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负责到底：回忆三峡工程上马过程的始末
李锐 前水电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原中顾委委员
「当代中国研究」一九九九年第三期（总第66期）
三峡工程是一个超大型的水电工程项目。早在80年前中国就出现过关于这一工程的构想，解放后也一直有人积极主张这一工程上马。为什么八十年代以前，这一工程始终未能上马？八十年代当中，又是经过什么样的决策程序，使得这一工程得以重新上马的？我在五十年代就参与过这一工程的相关讨论，文革以后也一直关心这一问题，比较了解这一项目决策的历史过程和演变。在此文中，希望通过介绍三峡工程上马的始末，回顾一下中国水利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也就三峡工程的防洪效应、该工程与中国的经济以及生态环境的关系等问题，作一些分析。
1949年以前的三峡工程设想如果要追根溯源，历史上最早提出三峡工程的是孙中山。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讲到航运问题时曾指出，宜昌以上的长江河道有急流滩石碍航，“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这一设想实际上是主张兴建低水头闸坝，以解决航运问题为主要目标，结合水力发电。1932年，工程师恽震等在三峡地区查勘后提出，可以在黄陵庙和葛洲坝建低坝，他们考虑的主要也是发电和航运。因此主张建低水头的大坝工程，设想中的坝高比现在已建的葛洲坝还低。
在四十年代，当时的国民政府有一个主管经济建设的机构，即资源委员会，其中设有一个水力发电工程总处。抗战后期，这个委员会的主任翁文灏和钱昌照邀请了美国最有名的大坝专家萨凡奇到重庆访问。当时，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工程总处正在研究四川的龙溪河、大渡河、马边河、岷江等长江支流以及云南的螳螂川等中小河流的水力开发，于是就请萨凡奇对此提些意见。正好那时美国派到中国的战时生产局顾问、经济学家帕斯克尔提出，可以由美国贷款，在长江三峡建高坝水电站，同时兴建大型电解工厂，用一半的电力制造化肥，其产量足可占领国际市场，这样依靠出口的收入也就能偿还美国的贷款。于是，1944年9 月，萨凡奇由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工程总处负责人黄育贤等陪同，到三峡地区查勘，研究了高坝方案。那时的设想是，水库蓄水的（海拔）高程是200 米左右，大坝以发电为主，兼顾灌溉、防洪、航运等，水电站的装机容量为一千多万千瓦。当时，这样大的发电站已经是了不得的了。
日本投降后，资源委员会和有关部门就派了五、六十个水电、水利专家到美国垦务局，在该局总工程师萨凡奇的领导下，做了一年多的研究。这批人大部分都回国了，多数留在水电部门，少数人到了水利系统工作；也有少数人留在美国，其中有的人到现在还十分关心三峡工程，比如徐怀云先生，1989年我到美国去时曾见过他，三峡大坝截流时他也被邀请来过。
五十年代以来水利部门防洪方针上的偏差和三峡水库案的提出中国地处亚热带，季风型暴雨会造成较大的洪水，容易面临洪水威胁。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把治水看成一件大事，“善治水”与“善治国”是相关联的；而且，防洪从来是多管齐下的，主要是靠堤坝，同时还靠分洪、蓄洪，河道本身也要经常疏治。历史上，长江有九穴十三口南北分洪，南面主要是洞庭湖，北面主要是云梦泽，湖北是千湖之省，有上千个大小湖泊。自古以来，长江南北岸都有堤防，但从明朝起，传说是由于那时有名的宰相湖北人张居正的支持，湖北逐渐把长江北岸的堤防加高，把分洪的口子也都堵死了。结果，北岸的江堤又高又厚，南岸的堤却又低又薄；于是，洪水就先后在南岸冲开了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四个口子，淹到了湖南和洞庭湖，而北岸的荆江地区的很多湖泊却变成了土地。不过，洪水虽然使洞庭湖地区当年会
蒙受损失，但水退之后土地淤肥了，第二年就可能高产丰收。
可是，解放后我们的水利部门却形成了一种观念，进而又演变成一个大方针，就是一定要把洪水堵起来、用一个个水库来装洪水，从而一举解决防洪这个大问题；但他们对维护堤防、河道疏浚等日常工作的兴趣却不大，即使有一个堤防维护方案，也不认真执行。这种思想的危害持续了多年。
