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妹妹高晓江简历:彭劲秀：“陈学”漫论

　　笔者认为，建立“陈学”，对“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旗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连续担任中共中央一至五届总书记的陈独秀进行全面、深入、实事求是地研究，以澄清历史真相，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是很有意义和完全必要的。事实上，国内外一些有识之士早就突破禁锢苦心孤诣地进行陈独秀研究了。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全面实行改革开放，陈独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是，开展陈独秀研究并不是轻而易举、一帆风顺的。“陈学”曾被人称之为“险学”，又是一种“冷学”。“陈学”研究者一直都是在逼仄的夹缝中辛苦探索，在崎岖的草野间艰难跋涉。如果没有这一批志士仁人坚忍不拔的探索和锲而不舍的坚持，“陈学”研究绝对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

　　“陈学”与“险学”

　　人们都知道，陈独秀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险学”到“显学”的艰难过程。何谓“险学”？何谓“显学”？曹昱在《安徽有个陈独秀研究会》一文中对此作了高度的概括：“研究历史的人都有研究名人思想动态的习惯。他们有个不成文的行规--‘显学’或‘险学’的说法。即研究正面历史人物，是‘显名远扬’的‘显学’。而研究一些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则是‘冒着风险’的‘险学’，弄不好会招来不测之祸。”

　　陈独秀虽然是一位对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伟人。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陈独秀都被死死地钉在‘十宗罪’上，即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托陈取消派、反苏、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因此这是一个不得沾边的‘禁区’。极少数有良知的学者如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在论文和课堂上，曾试图肯定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受到严厉的批判、斗争和迫害。”（唐宝林：《近年中国陈独秀研究简况》）

　　由于陈独秀被划入“坏人”的行列，所以，陈独秀研究也一直是令人望而生畏、不敢涉足和靠近的“禁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人们大多不敢提陈独秀这个名字，即使提到陈独秀也是将他作为批判和贬斥的对象。五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开有一门“陈独秀批判”的课。即使明确为“陈独秀批判”，但是林茂生先生仍受到了冲击。

　　在极左时期，谁也不敢为陈独秀仗义执言，即使为陈独秀说一句稍微客观一点的公道话，也会被扣上为叛徒和坏人“翻案”的罪名。试想，在这样的背景和氛围中，对陈独秀进行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评价，岂不是异想天开？

　　1979年春，安徽大学一位学者到上海找到任建树先生，请他参加陈独秀研究资料编辑工作，要他承担搜集和编辑1921年7月--1927年8月这时期的陈独秀资料。任建树先生立即投入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1984年初，任先生突然接到通知，说原定的陈独秀研究资料汇编不出版了。任老说，“当时我两眼发直，脑子一片空白。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部近三十万字的资料汇编是我和我的同事花了四五年的时间苦苦搜集来的，为什么连资料都不能出版呢？那么，陈独秀还能不能研究？”

　　“这件事在同事和朋友中传开了，有的人忿忿不平，说连死了四五十年的陈独秀这样历史人物的资料也不能出版，这叫什么百家争鸣？也有好心的人劝他改行，继续研究李大钊，研究陈独秀弄不好还是要犯错误。说什么研究李大钊是‘显学’研究陈独秀是‘险学’。但更多的人同情他、鼓励他、支持他。”（施宣圆：《真理在胸笔在手--访〈陈独秀大传〉的作者任建树先生》）

　　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承伦先生说：“在1979年以前，几乎无人敢公开研究陈独秀，甚至在教历史课中，讲到陈独秀这个人时，老师们如果不‘义愤填膺’地批判几句，自己则可能受到批判。”（徐承伦：《求实集》第102页）

　　所幸的是，1978年底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内有一些有胆有识的老一辈革命家率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要求澄清被颠倒了的历史真相，重新评价被冤陷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历史人物。如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毅然决然地为刘少奇、彭德怀等一大批蒙冤而死的开国元勋平反昭雪。1981年8月，萧克将军在纪念中共建党60周年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说：“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不深入，大概还有顾虑”。并指出“不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会有片面性。”，萧克将军的话为全面研究陈独秀开辟了道路。

