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骑星爆:儒家文化与中国政权制度改革

儒家文化与国家政权制度改革
王海钰

引言

在北京长安街上树立起高达9.5米孔子塑像与毛泽东的肖像来并列，引起舆论界一遍哗然。在人们的印象中，被毛泽东打倒的“孔家店”30年后，好像又重建“孔家店”了。这就使学界出现了：孔子是否为儒家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是否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的热潮相对中国政权制度改革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呢？等等争论结局将如何？
不管争论的结局如何，历史的规律是在长达2000年的封建统治中，一旦君主政权建立起来即生存阶段结束，向着发展阶段转变时期“儒家文化”就粉媚登场，从汉唐、到宋、元、明、清，都是如此，要么宣布“罢默百家，独尊儒术”，要么是修孔子庙，将死去的孔子拉起来从新嘉封。的确，要维持社会秩序性的长治久安，只用行政暴力组织力量不仅有着靠不住的问题而且维稳的成本会越来越大，使财政支出过重，负担困难。用儒家文化能够完成对民众思想上的统治就可使维稳成本最小化，对于统治者而言不能不是最好的选择。历史的看，在这种态势下，只要统治者在决策上不犯大的错误，通过“儒家文化”的统治都实现了长治久安，至少在200年以上。
我们知道“儒家文化”属于非制度性的价值判断性文化，有着官府强制性意识形态观念。它的作用是调节、缓和暴力权力治理与民众权利索求之间的矛盾。目前，出现“儒家文化”热，就不单单是“民族文化”观的转变问题，而是涉及到许多问题。诸如国家政权制度改革、要素权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等等，新儒家走的更远，是否用“儒家文化”来整合世界的问题。特别是有“五四”以来的打倒“孔家店”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变为“尊孔兴儒”其中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假如意味着用“尊孔兴儒”来实现社会秩序性的长治久安或者说来维持现有政权制度的稳定性，那么这样的目标实现的根据可靠吗？
要说明这些问题就必须对经济体国家的政权制度、要素权制度、产权制度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才有可能。这里就做个大体上简单的介绍，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知识不深的人、不了解民族文化与制度改革之间的关系的人来说更为重要。

