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满:中国儒家文化的今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20:16:36

中国 儒家文化的今天  　　[本文扫瞄录入:新观察网友/www.xgc2000.com]

 

　　作为“群体下意识”的传统

 

　　今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正席卷中国大陆。很多人认为儒家文化至今还是束缚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枷锁。但是人们往往忽视另一个基本事实：除了50岁以上的人外，很少有人受过儒家经典的教育，当代中国大多数人 (包括知识分子) 是在反传统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自五四以采，彻底反传统几乎是激进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1949年马克思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后，新一代人仅仅是在大批判的对象中知悉儒家的。海外学者将此称为传统文化在中国大陆之中断。是的，在中华民族两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出现过如此波澜壮阔的群众思想改造运动。移风易俗、学习雷锋、斗私批修等风暴一个接一个。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除了文革后期短时间的批林批孔运动) 儒家文化在大陆已经被社会遗忘，至少在表面上如此。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既然传统已经中断，那么今天中国青年一代又为何感到自己是如此深地陷在传统文化之泥潭中呢?

 

　　据说列宁十分喜欢这样一句格言：历史经常和人开玩笑，有时它想走进一个房间，实际上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中国当代思想的发展也这样和思想运动发动者们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导致了传统文化的加固和恢包中国知识分子不会忽略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中国传统文化之沉渣(例如皇权主义、极端的文化专制)是以文化革命中最革命的面目出现的，而文化革命本身无非是几十年来一系列越来越左的思想批判运动的最终结果。当代思想家只要不乏历史感就一定可以体会到，半个世纪以来，社会思潮的发展似乎绕了一个大圆圈。最初人们从彻底反传统开始，不断地追求、批判，在几十年后突然发现我们企图批判的传统仍然如高山般地坚定地屹立在我们面前。这一切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一个民族的传统似乎是一种无法超越的群体无意识。

 

　　我认为，传统的束缚之所以觉得不可捉摸，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一个领域被文化研究者长期忽略了，这就是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对中国当代文化—例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和儒学很少有共同之处，批判旧世界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曾中断的任务，儒家传统中的很多因素，例如宗法制度、男尊女卑在近几十年中确实遭到了扫荡。但是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以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乃在于它的基本结构自本世纪四十年代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在儒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下实现的。

  

　　儒者修身做圣人的办法不外乎“格物致知”、“实践”、“体验”、“良知和顿悟”，历代儒者在以哪一个为主问题上从来争论不休，因此形成了众多的派别，但是任何一个作为“圣人”学生的儒者的修身中有一条是少不了的，这就是学习“经典”。 　　是的，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儒生修炼的目标从来没有这样单一和具体化过。树立大公无私的观念确实是历代儒者的道德理想之一，但由于儒家以人本身道德为基础来推导做人的标准，其修养的目标必定是颇为复杂的。现在，这个问题不仅变得简单而明确，而且获得了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力量。我们知道，自从孟子提出儒生的浩然之气以来，道德的勇气、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无畏精神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内心力量的源泉，但为道德而道德毕竟是不够坚强的，特别是近代史上中国儒生道德理想的基础“天理”早已被西方科学和哲学冲得支离破碎。 

　　众所周知，儒家的“内圣外王”，一方面要求每个儒生通过修身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更重要的，它主张依靠道德教化来实现理想社会。

  

　　新的“义”利”之辩

 

　　任何一种伦理学说，最后一定要落实到如何处理“个人利益”问题之上。中国当代文化也不例外。在此，我们不可能分析中国当代文化中广泛存在的“义”  “利”关系，只能就《修养》一书作案例研究。众所周知，刘少奇提出了一条著名的准则，这就是：“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长期以来，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地方利益服从中央，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一直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原则。表面上看，它是一种集体功利主义，与儒家传统大不一样。在儒家看来，追求“利”还是追求“义”是小人和君子的根本差别。“利”是应该服从“义”的，行“义”就是人应该去克服自然本性，即克服利己地去实现道德理想。在这里，儒家的道德规范是反对功利主义的，它似乎和《修养》中的集体(整体)功利主义不相容。但是，必须指出，在中国当代文化中，虽然反复强调个人利益必须服从“绝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但后者是一个非常空泛的概念，正因为它空泛(任何人或集团的利益都不能代表全人类)，所以，它反而可以变成类似于“义”这样的原则，从而使得它不是功利主义的。刘少奇为了克服这种空泛性，把它具体化为党的利益，他用了这样的论证：因为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而无产阶级代表全人类未来的利益。因此党的利益必须高于一切。这种具体化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岁月中十分有效，当时党的奋斗目标十分明确。党的利益也是具体的，是每个党员可以切身感受到的，因此，刘少奇的原则在维护党的团结和战斗性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一旦在取得政权以后，党的利益就变得不那么明确了，对于党员，除了道德理想外，党的利益越来越抽象，它慢慢等同于一般的“公”，这样它就可以向非功利主义的“义”蜕变，以至于修养的“义“利”  之辩愈来愈接近儒家的“义“利”之辩。 

 今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正席卷中国大陆。很多人认为儒家文化至今还是束缚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枷锁。但是人们往往忽视另一个基本事实：除了50岁以上的人外，很少有人受过儒家经典的教育，当代中国大多数人 (包括知识分子) 是在反传统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自五四以采，彻底反传统几乎是激进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1949年马克思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后，新一代人仅仅是在大批判的对象中知悉儒家的。海外学者将此称为传统文化在中国大陆之中断。是的，在中华民族两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出现过如此波澜壮阔的群众思想改造运动。移风易俗、学习雷锋、斗私批修等风暴一个接一个。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除了文革后期短时间的批林批孔运动) 儒家文化在大陆已经被社会遗忘，至少在表面上如此。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既然传统已经中断，那么今天中国青年一代又为何感到自己是如此深地陷在传统文化之泥潭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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