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二七区人才市场:[中国改革的历史对比与未来战略]

中国改革的历史对比与未来战略
——苏联模式的突破与超级大国的崛起
徐 晋
哈佛大学 肯尼迪政府学院 企业与政府研究中心
2007年11月26日
中国改革的历史对比与未来战略
——苏联模式的突破与超级大国的崛起
通过历史对比与分析，研究中国与前苏联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共性，发现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历程并没有走出苏联模式，但是目前正突破苏联模式。如同苏联一样，中国将因资本私有化而面临发展性危机。研究表明，前苏联早在1954年就已经开始一系列的经济与政治改革；而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与前苏联所提出的思想理念、采取的改革措施、导致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阶段等，几乎完全相似，仅仅比苏联相应改革迟30年。
历史比较说明，中国与前苏联的改革路线基本相同，在经济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过程中，中国和前苏联的改革开放都存在路径依赖：沿着资产公私合营、到完全国有、然后部分私有、最后私有与国有双强发展的路径进行。中国和苏联在改革过程中，都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在这过程中，同样面对收入差距增加、民族分裂势力抬头等可能造成社会瓦解的严重社会问题。中国国情与苏联不同，面对的国际环境与苏联不同，而且处于高度信息化的社会，将导致中国加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从本文的研究结论看来，所谓中国经济之谜，或者中国奇迹，或者中国目前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几乎完全与前苏联几十年历程相同，是前苏联经济奇迹或者说是苏联模式的重复：不可避免的资本集中趋势。
当资本存在巨大的政治诉求时，特别需要预防发生类似苏联的国家危机，在战略上特别需要掌控制资本集中速度、以及民主改革节奏，以缓和国内矛盾、防范独立势力，避免或减轻未来十到十五年社会动荡的风险。中国需要警惕苏联模式后期所发生的问题，激进的改革只符合西方资本的利益，最终损害的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民主改革是必然趋势，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各个阶级的内在要求，目前问题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民主模式、维持什么样的步调，这才是迫切需要探讨的课题。
[关键词] 中国改革，苏联模式，未来战略
苏联1917年建国（中国1949）；
苏联1917开始进行国有化（中国1949）；
苏联1929年反右倾（中国1959反右倾）；
苏联1928-33大饥荒；仅乌克兰饿死一千万（中国1957-60大饥荒）；
苏联1928-38以阶级斗争为纲与并进行大清洗（中国1966-7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苏联1954年从农场私人承包开始经济改革（中国1978开始，随后提出分田到户）；
苏联1954年提出两种制度和平共处（中国1978提出一国两制）；
苏联1958出现资产阶级解冻思潮（中国1988年前后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苏联1958开始大量引进外资（中国1978）；
苏联1955-1957建立105个经济特区（中国1980）；
苏联1962提出经济效率为主（中国1992）；
苏联1963提出并实施市场经济（中国1993提出市场经济）；
苏联1969推出以国有控股为核心的股份制（中国1990）；
苏联1966提出科学技术是核心生产力（中国1992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苏联1970提出“两个全民”即苏联与苏共代表全体人民（中国1996提出“三个代表”）；
苏联1965大规模裁减国企员工（中国1992开始国企员工大规模下岗）；
苏联1972贫富差距已经超过沙皇时代（中国2002基尼系数达到0.45）；
苏联1980因为经济高速增长而出现集约化问题（中国2007）；
苏联1955-85经济增长速度世界领先被称为苏联奇迹（中国1978至今被称为中国奇迹）；
苏联1980年提出要扩大党内民主和政治公开性（中国2007提出加强党内民主）；
苏联1991因为社会利益冲突导致激进民主改革，最后出现解体危机（中国2020年，？）
录
摘要. 2
历史事件概览. 3
目 录. 4
一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方法. 5
二 中国和前苏联的跨年代比较. 6
（一）建国与社会主义改造. 6
（二）改革初期. 9
（三）改革成熟期. 11
（四）改革高潮期. 14
三 发展路径对比与内在动因分析. 14
（一）经济发展的共同路径. 14
（二）政治变革的共同路径. 16
（三）文化教育与思想发展的共同路径. 17
（四）内在的共同动因分析. 18
四 对中国当前社会的解读与预期. 20
（一）当今中国的历史定位与改革发展的前期准备. 20
（二）社会现象的解读. 20
（三）对未来的预期. 26
五 结论与建议. 27
注1 可参考的报告. 29
注2 可供参考的文献. 29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方法
大部分中国学者认为，苏联的改革发生在其解体之后，很多国外学者也持同样的观点。根据一般的观点，苏联的改革开放时间是在1992年，中国是1979年[1][1]。有部分文章对中国与俄罗斯（前苏联）的改革历程进行对比，普遍结论认为，中国目前的改革与经济发展趋势优于俄罗斯。
但是本文在进行简单对比后发现，苏联的改革实质上开始于1954年。从集体农庄允许私人副业开始，进行了一些列政治经济改革。所以，当时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在评价苏联的政治经济改革时，有过这样的评论：“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 “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的专政，希特勒的专政”。
重新审视苏联的改革历程，对分析中国当前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由于前苏联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所产生的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三十年世界第一，这使得前苏联迅速成为世界第二政治军事强国。前苏联的成就可以成称为苏联奇迹，这在当时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们不能仅仅用中国目前的经济成与苏联后来的失误相比较，也不能简单地用中国的今天与俄罗斯或东欧的昨天相比较，而应该与苏联相同的改革阶段的成就相比，也就是和三十年前的苏联作对比。中国现在的情况和苏联三十年前相似，在某些情况下还比不上苏联当时的改革成效。苏联在改革中创造出的经济奇迹，使其跃升为世界第二强国，这一点中国确实还没有达到。
本文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和苏联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二者关键因素之间仅仅相差30年，这恰恰是两国建国的时差。
问题是，这种相似是必然还是巧合？其内在推动力是什么？本文研究认为，生产力发展是内在推动力，而生产力发展的最突出表现形式是资本的集中程度，特别是私有资本的集中程度。
为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尝试提出跨年度的对比方法，以中国与前苏联两国各自的建国时间为时间截面起点，时间跨度大约为30年。由于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纲领、民主革命的历程、建国时的政府组织架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相当一部分在共产国际或前苏联的指导下进行，从前苏联借鉴了不少知识和经验，因此对两国政治经济文化进行跨年代对比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本文第二部分，按照时间顺序列举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状况，主要给出两国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重要事件；第三部分根据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不同方面，以分类的形式给出发展路径对比与内在动因分析；第四部分给出对中国当前社会的认知与预期；最后给出结论与建议。