（一） 什么是经济体国家政权制度？政权制度与要素权制度、产权制度的关系如何？

在“制度经济学”里的国家政权意义与唯物史观里的“国家政权”概念意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制度经济学”里所谓政权制度就是对国家进行管理行为中的权力行使规则安排。“国家”一语也非传统的纯碎的政治组织体而是有着生产、交易、分配、经营等等组织组成的经济体。政权制度的概念有着以下含义：1）对国家的管理通过三个权力组织来进行：一是行政暴力组织，二是法律权力组织，三是财政金融权力组织。这三个权力组织构成国家社会的管理机构。其中所主导支配地位的权力组织不一样形成不同的政权制度类型，比如中央集权制是行政暴力组织处于主导支配地位，法律权力组织、财政金融权力组织依附于行政暴力组织中。民主分权权制的法律权力组织处于主导支配地位，行政暴力组织、财政金融权力组织相对独立从而制约暴力权力组织的过度扩张。分工合作权制的财政金融权力组织处于主导支配地位，这样财政金融组织成为社会秩序性规则的制定者，法律权力组织成为规则执行的保证者，行政暴力权力组织成为法律得以执行的保障者、监督者。2）政权类型的不一样，有着不一样的经济效率、社会效率。一般而言，中央集权制为3-5%；民主分权制下为9-11%；分工合作权制的经济效率可达13-15%。3）这是因为权力行使规则的不一样导致要素权组织制度的不一样。国家管理的基本职能的对要素价值增长的经营管理，这种经营管理成为公共治理权。被治理的对象——要素权制度，即要素权力索求权的治理。要素索求权的行使成为公民索求权。通过观察，可以看出公民索求权力的不一样导致经济结构中产业构成的不一样。比如，有农业为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有服务业为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高级的是科学技术业为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4）政权制度类型决定“人力资本”收益权的多少。因为政权组织担负着对人力资本价值收益的分配职责。（劳动人收益分为两部分：劳动力收益和劳动人的人力资本收益）不同的政权制度对人力资本收益权的责任规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财政金融权力组织处于支配地位上有着人力资本价值收益最大化职能；相反行政暴力组织处于主导支配地位上，有着政府官员福利最大化追求，故出现人力资本收益权的最小化；法律权力组织处于支配地位下，对人力资本收益权的鉴定是通过几个权力组织协商出来的。5）政权制度的变迁表现为三个权力组织相对的强化、限制、制约、弱化过程。成为结构性变化，比如，财政收支结构的变化、法律制定程序结构的变化、政治组织结构的变化等等，一句话政权制度的变迁有着时间性、历史性。
在制度经济学里还有要素权制度、产权制度的概念。所谓要素权组织制度，指要素基本权利索求规则安排。其基本含义是，1）要素基本权利索求有三：一是供给需求权利索求，二是自主性的生存权、发展权利索求，三是它主性的生存权、发展权利的索求。2）这些公民索求权的大小、多少通过要素权组织来实现。当要素权组织形式不一样时其索求权力的多少、大小是不一样的。比如，共同组织体（要素权与生产劳动体的一体化）要素权制度下，只能有自主性生存权利的索求。劳动人分为奴隶与奴隶主下，奴隶们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也就无从谈发展权。行政等级要素所有权制度下，供求权利索求取决于政府的“许可”，它主性基本权利索求同样取决于政府的“许可”。团队组织要素权制度下，就没有基本权利索求上的障碍，索求权的大小取决于要素组织之间的谈判能力。机构组织要素权制度下，要素基本权利索求有着最大化，索求权是多少有“专家组织”来评判。3）要素权利交易规则与产权交易规则制度安排相一致。4）要素权组织制度不一样有着流通费用的巨大差别。要素权组织也就是基层政权组织。有着四个类型：群体社区、等级自治社区、团队联合社区、机构组合社区。其类型不一样有着流通费用的不一样或者说流通效率差异巨大。5）要素权组织制度不一样其要素收益权，要素价值增长率也就不一样。
关于产权制度，请参阅《产权经济学》。这里略。
清楚了以上三个权利制度，也就清楚了人类社会形态的转型实际是产权制度、要素权制度、经济体政权制度等组织制度的变迁；另一方面也是生产制度、交易制度、分配制度、劳动价值实现制度等经济运行制度的变迁。由于变迁制度的对象不一样，所以才有改革阶段的不一样。过去30年可以概括为产权制度方面的改革，接下来30年是要素权制度的改革。但要素权制度的转变需要政权制度有所变动才能推动，就如产权制度改革行动前政权制度有“英雄治国”的“领袖专政”转变为“精英治国”的“开明专政”一样。要素权制度改革需要“专家治国”的“文明专政”政权制度的推动。只有要素权的机构组合体基层政权的形成才能推动政权制度走向分工合作的政权制度。

