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斯韦的妖精配装:老干部被枪毙 罗瑞卿严惩公安部腐败分子

老干部被枪毙 罗瑞卿严惩公安部腐败分子
http://www.sznews.com   2009-07-28 08:50  深圳新闻网    【字号：大 中 小】

　　1949年4月，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19兵团政委、太原前线总前委第一副书记的罗瑞卿，与周士第一起，代替病中的徐向前指挥部队解放了太原。5月中旬，部队正准备挥师远征时，毛泽东致电罗瑞卿“请来中央一叙”。6月初，罗瑞卿向继任政委李志民交代了工作，即乘火车前往北平。到北平后，周恩来找罗瑞卿谈话，要他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长。罗瑞卿感觉有些意外，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向周恩来表示，自己更适合在军队工作，希望能继续随军作战，而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更为合适。

　　周恩来拒绝了罗瑞卿的意见，对他说：“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并告诉他，此事中央已经决定，“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

　　当晚，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一见罗瑞卿就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还去打仗，那行吗？”

毛泽东、周恩来亲自点将，罗瑞卿走马上任。党中央决定让罗瑞卿担任新中国首任公安部长，不仅因为他既能征善战，又懂政治工作，而且早在红军时期就担任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长征中一路保卫党中央，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时曾领导开展锄奸侦察工作，显示了卓越的保卫工作才干。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宣告正式开始办公，启用印信。11月5日，罗瑞卿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成立大会。到会科员以上干部300余人(全部共有干部486人)。周恩来在接见公安部主要负责干部时嘱托说：“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的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

　　公安部一建立，罗瑞卿即开始着手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祖国，为人民所喜爱，为敌人所害怕的公安队伍。罗瑞卿首先抓的是政治思想建设，他认为，人民警察同人民解放军一样，应当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为人民服务与否是人民警察区别于旧警察的重要标志。他说：“我们必须反对侵犯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国民党作风，提倡与树立为人民服务、忠心耿耿做人民的勤务员和警卫员的作风。”罗瑞卿经常教育公安系统的干部：“不准坐霸王车、吃霸王饭、看霸王戏！”为了加强公安队伍的纪律作风建设，使全体工作人员保持清正廉洁，早在1949年11月罗瑞卿就主持制订了公安队伍的《十大纪律、八项作风的规定》，后修订完善为《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八大纪律”的第五条明确规定“不准贪污受贿”。
　在廉洁自律方面，罗瑞卿堪称是公安系统的楷模，他的秘书罗家祯回忆：

　　罗瑞卿同志1949年6月从军队到中央军委公安部任职，1950年住宅迁至南池子缎库后巷甲1。这是一个独门小院，罗家住楼房七间，另三间为办公、会客、餐厅。院内的附属房为秘书和公勤人员居住，他家人口多，一个孩子已工作，独立生活，七个孩子上学，一个烈士子女(邓发之女)也在上学，五个亲属，加上他们两口子，最多时有16口人。1953年实行工薪制，他是行政四级，月薪400元。他又是公安军司令员，大军区级，本可拿军队较高薪金，但他以主要工作在公安部为由，坚持拿地方工资。他的夫人郝治平行政十二级，月薪200元，全家每月生活开支及学费、服装和日杂开支，所剩无几。他常穿有补丁的内衣，孩子们的衣服多是大的穿过小的穿。他从未接受过组织上的特殊照顾，也从未接收过部属的馈赠。他喜欢戏剧，常自费到剧场观剧。他为人热情，常自费请熟识的同事到饭店吃饭。他有一个妹妹在四川老家，偶尔亦给些经济支援，但对她提出安排子女工作的要求，坚决拒绝。他到外地考察工作时，关照秘书要付饭费、按标准吃，莫要特殊化。可以说，他家的生活是一般常人的生活水平。文革中，他家两次遭红卫兵抄家，所抄实物开有三联单，现款和存款总计不过2000元，没有抄到违禁和贵重物品。当时中央专案领导人问我他家有什么金银财宝？我说他家确确实实没有金银财宝和古玩字画，亦没有豪华家具和衣物，这位领导人表示十分惊奇。