中国与前苏联在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上，具有外在相似性与内在必然性，二者时差大约三十年。当然，中国与前苏联不同，在具体事件的表现形式上具有各个国家与民族的特点。本节将按照年代，将中国和前苏联的党建、国策、社会等分为建国时期、改革前期、改革成熟期、改革高潮期四个部分进行比较。
现象归纳与分析
前苏联
中国（30年后）
A1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
1917年10月前苏联革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A2私有经济的国有化进程：从限制到消灭
1917年开始，前苏联进行国有化，没收地主和教会的土地，直接接管国家银行，对私人银行先进行监管，然后收归国有等等。
1949年中国开始进行国有化，对部分企业先实行监管或公私合营，然后收归国有
A3弱势政权的外交策略
1918年1月，前苏联正值严重困难时期，列宁指出“我们不能作战了”，对德国签订割地和约，把15万平方公里土地合并于德国。（同年10月废止）[2][2]
1950年，中国采取“一边倒“的策略，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承认外蒙古独立
A4国有化过程中的斗争
1929年11月中央全会，前苏联政治大转变，同时反右倾，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大农村，反对富农，1930年成立特别委员会，专门研究如何消灭富农。两个大转变：政治大转变和经济大转变：反右与集体化。[3][3]
1959年，中国反右倾，扩大对地主与富农的斗争
A5国有化造成劳动生产效率急剧下降
1928-1933，前苏联由于极左和大跃进的错误战略、“大转变”的急躁冒进，对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破坏，发生严重饥荒和困难。例如，哈萨克斯坦230万人饿死，乌克兰饿死1000万等等[4][4]
1957-1960，中国出现大灾荒，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具体死亡人数待考。
A6经济的失衡与贫穷，导致内部路线斗争
1928-1938，前苏联大清洗，大批判，94%以上的高级将领、大量高级党政官员遭到枪决[5][5]。仅1937-1938就有68万人被杀害，250多万人遭到清洗。[6][6]
1966-1976，中国文化大革命，部分干部群众受牵连
A7强化国有制，将经济失败归于资本主义思想的存在，试图彻底消灭私有制，期望出现经济回暖
苏联轻工业产品和农产品供应不足，1929年开始对城市居民实行票证制度[7][7]。1930年前后，前苏联抓私人生产，对私人生产行为，视为国家敌人，予以20年以上处罚
1960年前后，中国直到文革结束前，都强调抓资本主义的小辫子。“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A8加强党的领导地位，但是也产生了个人崇拜
1935-1936前苏联修改宪法，以第一次将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写进宪法。以斯大林名义命名该部宪法，奠定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8][8]
1969中国共产党"九大"通过的党的章程，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1975年的中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A9计划经济下，为了统一行动，需要统一思想，集中力量
1938，斯大林主编《联共（布）党史》，将其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有原理”，集中纳入“统一的教科书和统一的教程”，用以改组全党全国的宣传教育工作。[9][9]要把斯大林本人宣布为伟大的哲学家[10][10]，随后各个时期的哲学泰斗。[11][11]
1960年9月下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发行，这一卷包括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写的70篇著作。《毛泽东选集》四卷的出版发行，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思想指导作用。[12][12]
A10宗教信仰：彻底消灭或受到冲击
苏联仅在1937年8月8日－1938年10月19日就有20765东正教人被杀。到二战以前，教会体系几乎被彻底消灭
中国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庙宇、教会等产生一定影响。
A11科学与文艺领域的阶级论
1928年5-6月，全苏宣传鼓动和文化建设会议上拉响阶级斗争的警报，进入了30-40年代大一统时期。通过政治和哲学干预文化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以阶级斗争和思想路线作为评价学术成就的标准。
二十世纪60年代，中国学术与文艺界以阶级斗争为纲。
现象归纳与分析
前苏联
中国（30年后）
B1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大前提下，私有制作为有益补充
1954，斯大林去世，前苏联允许集体农场发展的私人副业
1978年11月中国共产党11届三中全会，经济改革，赞成承包到户
B2通过灵活性，解决两个制度之间的相处方式
1954，赫鲁晓夫提出列宁的关于两种不同制度和平共处的可能性
1978，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
B3资本输出
1954年开始，前苏联对亚非拉地区的国家进行资本输出，进行资源占有，1964年开始建立跨国公司（所谓国际公有制）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非双边贸易快速增长
B4经济体制改革
1955-1957，全前苏联建立105个特别经济行政区[13][13]。
1980，年起中国先后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的厦门和海南省分别建立了5个经济特区
B5体制改革必然导致思想的放开，出现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思潮
1953-1956，前苏联思想界出现解冻思潮；1958-1962解冻思潮再度兴起。特别是出现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的自由化思想。
1987年前后，中国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B6资本输入
1958年开始，前苏联大量引进外资，与西方垄断资本合作
中国从1979年开始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从1983年到2002年合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金额年均增长率为21.92%，远远高于中国这一阶段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
B7经济发展，引起思想与路线斗争
1962-1963，前苏联采取压制手段，打击解冻思潮，防止泛滥
1989，中国发生学潮风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这次风波中达到顶峰。
B8强调提高生产效率
1962，利别尔曼建议：以经济手段代替行政手段刺激企业生产，并引发全国讨论。[14][14]
1992，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 。.邓小平著名的猫论“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B9建立市场经济的初步地位
