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京浩提到崔秀英:中国经济须克服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

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
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 中国经济须克服“三不”

（2011-06-13）

　　改善民生、完善保障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十二五”（2011-2015）期间最重要的事。经济增长方式若不改变，中国将绕不过三个“不”的问题（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社会保障若不完善、人民不敢消费，继续大幅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将导致经济大波动，出现经济虽然增长但社会却不和谐的局面。

　　中国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昨天在新加坡报业中心以“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忧虑”为题发表演说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指出，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进入关键的“十二五”期间，机遇与忧患并存，中国既要抓住机遇、也要有忧患意识。而全中国最具这两种意识的代表，他打趣地说，就是上周忙于参加全国高考的高中生。

　　而在谈到国际化和市场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时，姚景源和出席者分享生动有趣的个人经验，也逗得全场大笑。昨天的活动是《联合早报》与“通商中国”联办的“名人演说”系列讲座之一。

　　姚景源用四个“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来讲述中国经济在“十二五”期间的机遇，他得出结论是，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刺激需求、市场化给予活力、国际化提供空间，所以“十二五”期间是中国经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中国城市化仍落后

　　他花了不少篇幅讲述城市化及需求的问题，并指出“宏观经济，说到根本上就是四个字，就是供给和需求”，工业化是创造供给，城市化是创造需求，而中国的宏观经济的深层次的问题，始终是一个需求和消费不足的问题。

　　他指出，虽然中国工业化在过去30多年神话般地发展，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却是落后于工业化发展，1978年的全国的城市化率是17%，现在是47%，发达国家是78%，中国没办法比。

　　姚景源认为，2020年要达到全面小康的目标，得依赖城市化；要解决三农问题，也得依赖城市化。现在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是三比一，姚景源指出，让农民变市民，农民的收入就能提升三倍、消费也能升三倍。所以“十二五”要大力推动城市化，城市化也就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和空间。

　　在谈到中国的忧患时，姚景源认为，情况是“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

　　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方面，他指出，中国的GDP总量虽然成为了全球第二，但人均GDP却在一百位之外。至于结构矛盾则是，经济发展遭遇资源和环境的约束日益加剧，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失衡，创新能力不强，分配差距又比较大，产业结构不合理。

　　他说，中国要在“十二五”期间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实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如果做不到，中国经济就有三个不的问题绕不过去。三个不的问题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从供给的层面来看，中国具体三大问题是：农业（第一产业）太薄弱、工业（第二产业）大而不强、服务业（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太低，只有43%，比印度还要低。

　　姚景源以服装业的出口量为例讲述中国工业的问题时说：“中国给全世界每个人做‘三件半衣服，两双鞋’，但这些里面，都是别人的牌子，没有自己的品牌。我们没有创新能力，微薄加工，大而不强。资源出去了，污染流到我们这里。”

　　他指出，中国确实存在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经济增长靠大量资源投入，靠大量石油和钢铁进口，走到了高能耗、高污染的地步，没有可持续性，所以中国必须转变发展方式，转到以创新、人才、技术为主的增长方式。

　　从需求的层面来看，投资、消费、出口这三大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而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消费对整个经济增长贡献率不足。

　　他说，大幅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很容易大起大落，因为投资下滑，经济就下滑，而且消费不足也会导致社会出现不和谐的因素。

　　据报道，居民消费一直是中国经济中的一块短板，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三成多，远低于欧美国家70%的水平。而与消费联动的是社会保障，要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拉动力，就是要让人民有钱、要缩小分配差距、要有社会保障，不然人们都不消费，把钱都放到银行里去。

　　因此，他点出：“十二五规划最重要的落脚点是八个字，改善民生，完善保障，这是中国这五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有了社会保障，才能提升消费。”

　　在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姚景源也说，中国确实应该反思，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过去是追求量，追求GDP，现在应确立在，“是为了民生、为了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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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景源语录

　　好几年以前出差到美国去，儿子特别崇拜美国打篮球的，要我给他买篮球。我到了美国商场，篮球上写着“中国制造”，我说我不要了，我换一个商场，仍然是中国制造。售货员告诉我，全是中国制造。没有别的方法，球，我买了，我说请你把这个气打足。我坐飞机从美国把篮球抱回来，回到家里，我把球交给孩子，我说球是中国制造的，但是里面的气，在美国打的。

　　——谈国际化，全球可见“中国制造”

　　十几年、二十年前，到了国外，人家基本都把我们当日本人。现在到了欧美，人家老远就喊：“你好！便宜！”我到了莫斯科，到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门口，有个俄罗斯军警在站岗，他给我敬个礼说：“同志，你好！”外国人会说中国话，我心里很高兴，回说：“你好，谢谢你！”还有下一个话，谁也猜不出来，他说：“同志，请问你有香烟吗？”

　　——谈国际化，外国人都会说中国话了

　　1984年、1985年，我第一次出国，国家在80年代会给个人民币（下同）500块钱补助，置装费。在中国来说，这不是小数目，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月工资56元，我是研究生毕业，一个月工资62元。所以，500块钱是一年的工资啊。那时还有个福利，在单位有公家的服装，工作人员可以借公家衣服穿。（为了省钱）当时我们都借公家衣。你们想想，你们在80年代接待的中国代表团，穿的大衣都一样！——谈中国30多年来经历改革开放的变化

　　两个女孩子穿了同样的衣服，现在有个专用名词，叫做“撞衫”。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穿衣服都是凭布票取得，那是全国人民大撞衫了。现在，撞衫的概率绝对是小于马路上的撞车。

　　——谈中国市场化给经济带来生机和活力

房地产市场应两条腿走路

　　中国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指出，房地产市场应该是两条腿走路，一个是加大保障房的建设力度，另一个是研究如何让房地产市场健全发展。对于中国今年是否能实现把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控制在4%时，姚景源表示“有难度”但“能实现”。

　　姚景源是在回答与会者提出这两个热门课题时，提出上述看法。

　　他说，解决房价问题的其中一个方法，是加大保障房的建设力度，让更多中低收入者，可以“居者有其住”，这个需要政府来承担责任。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建3600万套，今年则是要建1000万套。

　　至于CPI的问题，姚景源指出，中国面对一个外在和两个内部的难题。外在方面 ，受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主要应对的招数就是印钞票，加上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都使中国面临相当大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内部方面，一个是，为了应对中国实体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府通过四万亿人民币的投资来支撑经济，钞票发多了。另一个因素是，中国农业太薄弱了，产品流通体系也更为薄弱。

　　虽然面对这些难题，但姚景源认为还是能把今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控制在4%，并且评估到了今年第四季，CPI“应当说回落比较明显”。姚景源指出，两大因素让物价不至于恶化。

　　一个是中国粮食经连续七年丰收，粮食储备非常充裕，按照国际标准，一个国家的粮食库存储备的安全警戒线是占一个国家一年消费量的16%到18%，现在中国已经超过30%，必要时可以抛售国家储备平抑物价。

　　另一个因素是，中国的工业消费品如电视机，仍是供给大于需求，这有利于遏制工业消费品的价格上涨。