　　罗瑞卿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一向坚决贯彻，不打折扣。中共中央作出开展“三反”运动的决定后，罗瑞卿立即布置在公安系统传达贯彻。就在此时，罗瑞卿得悉当时的中南局公安部部长有严重腐败行为，便亲自到武汉了解情况。这位部长是公安保卫战线的老将，是罗瑞卿的老部下，平时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进入武汉大城市以后，喜欢跳舞玩乐，搞小金库，公费吃喝，乱搞男女关系。罗瑞卿听了中南局负责人的介绍，深感问题严重，同中南局领导研究后一致决定，对他严肃处理，撤职并给予党纪处分。
罗瑞卿的秘书罗家祯曾在这位部长领导下工作多年，对他所犯错误深为惋惜。在处理过程中，这位部长不好意思去见罗瑞卿，便找到罗家祯，沉痛表示悔过。罗家祯认为，他虽然错误严重，但已有认识，还作了深刻检讨，处理似可以从宽，便找到罗瑞卿，委婉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罗瑞卿立刻严肃地对罗家祯说：“早在进城之前，毛泽东就一再告诫全党要戒骄戒躁，艰苦朴素，尤其是警惕敌人的糖衣炮弹袭击。他身为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不仅没有带个好头，反而带了腐败的头，必须从严处理，不能姑息。”

　　从武汉回来，罗瑞卿愈加坚定了这样一个认识：“三害”已严重侵蚀了一部分公安干警，“三害”不除，公安队伍就无法保持纯洁，战斗力也将逐渐丧失。于是，罗瑞卿接连采取三项措施，推动公安部机关和全国公安系统“三反”运动的开展：一是领导以身作则，要求公安部和各级公安系统的领导干部都要在群众大会上表示决心，作出自我检讨或反省，为群众撑腰。二是“搬石头”。对于自身不干净、既不主动交代又怕发动群众的干部，立即调职或撤职；对于压制民主的干部，停止其工作。三是加强监督。各级公安机关都要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对落后单位，督促其尽快赶上来。

　　在罗瑞卿的主持下，公安部机关和全国公安系统的“三反”运动迅速开展起来。1952年1月8日，公安部就开展“三反”斗争情况给中直机关总党委、中央总检查委员会和毛泽东写出报告。报告中说，一周来，公安部的“三反”斗争已经进入贪污分子坦白和群众性检举的高潮，形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三反”斗争队伍。运动发展的步骤，是由上而下，先内后外，即先把领导人检查好，“脱裤子”，洗干净，群众满意了，领导人进入阵地并取得运动的实际领导权，斗争火力就立即烧到贪污分子特别是大贪污分子身上。这样做的单位，沉重地打击了贪污分子，揭发了他们的罪行，发动了群众，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领导。
毛泽东看了公安部的报告后非常满意，在批示向全国转发的同时，还写下了这样一段评语：

　　罗瑞卿同志的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密切指导公安部门都照中央公安部的方针和办法在全国三十万公安人员中开展一个彻底猛烈的三反斗争，将一切污毒洗干净。哪一处公安机关(包括警察)的斗争比不上中央公安部，就是那里的领导人不行，方针和办法不对，必须立即加以检讨和改正。中央公安部的作法也是一切机关部队所应仿效的。

　　广大干警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公安部机关的运动愈加广泛深入，很快就检举揭发出一个大贪污分子——宋德贵。

　　宋德贵，游民出身，原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员，1935年被红军俘虏，经过教育改造，留在了革命队伍里。他1936年入党，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身上留下七八处伤疤。1950年调任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当时为副厅级)。可以说，宋德贵是一名老干部、老党员了，然而进城后他却耽于腐化享受，犯下了贪污、盗窃国家资财达9亿元的重大罪行。