1963年，前苏联开始大力发展集体农庄市场、消费合作社和工业消费品市场等自由市场。1965年《集体农庄市场新标准条例》允许“按照市场价格出售产品，国家不加限制和调整”。1966年3月15日调查，全苏共有142个工业品自由市场[15][15]。
1993年左右，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B10引入股份制
1969年，前苏联通过《集体农庄示范章程》，规定国营农业企业、合作企业和机构可以在自愿原则上加入联合组织和企业[16][16]。采取股东分红原则，庄际企业的利润50-70%甚至90%以上在股东中分配[17][17]。
1990年左右，中国开始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
现象归纳与分析
前苏联
中国（30年后）
C1在经济发展中，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1966，前苏联提出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把加强科技进步作为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
1992，中国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C2执政党逐步广泛代表各个阶级的利益，包括新兴阶级的利益
1970，前苏联对两个全面进行详细阐述，即“全民党”，“全民国家”，但是具有片面性。
2000，中国提出三个代表，核心是共产党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特别强调了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
C3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纲领，以及进一步改革的理论铺垫
1971，再次论证前苏联处于发达的科学社会主义阶段，处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并论证进一步变革的方法与途径
1997，中国提出本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提出必须深化改革才能走向社会主义
C4重视教育，并以教育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1950-1972 前苏联知识分子数量有很大增加。仅仅副教授以上人数就从1950年的84，500增加到1972年的395，200人，增加四倍[18][18]
1980-2003，中国高等学校专职教师数量从24.69万增加到102.3万。增加四倍。[19][19]
C5城市：为了提高国有企业利润，大规模裁减人员，引入人才竞争机制
从1965年左右开始，前苏联大规模裁减工作人员[20][20]。1972年，工业工人流动达到平均在册人数的19.8%，每年达一千万人次流动工人[21][21]。同时在全国建立250多个官方劳动力市场。（1969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的实验和科学劳动组织理论）
1992年中国决定性地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下岗便成了工业、企业裁减冗员的标准化手段。城市出现大量流动人口，成为大规模流动劳动力。
C6农村：劳动力流失问题
前苏联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1964-1970，全前苏联20-24的男子和妇女减少38%和43.5%，25-29分别减少28.5%和28.8%[22][22]
中国农村青年便自行跨越了政府设置的城乡分野，兴起了改革时代极为壮观的“民工潮”。1990年代初，大约8，000多万的民工在城市流动，做着所有低质量与低收入的工作。
C7民族问题：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抬头
1968年，乌兹别克发生克里米亚鞑坍人示威，1972立陶宛发生流血示威与民族主义暴动[23][23]。
1997中国新疆地区东突恐怖爆炸到了高峰，炸死9人。2007东突以人权民主等名义进行非暴力分裂运动，并与台湾、西藏的独立势力相互联合。
C8收入差距问题
1972，前苏联官僚资产阶级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沙皇时代
2002年，中国总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5，既高于同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0.454），又高于同年城乡分别计算的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城市为0.475，农村为0.399）。[24][24]
C9腐败现象：官僚通过高工资、高奖金、贪污腐败等手段，获得高额收入
1970年代，苏联的官僚作为新兴私人资本的政治代言人，导致腐败现象曾出不穷。在哈萨克共和国，拥有别墅的现象成风，所有领导都有多处私宅[25][25]
中国政治权力租金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1987年约为20%，1988年约为30%[26][26]，1992年约为32.3%,这意味着全国人民一年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中有三分之一都变成了寻租者和贪官的收入[27][27]。
C10工人和职员：一定程度上受到剥削，国民收入分配通过各种途径向高收入者与有产者倾斜
1960-1973，前苏联平均工资年增长4%，但是企业利润年增长11.5%，工人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不断下降。
1978年以来，根据产业工人工资历史变化的数据，他们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际收入相对下降的人群
C11文化交流：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对立基本消失，出现留学热潮
1975年前后大量前苏联青年海外留学，大量官员输送子女出国留学。出现留学高峰。
2005前后，中国青年出国留学潮的高峰
C12 经济粗放式发展，导致能源危机
1980苏联经济增长中集约化程度不高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苏联生产一吨水泥的能耗是美国的2.3倍，木材产品1.5倍，矿物肥料7.6倍[28][28]
2007 中国面对严重的能源危机，生产集约化多年没有得到解决
C13为了减少阶级矛盾，突出发展，同时社会出现激进思想
1980，戈尔巴乔夫及前任，提出人道的社会主义。1986  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正式提出“加速发展战略”，“扩大政治民主和公开性”。苏共的行为引起社会关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大讨论。 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很多问题当时没有想到，特别是低估了民族问题，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会议前后先后出现各种联名信或公开信，学者以及部分持不同政见者在香港大学讨论民主社会主义,左派与右派的思想斗争拉开序幕。以公开信为标志，中国开始进入了思想讨论时代。
C14经济改革的重要成果：苏联经济奇迹与中国经济奇迹
1955年开始，特别是1961-1985期间，前苏联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超过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29][29]
1979-2006，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逐渐超越世界其他国家，GDP平均年增长率9.7%，世界称为中国经济奇迹
现象归纳与分析
前苏联
中国（30年后）
D1经济发展推动政局发展
1991，前苏联由俄罗斯继承，部分共和国恢复主权，立陶宛等分裂独立。
应该以苏联的失误为戒
D2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双强发展
1994年，俄罗斯在按既定方针实施私有化的同时，对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战略性企业实行部分的国有化。一些行业如媒体、银行等私人资本相对集中。