1952年我调到北京主管水电工作后，第一个碰到的问题就是水利部要修官厅水库，想拦蓄永定河水、防止洪灾。但是他们没有综合利用的思想，只考虑防洪、不管能否发电。当时他们设计的官厅水库有两套泄洪措施，一是从坝顶溢洪道泄洪，另外右岸还有个泄洪隧洞。水电总局为了综合利用库水来发电，就向水利部建议用那个泄洪隧洞做水电站的引水洞；可是水利部门坚持说，这个洞是放洪水用的，不能给你们送水发电。后来，我们水电总局没办法，只能在水库左岸专门作了地质勘察，重新打隧洞、修电站，还补做了水库范围的地质调
查。因为要发电就担心库底漏水，而水利部门为了防洪而修水库、是不管库底漏不漏的。这件事反映出水电系统与水利部门多年来工作上存在的矛盾。后来，水利部门虽然也注意到了水库的综合利用，但他们总的方针始终是想用水库把洪水装起来，从淮河、黄河的规划到长江的规划，一贯如此。淮河流域呈扇面型，上游的支流都很短，到了下游安徽境内才汇成淮河干流。五十年代治理淮河时，就是单一地在上游的支流修佛子岭、磨子谭、梅山等防洪水库，可是这些水库所控制的流域面积总共不到5 ％，无法控制淮河的洪水，起不到防洪作用。后来，水利部门才考虑如何利用这些水库来灌溉和发电。
解放后，长江水利委员会首先提出要修建三峡水库，该会负责人是林一山。1954年长江发生了大洪水，他就以解放前美国的大坝专家萨凡奇的建坝设想为基础，提出要尽快修三峡大坝，但他的目标与美国萨凡奇的目的根本是两回事。林一山主要是想通过修建大型水库来装长江的洪水，以防止长江的洪水灾害。
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任务是规划、管理长江流域的水利工程，应该是在全流域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上游到下游提出整套的规划，如果要设计安排多个梯级电站，也应该有通盘考虑。但是，由于长江水利委员会有一个建大水库、一劳永逸地解决洪水问题的指导思想，所以在主持长江流域规划时，就把全流域的规划收缩成论证三峡工程的问题，把长江的防洪任务简化成了全力以赴、争取修建水库的工作。1954年的长江洪峰时期，有大约一千亿立方米的水量既无法及时下泄、又不能靠堤防有效蓄拦，林一山就想建个三峡水库、把这一千亿立方米的水装起来。
五十年代当中，淮河、长江、黄河先后发生洪水。毛主席、周总理当然非常关心洪灾问题。毛主席认为，在中国的建设问题上，首要问题就是治水（第二是修建铁路）。他那时的几次题字都是关于治水的，如“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等。由于林一山强调，长江的洪水问题就是三峡问题，毛主席曾被林一山说动了，很想早些修三峡工程，于是在1956年写了那首有名的“高峡出平湖”的词。
水电部门不赞成三峡工程设想水电部门对三峡工程是不赞成的。五十年代初，主管水电工作的是燃料工业部内的水电工程局。1952年我调到该部工作后，发现水电工程局这个部内局不能充分开展工作，于是成立了水电总局（当时燃料工业部下设四个独立的总局，即煤炭总局、石油总局、火力和电网总局、以及水电总局）。上文提到的解放前为了三峡工程而去美国研究的专家们，回国后绝大多数人都在水电总局工作，黄育贤（已故）是总局的总工程师。
我在大学是学工科的，比较容易理解三峡大坝这样的大型工程中的要害问题。设想中的三峡大坝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特大工程，要建那么大容量的水电站，其技术要求、工程规模，都大大超越了当时的世界水平，也非国家的经济能力所能负担。当时我负责水电工作，知道中国能够建设多高的水电站大坝，也知道要建一个数倍于全国现有水电站发电总能力的三峡电站会有什么样的困难。苏联和美国当时的技术能力比中国先进，我们在苏联参观过不少大坝和水电站，水电总局里也有很多人了解美国水电站的情况。即使按照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来衡量三峡水库方案，也只能用四个字来表达，就是“不能设想”。所以我认为，三峡工程太大、太复杂，只能留给后人从长计议。