　　宋德贵的腐化堕落是从结识天津东华货栈经理赵溪桥开始的，也可以说他是被不法商人拉下水的。赵溪桥是通过行政处生产科的萧顺和与宋德贵认识的，相识不久，赵溪桥就发现宋德贵“花钱大方，喜好奉承”，于是就抓住他的这一弱点，展开进攻。赵溪桥曾私下对身边的人说：“只要我把宋处长服侍好了，这一辈子享乐就不成问题了。”宋德贵喜好喝酒，赵溪桥就每天请他下馆子。为了博得宋德贵的欢心，除了请吃请喝，赵溪桥还经常给他送钱送礼。单请宋德贵吃饭一项，赵溪桥就花了1.6亿元，行贿达1.3亿元以上。宋德贵在北京吃遍了最好的饭馆和最好的酒席。据查，宋德贵几乎每天都要喝一两瓶上等的白兰地，北京许多有名的饭馆都知道公安部的宋处长。宋德贵从此昏头转向，花钱做事与赵溪桥不分你我。
1951年4～9月，公安部委派宋德贵负责到东北购运木材。宋德贵利用这个机会，伙同行政处副处长刘玉泽、生产科副科长王珍以及萧顺和等人，勾结赵溪桥和北京祥利木厂老板杨生祥大肆贪污、盗窃国家资财。宋德贵让赵溪桥包运木材，照章每车皮只能装25立方米的木材，他们却装了30立方米。仅此一项，赵溪桥就从中捞取7亿元。

　　宋德贵认为赵溪桥、杨生祥很能干，视之为“心腹”和“好军师”，对他们言听计从。而赵溪桥、杨生祥则认为找到了“靠山”和“摇钱树”，对他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事实上，宋德贵已成为东华货栈、祥利木厂的大老板之一，东华货栈的伙计称他为“老掌柜”。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宋德贵又以奸商拖他下水的办法，拖别人下水。他以盗取来的国家财产，大批地购买了手表、钢笔、收音机、自行车、人参、鹿茸、海龙、海狗肾等到处送人，有时甚至直接送现金，把一些意志薄弱的人拖下水。在他的拉拢下，公安部行政处80%的人都有贪污受贿的问题。

　　宋德贵的罪行暴露后，领导反复教育，但他仍不悔悟，反而有计划地进行对抗。他曾两次和奸商赵溪桥及同案主犯刘玉泽、王珍秘密会面，商讨怎样混过这一关。在要他交清帐目时，他一面以有帐无错相搪塞，另一面制造假帐。