（二） 儒家文化是什么？儒家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代表吗？

文化的内容相当广泛，当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路径被受到特别关注的时候都可以将其归因为民族文化作用的结果。社会学家把它变成到处可以摸的万金油。其实，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所谓民族文化实际是一个民族社会制度发展的反映。这种反映有着三个方面的核心特征：一是对社会主要阶层矛盾的调和、缓和作用的意识形态文化，简称为意识形态文化；二是经济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劳动组织体企业的外部性反应性文化，简称为民族文化；三是激励储备者和欠收者相互合作来实现收入流均匀化的契约性文化，简称为制度性文化。
在中国2000年的君主政权制度即“英雄治国”的“君主专政”集权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从林法则”的“成者为王败者寇”，一方面推行强制性缴税制度，和强盗掠夺性质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流寇”与“坐寇”不同，另一方面推行“许可制”、“官营制”，禁止公民与政府挣利，有着“暗抢暗夺”之谦。这样就出现官府与民众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加上要素权的行政化，公民就陷入奴隶地位，除了寄托于“政客开明”（晴天大老爷）外就只有抗争一条路了。（阶级斗争）阶层矛盾的化解只有两种方法，暴力维稳与文化思想维稳。通过维稳费用的比较，孔子成为儒家文化的代表的意识形态文化应运而出。
然而，儒家文化向来没有像“圣经”“佛经”那样的逻辑性、系统性。问题出在君主们用时拿来，不用时丢弃。君主的“金口玉言”“圣旨”比“论语”强大千万倍。官府政客们对孔子的美化和广大民众的思想意志相差太大，导致孔子的思想时出时灭，打倒“孔家店”与“立孔尊儒”的交替循环。五四运动的“批孔”转变为今天的“尊孔”伦回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上演。
真正能代表中国儒家文化的是中国家庭文化，只有这种家庭文化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2000年来，中国的家庭组织有着双重身份，既是劳动生产体企业组织，担负着物质生产的同时，也是血缘亲情组织体，担负着社会人口生产。一个劳动生产组织体面对着外部性需要认识的一致性，思想的一致性，行动上的一致性来提升财富创造能力，又需要劳动体制之间的互通有无，实现资源共享，收入均等化；面对着未来不确定性风险更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储备与欠收者的契约合作，实现家庭收入流均匀化。“孝、娣、仁、义、礼、信、廉、耻”“四海之内皆兄弟”等就是亲情、族情、乡情的发挥的具体表达。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相对西方文化显示出中国人特别爱国，特别爱家乡，特别爱家庭的思想情怀。
中国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来源于制度的不一样，即在政权制度、产权制度、要素权制度本质上的不一样。比如在政权制度上，中国是中央集权组织制度，西方是民主分权组织制度；在产权制度上中国是公共（内部人）产权制度占统治地位，西方是公民个人产权制度占统治地位；在要素权制度上，中国是行政等级要素权组织制度，西方是团体平等要素权组织制度。西方工厂化生产劳动体制企业占统治地位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有着个人奋斗、竞争的民族文化；有着人权、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文化，他们没有“清官”、“天道”意识形态文化；他们的亲情、乡情、族情相对中国人就淡薄的多。所以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叶落归根”观念，西方人的“落地生根”观念很强。中国人面对未来不确定风险是通过亲情契约、乡情契约的“礼尚往来”实现收入均匀化；而西方是通过金融产品创新来实现个人、企业收入流的均匀化。但随着中国金融体制的进步这些亲情契约、乡情契约文化将被法律契约文化所替代。
任何民族国家都有着自己的意识形态文化、民族文化、制度性文化。永恒存在的是民族文化即劳动生产体企业用来化解外部性的文化。其意识形态文化、制度性文化将随着政权制度、要素权制度的变化而变化。

