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京飞贝儿:我们需要的是批判理性主义

 我们需要的是批判理性主义

《北京共识》――雷默的新方法

雷默在《北京共识》序言中以丹麦科学家第谷的理论作为自己评论中国的导引。他认为第谷是那种“擅长在那些据认为解释世界如何运行的理论中找出漏洞的人。”

第谷嘲弄那些创造理论的人们“这些理论可以很出色地预测星体前些天夜晚的运动，相当于预测昨天天气的预报。”

第谷关于天文学的活动大约在16世纪的中页，他的前面是亚里斯多德等人的地心说，而他的后来者是伽利略、开普勒等一代极具创造性的天文学家。第谷处于天文学大变革的前夜，他嘲弄混淆的昨天，却也为后来者拨开迷雾。

雷默从第谷的思想里得到启示，他认为第谷的思想改变了一切，他把第谷的思想总结为一句话：

如果你要了解天空是如何运行的，你就应当更加关心天体是如何移动的，而不只是关心它们的最终归宿。

以此见之，雷默倒也是有破有立的学者，并不是那一类肆无忌惮却又毫无担当的“革命者”。

雷默是在说明，应该关注的是过程而不是结论，轻易的结论只能为严肃的过程所嘲弄，正如马克思认真对待的浮仕德的言论：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雷默企图让那些直率地表达西方文化观的人们正视另一类甚至远远文明于他们的文化的文化，雷默的新方法论是在证明“东风压倒西风”已经不仅仅是豪言壮语，原来黯昧的提示正在成为必然的趋势。西方学界能够走出欧洲中心说的人并不多，雷默是跨出了一只脚――稍逊于汤因比，却也胜于塞缪尔－亨廷顿。

一、

从雷默的新方法，我们很容易看出他推导的三段式：

1、雷默嘲弄冷战时代的思维模式，如同第谷嘲弄那些预测昨天天气的人们：

西方战略家们认为：“今后20年必须作出努力，要么跟中国密切接触以影响它的崛起方向，要么努力遏制中国使它不能获得超过目前全球实力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的实力。”

雷默这样嘲弄：“事实是，谁也不知道中国在20年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样。”

雷默劝戒那些看看撰写中国军事实力分析的人们：

“拥有多少艘航空母舰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陈旧的规则来评估中国的实力，会导致极大的错误估计。”

雷默认为，遏制中国，这是一个可笑的思维方式，如同中世纪的宗教审判所，可以制止伽利略的言论，却丝毫改变不了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轨迹。

雷默上述观点实际上主要的是建立于这样的一个否定上，他认为：“华盛顿共识是一种经济理论，它认为华盛顿最清楚如何告诉别国管理自己，这种理论曾在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傲慢的历史终结的标志。它使全球各地的经济受到一系列的破坏，使人们产生反感。”

雷默的否定有效，尽管他没有意识到“华盛顿共识”是殖民主义新的变种。从土地占有，到市场和资源的占有，到现在的“共识”占有，殖民主义是在嬗变。关于这一点，是必须走出西方文化的氛围才能明白，因为殖民主义和启蒙主义是孪生子。

雷默的新方法导致对旧思维的扬弃。所谓旧思维也就是冷战思维，是因殖民主义的固守而产生的思维，如同母鸡守着它的鸡蛋，即自鸣得意，又敏感恐慌。

2、雷默告诉他的对话者必须正视正在进行的过程：

雷默写到：

“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

过程总是斑驳的，东、西方文化关于社会的自然形态的描述都认同这一特点，但是雷默所描述的过程的特征却无可辩驳：

“中国的崛起已经通过引进发展和实力的新概念而改变国际秩序”；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不对称超级大国，一个有史以来最少依赖显示实力的传统手段的国家，它以惊人的榜样力量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国影响作为显示实力的主要手段”；

“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的新思想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不过雷默也是有限的，固然他看到了方向，但是他只能罗列了许多中国模式的特色，并不能参悟中国模式的本质，一句“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其实把他自己也带入糊涂阵，因为就是现代中国人也只是在摸索向前，在模式本质的认识上同样如此迷糊。

3、雷默无不得意地宣告他的发现：

有一种“取代了广受怀疑的华盛顿共识。”的意识出现了；

他象商品市场中所有人一样，决定为他的发现标识一个响亮的名字，他认为应该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

于是《北京共识》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新秀――虽然事实原本存在，但是归纳与提示至少在商业层面上是意义重大的。

二、

雷默的“新方法”的“新”只是针对现代中国的分析而言，就方法论，他沿袭的是西方文化中的一个流派――批判理性主义。第谷在嘲弄过去，雷默在嘲弄现在，而波普在嘲弄未来。

卡尔－雷蒙德－波普对待科学证伪主义态度，使得他在科学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文中他写到：

“本书的基本论点是，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

1919-1920年冬天的波普形成了这样的观点，他的学生卡尔－希尔弗丁甚至因此成为盖世太保和第三帝国历史决定论迷信的牺牲品。

波普观点的推导路径在于：“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因此“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

波普认为：“这个论证并不反驳对社会进行预测的可能性；相反，预测某些发展将在某些条件下发生，这个方法可以用来检验社会理论——例如经济理论，这是同我的论证完全相容的。我的论证只是根据历史发展可以受到我们知识的增长影响这一点，来反驳对历史发展进行预测的可能性。”

波普认为：“我以为下列的说法是令人信服的：如果有不断增长的人类知识这回事，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可能预先知道我们明天才会知道的事情。”