　　这样一个贪污腐化、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又拒不坦白的堕落分子，理应受到严惩，被判处死刑。罗瑞卿在1952年1月16日公安部的斗争大会上说：“我们对宋德贵、刘玉泽、赵溪桥的犯罪行为决不能容忍。”“我们内部如果有很多像宋德贵等这样的共产党员，还得了吗？如果这样，我们就有亡党的危险。”
罗瑞卿刚正不阿，疾恶如仇，处理罪行昭著的贪污腐化分子一点不讲情面。时任罗瑞卿秘书的王仲方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公安部打出一条“大老虎”叫宋德贵。此人原是公安部办公厅的行政处长，转业的红军干部，因为倒卖基建木材贪污受贿，情节严重被判处死刑，经国务院批准，准备开公审大会执行。大会前一天是星期天，大家经过紧张工作好多天之后，都在休息。正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公安部一位同志的电话，说他翻阅宋德贵档案，此人在红军东征时负过伤有战功，意思是判他死刑时是否考虑到了这一点。这个电话使我非常为难，已经决定即将执行的事，是不该随便反映的，可是人命关天，不反映也是不应该的。于是，我冒着很大风险去见罗部长，这时，他正从楼上下来，我就把刚才接的电话报告给他，罗部长立刻明白是什么意思，脸色一下子变得冷若冰霜，返身上楼，并告诉我立刻通知公安部党组的同志来开会。我没有想到会有这种场面，赶快去打电话，因为是星期天早晨，有的同志还在睡觉就被我叫了起来。罗部长正严肃地等待着，气氛颇有些紧张，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坐定之后，罗部长说明天要开公审大会，枪毙宋德贵，党组同志还有什么意见？大家莫明其妙，说这个问题党组讨论过多次，一致同意并作了决定，且已经批准，怎么又提了出来？罗部长说，现在有人动摇，所以请大家来讨论。大家很奇怪，谁有动摇？这时打电话来的同志也在座，他没有出来说明，我只好硬着头皮说有人反映说从档案上看到宋德贵有战功，但没有说是谁反映的。这时，罗部长冲着我说，立过功怎么样？刘青山、张子善的功劳比宋德贵小吗？而且我们研究过宋德贵的历史，其罪处死，不能宽恕。党组同志都表示不应该有动摇，于是罗部长宣布散会。大家在下楼时都责怪我，你怎么这个时候反映这种意见呀！此时此刻我真是无地自容。这场风波是我引起的，干扰了党组的决定，干扰了罗部长的决心，又影响了大家的休息。我心想，我这个乱子捅得不小，看来我这个政治秘书要“砸锅”了。

　　第二天，公审宋德贵的大会开得很成功。又过了两天，罗部长同我在院子里散步。他批评我缺少政治经验，对各种反映缺乏判断力。枪毙宋德贵是党组集体研究、法院按照法律判处死刑，又是经国务院批准的，你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听那种反映呢？那天对你的批评可能过严了些，你有什么想法呢？我说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我不该听这样的反映，更不该没有仔细想一想就去向您报告，干扰了您，干扰了党组，我应该检讨，接受教训。可是我又想过，如果今后再遇到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我自己又不能判断该不该反映的，我想还是要向您反映。反映不对，挨顿批评，再严厉也不要紧。万一该反映我没有反映造成损失，就成了大错了。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对不对？罗部长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讲的也有道理，重要的是今后要多读点书，加强锻炼，使自己成熟起来。人就是在处理各种复杂的事情上逐步成熟起来的。看来罗部长是谅解我了，而我也更理解他了。这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当时，罗瑞卿还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也亲自指导了北京市公安局“三反”斗争的开展。

　　北京市公安局“三反”运动开展的最大特点是群众动员广泛、深入，有的单位开会时，临时选举会议主席，会议记录也要当众宣读通过；有的单位会议发言时，一举手就是二十多人，非常踊跃。有的群众说：“憋了两年多的话，今天可以说出来了。”大家撕破情面，短兵相接，运动发展到高潮时，甚至出现了儿子检举父亲、妻子揭发丈夫、弟弟检举姐姐的情况。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市公安局内部检举揭发出来的案件有1067件。

　　从北京市公安局查办出来的“三害”问题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六类人员身上：一是侦缉外勤人员，主要问题是假报开支，以少报多，私拿公家财物，假公济私。二是刑警，主要问题是勒索事主，领赃受贿，勾结小偷，坐地分赃。三是司法看守人员，主要问题是勒索和侵吞犯人财物，敲诈犯人家属，受贿。四是派出所民警，主要问题是敲诈勒索，赊欠不还，数量虽然不多，但性质恶劣，影响广泛。五是行政后勤人员，在汽车司机中几乎百分之百的偷汽油、盗卖零件，采买人员“吃回扣”现象也比较普遍。六是浪费现象多发生在领导干部身上，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公安局自1949年组建至“三反”运动开始，仅招待费一项就达5000多万元，机关生产方面因经验不足、管理不善，损失8亿多元。

　　截至1952年4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共清查出贪污腐化分子2552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24%。其中，贪污百万元以下的1884人，占交代问题总人数的74%；贪污百万元以上千万元以下的482人，占19%；贪污千万元以上的186人，占7%。
　
1976年9月 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逝世，罗瑞卿不顾一切地赶回北京。

　　9月 18 日，虽然没有任何人通知，罗瑞卿坚决要求去参加当天在天安门广场为毛主席举行的追悼会。有关方面终于同意了。但只给罗瑞卿、谭政、陈再道3个人派一辆车。

　　3个军委顾问，就这种待遇?! 陈再道气愤地说：罗瑞卿一人就得一台车，他，轮椅，还有推轮椅的。我们三个人怎么去?