　　任建树先生指出：作为一名党史研究工作者就要敢于冲破“禁区”，虽然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如果大家在“禁区”面前望而却步，那么今天的半禁区，明天说不定会变得更大。过去，由于前苏联、共产国际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及我党内部诸方面的政治合力的共同作用，陈独秀的形象被人为地歪曲了、丑化了，他的历史功绩被贬低、抹煞了，他的过错被夸大了、无限上纲。今天，我们要怀着对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重新研究陈独秀，实事求是地评价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施宣圆：《真理在胸笔在手--〈访陈独秀大传〉的作者任建树先生》)

　　禁锢人们思想、束缚人们手脚的“坚冰”打破之后，学术界一些有识之士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冲破阻力，尊重事实，坚持真理，秉笔直书，深入进行陈独秀研究，用铁的史实逐步拨开了陈独秀研究中的重重迷雾，对在非正常的历史背景下强加在陈独秀头上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提出质疑，为还原陈独秀的真实面目提供了确凿的依据。

　　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陈独秀研究开辟了宽阔的空间。一批求真务实的学者，艰难探索，在陈独秀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丁弘老人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乐观地说，“看来，‘陈学’是‘险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是社会的进步。”

　　但是，极左的遗毒和对陈独秀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在陈独秀问题上拨乱反正的阻力依然很大。如1983年，北京社科部门召开一个会议批判黎澍。黎澍告诉李锐：“石西民去安庆回来说过，陈独秀的墓不像样子，应当修一修，陈毕竟是对中国革命有过贡献的人。会上也有人批评石为叛徒树碑立传”，“对这种荒唐可笑的言行，他真是既生气又悲哀。”（李锐：《黎澍--一个敢于独立思考不怕打击迫害的人》）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后，石西民只是为陈独秀说了两句公道话就被诬为“为叛徒树碑立传”。类似这样的事情，直至今天仍然时有发生。所以，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寂先生在《陈独秀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指出，“有人说李大钊研究是显学、陈独秀研究是险学，不无道理，这样的形势尚没有完全改变。但是民间对陈独秀研究却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

　　2009年底，笔者一篇关于陈独秀研究的文章在一家网站发布，编辑给作者发来短信，对此文大加赞赏。可是几天之后，此文被撤掉，而且没有给作者说明原因。这充分说明，“陈学”就是“险学”的状况虽然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并没有完全摆脱“险学”的威胁。“陈学”研究真正从“险学”彻底变成“显学”，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陈学”与“冷学”

　　学术界在陈独秀研究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公正评价陈独秀提供了科学依据，从而使党中央领导人和权威出版物对陈独秀的评价有了新的提法。但是。毋庸讳言，由于极左的遗毒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加之长期形成的陈旧观念和习惯思维，有些人仍然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被中央认可的陈独秀研究成果于不顾，继续沿用过去对陈独秀的污蔑不实之词和错误定性，继续说陈独秀是什么“右倾投降主义”，等等。他们虽然不像过去那样肆无忌惮、有恃无恐、无限上纲、随意诬人罪名了，但是，利用一切机会和借口给陈独秀研究施加一些压力，平添一些干扰，设置一些障碍，制造一些麻烦的事还是时有发生的。致使“陈学”研究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在学术研究领域，陈独秀研究的成果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鼓励；在研究经费上，“陈学”研究很难得到应有的积极支持，他们只能自己找米下锅，惨淡经营，往往是出不起差，开不起会，办不起刊物，请不起人讲学，甚至连打电话、寄材料的费用都有困难。笔者有一次到外地参加陈独秀学术研讨会，亲眼看到在同一地方、同一时间召开的其他学术研讨会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景象，与悄无声息、冷冷清清的“陈学”研讨会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我再次亲身感受到“陈学”就是“冷学”的滋味。