1954年底，中国电力代表团到苏联参观水电建设工程，团长是刘澜波，我是副团长。我们在苏联期间，于1955年初接到过国内的一个电报，内容是征求我们对水利部修三峡水库计划的意见。当时，我和刘澜波的意见一致，认为不宜修建。因此，立即给中央回电表示，“对国家来讲，这是很长远的事情，现在提不到日程上来”。在苏联，我与苏联水电设计总院的有关专家谈过三峡问题，请他们提意见。他们的意见基本上和我们水电总局的意见是一致的。从苏联回来后，根据燃料部领导的意见，我曾就苏联有关部门关于三峡工程的看法给周总理写过一份比较详细的报告。
水电和水利部门在三峡工程问题上的公开争论当时，因为中央正在议论长江防洪的问题，水利部就抓住这个机会强调修建三峡水库的紧迫性，催得很紧。1955年下半年，请了一批苏联的水电、水利专家来研究这个问题。这批苏联专家中，除了个别的为苏联农业部所派，大部分都是电力部门、水电系统的专家。我国的水利部与苏联对口的政府机关应该是苏联的农业部，苏联农业部中的水利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是管水利灌溉，并不象中国的水利部门那样直接管大河流上的水电工程。在苏联，管大型水利工程（包括修水电站、运河）的不是水利部门，而是电力部或水电水利设计院，因为修建水电站是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本来，我们的水电部门与这些来中国的苏联水电专家是同行，彼此之间容易沟通，但是那些苏联专家到
中国以后，只有两位到我们水电系统工作，有十几位却被安排到长江水利委员会，而长江水利委员会本身并没有真正了解技术问题的水电专家。因此，我们水电部门对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这类做法，是不赞成的。
水电和水利部门关于三峡工程的第一次公开争论发生在1956年。当时，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人林一山在水利部的技术性月刊《中国水利》第5 、6 期上，发表了一篇两万字的长文。他提出，只有修建了三峡水库，才能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为此，他设想的水库蓄水高度为235 米。为什么必须要达到235 米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千亿立方米以上的防洪库容，从而把1954年长江防洪时堤防挡不住的那一千亿立方米的洪水全部装起来。
我们水电系统的许多技术干部看到了林一山的文章后，都认为水利部门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提出的这个方案太离谱了，应该说实际上是很荒唐的。235 米高程是个什么概念呢？它比目前三峡大坝的设计高程175 米还要高出60米。如果真的建成这样的三峡水库，大半个重庆市都会被淹没，重庆段的长江江水将上涨到会淹没市区的抗战纪念碑的高度，整个库区还必须迁移200 多万人口，淹没四川省沿江的十几个城市。这样就变成了要通过牺牲重庆及其他大片地区，来免除武汉地区多少年一遇的洪水威胁。何况，即使牺牲了重庆等地，也未必能防止三峡下游地区的洪水威胁。
我们水电部门认为，防洪工作应该采取综合规划的原则，要注意在加强堤防、湖泊洼地蓄洪排涝、修建支流水库以及干流水库这四个方面协调发展，不能从简单化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指导思想出发，试图用一个大型干流水库去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堤防的作用十分重要，自古相沿，中外如此，不能偏废；但不能一下子把防洪标准提得过高，我们只能根据国家的经济技术发展条件，逐步提高防洪标准。至于水利部门当时要求建成超大型的三峡水电站，这大大超越了当时国民经济的条件和电力建设的基础，并且将遇到一系列世界上从未经历过的技术难题。
因此，1956年9 月，作为对水利部门修建三峡工程主张的回应，我们在水电总局的技术性月刊《水力发电》上出了一期长江规划专号，共有十来篇文章，其中主要的一篇是我写的。这个专号全面地论述了防洪、发电、航运等方面的问题，以及有关经济、淹没损失和地质等种种技术上的问题。当时长江的水还比较清，所以没有考虑到泥沙问题。我自己的那篇文章比较长，由于对方的文章长达两万字，我也写了两万字。我在文章中指出，从防洪、国民经济等各种角度来讲，对方的论点都是不合理的。我们的这个专刊出来之后，长江水利委员会就不吭声了，既不说我们讲得对，也不说我们讲得不对，只是对我们的意见保持沉默。可是，《水力发电》这种刊物的专业性很强，不为人们注意，毛主席和中央当然更不知道。