中国的国有资本和民族资本应该走向双强发展的道路。
本节为首先对比分析中国和前苏联两国的经济发展轨迹，然后对比中国和前苏联两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轨迹，再对中国和前苏联两国在思想意识和文化教育方面进行路径对比，最后分析路径相似性的内在动因。政治影响经济，但是经济决定政治，最终决定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教育。
中国和前苏联的经济发展的宏观表现形式是私有制与公有制的转换，在微观层面表现为资本的集中过程。在时间顺序上，基本上按照公私兼顾、完全公有、农村个体经济试点、工业经济改革、建立市场经济、私人资本与公有资本双强发展等几个步骤。
1）建国初期公私合营：持续三年左右时间。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使得私有经济往往在国家发展的困难时期，采取资本家的种种投机行为，最终导致与公有经济之间的矛盾。（A2）
2) 公有经济反击期：国有经济的主导者——政府，为了社会安定，必然采取各种经济措施，与私有经济进行经济战场上的斗争，维持供需平衡。（A2，A4）
3）完全公有化期：由于政府计划经济不可能比私有经济灵活，因此为了维护社会安定，以及维护公有制消灭剥削的核心思想，以私有经济破坏社会生产秩序为名义，对私有经济完全强制没收为国有。（A4）
4）完全公有导致效益下降：表现为建国后期十年左右（前苏联为1927年，中国为1957年），产生大面积灾荒，并且有大量人口饥饿致死。（A5）
5）在计划中学习经济路线并伴有思想斗争，以及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进行的统一思想（个人崇拜）：在不断探索中实行计划经济，并且取得一定的成果，前苏联、中国的经济相对平稳。同时伴有前苏联的反革命集团、中国的文革，都是这一阶段经济发展不平衡，执政党部分成员试图超越经济规律未果，而转移到思想与路线斗争的结果。（A6，A8，A9）
6）初步转向私有经济：随着个人崇拜的结束（斯大林、毛泽东的去世），路线斗争结束，初步引入私有经济。在前苏联表现为1954年的集体农庄中个人的生产决定权，中国表现为1980年左右的生产队中的个人承包制。（B1）
7）所有制改革，引入股份制：建立经济行政区或者经济特区，从1955年开始前苏联在其加盟共和国境内先后建立了100多个经济行政区，中国在1980年之后，在沿海地区设立多个特别行政区（B4）。苏联从农庄企业开始引入股份制，中国1990年左右开始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B10）。
8）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大量吸引外国资本，以各种积极的模式进行合作：前苏联从1958年开始，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吸引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投资；中国则开始与1979年，目前中国正处于外资投资高潮。（B6）
9）社会开始根据收入出现结构性调整，不同阶级在阶层上逐步细化：两个国家在进行所有制改革后，产生一批因为权力优势或抓住改革机会富裕起来的新型中产阶层、企业大规模裁减人员（前苏联的指导思想是“科学生产试验”， 中国的指导思想是“下岗”，“减员增效”）而出现大量城市流动工人、农民成批离开农村形成农民工、建筑产业人员增加。(B1，C5，C6)
10）体制改革落后与资本发展的需要，导致出现一系列社会问题：腐败现象涌现出来，成为社会焦点；贫富差距扩大，劳资矛盾突出（C8，C9，C10）。经济发展的集约化方针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由于发展的粗放式增长，导致了高能耗与能源危机（C12）。
11）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双强发展时期，并且开始以对外投资的形式扩张。目前俄罗斯应该已经属于双强发展阶段；中国的私人资本正在壮大过程中，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规模；公有资本对经济的控制力度依然很强大。（B3，C14，D2）
中国和前苏联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按照理论化的共产主义（中、苏）、实践中尝试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前苏联共产主义）、认识到实质上处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共同发展这样的主线进行，都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前苏联的成立对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国在三十年后成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期作为弱势政权，往往对外妥协（A1，A2）
2）全面否定私有制度，建立公有制度。两个大转变：政治上反右倾，扩大对有产者的打击乃至消灭的力度；经济上以消灭富农为动力，以公有制为内容进行全面集体化。（A4）
3) 计划经济失衡，导致管理层内部路线斗争。面对经济模式和政治体制本身带来的困难和矛盾，只能诉诸不间断的清洗和残酷打击。路线斗争的高潮形式，往往是所谓的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司法遭到完全破坏，大量党政军干部、科学技术人员被清洗。进一步强化公有制，但是带来社会灾难（A6，A7）
4）政治上承认正国家处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引入部分私有制度，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初步开始。同时提出两种制度的并存性，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从完全对立转向和平共处。建立了按劳分配制度，建立经济行政区。（B1，B2，B4，C3）
5) 在政治上提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认同并强调私有经济的重要地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建立市场经济的新秩序奠定政治基础（B8，B9）
6) 政治上遇到分裂主义势力。苏联内部立陶宛等国家出现流血游行与民族暴动等分裂主义民族势力；中国出现疆独、台独、藏独等分裂主义势力，并且呈现相互联合与采取非暴力方式分裂国家的趋势。（C7）
7) 执政党的政治基础逐步融入新兴阶级，并且在政治纲领上有所表现。前苏联体现为两个“全民”，但是阐述不全面，具有片面性；中国体现为“三个代表”，充分代表全体人民最广大利益，特别是强调了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C2，C3）
8) 最后到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共同发展的阶段。（C14，D2）
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符合各个国家特点的思想或方针。在前苏联，是以《联共党史》为代表，到中国已毛泽东思想为代表。建国领袖之后的中国和前苏联领导人，根据本国特点和具体实践，分别提出了具有一定相似性的思想，比如前苏联提出“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中国则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前苏联提出两个“全民”，而中国则提出“三个代表”。由于政治路线与经济发展的变化具有内在相似性，从而推动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阶级层次发生的深层次变革也具有内在相似性，最终引起了思想变革的相似性。中国和前苏联的文化教育以及思想领域的变革，也在时间上大约相隔30年。
1）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导地位，以及社会主义的建国思想、公有制思想。（A1，A2）
2）政治思想的路线斗争，所谓右倾与左倾问题，以反党叛国或反革命的名义进行：前苏联以1936年开始的大清洗为斗争的高潮；中国表现为1966年开始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A4，A6）