　　更突出的问题是，许多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学术成果投寄到报刊和出版社之后，往往受到冷冻和封杀，而且不说明任何理由。如任建树先生将第一篇关于陈独秀研究的文章《陈独秀在辛亥革命前的民主思想》一文投寄给北京一家大报，可是时过半年，没有得到回音，他写信询问，编辑回信说：“我们原来要发表的，可是上级不让发表有关陈独秀的文章”。至于为什么不准发表则无人给予明确地回答。

　　有些“陈学”研究的文章即使发表出来也没有人重视，如沈寂先生的《芜湖地区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时期的岳王会》和《再访陈松年》、刘禄开、李永堂访问陈独秀三子陈松年的《回忆父亲陈独秀》等文章虽然发表出来了，由于“陈学”是“冷学”，所以在当时的安徽省内乃至国内均无反应，却意想不到地引起日本、法国、港台等地区学术界的注意。日本学者中岛长文、香港学者陈万雄先生等人在他们撰写的关于陈独秀研究的论文中对上述文章作了引用。1982年底，法国学者纳勒先生(曾留学于天津南开大学，中国名字叫南耀宁)专程来合肥，与沈寂先生交流关于陈独秀早年的有关问题，并通过沈寂先生的介绍到安徽省图书馆查找《安徽俗话报》的原件。（沈寂：《陈独秀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陈学”研究境外热而境内冷的状况。

　　即使党中央明确宣布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后，极左的束缚和传统的偏见依然像幽灵一样笼罩在陈独秀研究领域的上空。在这种幽灵和阴霾依然存在的情况下，陈独秀研究处于“冷学”的状态是必然的。

　　在陈独秀没有得到公正的结论之前，“陈学”就是“冷学”。有志于陈独秀研究的人必须做好终其一生碰冷面孔、坐冷板凳的思想准备。那些热衷官场的权势和喧嚣、迷恋名利的虚荣和诱惑的人是忍受不了这种冷清、寂寞和痛苦的。

　　“陈学”与“实学”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观察、分析、判断、处理一切问题和评价古今中外任何人物的根本原则，对陈独秀当然也不能例外。但是，历史研究中仍然残存着各种条条框框，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手脚。“对一些因国家威权史观的需要而扭曲了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要想‘求实存真’并不那么容易”(《有“胆”有“识”，才有突破--《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徐庆全访谈录》)。这就需要研究者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问题和任何人都必须具有实事求是和求实存真的态度。

　　萧克将军非常赞赏东汉哲学家王充的两句话：“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在实践中，他多次强调“求实存真”的原则，主张研究历史“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他说：“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搞历史研究的同志必须‘求实存真’，不能作违心之论。”早在1978年审读《南昌起义初稿》时，他对作者在当时历史情况下批评陈独秀主张取消主义，搞议会斗争的说法予以纠正。他说：“当时还没有主张搞议会斗争。唯物主义，对敌人也不能多讲、讲过（头），对好人也不要再去涂粉，实事求是，反映事物本来面目。”对纪录片《先驱者之歌》中“看不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和创党的最主要人物”，萧克将军明确地提出批评，指出“南陈北李（大钊）”之说才“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

　　长期以来，在提到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一事时，几乎都是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反对起义。陈独秀长期背着“反对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黑锅。1982年，任建树先生根据自己从上海档案馆查阅的资料，写了《陈独秀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一文，发表在同年的上海《党史资料》丛刊上，首次提出陈独秀是这次武装起义的最高决策者和领导者的观点，为陈独秀洗刷了“反对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冤污。

　　何之瑜编的《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中有一封《给S和H的信》。为了弄清S和H是谁，沈寂先生专门请教了郑超麟先生。郑老说S是孙洪伊，H是胡秋原。沈寂先生没有为郑老肯定性的回答所宥，在对有关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核实后，觉得郑老认为受信人之一的S是孙洪伊有误。于是在从温州返回合肥的途中，“特意在上海逗留探访郑老”。谈到S和H的问题，沈先生直言不讳地说：“陈独秀这封遗柬的写作时间是1941年1月9日，而孙洪伊已在1936年3月逝世，所以S不可能是孙洪伊”。郑老坚持说“我亲自看到过此信的抄件，开头写着秋原、洪伊二先生。何之瑜送去出版时，临时改为S和H，这是铁的事实。”

