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白鸽磨具集团招聘:中国人为什么爱走极端

信奉“中庸”的中国人，从来不曾中庸过，我们走的永远是极端、极端、极端之极端。

    在1976年以前，我们为了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我们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提出了疯狂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火车）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难道这就是“非黑即白”的辩证法？我们的思维为什么如此偏激？如此极端？如此白痴？在这两个极端中间，还有许多的选择：“要社会主义的苗，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要社会主义的草，只要社会主义的苗”、“要社会主义的苗，也要资本主义的苗”、“不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草”……

    改革开放以前是“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女孩子找对象就愿意找穷人，越穷越好，最好是“三代雇农”、“八辈贫农”，这样的人“根正苗红”，是“革命的接班人”，这样的极端，背离人性，灭绝人性；现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越富越光荣”，女孩子找对象就愿意找有钱人，钱越多越好，“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瞎猫瘸猫，只要有钱，老鼠也可以嫁给猫。不问出身，不问人品，不问前科，不问钱是怎么来的，只要有钱，是流氓也嫁，是土匪也跟，是杀人犯也要以身相许，是毒贩毒枭也要不离不弃。

    以前，狠批“金牌挂帅”，狂批“锦标主义”，强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宁要高风格、高水平的低名次，不要低风格、低水平的高名次”。现在积极推行金牌战略，坚持举国体制，集中优势兵力搞没有人玩的运动，拼命追求金牌数量，什么金牌都是金牌，只要金牌，只要第一；拿了第二，要挨批；为了金牌，可以吃药打针，为了第一，可以虚报年龄，为了冠军，不惜铤而走险，可以犯规违法，为了国家的。现在，我们每年花数十亿人民币培养菁英运动员，发展竞技体育，而严重忽视乃至不顾国民大众的体育兴趣爱好和强身健体的需要。我们的金牌在增多，国民体质却在不断下降。

    1949年，一夜之间消灭妓院，解散妓女。几十年里中国大陆没有了卖淫嫖娼现象。1978年后，“忽如一夜春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让卖淫复活。如今，没有管理、没有纳税的卖淫业遍布神州大地，一片“淫歌艳舞”，“繁荣娼盛”，妓院和妓女数量超过“性解放”的欧美国家几百倍、几千倍，现在哪一个地方政府敢拍胸脯说“我的辖区没有卖淫现象”？有几个贪官敢说自己没有嫖过娼？

    以前，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唯恐天下不乱”，“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现在是“稳定压倒一切”，各级政府在上级“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下，只要一点点风吹草动，几个人上访上告，地方政府便视为“敏感事件”，立即进入 “敏感时期”，便大规模动员，各个部门齐上阵，全力截访封杀，力保辖区平安，“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这样“治标不治本”的维稳，是“扬汤止沸”而不是 “釜底抽薪”，于是越维越不稳，越维越乱，群体性事件越维越多，2009年国家的“维稳基金”已达5140亿，超过当年的4825亿元国防开支。

    文化大革命期间，交白卷的张铁生都能上大学，上大学的几乎100%的是工农兵，是贫下中农，富人的子弟、非工农兵子弟上大学几乎是天方夜谭。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后，仍然有一大批贫寒子弟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现在，随着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深入，北京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50年代的 70%降至如今的1%。即便是以农学为主的中国农业大学，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希望工程”越办越多，辍学儿童也越来越多。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均衡使得以往靠“读书受教育”，“知识改变命运”、“努力实现梦想”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这样的极端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在《论语》中，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他把在“中庸”看成是一个最高的道德标准，也是他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智慧。孔子还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道。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喜怒哀乐之末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难道不是对“和谐”的最好注解吗？

    “暴力革命”就是一种极端行为，忍声吞气伏地为奴，便是另一个极端，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就是这两种极端的交替轮回，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谈不赢就打，打不赢便为奴，从来没有过“中庸”的议会道路、民主道路。这就是中国的悲哀，中国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