人“本体的生活世界”中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包含的“理”。无论是理,还是上帝,它们都如同倾泻大地的月光,渗透入人类经验的生活世界里的种种。在经验的生活世界里,“理”成为信仰,“上帝”成为宗教,后者在盲目性中也内涵永恒。

朱子与康德式的解释之本质是在寻求人类的一次革命性的解放,即否定神化的人――在经验的生活世界没有神,神只存在于本体的生活世界。也就否定了外界加于人类自身的桎梏,还人类自由之身。

“正义”就是康德的“绝对律令”,无论东西方莫不如此,这是一个普世价值。

现代人们讨论普世价值,总是谈不融,其原因就在于人们经常耽于经验的层面,因为经验告诉我们,西方殖民主义――我们眼里的资本主义是丑恶的。甚至因此热忱于比我们更加落后的俄罗斯文化,而对创造出两个超级大国的盎格鲁-萨克逊文明却漠然视之。在中国人讨论大国崛起的时候,实际上就面临这样的困境。

康德明白:意志与道德法则的一致性具有神圣性,理性存在总是有限的,终极理念是永恒的感召。在哲学上它是绝对的;在普罗大众的理解中,它是神圣的,只能体现为宗教。这种哲学上的绝对性,或者是宗教上的神圣性,只有进入无限延续的存在,是永恒的和无穷的,只能体现为终极的、神圣的感召,因此,公设“灵魂不朽”成为必需。

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个“灵魂不朽”就是“义”,或曰“理”,中国人没有西方的宗教观念,但是中国人有“义”与“理”。

西方社会的“上帝”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一些僧侣和贵族操纵于掌中,成为统治平民百姓的“术”,于是有了启蒙时代的“民主”――让“上帝”回到人民之“主”的地位,而不是化身为僧侣和贵族。

同样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形而上的“义”与“理”同样为统治者所利用――天之子把握天理,进而扭曲为统治人民的“术”。

为了改变这种扭曲,于是有了不断的追求正义与真理的求索――不管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都是一个自然现象。中国人的行为中基本上是无意识的,所以有皇帝轮流做的现象发生。这种现象,即使到了现代,很难说就结束了。

我们求索东西方的共性,只能是在形而上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倡导一种深刻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式在政治上的意义就在于结束中国朝代更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