可是，水利部门通过邀请一大批苏联专家来讨论三峡工程，却形成了推动三峡工程的舆论，同时中央也有人喜欢这样的项目，这样一来，三峡工程问题就提到了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尤其是1956年9 月1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载了关于三峡工程的报道，甚至介绍了“围堰发电”、“临时船闸”等设想和关于施工工期的具体措施，给读者一个鲜明的印象，似乎三峡工程已经定案，很快就会开始施工了。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只差中央正式下命令、动手施工了。
为了以正视听，我只好写了一篇短文“略谈三峡问题”，寄给《人民日报》。报社随即寄来了清样，准备发表，但后来却并未将我的信刊登出来。以后，《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王揖告诉我，《人民日报》把我的“略谈三峡问题”一文的清样也寄给了周总理，但总理说，这个问题不在报纸上争论，所以未能刊登出来。
在“大跃进”当中三峡工程案被搁置当时，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三峡工程主张其实是与“大跃进”气氛相呼应的。那时，不仅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要修个三峡，淮河流域的水利部门也要修个“三峡”，要在平原地区修个大水库来装淮河的洪水，地址在临淮岗。我对这样的“一哄而上”有自己的看法，曾经用带点讽刺的笔调写了一篇杂文“大鱼网主义”，刊登在1957年4 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我给这篇文章取这样的标题，是看了广东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有感而发的。广东报上的文章说，一个县的某位部长不相信别人的劝告，强迫渔民取消了所有的小鱼网，做了一个三万多斤重的大鱼网，想一网把海中的鱼全部打上来。结果，这个网抛下海以后，一条鱼也未打着。我就借用了这个词。
我在这篇杂文中说，现在中国有很多的“大鱼网主义”，“生活中确实有人喜欢办大事情，热衷于解决大问题，急于一次彻底解决问题；还有人把这提到理论的高度，说这种‘大’癖是解决问题的‘重点主义精神’”。在文章中，我也不点名地批评了三峡工程：“据说，有一条河流，为了解决防洪问题，在支流上已经修了许多水库来装洪水，然而解决问题不大。于是现在有新的规划：在干流上修一个最大的水库，以彻底解决防洪问题。可是，这个大水库的代价是多大呢？移民一百万以上，投资好几十亿元”。
“大跃进”开始后，毛主席在1958年1 月的南宁会议上提出要修三峡。当时的国家计委负责人李富春、薄一波都持保留态度。于是，薄一波就提出，有个李锐是搞水电的，他和林一山争论过三峡工程的问题，李锐是三峡工程的反对派。毛主席就说，把他们两人都找来当面谈一谈。有关南宁会议的情况，我已有文著谈及，这里就不多讲了。总之，毛主席听了我的意见后认为，在三峡工程的问题上，我的意见对。我没有料到的是，后来毛主席就要我去当他的兼职秘书。这个秘书当得并不长，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我就因不拥护“大跃进”而挨了批斗。而我的那篇杂文“大鱼网主义”曾被作为罪证之一而印发，以供批判。更糟糕的是，因为我负责过水电工作，对我的批判使整个水电建设工作都蒙受了不白之冤，被说成是“反三峡、反水利、反火电”。
虽然我个人在“大跃进”中遭到了厄运，但三峡工程也未能上马，而被搁置下来了。南宁会议后，周总理就带队去长江三峡地区视察。1958年3 月，在成都会议上形成了关于三峡工程的决议案，其中谈到，三峡工程何时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完成后，才能作出决定；要防止规划集中三峡一点，不及其它；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和有了三峡就万事大吉的思想。我参加过这个决议案的起草，认为这个决议案是完全正确的。