　　为了弄清这个S究竟是谁，沈寂先生和郑老先后分别给台湾的胡秋原写信求证。患病的胡秋原在给郑老的复信中说“S则指薛农山”，并解释说“孙洪伊要比我年长二十岁，且素无渊源，不会与他共同受信。”又顺便指出“我有一老同事名孙几伊，早年在北京有文名，我们在国防委员会每日相见，但未曾谈到陈独秀，所以我还是维持上述结论。”

　　郑老承认自己认为S是孙洪伊的错误，但又不同意胡秋原关于S是薛农山的说法，其理由是，当时薛农山与陈独秀同在后方，并非“廿余年未见”，而是时常见面，毋须通信。后来，胡秋原复信确认S是孙几伊，问题终于解决。1996年12月15日，郑老先生在给沈寂先生的信中说：“首先要感谢你提出S不是孙洪伊的问题，我不仅欢迎你的责难，而且欢迎一切人以历史家求真的态度，对于任何史料都要认真审查，提出责难，不管这史料是什么人提出的。”1997年2月11日，郑老在给沈寂先生的信中再次说：“陈独秀原信写的当是孙几伊，我不认识此人，误认为孙洪伊而已。”

　　为了确认一个受信人究竟是谁，两岸学者隔着海峡书来信往，几经周折最终才弄清S既不是郑超麟原来认定的孙洪伊，也不是胡秋原认定的薛农山，而是与孙洪伊一字之差的孙几伊。这种拒绝盲从、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求实存真的科学精神为“陈学”研究树立了典范。

　　“陈学”就是“实学”，即对陈独秀进行实事求是地学术研究，去伪存真，澄清事实真相，恢复本来面目。萧克将军在1993年欣然为《陈独秀诗集》作序，并对该诗集的几位编注者说：“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忠于真理。”一个真正的学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严格恪守忠于史实的底线。那种追逐名利、迎合权势、见风使舵、歪曲史实的所谓“学者”绝不是真正的学者，只不过是一个政客式的“伪学者”而已。

　　“陈学”与胆识

　　从事历史人文的学术研究，必须以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对历史人物的每一言行和历史事件的每一细节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必须具有在大量史实基础上形成的独到见识，即使对权威、尊长的定论也不能盲从，这样才能探求出史实的真相，才是真正的史家的风范。

　　1959年第6期《安徽史学工作通讯》发表了沈寂先生的《芜湖地区的辛亥革命》一文，在谈到陈独秀、房秩五、吴守一创办《安徽俗话报》时，沈寂先生写道：“是时，陈仲甫（陈独秀）刚从日本留学返回安庆，觉得安徽的风气闭塞，较沿江的其他各省更甚。那时他看到上海、杭州、绍兴、宁波、苏州、潮州等地都办有白话报，作为宣传革命思想、传播启蒙知识的武器。因而亦相约创办此刊，借以开风气、倡革命。……陈仲甫一方面编《俗话报》，一方面还应安徽公学之聘，去该校兼课。安徽公学和《俗话报》的在芜湖同时出现，使芜湖的政治空气弥漫了革命的气息。”（沈寂：《陈独秀传论》第35页）当时，陈独秀还是一个头戴数顶大帽子、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反面人物”，沈寂先生却把他与“革命”联系在一起，没有相当的胆识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对有功有过、有毁有誉、争议很大的历史人物，不能为了明哲保身而三缄其口，退避三舍，应当有勇气钻进去，探索事实真相；有胆识站出来，明辨是非功过。面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研究者要以铁的史实说话，既要有识，更要有胆，对自己独到的见解，只要是科学的、正确的，就应当敢于坚持；对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见解，则应当敢于承认错误，放弃错误观点，服从真理。切忌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更不能依仗权势，拿政治帽子吓人。