（三） 儒家文化在政权改革中的作用是什么？是否能“整合世界”呢？

历史上君主政权通过“罢默百家、独尊儒术”意识形态文化的强制性来统治民众思想，进而实现长治久安，确实是政权稳定的第一法宝。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与国家有着激烈竞争状态下通过“立孔尊儒”能使“中央集权制”政权稳定吗？答案是否定的。原因1，18世纪以前，可以说中国的君主集权制政权制度有着先进性（落后程度还不显著）。在13世纪需要转变的是西方的“城邦联盟制”政权制度，以后,在英国成功的实现了向“民主分权制”政权制度的转变。政权制度决定经济发展效率。根据王海钰的模型，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政权制度下经济效率（人均收入增长）只有3-5%。而民主分权制政权制度经济效率却高达9-11%。所以1800年中国落后了。在近代，中国只有挨打的份，国土少五分之一，赔款几万亿。“落后就要挨打”成为中华民族刻苦铭心的记忆。今天中国的精英们已经形成共识，政权制度必须改革，转变，否则中国只能落后，就是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只能扩大（1980年到2010年人均收入有原来的12倍扩大为14倍）。这时的“立孔尊儒”只会延缓政权制度的改革进程。原因2，中国落后是源于制度的落后，几乎全部组织制度诸如政权制度、产权制度、要素权制度都处于落后势态。只有制度安排才约束、激励人们的“最终行为”从而决定经济效率。所有文化思想只能是制度存在的反映，虽然对人的行为有着指导、支配作用但只是相对人的“初始行为”而言，更不具有效率原则。换言之，文化思想只是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且没有制约性。而制度安排不只是告诉人们“必须做什么”，还告诉人们“这样做”能得到那些奖励，“不这样做”将受到什么惩罚。只有制度改革才有经济效率的提高。探讨中国政权制度改革、要素权制度改革是中国学界光荣而伟大的职责。这是“儒家文化”无法阻挡的。只有那些对政权制度、要素制度、产权制度等知识毫无所知的人及害怕制度变迁的人才说什么“用儒家文化”“整合中国”“整合世界”之类的话。企图用孔子思想来延缓中国的思想创新、制度创新更是愚蠢之举。原因3，国际交易行为的濒繁催生了国际关系的复杂。中国在国际交往中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是必然趋势。但有一个规律必须承认：落后的制度社会相伴着的是精神文化的落后。民碎主义最大的特色就是掩饰这种落后性反而说自己的精神文化是最先进的精神文化。
事实上世界是有多个民族来组成，民族文化不一样才是常态，相对有着各自的优势，否则这个民族就无法生存发展。民碎主义忽视中国民族文化的特别性用“儒家文化整合世界”虽然精神可嘉但不能高傲得痴人说梦。孔子学说有着致命的缺点：作为意识形态文化的“三纲”敌不过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作为宗教敌不过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教堂盖到孔庙的门前说明了这一点。问题出在孔子学说是种“不论不类”的说教，是由君主政客作为思想统治工具打扮起来的、与广大民众文化思想格格不入的“门面装饰”，也就说不上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的是“孝娣、仁义、廉耻”的家庭生产文化，是一万年也不过时的，值得人人追求的精神文明，且不妨碍人们对人权、民主的追求。目前的“立孔尊儒”不过是民碎主义理想化表现、不过是研究古典文化“应然”的表达。这和现实中的“实然”是两回事。书本里的“儒家论理”不能阻碍中国制度进步及发展倒是古典文化研究者的警钟。
中国正处在一个制度社会形态变革的伟大时代，其制度变革可用产权制度、要素权制度、政权制度，三大制度变革来概括。然而制度变革动力有二：其一就是文化思想的推动。文化思想的职能就是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做”的价值判断。其二是经济收益效率物质的推动。物质收益的职能就是告诉人们“必须如何做”才能有收益的最大化。长期性而言后者决定前者即长久性物质收益最大化文化思想替代临时性价值判断文化思想有着必然性，否则就不能有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所以在这个伟大的制度变革时代，中国人有着共同的追求。首先是中国竞争力提高的追求。中国过去30年用“三低”“三高”的竞争战略，这种发展模式不仅受到国际上的限制而且“三高”也受到多个方面的制约，出现传统发展模式的难以为继。而提升中国竞争力的基本方法就是提升公民的索求权力，相对是减少公共治理权力，就如30年前放开公民办工商业权力一样，要放开公民办科技业、知识科学业的权力，推动工业产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向科技业产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上转变。其次是经济效率、社会效率提高的追求。前30年我们通过交易制度上由行政指令性交易制度向市场合约性交易制度的变革，实现了有年人均10美元的增长率到年人均50美元增长率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后30年要实现年人均1000美元的增长率的提高就只有依赖向法律契约性交易制度的转变。具体表现为人们社会保障性收入、资产性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其三是社会制度进步提高的追求。制度形态的变革有着自己的规律。拿政权制度来说中国的集权制政权制度变迁表现出：君主治国：朝廷专政—英雄治国：英雄专政—精英治国：开明专政—专家治国:文明专政—分工合作制政权制度。约需要150年的时间。
通过对三个共识的追求，可以看出任何违背三个追求的文化思想都注定是要失败的。“立孔尊儒”的文化思想能满足中国人者三大追求吗？显然不能!