　　谭政为难地说，要是没有车，我就不去了。罗瑞卿立即说，不去怎么行?没有车，我就是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去! 经过斗争，有关方面终于给他们增派了一辆车。

　　那天，罗瑞卿和儿子罗宇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下车后，穿过中山公园，在公园门口碰见了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后来，王定国在文章中写到：罗瑞卿把轮椅停放在广场的西北角，在儿子的搀扶下，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过去，我看见他残着腿站在烈日暴晒的地方，便劝他找个荫凉处。罗瑞卿气愤地说：“连这里都不让我来啊! 还能坐到哪里去? 人家不要我参加追悼会，我对他们讲，你不派车，我自己去，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去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我是斗争来的呀! ”　
 
在向毛泽东遗体告别时，罗瑞卿坚持不让儿子搀扶他，用自己刚刚能站立的双腿走过毛主席遗体身边。久久端详着，泣不成声。

　　“无论如何要把罗瑞卿的腿治好”

　　邓小平读到王定国这篇文章时，伤心得流下了眼泪。

　　从这时开始，邓小平就时刻留心当时国内外骨科领域的最新技术，心里默默地提醒自己，无论如何要把罗瑞卿的腿治好。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通过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定。8月12 日，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

　　作为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助手，用罗瑞卿自己的话说，“我要把 72 岁当成27 岁一样工作”。面对案头上堆积如山的文件，他每天工作达十几个小时，常常是五六个小时不挪一个地方。然而，尚未恢复的身体是难以适应如此超负荷工作的。

　　没过多久，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和帮助下，罗瑞卿便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南楼病房。　

　　说起邓小平让罗瑞卿住医院，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　
叶剑英元帅的弟弟叶道英，在广州遇车祸后，是解放军总医院的骨科大夫救回了他的生命。当时，叶道英的伤势非常严重，医院派骨科专家到广州后进行了会诊。手术到底如何进行?大家意见还不一致。有的认为，用打钉子的办法进行固定；有的则认为进行人工关节置换。解放军总医院的骨科专家卢世璧反反复复地看X光片，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患者的病历。为了使诊断更加合理准确，还让骨科医生刘贵林拿着叶道英的X光片到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积水潭医院和协和医院找骨科专家会诊。卢世璧则与赵毅刚教授反复切磋，讨论手术方案。

　　经过认真研究，考虑到叶道英身体较胖，用打钉子固定的方法对他效果不好，最后确定进行关节置换，手术由卢世璧亲自做。这是一例难度很大的人工股骨头置换术。手术做得很顺利。术后不久，叶道英就能下地活动了。

　　叶道英于是成了国内骨科医疗水平的活“广告”。他几乎逢人便说总医院骨科大夫服务态度如何如何好，技术如何如何高超。

　　叶道英的宣传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就这样，邓小平说服罗瑞卿很快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

　　除心脏方面的毛病外，罗瑞卿主要是腿伤。有时没走几步便疼得满头大汗。经余霞君、黄宛、卢世璧、王士雯等专家的会诊，大家一致认为，医治罗瑞卿残腿的最好办法是进行人工关节的置换。
这需要的是时间，而身为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哪有这么多治病的时间呀。

　　住院没几天，罗瑞卿便吵着要出院。

　　医护人员有些着急地劝他说：“首长，您的身体状况还不好，按医院的要求仍需住院恢复，现在怎么能出院呢?”可罗瑞卿没能听进医护人员的劝告。这个时候，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手头的一大堆工作。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是重病人。