1958年底长江水利委员会曾提出三峡初步设计要点报告，建议1961年开工、1965至1966年发电、1967年完工，但中央未予考虑。此后，不管水利部和林一山怎样催三峡工程上马，毛、周都未点头。后来我获知，周总理曾让张爱萍从国防上考虑三峡工程的可行性，张爱萍考察后提出的正式意见是三峡大坝不能修。到现在为止，张爱萍还是反对修三峡大坝。三峡工程上不了马、水利部门违反基建程序也要上葛洲坝工程虽然毛、周去世以前，三峡工程始终未能上马，但水利部门还是使葛洲坝工程上马了。其实，葛洲坝水库的设计功能本属三峡水库的反调节水库，不应先于三峡水库修建。由于三峡水库是个超大型水电站，而用电需求有时段差异，时多时少，发电多时水库下泄水量就大，发电少时则下泄水量少，流量的忽多忽少对航运不利。所以，需要在三峡水库的下游修一个反调节的水库，以便调节水量、利于航运。既然在七十年代并未修建三峡水库，所以本不需要先修葛洲坝水库。但是，
当年水利部门的负责人坚持要在长江上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建不了三峡，就坚持要上葛洲坝。主张兴建葛洲坝水库之初，连一向不遗余力地鼓吹三峡水库的林一山，也反对先修葛洲坝。因为他知道，葛洲坝其实是三峡水库的反调节水库，应该先有三峡水库，再建反调节型的葛洲坝水库。但是，最后他又改而赞成水利部负责人的意见了。
当年动工修建葛洲坝的过程是相当荒唐的。水利部负责人为了能有大工程可干，明知葛洲坝工程在技术上有许多问题没解决，论证并不充分，也要急于上马，于是就从政治角度去推动这项工程。他们把毛泽东说动了，于是毛泽东就题了词，“赞成修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这一题词是明显违反基本建设程序原则的。基建程序的常识是，任何工程必须在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才能施工，怎么可以设计都不完备就匆匆开工，边施工、边设计，干不下去了又推倒重来呢？但是，水利部的主要负责人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工程质量或节省经费，而是能不能在手中抓住一个大工程。他们即使明明知道工程仓促上马是违反基建程序的，还是照样干下去，因为他们已经这样干惯了。
所以，水利部的负责人把毛泽东关于赞成修建葛洲坝的题词奉为圣旨，特地把毛的这几句话到处悬挂。他们又特地选择毛泽东的生日12月26日，作为葛洲坝工程的开工之日。但是，由于葛洲坝工程的施工违犯了基建程序，结果还是在施工中发生了严重问题。因为泥沙淤积碍航的问题未解决好，交通部有意见。最后，周总理去葛洲坝工地视察，决定停工两年，修改设计。不过，在毛泽东题词的保护下，水利部负责人并没有为失误承担责任。所以，一直到1979年1 月，我恢复工作到水电部上任，一进大门，就看到整个墙面上还挂着毛泽东的这幅题字。不久后，水利、电力两部分开了，于是我就让办公厅取下了这大幅题字。
八十年代水电部组织的三峡工程的“一言堂”式论证过程1979年初，我回到水电部工作后接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此后这一争论一直未中止。八十年代初，陈云曾为此事找过我，要我就三峡工程的问题给他写个意见，我前后写过两、三次。陈云在五、六十年代一直是管基本建设的，所以他了解三峡工程的要害。我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书送上去后，中央领导层从邓小平到赵紫阳、胡耀邦都看过，赵、胡还有过批示。我与赵紫阳也专门谈过三峡工程的问题，我的意见他听进去了。后来，在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的领导下组织了三峡工程的论证，那次论证是比较客观的，各种反对的意见都能够表达出来，不仅计委、科委的领导能听到，而且中央也能听得到不同的意见。所以，三峡工程这个项目也就迟迟定不下来。
后来，我被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于是，水电部的负责人不断地向中央施加压力，终于从国家计委、科委那里争取到了论证三峡工程的领导权。这样，水电部成立了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下设水文、泥沙、地质、水工、防洪、发电、航运、移民、水位、经济、环境、施工等专题小组，邀请了400 多位各方面的专家参加三峡工程的论证。虽然水电部的负责人在论证中也打着科学化、民主化的旗号，但是，所谓的“民主化、科学化”只是形式上的，整个论证过程从人员组成到论证内容都反映出“一言堂”的专制色彩。