“我的证明在于指出了任何科学预测者——不管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部计算机——都不能用科学方法预测它自己未来的结果。只有在事后，这样做的尝试才能获得结果，但对于预测来说，就为时太晚了：只有当预测已成为追溯（retrodiction），这些尝试才能得出结果。”

波普在阐述他的论证的意义时说到：“我已从历史决定论思想史中选取若干事件，以证明这个问题对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的持续而有害的影响。”

这种“有害的影响”在于“我力图证明历史决定论作为一种智力结构所具有的意义，我已试图分析它的逻辑——往往是如此深奥晦涩，如此咄咄逼人，如此容易骗人——并且我已经证明它有着固有的、无法弥补的弱点。”

上面引述的论证见于卡尔－雷蒙德－波普写于1957年7月的文章，稍迟，我们也已经十分清楚这些“有害的影响”的有害性了。理论的正确与否，在于提出，更在于接受新场景的检验和新知识的纠偏。即遵循传统，又乐于迎新，社会生命的价值即在于成长。

论及证伪，自然要走到批判理性主义奠基人的卡尔－波普面前，从休谟、第谷到波普，关于归纳与证伪有一条互为的路径，雷默的新方法是这一过程的体现，当他归纳中国的经验的时候是在证伪其他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的议论；而当他把“北京共识”置于“华盛顿共识”的相对照的位置的时候，又重新回到归纳的原理上，希望从过去看到未来。

三、

雷默与波普一样，他们的思想或称之为观察事物的方法都只是西方一个时代的观点。

近代西方的史学，经历不断的新陈代谢，19世纪中页是历史研究的科学学派的兴起。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为代表的史学派别倡导秉笔直书，通过史料批判如实地再现历史，作为实证主义史学流派在否定神学流派上具有大开大盍的作用。

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到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时大骂“这个老巫婆”，正如我们对老神棍达赖行为的厌恶。我们当然能够欣然认同实证主义史学对那些恶劣的神学的抨击。

利奥波德－冯－兰克（—）在近40年间写出关于英国、法国、普鲁士历史的卷帙浩繁的多种著作。兰克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据事直书，不偏不倚，如实客观，批判检验而去伪存真，他把历史学导入科学之列。

在19世纪初自然科学成就辉煌的背景下，兰克的主张鼓舞了德、英、法的三代的历史家以及中国的如傅斯年等人，让历史学摆脱神学或政治学的控制，以成为一门严肃的实验科学。

兰克学派在破坏旧思维上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但是当它的过于特点强化，以至于绝对地看待历史的客观性，与同时代哲学的机械唯物论一样陷入狭窄与单一的困境。到20世纪50—60年代，对它的质疑到摈弃，也因此产生了“新史学”流派。

新史学潮流的特征是进入广阔的、开拓性的史学研究领域，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角度实现史学家的解释，建立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促使史学走出文字的记忆而成为人类文化的阐述。

1929年诞生的法国的年鉴学派促使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成为一股潮流，新史学走出狭隘的外交政治史，有了一种“总体历史”的大模样。当《年鉴》的名字加上“社会”历史也就成为整个社会的历史。

新史学尽管与法国的种种史学流派有关，但是它显然受到德国哲学如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把历史学联系而不是孤立的状态，视之为一门关于人的科学；把历史的看成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而不是往事的残垣断壁。

但是，对于科学的过份强调，新史学不免囿于社会学分析方法和计量方法，也终于难以摆脱兰克史学的影响，面临成为新教条的危险。于是有了“新叙述”史学的出现。认为历史学的主体应该从人周围的环境转向环境中的人；历史研究的问题应该从经济和人口转向文化和感情；对历史学发生影响的学科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转向人类学和心理学；解释历史变化的方式从直线式的单因素因果关系转向互为联系的多重因果关系，等等（劳伦斯－斯通《叙述史的复兴》，《史学理论》1989年第1期第33～34页）

四、

如果说波普理论具有兰克史学和新史学的一些特征，雷默的《北京共识》是站立于新史学的基础上，具有了新叙述史的的一些思考方式。雷默的《北京共识》的意义不在于它为中国阐述了什么，重要的是他予自身存在的文化意识环境以一种诚恳的批判。

雷默的《北京共识》当然改变不了冷战思维的存在，一个时代的消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我们面对西方世界掀起的“藏独”浪潮，当我们面对东方的邻邦摆出掠夺中国岛屿的姿态，当我们面对美国鹰派在中国南海发起的挑衅，等等，我们当然明白《北京共识》远没有达到共识。雷默新方法的“新”重要的是在提醒人们，一种全新的意识正在春天里，在一片肥沃的土地上，以蓬勃的生命形式发生，它具有共和的特点。

无论是第谷，是波普，是新史学派，还是雷默，至少说在西方学界有一个庞大的群体正在对自己文化的历程作深刻的反思。对中国模式的认识仅仅只是这种反思的一个侧面。雷默予中国人的，重要的是他的新方法以及它的基本理论批判理性主义。进步的中国，需要的不是赞扬，而是嘲弄，如同第谷，波普，新史学派和雷默，勇敢地剖析自己的存在。

科学与文化是两类路径，近代人类，西方重于科学而寻求文化的回归；东方中国却在摆脱文化上那些陈腐的羁绊，而企图高扬科学的旗帜。很有意思的是这种碰撞正在导致一种新的融合，在彼此之间相互吸引的力量正在发生，雷默的《北京共识》就是这样的现象。或者说雷默的《北京共识》本身并不重要，而雷默的态度却很值得我们的欣赏和学习――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对方，而不必囿于自身，重要的是借它山之石以攻错。 

壶公评论写于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