　　“陈学”与风骨

　　从事历史、学术研究是做学问，不能沾染官场上的政客习气，必须像中国历史上齐太史和晋董狐那样，具有真正的学者的风骨，将个人的得失荣辱、进退浮沉置之度外，坚持真理，维护正义，尊重史实，秉笔直书。必要的时候要敢于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从事“陈学”研究也应当这样。

　　1984年，任建树先生所在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科研评奖，他根据大量史实撰写的《陈独秀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一文发表后深受好评，被历史所评委会推荐上报院部。可是，不久有人告诉他此文不能参加评奖，要他另选一篇李大钊的论文。任建树先生认为，这已不仅仅是单纯的评奖不评奖的问题了，评上评不上奖并不重要，关键是为什么剥夺此文参加评奖的权利？他们这样做是毫无道理的，必须据理力争，讨一个说法。后来在社科院、历史所评委的支持下，此文终于得到院部“科研成果奖”。

　　有关方面为什么将这篇体现实事求是精神、深受社会各界好评、具有较大影响的文章拒之于评奖的大门之外呢？据了解，当时有一个文件，其中说到：“严肃注意防止发生不妥当地宣传陈独秀问题”。

　　任建树先生的据理力争当然不是为自己争名求利，而是坚持真理，维护正义，忠于史实，充分体现了一位学者的尊严和风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沈寂先生写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岳王会》等两篇文章。他在《陈独秀传论·后记》中写道：“曾想找一个地方发表。我的一位同学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工作，曾想在他们的《文史论丛》上发表。因为是陈独秀的史事，不敢也不能刊用。有个老编辑向我建议，在文中加些批判性的言词，或可被刊用。我因对陈的史事知之甚少，撰写这两篇文章，不过是把搜集调查所得资料整理编次而已，所知一边倒的批判，与他早年的历史风马牛不相及，安不上，无从批，于是尘封抽屉，压了20年。”（沈寂：《陈独秀传论》第502页）面对当时对陈独秀“一边倒的批判”，在那样的政治背景下，沈寂先生如采纳那位老编辑的建议，在文章中加些批判性的言词，这篇文章是完全有可能被刊用的。但是，沈寂先生没有这样做，他要坚守一个学者应有的良知和风骨，宁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尘封抽屉”，也不能泯灭良知，为发表自己的一篇文章而对长期蒙受不白之冤的陈独秀落井下石，使其冤上加冤。这也是一位学者尊严和风骨的充分体现。

　　然而，2006年7月2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播放专题节目“红色记忆”时，笔者突然听到播音员宏亮的声音：“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云云。我顿时站起身来，感到异常惊愕：扣在陈独秀头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屎盆子不是去掉了吗？为什么在中央主流媒体上又重新给他戴上了呢？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于是拨通了中央电视台的电话68500XXX、68509XXX，几经周折，终于跟8824XXXX取得了联系，我询问22日晚上播放陈独秀重提“右倾投降主义”的问题，并直言不讳地发表了个人的不同意见。对方强词夺理，闪烁其词，极力为自已辩护。我则据理力争，一一予以驳斥。就这样，笔者与京城其人进行了一场远隔千里的电话辩论。

　　事后，我写了《“右投”缘何去复来》一文，实名在陈独秀研究网上发表。几年多来，已有4000多位读者阅读了这篇文章。我感到欣慰，因为在史实、真理和正义受到侵害时，我没有沉默，无愧于一个中国历史人文研究者应有的良知和风骨。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此之谓也！

　　“陈学”与政治

　　所谓“陈学”，就是关于陈独秀的学术研究，与纯粹的政治是有所区别的。从事“陈学”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史料的研究，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原事情的真实面目，仅此而已。至于是否为其平反昭雪，是否恢复他的党籍等等则是属于政治范畴的问题了。