（四） 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演化趋势在哪里？
    
1），中国三大制度变革需要文化思想的推动，这是无法否认的。但这种文化思想必须有利于三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与讨论，就如前30年产权制度的变革过程中有着产权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与讨论一样，对产权制度改革进行指导。就是说没有理论上的研究、讨论，那么对制度改革的指导就只能依赖对经验的总结。要知道经验总结只能是对传统文化思想的否定，比如邓小平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就是对传统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否定。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邓小平对传统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否定也就没有30年的产权制度改革过程。问题是经验总结式的否定思想对制度改革而言只能用一时，不具有文化思想那种永恒性，故最终还必须回到理论的研讨来对制度改革进行指导上。儒家文化思想的推行只能对三大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帮倒忙。
2）对儒家文化思想的尊重其始于汉武帝，迫于政权制度改革的需要。当时流行的是“城邦联盟制”意识形态文化，即百花齐放的多种文化思想，所以在政权制度安排上、政策的决策上的争论也就无法统一。比如是走“儿臣封番”制还是走“中央集权”的争论；是走“地方制币权”还是“中央制币权”的争论；在发展工商业的上是走“国营”道路（民不得与官争利）还是走“民营”道路（官不得与民争利）的争论等等。这种思想分歧必须统一。拿什么来统一呢？就是孔子思想。孔子思想中，等级制思想占着主要位置。即使有点“权利平等”火花也可以利用汉字的特别解释权给“辩证”过去。故将儒家文化上升为强制性意识形态文化来统一思想文化认识，对推动中央集权制政权制度建设可以说是不二法宝。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的法宝。我们可以看到，“立孔尊儒”不仅有利于官员之间文化思想的统一而且有利于“小农”家庭劳动生产体之间基本权利平等最大化的推动，进一步的是可以缓活政府与小农之间的冲突；不仅有利于意识、宗教受君主支配，也有利于行政、法律、财政等权力的行使权向君主集中，即君主集权制。在当时君主集权制有着划时代的先进性，在经济结构中农业产业占90%以上的状态下，不允许公民办工商业与政府争利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三个权力的行使向君主身上集中增加了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保障。以儒家为强制性文化有力的推动官员们在思想意志上对君主的尊重，使君主集权制有着“超稳定性”。如果没有外部性意识形态文化的冲击，那么君主集权政权制度将永存下去。
现在情况完全不同，是商业、服务业产业占经济结构中的70%的发展，向知识科学业产业占经济结构中的60%上发展，农业成为经济结构中几乎微不足道的产业，小农生产体组织被淘汰，代之是“公司集团”生产组织体的生产结构。公司企业的基本权利平等最大化索求与小农的基本权利索求有着天地之别。这时的中央集权制成为经济效率提高的绊脚石，相对儒家文化成为政权制度变革的桎框。就是说，要将经济效率提高到一个新的台阶上，不仅需要暴力权力、法律权力、财政金融权力等三权的分开行使，而且需要决策权、控制权、执行权、监督权等四权的分开行使，即向分工合作权力行使制度变革；要将农业、工业产业为主经济结构调整为知识科技业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这就必须赋予公民办知识业、科技业的权力（而且政府不得与民争利）。由此可以看出，“打倒孔家店”是政权制度改革的需求，反之“尊孔”意识形态文化的加强起到拉到车的效果。
3）当然，全球化的今天，作为最大的中华民族必须对全球有所贡献。在文化思想上把儒家文化作为学术研究推向世界，有利于世界和平、和谐共赢局面的形成。诸如“天人合一”、“四海之内皆兄弟”等，倡导自然保护、人与人的平等、亲爱。笔者对这种外部性使用持支持态度。但对内部性使用持反对态度，原因是：
在中央集权制政权制度中，强制性意识形态文化是其基本特征，强制性意识形态文化意味着政治与学术为一体化状态。所谓一体化是指政治家与学术家集于一人身上。政客常常以学术权威拉大旗为虎作伥；学术家常常以政客权力地位“伪学术”反对社会思想进步。现实中，通过强制性文化思想约束学术研究，将“乱说话”的人打入监狱、甚至杀头也在所不惜，比比皆是。所谓“反革命罪”“反政府官员罪”就是强制性文化的证明。这种状态下也就不可能有着所谓“学术研究”。特别是中国面临着政权有集权向分权上的转变期，“尊儒”的学术研究达到的效果只能是阻止政权制度改革。
政治与学术的各自独立依赖政权组织中财政金融权力与行政暴力权力的各自独立。中国起码走到“财政专家委员会”财政收支权，并有着预算权、收税权的立法权、监督权时，才能改变政府官员行为目的目标，即才有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才有公民办知识企业的权利索求权的出现，接下来才有真正的学术研究。那时，孔子，老子才能成为思想家与世界公民见面，可以肯定的是不叫“儒家文化”而叫“中华文化”了。
4）其实，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家庭文化。这种家庭文化的延续基于劳动人的行政所有权即以“乡、村、里、甲”的等级制为基层政权。基层政权表现为要素权组织制度。这种要素权制度导致要素索求权只能由行政政府来支配，在行政许可范围之内的可流动中，增加了要素流动的费用，推动区域之间、产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增加。而先进国家是机构组织要素权，就是将要素所有者的主体人纳入工会、农户、企业家协会、资源协会、行业产业协会等来组成基层政权。由这些要素维权组织的代表组成最高决策机构，从而推出一系列相关的规则制度安排，诸如《工资与企业利润关联规定》、《资源产业与一般贸易产业关联规定》《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关联规定》《资源租金与资源基金经营关联规定》等等，这种制度安排不仅实现了要素之间收入均等化，也实现了区域之间收入的均等化，同时也实现了经济的高效率发展。另一方面要素维权组织还担负着要素流动合约的签订、各种社会保障的收支以及劳动流动和生产生活的服务职能，因而保证了要素流动费用最小化，要素流动效率的最大化。这样的机构要素权组织（例如北欧四国）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力的保证了要素经营专家参与国家政策的决策权，即参与到收入分配政策制度的制定过程中。这才出现了产业、行业之间差距2-4%、区域之间差距只有3-5%的情况。
中国目前要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增加，只能依赖要素权组织制度的转变，别无选择。可想而知，当我国每个人都生活在维权组织中而非目前的行政组织中时，可以肯定的是家庭文化的下降，企业文化的上升；由此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变化。然而，只要中国的行政要素权组织制度不变，那么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区域发展不平衡趋势就不能收敛，那么具有特色的中国家庭文化必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