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的竹子为谁画的:中国粮食遭遇物种危机：本土种子基因成美国专利-新闻频道-和讯网2

美国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的一处育种基地

　　国内种业“三十难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与众多行业相比，中国农业的开放最晚、开放的程度也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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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国内种业市场更是如此。2000 年《种子法》实施，开启了中国种业的市场化历程，改变了国有种子公司一统市场的局面。

　　于是，各路资本纷纷进入种业市场，民营种业公司、中外合资公司、科研院所自办公司、农技推广人员“自立门户”，甚至还有一部分“皮包公司”等等，使全国注册500 万元以上的公司已达8700 多家，形成了“小、散、乱”的局面。

　　为规范市场，2010年12月31日农业部出台了《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该意见稿将杂交水稻和玉米种子企业注册资本从500万元提高到3000万元，实行一体化经营的种子企业的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提高到1亿元，并规定固定资产比例不低于50%。

　　“如果该办法实施，全国8700多家种子企业预计将有九成遭到淘汰。种业低门槛准入时代即将成为历史，行业洗牌已是迫在眉睫。”北京市种子管理站副站长、新闻发言人赵青春认为。

　　除了注册资金门槛提高之外，据赵青春介绍，按照国家要求，种业公司将实行产、研、销一体，严格要求企业必须要有科研机构，拥有3到5个具备自有知识产权的自有品种。

　　对于国内种业“小、散、乱”的局面，中国种子贸易协会副理事长张孟玉表示，“中国50强企业相当于一群麻雀，而且是在家门口觅食的家雀；而跨国企业是老鹰，数量不大，但是它们规模很大。”

　　“麻雀和老鹰怎么开展竞争和合作，就是整合麻雀的力量，能够把种子企业团结起来。现在我们必须造就一支强大的中国的种子行业组织，我认为以后的行业组织是我们整合麻雀力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张孟玉认为。

　　除行业自身因素外，李绍明指出，“国家应为种业公司、种业市场创造良好的外部产业环境”。

　　李绍明建议，“国家给农民各种各样的经济补贴，最好是转化成农业保险，这样更能有效保障国内种业公司的快速发展。美国农户的各种政策保险和商业保险高达9种，中国现在就一个政策性的农业保险，目前普及面还非常小、处在试点阶段，而且保额很低。”

　　“在得不到商业性保险和政策性保险保障的条件下，农民一定会将他的风险向上游转移，尤其是种子。中国种子公司承担着全球可能最重大、最多的社会责任，国内种业显然缺少做大做强的产业环境。”李绍明表示。

　　同时，李绍明还认为，中国种业发展还有规模化制种与土地流转困难之间的重大矛盾。“如果一个村一百户农民中，有一户不同意搞制种，其他的人同意没有意义，就都不能搞，这是推进中国现代种业发展的一个重大政策难题。”

　　而登海种业总经理李小霞呼吁，国家应完善农作物育种、生产和监管体系，加强对违法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全面提升我国农作物种业科技创新能力、企业竞争能力、供种保障能力和市场监管能力。

　　中国制造“种业航母”

　　为加快国内种业发展，国务院在4月18日正式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

　　“这个‘意见’就希望把商业化育种能力，逐步地向企业转移，因为我们的研发能力大部分集中在科研院所。”万建民认为，但像中国种业集团、隆平高科(000998,股吧)、登海种业、敦煌种业等等国内企业，他们有没有能力迅速地占领商业化育种市场，目前还很难说。

　　李绍明也指出，转基因育种中，现在国内企业还不具备基因的克隆和构建这方面的能力；而将人工制造或克隆的基因导入到育种材料中，现在国内只有7～8家公司具备这种能力。

　　万建民不无忧虑地表示：“现在如果科研院所让出这块阵地，希望国内这些公司去占领，而他们现在不具备这个能力、承担不了，那就是给孟山都、先锋留下了一个真空，让孟山都们给占领了。”

　　因此，万建民建议，国家应尽快引导、扶植、培育3～5家具有研发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的民族龙头企业，把国内的种子资源控制起来，保持国家对种业的主导权和控制权。同时，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种业竞争。

　　“而且成立一个还不行，要有两到三个，这样才有相互竞争，并将现有科研院所的科技资源进行有效转移、整合。”万建民说。

　　事实上，在业内人士看来，最要命的是“中国种子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创新能力不足”。目前，拥有研发创新能力的国内种子企业不到总数的1.5%，绝大部分企业研发投入一般在其销售额的1%，有的企业1%还不到，低于国际公认的“死亡线”。

　　在研发投入上，跨国公司一般占销售收入的10%左右，有的高达15％～20%。如孟山都公司2010年销售收入为105.02亿美元，而研发投入高达12.05亿美元，先锋公司研发投入也高达16.51亿美元，甚至比一个国家的投入都多。

　　万建民介绍说，过去，我国农业科研投入一直不足，只占农业产业GDP的0.6%～0.7%，甚至低于1%的国际平均水平。“现在国务院批准了农业转基因的一个重大立项，15年中央财政投入是120亿，就这点钱大家还嚷嚷‘多了多了’，多么可笑。”

　　“还有，我们的企业都很小，不可能拿出更多钱来搞研发，而且它的投入都要10年、20年后见效。整体的研发投入少、周期长，让我们去跟孟山都、杜邦先锋去竞争，你说我们有没有可能？”万建民直言道。

　　对此，张铭堂也颇有同感。他建议，“国家应选几家有希望的、年轻、有潜力的公司，帮助他们很快地建立起高科技的科研体系，做大做强，成为中国领军的企业，这样才能和孟山都这样大的公司抗衡。”

　　“我们应建立起一套能够适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作物育种体系，这个时间可能需要10～20年，但是路走的对的话，可以追得比较快。唯有这样，我们在将来才有比较大的生存空间。如果我们跟在美国屁股后面跑，我们永远都在它的后面。”张铭堂表示。

　　6月8日，中国农科院。工作人员在试管苗库察看植物生长情况。本刊记者 曹海鹏I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