3）稳定社会，进行思想教育，并导致个人崇拜：1935-1936前苏联修改宪法，并以斯大林名义命名，1969中国九大，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1938，斯大林主编《联共党史》，1960年9月下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发行。（A8，A9）
4）宗教信受到影响：苏联仅在1937年8月8日－1938年10月19日就有20765东正教人被杀。到二战以前，教会体系几乎被彻底消灭。中国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冲击庙宇、教会。（A10）
5）科学与文艺领域的阶级论：二十世纪30年代，前苏联学术与文艺界以思想路线作为评价学术成就的标准；二十世纪60年代，中国学术与文艺界以阶级斗争为纲，浮夸风盛行。（A11）
6）修改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理论上做铺垫，主要在思想上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承认部分私有化与市场化对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作用。（B1，B2，B4）
7）思想认识的调整，以及对以往错误路线进行平反的需求大量涌现，引起部分失控行为，产生过激思想。前苏联以1957年解冻思潮的形式出现；中国则以1989年学潮为代表。（B7）
8）在全国范围内以讨论的形式，进行思想调整，侧重于进一步强调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意义：1962，前苏联提出利别尔曼建议（1962.9.9真理报）：以经济手段代替行政手段刺激企业生产，并引发全国讨论；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抓到老鼠就是好猫”。（B8）
9）要提高经济效率，必然要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并以教育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1966，前苏联提出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1992，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50-1972 前苏联知识分子数量有很大增加，仅仅副教授以上人数就从1950年的84，500增加到1972年的395，200人，增加四倍（前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72）；1980-2003，中国高等学校专职教师数量从24.69万增加到102.3万，增加四倍。（C1，C4）
10）对外文化交流增加，大量人员出国留学：1975年前后大量前苏联青年海外留学，出国潮的高峰；2005前后，中国青年出国留学潮的高峰。（C11）。
11）为解决不同阶级、不同地域之间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提出一系列指导思想，并通过党政系统贯彻：1980，前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及前任，提出人道的社会主义，但是因为掌控失当，引发社会大辩论，否定党的前期成就与党的领导，为1991年的崩溃埋下伏笔；2007年前后，中国有部分人士在讨论所谓民主社会主义。（C13）
中国和前苏联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很多方面，具有宏观上的相似性，而且时间的距离大约三十年左右，这样的现象不能用偶然性来解释。有很多因素会影响社会的发展，使得两个国家在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微观层面会表现不同，但是在某些重要的内在因素的相似性，导致了两个国家在宏观层面的相似性。
这个重要因素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其主要特征表现为资本的集中程度。从中国和前苏联建国的历史经验来看，都历次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私有资本初步诞生（建国前夕）à 私有资本国有化（建国初期）à 私有资本消失并产生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探索期）à 国有资本为主体，允许存在私有资本（改革初期）à 私有资本迅速发展（改革成熟期）à 私有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成分（改革高潮期）。
下图表明了不同历史阶段的资本私有化集中程度（图1）。
中国之所以会走向类似前苏联一样的资本私有化与集中化的道路，是资本推动政治、政治影响资本的结果。一方面资本私有化与集中化是不可避免性的历史进程，一方面也要对资本私有化与集中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政治与经济问题做好预防措施。
目前中国的腐败问题、收入差距问题、农村劳动力流失、就业问题等等，都与前苏联相似，是资本私有化积累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对苏联历史经验的学习与借鉴，减少改革的成本。中国内部矛盾问题，主要体现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这些改革所积累出来的矛盾一旦爆发，其结果将和前苏联一样代价高昂（D1）。
中国目前所处于的历史阶段，应该定位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在建国到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现在，民族资本从萌芽阶段逐步发展到鼎盛时期。
中国政府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支持方式，可以从政治思想动员与经济政策优惠两个层面展开分析。
1．政治思想动员
政治思想动员主要体现在调整人们的收入分配观念，在思想上建立财产性收入分配制度。首先提出私有经济是公有经济的合理补充，再提出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后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进行市场经济，随即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理念、淡化制度问题，继而强调资本可以参与利益分配，直到最近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正式提出要保护与鼓励财产性收入。
2．经济政策优惠
以政策优惠等方式，对民族资本给予扶持，主要表现在税收优惠以及投资环境建设。中国各级政府都有招商引资的内在动力，经济增长成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指标。
各级地方政府为民族资本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在改革初期为国家垄断资本到私人资本的转移提供了宽松的法律环境，例如中小企业的改制重组，最大的受益人是官僚阶层，随后这些官僚资本家发展成为民族资本家。后期则由于工农阶级的经济能力有限，导致发展空间有限，这样民族资产阶级得到的进一步发展与壮大。
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认识，可以从社会现象的解读得到启示。在一些热点问题背后，往往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各方面力量角逐的结果。
1．民主
民主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从来就不可以脱离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单独发展。现代民主的表现形式为言论自由、选举权等。西方式民主的基础在于对个人财产的承认，以及对财产性收入的保护。作为财产性收入的基础，资本积累在中国还没有达到最大化。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所积累起来的巨大的国家资本，合理地改制或转移到个人名下管理，需要有个过程。只有这个过程积累起来了，中国才可能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现阶段有几个方面的中国民主推动者，出发点与动机完全不同：