首先，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由水电部部长担任领导，领导小组成员都是水电部的副部长和总工程师，而上述的十几个专题小组的负责人也都是清一色的水电部所属各司、局、院的负责人，都是在部长领导下支持三峡工程上马的人。不支持该工程的人不能成为论证过程的领导者。其次，在邀请专家时也有明显的偏向，凡是批评三峡工程的专家，多数都被排除在论证专题组之外，而且对这一工程批评最多的专家，水电部都一概不予邀请。这样，在被邀请的400 多位专家中，只有少数几个人对上三峡工程有不同意见。在水电部邀请的二十几位论证组特邀顾问中也是如此，持反对意见的只有一位，即水电部不得不请的孙越琦。
水电部当然也没有请我参加，据水利部的人说，理由是林一山不参加论证，所以李锐也可以不参加。这个理由是十分牵强的，目的是把我从论证组中排除出去。当时水电部负责人是坚决贯彻林一山的意见的，所以林一山参不参加就无所谓了，林一山的意见就是水电部的意见。他们知道，我向中央写过很多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书、坚决不同意这一工程上马，所以不希望我的看法影响论证组的其他人。由于我那时在中央组织部的工作确实很忙，没有更多的精力，所以也未继续、主动地参与这件事。
在论证过程中，水电部经常故意不提供备选方案，使得参与论证的专家被迫只能论证水电部事先预设的那个方案。所以，后来我曾批评说，皇帝选皇后，也不能只有一个候选人，至少要有三、五个，甚至八个、十个，若只有一个候选人，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呢？可是，在三峡工程的论证过程中，许多方面的预案都是唯一的，即使有人提出了备选方案，也常常不被水电部领导人接纳。
据了解，有关方面也研究过三峡工程的替代方案，例如，长办曾根据论证的要求，提出过长江防洪的替代方案，即“在做好1980年所提平原防洪方案的基础上，中游加固堤防，扩大并完善分蓄洪区与上游水库联合运用的方案”。在三峡工程防洪替代方案的讨论会上，许多专家都认为，这个方案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个方案不符合水电部领导的意图，于是水电部要求长办再作补充性研究报告，然后召开了三峡工程防洪替代方案第二次讨论会，终于达到了否定替代方案、肯定三峡工程的目的。同样地，在发电和航运等方面，也有人提出过替代方案，但都被水电部轻易地否定了。
又如，在论证三峡水库的蓄水水位时，虽然提出要比较各种蓄水位方案，但还未展开讨论前，领导就授意水位组提出了初选的175 米方案；许多老专家如施嘉炀、张昌龄、李鹗鼎、罗西北、黄元镇、张启舜、何格高等，都在论证会上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提出了蓄水位较低的150 、160 米等方案；但水电部领导都不予考虑，还是始终坚持预定的175 米初选方案，结果，这个初选方案最后终于通过了，成了现在的施工方案。
另外，在论证的组织过程中，专家们被限制在各自所参加的专业组范围内讨论，不允许他们就有关三峡工程的整体性问题发表意见。例如，水文专家组只许涉及水文资料的问题，地质专家组只负责地质评价。然后，各专题组的专家们就被要求签字对本专题的论证结果负责。实际上，许多专家对三峡工程该不该建、蓄水位多高等重大问题，从无机会公开讨论研究，也无法发表自己的意见。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论证的主持者竟然宣布，在14个专家组的412 位专家中，只有9 位专家未签名同意三峡工程的方案。这种统计结果首先是盗用了专家们的信誉，因为专家们的签字只是他们各自小专题的研究结果，他们并无机会就三峡工程
是否上马、若上马则应建多大规模等关键问题表态。其次，在学术论证问题上，岂能以少数服从多数来判断是非呢，更何况水电部领导在组织论证中得到的所谓“多数”还是个虚假的数！
