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广场八十多年风雨，多少记忆多少感怀

2011年6月16日   A14/A15：A14/A15－文化广场重生   稿件来源：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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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逸园跑狗场内能容纳二万余人，号称“远东第一大赌场”。

1969年12月，因工程队大修违反操作规程，一场罕见的大火夺去了14条生命，文化广场被冬天里的一把大火烧毁。

文化广场重建施工


1977年7月，上海乐团演奏钢琴协奏曲《黄河》和大合唱《长征组歌》。

1992年夏天，文化广场人头攒动，投资者排队一天一夜申领股东卡。

1997年以后，文化广场主要建筑被改建为精文花市。

　　记者曾经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些老上海人执拗地要把复兴中路、瑞金二路和陕西南路的这块地方叫作文化广场。那时，这里对我的意义只是一个可以买到很多便宜鲜花的花市，远不能称作广场，文化似乎更是与它毫无关联。

    后来，从很多上海人的口中，我了解到这里的前世今生。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跑狗场的灯红酒绿，到解放后上海最大的室内集会、演出场所，我才惊讶发现，原来这里曾经也是上海文化的中心，甚至远远红过今天的人民广场、万体馆。

    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变迁历史中，文化广场几度喧嚣几度落寞，甚至“文化”逐渐远去，股票交易中心、鲜花市场曾经是这里的标签。不过，一些东西是永远存在的，新的文化广场必将唤回市民对这里的眷恋。尽管现在的文化广场可能和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但它的身份回来了。正如昨天我采访上海作家陈村时，他无意说的一句话：“总比开发房地产好。 ”

    八十多年，也许是一个人的一辈子，但文化广场的故事，几代人才能讲完。从旧社会的跑狗场，到解放后等同如今人民广场的城市中心，再到股民圣地、鲜花市场，这个充满历史和故事的老地方，埋藏着好几代上海人的回忆。

    每一个人的话语都是个体的体验，汇聚在一起，则成了一种集体回忆，文化广场又重新回到人们眼前、心里。

①文化广场前身（1928年-解放前）：声色犬马销金窟

    1928年，法国商人邵禄买走英国人马立斯的私人花园，改了个雅致的名字“逸园”，这就是文化广场的前身。逸园和胶州路上的申园、长阳路上的明园一起并称为上海三大跑狗场，因为经营得当，这个后起之秀甚至将前两者全部挤垮，成了上海跑狗场的老大。

    逸园不光有跑狗，还有餐厅、旅馆、酒吧等一共25座附属设施，相当于一个高级娱乐中心，是旧上海玩乐的天堂。

■忆者：邢建榕（上海档案馆研究员）

    最早的赛道一共6条，最多的时候扩充到16条，每条狗都穿着号码马甲，闸门一开，赛狗就追着前面的电动兔子狂奔，而电动兔子是能控制速度的，赛狗看得到但永远追不上，赌客就按照买好的号码博得彩头。

    逸园的英文名称是CUNIDONE，它的中文谐音是“看你穷”，因为这里不是专属富人的地方，因此有点钱的上海人都能来这里赌一把，因跑狗赌博而输得倾家荡产的大有人在。而对跑狗场的老板来说，那就是 “看他富”，据说，仅在1938年，这个跑狗场的账面利润就达到360万银元。

    逸园的吸金能力让不少人眼红，抗战时期，日本人占领逸园，随即和法国人谈条件，要分跑狗场一半的收入。老板觉得无利可图，便解散了这个昔日的销金窟。逸园这个名称，也从此只见于档案文献之中。

②文化广场初期（解放后－1969年）：群众政治文化活动中心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逸园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由于场地大，地处市中心，交通也便利，因此新生的人民政府将很多群众性的政治集会放在逸园内召开。

    1952年4月，经市人民政府决定，陈毅市长批准，将逸园改建、扩建、新建为上海市“人民文化广场”（当年11月经市府批准改称“文化广场”）。

    改扩建工程至1954年底前完成，成为当时上海人民盼望已久的、各种设施比较完备的群众政治文化活动中心场所。

■忆者：孟波（原上海市文化局局长）

    1964年5月，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在文化广场举行，这是上海解放15年以来最盛大的音乐会，3000名演员表演了恢弘的音乐舞蹈史诗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参加演出的有朱逢博、郭兰英、施鸿鄂、刘秉义、才旦卓玛、任桂珍等。演出轰动一时，加演7场，场场爆满。

    当年6月16日，陈毅副总理陪同外宾前来观看。陈毅说，这个节目可以作为参考，但这事一定得请周总理亲自来看。 7月13日晚，访问缅甸归来的周总理与陈毅一起，又来到文化广场观看上海文艺工作者演出的这台大歌舞。演出结束，周总理、陈毅连夜召集我等人酝酿，赶在国庆之际，在北京也上演一台类似的大型歌舞作品，艺术地反映党的光辉历程。上海这个节目可以作为一个基础。

    最后，周总理调集了全国的优秀艺术人才，完成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周总理曾在 《东方红》导演团座谈会上说，它是在上海大歌舞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加工。