（1）西方发达国家或国际跨国资本的代言人。他们抨击中国缺乏人权、缺乏民主，在表面现象上看是为了维护人的利益，其实是维护跨国资本的利益。在西方民主制度下，资本的大小决定投资机会的多少。因此，在中国的民族资本还没有壮大的情况下，一旦加速走向资本主义民主，最有利于外国资本的入侵。
（2）中国共产党。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长远追求目标，因为只有实行民主才能最大化地保护财产所有者权益，非民主的制度反而会损害财产所有者利益。但在资本积累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加速走向民主，将给中国资本带来巨大挑战。中国红色资本还比较弱小，无法与国际资本抗衡。采取的逐步民主的步骤，最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
（3）中国的普通劳动阶级。他们对民主的需求，往往局限在言论自由与投票权上。由于教育和认识的不足，劳动阶级并不清楚所谓的西方民主将导致他们失去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无条件平等，等待他们的将是资本主义下的完全物质化平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资本的大小并不能决定个人前途与机会，但是一旦走向资本主义制度，普通劳动阶级将只能接受资本控制，所有的言论自由或者投票权都必须在的剥削制度下进行：有资本就有机会，没有资本就没有机会。劳动阶级并不清楚，民主是有阶级性的，他们追求的西方民主一旦采取激进的形式实现，其最大收益者是西方资本。
2．体制改革
中国的体制改革，是为了提高效率。在众多的效率中，起到核心作用的是经济效率，而经济效率的最大载体是中国资本的收益率。因此，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所围绕的中心，是为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壮大提供各种配套措施，包括民主改革的进程。民族资本壮大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壮大的过程，最终有利于中国复兴。
3．反腐败
腐败问题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导致的，在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下都有腐败问题。中国的官员腐败有两个作用：一则是在改革前期导致国家资本向私人资本转移，从历史的角度看，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虽然丧失了部分公平，但是对资本的形成有利的，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的积累；二则是在改革后期，权力寻租有可能造成经济效率的低下，这又在另外一个方面妨碍了民族资本之间的有序竞争。腐败在现阶段已经成了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阻碍，反腐败的最大力量来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资本，而不仅仅是劳动阶级。
4．国有资产流失
中国存在巨量的“国有资产”，但从实际控制权的来分析，中国的所有“国有资本”的管理层，都是由党的各级组织部任命。在这样的形式下，如果某些党内领导干部丧失为人民服务的意识，那么就成了是事实上的党产，或者是官僚资产。从这角度来说，将不存在国有资产，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是个伪问题。
这样，当资产从官僚阶层手中以改革的名义变更到官僚资产阶级或者民族资产阶级手中，就只能说是“转移”。因为，一旦国有资产沦落到那些丧失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部分官僚手中，国有资产就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属于人民。而且资产在一个国度之内并没有消失，仅仅是转换的所有权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国有资产流失也是个伪问题。例如，四大国有银行上市发行股票，作为国家的公民只能在二级市场上购买股票。按照国有的性质，应该每个公民平均划分股份，但是没有经济学家注意到这个问题。这时候“国有资产流失”的伪问题就表现出来了。不过，还是有很多学者研究“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下面将会讲到这一点。因为历史发展必然需要学者自觉地，或者更大程度上不自觉地，为新兴阶级的服务。
5．证券市场
中国的证券市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证券市场有本质的不同，那就是流通问题。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证券市场是全流通的，唯独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相当大比例的股票是国家股，不可以流通，流通的仅仅是小部分股权。从这层面上说，中国证券市场的主要功能是推动私有资本积累与国民收入的转移，也就是把国民收入转移至官僚资本家或民族资本家手中。不可否认，在这样的证券市场上，一样催生了很多研究报告乃至技术分析手法，也催生了很多改革建议，但是中国证券市场作为资本原始积累工具的重要地位是短期之内无法改变的。
6．通货膨胀与流动性过剩
中国经济发展与苏联上个世纪70年代相似，属于资金与资源推动型，而不是技术推动型。因此，经济过热导致的是资源的大量消耗，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须要经历的粗放式增长过程。这样的增长过程，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产需要重新洗牌。社会各个部门、各种个体的具体利益需求，逐渐形成宏观的财富分配角逐。而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不同的群体拥有货币的意义，在于对社会财富的索取能力。因此，流动性过剩，是打破社会财富分配旧模式、建立财富分配新模式的必然过程，不可能通过货币政策解决。而且，如果通过货币财政政策进行解决，实际上是解决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模式问题。
7．住房
住房是中国新兴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劳动进行占有（也就是获得党的十七大所提出来的财产性收入）、实行资本原始积累的最有效率的工具。中国政府通过法律限制劳动阶级自己建设住房，其实就是为资产阶级占有劳动阶级的劳动、获得财产性收入营造空间。
例如，作为刚性需求的新婚年轻劳动者，为了购买一套住房，就需要动用双方父母二十年的积蓄作为首付，然后再用他们今后二十年的劳动作为按揭。以简单的砖瓦水泥，就可以榨取六个工人二十年的劳动价值：因此住房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最重要手段。政府对房价调节，内在的主要参考因素是资本集中程度是否符合新兴阶级的利益，或者社会矛盾是否尖锐到影响社会稳定。
因此，中国房地产完全不同于日本等国所发生过的泡沫危机。中国的房地产问题的表象是泡沫，但是本质不是泡沫问题，而是新兴民族资本对劳动阶级的劳动进行占有，以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工具。提出所谓泡沫问题、研究所为泡沫问题，都是有意或者无意地为资本占有劳动进行掩盖。
至于有人提出，政府提高土地价格，导致房价上升，因此政府在其中也占有更大的利润。其实，只要分析一下政府的财政支出最终转移到什么阶级、哪些人手中，就会明白为什么本文不说房地产是房地产商进行资本积累的工具，而强调是房地产商所在的这个新兴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工具。
8．收入分配