更荒唐的是，由于水电部为了保证论证结果达到部里的预设目标，把各个专题组的研究相互分割、彼此孤立，而丝毫不顾专题组之间相互矛盾的意见是否可能从根本上推翻三峡工程的可行性。例如，泥沙组为了减少泥沙淤积、延长水库寿命，提出的水库运用原则是“蓄清排浑”，即汛期到来时，开闸放水，让带较多泥沙的浑水下泄；而防洪组从汛期的拦洪需要出发，提出的水库运行原则恰恰相反，是“蓄浑排清”。那么，究竟汛期到来时，三峡水库是要关闸蓄洪、减轻下游洪灾呢，还是开闸泄洪，减少库区淤积、加重下游洪灾？蓄了洪就必然严重淤积、水库寿命会大为缩短，保了水库寿命、那三峡水库实际上就根本没有防洪能力。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居然都假装未发现，而听任泥沙组和防
洪组的两个互相矛盾的论证报告都顺利通过。由此可见，论证领导小组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谨慎小心的论证，而是怎样让论证过关、让工程上马开工。
最后，在如此论证的基础上，水电部向全国人代会提交了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告，供代表审议。严格地讲，这样做是不恰当的。因为，人代会代表并不了解与三峡工程相关的复杂的技术、经济、生态、社会等问题；何况，提交给人代会的报告根本是水电部“一言堂”的产物，连专家们都不能发表不同意见，怎能强迫人民代表们负起为水电部背书的责任呢？虽然代表们并没有足够、可靠的信息，但不少人还是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于是三峡工程的议案付诸表决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表决结果，有177 人反对，644 人弃权。后来我就此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人代会上给代表们看的全是正面意见，没有反对意见；但在会议讨论时，很多专家和代表（特别是四川代表）还是提出了问题和不同意见。
三峡工程的论证过程反映出两种倾向的结合，一是主其事者主观、专断，没有科学头脑，又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二是防洪的指导思想中片面依赖大水库拦蓄洪水。
三峡工程能解决长江流域的防洪问题吗？且合理吗？在三峡工程上马之前，我一向是反对的。1993年3 月12日，三峡工程尚未宣布正式开工，我出于责任心，曾给中央常委上书，题目是“关于三峡工程建议听一次反面意见”。我写到，现在通过的175 米大坝方案必将引起泥沙淤积，影响重庆港，阻碍航运。七十年代谈论葛洲
坝问题时，周总理曾明确指出，长江开发，航运第一；他还疾言厉色地说道，如果碍航，就要炸坝。我就三峡工程问题问过负责论证航运的交通部的同志，他说，三峡大坝175 米方案有关航运的问题，有些并未落实。我认为，长江航运关系到四川的改革开放和今后的长远发展，至深且巨，这同所谓的荆江大堤受千年一遇洪水的威胁，自不可同日而语。在论证175米大坝方案时，并未提出准确可靠的解决泥沙淤积的办法。我在这次上书中最后说道，“我郑重向中央建议：请中央找一些有代表性的、持有各种不同意见的、反对三峡工程（或175米方案）现在就上马的专家学者，开一次会，认真听取一次他们的意见。请原谅我说句老话：只有兼听则明”。
我是本着对历史负责到底的态度来谈这些事情的，不管我的意见有没有人听，我还是得说出来、写下来，立此存照。所以，1996年三峡工程上马、开工之后，我仍然写了个意见，认为工程应当停下来。最近香港增订再版我1985年出的《论三峡工程》这本书时，收集了过去十多年中我的有关文章和意见书。我在此书的“再版前记”中说，“出版此书始终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世人了解有关三峡工程争论的历史过程。二是希望有助于国家重大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至于三峡工程本身，几十年来尤其直到上马之势已定后，我要说的话已经反复说过了，说够了。区区寸心，天人共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或者聊以自慰：”我已经说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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