　　学术与政治虽然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又不是互不关联、截然分开的，对陈独秀这个政治人物来说，更是如此。陈独秀一生所从事的事业大多与政治相关联，他一生反对满清封建专制，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政治；创立中国共产党并连续担任五届党中央总书记，是政治；反对共产国际违反中国国情的错误指挥，反对党内对共产国际、苏俄斯大林的盲从和依附，当然也是政治；最后决定他一生命运的更是政治。由于陈独秀是一位一生以政治活动为主的政治人物，所以，研究陈独秀是无法与政治完全脱离、割裂开来的。即使你满心想躲开政治，专心致志地进行“陈学”研究，但是政治却如影随形地紧盯着你，让你挣脱不掉。你不想碰政治，政治却要碰你。所以，从事“陈学”研究是离了不开政治的。

　　我曾想，瞿秋白也是一位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党中央领导人，文革中更被污蔑为“叛徒”。1980年10月19日，经过多方努力，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为瞿秋白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

　　1968年10月，中共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名誉。过去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的人和事，一律予以平反。

　　由于瞿秋白、刘少奇都在政治上平了反，所以，从事瞿秋白、刘少奇的学术研究就会得到官方和各界的大力支持。如果陈独秀在政治上获得公正的评价，从事陈独秀学术研究就不会出现时时都会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障碍。

　　关于学术与政治的区别和关系，沈寂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了通俗易懂的阐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沈寂先生被临时抽调编修省志(工业志)。在查阅资料中发现出于工作的需要，出入于省图书馆、省博物馆、档案馆等有可寻的地方，偶尔发现有关陈独秀的史料，于是就把陈独秀与辛亥革命列为自己研究的课题。工业志搜集资料需要外出调查，沈寂先生便利用外出调查的机会顺便搜集有关陈独秀的资料，访问陈独秀早期活动的史迹。沈寂先生说他“曾在旅馆中遇到审干的人事外调者，他们说是外调历史问题，我说我也是调查历史问题，这固然是随口的应答，却把学术与政治似是而非地相提并论。两者确实同是为了弄清历史问题，不过我调查的是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是学术；他们是审查在职干部的过去，是政治。学术要求客观，实事求是，政治必须服从利害与需要。两者实是不同的。‘审干’，在当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正是以这‘神圣’的掩护，得以避开当时政治运动的锋芒，‘暗度陈仓’。”（沈寂：《陈独秀传论》第502页）

　　“陈学”与队伍

　　“陈学”研究是从少数学者开始，然后逐步扩大的。就目前的状况而言，“陈学”研究队伍大体上是由六个方面的人士组成的：一是高等院校（包括中央和地方党校）的教授、教师；二是社会科学团体和党史部门的学者（包括一些从这些部门凋离到其他部门但仍没有放弃“陈学”研究的人士）；三是政协机关从事文史资料工作的人士；四是党政机关离退休的老干部；五是文学界、新闻界对“陈学”颇为关注的作家、记者；六是其他各行各业中关注和热爱“陈学”研究的人士。

　　在目前的“陈学”研究队伍中，高等院校（包括中央和地方党校）的教授、社会科学团体和党史部门的学者是“陈学”研究的主体。近几年来，笔者参加国内6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其中有5次是由高等院校组织、主办或承办的。“陈学”研究机构的领导职务也大多由高等院校的教授、学者担任。这充分说明，高等院校的教授、社会科学机关的学者在“陈学”研究领域是居于主体地位、发挥骨干作用的。

　　在党政机关离退休的老干部中，有些担任“陈学”研究机构的顾问、名誉会长之类的职务，为“陈学”研究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排忧解难，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随着“陈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有些理工大学也设置了历史人文学科，并成立了相关的机构，开展历史人文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有的已将陈独秀作为研究的对象，开展陈独秀研究工作，如2006年11月，常州工学院承办了陈独秀民主思想学术研讨会。2009年11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陈独秀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学术研讨会”在中科大举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以及海内外各地约50多位的陈独秀研究专家到会祝贺并参加了学术研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办陈独秀研究中心，对推动陈独秀研究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务实创新，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陈学”研究领域，有少数其他行业中关注和热爱“陈学”研究的人士，由于他们精力、感情都很投入，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是值得关注的。其它行业中涌现出“陈学”研究者，说明“陈学”研究的深入和普及，是好事。对这些人士，不仅不能以“散兵游勇”加以歧视，而且应该积极、热情地予以鼓励和扶持。