　　出院没几天的罗瑞卿就拄着双拐，到天津附近的一个部队检查军事训练，到任丘油田参观，到北京郊区的通县察看人防工事；坐着轮骑下不了坑道，部队要组织人抬，罗瑞卿不让，硬是自己拄着手杖一瘸一瘸地走着下去，一直进到坑道深处。到连云港勘察，也是这样，就是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也要拄着拐杖……腿残给罗瑞卿带来了极大不便，可他时刻幻想总有一天自己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

　　下部队回来之后，罗瑞卿治好腿的决心更大了。他对解放军报社的同志说，我不相信这么发达的现代医学就治不好我的腿，有的骨科专家曾告诉我，只要做个人工关节的置换手术就行了，我担心的就是时间保证不了，另外国内在这方面的材料和技术还是刚刚起步不久。
邓小平在罗瑞卿下部队回来之后，见他那痛苦的样子，再次提醒他说：“老罗，我已经打听到了，我们国内在这方面有专家，卢世璧就算一个，你现在抓紧时间到医院去做治疗吧! ”

　　“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出国去治腿。”

　　可是，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

　　那是在罗瑞卿上任军委秘书长之初，有的同志出于关心的好意，请来两位西德的骨科专家看过罗瑞卿的腿，这两位专家答应为罗瑞卿安装一条质量好的假腿，既轻又方便。罗瑞卿很感兴趣，向他们详细地问起了国外实施这种手术的情况。他们告诉罗瑞卿，西德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伤，积累了治疗残肢的经验，而且西德的手术条件也比中国强好多倍，如果经他们手术，装一个人造股骨头，罗瑞卿的左腿功能就会大大地改善。两位西德专家口若悬河的一番劝说，让遭残腿折磨的罗瑞卿又看到了希望之光。

　　1978年的春天，罗瑞卿和妻子郝治平双双住进了医院。

　　妻子在健康查体中偶然发现肺部有个阴影，而且越长越快。经过手术证实妻子患的是恶性肿瘤，罗瑞卿对此十分伤心。他对儿子、儿媳说：“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出国去治腿。今后，再也不要你们的妈妈照顾我。我要听小平同志的话，不管花多大力气，也要把腿治好。”

　　当晚，卢世璧来到罗瑞卿的病房给他会诊。
　罗瑞卿一双深沉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卢世璧，问道：“卢主任，你说我的腿到底如何才能治好，国内有没有这种技术?”

　　卢世璧认真地回答道：“首长，你的病情我很了解，从目前来看，最有效的办法是进行人工股关节的置换。像你这个年龄，进行这种手术，难度有些大，国外也是如此。不过，我们有这方面的先例，虽然是少数，从效果来看，还是很好的。”

　　罗瑞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这时，对罗瑞卿出国治疗的问题，西德方面显得很友好主动，组织上也很重视。由出访西德的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驻西德大使张彤等有关同志帮助调查情况，搜集资料，还向中央写了专题报告。同时还寄去了罗瑞卿的病情资料和伤残部位的 X光片，请西德大使馆的同志专门去西德方面交涉，西德方面答复说有99%的把握。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到西德去动手术，由医学专家余霞君陪同前往。

　　罗瑞卿对郝治平说：“你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结局却这样令人无法接受

　　7月18日，飞机降落在西德的科隆机场。医生们搀着罗瑞卿走下了舷梯。

　　就在临飞出国境前，罗瑞卿在乌鲁木齐给张爱萍打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里信心十足地向张爱萍说：“现在我还坐着轮椅，等到我回来就可以扔掉拐杖了。”他还对送他到西德的机组人员说，我们一言为定，你们送我出来，再来接我回去。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最后的结局竟是这样令人不可接受!