③文化广场复建（1970年－1990年代初）：潮流演出的重地

    1970年春，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重建文化广场。当年9月，经过83个日日夜夜的奋战，一座5700平方米、三向管式网架结构、观众厅无一落地立柱的文化广场建成，在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从1971年起，没有了柱子的文化广场，从原先政治集会为主的大会场慢慢地向以文艺演出为主的大剧场转身。朝鲜平壤歌剧院的《卖花姑娘》、《血海》，让多年没有真正娱乐生活的中国观众惊讶不已。

    松下洋子率领“日本松下芭蕾舞团”将《天鹅湖》搬上文化广场的舞台，门票经“黄牛”的手从4角钱飙升到15元，相当于当时一个青年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但仍一票难求；日本指挥大师小泽征尔携NHK交响乐团来了，上海的交响乐迷们趋之若鹜，由此，也对小泽征尔一头如雄狮般的长发记忆深刻……文化广场渐渐成了潮流演出重地。

■忆者：张行（歌手）

    和很多上海人一样，文化广场在我的印象中就是当时上海最好的演出场所。第一次登上文化广场的舞台，我还在小学二年级，和同学一起演出样板戏。

    不过，说起来，我正式以歌手身份被大家关注，还是1984年参加国庆35周年庆祝演出，那一场就是在文化广场演出的。

    当时，我刚刚获得上海青年吉他大奖赛第一名，从没想过能参加国庆庆祝演出。后来我才知道，那次的表演者里，流行独唱歌手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就是沈小岑。当时我还不属于任何专业团体，所以还是以业余歌手身份上台的。没想到，让我连唱了两首歌《一条路》、《小秘密》，现场效果非常好，经过电视直播，包括华东地区的很多人都认识了我，知道上海有个弹吉他的歌手叫张行。

■忆者：陈钢（作曲家）

    我家住在永嘉路上，离文化广场就隔一条马路。1977年7月，上海乐团要在文化广场演奏钢琴协奏曲《黄河》和大合唱《长征组歌》，我弟弟也参加了。表演那一天，妈妈和我都紧张得不敢去现场。我记得那天，全家人坐在家里，听马路对面隔着扩音器传来弟弟的声音。这段记忆特别深刻。

    我创作的 《金色的炉台》、《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等曲目，被小提琴家潘寅林带上了文化广场的舞台，那是“文革”后的第一场小提琴独奏会，虽然音响不怎么样，但现场特别热烈，门外两边都是自行车，全停满了，观众席足足坐了1万人。那场演出结束后，几乎所有人都认识了潘寅林。后来他告诉我，有一天骑着自行车遇到红灯停下，就连交警都认出了他，那时候上海街头的红绿灯还是手动的，特别为他把红灯调成了绿灯，那影响就和现在的超女差不多，可见当时文化广场演出的影响力。

④文化广场变异（上世纪90年代初－2005年）：少了文化的文化广场

    1992年夏天，文化广场突然热闹起来，人们涌向文化广场不是来看演出的，而是来炒股的。

    当时上海刚开放股票市场不久，原来的营业所只有几个，没有足够大的交易场所怎么办，就找到了闲置的文化广场。在将文化广场的椅子全部拆光后，场馆内部被整齐一圈拦上了好多铁栏杆，全国各地的各家证券公司就在里面划地为牢。当时场地中央还竖着一只大喇叭，随时播报行情。

■忆者：陈岗（陕西南路213号居民）

    在文化广场买了人生第一只股票延中股份。我清晰地记得，当时一共买了300股，结果转手赚了好几百。这笔钱对于那时月薪只有30多元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

    因为股票的魔力，很多股民在这里赚下了人生中第一个1千元、1万元，那时的疯狂场景至今难以忘怀。当时的股票操作不像现在那么简易，股民要先填好单子交给电话操作员，操作员再打电话给“场内”的“红马甲”操作，每次交易单子就像雪花一样飞过来，交易员来不及操作就会 “堵单”，有时候一“堵”就是半个小时，股票的行情就差了许多，这时下面的股民吵的吵、闹的闹，甚至还有打架的。众生态在这里被放大到淋漓尽致。

    从此之后我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从一名商场营业员成为了一名“红马甲”。

    1997年，曾经上演《卖花姑娘》的文化广场成为上海最大的卖花市场。对于大多数上海人来说，精文花市是他们对文化广场最近的记忆：一大早花市里就熙熙攘攘、人声鼎沸，擦肩而过的人们无一例外都怀抱着一大捧鲜花。市民选得眼花缭乱，店老板更是忙得不亦乐乎。

■忆者：马女士（市民）

    精文花市可贵的地方是，它不是刻意形成的，走在里面有一种独特的市井气息，很难形容，但这是一种很亲近的感觉。

    我并不是住在文化广场附近，但精文花市却是我很愿意来的地方。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单纯买花，而是来“逛花”。

    市中心有这么一个花市，随时都可以过来走走，心情不好的时候有扑鼻的花香和满目的鲜花。现在很难再寻到这样的花市了。

    精文花市的花很便宜，几块钱就能买一大把，很多上海人路过这里，都爱买上一两枝带回家里插起来，久而久之成了生活习惯。在这里我能找到一种随意的感觉，走在杂乱的花摊间，和花贩聊天谈话，问问这是什么花，那是什么花，认识很多花种之余，不知不觉让自己也轻松了许多。现在花市不在，看到那些价格高昂、包装精美的华丽花束，时不时还会想起当年的“逛花”经历，怀念那卖花小贩和那些 “廉价”的花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