　　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来，有些具有相当历史文化素养的企业家也对“陈学”研究寄予关注，如2006年11月，笔者在常州参加陈独秀民主思想学术研讨会上，与香港环宇集团总经理、南京大学校董杨克平先生一见。杨先生应聘担任江苏省历史学会陈独秀研究分会名誉会长，对陈独秀研究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这些企业界热心人士的积极支持，对陈独秀研究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陈学”与研究者的经历

　　人生经历不同的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感受也是不同的。研究历史人物，特别是研究陈独秀这样出没在社会大变革和时代大潮流的风口浪尖，集毁誉荣辱于一身，功过是非至今尚未明确定论的历史人物，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研究者的，也不是任何人都能深入其中对纷繁复杂的问题提出真知灼见的。“陈学”研究不仅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学者应有的人格、史德、学识、魄力、胸怀和风骨之外，还要求研究者应当具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因为，只有经历过人生艰难险阻、饱尝了人生酸甜苦辣的人，才能对历史人物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脉搏产生深切的感受；才能真正做到看透人生时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大丈夫的气概回顾历史，面对现实，展望未来；才能心如止水，不受名利的诱惑，不受权势的左右，不受世俗的侵扰，甘坐冷板凳，一心做学问；才能忠于史实，秉笔直书，写出“正一代得失”、真正经得起事实和历史检验的学术著作；才能对历史人物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给后人留下有价值的史鉴。

　　蒙受屈辱、身心俱残的司马迁在著名的《报任安书》中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范晔说：“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这正是司马迁、范晔等人撰史立说成功的必由之路。迷恋官场、追逐权势的官僚政客、锦衣玉食、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随波逐流、随风俯仰的世俗庸人和嘴尖皮厚、装腔作势的伪学者们，都是注定写不出这样的“发愤之作”的。

　　在当年的政治运动中，沈寂先生曾被赶到社会的底层接受“改造”。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下放农村再当农民，重操庄稼旧业，直至三中全会”。可谓历经风雨，饱受磨难了。正因为有了这种“在坎坷的道途上踽踽而行”的经历，他才能在“陈学”研究中慧眼独具，取得不同凡响的成果。他在回顾了自己从事陈独秀研究的经历之后说：“陈独秀早年从事这些活动时，年仅二十五、六岁，比我当时年纪尚轻。时维清末，曾遭通缉，依然坚持不辍，令人敬佩。他之早年革命，晚年竟挨批，这批判并多来自萧墙。联系自身的感悟，粗浅的直觉：‘同是天涯沦落客’，并对其评价前后反差现象之所以出现，一直有着自我求解的冲动。这也许是我一生没有放弃这个课题的原因所在。”（沈寂：《陈独秀传论》第502-503页）

　　沈寂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事论丛·后记》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人生经历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对史料的理解，不是每个有识字能力的人都能做得到的，它要求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经历。社会经历的丰富与否，又不等于一个人的年龄大小。一帆风顺的人一般是不了解他所处的社会的，犹如一个纨绔子弟，他的行路都坐在轿中，对地面上有多少坑、多少洼，是一概无知一样。一般说来，处于逆境者，在社会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必须注意何处能立足，何处能安生。有过这样的经历，则能理解历史。能理解历史就能确当地处理资料所提供的史实，不致牛头对马嘴。我们这个时代，是古今中外所罕有，有着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从中所得到的，也是古今中外任何知识宝库中所不具备的，只有亲历者才能收获此宝贵财富。有这样经历的人治史，则会感悟到古中有今、今中有古，较为客观地了解‘古今之变’。”

　　沈寂先生的这段话，深刻地说明了一个人具有坎坷的经历是人生的宝贵财富，只有经历过各种逆境和磨难的人，才能正确地理解历史，公正地评价人物。具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对从事历史人文研究的人来说极为重要，研究陈独秀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