中国目前存在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这与前苏联七十年代很相似，当时苏联因为企业股份制改革导致社会阶层分化。收入差距造成的社会矛盾，可以通过分化被统治阶级而得到缓和。中国目前被统治阶级被通过工种划分为各种阶层，由于传统观点对工人阶级的普遍缺乏认同，因此很多软件业、金融业、教育业等行业的从业人员否认自己的产业工人身份。被统治阶级的分化减少了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资矛盾。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既是政府推动经济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另一方面，收入分配观念上发生变革。中国和前苏联以提高“效率”为理由，不再实施社会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逐步实行并强化按资分配或按生产要素分配原则。鼓励与保护财产性收入，是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按照生产要素分配理念的重要总结，其实就是资本占有劳动的观念的完全建立。
9．农民问题
由于农民人口在中国占据重要比例，因此农民问题或者说粮食问题始终是关系中国稳定的重要社会因素。中国的农民问题在现阶段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特有的户口制度下，农村城镇化与农业人口城市化问题。中国目前实行的是类似于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的出身决定论，一个人的父母将决定这个人的社会身份。为了符合新兴阶级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样的状况正在逐步得到改善，而改善的过程将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二是目前的农村收入问题。中国目前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还在继续剥夺农民的劳动价值。虽然实行了减免农业税收，但是农民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保险、也没有养老保险，而且子女教育等各项生活费用非常昂贵，平均而言农民的收入没有显著增加。但是与分化工人阶级一样，国家政策将农业阶级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因此从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与农业相关的社会矛盾。
10．学者的阶级性
在中国的学术界存在经济学家的“良心”之争，这是社会阶级凸现、阶层分化的典型表现。中国或世界上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其言论的阶级性往往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有明确的阶级意识，知道自己的研究立场和利益取向，因此在研究或发表评论时，所采取的理论前提将完全不同。不同阶级的代表获得的社会评价不同，往往代表新兴阶级利益的学者，不被社会大众所认同，而代表劳动阶级的人，往往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可。但是代表劳动阶级利益的学者，在反对新兴阶级对劳动阶级的剩余价值进行占有时候，往往忽视了海外资本的潜在入侵因素。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改革，必然要向国外完全开放。劳动人民必然要为某种资本服务，为民族资本劳动是民族内部矛盾，被外国资本剥削则是敌我矛盾。而民族资本要抗衡国际资本，必须通过对劳动阶级剩余价值进行大量占有才能发展壮大。因此中国学者批判中国国内民族资本时，要避免成了国际资本打压中国资本、扼杀中国资本的协助者，间接地将劳动阶级从可协调的民族内部劳资关系推向了不可协调的敌我劳资关系。
二是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但是在无意识地、不自觉地为特定阶级服务。这样的阶级性，主要表现为通过学术研究或学术思想的传播，淡化或掩盖目前存在的劳资矛盾。例如以下研究领域：中国国有企业减员增效、中国工人的下岗再就业、中国证券市场技术分析路线、国有银行上市的战略意义等等。中国有很多学者对这些问题的进行大量研究，通过大量的学术成果或文献掩饰了以下事实：国有企业增加的是资本所有者的效率不是被裁员者的效益；下岗本质就是失业，工人被彻底剥夺前期劳动成果，而且不会因为曾经是国家劳动者就可以持有原来企业的股份；中国证券市场本质上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市场，也是国民生产进行转移与分配的重要工具。但很多学者的所谓研究都掩盖了本质。例如研究中国证券市场的所谓技术分析方法，就掩盖了中国证券市场洗劫中国普通投资者的事实，让劳动者将投资失败看成是资本市场的偶然性因素，或者自己运气与技术的因素；关于国有银行所谓的上市，大量文献研究其效率与战略发展问题，忽视国有银行私有化的事实，而作为名义上主人的全体国民将在学者的研究导向下无法意识到理论股权的丧失。因此，学者的研究带动社会的视线，为私有化创造有利条件。从这个意思上讲，很多学者都是不自觉地代表新兴阶级利益的。
三是教育体系上的愚民现象。西方经济学在中国高等学校中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中国高校学生普遍以学习西方经济学作为基本常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被认为是过时的理论。通过对中国下一代青少年进行普及化的西方经济学教育，灌输供求关系理论，以此掩盖资本原始积累中的剥削本质。例如，中国目前普通百姓和青少年，对房产价格上涨的认识，一般局限在供求关系的认识水平上，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国家行政垄断推动资本原始积累的工具。从这个层面说，这样的西方经济学教育模式，有利于社会思想稳定和国家经济转型。
11．                    世界新秩序
所谓世界秩序，就是世界利益的分配模式。中国之所以能够影响世界秩序的构建，是因为中国民族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参与资本利得的分配。因此，所谓世界新秩序的构建，就是中国新兴民族资本逐步壮大发展的过程。为了推动世界新秩序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中国政府在努力采取各种措施，积极促进民族资本原始积累的迅速完成。所谓世界大国，首先是资本大国，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利用其巨大的外汇储备推动对外投资。中国未来的力量，必须也只能来自私人垄断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的双强发展。
目前，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中国传统工人阶级，同样代表了新兴阶级的基本利益。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才能代表资本集中（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双强发展）的必然趋势（D2）。
在资本集中的推动下，中国将和苏联一样，先采取先深化党内民主，然后改革国家民主。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一切政治机制的形成，在宏观上必然是利益阶级或者利益阶层之间博弈的结果，也是也社会资本逐步积累与集中的结果。
未来十年以中国民族资本得到迅速发展，国有大型企业大幅度私有化（股份化），被寡头或集团所控制。
未来十年中国金融资本出现竞争格局。目前四大中国国有银行已近股份化，中小银行在中国各地正在涌现，将面临先股份制再私有再竞争的格局，外资银行大量进入，银行法需要相应修改。中国国内私人保险公司将获准经营，并依据民族资本的力量得到迅速发展。
未来十五年，中国将承认土地的私人所有权，原先承包者具有优先购买权。目前在中国以各种方式承租土地达到十五年以上者，将因此获得巨大回报。
未来十五年，由于中国民族资本持续多年的原始积累、人们思想观念的变更、新一代的成长，大量社会矛盾可能被激化。而且利益两极分化导致民族独立势力将有抬头的趋势，可能爆发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甚至社会危机。社会动荡将以货币贬值、工人罢工、涌现不同社会群体、民族分裂暴力活动、非暴力游行示威等各种形式出现。
未来二十年，一方面由于中国民族资本力量在世界竞争力与影响力的加强，一方面中国民主改革处于利益格局形成的关键时期，国际社会会以台湾、西藏、新疆等问题，挤压中国的国际空间、影响中国的政治转型。随着中国经济从社会动荡或变革中完全复苏，国际社会地位得到进一步增强，国有资本与民族资本得到双强发展。