　　在西德的波恩，罗瑞卿以吴生杰的名字住进了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经过医院内外科检查，决定于8 月 2 日手术。

　　8 月 1 日，郝治平带了一束鲜花，和张彤大使一起到医院看望罗瑞卿。

　　他们俩还在一起合了影。

　　最后，罗瑞卿对郝治平说：“你别担心，早点回旅馆吧，明天我还要手术。”郝治平动身离去，罗瑞卿笑眯眯地向她摆摆手，说了一句“一切都会好起来”，望着她出了门。

　　郝治平放心地回到了旅馆。

　　谁知，这竟是永诀。
本来说好是 8月 2 日上午 7 点罗瑞卿进手术室，可郝治平赶到医院时，罗瑞卿已经被提前送进去做术前准备了。郝治平只好度日如年地待在病房里等待。中午 12 时左右，传来消息说手术成功了。

　　郝治平听后掩面哭了起来。她急着要去看罗瑞卿，被西德的医护人员挡住，说怕术后感染。

　　傍晚，罗瑞卿从麻醉中醒来。他用英语对医生说：“晚上好，谢谢你。”医生替罗瑞卿把术后的左腿搬动了两下，说明天你就可以下床了。

　　一直到晚上 12 点，罗瑞卿的情况仍然平稳，但医护人员还是未让郝治平等人去看他。在人们的劝说下，郝治平才不情愿地回到了旅馆。刚刚洗漱完毕，熄灯躺下，电话就刺耳地响了起来，紧接着就有人重重地敲门，郝治平本能地觉得大事不好。等她心惊肉跳地赶到医院时，罗瑞卿已离开了人世。

　　同去的医生顿时手足无措，悲从心起。

　　罗瑞卿是被心肌梗塞夺去生命的。此时，波恩的时间是 8 月 3 日凌晨 2 点 40 分。
　出国之前，解放军总医院为罗瑞卿组织了一次专家会诊，专门研究了罗瑞卿输血行不行的问题。大家还特别强调了术前必须认真检查罗瑞卿的心脏情况，认为如能不去西德就别去，还是在国内手术为好。

　　事后，秘书们都后悔地说，真的不该去西德。金耀铭秘书举了个例子：在国内，我们先后动用40多个各科专家，在肖劲光大将突发心脏病时，进行全力抢救，保住了生命。可在西德，罗瑞卿就没有如此的待遇。据心脏专家分析，心源性心脏病发作很快，但从发病到死亡中间有三两分钟的时间，如果及时抢救，采取口对口呼吸、心脏按压等办法，大约能复苏20% 左右。也就是说，罗瑞卿起码有20%的希望。在西德那里，由于语言不通，有什么情况不能很快沟通，这就耽误了时间。虽然中国去的医生一直待在身边，可他们毕竟是势单力薄，许多事力不从心。

　　8 月 10 日，中共中央派专机接回了罗瑞卿的灵柩。

　　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见到罗瑞卿的秘书金耀铭，悲痛地连连说：“不幸啊，太不幸了! 怎么会这样呢?”

　　罗瑞卿的老秘书王仲方事后回忆说，邓小平还说当初不该批准罗瑞卿去西德治腿，他说我们国内有不少优秀的骨科专家，叶道英的腿被卢世璧治好就是证明。
邓小平一生办事很果断，也很少后悔，但这次批准罗瑞卿去西德，他后悔了。

　　这件事对余霞君、卢世璧等国内的医学专家们的刺激也很大。

　　回国后，在一次讨论会上，专家们感触颇深地说：“不管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如何，人总是第一性的决定因素。只有全心全意，才能精益求精。毛主席讲过，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是我们的座右铭。”

　　有的专家们甚至后悔地说：当初没能亲手给罗瑞卿大将进行股关节置换手术，是毕生之最大不幸，愧对罗瑞卿大将，愧对祖国和人民。如果是在国内进行手术，罗瑞卿大将或许能站起来，还能继续为国家和军队的建设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