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就可以称为奇迹，如同前苏联经济奇迹。作为前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现在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已经和中国、印度并列为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三个主要力量。同样，在今后二十年时间内，随着中国顺利完成政治体制转型和生产方式转型，中国将始终是世界经济的动力：中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之路是不可阻挡和逆转的。
结论与建议
中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私人资本急剧膨胀、国有大型企业不断改制上市、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中国产品在全世界受到抵制、城市流动与失业人口剧增、农村人口大量进城、房价飞涨、通货膨胀，等等一系列问题排在中国人民面前。这些问题苏联已经发生过，通过与苏联的对比，以资本集中程度为主线，可以分析中国政治与经济未来发展趋势，就是本文的重要贡献。
中国目前为什么会让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感到担忧，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民族资本的觉醒和壮大。中国和前苏联在建国前期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积累大量社会财富。在改革成熟期，这些财富通过改制等形式迅速转移到私人手中，等于为资本的原始积累创造了最好条件，也等于在前期代替私人资本以国家名义进行原始积累。这样以国家的力量或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进行资本的前期积累，超过了西方私有资本几百年原始积累成果。这是俄罗斯或将来的中国，屹立于国际社会的根基。西方社会最为担心的是：随着中国资本的扩张，随着民主在中国的扎根，随着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很有可能在未来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以维护人权、推行民主、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发动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入侵，谋求政治与经济利益，剥夺以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既得利益。
虽然从微观来看，中国和苏联的具体国内外环境存在很大的不同，中国国力的相对地位暂时不如三十年前的苏联，苏联的工业侧重军工中国侧重民用，苏联时代各国竞争的高科技领域是化工技术现在则是信息技术，而且中国目前所处的社会信息化程度远远超越了前苏联，中国具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中国的统一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但是从大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几十年的时差微不足道，中国和前苏联的发展仍然属于同一时代。宏观的规律引导中国发展的本质：中国必然如同前苏联一样走向私有制资本与公有制资本双强发展的道路，必然走向世界大国、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对中国政府，或者任何与中国未来发展有联系的个人、企业、组织或政府而言，认知宏观规律、把握微观表象，将有利于战略规划的制定。
对中国政府或执政党而言，维持社会稳定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也符合所有阶级的利益。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民主的进程应该等同于或者滞后于资本积累的速度，如果在社会资源或社会资本没有达到一定的私有化程度时，一旦采取所谓激进的民主进程，将导致社会利益集团对资源或资本归属的纷争，最终损害的是国家的和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目前已经建立在国内所有的机构里面，这些机构里里面几乎所有重要岗位的工作人员都是共产党员。这样，社会利益冲突就是党内冲突，社会矛盾就是党内矛盾，只能在党内解决。因此，党内民主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自身要求，也是改进国家民主的前期行动。
中国需要做好相应的预防措施，防止在2020年左右发生政治动荡（C7，D1）。在涉及到中国国家社会稳定和国土统一的问题上，必须事先做好部署，建议用经济政策优惠的形式推动民族融合，以促进政治、经济、文化与人员交流。对所谓的自治区要重新定义，或者全部设立为直属中央的省、市，防范以自治为名义提出独立要求。有效调节私有资本扩张与原始积累的速度与节奏，特别要充分解决目前日益积累的民族内部矛盾。如此，才能维持人民福祉，才能在不违背历史规律的基础上，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坚定地走向超级大国之路。
要警惕其他国家政府推动中国“加速”民主进程。在中国资本还没有发展壮大的时候，推动中国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将最符合西方资本集团的利益。只要中国发生内耗，或者民主与经济脱节，就是西方资本在中国建立更大基地、剥削更多中国人民的最好时机。
在民主改革速度的选择上，一定要把握好节奏，甚至宁慢勿快。中国民主改革势在必行，但是一旦贸然或无计划地加速，就限制了中国政府管理社会资源的权力，而法制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迅速健全，这将给西方资本打击中国资本、利用法律漏洞占有中国的土地、人力、资本等等带来最佳机遇。
西方国家已经经过了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因此现在摇身变为卫道士，通过人权等名义，对中国民族资本积累过程中发生的现象进行指责，从而从“道义”上限制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与进一步发展。还通过激进的民主人士、宗教团体、民族主义、分裂势力等，对中国政府或者中国资本进行压制，推动中国实行激进的民主，最终达到最大限度的剥削中国人民，实现西方资本利益最大化。
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研究民主的具体模式，达到团结、和谐。在此基础上，需要前瞻性地研究国家民主改革的进程，以及将来国家民主的模式选择。民主改革是必然趋势，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各个阶级的内在要求，目前问题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民主模式、维持什么样的步调，这才是迫切需要探讨的课题。这样才能够面对大的历史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顺应历史潮流。
注1 可参考的报告
可以参阅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7年11月17日的报告China and Vietnam—a comparative review of reforms: basic data.
该报告人为Borje Ljunggren, 瑞典前驻中国与越南大使，现任哈佛大学亚洲项目研究员。本文的研究方法与结论，可以从一个侧面为该报告中提出的部分问题提供一种解答方案。越南2006年经济增长速度世界第三，国内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国前期非常相似。越南发展的内在动力或者经济奇迹的谜底，可以沿用本文对中国和前苏联的分析思路进行解读。
2 可供参考的文献
部分来自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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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1日第3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